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范文10篇

新年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长久以来一直备受国人的关注，各地皆有独特的新年习俗。坐落于东莞市核心地带的东城区，其新年习俗是广东新年风俗习惯的一部分。东城年俗在迎春花市、登黄旗山、卖赖、开年、人日和元宵等方面秉承了广府年俗传统的同时又充斥着浓厚的地域特色。这些年俗，不但继承了传统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更在经济、文化、民间关系等方面演绎着积极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和谐；文化繁荣；融合；契机

前言

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备受全体国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重视。传承已久的新年习俗，如守岁、贴春联门神、扫尘、放爆竹、拜年等，在新年期间于全国各地以及外海华人聚居地铺天盖地开展起来。纵观这些习俗，全国既有千篇一律的内容，而各地又有独树一帜的形式。实际上，年俗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生活习惯乃至观念传统，衍生出层出不穷的地方年俗。这些彰显着浓厚地域色彩的年俗，正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终极体现，也是中国新年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庆祝的节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些别开生面的年俗，不但有利于继承传统，更能从点滴细节中发现出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规律，有助于古老的习俗在新时扬光大。

坐落于东莞市核心地带的东城区，其新年习俗是广东风俗习惯的一部分。年俗继承了广府的传统，但在某些方面又呈现出与其略为不同的地域特点。这些习俗主要包括年前的买年桔年花、逛花市、年三十的“卖懒”、大年初二的“开年”、年初七的“人日”以及元宵节等，除夕夜登黄旗山的习俗更是东城以及周边，乃至粤港澳人们的主要活动。这些习俗的主要意旨是期盼吉祥、美好、勤奋向上、年年有余、平安顺利以及合家团圆等等。有些是从中国古代习俗传承而来，如元宵节，有的则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逐渐形成。这些习俗大都带有浓郁的莞邑特色。

一，新年花市：和睦家庭与和谐社会的交集

泰山驰名中外，不仅是风景壮美的旅游圣地，更是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的文化名山。泰山融汇五千年中国文化，形成“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郭沫若语），泰山与中国情感、民族心理的形成息息相关，堪称是中华民族心理的结晶，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今日之泰山，以雄伟壮丽、庄严伟岸的丰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卓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展示着文明古国的风采。正如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所言：“泰山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化。”

泰山文化博大精深，举不胜数，自古至今，仁者爱其山，智者爱其水，各有所爱。本文谨就泰山文化的现代意义尝试进行浅显的探讨，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现代意义上的泰山文化内容主要包括六部分

现代意义上的泰山文化内容主要包括六部分：泰山神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儒教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当代西方文化。

泰山神文化是泰山及其周围地区的地方民间宗教，带有原始宗教的特点，是道教泰山化的历史演变，现在以“碧霞元君”（泰山老奶奶）和“泰山石敢当”为代表。在每年的春节，从除夕之夜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都有来自泰山脚下乃至华北、全国各地的香客登临泰山，上香、许愿、还愿，特别是传说中的“泰山老奶奶”的诞辰纪念日（农历三月十五）前后，登临山顶“碧霞元君祠”和山下“小泰山”的香客更是络绎不绝，形成壮观的朝拜潮流。传说中的“泰山老奶奶”有治病救人、主宰生育的神力，“泰山老奶奶”以她的仁爱之心、平等之心，关怀民生疾苦、济世救人，成就了她万能女神的地位。在现代社会，“泰山老奶奶”不仅仅是祈求多子多福、祈求平安安康的偶像，“登泰山保平安”的泰山宣传广告就赫然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也成为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圣母”偶像，有点类似西方圣母玛利亚的地位，是母亲的象征，是人们反思生命、回报母亲的精神偶像。近年来朝拜“泰山老奶奶”的香火费一直延续攀升，上一柱普通的香三五元，贵点的三五十元，昂贵的到600元、800元，甚至有天价的2200元，高价的香火费不仅体现着现代人对“泰山老奶奶”崇拜程度，也是现代人精神迷失、寻求精神寄托的有力佐证。“泰山石敢当”是远古人们对灵石崇拜的遗俗，石敢当与泰山联系在一起，借助泰山神威并被人格化，成为一位善良、勇敢、力大无比的勇士，能够驱妖拿邪、治病救人，因此家家户户或砌于屋墙，或立于街口，或置于房顶，鬼祟见之不敢进，成为家庭的保护神，流传至海内外。而泰山以其无与伦比的悠久历史和雄伟高大的形象，也成为中国的镇山，成为中国的保护神。

道教文化曾是泰山文化的主流文化，泰山地区远古就有鬼神崇拜，巫觋卜筮，是孕育道教精神的基因……泰山作为道教“天人感应”学说的具体象征物，又反过来引证和强化了道教的理论。泰山与道教在文化精神上的密切溶合，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泰山的宗教布局基本以道教为主，从山下的岱庙、王母池，红门附近的红门宫、一天门、斗母宫，一直到山顶的碧霞元君祠，无不充斥着道教文化的踪迹，可以说泰山宗教主线的布局是以道教为主的，泰山因此成为历史上“道教势力的主要基地”。在当今社会，道教作为宗教文化的影响已经不在占据社会意识的主流，但是道教文化中“清净无为、淡泊名利、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影响还是随处可见，现在每天坚持到泰山锻炼、提水的“泰山山友”、“泰山水友”数以万计，还有很多每日在花园、广场晨练太极拳、气功的健身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无不体现着道教文化的浸染，泰安也因为道教文化的渊源，配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易居住城市，是一座颐养天年、安度晚年的理想所在。

众所周知，康德哲学一向是西方哲学界的“显学”，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论著汗牛充栋，浩若烟海，令人目不暇接，任何一位以康德哲学为研究方向的人都不得不时刻提防以免被铺天盖地的资料海洋“淹死”，更不用说一般的康德哲学爱好者了。所以就事实而论，康德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但是，康德哲学毕竟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产物，200年后的今天，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我们已经站在了21世纪的门口。回顾20世纪，哲学流派多如牛毛，我们想赶新的潮流尚且来不及，难道还有必要关心200年前康德哲学的意义吗？！显然，康德哲学在现时代的意义在理论上仍然是一个问题，更直白地说，这个问题也就是康德哲学与我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康德哲学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进一步说，历史上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研究哲学史的人不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究，如果说我们研究哲学史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那么我们就必须证明我们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表面看来，这种证明带有自我辩白的嫌疑，不过更深层次的问题应当是哲学或哲学史的意义问题。

由此可见，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是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讨论康德的，它归根结底关涉到研究哲学史的意义问题。因此，本文的目的是借助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来讨论哲学史研究的意义问题，也可以说是借助讨论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来讨论康德哲学的意义，并且由此而提出一种新的哲学史观模型。

一、哲学问题

为什么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斯人已去，其理论学说业已过时，我们还要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思想呢？因为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能够在哲学史上“青史留名”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学说或理论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谁都知道，哲学家们在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未能达成最基本的共识，哲学中这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套用霍布斯的一句话，就好象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每个哲学家的思想都是转瞬即逝，哲学流派的更替其速度更是越来越快，我们怎么能说他们的思想有意义而且是什么永恒的意义呢？！

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一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事实。然而，我们以为，恰恰是因为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无法达到最基本的共识，他们的思想才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哲学问题是万古常新、永恒无解的，即是说，哲学问题并没有终极的答案，因此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所面临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一样是问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过时，那么每一位哲学家为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对我们来说就永远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当然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是许多种选择中的一种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史向我们展示的无非是有史以来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各自不同的解决方式，我们学习和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无非就是在这些解决方式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在这些解决方式之外开辟自己的道路。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摘要：在艺术发展历史中，壁画的历史悠久且文化内涵深远，在绘画表达手法上相对多样，是内容极为丰富的绘画艺术创作形式。而目前，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美术学中的重点研究课题。本文着重探究了现代绘画形式创新中的诸多要点对于壁画创作所带来的重要价值意义，其中就涉及到了空间层次穿插感、色彩的沉稳平衡感、用笔骨法、二次效果与现代绘画融合、以及西方现代艺术为中国壁画所带来的形式上的多元化创新内容。笔者希望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探究壁画艺术，深度思考现代绘画艺术与古代壁画艺术文化的深度融合过程。

关键词：壁画创作；现代绘画形式；创新；价值意义；二次效果；穿插感

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壁画艺术依然还处于发展阶段，其中所涉猎的相关艺术内容与创作形式正在逐渐丰富化，朝现代化艺术方向快速平稳发展。就壁画创作形式而言，其中所融入的现代绘画形式创新要素是相当多元的，这为壁画创作所带来的价值意义都相当重大深远，为壁画艺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创造了利好条件。

一、空间层次的穿插感创新对于壁画创作的价值意义

现代绘画艺术是追求空间层次的，其中的穿插感创新要非常丰富饱满。空间层次对于传统壁画创作的价值与意义非同一般。就以永乐宫纯阳殿壁画为例，如果从现代绘画形式创新来看，空间层次的穿插感所带来的构图改良效果也是颇为明显的。为此，必须深入到纯阳殿壁画主题内容中展开分析。如图1，在永乐宫纯阳殿壁画中，壁画整体大体上被划分为东西两壁，其中所采用的叙事手法巧妙，画面中山石、树木、云朵的布局被自然分割为一个个情节，整体上画面感十足且和谐统一，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媲美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从后人的评价可以看出，整部作品在设计上采用到了多达52幅的连环壁画，吕纯阳一生的巧妙造诣都融入其中，在穿插组合具有整体感的大型构图中，就形成了一部巨大的画传，其中所描绘的正是八仙过海吕洞宾降生的壁画，可谓是神仙降生、独树一帜。在壁画中，采用五色祥云来突出主体人物，而画面中四合院的横竖线条分割则相当齐整，安排疏密有致。可以看到，云彩与树木在曲线穿插表现上异常生动，真正做到了对于直线的削弱。就现代绘画艺术设计而言，直线削弱也是一种独特创新思路，它所强调、追求的正是一种独特的视觉平衡感。实际上，现代构图中创作者会将人物分割到三个空间中，分别为院外、前院以及后院。如果从现代绘画形式来看，这种空间层次的穿插感表现强烈，主要从前景到高潮层层推进，维度表现充分且具有多元性，这也说明了现代绘画形式在创新上对于传统壁画创作影响深远，在对纯阳殿壁画的设计修复方面也有良性促进作用[1]。图1永乐宫纯阳殿壁如果从现代工笔画角度来分析思考传统壁画构图，实际上它是经历了一系列漫长的演变过程的。例如现代画家韩书力在布面重彩画—《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这一作品中（目前已经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其画幅设计就相当之大，且构图相当之饱满，在形式感与动感表现上都异常强烈。在画面中，占据画幅面积最大的就是祥云图案，其中更有西藏地区人们用于祈福的白色旗幡以及吉祥彩带，这些都成为了布达拉宫的主要构图框架，甚至将人物也相互穿插联系起来，采用到了近、中、远景的绘画设计方式，主要是希望将空间拉长，其中更有“S”型构图，隐喻旧中国的解放过程是极为曲折不易的。就作品整体绘画设计而言，它与纯阳殿壁画在构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它也说明了现代工笔画为传统壁画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深远和巨大的[2]。

二、色彩沉稳与平衡感创新对于壁画创作的价值意义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为中国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关键词：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历史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认真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关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深刻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和历史任务，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认真研究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信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演变的必然选择

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也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落伍了。为了改变这一落后面貌和被动挨打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失败开始，“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富民强国”就一直成为萦绕在中国人民心头最大的愿望和理想。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许多志士仁人就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从林则徐的“师夷之长技”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到孙中山、黄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探索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由于他们把现代化的视角放在了西方的模式上，不能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因而这几代人苦苦追求、舍身奋斗，最终还是以悲壮的失败走下历史的舞台。它尽管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梦仍旧是久久难圆。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摘要：任何法治的构建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中华民族本源的法律文化是构建现代法治不能割舍、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尊重中国传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层面，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中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内容。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治；现代价值

在现代法治的进程中，为了实现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存在着不同的构建模式，有主张“休克疗法”的，认为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先死亡后再生”，推翻传统的所有价值理念，在废墟上重新建立；有主张“本土资源”的，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国现有的及传统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然而，任何法治的构建都离不开自己的传统，中华民族本源的法律文化是构建现代法治不能割舍、不可或缺并起决定作用的内源力，要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尊重中国传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而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确实有不少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容的东西。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层面，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中找寻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并就此谈一点看法。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角透视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的总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摘要：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对乡土生活与乡土景观有强烈的思念之情，因此在现代城市景观设计中，将乡土景观融入其中，对提高城市现代景观的审美价值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对乡土景观的基本概述进行分析，并探讨乡土景观对现代景观设计的意义，仅供参考。

关键词：乡土景观；现代景观设计；意义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建设项目越来越多。为了实现城市建筑与公共精神文明的和谐，在城市建筑过程中，城市现代景观建设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可以发现人们对乡土景观的喜爱要比现代景观要高。为此，加强对乡土景观的研究，能够为现代景观设计提供灵感，是现代景观在进行设计理念创新时，更好的弘扬传统民族文化。

一、乡土景观的概念及特性

1、乡土景观的概念

乡土景观指的是人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并留存的具有历史底蕴与人文价值的自然或者建筑遗产，比如房屋、树木、河道、古桥、道路、荷塘、石墙等乡土景观，这些景观往往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1]。与现代城市景观相比，乡土景观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与传统性，并且排斥现代科技的加入，而城市景观则是现代高科技与新理念的综合体，两者在设计理念、艺术价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