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保护范文10篇

一、我们享有并能够得到司法救济的仅限于人身权或财产权吗？（从动物性权利走向人权）

首先，让我们简单地看一看我们所享有的人权或宪法权利的种类。按照1982年现行宪法的规定，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第33条到第56条，其中第33条至第50条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这些权利可以大致分为十大类，即1、平等权（包括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平等权和第48条所规定的男女平等权），2、选举权，3、言论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4、宗教信仰自由，5、人身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6、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7、劳动权，8、休息权，9、社会帮助权，10、受教育权。[1]加上总纲所规定的公民的财产权，总共有十一大类基本权利。人权高于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人权又通过公民基本权利表现出来。

其次，我们再看一看现行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刑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与民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相比较，是保护的最为广泛的法律，但也有一些问题，如刑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的平等和自由方面的犯罪进行全面的规定，例如，没有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怎么处理等。[2]民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只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八个方面的受案范围来看，其立法意图就是将法院所受理的行政案件限定在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方面的保护，尤其是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该兜底一项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也基本上是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3]。可见，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诉讼的救济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我国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4]，但将近50年了，直到齐玉苓案件才出现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性权利的案件。当然在民事、行政领域，建国50年来，除了人身和财产权之外，宪法中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都是不可诉的，足见问题是何等的严重。

所以，不难看出，在我国，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对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而不涉及到公民的大量的其他宪法权利，例如宪法中第一项基本权利平等权、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公民的结社自由是不是应当受到司法保护？总而言之，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和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受案范围大大限制了司法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种类，使原本更重要的许多宪法性权利都没能在行政和民事案件中得到保护。从现行法律的这一特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法律只是停留在对公民的“动物性权利”或“植物性权利”的保护上，因为动物或植物的人身权或其价值同样也是受到人类法律的保护的，例如，禁止捕杀大熊猫、大象等，禁止乱砍、乱伐森林等。可见，我国法院现有的受案范围还停留在非常低层次的规定上。当然，从齐玉苓案件之后，法院的实际审判已经越来越重视宪法，越来越重视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且又出现了突破现有法律规定的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宪法性权利的新案件。

二、宪法一定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来实施吗？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宪法太原则无法具体实施，需要由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之后才能实施。现在人权入宪，宪法岂不更加原则了吗？人权当然也就更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实施，那宪法写进人权仅仅是个象征意义，宪法对人权的实现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这种传统观点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并非宪法的所有内容都需要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有的内容往往是禁止其他法律加以具体化的。我们不走出这一误区，人权的宪法保护就会化为乌有。

本文作者：李国际田强工作单位：三峡大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建设民主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目标，控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权利，已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公民知情权逐渐被引入到各国法律中。在我国由于对知情权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对其性质认识还不一致，对其法律保护还不完备，因而，对其作进一步研究，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对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知情权的历史考察

知情权，英文表达为，翻译过来称“知的权利”、“知悉权”、“得知权”、“了解权”等。将他翻译为“知情权”，既能表达英文原意，也能被公民普遍接受。其大致意思为，“知”即“知悉”、“获取”之意，“情”即“情报”、“信息”。知情权即为知悉、获取各种情报、信息之权利。学界对知情权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说认为，它泛指主体知悉、获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的权利。如将其定义为“指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与法律赋予该主体的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说认为，它仅指公民享有的知悉、获取官方的信息权利。有学者提出，知情权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知情权概念内涵表现出不确定性，这使知情权的概念难有一个界定。知情权思想的萌芽最早出现在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中，尤其在关于国家行为应当公开的论述中。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8洛克在《统治论》中指出：“政府拥有的一切权力，应该完全服务于社会福利，决不允许任意妄为。权利实施必须通过明确、公平的法律。只有法律公开，人民才能了解自己的义务，遵守法律，社会才能稳定；同时，才能保证统治者不逾越限度。”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在阐述其构想的法律制度时提出：“实行普选，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人执行国家权力。实行对公众公开，全部国民都有权知道自己的委托人的行为。”美国的托马斯8杰菲逊指出：“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有必要通过新闻，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这些论述包含有知情权的理念和精神。知情权作为一个明确的权利概念及其制度要求，是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续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开始。美国新闻记者肯特8库怕在DE?F年的一次讲演中明确提出了知情权的概念，呼吁政府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让公民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政府应保证公民在最大范围内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并且建议将其推升为一种宪法权利。这对知情权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知情权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瑞典DGGH年颁布了《出版自由法》，确定了公文公开原则；DGIE年法国《人权宣言》第DF条规定，社会有权要求全体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但这些法律规定的公开信息的范围比较狭窄。二战后，知情权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情权法律制度，知情权也被确认为一项基本人权。DE?E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F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导的消息的权利”；第?B条第D款规定，联邦议院的议会公开举行。美国DEHH年《信息自由法》赋予美国公民获得政府文件的法定权利；DEGH年《阳光下的政府法》明确规定了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公众可以观察会议，取得会议的情报。DE?I年《世界人权宣言》第DE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和不受干扰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DEHH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DE条规定：“人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知情权是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一部分。以上可以看出，其一，知情权经历了从其思想萌芽的形成到权利概念和其制度要求的构建，再到被许多国家获得法律确认，最后成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知情权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多地没有采用“知情权”这一述语，而往往表现在发表意见自由、信息自由、情报自由之中。其三，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知情权不是仅仅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知情权性质的权利，如消费者和患者的知情权等。

二、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知情权是何性质的权利，学者提出了不少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并非宪法性基本权利，并非必然的法定权利；有的把知情权作为观念中的权利，认为知情权是积极权利、妥协性的权利、民主性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宪法性的权利。从知情权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可以看，知情权具有以下属性。!知情权是一项人权。把知情权看作是人权，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得到普遍地认可，被限制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就更谈不上知情权了。只是到了近代社会，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个体主义地位的确立，个人的利益需求才可能得以彰显，也才有可能把知情权提高到基本人权的地位。由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又是天然的平等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催生出人们对自由、平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客观上也要求实现包括信息获得在内的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权利的行使者和所有者之间由于间接民主的规定性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分离状态。因而，对权利的运行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就显得十分必要。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就是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和表现，而监督权力、控制权力无疑是对政府活动的相关信息的了解为前提。知情权成为一项人权，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权利意识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知情权的产生不仅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且也被各国法律制度和国际人权法所证实。"知情权是一种宪法性基本权利。知情权在权利性质上属于哪一种性质、哪一位阶的权利，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应属于宪法性的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通过宪法来确认；另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引申权，它是言论自由权引申出来的，言论自由权本身就包含了知情权。笔者更倾向于前者的观点。权利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致权利的种类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权利最初往往以一般权利的形态存在，甚至以主观权利的形态存在。当权利观念和权利类型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被认为尤其重要的那部分权利就必然诉求于法律予以的确认和保障，近代宪法应运而生，以此规范形式对那些具有重要地位并为人们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现代宪政国家都承认主权在民的观点，并在宪法中设计各种制度保障国民有效地参与民主决策管理，国民作为主权者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管理国家，就必须充分获知与国家管理有关的各种信息，否则就无法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进而参与国家管理，国民主权原则也难得以实现。可见，国民享有知情权是国民主权原则的前提，只有国民充分获取有关信息，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政治。民主愈发展，制度愈完善，就愈要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利。知情权是一种兼有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的复合性权利。公权利和私权利是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的一种划分，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个人对公共事物参与的权利，称为“公权利”；另一类是由个人独自享有的权利，称为“私权利。”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具有明显的公权利属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的权利。人不仅个体独立存在，并且由个人组成共同体而存在，以社会共同的公共事物为基础而形成政治生活。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社会每一个体的参与，公共权利才能有序行使，否则，社会就难以正常运作。公权性的知情权，如宪法性知情权、行政性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等，它一般通过宪法、行政法律法规等公法予以规制，并借助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予以程序保障。其权利主体一般为公民，而义务主体则一般为国家机关，权利主体与义务之间在信息资源的占有上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信息资源基本上被控制在以国家机关为主体的政府手中。知情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具有明显的私权利属性。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所备的权利，在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中，通常需要对涉及自身的，而被其他相关部门掌握的如出生时间地点、既往病史、病例资料、各种涉及本人档案记录等情况、信息进行了解、知悉，法律应当对这种利益需求进行权利确认，这是个人信息知情权。它具有民法上人格权的性质，主要体现的是主体的精神利益。私权性的知情权即民事知情权，其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法律地位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对信息资源实质上占有的不平等才昭示了权利主体知情权的必要性。它主要通过民商法等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也可由宪法、诉讼法等公法来调整。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种个人权利、一种社会权利、一种具体权利、一项法定权利等不同观点。总之，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其权利属性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只要用动态的观点去分析客观现象，才有可能正确把握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本文作者：刘雪雪工作单位：东南大学法学院

一、生命权的概念界定

在讨论整个问题之前，我们不禁要问，宪法保护的对象，即生命是什么？生命权又是什么？简要的说，生命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的根本和前提。而生命权已经无数次被说成“首要的权利”“，最重要的权利“”所有其他权利的根本和基石”。《中国人权百科全书》给生命权下的定义是“：个人保有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各种生理、心理特征的存在和延续的权利。”纵观世界范围，宪法学界对生命权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1）生命权是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享有的权利，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均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也不得威胁他人的生命安全。生命权是一种维持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2）生命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命权其实是指人生活中的各种权利，包括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权利的各个方面，狭义的生命则专指法律保障下任何人的生命不被无理剥夺的权利，西方某些学者称之为不被杀害或不受被害威胁的权利。”（3）人的生命权是一种自他出世的那时起，就自然享有并应得到持续的法律保护的权利；国家保护公民的生命权是指公民只可因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自然死亡之外，任何人不得用任何非法手段致他人死亡，消灭他人生命。（4）生命权是指公民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享有的权利，不能被非法剥夺。（5）生命权就是享有生命的权利。在学界如此众多的定义中到底哪种才最科学最可取？生命权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它的概念应当有比较清晰的界定，这是研究问题的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得出相对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生命权首先是自然人按照规律，享受生命不被非法剥夺，并且在受到任何危险时得请求救济的权利，但此种界定是否表明生命权是一种消极的权利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龚向和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曾经提到“：一项权利相对积极还是消极，通常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比如在堪萨斯的麦地里，食物权完全是一种消极权利；但是在瓦兹或东洛杉矶，它则是相当积极的权利。”每一项特定的权利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更新并注入新的元素，生命权亦是如此。隶属于消极自由权体系中的生命权已经不能在现代社会中给予公民个人足够的保护和尊重。因此我们对生命权的理解不能止步于消极的层面，在实际的生活场景和新的理解下，生命权不仅包含国家不得随意剥夺个人生命的内涵，还包括国家有义务和责任提高生命质量的含义。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权内涵的延展必须结合人的尊严加以理解。在自由权的内涵之下，生命权仅止于“活着”，但新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此，而是使人“有尊严的活着”。生命权除了继续保有不被专断剥夺的含义之外，还包含了生命的内容和质量，即如何赋予生命以意义、目的和尊严。

二、生命权宪法保护的宪法学基础

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是指，通过宪法规定或宪法解释的方式将生命权载入宪法，使之成为一项有法可依的的宪法权利，赋予国家机关不得侵犯并加以积极保护的义务，并通过宪法的实施得以实现的生命权保护方式。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生命权是宪法保护生命权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生命权的“宪法保护”不等于生命权的“宪法规定”。虽然有些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但并不意味着生命权就得到了宪法的保护。法律实践证明了一点，尽管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规定却可能是纸上谈兵，而得不到真正的保护。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实效性，并非取决于权利的宪法规定本身，而取决于对其实际的保护。因此，宪法保护与宪法规定并无必然联系。只有宪法得到了实施，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才算落到了实处，生命权才是真正得到了保护。在我国，民法、刑法、行政诉讼法中都已经规定了生命权的保护，为什么一定要在宪法中规定呢？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民法等普通法律应当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难道将生命权写入宪法是为其他法上的生命权提供宪法依据，以体现宪法的最高地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规定在宪法上的生命权与民法上的生命权的性质不同，功能也是不同的。权利是有多重性质的，同是生命权，规定在宪法中属于公权利，可以对抗国家；规定在民法中却是私权利，只能对抗私人。“就私人所有的权利方面看来，单一的权利已可一面对抗其他一般私人，同时又可对抗国家；当其为对抗其他一般私人的权利时，具有私权的性质；而当其为对抗国家的权利时，却具有公权的性质。”而宪法从诞生那天起，就使它所规定的生命权等基本权利具有了公权利的性质，具有了对抗国家的功能，或者说对抗国家是早期宪法规定生命权等基本权利的主要目的。“生命权的本质是对一切侵害生命权价值的行为的防御，防止国家把生命权作为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生命权作为主观的权利首先对国家权力的一切活动产生效力，约束国家权力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个人有权以生命权为依据，防御国家权力对生命权的任何形式的侵害”，而且“生命权的宪法化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主体应有的社会关系，即生命权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国家不能把人的生命权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应把生命权的维护作为制定法律或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所以非常有必要在宪法上规定生命权，让宪法与民法等部门法一起来保障生命权。

三、生命权宪法保护的实现

本文作者：张小罗工作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从第一次提出-人权.这个伟大名词之后,多少世纪以来,各国人民为争取人权作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现代社会还永远没有能使人们达到享有充分的人权这一崇高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地要为此而努力奋斗的原因。[1]11-1保障和促进人权,乃是现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终极价值与根本目的之所在,而保障和促进人权的事业,则绝不能无视公共财政的存在及其功能。住房权作为一项新型的权利形态和生存权的必要内涵,它的实现也必须依赖于财政税收,它的宪法保护有赖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宪政制度。

一、住房权的宪法内涵

(一)住房权的概念住房权(therighttoadequatehousing),又称适足住房权,是指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权利。为实现住宅权,政府、个人和国际社会组织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与义务。[2]419按照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观点,住房权不应从狭义的有限的角度来理解,例如将之等同于仅仅有一个可遮住头部的屋顶的居所,或将居住场所单单视为一种商品。相反应将之视为安全、和平、尊严的生活的权利。因此,适当住房权的要求应当是:第一,永久占有的法律保障;第二,服务、材料设备及设施使用:例如安全饮用水、炊事能源、供暖和采光、卫生和浴洗设施、食物储存设备、废气处理设施、排水设备和紧急救援工具;第三,承受能力:个人或家庭用于住房的资金费用,不应达到使其他基本需要受到威胁或被迫让路的程度;第四,居住条件:住房必须给居住者提供相当的空间,使之免受寒冷、干燥、炎热、雨淋、风吹或其它影响健康的因素、倒塌和疾病传播;第五,可获得性:不仅正常和健康者,而且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如老人、儿童、残疾人、临终病人、艾滋病患者、医疗事故当事人、精神病人、自然灾害受害者、灾害频发区人口及其他有关群体均可获得住房;第六,居住地必须靠近工作单位、医疗机构、学校、儿童看护中心和其他社会机构;第七,文化生活的充实也是很重要的。房屋的建筑方式、建筑材料的使用与支持这些政策,必须体现出住房的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第八,现代化不能牺牲住房的文化多维性。[3]556-557从上述标准看,我们可以明确:住房权不能仅仅理解为四面墙和一个屋顶,或仅仅视为商品,而应被看作是促进正义、平等、和平的工具;应被视为在任何地方和平、安全、有尊严的生活的权利。

(二)住房权的宪法性质住房权是生存权的必要内涵。基本人权包括生存权与发展权两项。[4]167生存权,即公民为国家宪法、法律所确认和保护、为国家财政所支持的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是指一个人的生命不受非法侵犯以及要求社会创造条件以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由此可知,生存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生命安全权与生命存续权。生命安全权是指人的生命非经法定程序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与剥夺的权利。生命存续权指人作为人应当具备的生存条件,如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物质生活保障。居住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有房居住是个人能够立足于社会的基本前提。人的生活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住宅中度过的,良好的居住环境提供良好的学习、娱乐、休息、生活条件,适当的住房方便人们日常生活、社会交往、获取信息、实现自我。反之,没有住房而流落街头,将失去一切隐私的可能,将无从保障人的生活,甚至生命本身也将受到威胁。住房权会影响到生存权和生存权侧面的基本权¹[5]的实现。对于居住者而言,适足住房权的缺乏,导致工作和生计的剥夺、尊严甚至生命权的丧失;住房权会影响受教育权的实现,如居无定所导致儿童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无家可归已经被证明是严重阻碍儿童充分享受教育权的因素,此外,因为住房的不稳定、频繁地更换学校也会影响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学习效果;住房权还会影响环境权的实现。如果公民的住房权得不到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生存权也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可以确定,适当的住房权是实现生存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公民的住房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生存权的必要内涵。而生存权之类的社会权是一种靠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人像人那样生存的权利,这与通过要求国家权利的完全不干预来确保国民自由的自由权,是相异的。自由权是资本主义成立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与-夜警国家.(德Nachtwahterstaat)和自由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是从自律性展开的,国家的任务仅仅在于排除对这种秩序的干扰,而对所有自律性领域,国家则不用加以干涉。自由权就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的。与此相对照的是,社会权则是与福利国家或积极性国家的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其目的在于消除伴随资本主义高度化发展而产生的贫困和失业等社会弊病,为此要求国家积极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所以,自由国家的国家自由权是在国民自由的范围中要求国家的不作为的权利,而社会权则主要是在社会上对经济的弱者进行保护与帮助时要求国家作为的权利。[5]12住房权作为生存权的必要内涵,政府负有保障责任。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前欧洲人权委员会,监督5欧洲社会宪章6实施的欧洲社会权利委员会的观点,在适当住房权方面,国家有普遍认可的四个层级的义务尊重、保障、促进与实现。尊重住房权的义务要求缔约国及其所有机构和,不得实施、策划或容忍以下做法、政策或法律措施,他们违反个人的完整性或侵犯她或他利用那些物质或可获得其他资源以寻找最适合于个人、家庭、住户或社会的住房要求。同时要求缔约国不得实施、鼓励或容忍强迫或专横地将任何个人或群体驱逐出自己的住宅,必须尊重个人建筑自己宅室的权利以及最适合于自己的文化、技能、需求和援外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环境。保障执法权的义务要求缔约国及其人预防任何他人或非国家行为者侵犯任何个人的住房权。促进义务要求缔约国在充分实现住房权方面强调法律和政策的重要性,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其中包括国家和地方层面的立法已承认住房权、在住房和相关政策中纳入住房权责任以及识别可证实的水准基点以实现社会各个方面充分享有住房权。实现住房权的义务在性质上属于最具积极性的一类。它牵涉到一系列问题,如公共开支、政府对经济和土地市场的管理、住房补贴、监督房租层级及其他住房成本、提供公共住房、基本服务、税收和随后的重新分配经济措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法学教授斯#R.桑斯坦在5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6一书中提出:任何公民权利的实现都必须依赖于财政税收,如言论自由权,为防止某些公民妨碍另一些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要有警察;为了防止政府机关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必须要有法院。而警察与法院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撑就根本无法运作。[7]住房权的实现也必须依赖于财政税收,它的宪法保护有赖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宪政制度。

二、住房权的宪法保护有赖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宪政制度

本文作者：张明锋工作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赞比亚是中部非洲的一个内陆国家。在赞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和经济建设事业中，中国人民向赞比亚提供了无私的支持和援助，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中赞友谊的最好象征。赞比亚现政府也一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在人权和西藏等问题上给予中国政府以宝贵的支持。所以，进一步了解赞比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制度对于促进中赞友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赞比亚的宗教历史十分悠久和发达，其宗教文化和政治、法律、教育等制度紧密相关。正如英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宗教同赞比亚的发展一直有着重要的关联，现在仍继续在这个国家的精神、教育和医疗等各个生活领域中起重要作用。①由此可见，不了解赞比亚的宗教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赞比亚的其他政治社会制度。

一、赞比亚宗教发展的历史与作用

（一）赞比亚早期的传教活动赞比亚的宗教组织是随着欧洲国家对非洲殖民统治的扩大与加深、在欧洲传教士的不断拓展下于19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虽然欧洲传教士在赞比亚的活动可追溯到1815年，②不过，这个时期的传教活动是十分零星的或纯粹传教士个人性质的，还没有系统的传教活动。1885年，伦敦传道会开始在赞比亚进行传教活动；巴黎福音教会和原始基督教卫理公会于1892年在赞比亚的利鲁伊建立传教据点；基督教长老会于1894年在赞比亚建立据点进行传教活动。1965年赞比亚独立之后，上述四个传教社团合并在一起称为赞比亚联合教会。罗马天主教于1895年开始在赞比亚进行传教活动，其传教活动分成两大区域：一支是在赞比亚北部的铜带省由白衣神父进行的传教活动；另外一支是在赞比亚南部由耶稣会进行的传教活动。英国国教会在赞比亚的传教活动始于1911年。

（二）赞比亚的主要宗教派别基督教在赞比亚的宗教中占统治地位，其他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巴哈伊教、非洲的一些传统宗教等，虽然也有大量的教徒，但其拥有的绝对人口数量与基督教信徒相比还是比较少的。在基督教中，最大的基督教教派是罗马天主教。赞比亚罗马天主教在罗马教皇的领导之下，大约300多万教徒，其信徒占国家总人口的1/4强，其神职人员和教堂等宗教设施也十分众多。罗马天主教教堂在1881－1899年间开始建立，目前已经遍及赞比亚全国各地。罗马天主教教会除了负责举行祈祷仪式或静修活动，教会还经营着许多事务机构，例如学校、医院、孤儿院、家用工艺品中心、神学院、修道院，通过它们传播宗教信仰和价值。据统计，目前赞比亚罗马天主教经营着27个中学、7个残疾人特殊学校、两个师范学院、一个文秘学院、一个技术和职业训练学院。①罗马天主教教会有自己的广播电台，还有自己的电视台，教会电视节目1990年开始播映，罗马天主教教会使用电视、广播这些现代通讯传播手段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除了罗马天主教，其他主要的宗教组织有赞比亚联合教会、路德会、浸信会、新教会，福音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新使徒教会、革新教会，圣公会、基督教会、耶和华见证会等20余种。近年来，伊斯兰教在赞比亚发展很快，穆斯林达到总人口的5%左右。他们通过多种方式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些方式主要有：在清真寺做祈祷、创办学校、开展慈善活动、发行报纸、分发宣传品等。它的保护力量是赞比亚穆斯林联合会。在赞比亚，还有不少信奉印度教的非赞比亚人。2003年，印度教教徒有2.5万多人，目前它已经发展成为赞比亚的第三大宗教组织。最新数据表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这两个宗教的信徒总和已经占到总人口的24－49%左右，具有和基督教分庭抗礼之势。②除此而外，在赞比亚，登记在册的还有很多规模较小的教派，大多数为非洲独立教会，甚至还有一些犹太教徒。

（三）宗教对赞比亚社会发展和国家独立的作用直到1964年，赞比亚才摆脱殖民统治，获得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在此期间，宗教对赞比亚的社会发展和国家独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在赞比亚独立之前，宗教组织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是此间从事教育和健康医疗服务的主要团体，其他的如孤儿院、技能培训、农业推广也多由教会组织承担。即便是现在，赞比亚基督教还独自经营着15家医院和28家康复中心。2.社会文化的传播者。赞比亚的教会开办教育活动，不但可以惠及教众和其他公民，还可以减轻政府的办学经费投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教会通过开展教育活动，可以把欧洲的文化价值传入赞比亚。③受到教会良好教育的人们，大多成为有技术的劳动力、有知识的政府雇员。教会和政府还联合办学，于是出现了一些教会和政府联办的高等教育学院。虽然二战后到赞比亚独立这段时间，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控制程度，从教会手中收回了许多宗教学校，但事实上，教会还经营着大量的学校，并且教会经营的学校很少得到政府的资助，往往是独立办学。④3.制度变革的推动者。由于教会总是力图改变和防止与宗教教义相违背的文化实践，所以，赞比亚教会成为社会制度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证明。第一，教会的作用扩大到提议和制定法律、刑事制裁规则等。例如，赞比亚传统刑法典对犯罪的惩罚很难做到宽严相济，于是，教会就根据英国刑事法律的经验对赞比亚的刑法改革提出了建议，使赞比亚的传统刑法走向现代刑法。第二，教会通过提供医疗服务影响了社会组织体系的发展，使医疗服务的提供摆脱了专由政府提供的格局。第三，教会监护原住居民的利益、关注移民和种族不平等问题，介入诸如人头税等法制改革。4.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通常情况下，宗教一定会支持政府和部队维护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但是，当政府滥用职权、或者是当政府不充分履行保护上帝赋予公民的权利自由的职责时，教会就会号召信徒采取符合教义的行为反抗政府。正是因为如此，没有得到宗教支持的赞比亚政府被推翻了。从赞比亚的民族独立的史实可以看出，赞比亚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是由宗教信徒推动的，殖民地政府是由宗教信徒的革命行动推翻的。

本文作者：刘娟工作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迁徙自由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受到世界各国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普遍尊重和保护。19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宪法直接涉及迁徙自由权的占57%，而未在宪法中直接规定迁徙自由权的国家也通过宪法判例或惯例的方式对该权利进行确立和保障。同时，迁徙自由权也为《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所确认和保护。在我国，迁徙自由权曾被写入1954年宪法，但是1958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得该项权利在宪法中形同虚设，公民的迁徙自由权非但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反而受到了严格限制。此后的1975宪法干脆取消了迁徙自由权，1978年宪法和现行1982年宪法均未予以恢复。直到如今，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仍被排斥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范围之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全面确立，从宪法上确认并保障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时机已基本成熟。然而，这并不表示在我国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不存在任何阻碍因素。将迁徙自由权从政府层面引向宪法层次，就必须正视和克服以下影响迁徙自由权的不利因素。

一、现实制度方面的障碍

（一）户籍管理制度障碍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人口管理制度，如日本、泰国、瑞典等。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二元户口管理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首先，中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包括迁移审批制度。公民迁徙需要政府事前审批，否则就不被承认。而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是单纯的事后登记制度，体现了迁徙自由。中国的户籍制度还与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紧密结合，对权利和资源进行分配，将城乡居民隔离成差别对待的利益主体，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其次，其他国家的户籍制度仅用来进行人口统计，而中国的户籍制度还具有证明人的不同身份的职能。这种身份具有世袭性，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户籍这一社会管理的技术性措施从而也被制度化为“权利的等级证书”和“身份的象征与符号”，加深着城乡之间的差距与歧视，维持着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结构，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对撞。[1]它钳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动，阻碍着农民往城市寻求幸福生活的尝试和努力，使他们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可以说，户籍制度是目前我国实现迁徙自由的最大制度性障碍。

（二）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制度障碍1、教育制度我国当前教育体制中的不公平现象，可谓人所周知。现行户籍制度明确规定个人只能在常住户口所在地接受教育，如果跨越户口所在地就学，必须缴纳借读费，而且通常情况下只有经过批准或找关系才能获得就读机会。而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天生就享有在城区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高校招生中也存在着户籍歧视问题。我国高等教育考试制度规定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许多随父母在城市读书的学生无法参加当地组织的高考，从而造成极大不便。这样一种由户口决定教育地点的制度，隐含着个人在受教育权利方面的不平等，极大地损害了公立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人才需要公平教育来培养，需要公正考试来发现。公民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和实现需要教育资源的公平享有。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农村人口的福利待遇还是明显低于城市人口。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相对健全、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的形式主要是农村社会救济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仅在少数地区试点，其他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更无曾谈起。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不把农民这样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置于社会保障的阳光沐浴下，它就不能说自己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2]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能覆盖全体国民，如果仍然存在很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也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3、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然而，村集体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现实中往往是农民集体组织掌握着实际的土地所有权，而村集体中的农民则失去了参与权和决策权。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界定不清，农民对土地只是获得了使用权和收益权，其他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就使得部分农民宁可荒废土地也不愿无偿放弃土地，更多农民不愿舍弃自己的那份土地，而种地显然又难以满足自身以及家庭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因此，他们普遍选择“兼业”这种就业方式，农闲时在城市务工，农忙时回家种地。这种不彻底的转移，从现实角度而言，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从人权的角度而言，不利于公民迁徙自由的实现。

（三）宪法司法化的缺失无救济则无法最终实现权利。所以，宪法赋予公民权利固然重要，保障这些权利实现的司法救济机制更为关键。我国没有宪法司法化制度，宪法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落实。当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公民只能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救济途径单一，在某些情况下，法院根本不予受理，这就使得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存在很大漏洞。现实中很多地方政府对外来人口可以随便赶走而不触犯任何法律，显然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当公民迁徙自由受到国家权力侵害，其他法律救济手段被用尽的情况下，宪法是公民权利的终极的、不可剥夺的救济渠道，宪法应当作为法院审理争端的依据，法官应根据宪法精神和宪法原则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3]传统观念认为，宪法作为母法不能适用于日常司法实践，否则就会降低宪法的身份。这实在是一个误区。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活动准则，应当具有直接适用性。宪法只有在被司法机关适用时才是真正有效的法。西方国家宪法经常被引用于法庭上，所以给人以崇高感、具体感、刚性感。因此，宪法司法化不会降低宪法的地位，相反，只有司法化宪法才能受到公民的敬仰和爱戴。

论文摘要：在坚持权利本位的前提下，宪法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义务主体设定普遍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这应该是当下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

论文关键词：环境义务；宪法化；模式选择；路径设计

一、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的基本分析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回应和解决生态危机，从整体表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环境基本国策；二是环境基本权利；三是环境基本义务。环境基本国策由于其自身的效力问题，多年来一直饱受学界的诟病；环境基本权利由于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内容等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成为了环境权宪法化乃至司法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也许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吻合。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而言，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的环境职责或对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并没有错，而我们需要改进的是：怎样弥补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义务空白；怎样把义务分配得更加合理；怎样确保法定环境义务能实际履行。总之，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惟一出路，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环境义务的堤防牢固地建立起来。具体到宪法层面上，就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三是国家有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四是国家有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

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开始从一般的民事权利正式上升到宪法权利，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与保护。但是要使公民的这项宪法权利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全社会在许多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全社会要树立正确的保护和尊重私有财产权的观念。一方面，公民的财产权上升为宪法权利，意味着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在宪法上获得平等的保护地位，任何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及任何人要取得公民的财产都必须经过公民的同意。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害的核心内容就是“非经公民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取得其财产”；另一方面，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也是有限制的，宪法保护的只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非法所得不受保护，而即使是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其次，立法机关要根据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精神和原则，及时出台及清理相关法律法规。在私有财产权入宪后，立法机关要对我国现有的涉及公民财产权的各类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合乎宪法精神的要及时加以确定；不合乎宪法精神的则要予以清除；在相关的民事立法中，应该把宪法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具体化。如，在我们正在拟制中的民法典中应该有完整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规定；应完善申诉、赔偿等配套制度，使保护私有财产权真正得到落实。

再次，行政执法及司法机关要深刻领会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精神实质，在法律的实施和适用中切实保护好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尤其是在涉及公民财产的城市拆迁、农村土地征用等问题上，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司法必须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防止司法腐败，当好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入宪，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但要把这种进步性转化成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仅靠宪法的原则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全社会要抓住“私产入宪”这一有利时机，推动相关法律规范的建设和完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推动全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提升。

摘要：思想自由是指进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张、意见和想法的权利。与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等权利有密切的联系。思想自由强调个人内心活动的自主性，它是保证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做出各种自主性行为的基础。它是一种理性的解放，具有独立的地位。宪法对思想自由加以保护具有积极的宪政意义。思想自由在我国宪法中未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与国际公约和各国立宪潮流不符。事实上，我国对思想自由载入宪法有着特殊的诉求。思想自由入宪具有可行性。我们应当以思想自由入宪构想为契机，顺应“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美好愿望，建立起我国的思想自由宪法保护体系。

关键词：思想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宪法；宪法保护

引言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米兰。昆德拉这句似乎不经意间的言语让世人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怀疑，我们有思想吗？我们能够去思考吗？其实，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着精神的缘故，而自由地思想原本就是人的权利。真的无法想象人类一旦没了思想，造人的上帝会有何样的落寞神情。

法理学者周永坤先生在其力作《法理学》中开篇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说“这些问题是人所特有的对自己精神家园的追求。”[①]我以为然并试图作答：我是一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我从自己的精神家园来，到另一个更为理性的精神家园去。护卫着这一路行程的便是自由-思想的自由。

一、引言

对于宪法体系中的相关规定，除了要考虑自身规定的内容，还要考虑规定在宪法第一章中涉及到的相关规定。例如我们通过分析宪法上对于分配制度的相关规定，可以知道个体投入劳动或者投入金钱获取的权力属于宪法财产权，又如通过分析土地的相关规定和宪法关于土地的相关规定，可以知道土地使用权也属于宪法财产权等，除此之外，针对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进行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关于宪法财产权保护范围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的宪法中，私有财产权共出现三次: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私有财产权受到国家保护以及对于私有财产权的征用和征收。针对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开展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促进宪法第13条也就是关于私有财产权规定的建构。此外，研究宪法财产权对于司法实践也有很大帮助，例如根据民诉和刑诉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进行审查，也能够受理涉及到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民事诉讼等，因此，一项权利是否属于财产权，也决定了当事人能否寻求司法救济。实际上，我国法律界关于宪法财产权保护范围的研究少之又少，很多专家学者都可能认为，当部门法和宪法中出现了同一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在法律上和宪法上属于同义的，专家学者不需要再对这些概念进行探讨和研究。并且现行的宪法学教材中，也普遍的采用了运用法律概念来解释宪法概念的做法，这实际上是默认了上述理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一个概念同时出现在部门法和宪法中时，在不同的法规中是否同义?在私法理论中，财产权只是一个学理概念，被应用于权力分类中，针对司法理论中的财产权的讨论方兴未艾，并且没有达成明确统一的意见;对于实证法，目前也仅有一部《物权法》是关于财产的立法，即使经过不断研究和探讨，最终立法和学理关于司法财产权的概念达成了统一意见，但是也不能与宪法上的财产权概念划等号。这是因为:宪法解释应该参照部门法的规定，在宪法体制下，全国人大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也就是说立法者对于宪法有监督其实施和解释的权限，因此在法律中体现出的对宪法的理解，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其次，在宪法解释中，应该尽量维持宪法和法律之间的统一性。但是立法者对宪法的理解，也是应该有所保留的，因为宪法是我国的最高法，法律不能违背宪法，而就宪法和民法规定的权力来说，由于义务主体之间的差异，导致宪法对于基本权力条款的解释只能有限参考民事概念而不能完全依赖民事概念。

三、私法权力作为宪法财产权

私法权力中，现行宪法对继承权和所有权进行了规范。(1)所有权，所有权是一种私法权力，属于宪法第13条的保护范围，不论是五四宪法、还是八二宪法等，都明确保护所有权，还对保护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进行了区分。五四宪法保护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活资料所有权;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明确规定保护生活资料所有权;而八二宪法的情况非常复杂。2004年前的八二宪法尚未进行修改，其中第13条的规定对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保护，并没有像五四宪法那样措辞明确，但是从第11条来看，对于个体经济的规定则体现出能够保护个体经济生产资料所有权。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2004年对八二宪法第13条做出了修改，将生产资料所有权纳入了保护范围，自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所有权都受到宪法保护;(2)继承权，宪法第13条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还规定了公民的继承权和私有财产权受到国家保护，观察第13条的两项规定，似乎继承权和私有财产权是两项并行的规定，但实际上我们仍然认为继承权属于私有财产权，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宪法对基本权力条文往往分两步规定，并且首先规定公民能够享有的权力，再规定公民所有权利不受侵犯和国家保护这种权力，综合各种因素，我们可以认为宪法上规定继承权是属于私有财产权的。并且在2004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中，对于继承权的规定条文为“财产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中，并且未做多余的说明，说明了立法者了解并且遵循了继承权属于财产权的观点。现行宪法的第13条两款关于继承权和财产权的规定，容易让公民人民继承权是不受保护的，实际上第二款规定了对继承权的保护，虽然表述不算严禁，但是实践效果证明了这种规定能够避免认识混乱的问题，是正确的也是明智的;(3)其他保护经济利益的私法权力，宪法保护财产权的内涵在于保护个人自由和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公民的生存与自由，前提是具备必需的物质基础，在生活领域，如果个人财产不受到保护，那么个人的生存就会出现问题，最基本的权力都无法保障，何谈人的尊严和精神的独立?在经济活动领域，如果不保护个人资产，那么创业几乎没有可能性也缺乏意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财产权能够确保公民的经济独立，能够让公民有选择交友的权力;在人与物的关系中，财产权能够实现公民对财产的控制，让财产能够服务于自己的意志，例如公民使用私家车能够扩展自己的人身自由范围等。总的来说，在2004年我国修订宪法之后，原有的继承权和生活资料所有权之外，包括继承权、所有权、私法权力等保护经济利益的权力都被纳入到宪法第13条的规定中，不论是与美国的宪法还是德国的宪法相比较，我国关于财产权规定的做法都是异曲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