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转型范文10篇

摘要：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引起了师德观念的现代变迁和师德状况的时代变化。师德的现代转型和变化具有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多重意蕴，其基本特点是：从师德观念的转变看，师德表现为“现代化”；从教育改革的实践看，师德趋向于“专业化”；从教师德性状况看，师德呈现出“多样性”。鉴此，师德评价必须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一元导向”与“多元取向”、“外部他律”与“内部自律”的有机统一，以适应师德的变化发展。

关键词：师德；现代转型；现代化；专业化；多样性；评价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精神均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在教育领域还表现为师德观念的现代转变和教师个体道德的时代特点。社会及其道德的现代转型引起了师德的转型和发展。当今，教育民主、教育平等、教育公正、教育人道主义等正成为社会主导的教育道德观念。这对师德建设和师德评价提出了新要求。从行为主体角度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教师的独立意识、权利意识、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社会成员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现象在教师群体中同样存在，与师德先进性并存的是教师德性状况的多样性、社会化、个体性，它给新时期的师德评价带来了新的课题。因此，从师德转型的视角全面认识师德的变化和发展，进而寻求师德评价的改进和完善，以积极应对现实，把握师德评价的新趋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师德现代转型发展的多重意蕴

师德即教师职业道德，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应具有的道德品质，它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与教师行业道德的有机融合、有机渗透。作为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师德的类型及其观念形态既反映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也反映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和更新。换言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生活实践作为外在现实条件，成为师德观念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客观基础。师德作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意识，伴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并植根于生活世界。首先，经济转型对师德转型的影响。任何社会的道德都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都要反映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是历史范畴。道德是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产物。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师德是社会主导道德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其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其必然反映社会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得我国的意识形态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的特质和要求，在师德目标上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的导向性。同时，市场经济本身也有自己的道德要求，它是市场活动理性化、有序化的内在条件。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导致了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转变，它既反映了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同时也促进了师德观念和道德价值观的现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平、公正、民主、平等、诚信、友善、敬业、法治等不仅是社会普遍的价值理性，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价值准则，因而在现代性意义上带来了师德观念的转型发展。其次，师德转型发展的政治蕴意。恩格斯说：“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2]在阶级社会，没有永恒的、超阶级的道德，道德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毫无政治目的和政治内容的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师德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师德不仅具有职业性特点，而且还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受政治的支配和制约。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师德归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范畴，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也从属于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教师法》规定：“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这是当代师德区别于传统师德的政治意蕴。在全球化背景下，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复杂多变，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媒体进行价值观的渗透和颠覆。它在侵袭学生思想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教师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教育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授者，也是价值观的传递者和引导者。师德不仅是指教师的道德素质，而且包含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在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师德的认识大多集中于道德修养，而不大注意它的政治维度和政治取向，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当代师德评价必须把握其政治属性，良好的政治意识是教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再次，文化转型中师德转型的要义。师德作为教师行为文化受社会文化转型的影响。师德的转型发展在深层次上反映文化的转型发展。文化的精义是道德价值观，它表征着人类精神追求所达到的高度。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活动各个领域变革的多方面进程”。[3]相对于以宗法关系和绝对服从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于主体意识的觉醒。由于主体意识的觉醒提升了教师的道德主体性，使得他们对自身角色有了自我的期望和认同，师德被看成是对社会价值期待的实现和生命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方面，在主体文化主导下，教师成为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价值意识的自由自觉的教育行为主体、传授知识主体和道德实践主体。践行师德不再是被动的、外在的、强加的要求，而是行为主体自身主动的选择、内在的需要。由此，教师成为师德实践的真实主体、责任主体。这种主体文化通过主体间性的自觉为师生建构一种平等、理性、宽容的道德关系提供了文化条件。另一方面，主体文化为现代师德注入了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成为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它要求教师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把人的意识、人的观念、人的维度体现于师德实践中。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道德事业，其人文品格体现在尊重学生人格、保护学生权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方面。因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内涵是人自身的发展，而人的现代化取向体现了深刻的文化转型。因此，弘扬人本精神、注重人文关怀是文化转型对师德转型发展的影响。

二、师德现代转型和发展的基本特点

一、贵州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意义分析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省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1333.9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其中苗族总人口为429.99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23%，为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就人口规模而言，苗族传统文化构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苗族节日作为显性化的民族文化符号，被视为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一般而言，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节气与时间记忆的有机结合

据统计，贵州省一年中的民族节日达490多个。[2]从时间分布来看，几乎每个月都有苗族的节日。这些节日犹如苗族同胞生活时间链条上镶嵌的珍珠，不仅让他们在年复一年的轮回里找到了日常生活的时间规制方式和时间记忆方式，而且还通过已经记忆化了的岁时节日，来规制自己的生产生活的秩序，从而实现生命的秩序化。如，“插秧门”就是苗族同胞规制时间秩序化的一种体现。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黔东南的苗族便在这天开始插秧，祈愿庄稼茁壮生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苗族的一些支系拓展了对时间的认识，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实现了对时间的记忆和把握，衍生了一些独特的民族节日。以苗族“牯脏节”为例。“牯脏节”是雷山县西江一带苗族最隆重、最独特的节日。关于“牯脏节”的来历，尽管有许多种说法，但该节日特定的仪式程式和内容，虽经上千年岁月的流逝，却仍然比较完好地代代相传了下来。这些苗族同胞通过13年一轮回的特殊方式，在某种更宽泛的意义上完整地记忆了自己的时间，并以这种独特的时间记忆方式，体现着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体的存在。

(二)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的存储器

《中国美术小史》一书由滕固（1901年-1941年）所著，这本书主要介绍了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取得的长足进步，是一部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著作。《中国美术小史》一书主要包含有四章内容，第一章主要阐述是生长时期美术，主要讲述的是从原始时期到秦汉时期的美术，此时的美术大多都是人们自发行为，没有形成专门美术教育，专业美术教育依旧在孕育期间。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混交时代美术，主要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术，此时由于佛教传入我国，美术教育与佛教进行了结合，教育形式变得更加多样。第三章主要阐述了昌盛时代美术，主要讲述隋唐宋代等昌盛时期美术，这一时期被誉为美术的黄金时期，美术教育飞速发展。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沉滞时代的美术，这一时期主要在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美术发展相对滞后，美术教育发展也非常有限。滕固先生在回国之后任职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进行艺术教育中出现了以下新的教育思想，推动了艺术教育向现代转型。

切戒浮华，反对偏颇

由于滕固先生受到了西方艺术思潮影响，因此他在进行艺术教育时将中西双方之间的艺术教育观念进行了有效结合。在教学过程中，他对我国传统民族的文化也非常看重，主张在进行艺术教育过程中应当切戒浮华，反对偏颇。强调在进行艺术教育转型过程中，我们不能过分追求西方浮夸式艺术教学，对于我国传统国画艺术应当发扬光大。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应当摒弃元明清时期奴性的教学原则，应该增强民族至上的文化精神信仰。

感受生活，磨炼意志

腾固先生在创作本书过程中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抗战热潮。在全民抗战大环境之下，腾先生认为，艺术教育应该走出象牙塔艺术教育模式，要与时局进行结合。在进行艺术教育时，学生们可以通过艺术方式投身于报国热情之中。学生们可以通过课堂教学或者是校园演剧方式加强抗战宣传，鼓励全中国人民参与到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之中。这种教学方法改变了以往传统与实际脱离的教学方式。在我国古代教学中，艺术教学不与当时环境进行结合，艺术仅仅停留在自身的象牙塔之内，而到了元明清时期艺术教学也只是模仿前人作品，更没有与当时实际状况进行结合。在滕固先生看来，艺术教育应当与当时社会环境进行融合，让学生们在战火中去接受教育，不断磨炼自身意志，培养为艺术献身的教育理念，这也是作者在特定环境之下所尝试的全新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方法使每一名参与者都受益匪浅。

自上而下，分级培养

摘要：黑格尔提出浪漫型艺术终结的命题，终结意味着艺术的转型。20世纪艺术发生了两次转型，一是现代主义的转型，另一次是后现代主义的转型。两种转型是浪漫主义极端推崇个体体验的结果。现代的先锋派艺术，抛弃了传统的美学原则而使艺术呈现了一种丑的震颤。20世纪丑的全面侵入是人类生存状态的形象体现。这不仅是一个艺术事件，也是一个美学事件。社会有极强的能力使艺术体制化。然而，我们对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现代的“仿像社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关键词：浪漫型艺术；转型；美与丑；现代艺术

一、浪漫型艺术的转型

黑格尔宣布艺术在发展到浪漫型以后将走向终结。艺术有没有终结，以及如何终结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但这只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终结，终结只是转型的一种话语模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机器复制艺术的迅速增值，艺术已深入人类生活并成为人生的一部分。艺术并没有终结，却有艺术史家惊呼“艺术史终结了”。

黑格尔关于艺术发展的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大系列的观点虽然提出了一些深刻的美学见解，但它是否符合艺术史的实际却值得怀疑。后现代艺术精神的发展，打破了历史决定论的迷梦。艺术所具有的个体创造性，使艺术充满直觉、灵感、偶然与断裂。艺术的转型不是历史的必然，恰恰是历史断裂的呈现。艺术的最高价值并没有高低之分，在艺术的类型之间也不存在孰优孰劣，只存在人的判断力的差异和个人主观兴趣的爱好。艺术史的面貌是由不同的风格组成的，风格来源于时代的精神状况和天才艺术家的独创性。这一独创性以打破旧的束缚，形成新的风格为标志。

继浪漫型艺术以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先锋艺术异军突起，逐渐成为时代的大潮。20世纪的艺术家们再也不囿于古典艺术概念的束缚，而是采取一种反传统和反常规的艺术观念，同传统的艺术背道而驰。“艺术并没有死亡。结束的只是其作为不断求新的进步过程的历史。”艺术已不纯是诗意的，艺术成了散文形式；艺术不再追求纯美而是呈现丑恶；艺术不仅表现崇高，也表现媚俗；艺术不仅表现现实，更多是表现幻想；艺术的种种悖论在现代艺术中并存。

摘要：通过对中国建国以来社区发展的纵向回顾及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社区建设的横向比较，提出了我国社区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发展方向以及新时期街道管理体制变革的重点，并对社区转型中的政治工作建设的必要性与操作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社区政治工作建设的探索将是运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社区；现代化；转型

1中国社区的历史发展

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区的概念重新获得确认并逐步被官方文献所采用。90年代初，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思路。临近世纪之交的时候，随着单位社会的迅速瓦解，各项社区发展和社区工作陆续提上议事日程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社区建设愈来愈成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1．1法定社区组织的巩固和延伸

中国共产党接管大城市后，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对基于保甲编成的区级建制进行了合并改组，并重新配备了行政干部。经过几次反复后，区的行政地位最终确定为一级政府。1950年8月北京市也制定了《区公所试行组织条例》。同年11月13日政务院公布的《大城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则又将区公所改回为区政府，其第一条规定：区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为区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行其职权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区人民政府。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要求构建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模式、组织在变迁，人性在物化、科层制（又称官僚制）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作业是根据工作类型和目的进行划分的，具有很清楚的职责范围、部属必须接受主管的命令与监督，上下级之间的职权关系严格按等级划定、科层制组织所采取的手段能最有效地实既定的目标、官员不得滥用其职权，个人的情绪不得影响组织的理性决策、官僚制能为组织带来高效率、权力的层级结构制度可以确保决策制度的可靠性、科层制组织按照层级节制的原则，保证对组织成员的控制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剖析马克斯·韦伯所设计的科层制组织的优缺点特征，着重探讨了我国社会转型中组织模式的二元性特征，在此基础上试图对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组织模式理论作一探索，以期新的组织管理方式能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并使组织发展为既能严格执法又能充满活力的创新体系。

关键词：科层制，组织管理模式，科学管理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要求构建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必须承认，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的组织意识增强了，价值观念提高了，竞争意识也大大强化了，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同时发生的负面效应：信仰危机、理想淡薄、道德滑坡、社会责任感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组织在变迁，人性在物化。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把它理解为转型时期社会现象的特殊反映。由此，关于中国社会管理组织模式的未来走向便成为理论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必须研究传统的组织结构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从中探讨社会转型过程中组织模式的二元性特征，努力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科层制，以适应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一、科层制组织的特征及其优缺点

科层制（又称官僚制）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它体现了德国式的社会科学与美国式的工业主义的结合。按照通行的解释，官僚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①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制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马克斯·韦伯在对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进行广泛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任何有组织的团体，唯其实行“强制性的协调“方能成为一个整体。基于此，他将官僚集权的行政组织体系看成是最为理想的组织形态，并预言人类在以后的发展中将普遍采用这种组织结构。韦伯设计的这种理性科层制组织具有以下的五大基本特征：

要走的路还很长，磨刀不误砍柴工。面对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但只要我坚持科学发展，树立大局意识、赶超意识，全力破解制约发展难题，就一定能到达胜利的此岸。

深受教育，参与市交委组织的加快交通从激进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专题培训后。受益非浅。学习培训中，各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从国际到国内客观分析了交通行业发展的前景和愿景，给了很好的启示，特别是冼伟雄主任的讲课，深刻论述了市交通转型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为我搞好今后交通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使我更加坚定了加快推进企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的信心。通过学习和思考，有三个方面的体会。

问计于民定决策，

一、实事求是寻规律。全面推进科学发展

交委提出了立足两个服务，交委在省委提出建设“首善之区”目标和要求后。建设三大体系，实现交通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总体贯彻思路，冼主任围绕这个总体思路进行的深刻论述，为我搞好企业经营，向现代服务业转型提供了目标、路向和要求。认为，真正实现好转型工作，必需切实地带领班子其他成员做好两件事。

交通工作已经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1实事求是寻规律。当前。主要表示在航空、海运、客货运、高速公路为骨架的运输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并达到国际或国内领先的水平。公交行业通过资源整合，已经形成以三大巴士公司为骨干的公交经营新格局，而且，信息化建设、环保智能建设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如果要继续坚持领先地位，向世界先进乡村的行列迈进，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这次培训班上，冼主任及几位专家的介绍世界先进公交的运营管理做法与经验，从比照中我发现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只要我企业的领导以高视角分析审视，实事求是寻找问题与差距，就一定能发现突破的方式，找到推动发展的规律。

【摘要】胡适以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他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胡适的现代白话新诗割断了同古典诗歌的本质性关联。在戏剧领域，胡适革新了传统戏剧中的劣质文化因素，确立了戏剧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胡适以其严密的理论建构诠释了传统文学现代化的转型路径。

【关键词】胡适；白话文体；现代新诗；现代话剧；文学转型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白话文体，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现代新诗，为白话文学的可行性建立了标准的范例，他从欧洲戏剧界引入易卜生主义，揭开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序幕。胡适以多元化的文学体系建构颠覆了传统的话语形态，扭转了民族文学的书写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1．文言文体向白话文体的转型

胡适推动了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的转型，他否定了传统的文言体式，构筑了现代白话的表意符码。他在进化论视域中探讨文体形式的变革，他认为，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语体形式也应不断更新，新文学场域亟需白话文体的理论支点和空间架构，“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1]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详细阐述了弃文言倡白话的理论依据，文言是“半死的语言”，文言词汇大多已废弃，僵化泥古，与生活语言相去甚远，缺乏实用性；在句法上，文言讲究对仗、用典、平仄等，固定的格式束缚了常规的思维表达；文言作为传统文学的语言载体，被赋予高雅的品性，普通民众由于教育背景的缺失而丧失了文字表意的权利，文言阻滞了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延宕了民族的进化。白话文契合了转型时代的需求，是“活的语言”，“活”体现在“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2]白话文的阐述方式清晰明确，契合语言的自然逻辑法则，有效规避了文言的语法拘囿。胡适在二元对比的思维模式中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文言文体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其高蹈虚无的姿态架空了民众与文化的紧密关联，导致了民众的文化断裂。胡适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运用浅显明晰的语言创作具体文本，将生活化语言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增强了语言的实用性，扭转了文言“华而不实”的格局，颠覆了传统语体伪饰雕琢的文化特质，建构了平民化的言说范式。民间话语形态的书写强化了文本的可读性，开辟了全民阅读的有效路径，解构了文言时代知识阶层的话语霸权，清除了窒碍社会进化的羁绊，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普及。胡适在新旧语体的比照中，抵制了封建伦理思想，宣扬了西方文明理念，构筑了平等对话的舆论空间。

2.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的转型

【摘要】节日符号是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本文通过对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考察，揭示出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是以三种具体路径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探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转型的深层动因。文章认为，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的交织作用，是传统节日符号转型的基本动力所在。

【关键词】贵州；苗族；节日符号；现代转型；动力

节日符号作为民族在长期历史实存中形成并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的相关文化元素的集合的典型表征，显性地集聚表达了该民族的某些文化特性，其功能与文化一样，展现为对“人类发展的普遍过程”的一种关怀。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许多民族节日符号的原生性解释系统正在发生改变，新的意义和文化元素被不断地嫁接到原有的节日符号之中，使得新的节日符号为了迎合现实的各种需要被不断地建构出来，在不断的言说中，成为“合法”的传统。本文通过对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的考察，冀以揭示传统民族节日符号在新的历史转折期变化的具体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深层动因作一探析。

一、贵州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意义分析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的省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1333.9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其中苗族总人口为429.99万人，约占全省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23%，为贵州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就人口规模而言，苗族传统文化构成了贵州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苗族节日作为显性化的民族文化符号，被视为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一般而言，贵州苗族传统节日符号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节气与时间记忆的有机结合

摘要：财务管理制度的开展与完善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必要保证，企业在发挥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必须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财务管理制度不仅影响企业资源的配置，同时也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战略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现代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而财务管理在竞争中所起到的作用随之也越来越受到管理者重视。而如何做到由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已经是我国众多企业在加强财务管理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就针对现代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进行相关探讨，并就如何顺利实现转型提供一定的建议。

关键词：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转型

信息时代的来临给整个财会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挑战，我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早在2013年的多次行业会议中就提出了管理会计将会是日后会计改革发展的重点方向，对企业来说，实现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的转型，将财务人员由核算型人员转型为战略型人员，有利于进一步实现企业的成本管理和精细化管理，从而推动企业的长久发展。

一、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关联

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组成了会计系统，他们都是企业管理系统中的核心子系统，这两者都是通过记录和核算企业的经济活动，收集并整理相关的经济信息为领导者制定决策提供依据，从而推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然而两者之间也有所不同，财务会计主要是通过对企业日常业务的记载，制定相关的财务报表，向外界反映出企业的经济活动状况和经营状况，所以这种财务会计又通常被称为“外部会计”，管理会计则是针对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所遇到的特定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分析以及控制，所以这种会计又被称为“内部会计”[1]。

二、目前财务会计工作中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