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范文10篇

由于人们交往性质的不同，个体空间的限定范围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关系越密切，个体空间的范围划得越小。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博士认为，根据人们交往关系的不同程度，可以把个体空间划为四种距离。

一是亲密距离

这种距离是人际交往中最小的间距。处于0～15厘米之间，彼此可以肌肤相触，耳鬓厮磨，属于亲密接触的关系。这是为了做出爱抚、亲吻、拥抱、保护等动作所必需的距离。常发生在爱情、亲友关系之间。如果用不自然的方式或强行进入他人的亲密距离，可被认为是对他人的侵犯。处于15～45厘米，这是身体不相接触，但可以用手相互摸触到的距离，如挽臂执手，促膝倾谈等，多半用于兄弟姐妹、亲密朋友之间，是个人身体可以支配的势力圈。而势力圈以眼前为最大，也就是一个人对前方始终保持强烈的势力圈意识，而对自身的两侧和背后关心次之。据这一原理，飞机上、长途汽车上和影剧院都采取长排向前的坐位，尽量避免对面的坐位，使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平均的前方势力圈。

二是个人距离

这种距离较少直接身体接触。处于45—75厘米之间，适合在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可以亲切的握手、交谈；或者向他人挑衅也在这个距离中进行。处于75～120厘米之间，这是双方手腕伸直，可以互触手指的距离，也是个人身体可以支配的势力圈。

三是社交距离

一、严禁超速行驶驾驶员要从思想上摆正对安全行驶的认识，切忌开快车、赶时间

人们常说十次事故九次快，从本人所看到的事例及大量事实来看，开快车易发生事故，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所以驾驶员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合理地运用行车速度，对安全行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行车中一定要谨慎驾驶，遵守交通规则，根据公路的等级，当时的气候等环境特点来判断而决定车速，养成“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行车习惯。特别是在过河，通过桥梁、涵洞、交叉路口、泥泞雨雪路面、人员多和有限制车速标志及危险山区弯道等更应严格控制车速，切不可盲目开快车。同时，要坚决杜绝酒后开车，做到有行车任务时坚决不酗酒，切实从思想根源上摆正安全行车意识。

二、加强学习不断地提高驾驶员自身的技术素质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教育

从多年工作实践来看，驾驶员的技术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车辆的行驶安全，因此，作为驾驶员不仅要在工作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尤其是要努力提高遇有突发性事件的应变能力。在汽车较多，雨雪或泥泞的路面以及危险山区弯道上行车时，更是检验一名驾驶员技术水平高低的关键时刻。实践证明汽车在转弯时，离心力与汽车行驶的速度有密切的关系。汽车在转弯时速度赶快，汽车产生的离心力也就越大。据有关资料证明：车速增加2倍，离心力就增加4倍，车速增加3培，离心力就要增加9培。如果驾驶员对此情况缺乏了解，没有应有的思想准备和技术本领，就容易在汽车转弯时造成翻车。再者，驾驶员的工作是一种人命攸关的职业，因此，讲究道德教育和道德培养就显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三、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是从事交通运输和交通管理部门历年来坚持的原则。预防是一道有力的安全程序，开车时预防措施不到位，安全指数就显得薄弱。因此，在交通运输和行车中要做到预防为主，即时做好事故发生前的预防控制，以防患于未然。针对可预见到的事故隐患，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预防为主”的内涵就是要求安全工作要事前做到防范，要依靠安全科技进步，加强安全科学管理，搞好事故的科学预测与分析，从车辆系统的本质安全入手，强化预防措施，保证行车安全化。比如在不太宽敞的道路上，路边有同向行驶的自行车和行人，或者视线隐蔽不清，转弯、超车、变更车道等都可采用减速、提前鸣喇叭、拉开安全距离、注意观察、随时准备停车这五点来防范。当遇有浓雾能见度低时，在高速公路上应驶往停车场或服务区暂避；如来不及驶往服务区，作为应急，可暂避在路肩右侧的紧急停车带，有条件的可采用信号措施。其它道路上的车辆可选择宽阔地带暂避。驾驶员应服从管理，做到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检查、保养和维修，确保车辆在良好的技术状态下工作。同时，还要注意驾驶员自身出车前的精神状态和情绪，防止过度疲劳、忧愁、烦躁、沮丧引起操作上失误的交通事故。作为企业应结合行业特点和企业实际，创建编制好本企业车队应对突发事件和重特大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应急预案能使发生的重大事故得到及时控制和防止蔓延，做到及时有效地组织抢险和救助，使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通过对一个民族的舞蹈艺术的审美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发展的轨迹。汉民族与其它少数民族相比，是一个少舞蹈的民族，其民间秧歌舞可算是迄今仍然活在民间的汉民族舞蹈的代表。所以，通过对汉民族秧歌舞的分析，可以看到汉民族审美意识的变化。就艺术发展而言，现代审美意识，是最接近艺术本质的现代追求。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表现，人是艺术的中心，人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艺术是人类生命最璀灿的花朵。人从与自然一体的混沌中苏醒，恰如人从黑暗的专制之下觉醒，所以说，回到和重新发现人本身——这寻根的逆向追求，是最具艺术的现代意义。通过对汉族秧歌舞蹈所具有的现代审美意识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加深对这种意义的理解。

一、秧歌舞蹈的现代步伐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们的审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即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又能够敏锐反映特定时代的审美意识。

新中国的成立，给舞蹈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舞蹈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具有突破性发展的里程。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秧歌舞蹈经过舞蹈艺术家的收集、整理，在编创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同时，以一种舞蹈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教学的课堂，力图形成规范的民间舞蹈教学体系。其中优秀的舞蹈组合有：《过街楼》、《逗蚰蚰》、《鬼扯腿》、《熬鸡汤》等。这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舞蹈组合，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国民间舞传统组合”。的确，它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追求，有着经得起岁月考验的鲜明特点。如《过街楼》以传情为目的，通过每一个眼神和动作，将恋爱中的姑娘的心理表述得淋漓尽致，却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这个教学的舞蹈组合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训练价值。然而，这种“含而不露”的审美特点却多少缺乏些现代意识，必然会在未来的发展中被突破。

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艺术的本质的认识是需要过程的，所以人们在返回人本身之前，首先扑向大自然的怀抱。80年代初，人们开始用舞蹈表现自然美，编导们创作出一系列模仿动物动态的舞蹈作品，如：《鹰》、《白鹤》、《金色小鹿》、《金蛇狂舞》等。但是，这类作品的创作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人们终于认识到，舞蹈应该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系列以“讲故事”、描述情节为主的作品，并很快风靡全国的艺术舞台，如《月芽五更》、《看秧歌》、《元霄夜》等。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让观众彻底“看懂”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存有一种喜欢“听故事”的审美欣赏习惯，经常以能否“看懂”来评价舞蹈作品的好坏，而这类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欣赏习惯。然而，“讲故事”的编舞手法，在对人的生活细节描绘的同时，掩盖了人的生命的内在律动。人的生命力的内在体验与外在表现——这舞蹈艺术的最本质的韵味，依然沉默着。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全面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进一步解放，在国内人文主义思潮和国外“寻根热”的影响下，汉族秧歌舞蹈艺术创作开始了向本位文化“寻根”、向人自身回归的创作阶段。这是一个令人激动、振奋的阶段。这个阶段以张继刚的一系列舞蹈作品为代表。他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观察视角，发现和感知着时代的脉膊与审美意识的转向。他突破以往“讲故事”的形式，开始用大色块、长线条结构舞蹈。在对中国这既有古代辉煌文明，又有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的历史，进行民族性与人性的透析，并以此为基础，在前人给后人的巨大遗产中，挖掘出熠熠生辉的精华，以宏扬和增强民族自信心。这些心灵的感悟，通过如《黄土黄》、《俺从黄河来》、《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走西口》等作品加以表现，准确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和可杀而不可辱的民族气概，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国人在长时间的压抑、束缚之后，深切地体会着生命之泉在心头流淌，生命之潮在胸中激荡。正是这不竭的生命力，使我们头一次看到自己民族在与命运抗争时的高大形象。人们不由地为之感慨、兴奋、泪流!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广告意识形态策略的两种主要方式：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剖了广告的意识形态作用机理：如何使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关键词］广告；意识形态；策略现代广告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无所不在，而且正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意义生产这一领域，广告不仅仅“广而告之”产品与服务，还在指引人们购物的同时输出某些观念，给人们以意义，给人们以种种美梦和由这些美梦所标识的生活方式，并试图速成某些惯例，把消费者纳入这一“意义”框架。换言之，广告首先推介和生产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大众在消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时获得的实际利益，还包括他们同时获得的某种“精神享受”，并把这种双重满足或通过广告词直接言说，或通过营造氛围实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其次通过在大众媒体上的广泛传播，通过把受众建构为广告主体，使创设的某种观念化的说辞和极具诱惑力的意象推广到大众中去，竭力使之成为大众的利益和观念，在此广告完成了它的意识的制造和传播。当这一观念或意象成为大众或某一群体的自觉不自觉的观念或意象时，意识形态便发生了。正如理查特·奥曼所言：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或者人类的利益。①换言之，最常见的广告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本文试从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来探讨广告颇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游离于两种意见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以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和伪意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真实与否，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以此来认识广告意识形态不无道理，因为看似虚拟的广告世界中充斥着“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广告意识形态更有其独特性。广告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未像现在这样进入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现实世界：功成名就、下岗待业、奋斗拼搏、甜蜜爱情，入世、申奥、伊拉克战争、文体赛事，广告为每一件产品都粘上了通向现实世界的无数链接，广告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在广告世界中，“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相关本义，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而广告意识形态所提炼或创设的这种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则是完全有意识的，有着其明确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礼送健康”的新观念时，目的直指“收礼只收XXX”；它在儿子因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而心怀歉疚时，借小孙女之口点题：小“为什么不给爷爷奶奶买XXX？”这种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说出的话犹如道德拷问，质问着对父母的不够孝顺，但如此大的道德问题最后只轻轻落在了：未买XX口服液。那么根据广告逻辑，其隐含主题则是：买了XX口服液=孝顺父母。该命题似无不妥，作为受众而言，自然不会对一则广告的思维和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人指出了一条对老人表示关爱和孝心的途径——购买保健品。这一点非常体贴地为忙忙碌碌无暇顾及老父老母而心怀歉疚的现代人找到了一条快捷方便的弥补方式。而另外一些广告则假托老人之口，从老人的角度回应了上述命题：“收礼只收XXX”，进一步证实了该命题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场景：商家在商场醒目处陈设着保健品专柜，促销员的推荐进一步印证着消费者脑中的上述命题，于是，手拎包装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几乎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个体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在这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中，广告意识形态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广告占据一个能指，亦即占据一个词，这个词与广告所促销的物体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却被附加到那物体上，产品本身并非首要的兴趣所在，必须在该产品上嫁接一套与该产品没有联系的意义，才能把它卖掉。③而现实世界则在广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间中的能指，它们被广告商们凭兴致任意地附着在商品上，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丰富、泛滥的意义使得平庸的商品闪耀着炫目的光彩，而这些外在的东西由于是从传统美德和现代时尚中精选出来的而极大地迎合了受众。由于这层普遍存在着的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使现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质产品的同时还享受着被赋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广告场景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被皆大欢喜地呈现。广告受众的主体化：一种无实质的构想主体广告场景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还有赖于现代广告的另一策略：把广告受众建构为主体。作为一种日趋圆熟的攻心术，现代广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广告主客体的界限，在把消费者作为广告对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过广告中的种种代言行为和技巧，让“受众化”的广告角色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最大程度上影响和掌控受众的心理和行为。广告画面中的言说者不再仅仅是笼统的、不明社会角色的漂亮演员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尤物，而是通过他们的衣着、道具、场景，以及他们在广告中的言说方式被赋予了各种身份，诸如工人、农民、教师、摄影师等职业，子女、恋人、成功白领、家庭主妇等社会角色。加上大量非职业（或非著名）演员的启用，他们普通的长相、自然或生涩的表演使身负多重社会角色的受众不自觉地从广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广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对号入座。某一护肤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中展示了演员、小学教师、摄影记者、年轻工人，他们的言说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妈等各种社会群体，广告角色衣着普通，长相平凡，以及在演员化妆间、工厂换衣间、小学校园等普通场合中平民化的言谈举止，一切都在昭示着受众：“他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他们”。在另一则洗衣粉广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妇”们则成为了主角，广告采用街头或入户随机采访的形式，选择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字幕显示）采访家庭主妇，她们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并不流利、似无台词准备的语言表述，在镜头前略显拘谨的体态，更在直接地告诉受众：“她”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没准“她”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们特意选用的演员，而是我们在街头采访或入户采访中的巧遇；她们是在代表你们说话，并非公司在自卖自夸。当然，广告中还有大量的脸蛋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但即使是这些星光灿烂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层平民化的外衣，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烦恼和不满，他们（她们）头发枯黄干涩，岁月的流逝把皱纹、白发和疾病留给了他们，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们面临着工作和学业的压力、成功的希冀、失败的苦恼、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种种人间喜怒哀乐，如同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感同身受。于是，消费者从被言说的对象似乎变成了言说者，既为客体又身兼主体，他的一直处于纯粹的被说教者位置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敌对心理渐渐消融，他们渐渐开始坚信：广告是与己相关的而不是强权的“他者”了。广告似乎在构筑一种“源自生活”又美妙无比的“现实世界”，从而让受众进一步确证其在广告情境中的主体意识。一种奇特的逻辑产生了：电视广告通过把广告主体构建为一个处于“现实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费者”，而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广告受众扮演了两种角色——广告话语的主体和客体，恰如由广告商和广告主导演的受众的“自言自语”。在此，让·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临着主体位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④这种“无实质性”的主体，恰似广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费者的形象和外壳，而被填充进广告主所构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广告主体”的各种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规律性的共性：一个有足够收入能自由选购产品的“主体”，一个有某种“需求”但不知如何满足的“主体”，一个消费了该产品而获得魅力或极大满足的“主体”。这样构造的主体并非没有契合人性，在马斯洛看来，人是不停地产生需要又不断地满足需求的动物，人在满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归属和爱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爱和爱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归属某一群体和被群体接纳和承认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满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事业有成，渴望成功。显然，广告深谙如何激发人的潜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决之道：消费某产品。当然，如此简捷的解决之道在经过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饰之后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和可笑。因为在广告中，消费“主体”不仅在消费产品，更在享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精神满足：亲情、友情、恋情；孝心、爱心、诚心；成功、光荣、豪情。这有赖于广告中被依附在产品上的丰富“意义”，当大众在认可这些意义而消费产品或接纳该“意义”时，广告的意识形态便产生了，广告角色（广告主）的利益就这样变成了社会大众的利益。注释：①②罗刚、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399页、12页。③④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现代语境》，商务印书馆，第154页、84页。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广告意识形态策略的两种主要方式：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剖了广告的意识形态作用机理：如何使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

［关键词］广告；意识形态；策略

现代广告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无所不在，而且正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意义生产这一领域，广告不仅仅“广而告之”产品与服务，还在指引人们购物的同时输出某些观念，给人们以意义，给人们以种种美梦和由这些美梦所标识的生活方式，并试图速成某些惯例，把消费者纳入这一“意义”框架。换言之，广告首先推介和生产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大众在消费这些产品的使用价值时获得的实际利益，还包括他们同时获得的某种“精神享受”，并把这种双重满足或通过广告词直接言说，或通过营造氛围实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其次通过在大众媒体上的广泛传播，通过把受众建构为广告主体，使创设的某种观念化的说辞和极具诱惑力的意象推广到大众中去，竭力使之成为大众的利益和观念，在此广告完成了它的意识的制造和传播。当这一观念或意象成为大众或某一群体的自觉不自觉的观念或意象时，意识形态便发生了。

正如理查特·奥曼所言：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或者人类的利益。①换言之，最常见的广告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本文试从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来探讨广告颇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

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游离于两种意见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以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和伪意识。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真实与否，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以此来认识广告意识形态不无道理，因为看似虚拟的广告世界中充斥着“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广告意识形态更有其独特性。

一、强调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的重要性

在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强调其现代意识，这不仅是由于当前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更是民族音乐理论发展的自身需求。当代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现代艺术实践发展迅速，陈旧落后的思维体系是无法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的。民族音乐理论是指导我国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重要思想，民族音乐理论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到我国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因而，民族音乐理论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观念，坚持与时代同步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对民族音乐理论进行完善与升华，这样才可以保障当代民族音乐艺术发展的先进性，为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我们加以继承与发扬，使得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能够得到肯定与发展，这样就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为我国广大的人们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建设。

二、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事物以及文化因素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新事物的出现对于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困惑的时期。当前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发展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族音乐理论落后于实践，脱离了实践，对于实践没有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第二个问题是在民族音乐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尝试与创新，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方式，如新民乐、新民歌、后现代主义音乐、先锋派音乐等，这些新的音乐方式的出现对于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民族音乐理论的研究者走向社会，面对各种新的社会文化活动时，理论进入了一个相对矛盾的时期，既要对传统的理论加以继承与发展，同时又要对于当前的社会文化活动加以指导，二者之间显示出一种矛盾的关系，因而民族音乐理论该如何向前发展便成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三、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理论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尤其是文化艺术的理论，文化艺术本就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而其相应的指导理念也应当随着其发展而不断发展，当然，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是不可抛弃的，对于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应当加以继承与发展，同时应当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在现实的基础上，使得民族音乐理论得到全方位的拓展，以科学的理论知识去指导实践的开展才会促进实践的科学发展。因而，为了保障民族音乐理论对于民族音乐发展的指导作用，民族音乐理论必须具有现代意识，保障其先进性，这是由于当前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现代意识不是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其普遍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现代意识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内涵，是人们对于新的社会活动产生的思想。现代意识不是独立的存在，其有对于传统的接纳，同时又有对于传统的否定。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能够为我国的民族音乐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参考体系，能够指导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科学开展。虽然民族音乐理论的现代意识具有科学性，但是由于受到时空范围的限制，也会对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发展造成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现代意识会不断发生改变，指导着民族音乐实践活动的开展。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人类智性的进步，工具理性的张扬，现代化运动带给人类社会的并非是单一的进步。20世纪以来的大规模战乱、生态危机、社会道德普遍下降等全球性问题，严重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健全、有序发展。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社会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凸显出来。可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忧患意识趋于淡化，这影响着现代人对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承负。为此，高等教育就应该自觉承担起培养现代人的社会忧患意识的责任，使人们高扬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由忧患而最终超越忧患，以实现人类美好社会的价值追求。

一、现代社会对社会忧患意识的诉求

社会忧患意识是指社会主体（群体或者个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反思历史和关照现实所形成的以建立未来理想社会为己任的责任承担自律意识和人格素质。它可以分为社会群体的社会忧患意识与个人的社会忧患意识。而社会群体的社会忧患意识最终只有转化为个人的社会忧患意识才能现实地发挥其作用。个人的社会忧患意识是个人对来自社会要求的自我意识，体现的是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它也是一种自律意识，是个人自觉地将社会忧患看作自己行为的内在动机，内化为自己行为的意志，进而对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与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这意味着个人的社会忧患意识是其人格素质的内容，反映个人的社会化和人格完善化的程度。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作为一个衡量个人人格完善化的尺度，社会忧患意识从完成某种社会要求或道德要求的角度说明人格。社会忧患意识是以社会整体利益和人类的未来命运为价值旨归，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是其核心问题，它在以往社会里是被人们一定程度地予以强调的，而在现代社会其地位更为重要、其作用更显突出。

（一）社会忧患意识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诉求。从经济来看，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是崇尚效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为了追逐最大化的物质利益，道德成了人们的理性选择。如果人们认定以一种非道德的方式可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理性的人就不会选择道德。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当个人无法以充分的理由和知识形成对未来社会状况的大致判断时，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很容易变成利益现实化的渴望。有些群体或个人就会不惜采取践踏道德、藐视法律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从事经济活动，导致经济社会的无序。为此，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就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忧患意识，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考虑他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在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考虑人类的长远利益。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优性价值，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有序发展。

（二）社会忧患意识是现代民主政治社会的价值诉求。从政治来看，现代社会是一个由个体性原则支配的民主社会。在此原则之下，各种不同的利益个体，都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都有权享有自己应享的权利、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这些意志和利益往往是相互区别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在此情形下，作为反映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和国家意志的社会整体利益又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呢？在利益个体有着充分的独立意识和强烈的权利要求的现代社会，社会整体利益的合法性取决于利益个体对它的自觉认同和服从，而人们对它的认同和服从的程度取决于它协调各个体利益、满足社会普遍利益需要的程度，这取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追求、内在的道德性。即民主政治社会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应承担起实现、补偿个体利益的责任，以平衡个人与社会、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作为国家意志的社会整体利益才能获得满足，这也是统治者得民心的最好体现。如此，利益个体才会自觉地为统治者分担忧患，社会政治生活才会稳定有序。否则，就会出现利益个体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违背社会规范体系的行为，增加社会的政治忧患。

（三）社会忧患意识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价值诉求。从社会文明来看，现代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就其中的科学技术来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物质文明在不断增长，而精神文明却相对萎缩。

摘要]建立现代化、高效、服务型政府，观念必须先行。加强公务员的民主、法治、科学、创新、责任、服务等现代意识可以有效地指导公务员的工作实践，提高其行为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公务员；现代意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各级政府的工作有了很大改进。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素质也有了普遍提高。但是，在近几年政府管理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工作效率低、不良事故和违法案件，反映出公务员队伍缺乏现代意识的问题。现代意识是现代社会存在和社会现代化实践的产物，是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并促进社会现代化的思想、知识、道德、文化、心理和个性等方面素养的总称。是体现着现代精神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租文化心理。现代意识内容很丰富，我们认为当前公务员必备和急需加强的现代意识主要是：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科学意识、创新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一)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指人们对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权利的客观反映。公务员需要加强的民主意识主要包括：人民主权意识、公民意识和公仆意识。人民主权意识即人民当家作主，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意识。公民意识指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的意识。公仆意识是指所有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执政意识。

首先，公务员具备民主意识，才能心系人民，服务人民，廉洁奉公。公务员具备民主意识才能真正保证人民主权的实现。民主意识要求公务员不搞特权，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公民，任何时候都要做到秉公执法，乐于接受民众的监督。摆正自己的位置，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其次，公务员具备民主意识，有利于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民众的满意度。公务员具备民主意识，可以极大地提高其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坚持决策以公意为基础，保证其决策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民众满意，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隔代抚养”是当代社会无法回避的国情。相对于年轻父母来说，老人有着较多的育儿经验和耐心，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只要注意更新生活、教育观念和方法，“隔代抚养”也可以一举三得，让父母轻松，孩子有长进，老人有所寄托，成为特色教育。

心理学专家指出，有许多知识层次高、修养良好、人生阅历丰富的老人，他们对孙子、孙女的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孩子更容易接受爷爷、奶奶慈祥的爱，老人的充足时间和对孩子的耐心是对父母的一种弥补。孩子的父母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应该学会调节，应该鼓励老人、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并通过沟通与老人相互形成合力和共同的教育观，形成更符合时代的新的“隔代教育”，三代人的和睦关系这本身就是对孩子的一项良好教育。如果是那些教育程度不够的老人，可以考虑由相关部门开设一些“隔代教育培训班”，教一些现代化的教育方法，让“隔代教育”成为一种中国特色，实现“三代同赢”的现代化家庭教育模式。

[示范方法]好办法有助于“隔代抚养”

针对“隔代抚养”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专家还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

情景一：

奶奶：多抱抱孩子，他更容易入睡，也很乖；孩子睡前闹，给他颗糖就好了。

本文作者：崔璨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波斯地毯的编织工艺是采用打结的方式，因此做工好坏的判断标准就是每平方厘米的结数，一般70道已经是很好的，超过100道自然是大师之作。今天的波斯地毯几乎只是融入了些许现代的图案，其所用的材质和工艺是多年一直被延续的，传统的工艺制作过程也成为了艺术。图1波斯地毯Fig．1Persiancarpet1．2现代纤维艺术工艺的创新科技是诱发改变的最大动力和支持。不少现代纤维艺术的创作者渴求能通过纤维艺术的创作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欲望和理念，渴望与参观者交流来实现最终的完成。美国纤维艺术家列奥库克(LiaCook)创作的“联想的空间”就充分地利用了科技带来的优势(图2)。传统编织采用的经纬编制方法，是保持经线为骨骼，以纬线的缠绕变化来实现的，因而在编织完成后，经线是被隐藏在其中的。LiaCook借助科技手段，进行了以经线为主的尝试，作品里起伏多变的经线如金属浮雕般迷人，有意处理的水纹形态和纤维材料本身的柔软感相得益彰，让人联想到浑然天成般的节奏与韵律。借助科技发现材料的肌理美并加以深掘，日益成为现代纤维艺术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革新工艺后产生的肌理已是成功激发、引领人们探究一件艺术作品的动因之一。

意识工艺的延续

创作与欣赏主体的态度风格的更替在时装中体现得更明显一些，探究轮回般的流行趋势，可以看到其背后的文化。纤维作品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实际需要解决后，就必然开始关注心理的需求。意识工艺强调的就是纤维艺术形式革命背后的文化。艺术构造的事实瓦解日常理性秩序的现象在艺术创作中频频发生，充分说明客观事实已不再是创作的唯一灵感来源。在构思一件纤维艺术作品时，首先确定的可能是想要表达的想法，然后再来寻找实现这种想法的客观载体。就像可以被构思的事实一样，表现的情节也不需要是合理的。如LiaCook在2011年的创作“Su-BrainTracts”中，脑电波的影像以一种可视的方式表现出来(图3)。作品中出现的形象元素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并行出现的，艺术家以大胆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自己的想法，构造其所需要的客观实在，构思的事件的合理性不再作为考量的依据。由此，一些现代纤维艺术开始利用软材料围绕性的张力特点，创造了具有雕塑感的立体作品，从而影响了整体空间。主体情感的强调如同其他现代主义作品，纤维艺术作品也总是在努力地表现主体自身的情感体验。当下文化消融于经济和经济消融于文化的特别消费文化现象的出现，消解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使得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身的情感。再如图3所示的这系列纤维艺术作品，是建立在其对神经系统科学的探究上，将概念布料通过实践、接触和记忆来表现其感官体验。在这块用数码织机编织嵌入图像结构的布上，数字像素成为线程，并且与另一个成为交错的形象并置在同一空间内。作品饱含着创作者对新技术的不断探索，并把情感通过触觉刺激和视觉刺激共同来传达，从而给欣赏者带来了许多不同寻常的感官体验。作为一种时代性的思想方式事实都可以通过艺术来构造，时间和空间自然不会再以常理存在于创作中，各种融合和并置体现了创作者的奇思妙想。这样的纤维艺术引导欣赏者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既保留着对一个空间的记忆，又怀着对下一个空间的期待。风格创造在空间特征中仍是二维平面的形式，但画面构成已有抽象、立体等现代派艺术的表现风格，并着重挖掘材质与肌理的视觉美，在编织表现上以粗犷、平坦、凹凸的多种形式取得许多虚拟空间，创造了如同浮雕般的空间特征［2］。现代纤维艺术家在创作中利用纤维材料的特点来充分发挥多维空间的特征，在动静、虚实的空间形态的表现中创造非凡的感应效果。其随机性创造出巧妙和谐的意境，可以用来分割室内空间，营造出新的空间。

意识工艺下的纤维艺术创作内容和方法

意识工艺下的纤维艺术创作内容强调以意识为主的纤维艺术只不过是脱离了物质的层面，强调以意识为主体。即把艺术从“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化道路转向了为社会现实生活而艺术的功能性道路上，即“生活的艺术化”［3］。纤维艺术的创作往往是先选择题材，然后再根据题材的需要来选择最适合表现题材的手段。在这种手段的运用中，不过多地考虑其原本所既定的规则，只要它能够更好地让人们去表现。艺术界、观众、社会等的外界因素对于一个形象符号的认可和理解，往往直接关系到了这幅作品或者这位艺术家的成败。充分体现了受众的认可与参与在当代纤维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如瑞典的纤维艺术家奥利卡•博格的“生命之舞”系列作品，试图通过静止的装置来表现活泼和生气，一共十二余朵花，可以放在室内各个角落任其舞蹈(图4)。奥利卡•博格的灵感源自漫步森林或在水中游泳时发现的小细节:树叶进化、草木荣枯、光在水里、从水下面看到的外面，原始形式的线条是那么的美，像生活中的谜一般，只能用情感来回应。为了表现这种感动的情绪，创作者开始选择表现的手段，选择用混纺纤维的结构来表现这抽象的转瞬之间。这部表达美、情感和变化的作品，所考虑的不只是传统的花边技术，还有空间如透明度、光线和阴影，并最终在受众的参与中实现最终的完成。艺术融入生活人类的观念、思想、语言有多丰富，观念艺术的手段、媒介和表现方式就有多丰富。现在的纤维艺术排除传统艺术的造型性，转向对语言、文字行为、过程等非造型因素的探究。在现代文化发展中，更多的想要追求一种感性至上的生活，艺术和生活之间并不存在界限，生活充满着审美体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拥趸者是欣欣然悠游于生活中的主体，沃尔夫冈•韦尔施把他们戏称为“美学人”，是“身体、灵魂和心智”都具有“时尚设计”，但却“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的“自恋主义”者［4］。放大符号的象征性创作的元素就如同符号体系，在纤维艺术中人们对符号的使用也相当普遍，这一符号体系必须以内在的而不是以超验的意义来解释［5］。可以通过材料或色彩进行意义的传达。正如叔本华所说:寓言是一种艺术作品，它表面指向一种东西但其实质却意指另一种东西，因此通过寓言，一定会有一种观念被表现出来。结果欣赏者的心智会从已经表现出来的可以明确感受［6］。如芭芭拉•海勒(BarbaraHeller)著名的“隐藏”系列纤维艺术作品，试图使所使用的元素具有符号式的隐喻性，创造出一种模糊的空间(图5)。作品中的这个女人站在棕榈树前，用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姿势盯着前方，“掩盖”的衣服和服装暗示努力的寻找线索、个性和交流，并提出了思考:在缺乏表情交流的世界，人们如何通过寻找其他线索来确定被掩盖的身份?作品中的人物直直地看着人们，一股莫名的紧张感产生，力求使眼神接触。为了进一步混淆视听，她故意使人物的身体语言合乎正常，从而增加判断的难度。这名妇女被看做是一个象征的符号，提示在危险的时候或是在安全的时代，人们能够“仅凭封面判断一本书”么?让一刹那的直觉来决定是否是朋友抑或敌人?在观看的时候，她希望观众的挫败假设能引导他们多花几秒钟、停止了一会儿，从而启发对话。图5芭芭拉•海勒的“贝多因妇女”Fig．5“BedouinWomen”ofBarbaraHeller这件作品是纯手工的，创作者有意放弃了使用织机为主的框架，在手工进行的经纬编织过程中，不断尝试建立或发现原有的意义，探讨内心的思考，目的不是讲故事、宣讲或者召唤，求的是创建一个新的条件，一个洞察深入自己、确认自己的意向性符号，一个使欣赏者能明确感受和领会的符号。现代纤维艺术的形式语言传统的纤维艺术特别是壁挂艺术对经纬结构的张力把握始终是均衡不变的，因为它的肌理是匀密细腻的，多以平织表现精致复杂的图地关系。现代的纤维艺术打破了这一常规，借用常用的形式手段来达到非常规的效果。比如重复可以使形态出现一定数量上的序列，从而创造形式与内涵都很丰富的新形象。就好像一个大厅既可被墙上巨大空间的纤维艺术作品装饰得气派豪华，也可被渲染得轻柔优美一样。现代纤维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主要表现为具有鲜明的个性、原创性和不可重复性，这也是一件现代纤维艺术作品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志。作品的形式可以是非常态的，挪用常态的元素也不是对原文本的简单篡改，而是通过这一解构过程对原文本的意义进行消解，从而播撒出新的意义。目的在于转变原作意象的身份，把“过去”转化到一种新的语境之中。希望综合叠置所有能够汇集到的意义、风格、技巧及历史，然后从中组织出一个整体，形成自己的形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