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部门范文10篇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三个部门法的地位比较尴尬。一个是经济法，一直在为自己争取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名分”而“奋斗”，一个是商法，主要是与民法部门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关系，第三个就是宪法。有人可能会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体系中的最高规范，难道还有谁对它产生怀疑吗？事实的确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但是，这里说的、人们的话语里的潜在意思指的都只是“宪法典”，即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部法律而已，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把宪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来看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把宪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自降身份”的行为，将动摇和削弱宪法的最高法的地位。[1]显然，这位学者的观点混淆了部门法体系与立法体系。部门法的体系与立法体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部门法体系的基本因素是法律规范和法的部门，立法体系的基本因素是法律条文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部门法体系是一种理想样式，并不一定与现实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相对应，比如，我们说，行政法是一个法的部门，但是在现实的立法中，并没有一部被称为“行政法”的法律文件。[2]当然，一个法的部门也可能与一部法律文件的名称重合，比如教育法是行政法部门的一个子部门，而恰好就有一部《教育法》与其对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法这个子部门中就只包括《教育法》这一部法律文件，而实际上，《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文件都属于教育法这个部门，甚至，其他部门的法律文件中，如果有关于教育行政的内容，那么，该部分内容也应该属于教育法部门。（2）主客观方面不同。在部门法体系中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说，不管立法者是否制定出了与法律部门相对应的法律文件，该法律部门都存在，因为部门法体系是一种法的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物，立法者不可能任意改变已经形成的部门法体系。而立法体系则受到立法者的世界观、政治目的、立场、纯粹分类上和立法传统上的考虑以及管理社会生活某方面时使用的方面等因素的影响较大。（3）部门法体系比立法体系更稳定。部门法体系接近于有机的、自然组合起来的系统，是根据社会关系的结构历史地形成的，立法者对法律文件的增订，包括立法分类的增补，均不会立即改变部门法体系。相比较，立法体系则是把规范性文件结合成一个整体和制定法典与法律汇编时由人们合理地创制的。（4）部门法体系与立法体系具有不同的结构。部门法体系的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部门群，立法体系的纵向结构是同规范性文件的国家机关的等级结构一致的，如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法律、宪法等；部门法体系的横向结构是不同的部门制度，立法体系的横向结构是不同法律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3]由此可见，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规范效力是立法体系的内容，对部门法体系而言，这种规范效力只能体现在某个法律部门内部的不同的法律文件之间，而单个的法律部门之间是无法比较效力的，而且，这种无法比较并不像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部门法之间效力平等，而是根本就不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将宪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仅是从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对不同的法律文件以及不同法律文件中的部分内容的分类，这种分类是历史地、客观地形成的，丝毫不会降低宪法典的崇高地位。

一、形式意义的宪法与实质意义的宪法

即使承认宪法部门法的存在，那么宪法部门法包含哪些内容呢？是否宪法部门法就仅仅只有“宪法典”这一个法律文件呢？这涉及形式意义的宪法和实质意义的宪法的分类。

一般来说，宪法典，属于形式意义的宪法。宪法部门，属于实质意义的宪法。这种二分法由Jellinek于1887年在《法律与命令》一书中首创，后来更成为德国宪法学界的主流。起初，人们认为，形式意义的宪法与实质意义的宪法差别不大，形式宪法不过是实质意义的宪法“碰巧”被规定在形式宪法里面的部分内容而已。唯一的不同只在于修改的难易。形式意义的宪法——宪法典由于自身规定了修改程序，故修改比较严格。而实质意义的宪法，固然其中的宪法典修改比较严格，但对于非宪法典的其他法律规范来说，修改方式与一般立法无异，自然容易得多。这种分类终于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因为上述形式意义的宪法和实质意义的宪法都是在成文宪法为前提的，但是，我们知道，宪法除了成文宪法之外，还存在不成文的宪法，所谓的不成文的宪法，并非如不成文法一样，不表现为人为制定出来的法律文件，而是指一国的宪法规范并不通过一个名为宪法的成文法典的法律文件来表现，而是通过一系列被视为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中所包含的法律规范来表现。如英国宪法是由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人身保护令》、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1911年的《议会法》、1918年的《国民参政法》、1928年的《男女选举平等法》、1969年的《人民代表法》等多部法律文件组成。如此，是否也存在不成文的形式宪法和不成文的实质宪法？显然，实质宪法并不以成文宪法的存在为前提。那么，在成文宪法国家里，其宪法学理与宪政实务能否接受一个“实质宪法”的概念，以及准许其存在？同样的，在实施成文宪法的国家能否留给“不成文宪法”一个活动空间？对此学者们产生了争议。

实际上，实质宪法的概念着眼于从宪政来理解宪法，宪政意味着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但是，传统的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对立的学说，刻意造成成文宪法优于不成文宪法的“假象”。[4]但是，我们说，这种分类完全是以一种“静态”的眼光来看待宪法，而丝毫不顾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运行效果，诚如学者所说，一部形式上再完美的宪法，如果没有实施，或者对现实缺乏实际的规范作用，也只是废纸一张。因此，我们在谈论宪法的概念的时候，不能忽略对宪法的实际运行状况——宪政的考察，所以，形式的宪法与实质的宪法的划分实际代表了一种从纸面上的宪法到现实中的宪法的“目光”转换。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倘若把实质宪法的范围是包括成文宪法典和其他关涉国家宪政生活的重要法规，则意味着国家的实质宪法就等同于“宪政之法”，这种认为国家实施宪政即存在实质意义的宪法，是可将国家生活运作在一个“整体法规”中，使得国家是真正的“依宪政之法而治”，这种国家是立宪的法治国，即毫无疑义。若此，宪政即是国家实施宪法之同义词。[5]

诚如前述，采用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的二分法后，将会产生如何定位“不成文宪法”的问题。一些学者建议，应对传统的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进行改造。他们认为，传统的不成文宪法的概念容易造成三种误解：第一，似乎只有不成文宪法才承认宪法惯例或习惯，成文宪法不承认宪法惯例；第二，宪法典中没有规定的宪法规范的内容（或宪法性法律）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第三，片面强调宪法成文化的必要性，没有看到习惯或惯例所具有的拘束性。斯通教授认为，根本不存在完全成文化的宪法，也不存在完全非成文化的宪法，一些国家宪法规定的部分内容很难分清其成文性和不成文性。尤其是随着宪法的发展，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别越来越小，成文宪法中有不成文宪法的成分、不成文宪法中也有成文宪法的成分。一方面，成文宪法日益和不成文宪法、宪法惯例相结合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三个部门法的地位比较尴尬。一个是经济法，一直在为自己争取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名分”而“奋斗”，一个是商法，主要是与民法部门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关系，第三个就是宪法。有人可能会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体系中的最高规范，难道还有谁对它产生怀疑吗？事实的确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但是，这里说的、人们的话语里的潜在意思指的都只是“宪法典”，即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部法律而已，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把宪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来看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把宪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自降身份”的行为，将动摇和削弱宪法的最高法的地位。[1]显然，这位学者的观点混淆了部门法体系与立法体系。部门法的体系与立法体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部门法体系的基本因素是法律规范和法的部门，立法体系的基本因素是法律条文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部门法体系是一种理想样式，并不一定与现实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相对应，比如，我们说，行政法是一个法的部门，但是在现实的立法中，并没有一部被称为“行政法”的法律文件。[2]当然，一个法的部门也可能与一部法律文件的名称重合，比如教育法是行政法部门的一个子部门，而恰好就有一部《教育法》与其对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法这个子部门中就只包括《教育法》这一部法律文件，而实际上，《高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文件都属于教育法这个部门，甚至，其他部门的法律文件中，如果有关于教育行政的内容，那么，该部分内容也应该属于教育法部门。（2）主客观方面不同。在部门法体系中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起主要作用，也就是说，不管立法者是否制定出了与法律部门相对应的法律文件，该法律部门都存在，因为部门法体系是一种法的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物，立法者不可能任意改变已经形成的部门法体系。而立法体系则受到立法者的世界观、政治目的、立场、纯粹分类上和立法传统上的考虑以及管理社会生活某方面时使用的方面等因素的影响较大。（3）部门法体系比立法体系更稳定。部门法体系接近于有机的、自然组合起来的系统，是根据社会关系的结构历史地形成的，立法者对法律文件的增订，包括立法分类的增补，均不会立即改变部门法体系。相比较，立法体系则是把规范性文件结合成一个整体和制定法典与法律汇编时由人们合理地创制的。（4）部门法体系与立法体系具有不同的结构。部门法体系的纵向结构是规范、制度、子部门、部门、部门群，立法体系的纵向结构是同规范性文件的国家机关的等级结构一致的，如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法律、宪法等；部门法体系的横向结构是不同的部门制度，立法体系的横向结构是不同法律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3]由此可见，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规范效力是立法体系的内容，对部门法体系而言，这种规范效力只能体现在某个法律部门内部的不同的法律文件之间，而单个的法律部门之间是无法比较效力的，而且，这种无法比较并不像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部门法之间效力平等，而是根本就不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将宪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仅是从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对不同的法律文件以及不同法律文件中的部分内容的分类，这种分类是历史地、客观地形成的，丝毫不会降低宪法典的崇高地位。

一、形式意义的宪法与实质意义的宪法

即使承认宪法部门法的存在，那么宪法部门法包含哪些内容呢？是否宪法部门法就仅仅只有“宪法典”这一个法律文件呢？这涉及形式意义的宪法和实质意义的宪法的分类。

一般来说，宪法典，属于形式意义的宪法。宪法部门，属于实质意义的宪法。这种二分法由Jellinek于1887年在《法律与命令》一书中首创，后来更成为德国宪法学界的主流。起初，人们认为，形式意义的宪法与实质意义的宪法差别不大，形式宪法不过是实质意义的宪法“碰巧”被规定在形式宪法里面的部分内容而已。唯一的不同只在于修改的难易。形式意义的宪法——宪法典由于自身规定了修改程序，故修改比较严格。而实质意义的宪法，固然其中的宪法典修改比较严格，但对于非宪法典的其他法律规范来说，修改方式与一般立法无异，自然容易得多。这种分类终于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因为上述形式意义的宪法和实质意义的宪法都是在成文宪法为前提的，但是，我们知道，宪法除了成文宪法之外，还存在不成文的宪法，所谓的不成文的宪法，并非如不成文法一样，不表现为人为制定出来的法律文件，而是指一国的宪法规范并不通过一个名为宪法的成文法典的法律文件来表现，而是通过一系列被视为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文件中所包含的法律规范来表现。如英国宪法是由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人身保护令》、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1911年的《议会法》、1918年的《国民参政法》、1928年的《男女选举平等法》、1969年的《人民代表法》等多部法律文件组成。如此，是否也存在不成文的形式宪法和不成文的实质宪法？显然，实质宪法并不以成文宪法的存在为前提。那么，在成文宪法国家里，其宪法学理与宪政实务能否接受一个“实质宪法”的概念，以及准许其存在？同样的，在实施成文宪法的国家能否留给“不成文宪法”一个活动空间？对此学者们产生了争议。

实际上，实质宪法的概念着眼于从宪政来理解宪法，宪政意味着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但是，传统的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对立的学说，刻意造成成文宪法优于不成文宪法的“假象”。[4]但是，我们说，这种分类完全是以一种“静态”的眼光来看待宪法，而丝毫不顾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运行效果，诚如学者所说，一部形式上再完美的宪法，如果没有实施，或者对现实缺乏实际的规范作用，也只是废纸一张。因此，我们在谈论宪法的概念的时候，不能忽略对宪法的实际运行状况——宪政的考察，所以，形式的宪法与实质的宪法的划分实际代表了一种从纸面上的宪法到现实中的宪法的“目光”转换。台湾学者陈新民认为，倘若把实质宪法的范围是包括成文宪法典和其他关涉国家宪政生活的重要法规，则意味着国家的实质宪法就等同于“宪政之法”，这种认为国家实施宪政即存在实质意义的宪法，是可将国家生活运作在一个“整体法规”中，使得国家是真正的“依宪政之法而治”，这种国家是立宪的法治国，即毫无疑义。若此，宪政即是国家实施宪法之同义词。[5]

诚如前述，采用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的二分法后，将会产生如何定位“不成文宪法”的问题。一些学者建议，应对传统的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进行改造。他们认为，传统的不成文宪法的概念容易造成三种误解：第一，似乎只有不成文宪法才承认宪法惯例或习惯，成文宪法不承认宪法惯例；第二，宪法典中没有规定的宪法规范的内容（或宪法性法律）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第三，片面强调宪法成文化的必要性，没有看到习惯或惯例所具有的拘束性。斯通教授认为，根本不存在完全成文化的宪法，也不存在完全非成文化的宪法，一些国家宪法规定的部分内容很难分清其成文性和不成文性。尤其是随着宪法的发展，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别越来越小，成文宪法中有不成文宪法的成分、不成文宪法中也有成文宪法的成分。一方面，成文宪法日益和不成文宪法、宪法惯例相结合。另一方面，不成文宪法也日益和成文宪法相结合、渗透，这已成为世界宪法发展的趋势。[6]对此，德国学者的争论也相当激烈。如Heidte认为，不成文宪法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自然法，也就是立于宪法外；第二种是由宪法体系所发展出的原则，可用以解决宪法漏洞问题；第三种是所谓的“沉默的宪法变迁”，亦即透过对宪法广泛的解释所取得的规范，此规范非立宪者当年所能预见者。同样，Nawiasky也认为有三种不成文宪法的形态：第一种是指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为了实施宪政而产生宪政规范，称为不成文宪法；第二种是指成文宪法的国家，因其只有部分是以成文宪法来规范国家宪政，而成文宪法不足之处，需要不成文宪法的补充；第三种情况是指成文宪法里无法由字面意义解释寻得的，而必须深入条文里讨论的，隐藏在条文中的真意。[7]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行，要求逐步推进司法改革、在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已成为社会各界和国家领导人的共识。要完成这项改革，需要对我国国情做深入的分析，同时也要参照其它国家的司法制度与实践。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着重考察美国司法部门在美国政府间的地位和职能，以期归纳出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建议与结论。在西方社会，美国司法制度被公认为司法独立的典型。对司法独立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理解。本文所采纳的含义，是指一个国家的司法部门通过宪法等方式获得、拥有与行政和立法部门相当的权力和地位，并在行使其职权时不受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干预。作为西方司法独立的代表，美国司法的利与弊，都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重点考察美国宪法对司法的有关规定；第二部分讨论美国司法部门在实践中同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它所发挥的职能；第三部分（即结论部分）试图针对我国的司法现状，从美国的司法制度与实践中提取出对我们有建设性意义的结论，同时指出我们需要避免的美国司法体制中的弊端和不足。限于篇幅，同时也因为它们的重要性不同，本文将重点评述美国联邦的司法体制，对各州的情况只是偶尔提及。但一般来说，这里所讲的联邦一级的情况，基本上也适用于美国各州。

美国宪法对司法的有关规定

受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LouisdeMontesquieu）和洛克（JohnLocke）的影响，美国宪法的缔造者把司法独立作为美国建国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等人看来，司法部门只有不听命于立法和行政部门，才能主持正义，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美国的缔造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司法独立，也是由于乔治三世迫使殖民地的法官服从于他的旨意，使他的压迫政策畅行无阻。推翻英帝国统治后，美国的缔造者便将司法独立写入宪法，希望用司法对行政和立法部门加以约束，防止它们滥用权力。

摘要：印度司法审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印度司法审查的制度功能主要是对立法和行政的制衡约束，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博奕过程，表现为司法实践中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节制主义的取舍。

关键词：印度；司法审查；宪政制度

印度宪法第32条和136条规定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第226条和227条规定了高等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通过司法审查，印度司法部门有权对在议和己施行的法案进行监督审查，有权对所有政府和公共行政部门的行为进行审查。

一、印度司法审查程度

早期印度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引入英国法上的有限司法审查制度后，最高法院通常采取的是一种“亲立法”的态度，对立法的审查持较为温和态度。但后来许多法官开始打破这一陈规，尤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财产权案件中，与国会形成尖锐的观点对立，以致于在很长时期内，司法和立法形成互不相让的态势。常常是在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判后，国会立即通过一项法令，宣布法院裁判无效，接着最高法院又重新确认以前判例的效力，如此反复。法院和国会在其他的如修宪权等问题上也总是争执不下。实际上司法与立法的冲突在于其不同的价值理念的冲突，国会试图倡导民众导向的社会政策，而最高法院则以维护个人基本权利为取向，两者对有关宪法的解释上存在分歧。这样，如果国会在立法中的立场与最高法院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相抵触，其立法努力就可能被最高法院挫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高法院常常面临强烈的政治压力，要求最高法院偏重于关注资产阶级利益。从1950年到1975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一百多个联邦法和邦法律的案件构成违宪。

司法与立法在经历了紧张对峙阶段后以司法部门的胜利告终。司法部门在宪政体系中取得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司法审查的早期实践偏向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但司法审查在司法实践中的确立，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宪法保障的民主和权利的发展。印度法院对一系列指控违反了印度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的案件进行了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立场是，任何涉及试图修改宪法的立法或影响公民权利的法规都须经受司法审查。印度司法审查也对制约行政和立法权力起到一定的作用。司法审查从初期的立法审查延伸到一切政府或行政行为。可以说除了在特定案件中，法院自己节制司法权力，司法审查几乎没有边界。

关键词：印度；司法审查；宪政制度

摘要：印度司法审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印度司法审查的制度功能主要是对立法和行政的制衡约束，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博奕过程，表现为司法实践中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节制主义的取舍。

印度宪法第32条和136条规定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第226条和227条规定了高等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通过司法审查，印度司法部门有权对在议和己施行的法案进行监督审查，有权对所有政府和公共行政部门的行为进行审查。

一、印度司法审查程度

早期印度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引入英国法上的有限司法审查制度后，最高法院通常采取的是一种“亲立法”的态度，对立法的审查持较为温和态度。但后来许多法官开始打破这一陈规，尤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财产权案件中，与国会形成尖锐的观点对立，以致于在很长时期内，司法和立法形成互不相让的态势。常常是在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判后，国会立即通过一项法令，宣布法院裁判无效，接着最高法院又重新确认以前判例的效力，如此反复。法院和国会在其他的如修宪权等问题上也总是争执不下。实际上司法与立法的冲突在于其不同的价值理念的冲突，国会试图倡导民众导向的社会政策，而最高法院则以维护个人基本权利为取向，两者对有关宪法的解释上存在分歧。这样，如果国会在立法中的立场与最高法院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相抵触，其立法努力就可能被最高法院挫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高法院常常面临强烈的政治压力，要求最高法院偏重于关注资产阶级利益。从1950年到1975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一百多个联邦法和邦法律的案件构成违宪。

司法与立法在经历了紧张对峙阶段后以司法部门的胜利告终。司法部门在宪政体系中取得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司法审查的早期实践偏向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但司法审查在司法实践中的确立，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宪法保障的民主和权利的发展。印度法院对一系列指控违反了印度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的案件进行了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立场是，任何涉及试图修改宪法的立法或影响公民权利的法规都须经受司法审查。印度司法审查也对制约行政和立法权力起到一定的作用。司法审查从初期的立法审查延伸到一切政府或行政行为。可以说除了在特定案件中，法院自己节制司法权力，司法审查几乎没有边界。

关键词：印度；司法审查；宪政制度

摘要：印度司法审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印度司法审查的制度功能主要是对立法和行政的制衡约束，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利益的博奕过程，表现为司法实践中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节制主义的取舍。

印度宪法第32条和136条规定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第226条和227条规定了高等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通过司法审查，印度司法部门有权对在议和己施行的法案进行监督审查，有权对所有政府和公共行政部门的行为进行审查。

一、印度司法审查程度

早期印度最高法院对司法审查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在引入英国法上的有限司法审查制度后，最高法院通常采取的是一种“亲立法”的态度，对立法的审查持较为温和态度。论文百事通但后来许多法官开始打破这一陈规，尤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财产权案件中，与国会形成尖锐的观点对立，以致于在很长时期内，司法和立法形成互不相让的态势。常常是在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判后，国会立即通过一项法令，宣布法院裁判无效，接着最高法院又重新确认以前判例的效力，如此反复。法院和国会在其他的如修宪权等问题上也总是争执不下。实际上司法与立法的冲突在于其不同的价值理念的冲突，国会试图倡导民众导向的社会政策，而最高法院则以维护个人基本权利为取向，两者对有关宪法的解释上存在分歧。这样，如果国会在立法中的立场与最高法院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相抵触，其立法努力就可能被最高法院挫败。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高法院常常面临强烈的政治压力，要求最高法院偏重于关注资产阶级利益。从1950年到1975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一百多个联邦法和邦法律的案件构成违宪。

司法与立法在经历了紧张对峙阶段后以司法部门的胜利告终。司法部门在宪政体系中取得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司法审查的早期实践偏向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但司法审查在司法实践中的确立，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宪法保障的民主和权利的发展。印度法院对一系列指控违反了印度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的案件进行了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立场是，任何涉及试图修改宪法的立法或影响公民权利的法规都须经受司法审查。印度司法审查也对制约行政和立法权力起到一定的作用。司法审查从初期的立法审查延伸到一切政府或行政行为。可以说除了在特定案件中，法院自己节制司法权力，司法审查几乎没有边界。

新华网北京3月21日电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和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集中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核心地位。

3月14日，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2900余名代表，肩负着近13亿人民的重托，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作出郑重的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经过这次修改的宪法，进一步载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特别是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既保持稳定又与时俱进，必将为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走向辉煌，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修宪建议。自下而上，两下两上，中央《建议》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

求木之长老，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党的十六大闭幕后不久，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将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司法独立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倡导以来，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在西方国家实践了数百年，而美国司法制度则被公认为司法独立的典型。考察美国立宪前后关于司法独立的争论，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完善我国司法独立体制，推进司法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一、制宪会议前司法独立的争论

制宪会议前人们对司法独立的态度是复杂的。为了抵御国王不时对司法独立的侵犯，1700年英国的《争议解决法》规定，英国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注：petershane，whomaydesciplineorremovefederaljudges？aconstitutionalanalysis，142u.pa.l.rev.209，216（1993）。），但是，美洲殖民地法官的任免则完全取决于英王的好恶，成为殖民地与英国的一个矛盾焦点，正如《独立宣言》所历数：“（国王）一向要使法官的任期年限及酬金数额，完全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

制宪前夕，司法独立的倡导者认为独立的司法部门之所以必要，原因有二。其一，司法部门独立于立法与行政部门，能制约两政治部门过于集中的权力。正如约翰·亚当斯指出的那样，“司法权应当从立法和行政两部门中分离，并独立于它们，使得它能对这两个部门形成制约”，因此，司法在组织上的独立是必要的（注：johnadams，ongovernment，inc.adams，ed.，theworksofjohnadams181，1988（1851-1856）。）；其二，如孟德斯鸠所言，法官应免于外界干预，使他们做到“裁判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7页。）。亚当斯也认为：“法官不能为不同利益所左右，他们应当独立于任何人、任何团体”，因此，司法在裁判上的独立也是必要的（注：johnadams，ongovernment，inc，adams，ed，t-heworksofjohnadams181，1988（1851-1856）。）。

然而，司法独立的反对者也为数甚众。很多人认为解决司法受制于英王的方法，就是变司法受制于美国立法部门或美国人民。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指出：“大部分早期制宪者都没有意识到司法独立就是指独立于人民。”（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161（1969）。）许多早期的州宪法规定了法官任职期限或令法官定期接受选举考验，即使在那些规定法官如忠于职守便得终身任职的州里，也往往让议会控制法官的酬金或者规定只需经议会宣布即可罢免法官（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51（1969）。）。伍德指出：“这种现象实质上反映了独立革命的历史，整个18世纪殖民地议会一直与英王权激烈斗争，革命者非但无意减少议会对法院的干预，反而还想加强对法院的干预。杰弗逊在1776年就说，法官仅仅是议会的机器而已。

在1776至1787年间，政治风向转为支持亚当斯、孟德斯鸠和司法独立。州议会被指控纂夺司法权，州宪法也因赋予议会太多权力而备受抨击，分权的呼声日益增强（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435-454，161（1969）。）。到了1784年，杰弗逊转而支持司法独立，他认为在弗吉尼亚州宪法里，由于司法部门的成员受制于议会，议会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如议会纂夺了司法权，没人会反对，即使有也无济于事，因为议会可以通过立法，对其他部门构成拘束力，这样，议会就可行使本应属司法部门的裁判权（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435-454，161（1969）。）。伍德指出，由于杰弗逊等人害怕出现议会暴政，分权的主张重新占了上风，最终使得司法独立在制宪会议上取得胜利（注：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435-454，161（1969）。）。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下月召开，修宪是此次会议最受瞩目的议程之一。

考察即将提请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修宪议案，除将“三个代表”列为国家指导思想外，这次修宪另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将维护公民权益摆到了前所未有的宪法高度。

法学界人士指出，在共计十四条修改中，至少有四条涉及公民的具体权益：

——修宪议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充分体现了对农民利益的关注，也有利于维护城市拆迁户的利益。

——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是顺应民心民意的明智之举。“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一修改不仅派给了腰包渐鼓的中国百姓一颗长效定心丸，对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民众安身立命的基础，修宪议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广大城乡困难群体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摘要】

美国法律传统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是确立了司法机关作为宪法最终解释者的司法主权原则，而1804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则因为最早确立了司法审查原则而成为这一传统的象征。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充分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湛的法律技艺，将政治斗争转化为法律原则的斗争，以政治上法官任命的失败为代价赢得了司法审查原则确立的胜利。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纠结于人民主权与司法独立、代议民主与持久价值、大众激情与审慎理性等多项宪政议题，该案被不断地解释和再解释，最后完成了从司法审查原则到司法主权原则的提升，确立了美国特色的、司法至上的法律传统。而对这一过程的解读与梳理，有助于祛除法律神话中的迷雾，增进法律科学智识的理性与自主。

OneoftheimportantcharacteristicsoftheAmericanlegaltraditionistheprincipleofjudicialsovereigntywherebythejudicialorgansaretheultimateinterpreteroftheConstitution.Thedecisioninthe1804Marburyv.Madisoncase,byestablishingtheprincipleofjudicialreview,hasbecomethesymbolofthistradition.Duringthecenturythatfollowed,throughthecontinuousinterpretationandreinterpretationofthisdecision,theUShastransformedtheprincipleofjudicialreviewintotheprincipleofjudicialsovereigntyandestablishedthelegaltraditionofsupremacyofthejudiciary.Understandingthisprocesswillhelpusdispelthemistsurroundingjudicialreviewandenhancetherationalityandautonomyofthelegalscience.

【关键词】司法审查/司法主权/法律传统/马歇尔/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一个家族需要遥远显赫的祖先，一个国家需要天神一般的立国者，一个民族需要自己的史诗和神话，一种法律传统也同样需要高贵的起源。欧洲人在罗马法中找到了自己的法律传统，英国人将散见各地的原始落后的习俗上升到一种自然法，于是，有了“自然是第一习俗，习俗是第二自然”的自我标榜。同样，美国人也将自己的法律传统建立在1804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v.Madison)案中，该案被看做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独立宣言”，它不仅确立了由司法机关宣布违宪的法律无效的司法审查原则，更主要的是，经过美国大法官和法学家们的不断阐释，该案甚至确立了司法主权(judicialsovereignty)的政治原则，即司法机关作为“宪法的最终解释者”，超越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成为“宪法活的声音”。(注：LarryD.Kramer,TheSupremeCourt2000TermForeword:WetheCourt,115Harv.L.Rev.4(2000).)

将一个涉及具体争议的案件变成一个普遍原则的象征，甚至某种法律传统的象征，无疑包含了神话的过程。不幸的是，我们的法学家们对这样的神话过程往往缺乏智识上的自觉，其结果是我们的法学研究从理性的科学堕落为非理性的教义宣传。今天，我们的法学家差不多变成了西方现代法律巫术的祭司，法学界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齐玉苓案比附为“中国的马伯里案”就暴露出法学界普遍存在的偶像崇拜。我们的法学研究要走上理性而健全的道路，就必须走出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迷信。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要在谱系学意义上将马伯里案的神话还原为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理解，(注：对马伯里一案的谱系学分析，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载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而且更进一步的是要追究这种神话的理性起源，即这个案件中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法律智慧，纠结了怎样的重大问题，以至于后来的人们不断要神话这个案件?这意味着我们在将这个案件还原为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斗争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这种政治斗争背后的价值原则的斗争，更为细致的也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要考察法律技艺在这种斗争中扮演的角色，即法律技艺是如何在政治原则与政治利益之间建立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