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变革范文10篇

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以来，在宪法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分别对宪法的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了必要的修正。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现行宪法在有些方面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价值理念更新的需要。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因此，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和认识的深化，对现行宪法进行解释和修改都是必要的。

一、现行宪法变革的模式选择

（一）宪法变革及其模式选择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必须保持相对稳定，这是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宪政史的经验证明，宪法不稳，缺乏权威，是造成宪法危机和国家动荡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宪法的变更必须十分慎重。

但是，保持宪法稳定，并不意味着宪法一成不变，宪法稳定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稳定、动态的稳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方面宪法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其规范的最高性，用规范约束社会现实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宪法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①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正经历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和形成的有的宪法规范相对于社会实际的发展而言带有某种滞后性。当社会现实与宪法规范发生冲突时，对宪法规范进行解释和修改就成为基本的方式。宪法不仅在本质上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社会现实的发展是宪法解释和修改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原因，而且宪法是基本价值理念的根本体现。当宪法规范正确反映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但当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到一定阶段，人们的基本价值理念发生一定变化，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也积累了一些新经验和新认识时，特定时期宪法所确立的基本价值理念就要受到重新审视。通过对宪法某些内容的解释、变更或补充，使宪法体现基本价值追求，反映改革要求、时代特征和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创新的有益成果，是十分必要的。在宪法学上，通过正式的修改或非正式过程对宪法的变更，被称为“宪法变革”（constitutionalchanges），宪法变革一般包括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宪法惯例。②宪法解释是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由有权解释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对宪法规范的含义、界限和具体应用问题所作的阐释和说明。有学者正确地指出：“有效而经常性的宪法解释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现实冲突的基本方式”。③宪法修改，是指国家有权机关依据宪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宪法规范全面或部分地进行删除、增加、变更的活动。宪法修改是宪法变革正式的方法，是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必要方式。对宪法制定后能否进行修改，在宪政史上有不同看法。在18世纪，有思想家对此持否定态度，如瑞士公法学家华特尔（Vattel）等认为，宪法是一种国家成立的契约，其成立是基于人民的相互承诺，因此，只有经全体人民同意之后才能变更。④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宪法是可以修改的。因为随着社会实际的变化，宪法本身也要变化、发展，而宪法修改是使宪法适应社会实际变化发展的必要形式。但是对宪法的修改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看，许多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宪法修改的限制，如内容限制、程序限制和时间限制等。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对宪法修改内容和宪法修改时间上的限制，只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

关键词：利益集团；宪法变革；经济解释

摘要：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先生从利益集团与美国宪法的制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宪法经济解释的观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及各所有制形式在宪法中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不是同样隐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力量。但最后的论证却证明了至少在1993年前中国宪法对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的规定变化是“政策性修宪”的结果，而不是利益集团的推动。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要：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先生从利益集团与美国宪法的制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宪法经济解释的观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及各所有制形式在宪法中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不是同样隐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力量。但最后的论证却证明了至少在1993年前中国宪法对经济体制和各所有制形式的规定变化是“政策性修宪”的结果，而不是利益集团的推动。

关键词：利益集团；宪法变革；经济解释

宪法是什么?翻开一些宪法学著作，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语：宪法是根本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等等。

任何一种对宪法的解释只能反映宪法这一客观事物的一方面或多方面的特征，但不是全部特征。综合各种不同的说法，也许能对宪法作出较为全面的描述。

一、另一种宪法观——宪法的经济解释

美国宪法学者查尔斯·A．比尔德带来了另一个认识宪法的角度。他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写道，“宪法是一群财产利益直接遭受威胁的人们，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写下的经济文献。”宪法不仅仅是抽象的法律，而且是一份经济文献。这样一种对宪法的解释正确吗?为了论证他的这个论断，比尔德先生详细地论述了出席1787年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及出席制宪会议的各代表所代表的经济利益。最后在该书的结论中，比尔德先生总结道，“合众国的宪法运动主要是由四个在《邦联条款》下受到损害的动产集团发起和推动的。这四个集团是：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制宪的第—个稳健的步骤是由—个小而积极的集团完成的，他们通过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自己的努力结果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比尔德先生论证了无论是在推动1787年宪法的制定、参与乃至最后批准该宪法的整个过程中，四大动产利益集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作者：朱孔武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法学院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立场既是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30年,也是民营经济¹孵育成长为市场经济主体的30年。回顾八二宪法的四次修改历程,可以辨析出这样一条制度演化轨迹:民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对于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需求日益增大,直接推动了宪法变革º;历次宪法修改既是对改革和发展成果的肯定,又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宪法依据。本文关注的是,以市场经济或民营经济为主要动力机制的宪政制度变迁,是否可以主动变革以推动市场经济或民营经济的发展;如果可以,其必要条件是什么?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首先从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视角¹,探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宪法变迁之间制度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指出修宪的方向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一致性;然后对宪法变革及其动力机制的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我国宪法变革的主要动力之一;最后指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最终必然有赖于宪政制度基础的完善。

一、修宪的过程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一致性

宪法变革和经济转型的复杂关系一直是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并且已经有许多论着问世。民营经济的发展或者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至关重要。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M•弗里德曼(2004)的“法的根源与效果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法社会学的认识框架。他认为,以变动的起源和结果为标准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它关系,制度变革可以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1)起源于法律制度外部的变化,社会变迁影响到法律制度,但与此相应的法制变迁仅仅限于法律制度内部;(2)起源于法律制度的外部变化,通过法律制度最终仍然作用于外部环境,即法作为媒介的社会变迁:(3)不是由社会变迁引起的法制变迁,即变动的原因以及变动的影响都只发生在法律系统的内部;(4)起源于法律制度内部的变迁,影响却波及外部环境引起社会变迁。作为“理想型”,纯粹法制内在运动(3)很少单独存在,实际上只存在三种类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法变革和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致属于类型(2):民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对于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需求日益增大,直接推动了宪法变革;历次宪法修改既是对改革和发展成果的肯定,又为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宪法依据。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目标逐渐得以明确并获得初步成功,非公有制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与其它处于经济转轨状态的国家相比,我国的转轨道路是比较成功的,其原因“不仅在于经济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有活力的非国有集体企业(民营经济)部门”(斯蒂格利茨,1999)。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根据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占中国GDP总量的66%,税收贡献率为71%,社会投资中占45%,就业人口占近90%。其中的中小企业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5%,提供了全国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发明专利的650&,新产品开发的s0%以上,是创新不可忽视的力量。¹实践证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支持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拓宽了就业渠道,促进了市场竞争,加快了一批新兴产业和新兴行业的发展,增加了财政收入,对于增强整个经济的活力,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浙江省为例º,民营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省属于中等发展水平的省份,1980年工业总产值只有210亿元,其中民营中小企业产值700万元,比重为万分之三点五;2000年全省城乡民营经济实现工业增加值已经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百分之四十九。浙江省一举成为全国最为发达的省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都仅仅次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于各省之首。按照执政党“十六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民营经济的发展将成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因为在今后若千年内,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差异以及就业问题,主要依靠发展民营经济来解决。还以浙江省为例,由于民营经济的拉动,农业劳动力人口占全社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从1980年67.7%下降到2000年的37.2%,同期城市化率则从14.9%上升到48.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宪法修改的方向正是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宪政)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一致,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正逐步确认了市场经济制度。自1978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制度和财产权关系方面:1982年宪法仍然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先性以及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第7条、第8条第3款),但同时又确认,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并通过行政管理对个体经济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第11条)。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步采取了以下方式:开放个体经济、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吴敬琏,200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和问题。当时,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取得的改革成果获得确认,但雇工超过八人的私营经济还未正式取得合法性。198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宪法修正案第1条)。”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时度势,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修改宪法,在经济方面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宪法修正案第16条)。”2004年宪法修改,确认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从客观立场上观察,八二宪法的四次修改的特色之一就是对产权制度的逐渐确认,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关键制度安排,财产权的界定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¹。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我国通过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企业经营权、法人财产权等一系列产权制度创新,推动了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财产权入宪的制度需求日益高涨。2004年对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正,私有财产权实际上已经成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乃至人权的一部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内涵包括: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当然采取非法手段获得的私有财产不得转化为不受侵犯的权利),包括不受国家的侵犯:为了保障私有财产权不受国家的侵犯,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征收或者征用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个是依照法律规定,另一个是必须给予补偿。私有财产权具备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全部内容,国家承担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职责。

二、宪法变革的制度分析

在我国,有关宪政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不仅是法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而且与关于社会变革的实践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20年里,法学和经济学领域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制度主义被广泛接受,法学和经济学的美满姻缘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制度”媒介得以缔结º。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结构、制度变迁是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有人甚至认为,只有完善的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制度安排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1989)。而制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就是宪政制度,布坎南认为宪法是选择规则的规则,生成制度的制度,居于制度立体结构的最上端(布坎南、塔洛克,2001)。在哈耶克看来,宪法即一般原则,一种特殊的规范整合结构、体制以及处理政治问题的公正程序(哈耶克,2001);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分析鞭辟入里,其观点发人深思,其方法富有学理涵容性,对法学界产生极大影响,因为和经济学相比,制度更应是“宪法”的。实际上,法学的宪法概念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宪法概念具有一致性。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宪法是“全部权威来源于被统治者的政府组织章程”。我国学者王世杰、钱端升指出,现代宪法的实质是“规定国家根本组织的”,即结构和体制。关于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宪法变革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和法学之间的通约性是一个值得首先注意的问题。前文所指出的“法作为媒介的社会变迁”,实际上包括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的两个制度变迁的“理想类型”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自发秩序对应于诱致性制度创新,建构秩序对应于强制性制度变迁º。当然,在实践中并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理想型”,制度变迁兼有诱致性(自发秩序)和强制性(理性建构)两种特征。因此,制度变迁的方式无非包括整体建构和局部建构两种。我国的宪法变革在早期“建构”的因素少一些,随着改革的深入,建构的因素逐渐加强。前面论述的修宪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一致性,说明我国法治进程和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种渐进的、演化的制度调适过程,其自觉建构的特征逐渐显现。许多改革是通过局部试点进行的,允许存在试错过程,利用了许多个体的分散知识和局部知识。每一阶段的自发秩序是行为主体制度演化博弈的结果,而决策者则对制度演化博弈的结果通过制度的正式化亦即某种程度的局部建构加以确认,而这种局部建构又成为下一阶段制度演化博弈的参数。制度变迁是由提高效率的社会需求所驱动的,制度随着经济基础的演变而演变,从而使社会得以提高效率,而在原来的或较差的制度环境下效率的提高是不可能的(Knight,1992)。从2000年以来,占国民经济总量四分之一的民营经济成了整个经济的龙头,产生了强烈的制度需求以提高效率和扩大新兴市场,这些制度包括产权的保护和合同的履行,社会通过提供法律、规则、习俗和传统等必要的制度来回应这种需求。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从农村自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最终推动了1993年宪法修正。与制度经济学相比较,有关宪政制度变革的理论一直是宪法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理论传统不同,大陆法系对宪法变迁的研究较为完备,德国学者耶利内克早在1906年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中就提出“宪法变迁”的概念,卡尔心施密特1928年在其《宪法理论》中将宪法变迁分为五种类型:宪法的废弃、宪法的排除、宪法的排除、宪法的取消、宪法的停止(阿部照哉、池田政章,1975)。日本学者加以发挥,对宪法变迁和宪法修改进行了区分,“对于宪法的保障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乃是,宪法规范虽未被修改,可是其本来的意旨却因国家权力运作,而发生变化”(芦部信喜,2001)。我国宪法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一般把宪法变迁和宪法修改加以区别,将其称之为宪法的“无形修改”(徐秀义、韩大元,1993)。二者的区分意义在于,发生与宪法规范完全相反的事实并且达到一定程度时,是否可以理解为产生与宪法修改相同的法效果,以及其是否可以被接受。国内理论界过去所讨论所谓的“良性违宪”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意义的宪法变迁。勿庸置疑,法律形式主义的宪法变革理论对宪法变革的意义与法理的静态解释十分精致,对宪法变迁的过程也有一定解释功能。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法律变革理论虽然能够“预先赋予法律程序的每个步骤以特定意义”,却无法有效地解释宪法史上发生的宪法变革(阿克曼,2003)。鉴于英美法系主流的宪法变革仍然是形式主义的法律理论,对宪法变革问题研究得不够,许多美国宪法学者通过借鉴普通法研究方法,从理论高度正视美国宪法在有限的20多条正式宪法修正案以外的变动,对形式主义的宪法变革理论进行了批判。其中,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布鲁斯•阿克曼的理论影响较大,他强调作为先例的宪法改革实践的重要性,宪法变迁的动力机制是“我们人民”(Ackerlnan,1991)。“我们人民”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实体上看,通过积极地参与选举,把自己支持的政治派别推上领导地位,以推动宪法改革的展开;从程序上看,一个能够有效地促进政治精英和人民大众进行有效互动。虽然,阿克曼所提出的宪法变革理论的内涵与细节在美国也有许多争议,但其理论背后所彰显的意义,尤其是关于宪法变革的阶段和动力机制的理论对我国的宪法研究可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我国宪法变革的动力装置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这样两种不同的机制,前者主要包括民营经济的发展,后者主要包括执政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决策者不是某一个,而是由各种行为主体组成的集合体,实际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反复博弈过程。宪政的创造性的发展机制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法律制度互动过程中也许得以形成。

12月4日是第*****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我市的宣传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这充分说明了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宪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遵守宪法和弘扬宪法精神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明确提出并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我们党顺应时代要求，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我国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

从1986年我市实施第一个*****年普法规划开始，法制宣传教育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革，在政治生活中实现了从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事务到依靠法律手段管理国家事务的发展变革，在思想观念领域实现了从相对僵化封闭到兼收并蓄、繁荣活跃的发展变革。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变革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条件、环境、目标、要求等方面都有体现。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由“法律是约束、制裁群众行为的”，转变为“法律是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权益的手段”；公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由接受启蒙教育，转变为对法律知识的内容、广度、深度的多种选择；公民对法律的需求由单纯接受法律知识教育，转变为需求法律素质的全面提高，逐步开始运用法律，参与社会法治实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时期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依法执政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执政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和形成法律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管理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依法执政需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今年是我们全面落实“四*****”普法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为启动“**********”普法打好基础的关键一年，为此，一要把宣传学习与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普法与依法治理相结合，充分调动全民学法、用法、守法的积极性，掀起全市普法新高潮；二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充分利用现代化媒体进行深层次发动和广泛宣传，形成全市各单位和部门分工协作、上下联动的宣传态势；三是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宣传宪法和相关法律，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为群众学法用法树立良好的榜样。

总之，我们要以第*****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为契机，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深化我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推进依法治市，为实现“两个率先”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宪法等基础性法规决定了融资制度中产权变革的有限性；非正式规则的缓慢变化决定了融资制度的实施机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建立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宪法属于制度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制度规定、在融资制度的变迁过程中，仅仅改变其相关的正式规则还不能实现成功的变迁、中国融资制度改革的实质是改革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制度安排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摘要：近年中国融资制度变革呈现出速度加快、领域扩大和程度加深的趋势，市场化的融资制度似乎快要建立，但是必需清醒地认识到还有许多问题成为融资制度进一步变革的障碍。融资制度变革的困难和惰性导致其变革的长期性。

论文关键词：融资制度；产权变革；制度创新

对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自由化或者市场化取向的融资制度改革是必须的，这已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相关实践也在进行：以国有银行改革为重心的融资制度变革向产权变革、利益分配等深层次纵深领域拓展，融资制度变迁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越来越尊重市场理性选择转变，融资制度变革的速度也前所未有地加快。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问题阻碍了融资制度变革并导致变革的持久性。

一、宪法等基础性法规决定了融资制度中产权变革的有限性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宪法属于制度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基本制度规定。宪法为制度安排规定了选择空间并影响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和方式。有效的所有权制度是有效组织成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唯一所有权主体，国家并非以一个自愿性契约为基础，而是一种以行政权为基础的强制性关系。

「内容提要」宪法应否具有权威性与宪法是否具有权威性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中国的宪法从制度的设计上就预设了导致宪法权威性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几个悖论，包括“等宪法”的法律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社会变革与宪法权威的悖论。这些悖论的解决，既需要对宪法文本进行完善，更需要点点滴滴具体制度的变革与完善。「关键词」宪法权威“等宪法”的法律立法至上社会变革宪法应不应具有权威性？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管是著名学者，还是政府高官，几乎都异口同声：宪法应当具有至高的权威。有的学者还不遗余力地著书立说，论证宪法至上是法治之本。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宪法在实际上却成了一纸空文，违宪的事例层出不穷，更有甚者，有人还提出了“良性违宪”这样的说法来为违宪的行为制造合理依据。面对违宪的事件，中国的宪法却始终沉默不语，也难怪老百姓会说：“它没宪法”。与此同时，被学者们视为宪法权威性表现之一的宪法的稳定性，在中国却受到极大的戏弄。平均五六年一次的宪法修改，使宪法成为一纸宣言书，而不再是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的根本法。面对这种困境，许多人将其原因归结为“规范与实践的冲突”，认为“我国目前宪政中的主要问题在于实践，而不在于规范层面的‘矛盾’，规范是好的，没有矛盾，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落实。”但规范在实践中如何落实？落实后的实际情况如何？持此观点的学者则语焉不详。其实，按这些学者的思路，使宪法规范在实践中落实，无非要靠加强领导者的法治意识，加强公民对宪法的尊重等等。但是，呼吁加强法治意识那是道德伦理学家应做的事。作为一种法律的视角，本文试图从制度设计层面分析中国宪法权威性缺失的原因，并由此得出本文的主旨，中国宪法权威性缺失的原因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的弊端，宪法的制度设计本身就预设了宪法将不会被尊重。进而，本文还将就所论及的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解决思路。一、“等宪法”的法律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宪法权威性首要的体现是法律的制定必须依据宪法，不得违背宪法。违宪的立法不是法律，这是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就阐明的规则。但是在我国宪法与法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国宪法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同时，立法法第88条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撤消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90条和91条进而设立了对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作违宪审查的程序。单从宪法和立法法的这几个条文看，我国宪法宣称自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制定必须依据宪法，法律在宪法之下。但是，对违宪的法律如何认定，怎么处理，宪法没有任何规定，立法法也对此保持沉默。宪法权威性形式上的表现是宪法的修改程序比一般的法律严格。我国的宪法修改需要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而普通的法律只需全体代表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这种规定体现了宪法的至上性，表明了宪法高于法律。但是，在我国立法中存在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全国人大的立法总是以三分之二以上的高支持率通过。正如有学者精当指出的，全国人大立法三分之二以上高支持票率的事实是认识我国宪法与法律相对地位的关键。修改宪法只需要全国人大三分之二以上就可通过，立法也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这样的法律实际上已经获得与宪法相等的权威性，因为对于这样的立法，除了立法机关的自我约束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阻止他们换用宪法的表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法律在地位上等同于宪法，而且无所谓合宪不合宪。为什么宪法文本确认的宪法的至上的权威性却在现实的人大立法中被销解了呢？这要从全国人大遵循的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领导中找原因。我们的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都享有的民主，因此，每届全国人大3000名左右的代表，包括了各个阶层各个民族的代表，民主的范围不可谓不广；同时，我们的民主又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指导如何可能？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如此，才有了每次全国人大开会之前党员代表的“预备会议”，才有了当了三年“哑巴代表”的人大代表，也才有了“等宪法”的法律。可见，造成我国法律无所谓合宪不合宪的正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法律与宪法的关系实际上消解了宪法的权威，法律等同于宪法，宪法随时可以被法律所替代，法律也随时可以换用宪法来表达。在这样的处境下，奢谈宪法的权威，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二、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立法至上，也就是立法机关至上，或者说议会至上，至上也就是主权的意思。”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条第二款又进一步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宪法的规定上看，我国把人民作为一切国家权力的来源，代表机构则被奉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立法至上在我国的确切称谓应是全国人大至上。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由人大产生，并向人大负责，受它监督。也正因此，我国不是西方宪政意义上的分权制，而是“议行合一”。在我国，立法、司法、行政不是象美国体制下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而是立法至上，行政、司法从属于人大。三种权力的差别是分工的不同，而非分立与制衡。虽然行政诉讼的引入使司法权可以一定程度上监督、审查行政权，但对于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则不可有半点逾越。在这样一种立法至上的体制中，如果审视一下立法至上与宪法的权威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发现这二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悖论。宪法权威性的重要体现是宪法得到严格地遵守，当其被违反时可以通过违宪审查的方式及时予以补救。但在我国，一如上文所述，法律本身无所谓合宪不合宪，也就无所谓违宪不违宪。全国人大因其本身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具有最高的地位，所以除了自我监督外，没有其他的国家机关可以对其实施法律意义上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即使全国人大实施了违背宪法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法定措施可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全国人大自身的纠错机制发挥作用。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宪法的权威性与立法（人大）的至上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在现实的宪政运作的结果是宪法得不到严格遵守，宪法权威被随意损害。三、社会变革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在1996年到1998年的中国宪法学界，出现了关于“良性违宪”的热烈讨论，虽然这场讨论已过去几年了，但由这场讨论引发的中国宪法中存在的一些深层问题，却不断地吸引学者们继续探讨。在这些讨论中，许多学者都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变迁与宪法规范的关系这样重大而现实的理论问题。本文因限于主题，不准备详细讨论社会变迁与宪法规范的关系问题，而将着眼点放在由良性违宪的讨论而引起的对我国宪法文本的反思，进而对宪法文本与宪法权威的关系作一探讨。宪法权威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作为规定国家基本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法，应该具有较一般法律更强的稳定性。很难设想，一部朝令夕改的宪法会有很强的权威性。美国宪法制定了二百多年，至今只有27条修正案，正是宪法的稳定性，保证了人民对宪法持续的敬仰。反观我国宪法，自建国后已经制定了4部，而且几乎每一部都是在推翻前一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说这4部宪法的制定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所致，那么1982年宪法制定至今，短短20年，就已修改了三次，有了17条修正案，而且，按照每开一届党代会就会有一次宪法修改的惯例，我国的宪法还会这样一直每隔5、6年修改一次。这样频繁地修改，使人民对宪法的信仰大大降低。导致宪法频繁变动的原因，除了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动剧烈，宪法需要反映这种变化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宪法文本本身的原因。我国宪法除了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程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外，还有大量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规定。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基本政策，这是与我国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和立宪修宪的指导思想相适应的。我国宪法在序言中宣称：“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宪法是对人民斗争成果的确认，那么规定最新的成果就成为理所当然。同时，我国的修宪指导思想是对党的最新政策以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以此赋予政策宪法上的正当性。所以，不管是1982年宪法还是此后的三次宪法修改，都是以当时党的文件为蓝本的。例如，1999年的宪法修改中的第13、14、15、、16条修正案就是对十五大报告的原文照抄。在这样的修宪指导思想指导下，宪法必将是党的政策的随从，跟在党的政策后亦步亦趋。这种制度的弊端至少有一下几点：1、影响了人们对宪法稳定性的预期，进而影响人们对宪法的理解，而且，往往导致将宪法与党的政策混淆，削弱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功能。2、宪法作为党的政策的反映，在政策变化后必然要作出变化，这种现象不但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而且给人们一种宪法跟着政策亦步亦趋的感觉，破坏了宪法的神圣感和尊严。3、宪法中规定了过多政策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随着社会的变迁又是极易发生变化的，当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宪法确不能及时作出应对，致使一些变革虽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但却与现行宪法相抵触，也即被学者称之为的“良性违宪”。面对这种现象，我们固然可以坚守宪政法治的阵地，对违反宪法的变革行为从宪法与法治的立场予以否定，但我们却无法摆脱这样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我们猛烈抨击违宪的变革行为，另一方面，被我们猛烈抨击的做法不久却经修宪程序成为宪法的规定。面对宪法中如此之多的关于国家政策的规定，我们在鼓吹宪法权威时不得不加倍小心，因为如果宪法真得像一些学者鼓吹的那样修改一次管30甚至50年，那么，出现的结果要么是社会停止变革，要么是宪法被抛在一边，所谓“良性违宪”的行为大行其道。四、神话的破灭与可能的道路以上我分析了宪法权威与“等宪法”的法律、立法至上、社会变迁的三个悖论，以此揭示中国的宪法从其文本体现的制度设计就暗设了宪法权威不可能得以实现，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宪法权威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那么，当神话被打破，当宪法被揭下虚幻的神圣面纱，我们该如何寻找以后的路？在以上的三个悖论中，社会变迁与宪法权威的矛盾可以由宪法文本本身得到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从理论上搞清宪法应该规定什么。英国继戴雪（Dicey）之后最权威的宪法学家詹宁斯（Jennings）在其名著《法与宪法》中认为，“宪法所意指的是规定政府的主要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运作方式的规则以及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的文件。”宪法的主要内容应是规定国家机构的组成、权限、运作程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宪法不可以规定其他内容。实际上，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都有关于建国的基本理念、根本国策的规定。但是，对于作为根本法规定的基本国策，应是关涉到国家的根本存在的内容，例如四项基本原则。至于其他涉及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精神文明等内容，虽然重要，但却可以通过一般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确立。将那些易变的政策性的规定从宪法中取消，只保留那些最基本的涉及建国基本理念的政策性规定，这样，既可以使宪法有足够的弹性容纳社会的急剧变迁，又可以减少甚至杜绝“良性违宪”的情况发生。同时，由于避免了类似“良性违宪”这样的尴尬，宪法的权威自然得以保障。仅仅冀希望于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且不说存不存在一部尽善尽美的宪法，假使存在这样一部宪法，那么这部宪法本身也没有生命，要使其成为一部“活”宪法，还需要将宪法运用于现实中，通过宪法审判、宪法解释等方式才能真正赋予宪法以生命力。在我国，人大至上的体制不可能让我们引入真正的违宪审查机制，但这并不代表着在维护宪法权威方面我们将无所作为，相反，当我们总将目光投向那些根本的体制、矛盾、冲突时，恰恰忽略了就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问题。有人说，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开启了中国的宪政大门。既然大门已开，那么宪政大潮必将滚滚而来。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那么能不能再进一步，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也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样的设计，即与我国的宪法规定不抵触，也实际上将除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与此相联系，宪法也应成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中国的宪法是有名无实，虽然宣称是根本法，但不能作为法律在司法中直接适用。法律真正的权威来自它的适用性，很难设想，一部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法律会具有权威，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宪法同样如此，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宪法就像远方的海市蜃楼，虽然美丽，但却只是幻影。而且，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也完全可以容纳宪法的司法化。反对宪法司法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法院无权解释宪法，而适用宪法必然涉及宪法的解释，因而，法院无权适用宪法。照此思路，宪法中也没规定法院有解释法律的权力，那么是不是法院也无权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了呢？据此，法院有审查行政机关抽象行政行为的权力，可以直接宣布违宪或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如果涉及法律与宪法冲突时，则应提交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根本冲突，立法至上与宪法权威的悖论，并非是一些精英式的制度设计能够解决的。当我们纠缠于这些问题并感到前方一片迷茫时，我们是否应该想到，学者精英式的制度设计并非只有涉及到根本的制度设计时才会有价值，实际上中国现在更需要的是如何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更好的完善具体的制度，因为，我们还远未充分利用制度所提供的空间。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我们还远未搞清民主集中制的真正内容，到底民主和集中的比例应多大，怎样在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体现民主与集中，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就目前的许多做法，例如上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下届全国人大的选举是否符合民主集中制，或者是否民主集中制必然要求如此，都是可以研究的。此外，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任期等也可以在民主集中制框架下予以完善。五、结语本文可以看作是对当下几乎众口一词地维护宪法权威，强调宪法至上的一种反思，同时也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对我国宪法（宪政）体制的一种反思。也许反思的结果让我们（至少让我自己）感到我们这个国家要在现代实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宪政，道路还很漫长。但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少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多些关注中国现实的理性。也只有这样，中国的宪政之路才会一步步扎扎实实走下去，中国人等待了百年的宪政之梦才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变为现实。

月日是第五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我市的宣传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这充分说明了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宪法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遵守宪法和弘扬宪法精神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的十7大明确提出并为之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我们党顺应时代要求，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我国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的根本要求。

从年我市实施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开始，法制宣传教育已经走过了个年头。年来，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革，在政治生活中实现了从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事务到依靠法律手段管理国家事务的发展变革，在思想观念领域实现了从相对僵化封闭到兼收并蓄、繁荣活跃的发展变革。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变革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条件、环境、目标、要求等方面都有体现。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由“法律点击查看本资料原创网站更多文章是约束、制裁群众行为的”，转变为“法律是公民维护自己合法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权益的手段”；公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由接受启蒙教育，转变为对法律知识的内容、广度、深度的多种选择；公民对法律的需求由单纯接受法律知识教育，转变为需求法律素质的全面提高，逐步开始运用法律，参与社会法治实践。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时期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依法执政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执政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培养和形成法律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管理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依法执政需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今年是我们全面落实“四五”普法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为启动“五五”普法打好基础的关键一年，为此，一要把宣传学习与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相结合，普法与依法治理相结合，充分调动全民学法、用法、守法的积极性，掀起全市普法新高潮；二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充分利用现代化媒体进行深层次发动和广泛宣传，形成全市各单位和部门分工协作、上下联动的宣传态势；三是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宣传宪法和相关法律，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为群众学法用法树立良好的榜样。

总之，我们要以第五个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为契机，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深化我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推进依法治市，为实现“两个率先”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论文关键词：《钦定宪法大纲》宪政探析

论文摘要：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和近百年的宪政探索史上，《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意义重大。大纲具备了宪法的基本内容，为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大纲初步确立了分权模式，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由不同的部门行使；大纲初步建构了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对传统的君权加以限制；大纲初步确立了权利义务观念，与西方宪政初步实现了形式上的对接。

《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个重大成果，同时也是清末各方政治势力相斗争的产物。大纲从产生的第一天起，一直遭受着众多批评和指责。然而，《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宪政实践的起点，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和近百年的宪政探索史上，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从宪政的角度对《钦定宪法大纲》的历史地位进行探析。

一、奠定了现代意义上法律体系的基础

“宪法”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有，如《国语》中有“赏善罚奸，国之宪法”的说法，《墨子·尚同下》有“发宪布令于国之众…‘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的话，但是，在我国古代，“宪法”以及涉及“宪”字的词汇只指国家的典章和普通法律规范。近代意义的宪法概念和宪法是随西方法律文化与法律学说的传播而输入中国的。近代意义的宪法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紧密相连。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入侵，政局动荡，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施新政。关于清末新政，学者有这样的描述：“是指2O世纪初年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第二阶段即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前一阶段各项体制内变革发展的必然趋势。”《钦定宪法大纲》就是此背景下的产物。

一存在的问题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尽管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但基本保持了逐步探索并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方向与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经济领域的重大变迁，也引发了国家制度的重大变革。同时，这些制度变革也促进和保障经济大体上呈现良性发展的趋势，即:(1)从单一经济模式转向多元经济模式，这种转变既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也使建立以产权交易与竞争为支撑的市场经济成为可能;(2)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这实际上是适应社会与经济基本发展规律的结果。然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1)经济结构不合理;(2)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3)企业技术创新与适应市场能力不高，部分企业经营困难;(4)市场经济秩序混乱;(5)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无法回避的时代背景以及“有所为”的环境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尝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由于缺乏连贯稳定的制度性保护与支持、制度变革方式的模糊性与间接性、私人企业家对个人关系网的过度依赖、政府官员对商业的敏感、政治权势者凭对规则的掌控向市场参与者提出腐败性索求等，导致了一系列负面因素在市场机理内部漫延，包括:(1)产权界定不清;(2)难以做出可靠的承诺;(3)市场契约经常可以不执行;(4)法规、规章及政策常是不透明和任意的。〔3〕这些因素纠合在一起，阻碍了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为解决我国在转型时期面临的问题，作为中国的法律研究者，有必要从制度建构的角度，(包括从宪法层面)提出确立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方案，为市场秩序的形成与有效运行以及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外在制度保障。

二宪法对经济的规范与保护

宪法除了规范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外，还应对经济活动具有基本的规范与保护功能。如果将维系有效运行的经济秩序作为国家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不得不关注宪法对经济主体及其活动的规范与保护问题。自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至今，历经四次修正，在对经济主体及其活动的规范与保护方面，集中体现为:(1)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合理确认与保护;(2)在坚持对“合作经济”或“集体经济”法律地位的确认与保护的同时，明确经济形式的变革以及对其经济自主权的宪法保障;(3)使“国营经济”转向“国有经济”，取消“国家计划”，赋予企业“自主经营”权，在保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赋予企业经营以相当的选择性与灵活性;(4)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确认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并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当前分配制度的组成内容。以上四个方面的宪法性制度设计，大致完成了对我国当前基本经济结构的安排，即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即所谓的“一体多元”的经济与分配制度体系。从理论上讲，这些制度设计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有助于我国社会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在实践中，与前述制度变革相伴的是惊人的经济增长;改革后的制度，不仅调动了大量资本投资，也对提高资本、劳力和技术的生产率做出了很大贡献。这说明，恰当的制度(及其变革)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

三经济与宪法秩序的建构和趋势

今天，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建构一个有效运行的经济秩序与一个保障经济发展的宪法秩序，是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根本路径。从本质上讲，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规范人类行为:适于简单系统的计划秩序和适于复杂系统的自发秩序。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密化，现代社会基本不存在所谓的“简单系统”，组织与合作的协调任务越复杂，就越需要有效运作的“自发秩序”。同时，在“有计划的社会”中无法维系“法治”秩序，因为“政府强制权力的使用不再受事先规定的规则的限制和决定”，从而使“实质上是专断的行动合法化”。〔5〕因此，我国通过宪法修正，明确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限定在“经济立法”与“宏观调控”领域。确保产权与契约的制度对市场过程中的有效秩序来讲至关重要。因为“市场经济中造就自发秩序的规则必须确保能激励个人运用其主观知识追求其自己的目标，并能有把握地预料他人将如何行事”，在市场中，这主要依赖于界定清晰且受到保护的产权。〔6〕所以，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20年后，通过历次宪法修正对不同类型产权做出了清晰界定，为公民、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市场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对有效运行的“自发秩序”而言，仅仅界定与保护产权是不充分的，还需要对契约自由的制度保障。在正常的市场秩序中，自由交易能够增加收入、财富以及个人享有的经济机会，契约自由是保证自由交易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我国在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基本法律中规定了保障契约自由的条文，但在宪法中却没有体现“契约自由”的规定。这些法律对人们的行为选择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契约自由”在宪法规范中的缺失，在促使“有效秩序”的生成方面，未能达到与“产权”观念及制度保障相当的功能和效果。确认与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律来限制政府权力的，但也会在市场过程中带来不安全性，而制定宪法的契约条款恰恰旨在克服私有财产制度中的不安全性。因此，如果希望形成一个有效运行的“自发秩序”，从宪法层面界定与保护产权的同时，还需要赋予契约自由相当的法律地位及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