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保障范文10篇

本文作者：皮纯协任志宽

本文就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维护宪法的实施,谈几点看法。

一、完普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是指根据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宪法性的惯例)规定,拥有立法解释权或监督权的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国家的法律、法令、命令、行政措施以及国家机关或领导人的行为是否同宪法的原则或内容相抵触.以维护宪法的权威,维护法制的统一与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一九八二年宪法(以下简称新宪法)认真总结了我国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吸收了外国经验,规定了适应中国国情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新宪法中,与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有关的序言和条文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宪法序言中宣告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享有崇高的地位和最大的权威,指出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同时宣告宪法是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扣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活动的根本准则。第二,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三,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四,为了有效监督保障宪法的实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并且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地-方各级人氏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以及撤销下一级人大不适当的决议。第五,对于宪法行为的监督也有相应的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一总原则指导下规定: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每个公民必须履行的宪法义务。全国人大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也要遵守宪法的总原则,即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权利,如不遵守这项原则,而滥用权利,就会受到谴责直到追究法律责任。宪法对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也没有禁止性、限制性规定,如果谁要违反,就是违宪,构成犯罪行为的,还要受到刑罚的制裁。新宪法这些规定比前三部宪法监督保障的内容大大地充实和具体化了。这些规定是在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并且适当参照外国经验制定的,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和国情,也体现了新时期的新特点。这些规定为宪法的切实实施提供了保障。现在全国人民、各级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下,正在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以宪法监督保障制度的规定为法律依据,为切实保证宪法规定的各项制度的实施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各地区为保障宪法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为了保证各项法律、法规、命令、决议不同宪法相抵触,各地都组织人员进行了清理法规的活动并且初步取得了成须,为了保障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保障公民的申诉控告、检举权,各地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均设立了信访接待部门,建立了接待日制度,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宪法中有关于监督保证宪法实施制度的规定固然是很好的,但宪法毕竞不是法律大全,只能作原则性的规定。这就需要用具体的单行法规等形式把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加以具体化,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完善监督保障宪法的实施。完善这种同宪法监督保障制度配套的法律制度,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十分必要的。首先,从理论上看。宪法是一个画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因此,保障宪法的实施,就能够从根本上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维护其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统一。否则,国家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就有可能遭到破坏。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国内和国际的经验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宪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这就需要有具体制度加以落实。如宪法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那么,就应有一套具体制度,规定违宪案件由谁来追究,怎样追究,依照什么程序追究等等。其次,从工作实践上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同宪法、法律相悖的法规或违宪行为。例如,个别的现行法律条文同新宪法有关条文的内容不尽一致。再如,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着司法的解释性的文件,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八二年刑事审判和检察工作方面的解释性文件就不下七十份。这种文件大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某间题的解释,这种解释有法律依据,属于司法或检察解释。这从司法检察实践上看,效果很好,能使部门法中某些规定更加具体化,也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另一种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就某间题的联合解释或个人就某问题的解释等。笔者认为,如果属于重大问题,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如果属于司法检察实践中的问题,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或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检察或司法解释。这种联合解释或个人解释的形式的范围和效力,可以研究,即使是司法检察解释,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如,某省一地区人大常委会有一年攫自决定不召开人大会议。这显然违反了宪法和地方人大组织法的规定。另外,完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目前,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正在展开,这是很深刻的变革,涉及面很广,为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办事有章可循,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及时作出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国务院在这方面可以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保证上述暂行规定的合宪性,正是为了从根本上保障改革和开放的顺利进行。

二、完普宪法监督保障制度,可以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宪法的实施,在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的基础上,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把宪法监督权归于立法机关,也有专门设立监督机构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从以下两个方面规定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第一,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大国民议会负责对宪法的实施情况执行一般监督,并单独决定法律的合宪性。第二,为了对法律的合宪性执行监督以及通过法律进行准备工作,大国民议会在其五年任期内选举本届的宪法与法律委员会,由大国民议会代表中选出委员大部分,并另选非代表的专家一部分.(不得超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作为委员,组成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就法律的合宪性提出报告或者意见。南斯拉夫则是设立专门性的宪法法院来负责监督和保障宪法的实施。南斯拉夫联邦宪法法院由邦议会选举的院长和十三名法官组成,法官任期八年,不得连任,联邦宪法法院院长从法官中产生,任期一年,实行轮换制,宪法法院法官不得兼职。联邦宪法法院职责是:第一,裁决共和国(自治省)的法律和其他文件,以及联邦各机关,各社会政治共同体机关的条例等是否同联邦宪法、法律相一致。第二,解决联邦共和国(自治省)之间,共和国与自治省之间以及不同共和国领土上的其他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有关权利和义务的争议,解决共和国或自治省宪法法院之间,法院和联邦机关之间,联邦机关同共和国(自治省)机关之间的权限冲突。如果宪法法院确认某项法律同联邦宪法不一致,它就作出裁决,然后将裁决提交主管议会,主管议会有义务在控制裁决之日起六个月内消除这种违宪的事情,若在期限内未消除,该违宪法律即归无效,宪法法院对此将作出裁决予以确认。任何人都可以评定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和法律的问题,主动向宪法法院起诉,宪法法院也、一以自己起诉。从以上介绍,我们看到各国宪法监督保障制度有其共同点。第一,各国宪法的实施,必须有一定的机构保障。第二,保障宪法实施的机构必须是高度权威的机构。第三,保障宪法实施的机构虽然各有不同,监督范围、违宪审查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究竞以哪一种形式较为合适,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上述外国的一些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制定后能否得到贯彻实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必须切实保证宪法的实施。

一

宪法制定以后，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发挥根本大法的作用。如果宪法得不到实施，那么再好的宪法也是一纸空文。1954年新中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当时党中央对宪法的遵守与执行非常重视，讨论决定重大问题能按照宪法规定办事，使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各项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7年后，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发生了变化，法律意识逐渐淡薄，甚至置宪法于不顾，造成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日益严重。1958年在农村建立，这是涉及改变宪法规定的农村基层政权体制的重大问题，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就在全国推开了。1966年发动的“”，没有经过国家的法定程序，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当年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竟不经任何法律程序被迫害致死。他在被迫害时手里举着宪法，可是宪法不起作用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宪法实施没有保障，民主法制被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它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历史在曲折中前进，1982年制定了一部好宪法。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这部宪法自身规定了一些保障宪法实施的措施。一是规定了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二是规定了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和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从而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体系。三是规定了修改宪法的严格程序。宪法修改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以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四是强调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它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这些规定，对于维护宪法的地位、权威和尊严，保障宪法的实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现行宪法实施20年来，党和国家重视宪法宣传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宪法意识逐步增强，遵守执行宪法总的是好的。但是，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第一，保证宪法实施的具体法律制度不健全。现行宪法中“由法律规定”、“依照法律规定”等表述，共有45处，它表明我国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必须依法办事，但许多方面还无法可依，特别是宪法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许多规定还没有具体化为法律，致使宪法规范所包含的民主内容落实不够。比如，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国家该做怎样的保障。现在只有集会游行示威法，还缺少新闻法、结社法等。又如，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要把这些原则变为实践，还缺少政党法、监督法等必要的法律制度。第二，对立法监督不得力。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我国现有行政法规2000多件，地方性法规9000多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后，至今也没有一件被认为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而撤销。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同上位法相抵触的，而是备而不审，审而不纠，造成法规与法规、法规与法律之间相互“打架”。立法上的隐患，往往诱发执法、司法上的混乱，造成不良后果。第三，对违宪行为未追究。建国50多年来，我国还未曾有过处理违宪案件的实践经验，并不是没有发生违宪的事情，而是没有对违宪行为实施监督。对于什么是违宪？达到哪些条件就构成违宪？违宪监督的对象、范围、方式、时效、标准、程序、处理效力和法律责任是什么？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理论上都不是很清楚，在实践中违反宪法的行为受到追究更成了一句空话。第四，人们的宪法观念不强。经过快20年的全民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观念有所提高，但离保障宪法实施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对宪法的学习还不够认真，宪法意识不强，办事往往想不到宪法，更不会运用宪法武器同违宪行为作斗争。影响宪法实施的因素很多，但要保障宪法实施，上述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三

发展权作为一项由全体个人及其集合体有资格自由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主张的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各方面发展所获利益的基本人权形式，随着近几年人权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在整个世界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使得更多国家的宪法对其做出积极反映。我们研究发展权与当代宪法发展的关系，对丰富当代宪法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和更好地保障发展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权是宪法人权的新发展

1．发展权对个人权利原则的发展。传统的宪法人权观都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孤立、单个地对待个人权利。发展权并不否认个人主义法律价值观合理的一面，同时也侧重于“人”作为社会集合体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其基点在个人，又不惟个人，还包括人按照特定方式结合而成的民族和国家等集体。

2．发展权对宪法人权内容的拓展。发展权涵盖了传统人权的部分价值内容，是在生命及由此产生的人格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形式上的拓展与提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广泛发展，是一项旨在增进、延伸和强化所有传统人权的基本人权。

3．发展权对宪法人权普遍实现的推动。发展权作为人权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人权，对于全人类人权的普遍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功能。理论上，发展权以其自身具有的超越于其他人权的价值优势和复合性人权的要素，极大地丰富了人权的形式、内容和功能。发展权法律制度的安排立基于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权利从他人和社会获得合法的发展利益，充分享有免于他人对自身发展权利施以妨碍和侵犯的消极自由和能动自主地谋求发展的积极自由。实践上，发展权能够不断地消减发展差距与发展障碍，保护人权平等，增进社会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进步。

二、宪法对发展权的意义或功能

一、毋庸置疑，无论在国史还是党史上1956年、1957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载入党的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载入党的史册”；[8]1957年则被新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看作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从1949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新中国建设史往往被看作积极和正确的，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则是“一再发生失误”“探索的过程出现歧途和曲折”；[9]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2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由曲折走向挫折的20年，是由于党的领导失误导致国家发生一系列严重错误的20年”。[10]笔者认为，即使对于新中国民生实践而言，1956和1957年同样是具有突出意义的两年：一方面，从1949开始，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设者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初步表述。[11]而另一方面，在1956年下半年，因为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12]百姓的生活出现了困难，“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专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13]而这些情况的出现迫使新中国的领导者需要对民生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做出系统归纳。对此，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该文中，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这两类矛盾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4]笔者认为，单从民生角度而言，对基本矛盾的概括实际就是对民生问题生成原因的概括，而这样一种概括即使放到现在来看也是正确性的，然而，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评价的那样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5]——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不久，政治上就出现了党史研究中的“反右扩大化”，经济上则是“”及三年自然灾害，民生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情况发生呢？笔者认为，从最为直接的角度而言，单纯依靠政治话语看待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在性质上，“关注民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虽然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关注民生”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16]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的这一特征在总体上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竞争这一更高的政治要求，[17]其时出现了所谓的“苏联模式”就是试图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经济总量上的胜利，而这样一个政治要求及与此相伴的“苏联模式”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完成，人们迫切的希望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高速增长体现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18]换句话说，在1956年、1957年这样两个特殊的年份，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关注民生问题，却又将关注和解决民生视作一个手段性任务，突出发展重工业、显著扩充经济总量却是更具目的性选择，这一点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一方面，毛突出强调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然而又着重说明其最终价值仍在于“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19]另一方面，“攻击了苏联过于着重重工业的做法，但又重申了对重工业对投放资金的要求是首位的”。[20]这样，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民生”三者关系被简单化了——它们之间似乎可以直接划上等号，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即意味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民生问题将会随之解决，民生问题的解决似乎成了计划体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副产品；而反过来说，民生问题即使受到特别的关照也仅在于其可能影响到了“稳定”并进而影响到了经济发展及相关政治目标的实现。这样，从总体性质来看，民生问题及其解决只具有手段意义。或者说，在1956、1957年那样的年份里，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怀揣改善人民生活的美好心愿，但却对实现计划体制下经济高增长，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抱有更高的政治热情，在这样的热情鼓舞下，通过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平均主义体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工业及重工业建设中就显得最为重要的。[21]

其次，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民生主体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除了使“民生”在性质沦落为一个手段外，纯粹政治话语中包含的“阶级划分”及“阶级斗争”内容也严格限制了民生的主体范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范畴以外的人群并不能作为民生的主体，这样的人群，只是被打击和消灭的对象。需要看到，民生的主体的范围一直是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面，譬如，孙中山先生提“民生主义”时认为民生是“人民的生活”，[22]然而孙却明确指出人民的范围，即“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23]换句话说，孙中山所说的人民与“‘国民’和‘群众’是同义的”。[24]然而，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下，“人民”的范围显然缩小了，1956和1957年的中国，在任何领域，“人民”和“非人民”都被严格的区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5]就是在提醒人们要分清这两类人群，并依据这样一种政治划分处理民生事务。[26]第二、即使在人民内部，因为阶级成分不同，人们所获得的民生待遇也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让“先进”的工人阶级获得更充分的生活保障，而“落后”的农民阶层的待遇则差了许多，[27]这就有了所谓的城乡差异。[28]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早在“1953年和1955年春的农村粮食危机，已预示着以日益增长的城市需要为一方，以农村需要为另一方的潜在的广泛冲突”。[29]而在及三年自然灾害中，这种民生待遇上的差异又被进一步拉大了，“在1958—1962年的‘’危机的高峰期，政府用于农村救济的费用每年少于4.5亿元，集体农业中的每一个人每年合0.8元左右，而粮食短缺地区的集市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2—4元，集体单位内部的公益金并不能成为对饥饿农村人民提供有效援助的另一个来源”。[30]“几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证据表明，这次饥荒[31]不均衡，主要在农村”“到1960年，农村谷物消费量下降了24%，而城市消费量下降不到2%。在1961年，全国平均消费量达到最低点时，农村消费量下降52公斤或25%，而城市消费两只下降15公斤或8%。”[32]

最后，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民生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政策而非法律。政治话语强势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政策手段的强势，蔡定剑先生曾对政策手段做出如下归纳，即政策手段具有“果断性”、“灵活性”、“执行效应快”、“很适应党的领导方法和革命斗争需要”[33]等多个特点，而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十分符合纯粹政治话语的要求；相比较来说，法律手段则要逊色许多。这样，在“建国初期确立的‘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政策’的指导原则，片面地变成这样一个无形的规则：有法律依法律，但还是适合政策；没有法律依政策，有了政策也就不需要法律。”[34]而就民生问题来看，由于存在着民生性质的手段性认识，领导者因而更希望能够便宜处理民生问题，而这时，更具灵活性和时效性的政策无疑是比较好的选择。笔者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出台就可以被视作对民生问题的快速反应。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要看到，政策的易变性却又使民生问题无法得到持久的关注和有效的保障——还是在1957年，随着政策层面从“整风”开始转向“反右派”，以及1958年提出“”，“关注民生”已缺少了基本的政策支撑，“民生”因此在此后的几年内迅速恶化，虽然到1960年末，在“受到严重困难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35]然而此时，百姓的生活已经遭受重大损失。

二、必须承认，“民生”是一个“大问题”。就国家治理的一般经验而言，民生问题能否解决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能否发展，而这样一种经验同样得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尊重。[1]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民生实践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存在着较大的曲折和反复，笔者因此认为，考察这样一个过程背后的原因，分析其差异、找寻其规律是值得努力去做的一项的工作。[2]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我国对人权问题更加重视，人权保障制度在我国获得了长足发展与加强。我国人权保障法律问题的涵摄面广阔，不仅在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中有着明确规定，而且在刑法、民法、行政法等诸多重要的部门法中均有所体现，因而必须运用一种跨部门法、综合性的思维对人权保障法律问题进行全方位梳理论析。

一、宪法人权保障与刑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

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人权保障是宪法的核心。人权与宪法相互依存、相互作用［1］。刑法由于其特殊的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其在人权保障方面所处的特殊地位也为学界所广泛认可。然而，总览宪法学界、刑法学界学者关涉人权保障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它们更多地只是从自身学科的角度着眼分析论证人权问题的，而没有从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的角度分析论证人权保障问题，由此使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一)宪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缺无导致宪法中所规定的诸种人权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宪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概括性，这是由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所决定的。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的内涵、范围及保障方式等在宪法运行实践中往往需要有权机关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以此因应具体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宪法解释制度处于一种虚置化的状态，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宪法中所规定的人权的实现。舍此而外，必须警醒的问题是，由于通说认为，宪法基本权利之规定，是完全针对国家而发，基本权利条款的本身，就富有纯粹针对国家性质［2］。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表现为各种国家机关的形式，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因而人权所指向的义务主体是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公权力机关，其作用的真正发挥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着违宪审查制度。然而，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形同虚设，难以真正发挥管控国家公权力的实际作用，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宪法中人权规定的真正贯彻落实。(二)刑法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首先，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在刑法中的地位突显不足。体现在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中并未有“人权”一词的规定，即便在《刑法》第1条“立法宗旨”中有“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规定，但刑法文本中更多体现的是打击犯罪的功能，而不是人权保障的功能。此外，刑事司法中也经常出现侵犯犯罪人人权的现象，譬如近几年来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死罪改判无罪的冤假错案就经常被媒体报刊所关注与报道，此时的刑法似乎并未突显其“犯罪人大宪章”的功能。其次，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对其所规定的一些人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刑法“对公众权利的影响程度最高，因而必须具有更强的确定性，这样才能明确人们行动自由的边界”［3］。尽管在现行刑法中有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条款的规范，例如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我国《刑法》仅仅规定了破坏选举罪、报复陷害罪、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而对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结社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的规定较少，保护力度不足。固然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应当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予以一定的限制，但是刑法也不能伤害、侵犯到宪法中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最后，脱离宪法的指引与制约，刑法可能会出离宪法。如刑法中对于终身监禁刑的设置是一种自行增加刑罚种类的行为，它将终身监禁刑强加在贪污犯罪人身上，且仅限于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差别性对待，对于其他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的犯罪人而言，难以体现宪法中的平等保障人权原则。

二、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状态下保障人权之原因分析

人权保障是一个综合性法律问题，一方面需要强调关涉宪法层面上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需要强调由刑法等部门法来具体落实和体现宪法的价值理念，应当给予它们发挥各自作用且充分互动的空间，才能完整达致人权保障的目标。(一)法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决定了必须宪刑联动保障人权。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以宪法为核心，包含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十余部部门法在内的一个有机整体。该法律体系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其中，宪法位于法律体系这一金字塔的顶端，奠定并搭建了整个法律秩序，是各部门法制定的依据与基础;各部门法都以宪法为引领，围绕并遵从宪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对社会秩序加以更为细致的规范，且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再次重申了宪法对于部门法的统领作用，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需要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具体到人权保障领域，也需要宪法与刑法的共同规制，宪法所蕴涵的控权思想和人权保障精神应当被贯穿于整个刑事立法之中。宪法与刑法之间能够进行联动的前提是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两者的价值诉求一致。宪法在其法律文本中明确对尊重和保障人权作出了规定。刑法在第1条中也明确规定立法宗旨是保护人民，两者之间以人权保障为纽带被紧密联结起来了。尽管宪法规定的是一国之根本政治、经济制度，而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总和，表面看似不同，不过在我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宪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共同的立法宗旨与价值诉求。宪法通过对一国国家机关的权力分配作出规定，划清了国家公权力与个人私权利的界限，以防范公权力对人权的侵犯;刑法通过明确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各类罪刑规范，对国家刑罚权等公权力进行规制，以避免司法机关肆意侵犯人权，目的亦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宪法与刑法皆以对权利的规制为主要内容，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理念，没有人权的宪法或者没有人权的刑法均会失去赖以存在的价值。其次，两者所属的法律体系一致。宪法与刑法均为人权法律体系网之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法谚云，法官适用一个法条，就是适用整个法律体系。对人权保障问题的思考需要将不同部门法的不同规定纳入一个统一的范畴进行整体研究，将人权保障问题放置在整个法律秩序下进行研究。现在存在一种部门法脱离宪法的现象，譬如包括刑法在内的一些部门法，在制定、解释、修改法律的时候，只考虑该部门法的价值倾向，却从不考虑宪法的价值取向，甚至有意躲避宪法对刑法的“干预”，这种做法类似故步自封，是不可取的，部门法需要回归至宪法。“人权的宪法保障不是孤立的，必须同加强各部门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机制相结合。以宪法为龙头、以部门法为有机环节，才能建构我国人权法律保障的完整体系。”［4］(二)我国宪法适用体制的不完善决定了必须宪刑联动保障人权。宪法的适用是指宪法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贯彻落实。宪法适用是宪法制定到宪法实现过程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体现宪法精神、宪法效用的过程。“我国宪法适用的最重要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主要的适用方式是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和监督宪法实施。如果考虑到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属于传统的立法权的范围，那么我们可以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适用宪法的职权分解为两部分，即立法适用和监督适用。”［5］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部门法之一，宪法规范如同其他部门法规范一样也需要落于实处。不过从学理上而言，我国的宪法适用体制实际上是非常之不完善的。首先，我国宪法的监督适用机制包涵两种，即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虽然它们规定于现行宪法中，不过迄今为止这两种机制的实施程序法均未出台，导致实践中宪法解释机制与宪法监督机制几乎处于缺位状况。就其他各国而言，宪法的适用其实还包括宪法司法适用机制和违宪审查机制，不过这两种机制并未被我国宪法所采纳，甚至目前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司法、司法制度等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宪法依据［6］，因而监督适用、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机制的统统缺位使得宪法对刑法的规范和制约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在这些宪法适用机制缺位的状况下，只有拓展剩下的唯一的立法适用路径了，即通过完善、细化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立法来贯彻落实宪法中的人权保障原则与人权保障规范。其次，宪法规范一方面具备最高权威性、最高效力性，另一方面由于其所规范的均是国家重大制度与事项，因而也带有更多的宏观性与抽象性，这就需要通过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立法与修法来加以细致化、具体化。宪法精神具有一种天然的向下扩张、向下流动的传导力与驱动力，天然的需要与各个部门法相联结。在各个部门法中，宪法尤其与刑法结合紧密，表现在近现代宪法的起源和发展通常是从确立刑事法治原则开始的;刑法的维护需要宪政基础的支持与支撑，需要宪法的保驾护航，需要与宪法紧密联结，生动反映宪法的变化，并以部门法的形式丰富着宪法的内涵。人权尽管已经在宪法中得以明确规定，但这并不等同于人权就实现了，侵犯人权的行为就能够受到法律制裁了。一方面，人权的实现是反映在个案中的，需要各个部门法尤其是刑法的配合与协调;另一方面，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中会出现新型人权问题，需要部门法尤其是刑法配合宪法加以解决。因而只有在宪法与刑法有效联结与互动的状态下，在刑法制定和修改时充分考虑人权保障精神，在刑法中不断完善人权保障的条款才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的人权保障问题。(三)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刑法的衔接适用。需要宪刑联动保障人权当今世界各国在加强人权保障方面积极沟通并建立联系，签署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许多国际人权文书以加强对人权的国际保护。我46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融入世界潮流，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达到25项，其中涵盖联合国九项核心人权公约中的七项，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我国以实际行动反映了政府加强人权保障力度的决心和勇气，不过这些国际人权公约中亦有不少内容涉及刑事法律，因而在司法适用中必然会产生与我国国内刑法的衔接适用问题。对于与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刑事规定相一致的地方，则直接适用我国国内刑事立法就可以保证我国对于国际公约履行义务的遵守;但是对于那些与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刑事规定不相一致甚至是严重冲突的地方，我国又应如何承担保证该部分条约规范在国内的履行责任呢?譬如突出的矛盾体现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第5款规定“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等，这些规定与我国目前的国内刑法关于死刑罪名与死刑刑罚的规定均存在冲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比较棘手，因为国际公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在我国国内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直接的规定。一方面，按照国际法上“条约必须信守”的一般原则，我国作为上述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约国，须承担保证公约在国内得以履行的义务。另一方面，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存在不一致之处，是择一适用，还是逐渐修改国内法条至统一适用，便成两难选择。从法学理论上而言，国际人权公约属于我国的法律渊源之一，且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须承担履行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义务。但是从国际人权公约在我国的适用实践来看，目前未曾出现过司法审判中直接适用国际人权公约条款的情形。较为妥当合适的方式便是将这些已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中诸多关涉刑事犯罪内容的条款在我国进行转化适用，即通过转化为相应的国内刑事法，将其中的人权条约的精神体现于国内刑事法的制定与修改中，而这一转化过程只能是通过加强宪法与刑法之间的联结与互动才能完成与实现。

三、宪法与刑法联结与互动状态下保障人权之路径论析

摘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语境下，我国现行宪法实施仍存在法律属性功能障碍、监督保障职能弱化、“社会养分”不足等问题。解决方法可以是:强化宪法监督，对违宪行为加强审查并处置;积极推动依宪释法，增强宪法作为法律属性的法律适用功能;深入开展以宪法宣誓为轴心的宪法宣传，引导社会形成学宪法、用宪法、遵宪法的良好氛围。宪法监督、依宪释法和以宪法宣誓为轴心的宣传制度对于规范公权力运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宪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宪法实施;宪法监督;依宪释法;宪法宣誓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对作为一国的根本法而言，宪法也概莫能外。从宪法的本质来看，就是要依据一种建构或确认国家组织和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而开展的国家治理。其目的就是通过宪法的实施，把宪法从政法性文本转换为社会性事实，使宪法在应然性和实然性的双重维度上得以调整政治关系并规制政治过程。［1］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背景下，强化宪法实施，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进一步深化对公权力行使的规范与约束，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提供宪法保障。

一、起点与希望:宪法实施新的契机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首次以党的文件形式对国家治理方略理论和实践进行顶层部署。从决定内容来看，文中提到“宪法”一词多达38处，而涉及“宪”字的达41处。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换言之，宪法已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并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注重发挥法治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已经成为当下推动转型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保障。一个较为显著的标志是，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和《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从实施效果来看，国家宪法日设立两年来，全国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活动，掀起了学习宪法、宣传宪法的热潮，宪法宣传舆论氛围效果初步显现。自2016年1月1日起宪法宣誓制度施行以来，全国各省区市、各行业部门都结合各自实际相继出台了较为具体的宪法宣誓办法。现在对于各类新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均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2016年6月，两办又下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相关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都将聘请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但凡重大事项决策必须征求法律顾问、公职律师意见等等。尽管这些措施都是通过政治性因素来推动宪法实施，但是从客观效果上看，对于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提高依法履职能力水平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解构与剖析:宪法实施的主要表征

深圳警方标语中明确表示出的对河南人的歧视无疑是地域优越心态下的最丑陋肮脏的精神面貌的总暴露。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公民都有理由对一个政府机关如此明目张胆的违宪行为表示愤慨。虽然本案是作为民事的名誉权案件受理的，但其实作为违宪案件来看待则是更合理的。因为本案所侵害的不完全是某个具体公民的名誉权，它有着更为广泛的受害人群，也有着更加严重的社会影响。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保护。其宪法依据是第38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作为民事侵害名誉权的典型方式，侮辱是指公然贬低他人人格，诽谤是指捏造并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以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本案中深圳龙岗警方的横幅标语，由于并未具体涉及到指称原告为犯罪人，所以是否会导致具体的某一河南人个体的名誉受损，尚存在举证上和解释上的难度。也就是说原告如何来证明这一标语导致了对他个人的社会评价的降低，法官是存在不同理解的可能的。诉讼讲究证据，虽然我们凭感觉可能会认为人们看了这样的标语，会对河南人存有偏见，但如何证明这种偏见确实存在？又如何证明这种偏见如果在整体上存在的话，对具体的原告个人也产生了作用呢？因为从严密的逻辑上说，一个理智的人可能对这条标语置之不理而不受其影响自己的判断，更可能对原告的人品不产生实质上的损害。而我国民事诉讼只有原告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才可提起，没有公益诉讼的规定。

从专业的角度看，本案所表现出来的侵害，最主要的其实是一种地域歧视，它侵害的是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平等权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权。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就将“人人生而平等”作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我国宪法第33条第2、3款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据此，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且其权利的行使受到同样的条件限制，这也包括了如果公民触犯了法律要受到同样的追究。也就是说，既包括平等的保护，也包括平等的打击。在现实生活中，平等权是一个可以广泛解释用来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它本身也是可以不断地阐发发展的。而侵害平等权的行为，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歧视，则仍然屡见不鲜。例如受教育权的地域之间不平等就曾引发广泛的争论，而种族歧视、就业歧视、性别歧视等更是平等权所反对的。本案中侵害平等权所表现出来的地域歧视，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与种族歧视一样古已有之，只是作为警方作出这样直白的表示，更显得触目惊心。

我们愿意相信深圳警方的标语很可能是有统计数据为支撑的，是针对某一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种类犯罪的多发而作出的。所以关于平等权的问题的实质，倒不是在于新闻报道中所说的“无任何证据证明其辖区存在‘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前提下”龙岗警方打出横幅标语，而是：即使是存在敲诈勒索这一犯罪中河南籍人员占有较大的统计比例，警方可以打出这样的横幅吗？应该说仍然是不可以的。警方的标语是广泛而狭窄的。说其广泛是因为它针对的是所有的河南籍人员，说其狭窄是因为它只打击河南籍的，违背了平等打击的原则。这样一来，标语的地域歧视性质就显而易见了。

但目前我国宪政上存在的一个大悖论是：一方面确立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宪法由于不存在违宪的司法诉讼程序，宪法某种程度上成了可以随便违反的法。我国的《立法法》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对立法行为的违宪审查，由人民代表大会实施，但对于执法行为或者私主体的宪法侵权，却难以对受害者进行有效的救济。国内一些非常有限的宪法权利诉讼，都不得不假借民事诉讼的外衣提起。这就导致了违宪侵权的难以惩处、救济的难以实现。正如在本案中，如果有违宪司法救济途径，可以直接以地域歧视侵害平等权起诉的话，则警方的行为本身即可成为司法评价的对象，法官可以作出是否违宪的判断，而不需要证明第三者是否有对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这样的保护显然更加有力，也更加体现了宪法的严肃性。只有违宪行为得到有效的遏止，才能真正摆脱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况，真正使宪法成为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正是本案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本案所揭示的宪政意义所在。

【文章摘要】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人权意识的增强，国家和公民都越来越重视通过法律形式来保障和实施人权，因此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详细分析了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的发展现状，总结了有关观念、立法、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宪法救济体制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人权保障；宪法；救济

一、引言

人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丰富，对人权的保障也在历史的进步中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在一定意义上，宪法就是一国人权保障和发展水平的标尺。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标志着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但是还存在这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给政府的实施和公民权利的保障都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人权保障概念形成及与宪法救济的关系分析

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至少发表一份有关中国人权的白皮书，介绍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现实状况以及保护措施等内容，并阐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和人权保护方面的立场与观点，这表明我国政府肯定了和开始重视人权方面的问题。我国宪法于2004年进行了第四次修正，其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第一次把人权写入宪法。我国人权保障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国家公民权力始终不偏离保障人权的轨道，有必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设计与制度安排来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可能侵害予以事先的预防与事后的救济。

摘要：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贯穿着以人为本，改善民主，扩大民生，保障人权的内容。总书记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体现了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我国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坚持人权的平等性是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的基本特点，也是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本文在阐述了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意义和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分析了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意义

列宁曾说过：“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五四”年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其中“A--”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前后对其进行了四次修改，直到200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第四个宪法修正案，才首次将“人权”一词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虽然这些宪法修正案大大推进了我国人权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我国现行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一、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法律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近代宪法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普遍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建立和以普选制、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形成，为近代宪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而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理论，为近代宪法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旧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

【摘要】坚定党和人民的“四个自信”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凭借其根本性、人民性和发展性的重要特征，对于保障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顺利前进具有重大意义：其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提供理论自信的宪法保障；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独特道路，奠定道路自信的宪法保障；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基本制度，巩固制度自信的宪法保障；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文化方向，筑牢文化自信的宪法保障。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要充分重视宪法的作用，整体把握我国宪法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意识形态；宪法；“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颁布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为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时代前进到社会主义时代吹响了宪法号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舞台上“挺直腰杆”也有了社会主义宪法为其提供坚实保障。我国宪法在性质上也属于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从法制地位上看，我国宪法具有根本性、权威性，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事业作出顶层设计，“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1从价值指向上看，我国宪法具有人民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我国宪法通过对人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突出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与国家性质和党的宗旨始终保持高度一致。从发展形态上看，我国宪法具有与时俱进性，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颁布实施，迄今为止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的五次修改，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确认下来并加以巩固，以符合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历史需要。近年来有人通过规避“宪政”问题而将宪法边缘化、架空化，其从本质上也是希望通过解构和破坏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话语权，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根本法制依据，这种危害是不容小觑的。强调：“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3“四个自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制度逻辑和文化逻辑的集中体现，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具体的着力点。我国宪法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确认了符合实践要求、符合人民意愿、符合历史方位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基本制度和文化前进方向，这对于新时代党和人民坚定“四个自信”、增强战略定力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提供理论自信的宪法保障

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国家的一面理论旗帜，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屹立于世界的一面精神旗帜。对于这个旗帜，要充满自信地加以高举。这种自信不仅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昂扬政治姿态。我国宪法以法律确认的形式充当起了高举指导思想旗帜的“旗杆”，使国家指导思想“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提供了理论自信的宪法保障，任何人都不能动摇这面旗帜。这面旗帜不仅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也浸透着中国实践的生动底色。改革开放以来，正确认识和评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关系到我们坚持怎样的思想路线的问题，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同志的基本思想。”2在邓小平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我们还要坚持好、运用好思想活的灵魂，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任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相互割裂、否定的主张要么是教条主义，要么是自由主义。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至今，虽然经过了五次修改，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始终没有变，在此基础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动力也始终没有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在“老祖宗”没有丢的基础上写出的新篇章。动摇宪法的这个旗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论基础。科学的理论从来都不是形单影只的，而是由具有不同实践指向的理论元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离开其中的任意一个元素都是对理论片面的把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起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这一系列理论成果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同时这三大理论成果又从社会主义本质、党的建设、发展方式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填充了理论血肉，这一系列理论成果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助力实践前进。伴随着“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3，我国分别在1999年、2004年和2018年的三次宪法修正案中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确认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任何阶段，只有坚持这一系列理论成果的指导地位，才能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基本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从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局面，坚定党和人民的理论自信。动摇宪法的这个旗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特征。理论一旦离开实践就会让自己“出丑”。在实践出现重大历史性变革时，理论自身如果没有主动求变，就会被历史的洪流冲垮，也意味着实践将失去方向，为落后于现实的理论“买单”。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世情、国情、党情的最新变化，提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为处于改革攻坚期的党和人民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思想引领，使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新时代”不仅意味着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有了新的理论样态，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有了新的理论结合点和实践展开面。201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将为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其中所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提供强大的解释力和应对力；另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的科学构想也被写入了宪法，有利于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外交领域得以充分运用，从而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局面，让党和人民愈加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信，愈加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自信。动摇宪法的这个旗帜，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性本色。

二、我国宪法通过确认国家发展的独特道路，奠定道路自信的宪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