宪法发展范文10篇

发展的前文无论是对宪法本质的探讨，还是对宪法价值的梳理，都是为了论述宪法的发展做铺垫。借鉴前文的成果，如果说宪法的价值在于满足人的生存和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那么，我们不妨把宪法区分为满足人生存需要的宪法和满足人全面自由发展需要的宪法。再进一步笔者可以将前者简称为生存型宪法，将后者简称为实现型宪法。生存型宪法的目的在于为人有尊严的活着提供法律支撑，实现型宪法的目的在于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宪法的发展演变路径为：由生存型宪法向实现型宪法螺旋上升演变。具体论证路径如下：

（一）前国家阶段———生存型宪法的出现

在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生存是人类的首要问题。对此马克思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③为了生存，人类先后组成了氏族、部落等共同体组织。在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必须互相协助，共同决策，共同劳作，平均分配劳动果实，共同抵御外侵。在这个时期，没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分，所有人的私事都被当做公共事务来看待，否则这个人的生存便成问题。这就是最原始的民主形态，而要使这些原始的民主制度持续发生作用就要依靠图腾崇拜、仪式习惯、乡规民约、德高望重老者的道德影响力等最原始的宪法规范。这时的宪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本共同体内的成员能够活着，并且能够不被其他部族奴役的“有尊严”的活着。因此，这时期的宪法是生存型宪法。

（二）国家阶段———生存型宪法的否定之否定与实现型宪法的端倪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发达，阶级开始出现，国家随之产生。由此，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浑然一体的状态被打破。少数衣食无忧并且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或被推举，或自告奋勇出来专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绝大多数人继续从事日常生产劳作，逐渐产生了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和代表私人利益的“权利”之分。因此，笔者把国家阶段的宪法分为权力型宪法、权利型宪法和平衡型宪法。

1.权力型宪法———生存型宪法的异化

本文作者：杨肃昌田玉忠工作单位：兰州商学院会计系

一、前言

一国的社会思想文化滋养一国的宪法制度。在浩瀚的社会思想文化中,那些影响宪法的形成、发展及其实践并稳定地发挥着影响功能的思想文化构成了宪法思想的主体内容¹。属于价值层面的宪法思想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来达到对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或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影响。现实中任何宪法的制定与修正,都应该适应或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想文化,从而使宪法理念获得人们的普遍承认并转换为比较一致的社会行为。否则,宪法建设如果疏离于人们基本认同的社会思想文化,那么人们对宪法的信仰将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的宪法也就难以持久。宪法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思想文化土壤中的,它本身又是西方历史长期演生的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形态,体现着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蕴涵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但这种制度一旦被引入中国,就要受到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特殊性的锻造,并要与之相适应º。中国1912年的5临时约法6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法所明确的价值准则是西方宪法或其宪政所宣示的内容,故无法与根深蒂固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相融合,忽视了中西方社会思想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失去了构成宪法制度所必要的环境支撑和理性基础。可见,宪法思想是宪法之魂,宪法是宪法思想的规则化,而宪法实践则是宪法思想和宪法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展现。对于国家、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宪法思想既可通过宪法以制度的路径和形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加以规范,也可以文化和理念渗透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选择中来体现出影响。当今中国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许多与宪法有关,需要从宪法角度进行探讨与研究,对此就必须弄清影响宪法制度及其建设的社会思想文化,即宪法思想。宪法思想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认识问题的平台,这种在更高的层面上将历史的和社会的思想文化内涵与宪政的普遍性原理相结合而构建的认识平台,是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之源。所以正视宪法思想,是为了以新的视角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释,以此来更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与现实对策。今天中国已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宪法建设也进入一个寻求与注重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新阶段。不同社会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比较中体现出各自独特的价值。发展中的中国宪法应该反映和吸纳那些具有合理价值内核的思想文化精髓,特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成熟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古今中外多种宪法思想通过复杂的互动过程,形成了未来中国宪法发展的演变基础。宪法思想的发展必然带来宪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宪法实践的进步。

二、中国古代宪法思想

近代宪法形成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宪法思想的萌芽早在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就已存在,体现在西方宪法中的思想文化基础根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中,后在近代的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和完善,主要有人性自然论、人民主权论、法治论、分权论和道德法律论等。中国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没有近、现代出现的宪法,但存在影响近、现代宪法形成及其内容的思想文化基础。一国的宪法思想不可能脱离于一国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而凭空产生。把脉中国宪法思想,可看到它是根源于中国儒家学说的鼻祖孔子和孟子»,并在历代儒家弟子的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体现在中国近代、当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等人的理论和思想中。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具有继承性,也带有明显的时代性。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许多传统的、主流的思想文化逐渐汇入了中国悠久的宪法思想河流中,并沉淀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思想文化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概括起来,主要有:1.人性社会化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来说明人性,并以此来判断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及其政治属性。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孟子在孔子人性论基础上,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之所以现实中存在着那么多的丑恶现象,是因为有些人追求利益而失去善性所造成的,并把善与利看成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标志。孔孟人性论为其以后的许多封建学者,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唐朝时期的韩愈、南宋时期的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孔孟人性论同样对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2.集权论。在民主和集权的选择中,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大多偏向于集权,甚至包括古代中国的法家。按照法家的君主救世说,专制君主制是人类历史发展所必然。儒家总的说来倾向于集权,如孔子认为君主天生是臣民的主人,他拥有臣民就像拥有房屋和土地等私人财产一样。一些儒家学者不光自己提倡集权,而且还提出多种方略为统治者强化集权出谋划策。例如,儒家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使儒家的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在历史上,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建立起千年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3.人治论。同集权论思想相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主张人治。人治论直接与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相联系,并为之服务,如儒家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的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等论述都是人治思想的体现。儒家学者董仲舒通过其天人感应理论竭力主张人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事断于法,贵公弃私,似乎反对人治,但事实上很多法家学者也清楚表明,法律为统治者所制定,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4.政治道德化论。中国传统的思想是将政治道德化,在两者之间画等号。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周朝统治者的以德辅天思想。孔子推崇德政,认为统治者的德政能使其处于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受到臣民的拥护。孟子也非常强调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董仲舒主张为政当以德化,以德为政,固守其德,这才能统治好国家。实际上孔孟的德政是把国家命运维系于明君身上,并要求臣民守德尊上,这又与人治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提倡德治,将政治道德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很多,诸如唐朝的李世民、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夫之和清朝的顾炎武等。从今天看,上述中国许多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论述和主张实际上涉及到人性与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民主与集权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他们的论述和主张,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期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论述和主张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宪法思想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中国近代宪法思想

五四宪法的产生经过

五四宪法的制定处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立即制定宪法。后来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大陆上的军事行动结束，西藏和平解放，祖国大陆空前统一；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完成；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抗美援朝的胜利增加了我国的独立地位；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增加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这时，举行全国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成熟了。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以为主席、由、宋庆龄等33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启动制宪工作。1954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由主持，在杭州西湖草拟宪法初稿，这个稿子经北京五百多名高级干部和全国八千多人讨论，易稿二十来次，于3月23日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作为起草工作的基础。经过81天的辛勤工作，开了七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形成了宪法草案，并于6月1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向全民公布。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进行了3个月，共征得意见118万条。据此，又开了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

体会议及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进行反复讨论修改，于9月15日向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草案经会议全体代表热烈讨论，最后于9月20日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的产生过程为我国后来的修宪工作提供了经验。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包括同各派和党外人士的协商与合作。由全国人大发挥制宪会议的职能，也反映了中国政制的特色。当然，首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并非单纯是制宪会议。这次会议除制宪外，还完成了诸如通过预算、组织政府并进行了一般性立法等多项工作。

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

发展权作为一项由全体个人及其集合体有资格自由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主张的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发展所获利益的基本人权形式，随着近几年人权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在整个世界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使得更多国家的宪法对其做出积极反映。我们研究发展权与当代宪法发展的关系，对丰富当代宪法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和更好地保障发展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权是宪法人权的新发展

1．发展权对个人权利原则的发展。传统的宪法人权观都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孤立、单个地对待个人权利。发展权并不否认个人主义法律价值观合理的一面，同时也侧重于“人”作为社会集合体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其基点在个人，又不惟个人，还包括人按照特定方式结合而成的民族和国家等集体。

2．发展权对宪法人权内容的拓展。发展权涵盖了传统人权的部分价值内容，是在生命及由此产生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形式上的拓展与提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广泛发展，是一项旨在增进、延伸和强化所有传统人权的基本人权。

3．发展权对宪法人权普遍实现的推动。发展权作为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对于全人类人权的普遍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功能。理论上，发展权以其自身具有的超越于其他人权的价值优势和复合性人权的要素，极大地丰富了人权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发展权法律制度的安排立基于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他人和社会获得合法的发展利益，充分享有免于他人对自身发展权利施以妨碍和侵犯的消极自由和能动自主地谋求发展的积极自由。实践上，发展权能够不断地消减发展差距与发展障碍，保护人权平等，增进社会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进步。

二、宪法对发展权的意义或功能

关键词：宪法宪法生长宪法哲学宪政

摘要：通过对宪法诞生的讨论，对宪法哲学建构的解读，以及对宪法成长中功能和目的演变的描述，探析了宪法生长的环境和过程，并对中国宪法未来的宪政之路的完善提出了看法。

一、宪法的诞生：国家经验的总结

近代以来，人类逐渐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群体组织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如主席所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种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断地超越国家秩序的界限，地区性的联盟和世界范围的联合国也都在努力寻求制定一部属于自己的宪章或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无非是人们对以往历史阶段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国家层面上的经验所进行的批判性总结，以期新的政权少犯些错误，统治得更长久。因此，可以说宪法正是随国家的诞生和更迭而理所当然地诞生和更迭的。

对于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类公共社会来说，宪法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内最高的和最有权力的政治阶层所做的决策活动的结果，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宪法蕴含了任何人都应当信仰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最后在于宪法提供了国家组织、运行的概括性范式。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依凭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自觉孕育出的宪法才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发挥作用，并且能让这个国家以此为荣的有着无尽生命力的宪法。宪法中的任何舶来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历史土壤和现实基础不同(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往往会因移植前的营养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宪政的过程中变得暗淡无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学者所关注的宪法应当是视野上更为宽广的宪法，而不应只关注现代意义上(18世纪以后)的宪法。也就是说，对宪法有关概念的理解始终要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旦我们认识到，宪法的本质其实是在总结前朝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用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时候就不能再武断地说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定义得并不准确，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没有宪法，只不过它们的宪法还没能发展到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宪法的层次。

本文作者：刘景欣工作单位：北京司法部

现代西方国家往往自称为法治国0,即以法治为其治国的目标和模式。而其法治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将纸上的宪法0通畅地实施于社会的全部,成为现实的宪法0。实现这一环节需要诸多法律制度予以支持,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就是宪法监督制度。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制度起源早,发展快,相对发达,基本完备,已是西方国家法治的支柱制度之一。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制度的综合考证,力图为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宪法监督制度提供模式参考。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制度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产生之后,而非与宪法同生俱来。在西方国家中,法律适用过程是复杂而相互矛盾的,规范性文件汗牛充栋,所谓宪法至上的原则受到侵袭和破坏,不常符合宪法、法律的相互抵触的法院判决为数甚多,这一切都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设立权威的监督机关对宪法实施进行经常性的审查,确保资产阶级的民主秩序。如是观,宪法监督是在有了宪法事实之后应运而生的。而宪法监督制度和方式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并非产生于同一时期。尽管其经济性质和阶级本质相同,但每个国家宪法监督制度的确立和发展都有各自的思想观念,现实的需要,历史习惯,传统的衍化,以及外来因素的影响等。因而,西方国家宪法监督制度也就形形色色,不是单一的模式,其渊源与发展也不尽相同。宪法监督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经两个运行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十八、十九世纪,为违宪审查的初生和发展,已形成了立法审查和司法审查制度(后者被称为分权式,即美国模式)。第二个时期是二十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是宪法监督的确立和完备阶段,又新建了专门机关审查制(亦称为集权式,奥地利式,凯尔森式)。至此,当代西方国家的三种宪法监督模式得以确定下来。此外,西方有的学者认为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士)采纳了混合制0,这种制度不仅把宪法监督权赋予专门法院,而且允许普通法院漠视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这恐怕不足为证,根据瑞士联邦宪法规定,参议院、联邦议院共同管辖各州宪法与领土的保障,执行联邦宪法、保障各州宪法,执行联邦义务的措施,对联邦行政及联邦司法的最高监督,关于联邦各机关之间职权的争议,等(第八十五条)。所以,瑞士更应归属于立法机构监督制。宪法监督制度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已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构成,其地位愈加突出和显要,且具有强化的趋势。从其产生、发展及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加以考证,可以归纳总结出普遍表现的共性和各具风格的特性。

一、宪法监督机构的特定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各西方国家大都采用最高国家立法机关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审查违宪、监督宪法实施的机构,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天然特权,其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论,议会代表人民,其立法权是至高无上的,它能指定和解释宪法并监督宪法的实施,只有立法机关独占这一权力,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则只能望其项背,不能分享使用。英国为其代表者。部分国家采用司法审查制,由全体司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其理论是司法机关是适用、解释法律的机关,拥有的只是审查违宪的权力,并非拥有立法权。如果立法机关表现在法律上的意志和人民代表表现在宪法上的意志相抵触,法官只能遵守人民的意志而不受议会意志的约束。因此,司法机关当然可以解释法律和宪法,审查违宪的法律、法规和命令。以美国最具典型。少数国家采用宪法法院监督制,将宪法监督权保留给一个专门的机关。这是一种政治代表机关,有人另称之为准法院监督。西方国家宪法学者认为,必须设置特别的机关以判断和决定违反宪法的法律和其他行为无效,这是由区别宪法制定权和普通立法权所产生的当然的结果。而可以担当此任的机关不是法院,而必须为政治代表机关。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改立法机关监督制为司法审查或宪法法院监督制,特别是宪法监督机构专门化,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而且,有继续演进的趋势,除已有的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外,结束了延续达300多年殖民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设立了宪法法院;九十年代分化的国家,如俄罗斯,根据1993年12月12日全民公决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也设立了宪法法院。不管采用的方式如何,宪法规定或由宪法惯例创制,赋予或建立特定机构监督宪法实施是共同的。

二、宪法监督机构地位和权威的独特性

基于宪法为国家最高法的认同,西方国家确认宪法监督机构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在采用立法机关监督制的国家里,立法机关是西方国家的代议机关,大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拥有广泛的立法权、财政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如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没有5人权宣言6,也没有司法部和最高法院,上议院本身就是英国的最高司法机构,有权重审高等法院审理过的各种案件。尽管当今西方国家政府的行政权在不断扩大,导致立法权削弱,地位有所下降,但在理论上立法机关仍是最高的国家机关,并在实践中具有较高的权威和地位。采用司法机关审查制的国家,大都采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或类似的制度,被描述为最少危险的部门0的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之一,法院应当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涉,因此,法院也具有相当的权威。当然,西方也有学者认为,授予法院司法审查权将会使他们随心所欲地拼组任何形式的政府,对于司法权没有明确划分的界限,似乎这一权力象无边无际的大海一样。事实上,在美国,最高法院在其二百年的历史中,的确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国家独立仲裁人的声誉,它实际上是国家的第四种权力0。专设宪法监督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法庭、仲裁法院等,是现代西方国家强化宪法监督的产物,它作为与议会、政府、法院近似并列的独立机构,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法国宪法委员会曾被称为不过是行政特权的看家犬0,但在最近几十年中日益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在执政的多数派和反对派之间起了调停的作用,并在议会和政府间保持平衡。在德国,根据宪法法院本身的裁决,宪法法院限制其他宪法机关的权力并分配权力给它们,,宪法法院是具有权能的,合法的-宪法保卫者.0。(5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6第85页)宪法监督机关的高度权威直接体现在它的违宪裁决的效力。被宣布为违宪的法律,便失去效力,不再适用;关于国家机关权限、中央与地方权限等等争议的裁决,都应予以执行。在美国,宪法判决原则上只对有关案件有效,但由于美国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法律经法院宣告违宪无效,对其它的以及后来的法院具有遵循先例的约束力,所以,最高法院宣布某项法律违宪,等于是行使绝对否决权。意大利,宪法法院宣布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的某项规定为违反宪法时,则该项规定从判决公布的第二天起即失效。法国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条款不得公布,也不得执行,有关法律事实上就成为死法。

本文作者：苗连营吴礼宁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必然以保障人权为其根本价值追求，一套体现宪政精神的法律制度必须以保障人权为其核心命题和最终归宿。我国当代宪法的发展过程同样体现出了人权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并且经由观念的发展、个案的推动和文本的修改，使这一精神和要求不断得到彰显。但是宪法原则必须化为具体行动才会结出现实的果实，29年4月13日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借此机会，梳理我国宪法中人权规范的发展演变，并揭示其特点与发展趋势，对构建独具特色的人权行动纲领或许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一、宪法价值的法理诠释

从近代以来，人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是根本、是目的这一价值判断成为共识，并进而决定了确保人自身价值实现的人权的根本性地位。按照康德的理论，人不应该把他人作为手段而应该把他人同时也作为目的，否则就是一种不正义的表现。正义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与人的存在相一致的正义，是一种尊重原则基础上的正义”。①在每一个人都是以目的而不是手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有资格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提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要求和基于这种正当要求而行动的自由，这也就是在正义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够获得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正义存在，如果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不平等的，只能是另一个人的手段时，就使得一个人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人的尊严和地位，不再是社会上受尊重的主体，成为了他人完全的奴隶。因此，人权是以对他人的尊重为伦理前提的，人权是一种目的性利益，它是以“人是目的”作为自身的伦理核心的，所以人权不得放弃、也不得转让，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分配、交换和赠与。但是，人权在被写进宪法之前仅是一种道德权利，只具有使人们对各种事物产生思想上和观念上的正当性批判的功能，但随着人权入宪，人权从应有权利进入了法定权利状态。正如米尔恩所言，“人权是道德权利，不是政治权利。……任何一项人权只有在特定场合下的解释对它提出要求时，才能成为一项政治权利。”②为什么人权不能仅仅停留在应有权利阶段而必须被写进宪法呢？首先，从人权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人权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主要表现为道德主张，在形式上不够公开和明确，而人权入宪之后则使其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和一致性等特点，使原来裸露的权利加上了一层法的外膜，从而具有了法律的优点。这些优点就是富勒所说的法的内在道德性，即一般性、公开性、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稳定性、同一性等特点。③其次，从人权保障机制来看，人权在入宪以前主要是靠人们的内在信念、道德感和社会评价方式加以维护，而人权入宪后在实现过程中有专门机关加以保障和维护。所以，仅停留在口头上和道德主张上，也即仅把人权看作应有权利是不够的，人权要想获得真正的实现就必须成为法定权利，走进宪法。可以说，“尊重原则”使主体找到了人权存在的伦理基础和存在的正当性，而要进一步使主体真正获得人的地位和尊严就必然要求人权从应然权利形态进入法定权利形态，从而达到人权可以现实化的要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但基于人权的重要性，宪法作为其保障机制究竟能否承担起这一期待，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说宪法权威是怎样构建的，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支撑起人权保障的重担。我们认为，宪法权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其一，宪法自身的法律属性。即通常所说的宪法的几个重要特点，包括制宪程序的异常复杂，宪法的规范性、稳定性、根本性和最高权威性等。其二，权力的多元分配。“宪法权威关乎宪法的生命，而真正的权威决不单是规范意义上的，因为规范中的权威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被扫除干净；真正的权威也不单是道义上的，因为观念的冲突也会使权威发生分裂和消解。宪法的权威还必须存在于一种合适的政治结构中，或者说，一种合理的政治结构是宪法权威的基本保障。”④的确，宪法不应当是一堆华丽辞藻的堆砌，它应当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而建立一套确立与维持人权保障的政治结构。所以，宪法通过对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规则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并进而实现对人权的根本保障。其三，国家与社会的两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两分是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并为宪法权威的建构奠定了社会基础。宪法则沟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居于二者之上并保持着二者的平衡，从而具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其四，宪法自身的正当性。宪法本身不仅仅是一纸规范，更是人民权利的宪章，通过确认不可让渡的人权来体现其理性，也即民主让渡不能违背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与精神。宪法通过规定和保障基本权利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又反过来论证了其权威性，二者相辅相成。总之，人权保障体现了宪法的终极价值，是宪法的全部意义所在。宪法的保障则是人权最直接有效的保障形式，没有其保障，人权就不可能转化为公民的法定权利，它将永远停留于一种无国家强制力的道德诉求或主张，停留于习惯的运作状态。同时，人权本身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又对宪法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该制约作用正是宪法权威的依据，也是道德意义上服从宪法的依据。我国宪法的正当性同样是从人权保障条款中获得的，虽然直到24年，人权一词才正式进入宪法文本，但是此前的宪法文本同样体现着人权保障的精神。撇开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不论，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不乏对公民（人民）基本权利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人权这一字眼，但这些规定仍然是人权精神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虽然在改革开放前，这些规定并不具有实践上的价值，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逐渐显现出蓬勃的生机。

二、从思想到规范的转化

人权，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有关自然权利或道德权利的法律概念，更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性问题，而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西方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人权理念、人权原则也都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孕育产生并显示出其巨大的制度性意义的，人权的基本原理也由此受到了思想家们相当精彩而深刻的解构与论证，其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相关国家的政策选择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世界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先有了人权思想，然后才有了宪法文本对人权的宣示，我国也不例外。要在我国宪法文化中追溯人权概念的源头，需从民权概念谈起。民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日本，有主权在民的含义。此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历史现实的需要，以民主理念为基础吸收中西政治思想而融合生成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中国的民权话语有其独特的内涵，所指的不是不受侵犯的个人权利，而是一种公共参与的权利。以民权概念来表达人权和民主的诉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民主一词很敏感，而人权概念所要突出的是个人，这又与传统文化偏重集体、排斥个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民权概念更容易为当时的情势所接纳，因此，民权概念与人权概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别。而对于近代意义上人权概念及其特质进行阐释的，最早要属严复。严复以天赋人权观念对抗君权神圣理念，宣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各得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⑤可见，严复宣扬的人权是天赋的、不可转让和分割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平等。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与改良派走到了一起，并且和新兴的革命派达成了一致。此外，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也热情地宣扬天赋人权思想，然而无论是严复的自由观念，还是康梁的天赋人权思想，以及谭嗣同等的“仁学”主张，都在表达着一种工具主义理念。其中偏重于对“民”的重视，而少有对“人”的关注。而真正实现从民权到人权概念转变的，主要是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人权作为独立之人格、平等之权利、自由之思想被提出来，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张扬与崇信。在这里，人权意味着“要独立自由之人格，要平等自由之人权”。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迎来了人权建设的春天，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初期，“人权”概念曾经是一个禁区。然而虽然没有援用“人权”概念，但是新中国的立法还是明确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1954年宪法就比较全面地确认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⑥后，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部分规定，并且在思想界出现了第一次人权研究的热潮。1982年宪法对中国公民的权利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不过对一些具体的权利规定和在“人权”概念方面仍显得有些滞后。1988年前后，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4周年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法国《人权宣言》发表2周年，中国又开展了关于人权的讨论，被认为是第二次人权研究的高潮。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人权讨论的第三次热潮并持续至今。这次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991年11月1日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白皮书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一是突破了“左”的传统观念和禁区，将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强调实现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崇高目标”，“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理直气壮地举起了人权旗帜；二是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等基本观点为线索，鲜明地树立起中国的人权观，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此后，人权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每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在阐述对外政策时，都要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自此人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禁区，学者们也积极地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权理论与实践的发展。2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可谓中国民主宪政和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人权观念的误解、禁区到理直气壮的发展人权理论，再到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特别是宪法上人权保障条款的诞生，不仅直接折射了人权观念在我国的解放和发展，更标志着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的跨越。2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9-21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这份文件涉及到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利等具体的人权内容，其中民生问题尤为突出。虽然民生不同于民主，也不是一项具体的权利，却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改善民生也是人权制度的现实追求，因此把民生问题作为重点加以强调，有利于促进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善。同时，这份文件的，表明人权概念不再仅仅是一个法律原则和社会理想，更是一项具体的行动目标，从而使人权保障工作变得更加具体和有的放矢。

引言

“行政法是一种导致文明生活的力量，是国家的金质纽带”[1]“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一般原则，至少不能全部地见诸实施。反之，没有宪法作为基础，则行政法无从产生，至多不过是一大堆零乱的细则，而缺乏指导思想。”[2]可见，研究宪法、宪政不能不研究行政法。

我国现代行政法和整个现代法制一样，是从1978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我国是一个受封建统治时间很长的国家，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法制传统，现代法制观念是19世纪末才开始从西方传入我国扎下根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制建设曾一度受到重视，但后来又逐渐受到干扰，直至“”遭受彻底破坏。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的极“左”错误路线，重新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从此，我国的法制建设才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所以，我国真正比较集中致力于法制建设的时间实际上才十几年，这是研究我国法制状况必须特别注意的一个时间概念，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概念，而完全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待我国的法制建设状况，就很难得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如前所述，行政法与宪法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因此，行政法的发展必然会对宪法产生直接的影响。本文试图就我国现代行政法的发展状况以及对宪法的影响作些探讨。

我国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三个阶段

根据宪法确立的立法体制，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从1979年到1997年3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了311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已经制定了740多个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批准了4800多个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区共制定了300来个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或者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共制定了28000个规章。在这些法律、法规、规章中，行政法占绝大多数，刑事、民事在数量上只占少数，特别是行政法规、规章基本上都属于行政法范畴。

一、经济法发展的宪法基础

宪法是根本大法，经济法的发展需要依靠宪法。在大力发展经济同时，要注重经济法的完善，经济法的完善需要依据宪法为基础，经济法是保障经济高速发展的法律基础，经济法促进了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宪法规定了经济法的规范要求，实现法律的整体功能。经济法是解决经济问题法律，要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结合宪法制定一个科学的法律，让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经济法在经济实践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要针对问题，以我国宪法为基础，进行科学的进行经济法完善，以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经济法要取得较大发展，就必须充分重视其宪法基础，从中汲取营养并获得支撑。同时，推进宪法的全面实施，也必须重视经济法的发展，因为宪法的许多原则规定，都需经济法来加以落实;如果经济法的发展不充分，就会影响宪法目标的实现。事实上，经济法的发展，既是宪法规定的要求，又是宪法发展的要求，它对宪法的发展同样具有推动作用。经济法在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也对宪法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宪法是根本大法，但也不是不变的，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也是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为其它法律提供基础保障。

二、经济法的发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

(一)经济法的发展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宪法的内容，进而推进宪法的发展法律是一种约束，也是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与发展。现在是全球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经济纠纷是一种常态，必须要用经济法去解决实际问题。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经济法必须发展与完善，用来适应经济问题的出现，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法律保护。经济法在修改完善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修改，要考虑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有时候可能需要跟宪法出现不一致情况下，有必要的时候需要进行宪法修改，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提高中国企业的知名度，因此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进而推进宪法的发展，为宪法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二)经济法的发展对宪法发展的推动，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显现我国宪法简单明了，只是一个总则，对其它法律约束较少，经济法的发展与完善对宪法影响不大，宪法改动很少。但在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条文很明确，比如在美国，经济法的改变，必须修改宪法，要就违背宪法的条例，经济法的改变对宪法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促进了宪法的发展。

三、经济法与宪法在发展中的协调

(一)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经济性”，是两者能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宪法与经济法都涉及经济领域中的法律条文，这是二者的共性。随着宪法中经济性规范与日俱增，宪法的“经济性”日益凸显。经济宪法的不断丰富，体现了时代需要和发展要求，而且从发展趋势上看，经济宪法可能仍会与日俱增。要落实和体现这些经济宪法，就必须大力推进经济法的发展。反之，如果一国的经济法不能得到实质的发展，则不仅其宪法的规定不能落实，而且还可能在实质上损害其经济发展。事实上，各主要国家都曾经或正在努力构建较为完备、发达的经济法制度，这对于推进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其它领域发展，宪法是各个领域的基本大法，提供法律支持。(二)宪法与经济法所共有的“规范性”，为两者的协调发展提供了规则基础经济法制定是依据宪法的法律条文，其“规范性”是一致的，这是二者协调发展提供了规则基础，也就是其形式是一样的，经济法在修改过程中，促进了宪法的发展，反之，经济法的修改与完善需要遵循宪法，就是二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共同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内容提要：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性根基，是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导引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具有导向和制约作用，我国应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关键词：宪法发展刑法目的生成

刑法的目的，就规范意义而言，是指在社会力量的作用或影响下，国家制定和适用刑法，积极追求刑法的某些特定功能、作用和价值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它也应是不同层级目的的总和。前者更侧重于狭义上的刑法目的；后者（目的总和）却是广义上的刑法目的。但是，刑法目的不是无缘无故地生成（产生和形成），而是具有其特定的生成基础。现代刑法目的的生成根基大致有三：一是宪法性根基，它指刑法目的在生成过程中根植于宪法中的基础，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当然包括宪法修正案的有关内容。二是客体性基础，即可能被择定为刑法目的内容的那些对象，如刑法（客观）功能、作用和价值等。三是社会性基础，它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刑法目的主体在追求与选择客体性目标以及反馈宪法性根基时，起制约作用的各种社会性背景。本文仅探讨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产生和形成。

一、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

宪法是变化发展的。从世界宪法史看，宪法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革命宪法”，二是“改革宪法”，三是“宪政宪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因此，我国刑法的制定从以“改革宪法”为根据将向以“宪政宪法”为依据转变。宪法基础在变革，由此生成的刑法目的也须随之变化发展。这是刑法目的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否则，不与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相适应，必将破坏宪法之为根本法、母法的尊严，乃至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发展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指导及制约作用。为更深刻地研讨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涉入宪政改革及宪政建设的理论领域。

（一）宪政与宪政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