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迟姗姗工作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宪法规范的效力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宪法规范的效力就是宪法的效力，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普通立法的基础，任何普通法律不能与它相抵触，任何人不能有超越它的特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宪法规范具有最高权威性，但无具体惩罚性，它通过其他法律达到制裁目的。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一、宪法的效力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

（一）概念

宪法的效力，是指宪法的法律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它是指宪法在属时、属地、属人、属事四维度中的国家强制作用力。宪法效力问题，是宪政实践和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立宪和行宪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3]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宪政。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宪法法院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国民党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在齐玉苓案因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而尘埃落定之时，“宪法司法化”的概念和话题成为法学界和法律界讨论的一大热点。什么是“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何在？我国法院适用宪法的条件是什么？齐玉苓案中是否适用了宪法？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被许多人似是而非地或者似懂非懂地议论着。本文拟对本案所涉及的关于宪法司法适用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宪法司法化与宪法适用

在关于齐玉苓案的讨论过程中，“宪法司法化”1这一概念屡屡出现于报端，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一些法学家或者法律家在谈话或者发表的论文中探讨和分析宪法司法化的含义和必要性问题，媒体在报道齐玉苓案时使用的概念也是“宪法司法化”2，有的甚至将齐玉苓案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3，有的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4.

关于“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适用宪法是否就是宪法司法化，使用这一概念的法学家或者法律家均没有作出说明。我认为，“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以及由这一概念引申出的含义是不准确和不确定的，容易引起人们的一些误解：

第一，宪法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性只是宪法保障中的一个环节。在一国，宪法保障制度包括宪法的政治保障、经济保障、文化保障、法律保障等诸多方面；即使在宪法制度和法律制度上保障宪法实施的措施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宪法中规定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将宪法规定具体化、法律的有效实施、违宪审查制度等。而“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容易误以为宪法只有通过司法制度才能得以保障实施，而忽视保障宪法实施的其他制度。

第二，宪法在司法过程中适用只是宪法适用的一种。世界上，宪法适用的制度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而只有大体相同的国家5.一般说来，英美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由普通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适用宪法的做法6；德国等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由宪法法院适用宪法的做法7；法国采用由宪法委员会适用宪法的做法8；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适用宪法的做法9.而“宪法司法化”这一概念容易使人误以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宪法适用都采用美国式的由普通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适用宪法。

一、复合型宪法

宪法分类是人们认识不同形式宪法的方法论，按照以是否具有统一的法律文件作为标准划分，分为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1］。然而这种最基本的分类方法也越来越饱受诟病，人们对于“成文”和“不成文”的认识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争议不仅在汉语语境，而且在英语等语境中同样存在，如“成文”的具体含义是否单指宪法典，不成文宪法国家是否都不具有制定的书面宪法性法律等等。斯通教授在评价两者关系时认为，把宪法分为成文和不成文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不存在完全成文化的宪法，也不存在完全非成文化的宪法。他认为，实际上成文宪法中有非成文宪法的内容，不成文宪法有成文宪法的内容。［2］维尔甚至认为“英国并不是不成文宪法国家”，英国宪法是成文和不成文的结合。［3］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虽然没有统一的宪法典，但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宪法文件组成，其宪法的内容都表现为书面形式，不同宪法文件规定着不同的宪法内容，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和分工，同时，这些宪法文件都居于普通法律之上，我们应当将这种宪法模式称为复合宪法更为适宜，采用这种宪法模式的国家为复合宪法国家。

二、中国复合型宪法实践

在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期间，中国实际处于《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三部宪法性文件构成的复合宪法时代，三部宪法性文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定位不同，各有侧重，形成了我国这一时期比较完整的复合宪法体系。1．复合宪法的构成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复合宪法体例存在很多范例。如以色列虽然没有统一的宪法典，但是有《以色列独立宣言》《国会基本法》《总统基本法》《领土基本法》《政府基本法》等宪法性成文法规定;西班牙在1978年宪法颁布前，以《国家组织法》《国会法》《国民投票法》共同组成了宪法;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法国目前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共和国，它的宪法由三个宪法性文件《参议院组织法》《政权组织法》《国家政权机关相互关系法》组成。另外，成文宪法国家如美国、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比他们的宪法更为人所熟知的是《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它们虽然不是宪法的内容，但却对宪法起到引领的作用，历部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都会阐明遵从《人权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则把《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作为第一章写进宪法。因此，对照来看，我国《政协组织法》规定了最高权力的产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家最高政权组织和运行的全部内容，包括中央政府委员会、主席、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内容;而《共同纲领》正确定位，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作用来看，更像是宪法的序言或是宣言，起到统领的作用。因此，三部宪法性文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起到了宪法的作用。2．复合宪法的作用评价一部宪法的作用要看它是否符合国情实际，是否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1949年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生活困苦，并且国内外反动势力猖獗，妄图把人民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全国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的引领下，巩固了新中国政权，取得了抗美援朝、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

三、《共同纲领》临时宪法定位的法理缺陷

“《共同纲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953年1月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4］其后逐渐成为领导人的共识。需要指出的是，《共同纲领》的政治作用是巨大的，《共同纲领》不仅仅是一部文件，更是全国人民、各界仁人志士人心的凝聚，饱含对新中国的向往，因此，这种表述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很高明的，言简意赅、充满团结、饱含力量，在政治宣传上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但是，从法理视角来看，把“《共同纲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当作宪法学的金科玉律则有待商榷，严格来讲，《共同纲领》其实并不能够单独起到临时宪法作用。1．功能缺陷关于宪法的定义，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百科全书》对宪法的定义:宪法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和基本原则的总称。宪法规定政府体制、政府及其各部门和官员的一般职能和权限，以及如何行使这些职权。［5］英国的《牛津法律词典》对宪法的表述:宪法是法律规则的总称，它确定某种特别政治团体的政体的法律结构的基本和根本成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权力分配及其职能。宪法可被认为是用来论及国家最高权力运行的结构和主要原则。［6］根据墨菲的解释，一个国家的宪法是指其公共职务及权力的设置，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权利。我国关于宪法的最为公认定义: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巩固统治阶级的专政，规定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的基本原则，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原则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7］由此可见，国家最高权力的产生和运行、国家政权机关始终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如果不具备规定最高权力的产生和运行、国家机关的组成这些内容而被称之为宪法是不可想象的。从实践中看，《美国宪法》全部内容就是关于选举和国家权力运行，法国历任宪法也是以规定议会选举、总统等国家机构为主要内容。在苏联，即使认为“宪法就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的列宁，在其领导下制定的1918《苏俄宪法》中，也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规定选举和国家政权的组成内容，即使是把宪法文本当作一件道貌岸然的装饰品的斯大林，在1936年《苏联宪法》中也用了从第二章至第九章共104条来规定国家结构内容。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立场、何种角度来认识、解释宪法概念，也无论是从学术还是实政角度来看，宪法都不仅仅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还有保障它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产生和运行，这正是《共同纲领》所不具备的，而这些内容，则是在《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的。因此，《共同纲领》是不能单独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这个纲领再加上也是由政协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现行的宪法。［8］2．逻辑缺陷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两部宪法性文件，国名、国旗、国歌均以此确定，改北平为北京作为首都;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共同纲领》。因此，从时间的逻辑上来讲，无论《共同纲领》是否通过、通过哪个版本，都不影响《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内容和效力，也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一般而言，评价一部文件起到了什么作用，要根据其内容和实际效果来判断而不是名称，正如评价一部宪法作用，绝不仅仅只是冠以宪法之名，而是从功能上具有宪法的作用。新政协会议的最终目的之就是要形成一部《共同纲领》，也就是说，不管其具体内容是什么，政协会议肯定是要通过一部《共同纲领》的，《共同纲领》在政治上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已经是被“钦定”的。从理论上讲，在9月27日《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时，甚至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产生时，《共同纲领》尚未最终确定，而根据研究，《共同纲领》曾三拟其稿，第一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在1948年11月完成，在李维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第二稿更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于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成立后，由担任组长、许德珩担任副组长的第三小组负责起草。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形成《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初稿。在1949年9月后，草案的名称随着政协名称的变化而最终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就是说，无论通过的是哪个版本，只要冠以“共同纲领”之名，都会在政治上起到临时宪法作用。

近读夏勇教授发表在《读书》2003年第3期上的《宪法之道》一文，深受启发。本文想围绕此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正如夏勇所指出，所谓宪法之道，乃是“某种内在于宪法又立于宪法之上的规律或法则，是宪法之为宪法的根据。”那么，宪法之道究竟有哪些呢？在我看来，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制宪之道。制宪之道可从价值和技术两个层面来加以考察。就价值层面而言，由于宪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母法，因此，宪法之上不再有其他为据的法律，但这并不是说制定宪法就可以为所欲为，它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准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讲恶法非法，良法才是法。宪法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必须反映人类社会治理国家的普遍道德和先进经验，必须体现对人权、民主、自由、文明等核心价值的充分尊重。马克思曾经指出：“（立法者）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对于立宪者而言，与其说是让他们去制造或发明政治规则，还不如说是去发现或表述蕴涵于自然法之中的规律或法则。只有符合自然法规律或法则的宪法，才能解决宪法自身的合法性问题，也才能完成对宪政的证成，否则，宪法就起不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固本定元的作用，起不到在国家法律体系建构和法治建设中的统率作用，也无法因其内在理性和魅力而为社会公众所广为认同、忠诚和遵守。就技术层面而言，由于宪法特殊的重要性，要求立宪者在解决了价值认识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立法技术问题。比如，宪法要求稳定性，只有保持最大的稳定性才能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但如果过多地将一些政策性的东西塞进宪法，势必不利于宪法的稳定。再比如，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有的国家只是笼统地规定公民有这项或那项权利，而有的国家则不仅规定公民有这项或那项权利，还明文禁止国家为某些行为，如美国的权利法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法律；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不得制定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的法律。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宪法还相当重视程序规则的设计，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所言：“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其次，修宪之道。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宪法自身的缺陷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等原因，使得任何国家的宪法都面临一个适时修改的问题。不过，中外的宪政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修宪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诫：规诫之一就是不能过于频繁地修宪，否则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便无从谈起。美国1787年颁布的宪法，至今已有200多年，原有宪法条文一字未动，只增加了包括权利法案在内的共26条修正案。反观我国，建国50多年来，却已经颁布了四部宪法（1954，1975，1978，1982），而1982年宪法至今又经历了1988、1993、1999年三次修改，且一次比一次修改的条文多。如此频繁和大规模地修宪，在和平时期的世界宪法史上可谓罕见。这其中固然有一些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改革开放等，但即使抛开这些，是不是我们的每次修宪就无可挑剔了呢？是不是每一个被修改的条文都非改不可呢？有的内容难道不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包容进去？规诫之二就是要确立宪法哪些内容可以改，哪些内容是不能改的，惟其如此，宪法才能保持其连续性和一贯性。一般而言，包含自然法内容的宪德是不能改的，而体现宪德的宪律则可以改；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能改，而反映宪法原则和精神的某些具体法则则可以改。有的国家甚至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某些内容不得修改，如意大利现行宪法规定：“共和政体不得成为宪法修改之对象。”而我国1975年宪法之所以对1954年宪法伤筋动骨，出现大倒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没有把握好修宪的为与不为，突破了修宪的底线，将1954年宪法中的宪德和宪法精神统统抛之脑外。

再次，行宪之道。好的宪法还必须有确保其得到有效实行的机制和路径，以免出现“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尴尬局面。宪法实行的两条基本路径是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它们是使宪法从书面走向实践的标志，是宪法切实发挥作用的保障。所谓违宪审查，就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审查，进而决定违宪无效、合宪有效的一种宪法监督行为。至于究竟由何种机构来进行违宪审查，各国有所不同：有的是设立宪法法院，如德国、俄罗斯等；有的是由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司法机关来行使，如美国、日本等；还有的是设立宪法委员会，如法国。我国目前还没有违宪审查机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所谓宪法诉讼，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宪法条文能直接进入诉讼，成为援引对象和判案的根据。在这方面，2001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直接援引宪法中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判决原告胜诉，成为具有重要符号意义的“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尽管这还只是开始，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制度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1、研究项目基础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并实施了已经20余年，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公民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很少，而针对大学生这一群体的有关调查更是寥寥无几。宪法意识状况是宪法权威的思想基础，研究大学生宪法意识对研究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具有现实和积极的意义，研究范围包括当今大学生对于宪法知识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以及对我国宪法实施所遇到具体问题的改进建议。针对当前社会的宪法司法化呼声渐高，本次项目将针对有关数据研究构建我国实施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就宪法司法适用性如何操作问题，设计若干具有现实意义的方案。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目前已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在谈到我国宪法的发展历程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韩大元教授说：“逐步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原则走向现实。”

据韩教授介绍，我国宪法曾经多次修改，1954年以来，宪法后来就进行过八次修改。现行宪法是于1982年颁布的，是第四部宪法。1988年、1993年和1999年我国又先后进行过三次修宪，先后将党的一些新的政策和主张补充为宪法的条款，如确立了私营经济、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法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内容写入宪法总则；确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宪法地位，并在宪法中规定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三次修宪，使宪法的价值在社会改革进程中得到普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了统一的宪法基础，同时，对确保中国走向法治社会和民主宪政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形式上，这三次修宪采取了修正案的方式，即不对宪法的正式文本的文字进行变动，而只是在宪法文本之后，另起序号增添条文，以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确定实际有效的宪法规定。这种修改方式既有效地解决了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又较好地保持了宪法应具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

其中山东女青年齐玉苓状告陈晓琪冒名顶替上学侵害其受教育权就是其中的典型。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有关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针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进行司法解释，这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强化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有益的范例，并将在我国宪政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韩大元认为，类似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平等权受侵犯的事情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并不鲜见，比如在就业问题上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身高歧视等，就属于同类问题，还有些部门规章中就存在违宪原则，同样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如何用宪法维护公民的权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宪法诉讼制度仍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2、实践目的和实施方案

摘要: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但是与海洋法系的国家相比，我国宪法的这种地位在实际的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树立宪法在全社会人民心中的位置，作为人民公仆的国家公务人员更应该树立宪法意识，学习宪法精神。本文在对培育公务员宪法意识的内涵和意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公务员的宪法意识现状，最后就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培育和提升公务员的宪法意识问题提出几点建议，以为国家弘扬宪法精神提供借鉴。

关键词:公务员;宪法意识;宪法精神;法律

依法治国的前提就是依宪治国，如果一个国家不尊重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就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公务人员腐败和社会安全问题，所以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在心目中培育和树立起宪法精神，在了解和掌握我国宪法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严格遵守宪法的规定办事，不能从事违背宪法的活动。由于我国的宪法理念源于西方国家，所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宪法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着执行力度不够的问题，究其原因还是宪法的权威在我国一直没能得以树立，这时，作为国家机关工作者的公务人员应该起到表率作用，首先在公务员群体内部树立并强化自己的宪法意识，这样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公民的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

一、公务员宪法精神与宪法意识的内涵

公务员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指的就是，作为人民的公仆的公务员群体，在心目中对宪法的认识，包括对宪法的主要内容、宪法的地位和宪法的意义具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以及要确立依法执政特别是依宪执政的理念，无论是在处理公务的过程中，还是日常生活中都要严格按照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规定办事，不得出现违背宪法的行为，这样才能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也可以说，国家公务人员维护宪法的过程也是一个树立宪法权威的过程。要想培育国家公务人员的宪法意识和宪法精神，就需要国家对公务人员进行严格要求，党和各级政府在下达的文件中，要注重公务人员宪法意识的培养，还可以为公务人员定期举办宪法学习活动，有助于公务人员内化宪法精神，只有从公务人员入手，才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维护宪法的权威。具体来讲，首先要求公务员掌握宪法的主要内容，尽管许多国家公务人员不是法律专业的精英，但是要想提升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就必须要学习掌握宪法的主要内容；其次，国家的公务人员应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学习宪法精神，在心目中树立起正直的理念；最后，要求国家公务人员了解宪法的运行模式，这样，公务员在掌握宪法运行逻辑的基础上，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提供优质服务；最重要的是，公务人员的宪法意识的培养在于自我约束，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在面临诱惑时，应该严格用宪法的规定约束自己，这样才能维护公权力的权威。建国以来，我国十分注重法治社会的建设，一方面，建设法治社会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秩序，促使社会向着更加公平和平等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建设法治社会有助于提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地位，与过去不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我国的任何战略都可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世界不得不看到中国的变化，特别是以来，我国开始在世界建设中处于引领位置，比如说，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对世界的经济都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只有在保证国家内部运行井然有序的基础上，才能树立起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大国地位。具体来讲，树立公务员的宪法意识首先有助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其次由于公务员是行政的重要执行人员，所以提升公务员的宪法意识有利于提升国家的行政管理水平，最后，有利于提升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因为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工作的理念就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树立宪法意识有助于为公务员树立一个标尺，优化公务员的工作。

二、目前阶段我国公务员的宪法精神和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

一、引言：问题之所在

大激荡的时代，总是给宪法学以及宪法学者们提出一连串严峻的、近乎是诘难性质的问题。自70年代末以降，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向来一本正经的宪法者们陷入一种困窘之中；实在的宪法规范总是被熟视无睹、忽略不计，甚至无情地冲破；与秩序那样乱象纷呈。在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的宪法传统的国家里，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轻重地沉浮于变动不居的时流，在此情形之下，应该如何确立起那种有赖于宪法安定性的宪法权威，进而确立起又以宪法权威为表征的宪法秩序，最终实现依法治国（theurleoflaw）的核心内涵呢？

面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者首先必须超越以宣传宪法精神、解说（而非解释宪法内容的那种传统理论，而去探究更为本源的、更为形而上的、真正以宪法现象为对象的基础理论，才能超度出形而下世界的那种无常的苦海。其中，又必须在宪法理论上对这样个问题作出彻底的自我解答：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消解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的论？

作为这样的一个理论尝试，本文认为：（1）实在的宪法规范之所以发生如此频繁的变动，定的宪法秩序之所以难以形成，意味着中国尚未确立起一种类似于美国现代宪法学家K.罗斯登（Karl.Lowenstein）所谓的“规范（normative）宪法”意义上的宪法规范，为此不能一味地笼统地去针砭促成这种宪法规范变动的外在的“非规范行为”；[1]（2）“规范宪法”是一个国作为产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独特现象，而未必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的普产物；（3）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这样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中国宪法最终才能修成正果，成为具有实至名归的规范宪法；而在其间，宪法的变动、尤其是宪法的变迁[Verfassungswandlung（德）]和宪法的修改这两种形态上的宪法变动现象是无可避的。

二、规范宪法及其内面条件

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存在，既不构成非实现宪法政治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实现宪法政治的充分条件。在这两上命题之中，前者有英国的例子为证。法国人D.托克维耶（D.Tocqueville）曾经断然地说“英国没有宪法”，[2]美国的T.潘恩（TheomasPaine）更指摘英国“拿不出一部宪法”，[3]但人们并不会否认英国是一个具有优良的宪政传统的国家。甚至也正因为英国并不为实在的宪法规范这种“礼法”所拘而能自行宪政，所以已故的中国宪法学家何华辉曾经盛赞“足见英国人具有优良的宪政素质，英国作为近代宪政运动的开拓者并非偶然”。[4]然而要理解后者，即理解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存在并不构成实现宪政的充分条件这一道理，则可能颇费周折。当代中国宪法学界似乎是在进入了90年代之后，才开始真正理解这个谛见的。[5]

本文作者：王鲁青

一实践中宪法内容选择的几种模式

宪法内容的选择,受各国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宪法权威的价值评价,特别是受该国通过宪法所要建立的各种体制的制约。本文要分析探索的是,关于宪法自身结构性的内容选择,而非具体制度性内容的选择,因此,该部分内容是关于宪法文化自身发展的理论探讨。

1以美国宪法为范例的资本主义宪法模式

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并且第一次将反对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建立共和体制规定在宪法中,因而对世界各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深远影响,所以,美国宪法也成为全世界最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宪法模式。美国宪法在制定过程中的立意,就是把宪法作为国家权力之间制衡,以及保障国家权力行使法制化的依据。从这个立意出发,美国宪法内容就是制定国家权力的分配、行使、制衡与监督的规则。从美国宪法原本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这个特点,即美国宪法原本只有七条,前三条分别规定联邦国会、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组成和职权,第四条规定联邦各州间法律的效力、州加入联邦等内容,第五条规定宪法的特殊修改程序及有关事项,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和法律与各州宪法和法律的效力关系,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条件。¹关于公民权利的内容,美国宪法原本并没有规定,而是后来的宪法修正案作的补充规定。但是,之后的宪法修正案内容,只是对宪法原本的补充,在结构上没有扩充。所以,从宪法的实践内容来看,美国宪法只包括国家权力的分配与制衡和公民权利这样两部分内容,其余部分属于程序性内容。一从美国宪法的结构性内容的选择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宪法权威观的特点,他们对宪法权威主要理解为它是联邦公民最高意志的体现,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必须使国家权力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国家权力的分解与制衡,保障国家权力行使的法制化。因而,美国宪法的结构内容选择体现的是宪法至上观念,充分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最高权威,而经济制度内容只字不提。这种结构的选择,首先是由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宪法只规定社会生活中必需的社会管理规则,新生问题先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权对宪法的解释来解决,待实践要明确了,再决定是否通过宪法修正案。美国宪法的结构模式,是使它二百多年来极为稳定的主要原因。美国宪法模式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尽管在具体安排上有些差别,但结构性内容选择是一致的,因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宪法结构选择的模式。

2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模式

宪法观念就是对宪法的忠诚和信仰，是一种伟大的公民精神。这种精神凝聚起来，必将形成一种追求正义的宏大力量，蓬勃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12月4日为全国法制宣传日。在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全面、深入地宣传宪法精神，对于提高全体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全社会依法管理的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克思称之为“法律的法律”，有人也称之为“母法”。宪法规定了比普通法律更为重要的内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制定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它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本制度，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权力。特别是，它界定和协调了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的关系，并且是侧重于通过限制国家权力的范围及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宪法又被誉为公民的“权利保障书”。这种权利保障，是在尊重人的尊严、自由、合理愿望、进取精神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形成的崇高的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是人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与希望的根基。

我们宣传宪法精神，就是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一步牢固树立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的观念、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公民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观念、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观念，增强公民对宪法的忠诚与信仰，提高公民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自觉性，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是我国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独立行使国家的审判权。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要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因此，宣传宪法精神，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责无旁贷。

多年来，各地法院在宣传宪法精神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法院通过各种审判活动和宣传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学法、用法的热情，并逐步树立起认真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良好风尚。但我们应当看到，实现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不断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增强宪法观念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基础。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坚持不懈地宣传宪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