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地位范文10篇

非公有制经济是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它是中国所有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是通过宪定来规范确立的一种经济成分。宪法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位置，以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基本政策。

一、非公有制在《宪法》中的地位变迁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一共五部，包括：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

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支持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各种经济形式的关系是"国家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关于私有制的规定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这得益于等领导人从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国情出发，对私人资本主义等非公有制经济予以比较充分的肯定。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了过渡时期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四种形式"（1）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2）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3）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宪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指导和帮助他们改善经营，并鼓励他们根据自愿原则向合作社经济过渡；（4）资本家所有制。宪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鼓励和指导他们通过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

19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是第一章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部宪法由于掺入了极"左"的因素，是一部具有严重缺陷的宪法，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遭到了否定而无法生存。

摘要：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更加注重发挥宪法作用、提高宪法实施水平的新要求，需要以宪法视野审视全民健身发展，从宪法高度阐明全民健身的法治地位，加强依宪推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法治自觉。在梳理“全民健身”概念发展与内容涵义以及介绍一些国家将大众健身载入宪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全民健身进行宪法探寻的任务，解析了全民健身在我国宪法内容中的各种关联和体现，认为全民健身具有依据宪法而确立的重要地位，并具体阐释了其地位表现为全民健身是体育事业的重心与基础，是依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实现健康促进的重要途径，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需要国家的服务促进和保障，进而从逐步增大宪法体现、修改《体育法》、充实相关法以及加大依法推进等方面，提出对落实全民健身宪法地位的期待与建议。

关键词：宪法；全民健身；依法治国；宪法实施；体育法治

2018年以来，宪法问题在我国的治国理政和法治建设中不断聚焦：党的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强调要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并首次进行国家领导人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宪法宣誓；中共中央印发意见，提出对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部署和要求；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之际做出重要批示，进一步强调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重大举措，将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尊崇和维护宪法权威，全面推进和保障宪法实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和新阶段。将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宪治国的轨道，要求我们也要以宪法的视野来审视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已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都需要进一步从宪法高度阐明其应有的法治地位，以加强依宪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法治自觉，不断提升全民健身依法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1我国“全民健身”的缘起、使用与内涵

本文探讨全民健身的宪法地位，但我国宪法并没有出现“全民健身”的语言表达。为了说明全民健身与宪法的必然关联，需要先对“全民健身”这一用语的产生发展和内容涵义进行大体的梳理。1.1“全民健身”的缘起和广泛使用。1.1.1“全民健身”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高度重视和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积极调动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体育活动。这样的一种体育形态作为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内容，长期以“群众体育”的用语加以概括而成为体育工作的基本构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体育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快改革的进程中，体育界开始对原国家体委为参加奥运会而提出“省级以上体委侧重抓提高”的方针进行反思，不断从战略高度关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问题。在1984年全国体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全民体育战略”的基础上，1987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马宣建,1990），“全民健身”概念在重要会议上被首次使用。全民健身这一表述，在国家体委对1988年的工作部署中再次确认而成为官方用语（李梦华,1988）。后又在多方听取意见和理论研讨的基础上，国家体委在1991年明确提出“以青少年为重点、以全民健身为基本内容的群众体育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以训练竞赛为主要手段的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战略”（伍绍祖,1991），使“全民健身”作为群众体育的同义词而逐步地使用起来。1.1.2“全民健身”使用的日益广泛。1993年，原国家体委的《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群众体育的制度性改革措施——“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在制定全民健身的社会调研和政策论证过程中，原国家体委在1994和1995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均将该计划制定作为重要主题，并召开多次全国性的研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专题会议，不断向媒体进行吹风通气。各全国性主要媒体随之进行了各种相关报道和大量舆论宣传。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尚未颁布之前，199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国务院政府报告中已经就体育工作要坚持协调发展方针，把发展群众体育，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普遍增强国民体质作为重点，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李鹏,2018）。两会的一些代表就制定全民健身计划发表了很多积极肯定和热情支持的意见，盛赞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大德。通过这一时期的集中宣传，特别是1995年6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作为正式制度文件的规范概念而广泛传播。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中，分别做出“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和“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规定，使“全民健身”获得了明确的法律地位。十六大以来的各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九五规划以来的各次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1995年以来绝大部分年度（除2000、2001、2003、2009年外）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在体育部分以“全民健身”对群众体育工作进行总结和部署。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形成比较完善的“全民健身体系”，与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2009年，国务院直接以全民健身进行命名，分别确定了“全民健身日”和颁布了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自2011年开始，国务院继续制定实施5年为周期新的《全民健身计划》，全国统一在县级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推行《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在国家的相关决策部署和体育工作运行与活动开展的实践中，“全民健身”概念被持续而普遍化地使用，已成为广为社会认知和日益深入人心的专门词汇，成为与“群众体育”并行使用甚至远高于“群众体育”使用频次和宽于其使用范围的规范用语，而且成为国家推动发展群众体育和群众体育广泛开展的重要表征。1.2“全民健身”的丰富内涵。1.2.1健身成为体育健身的同义语。全民健身这一偏正词组中，中心语是健身，即增强和维护人身体的健康（韩丹,1994）。人的身体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包括遗传、营养、医疗、环境、精神、休息和体育锻炼等等。在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与现代文明病的博弈中，体育锻炼愈益凸显其能动的健康价值，成为增进身体健康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从而使体育成为健身中最为积极的因素。这样，健身便与体育紧密连接并直接等同起来，健身也即体育健身，健身成为体育概念。1.2.2“全民健身”是促进人身心全面发展的社会事业。全民健身是全民性和健身性的统一，表明了这是全体国民、广大民众普遍参加的，以强身健体、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基本目的体育，从而与少数具有运动禀赋的体育精英，与提高运动水平、创造优异成绩、冲击人体极限的竞技体育明显地区别开来。通过体育健身所增强的体质和所增进的健康，是两个紧密联系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然而，无论是从“身体没有疾病、不虚弱以及良好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所下的健康定义，还是从“以遗传为基础并经后天形成表现在人体结构形态、生理功能、身体活动能力、心理因素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稳定品质或特征”方面给出的体质定义，都同时包括身和心等多个方面。因此，这里的健身并非单纯的生物学视角，包括各种社会性、文化性因素与内涵。全民健身对全体国民主体的广泛覆盖，彰显出这是在个体健身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参与、全民普遍参与的一种健身方式和体育状态。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13）。只有将广大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积极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通过亲身历练和实践体验，才能产生体育发展的社会效应，使参与民众从中收获身心健康与生活幸福。因此，全民健身是具有广泛民众基础和多方主体参与的跨界性社会化活动，是广大民众改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提升实践，是满足民众身心发展需求普遍施惠于民的民生工程和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政府能动履行职责和提供支持促进保障的国家干预和公共服务事项。

2我国全民健身地位需要进行宪法探寻

本文作者：楼恩满工作单位：中共广西梧州市委党校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宪定的经济成份,其宪法地位是通过宪法规范来确立的,宪法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位置,以及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基本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进行研究,认清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是如何得以确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着怎样的宪法地位,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有没有过变化,这对于进一步加深对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关政策的认识,颇具理论指导意义。

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

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所谓合宪性,是指符合国家性质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对一个国家的性质即国体作出规定后,就要对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作出规定。国家的性质决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符合国家性质的要求。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公有制经济自然是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而非公有制经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因此,社会主义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制定的,1954年的宪法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6都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º但是,那时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暂时的。按照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952年12月,党中央根据列宁过渡时期学说,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宪法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写了进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随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1954年的宪法形式上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存在,实质是确定其不应该存在,至少是不应该长期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违背的经济成份,是要对其进行改造的。所以,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宪定了,但只是形式合宪并非实质合宪。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¼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½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¾邓小平同志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些深刻论述,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1984年1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5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6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92年1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并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份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非公有制经济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实际上是确立了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份存在的经济制度基础,也就是确立了个体和私营经济符合社会主义性质要求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从而使个体和私营经济从形式合宪到实质合宪。

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确立

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前提条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并非伴随着宪法的制定同时确立。前面说到,1954年的宪法是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宪性的,所以,依据1954年的宪法,非公有制经济是没有宪法地位的。其后的1975年的宪法和1978年的宪法,没有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作出宪法规范。À因而,在这两部宪法施行期间,也没有确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有学者认为这是第一次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但是笔者认为,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施行,并没有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理由是:第一,1982年的宪法只是对个体经济作出规定,并没有对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作出规定,个体经济只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其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宪与否都没有确定,怎么能说是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呢?第二,1982年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总的来说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1982年的宪法第六条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并没有确立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本质上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第三,1982年的宪法第十一条对个体经济作出了规定,允许城乡个体劳动者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这只能说是确立了个体经济宪法地位,不能说是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依笔者拙见,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首先,要在宪法上确立一种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次,要确认主要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合宪性。再次,要确定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即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实现了这三个条件,才能说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而这是对1982年的宪法经过两次修改后才完全实现的。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个宪法修正案,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即私营经济的合宪性,接着在1988年6月3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6。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二个宪法修正案,确定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主体具有利益和经济行为的独立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但是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一种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经济制度。所以,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是经过1988年和1993年两次修宪后才确立的。1993年第二个宪法修正案,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确立的标志。到此时,非公有制经济才成为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的经济形式,才具有宪法地位。

如何贯彻和执行宪法，是当前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宪法的明文规定，要落到实处还有相当困难，如法院、检察院的宪法地位问题就是一例。

根据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一府”和“两院”都必须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就是法检两院的宪法地位，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侵犯。为了保障法官、检察官的权利不受侵犯，国家还制定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法检两院的宪法地位受到贬损，法官、检察官的法定权利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有些地方在开展“行风”评议活动中，将法检两院与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工作部门放在一起；有些地方将法检两院纳入政府各部门同时下达招商引资之类的任务；某省政府监察厅和“纠风办”干预检察机关的办案，主持对检察官所谓“错误”的查处；某电视台曾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列入政府所属的“部长访谈录”……，等等。

行政机关职能部门查处行政系统内的违法违纪行为，即使查局长、县长、市长也是完全合法的。但法检两院的法官、检察官则无权查处。但在现实生活中，某些行政机关及其临时机构的官员却滥用权势，粗暴干涉、阻挠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

多年前，笔者曾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与省“纠风办”的负责人进行一次交谈。刚刚触题，此公就不耐烦地说：“照你这样说，法检两院不属行政机关管，那好，涨工资的文件也是行政机关发的，你们法检两院就不要执行好了。”

我是与他辩论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即法检两院的宪法地位问题，他竟撇开这个主题，拿涨工资的题外话胡搅蛮缠，中止了辩论。但这又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用不涨工资来要挟、强制司法机关屈从于权势和胡来的。

关键词：印度；司法审查；宪政制度

摘要：印度司法审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印度司法审查的制度功能主要是对立法和行政的制衡约束，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博奕过程，表现为司法实践中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节制主义的取舍。

印度宪法第32条和136条规定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第226条和227条规定了高等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通过司法审查，印度司法部门有权对在议和己施行的法案进行监督审查，有权对所有政府和公共行政部门的行为进行审查。

一、印度司法审查程度

早期印度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引入英国法上的有限司法审查制度后，最高法院通常采取的是一种“亲立法”的态度，对立法的审查持较为温和态度。但后来许多法官开始打破这一陈规，尤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财产权案件中，与国会形成尖锐的观点对立，以致于在很长时期内，司法和立法形成互不相让的态势。常常是在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判后，国会立即通过一项法令，宣布法院裁判无效，接着最高法院又重新确认以前判例的效力，如此反复。法院和国会在其他的如修宪权等问题上也总是争执不下。实际上司法与立法的冲突在于其不同的价值理念的冲突，国会试图倡导民众导向的社会政策，而最高法院则以维护个人基本权利为取向，两者对有关宪法的解释上存在分歧。这样，如果国会在立法中的立场与最高法院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相抵触，其立法努力就可能被最高法院挫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高法院常常面临强烈的政治压力，要求最高法院偏重于关注资产阶级利益。从1950年到1975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一百多个联邦法和邦法律的案件构成违宪。

司法与立法在经历了紧张对峙阶段后以司法部门的胜利告终。司法部门在宪政体系中取得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司法审查的早期实践偏向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但司法审查在司法实践中的确立，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宪法保障的民主和权利的发展。印度法院对一系列指控违反了印度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的案件进行了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立场是，任何涉及试图修改宪法的立法或影响公民权利的法规都须经受司法审查。印度司法审查也对制约行政和立法权力起到一定的作用。司法审查从初期的立法审查延伸到一切政府或行政行为。可以说除了在特定案件中，法院自己节制司法权力，司法审查几乎没有边界。

内容提要：宪法理应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即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法律运行层面上来看，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最有效的促进作用。但现实中我国宪法最高权威还没树立，如何去确立和维护宪法权威成为当务之急。

关键词：权威，宪法权威

权威一词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严、权力和力量的意思，指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威望和支配作用的力量。[1]以此推理，宪法权威亦应是宪法的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在有人们心目中具有威望并得到普遍支持与服从。这种普遍支持与服从是一切法也应具有的普遍特点，那么宪法权威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宪法权威的内容是什么？我国宪法权威的现状如何？该如何去维护宪法权威？这些问题始终萦绕笔者的心头，也是一个研究宪法的学子所深深关心的问题，本文意图不在于解决什么问题，只想在此阐述一下所想到的和所看到的现实。

一、宪法权威的地位

关于宪法权威的最早表述应是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宪法第6条写道：“本宪法和依照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以及在联邦权力下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我国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所谓根本法就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的法律。它规定的内容是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所谓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指宪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法律效力最高，它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它法律都不能与它相抵触，否则，将归于无效，不得实施或被撤销。”[2]宪法第5条：“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四个条款的内容对宪法权威加以具体化，也是我国宪政史上的重要一笔。由此可见，我国宪法从自身保障的角度已经明确规定了宪法所处的最高的地位，即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那么为什么需要如此规定呢？这样的规定能不能真的说明宪法是具有最高的权威？宪法这样的自话自说，能不能就能让人们相信宪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需不需要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到具体的纺纱厂、铁路以及航海的例子全面论证了社会是需要权威的，有力地反驳了当时巴黎公社后出现的反权威的一股思潮，最后他讽刺道：“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革命的第一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3]古今往来，权威广泛存在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家庭等人类活动和共同事务中，只不过是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权威理解而已，一个缺乏应有权威的社会是不健全、无组织、无统一目标的、无秩序的社会。

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放在一个平等的发展平台上，落实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根据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和主体，但它并不排斥其他非主体经济所有制的合法存在。现阶段，除了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之外，我国还存在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多样化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了正确理解“意见”的基本精神与实施途径，有必要分析非公有制经济在宪法规范上的地位及其变化过程，为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宪法基础。

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规范变迁

自现行宪法颁布以来，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条款经历了三次修改，成为宪法规范体系中变化最多的条款。透过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念与政策的变化，可以分析社会变革中宪法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

1982年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是建国后我国宪法上第一次出现的个体经济合法性的表述，使长期以来飘摇不定的个体经济获得了宪法地位。但是，当时的宪法条款对个体经济的保护是不全面的，仍保留着封闭和不确定的规范，如与公有制相对应的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只限于个体经济，其宪法上的地位是“补充”，仍处于公有制经济的从属地位。第2款规定“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为个体经济的发展限定了严格的范围，保留着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

1988年4月修改宪法时，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第3款，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成了宪法修正案第1条，从宪法规范角度扩大了宪法保护的非公有制经济范围，从个体经济发展到规模较大的私营经济，使私营经济的存在正式获得宪法的认可。修宪以前，社会生活中私营经济只能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特别是1984年以后出现的乡镇企业，客观上造成了宪法规范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冲突。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组的调查，1984年参加新经济联合体的农户占3.2%，专业户占3.5%，个体商业户占4.4%.其中，雇工经营的新经济联合体占联合体总数的51%，每个联合体平均雇工7.9%.[2]到了1987年底，全国私营企业22.5万户，雇工360.7万人。同年的6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私营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确认了私营企业主从阶层中分化的客观事实。但这次修宪仍没有完成有关私营经济宪法规范的开放性与调整性任务，只是完成了部分政策调整的任务，在宪法规范层面仍保留着一定的封闭性因素，如国家对私营经济合法性的认定是以”允许“的方式进行的，管理方式是”引导、监督和管理“，缺乏主动性与自律性管理理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动力机制呈现出单向性。

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6条对原宪法条款第11条内容又进行了修改，在原条文第1款规定“个体经济”后增加规定“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形式，把“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进一步简化了宪法条文的文字表述。但从宪法规范角度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与国家保护的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并不一致，规范表述上只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成为国家保护的对象，而非公有制经济体系中属于“等”字范围的部分并没有得到规范的明确确认。如按照宪法修正案第16条，外资企业虽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属于国家明确保护的范围，使其宪法地位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规范上的缺陷通过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21条得到了完善。

【内容提要】法律监督只不过是检察权与审判权及行政权三者之间所共同具有的一般共性而已，而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的本质属性则因其基本权能的不同而互有区别。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是刑事公诉权，因此，将检察机关定性为国家的公诉机关既符合逻辑又科学合理。这样不仅不影响检察权对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制约与监督，而且更有利于检察权的完整和充分实现。

【关键词】法律监督公诉宪法地位定性

近年来，在司法改革的浪潮当中，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提出了质疑，其主要论点是：检察机关所拥有的各项职权与法律监督并无必然的关联，其中有的职权与法律监督甚至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⑴。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当然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但是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⑵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同样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在定性上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有重新予以定性的必要性。本文对此拟作一番肤浅的理论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高明。

一、法律监督乃国家权力之共性

首先，就法律监督的含义而言。在现代汉语里，监督就是监察、督促之意。但是，何谓法律监督，不同的学者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如若按照来自检察机关内部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所谓的法律监督，则是指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针对特定的对象进行的、能够产生法定效力的监督⑶。显然，这一定义与我国法理学上关于狭义的法律监督之通说并无质的不同。狭义的法律监督即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对法的创制（即立法活动）和法的实施（即司法与执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与督促⑷。因此，除了检察机关的职权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之外，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同样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因为，除了监督的主体、监督的手段、监督的程序、监督的对象以及监督的法律后果因法律的规定而有所区别外，检察机关与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能活动其监督的目的并无质的不同，即其监督的目的均是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遵守国家法律的轨道上行动，对任何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依法予以追究。由于检察机关的职能活动主要局限于刑事诉讼领域，因而其所拥有的法律监督职能，在整个的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中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小部分而已。

然而，在面对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所发出的一片质疑声中，检察机关为维护其现有的宪法地位，仅仅是从实然法的规定出发，以其各项职权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为依据，以此来论证检察机关因此就是国家专门且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而对于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是否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则视而不见、概不过问。这样的论证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只要法律所赋予某一国家机关的职权或其职能活动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就可以将其从法律上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则除了检察机关之外，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亦即行政机关同样也可以从法律上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倡导过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充分肯定的巴黎公社实行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议行合一。议行合一与民主集中制不是同一概念。列宁是在反对党内小组主义和战争背景下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涵盖宪法的全部内容，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法治等宪法基本原则所决定，是宪法的具体原则。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巴黎公社，议行合一，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诸多错误认识。其一是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当成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二是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倡导民主集中制原则；其三是混淆议行合一制与民主集中制。这些错误认识不仅滞碍了宪法学，甚至也影响到宪法的权威。[①]因此，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归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应有之位，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民主集中制”的由来

（一）“民主集中制”首先是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而出现的。

首先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的是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章程第5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及其支部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基层机关或最高机关都由选举产生（由全体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选举）；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选举人报告工作；3、上级党机关的决议，下级必须服从，保持严格的党的纪律，共产国际及其机关以及党的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立即执行”。[②]第3条的规定，明显有别于第一国际章程，集中色彩较浓。这反映了列宁的党建思想。早在1905年，列宁为了克服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社会民主工党的意志，就主张在社会民主工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在自己的刊物上一面坚持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也从未反对党内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③]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列宁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19项条件，其中第13项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④]因此，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党的意志。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说：“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⑤]二是共产国际建立之初，苏俄处于内战状态，党的中心任务是赢得战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7月，列宁在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中号召：“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应按战时要求紧张起来，把自己的工作、努力和关心尽量用来解决直接的战争任务，……。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⑥]战争需要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列宁所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特殊条件下的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内容提要】法律监督只不过是检察权与审判权及行政权三者之间所共同具有的一般共性而已，而检察权、审判权、行政权三者的本质属性则因其基本权能的不同而互有区别。检察权最基本的权能是刑事公诉权，因此，将检察机关定性为国家的公诉机关既符合逻辑又科学合理。这样不仅不影响检察权对行政权和审判权的制约与监督，而且更有利于检察权的完整和充分实现。

【关键词】法律监督公诉宪法地位定性

近年来，在司法改革的浪潮当中，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提出了质疑，其主要论点是：检察机关所拥有的各项职权与法律监督并无必然的关联，其中有的职权与法律监督甚至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⑴。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当然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但是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⑵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同样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在定性上确实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性，有重新予以定性的必要性。本文对此拟作一番肤浅的理论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高明。

一、法律监督乃国家权力之共性

首先，就法律监督的含义而言。在现代汉语里，监督就是监察、督促之意。但是，何谓法律监督，不同的学者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如若按照来自检察机关内部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所谓的法律监督，则是指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针对特定的对象进行的、能够产生法定效力的监督⑶。显然，这一定义与我国法理学上关于狭义的法律监督之通说并无质的不同。狭义的法律监督即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对法的创制（即立法活动）和法的实施（即司法与执法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与督促⑷。因此，除了检察机关的职权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之外，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同样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因为，除了监督的主体、监督的手段、监督的程序、监督的对象以及监督的法律后果因法律的规定而有所区别外，检察机关与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能活动其监督的目的并无质的不同，即其监督的目的均是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遵守国家法律的轨道上行动，对任何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依法予以追究。由于检察机关的职能活动主要局限于刑事诉讼领域，因而其所拥有的法律监督职能，在整个的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中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小部分而已。

然而，在面对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所发出的一片质疑声中，检察机关为维护其现有的宪法地位，仅仅是从实然法的规定出发，以其各项职权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为依据，以此来论证检察机关因此就是国家专门且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而对于人大机关、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是否也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则视而不见、概不过问。这样的论证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只要法律所赋予某一国家机关的职权或其职能活动具有法律监督的性质，就可以将其从法律上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则除了检察机关之外，审判机关、侦查机关及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亦即行政机关同样也可以从法律上规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