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范文10篇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中期，我国在西方现代哲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使得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用荒诞扭曲的手法，来以揭示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即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反传统的新型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中表现出‘重写文学史”、“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文学的转型”和“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等方面的问题讨论。新时期，我国社会从思想到现实的巨大变化，从创作、阅读领域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我国社会文学的进退、纯文学的潮涨潮落以及通俗文学的持续走红，使得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面临冲击和挑战，本文将讨论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

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2、我国文学民族生活价值。当前，对于当代的人们已不会很排斥，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类说词，来防御性的口号来为文化的多元存在的理由，更多的意识到世界文学存在。并不是一色的、单极的，同时需要构建全球化时代真正的世界文学，由于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形成的世界观念往往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均衡的，尤其是在各部分之间意义对等的存在，而在以西方文化视域为中心形成的是逐次向外扩展的放射状圆环。对于我国，在文学方面应充分理解，尤其是需要承认各民族文学文化生活自身的意义。那么，我们只有在冲破单一的文学史秩序，并且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需要在想象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才更深层的表现出真正文学的价值。

二、中国后现代文学的叙事价值

后现代文学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它全方位地批判现代文明发展的传统，主张反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束缚起来。后现代文学没有中心，对各种不同的标准都给予充分宽容，没有固定的作家或批评家群体，也不存在任何可以一呼百应的纲领和宣言，充分展现了其“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的特性，后现代文学注重个人的价值体现及其个性的发展。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始于八十年底末，基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解放，使中国的文学附上了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这个年代的作家，深受的影响，具备烙印下特有的被遗弃的孤独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质疑，对现实感到迷茫和困顿，代表人物有苏童、余华、陈染等作家，其作品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无中心主义、飘忽不定、多元化，他们主张没有限制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对文学创作产生制约的模式或规则。中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支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极度杂芜。中国后现代主义不但批判现实主义的旧传统，还反对现代主义的新规则，可谓将反传统推向了极致。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涵盖了地下文化，街头文化，广告语，消费常识，甚至是生活指南等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许多看似极其生活化，与文学价值联系不大的范围，被作家给予精心包装，得以登上文学艺术的殿堂。其审美价值和内涵许多读者自行思索归纳，作家只是对社会、人及客体作相应的展示，而没有强加预先设定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体现了现代出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相融，具有精深的哲理性。作家通过自我表白的话语欲望，对人物进行塑造，打破以人为中心讲述完整的故事，作品的情节内容也具有极为明显的虚构性与荒诞性，作家极为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创新，体现出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例如，王朔的消费小说体现了反理性主义思想，对世俗化的欲望加以放大，并大力提倡，在《千万别把我当人》、《浮出海面》等一系列作品中，王朔塑造了一批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属于真正独立但从社会体制角度看又是零余人的人物形象，他颠覆了传统的价值体系，解构传统的人的归属感。又如，在格非的名篇《青黄》体现了解构主义的为了文本放逐历史，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之说。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将传统的文学观念给予颠覆性地消解，使传统的文本、艺术品变为商品，使文学家创造的文化成为人人可以享用的日常消费品，其多样化的叙事视角使读者能纵观文学的全貌，其中涵盖的游戏、拼贴、不确定、主体性解构等叙事景观也给读者以全新的视野。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中期，我国在西方现代哲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使得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用荒诞扭曲的手法，来以揭示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即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反传统的新型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中表现出‘重写文学史”、“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文学的转型”和“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等方面的问题讨论。新时期，我国社会从思想到现实的巨大变化，从创作、阅读领域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我国社会文学的进退、纯文学的潮涨潮落以及通俗文学的持续走红，使得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面临冲击和挑战，本文将讨论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

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2、在全球化席卷中国之际，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作家队伍急需输入新鲜血液，当前，对于当代的人们已不会很排斥，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类说词，来防御性的口号来为文化的多元存在的理由，更多的意识到世界文学存在。并不是一色的、单极的，同时需要构建全球化时代真正的世界文学，由于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形成的世界观念往往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均衡的，尤其是在各部分之间意义对等的存在，而在以西方文化视域为中心形成的是逐次向外扩展的放射状圆环。对于我国，在文学方面应充分理解，尤其是需要承认各民族文学文化生活自身的意义。那么，我们只有在冲破单一的文学史秩序，并且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需要在想象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才更深层的表现出真正文学的价值。

二、中国后现代文学的叙事价值

后现代文学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它全方位地批判现代文明发展的传统，主张反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束缚起来。后现代文学没有中心，对各种不同的标准都给予充分宽容，没有固定的作家或批评家群体，也不存在任何可以一呼百应的纲领和宣言，充分展现了其“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的特性，后现代文学注重个人的价值体现及其个性的发展。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始于八十年底末，基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解放，使中国的文学附上了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这个年代的作家，深受的影响，具备烙印下特有的被遗弃的孤独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质疑，对现实感到迷茫和困顿，代表人物有苏童、余华、陈染等作家，其作品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无中心主义、飘忽不定、多元化，他们主张没有限制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对文学创作产生制约的模式或规则。中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支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极度杂芜。中国后现代主义不但批判现实主义的旧传统，还反对现代主义的新规则，可谓将反传统推向了极致。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涵盖了地下文化，街头文化，广告语，消费常识，甚至是生活指南等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许多看似极其生活化，与文学价值联系不大的范围，被作家给予精心包装，得以登上文学艺术的殿堂。其审美价值和内涵许多读者自行思索归纳，作家只是对社会、人及客体作相应的展示，而没有强加预先设定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体现了现代出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相融，具有精深的哲理性。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美誉度的名词。在日常生活中，无政府主义曾等同于自由主义，甚至比自由主义还要邪恶，它意味着无组织无纪律，用俗语说便是无法无天，那是一直需要“反对”的对象。在政治文化层面，无政府主义曾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敌人，而且在有些经典著作中还被宣布为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尽管中国现代历史表明，无政府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一度处于同步关系，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与无政府主义革命组织的成员，例如巴金、蒋光慈、胡也频等，离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过一两步之遥，事实上相当多的这类人士都成功地跨越了这一两步，但人们仍然相信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不共戴天。在历史认知范畴内，人们光知道“以人划线”是相当危险的做法，殊不知最危险最不科学最容易导致巨大谬误的乃是以“主义”划线，无论这个人的思想内涵和人格品德如何，一旦“主义”不对，立即打人另册；这时候，“以人划线”反倒是值得珍视的判断方法了。这样的历史认知决定了无政府主义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冷冻状态。虽然20世纪5O年代中央党校就已经整理过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内部资料，8O年代又正式出版过类似的资料集①，但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并没有因此启动，包括相对来说较为安全也可能较为温和的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研究才真正出现向学理深度进发的势头，单是陆续出版的博士论文便有四五种，其中，张全之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学术深度较为明显，学术创新力度较大②。无政府主义及其文学的研究应能从学理方面为人们更加深刻地认知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足够的启发，从史识方面为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无政府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提供珍贵的导引。现谨从思想邻壑现象和意念理性角度为无政府主义的中国角色提出一种认知策略，进而分析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的天然因缘。

一、思想邻壑现象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到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进而成为凶恶的敌人的过程。虽然这种价值体系确实存在着反对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一切形式专政的思想因素，但在社会革命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巨大的批判力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一切革命力量都须借重的对象，将无政府主义当作凶恶的敌人，自然有着极“左”思潮影响的痕迹，同时也透露出相当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心理信息。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派别的共产主义。不过它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确有很大差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曾明确著文批评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论”表示过“绝对的不赞成”①。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1921年前后还与陈独秀展开过激烈的论争，针对《新青年》阵营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进行猛烈的反批评。这样的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分别揭载于走向政治化的《新青年》和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应该被视为那时候颇为重要的一场思想论争。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最严重的分歧，便在于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的认识上。当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倡“劳工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无政府主义者表示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专政：“无论任何种之专制政治，统治者都有莫大之威权，所以一实行起来便变成官僚专制，断没有真正的劳工专政”②。无政府主义者师复早就认为，一切专政统治都不具有学历上的合法性：“Anarchisme者，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学说也”③。后来还明确宣布“反对未来的所谓劳农政府及集产制度”④，反对列宁的苏联政权，认为“李宁拿马克斯的集产主义，在俄国实施起来，弄出劳农政府”，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异教异派⑤。这种无政府言论，对于志在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看来，当然是应该加以批判和清除的异端邪说。问题是，无政府主义同样也持共产主义之论，它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学说的近似点远远多过分歧点。“共产”也曾是无政府主义观念的重要关键词，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曾创办过《共产》杂志；师复曾撰文倡导过“无政府共产主义”，在上海曾成立过“无政府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对腐朽的剥削制度痛心疾首，对资本制度发出了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相类似的敌忾，与共产主义者有着完全的共识。无政府主义主张不妥协的革命，其彻底程度甚至超过了最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强调人民的自由，公众的平等，倡言“劳-E神圣”，其激烈态度并不弱于共产主义阵营。甚至，在“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对于封建文化的批判，对于孔孟之道的否定，对于国粹主义的声讨，都与最进步的新文化思潮步调一致⑥。

这无论如何属于一种同路人的言论，共产主义者似乎毫无必要对之防范过分，更不应将之视为宿敌。为什么会将思想迹近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视为最凶恶的敌人呢?除了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学说外，更重要的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非常担心，越是迹近共产主义理论的异己思想或异质思想，越容易在精神影响方面产生种种混乱，进而混淆甚至歪曲正统的革命理念。这种思路实际上体现为思想邻壑现象。所谓思想邻壑现象，是指思想表述和理论运作中的主体对于自己思想、理论和精神创造的一种保全性防范心理：他们往往并不害怕来自于不同立场甚至相反的价值体系的思想理念的质疑、挑衅和抵触，而更敏感于与自己观念相近、相似的精神价值所可能造成的纷扰、含混与消解，因此，他们对敌对的观念常常表现出不屑置辩的轻松或泰然处之的雍容，而对于与自己立场相近、精神价值相类的观念及其表述则往往表现出如临大敌般的紧张和急于划清界限的焦虑，这颇类似于中国成语“以邻为壑”所昭示的那种人生现象，不过体现在精神现象中其意义却并不那么消极。思想邻壑现象无论处于传统文化环境还是现代文明社会，可能会使人们麻木而无所憬悟，但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陌生感。一个政治组织对于内部出现的异见者以及叛徒之类的憎恶常常不亚于对敌方的仇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不止一个阶段，都首先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宣布为最凶恶的敌人。这其中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原理是：人们的行为总是基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当其处境被认为是熟悉的，其意义配置也完全清楚之时，人们就可以在这里根据其认知组织他们自己的行为并期待别人的行为①。理论行为更是如此。完全敌对的思想理论无法扰乱思想主体表达的话语环境，因而显得并不可怕，但相近的思想理论却很容易使得这种话语环境受到干扰甚至遭到破坏，因而必然引起思想主体的格外警惕。因此，越是在思想上与主体相近的非主体思想，其对于这种思想环境的破坏就可能越大，对于主体思想显在的或潜在的威胁和危害就越大，这就逼得思想主体对这些某些时候甚至可以称为“同路人”的邻近思想实行“邻壑政策”，从而使得思想邻壑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得到十分普遍的展现。其实，无政府主义者对待共产主义也怀有思想邻壑的心理，虽然他们口头上将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称为“同类异派”，表示要“协同进行”②，但心底里却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所防范和戒备，甚至是公然的仇视，攻击信奉马克思主义者为“拍马屁”③，明确宣布“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反对马克斯主义”④，完全不见了宽容忍耐和“协同进行”的心胸。原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而是相反，他们的许多思想都已为马克思主义所覆盖，是精神上以邻为壑的心理迫使他们人为地拉开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思想邻壑现象及其普遍性规律，有助于我们认知和把握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对待前人相互之间的激进言论，从而能够以超越的姿态对历史的纠结做出历史主义的评述。对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无政府主义文学，我们应该有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态度，不应该只是进行简单的政治化的规约。

二、意念理性意义

无政府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其实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对于历史进步起到过相当积极的作用。出于思想邻壑的社会心理，久已有之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标签对它进行了妖魔化的处理，它才在历史的和理论的叙述中变得面目狰狞。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主流意识形态面前，鼓吹“没有主人，没有元首”⑤，反对一切合法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当然稚性十足，面目可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标志便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政府。然而，无政府主义至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在旧的政府和统治势力没有推翻之前，无政府主义针对旧有秩序及其代表政府的摧毁力、思想批判力甚至组织行动力并不一定弱于无产阶级革命。于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者取得政权并建立起政府之前，那么偏执地反对无政府主义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显露出“左”倾的偏激和胸襟的狭隘。置之于现代中国历史更是如此。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像普鲁东那样偏激，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首先出现在以重建国家为出发点的新的话语里”⑥，一度甚至与国家主义走得很近。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交叉点、共同点更多，其相对温和的态度与传统中庸文化的结合，使得它较之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磨砺了许多锐利的棱角，销蚀了许多激进的锋芒，虽然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相距甚远，但已决非水土不容的那种。有学者对此分析甚详，认为晚清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而无政府主义恰恰要解构民族国家想象，但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无政府主义对国家民族想象的“制衡”却从来不是对抗，而倒是“合流”。

近一个时期以来，对《现代文学》的名称界定与教学安排仍颇存争议———有主张与当代文学合二为一的，有主张二十世纪大文学概念的，有主张把晚清文学也应囊括进来的，不一而足，但是目前就大多数高校中文系的课程设置来看，还是把《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来讲授。然而自从实行了课程改革，公共课的比重增加，专业课的课时量进一步压缩，《现代文学》课也未能幸免，一般是一个学期结课，只有50个课时左右。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怎样讲授这门课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很多高校，该门课程都被命名为“现代文学史”，所以一般是以思潮、流派等文学史为主，辅以作家作品的研究，实则忽视了本科课程应以作家作品讲解为主，辅以文学史的串联之根本。本文拟从教材选择、整合，师生互动关系，教学方法等方面对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做一反思，以利于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一、有的放矢对教材进行选择与整合，体现多样性和多元性

教材对一门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材的选择对教学工作的进行往往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现代文学》课的教材很多，较经典的有《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等，有的注重文学史的梳理，有的注重作家作品的研读，即便是梳理文学史脉络，也不尽相同，有的注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解读，有的注重所谓纯文学的视角来观照。高校教学与中学阶段教学的最大区别在于，教师授课的自由度更大，尽管也有教学大纲的规定和期末考试的限制，但是任课教师可以自行选择部分教学内容，或者部分内容的重难点可以稍作调整。在这种前提下，笔者认为，《现代文学》课的教材应该尽量做到多样化，体现出多元性。多样化是指不能抱定一本教材，学生手里的教材是哪一本，教师就讲哪一本，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不利于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尽量综合不同出版社，不同地区出版的教材。我们一向有“京派”和“海派”的说法，其实教材的编撰方面往往也能体现出两派的不同。笔者的做法是综合两派的观点，各取所长。比如“海派”的教材往往更注重个人性的分析，观点比较新颖，视角的独创性较强，“京派”一般更注重所谓的客观和严谨，注重历史性解析。而对本科生的教学，整体上采用历史解读与梳理，理清脉络，然后再做个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与理解，这应该是最合适的方法。教材如能做到多样性，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就能做到多元化。以《现代文学》中的重点内容“鲁迅”的教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对于鲁迅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进展，观点也几经转变，经历了一个“去神话化”的过程。每本教材对鲁迅的解读不尽相同，但是大致都遵循着同一个政治立场，就是对鲁迅的评价，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一点是相同的，更多看到鲁迅作品的战斗性和积极向上的一面，看到鲁迅作品对蒙昧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性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在不违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一些其他的研究成果，比如，美籍华人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尤其是前者对鲁迅的研究，把鲁迅内心深处“黑暗”的一面解读的很有深度，也更切合实际。也就是说，如能使教材多元化，做到观点多样性，更有利于全面客观的观照一段历史，一位作家和一部作品，做到更真实，更有说服力，这样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拓展知识面，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二、遵循“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基本原则，提高学生参与度

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灌输，往往是教师“一言堂”，学生只能被动听讲，在大力推进教学改革的今天，似乎中学的教改成果比较显著，但在高校，教师“主讲”的局面仍无大的改观。高校教学相对不大重视师生互动，很少采用提问的方法，教师一人讲解，完成教学任务即为成功，文科类往往如此，不考虑学生的感受，更没有下课解答疑难问题的环节，一个学期下来，教师对任课班级的学生几乎没有印象，师生间的距离过大，不利于形成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针对此种情况，“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的原则为我们指明了课堂教学应该采取的正确路径。尽管这是现代教育学的基本原则，但在教学过程中却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遵循，都能做到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必须得到充分体现，整个课堂的内容布置、节奏把握等都由教师来掌控、调节，但是具体的操作与实施主体应该是学生，而不是教师代学生完成教学内容的学习。总体来说，要让学生做到课前预习，查找相关资料，课堂上以学生讲解为主，教师串讲解疑为辅，最后分几部分师生共同总结，得出最适宜的结论。这样做的好处是:赋予学生主体性，使其处于主动学习的状态，让学生们集思广益，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以现代诗人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教学为例，这是一篇著名的诗歌佳作，大多数学生应该都读过此作。在课前预习的基础上，开篇可请学生来朗诵该诗，之后引出作者，请学生介绍作者的生平经历，并介绍该诗的写作背景等，然后请学生谈谈朗读或听他人朗读该诗时的内心感受，结合当时作者的心境谈一谈诗作表达了怎样的情感，教师可引导并谈自身的感受，与学生的观点相结合。最后再齐读诗歌，总结出诗歌的艺术美的特点。学生各抒己见，得出的结论不但包括了所有教材上所指出的观点，还得出了很多教师不曾想到的，更新颖的结论。这样既避免了一言堂的枯燥乏味，又增强了学生的兴趣与参与度，提高学习积极性，教学效果是明显的。总之，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放低姿态，不能采用强制灌输的消极授课方法，而应让学生参与进来，共同学习，共同完成课堂教学。

三、教学手段应多样化，强化趣味性，活跃课堂氛围

一、为什么现代文学中会出现“傻子”形象

首先，受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外国文化的影响。“愚”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作品中，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主题。庄子说过：绝圣弃智，大盗乃至。这是他对“智”批判和对“愚”的推崇，道家的思想则提倡以愚治国、以愚治人。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即使现代文学提倡结束古典文学，但是现代文学也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学革命即现代文学的出现是文学发展自身孕育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产物，而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在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许多文学者都是从外国文学运动中得到过启示。例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拉贝的《愚蠢与爱情的辩论》、穆尔纳的《愚蠢的请求》等勾画出一个个生动鲜明的傻子形象。其次，“傻子“形象的塑造较为随意，作者能够在创作时把人物的形象归零，还原到原始人类最本真的那种状态下创作。小说中的人物要做到形象鲜明，就要对人物外貌、神态、身材、服饰等作一番具体的描绘，以及对人物进行行动描写，即对人物行为、动作的描写。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对阿Q的描写，阿Q是一个落后的雇农，作为一个落后的流浪的雇农，他的个性是非常突出的，他的生活方式、个性、心理活动和精神面貌不仅与赵太爷迥然不同，就是与王胡、小D等也显然有别。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阿Q有着“农民式的质朴，也沾染了游手之徒的某些油滑”。如阿Q的日常生活就是“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摇船便摇船”。这不仅正面说明了阿Q作为一个流浪雇农的贫困生活，而且从侧面表现了阿Q从本质上说来那种勤劳、老实、淳朴的农民性格。再次，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说，在现代文学中，在故事中勾画傻子的人物形象，而在读者的心里却是别人世界的傻瓜，即从外在的形式在阅读过程中引起读者的注意。而在故事描述中却是傻瓜自己的心理状态去看待这个世界，即以“傻子的视角”去叙述故事。小说本身不能体现傻子的气质，用傻子的视角，使整个小说在人物的刻画、阐述中充满了活力。在小说的叙述里，傻子反而显得比正常人更为真、善、美。

二、现代文学中“傻子”形象的评析

首先，傻子基本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傻作为社会存在的特殊主体，常常会让正常人联想到悲剧的形象。如鲁迅笔下的阿Q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孔乙己总希望自己是个穿长衫、坐着喝酒、永不欠账的阔人君子，可他的结局总是事与愿违，是典型受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愚昧的牺牲品。作者以极俭省的笔墨和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落魄书生形象。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之间的隔膜、冷酷、麻木到了何等触目惊心、令人战栗的地步！这是小说的高潮所在，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特别照亮主题的地方。其次，身体障碍是傻子的典型形象。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常常会以口吃、反应慢来表现“愚笨”和“痴呆”的傻子本身的缺陷。他们常常会因为古代封建社会的近亲结婚而导致身体方面有各方面的障碍。再次，傻子在语言方面的缺陷。他们在正常人面前明显是沉默的，没有话语权的。因为他们所说的在正常人看来，是所不能接受和觉得幼稚的。他们的世界里只会有“饿”、“渴“、“爸爸”、“妈妈”等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词语。语言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是社会交流的手段，是社会交流的工具，但傻子却在交流中和社会已经全部或者部分脱节。同时，由于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导致他们的话语和语言交流的弱化和缺失，也让傻子们永远都无法满足这个社会的基本需要，永远处于孤独的状态，从而反映出作品中傻子人物形象的悲剧性。

三、通过“傻子“形象进行反思

首先，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心是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因此了解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对理解小说的主题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仔细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傻子形象，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曹禺的《原野》、田汉的《获虎之夜》等，都产生在动乱不安的历史背景下，而且这些傻子形象大多处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的社会正在转型的动乱时代，那时候中国正处于被列强瓜分的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需要进行改变，那时候小说就反应中国的弊端，或者激励中国人民觉醒。例如，《获虎之夜》里人物形象的初步描写：莲姑是作品的女主角，也是作品中最有亮色的人物。她善良、坚强、勇敢，敢于大胆地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她不愿意嫁到高门大户的陈家去，是因为她已把心悄悄地许给了贫穷的表兄黄大傻。当她见到黄大傻因思恋自己而身受重伤后，不顾父亲的阻挠，一定要好好看护黄大傻。当父亲反对时，她公然告诉父亲，她早就和黄大傻相恋，并打算和他一起逃跑。当父亲愤怒地告诉她“我把你许给陈家了，你就是陈家的人了”的时候，她勇敢地告诉父亲：“我把自己许给了黄大哥，我就是黄家的人了。”面对父亲的威逼，她勇敢地宣布：“世界上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手。”表现出了蔑视父权、蔑视封建传统思想，勇于追求婚姻自主的进步意识。流浪汉黄大傻对爱情的追求也非常执著，但是由于贫富悬殊，封建势力的强大，他对莲姑的爱情最后还是以悲剧结局。黄大傻最后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表示了对封建传统势力的大胆反抗，对纯真爱情的忠贞。作品通过塑造莲姑和黄大傻这一对勇敢追求爱情的青年，向人们展示了在青年一代身上有着的强烈的反封建思想是一股不可扼制的进步力量。贫穷与困苦是一锋利刃，它不仅无情地割裂着黄大傻赖以生存的生活空间，而且深深刺痛着标示着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感情，他只能在梦里寻找安慰，但却因梦境而时时悲哀。在躁动的暗夜里，黄大傻终成“寂寞”的旅人。“寂寞”对于他来说是双重的：“肉”的“寂寞”和“灵”的“寂寞”。而后者的无序递增尤令人恐惧，这是一个敏感孤傲、有压抑—叛逆倾向的诗人对自我认知的生命价值的不断探寻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情绪，具有强烈的时代表征感。鲁迅的孔乙己是“对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又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倒不如说作品最后通过他残害孔乙己在社会上竟然间无反响这一点进一步显示主题，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改变他们的精神”的迫切任务更确切些。其次，傻子作为现代文学作家写作的主体形式，见证了近现代史的发展。阿Q虽然是一个贫苦农民，在封建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他对革命毫无认识，甚至盲目地“深恶痛绝之”。但是辛亥革命的风刚刚吹到未庄，赵太爷就威风扫地，连城里的举人老爷也悄悄地连夜把家私运到乡下来。阿Q从他的阶级地位出发本能地感到，革命既然使统治者惊恐万状，那么革命对他肯定有利，于是，他就强烈地“神往”革命。但是阿Q对革命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他认为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在他的心目中，革命就是把地主的财产转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闯进赵太爷、钱太爷的家里随意地占有他们的一切财物，还可以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另外，阿Q的革命还包含着农民式的狭隘报复，要把自己的仇人都杀头，取统治者而代之，当然，这是一种落后的农民革命观。但如果革命党能正确引导，他们是会真正觉悟起来的。但是，阿Q在对革命“神往”之后，还是那么糊涂。直到临死之前，他那可悲可笑的精神胜利法和封建正统观念依然没有改变。阿Q至死也没有觉醒。

中国现代文学从倡导和诞生之日起，便与西方文学的各种思潮构成了紧密而稳定的参照关系，这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界面向西方思潮敞开门户的必然结果；惟其是在思潮意义上发现了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新文学之间相互参照的可能，“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被带入对各种主义的评价之中，于是人们既从积极意义上理解西方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的正面参照关系，也从消极方面评估西方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建设的逆向参照关系。

在逆向参照的对象中，自然主义还一度受到过正面的肯定，陈独秀、沈雁冰在新文学运动之初都曾赞赏甚至倡导过自然主义，而古典主义则在新文学倡导初期备受规避、批判和遗弃，只有到了通常被视为“新文学的反动”的学衡派文人那里，古典主义才得到了某种学理的肯定，后来在梁实秋的批评理论中得到了积极的阐发和利用。然而即便如此，古典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形迹仍不宜夸大。近些年来，也有研究者将古典主义视为与新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一种创作方法，然后从中艰难地寻找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艺术合法性与文化生存的价值。

也有学者根据古典主义的某些刻板的条规，试图将古典主义与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特定年代的文学原则之间建立过某种联系，例如认为样板戏意味着“古典主义的复活”，样板戏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等等。这种种努力都有相当的学术内涵和理论灼见，但似乎难以形成相应的说服力：即便是从古典主义的理论条规确实能够寻找到与样板戏或其他中国文学现象之间的全面对应，也仍然难以避免人们在面对这些文学现象之时对于其与古典主义联系的将信将疑。为什么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在理论框架上的哪怕完全的对应现象，最终无法打消人们对其间同一关系的怀疑？

原因盖在于，将古典主义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方法论，本身就体现为一种认知上的迷误；当古典主义作为新文学的逆向参照物时，它被无可置疑地理解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或者说一种创作倾向，然而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下并不真正体现一种价值形态，不适合当作价值理性去张扬抑或去批判，因而所有关于古典主义的价值批判都流于偏激，难以中肯剀綮，切中要害；古典主义其实更多地体现着一种理念的内涵，适合运用于文学与文化观念的申述与表达，而且仅仅就是申述与表达而已，形不成倡导的力量。这便是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最为切合实际的理解，也是他的古典主义论既精当中肯同时又未曾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缘由。

工具理性的克服古典主义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备受质疑与排斥，盖因为其名称既与新文化和新文学所忌恨和反对的旧文学诸多瓜葛，其内涵又被理解为对旧文学的眷恋、认同与倡导。那是一个以新与旧划分价值倾向并判断其对与错的时代，人们普遍习惯于这种两极化的认知，于是古典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学界的攻击和唾弃的对象。最先对古典主义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他不仅在战斗檄文式的《文学革命论》中借批判古典的文学否定古典主义，此前，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他已经从文学的进化观出发。

一、时代的进步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折射在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曾雄霸文坛，其武器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并非很成功，首先，现实社会的文明发展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理想，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类的许多美梦，人们并没有因此使自己成为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其次，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更新，人们发现原来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的，其实远未曾被认识。在哲学方面，本体论传统格局的突破，理论兴趣从传统的科学实证主义滑向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在高能物理中，主客体界限模糊了，由此产生了萨特的辩证理性的主客体关系新说及其阐解式的文学作品;过去长期处于一种潜科学状态的心理学也开始有了揭开面纱的机会。而意识流及纯心理分析流派的作品正是这种现象在文学上的反映，心理学对人们潜意识的探索发掘，精神分析以及“泛性论”的出现，又引出了对所谓伦理学非道德化倾向的争论。

二、英雄的无奈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转捩“水仙子”，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沉迷于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至落水求之，化身为水仙。人们长期坚信，世上存在更具有价值的东西，直到有一日，突然发现终身追求的只不过是虚幻之物，因而转顾对自身的爱怜。这时的自恋自怜倾向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撇开其他方面，在涉及人和人的命运时，其实不外乎描写人如何成了“水仙子”，然后再思考是如何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在荷马笔下，奥德赛英武绝伦。这种英雄性格产生的基础，乃是那个社会对其男性力量的需求以及对其力量辐射所产生影响的认可。当远征归来，见到妻子被人纠缠，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杀无赦，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

此后，历代社会又相继对人的精神力量产生过需求，哲人、宗教领袖、政治家等各种权威陆续登上英雄的宝座。一直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之前，这些英雄形象始终占统治地位，成为生命价值的体现物。然而，到了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埃斯笔下，奥德赛成了布鲁姆，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传统的英雄形象变形了。最新鲜，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们对同样处境的不同处理。布鲁姆回家后，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发现妻子和勃伦在家中幽会时，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杀什么人，甚至连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和奥德赛借赛西显示自己的男子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逛窑子，原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所耍弄。布鲁姆的“堕落”只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无可奈何。在大工业面前，男人的机体力量无足轻重;在严密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当中，男人的进取精神也变得微不足道。于是，布鲁姆对妻子及其情人的任何举动，首先要考虑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次又考虑诸如婚姻制度、女权运动等等。他不仅没有可能冲动，甚至连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布鲁姆受到的压力是双重的，除了角色改变产生的失落感，还存在对旧角色的双重心理期待。其中既有来自他对象的，也有来自他本身的。在当时，这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学化了的真实写照。

三、艺术的世界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东干”是一百三十多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现已发展到十万余人。东干第一批移民几乎都是农民，汉字失传，只会讲西北方言，他们借助33个俄文字母，外加自造的5个新字母来拼写汉字，创制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语文字———东干文。20世纪30年代东干书面文学随之诞生，产生了诗歌、小说、散文、口歌、口溜、古今儿等大量反映东干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的文艺作品。东干文学因其独特性与复杂性，对中国古典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语言学、民俗学、回族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均有参照意义。同时，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些契合点。东干族是前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东干文学受苏联文化影响至深;东干族又是华人后裔，东干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因此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在诸如“汉字拼音化”、言文一致、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等一些具体问题上相契合，可互为参照，比对研究。

一、汉字拼音化

(一)东干文与其他汉文化圈国家汉字拼音化文字的异同

“汉字拼音化”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汉文化圈的国家如越南、日本、朝鲜等都面临过这一问题。自东汉伊始，越南使用汉字约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从16世纪中叶开始，葡萄牙、法国等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越南，为了便于学习越语与传播天主教，他们通过拉丁字母记录越南语，渐渐地创造了越南的拼音文字，越南人称“国语字”。1878年，法国殖民者正式推行国语字，与汉字同时使用。1945年建国后，越南停止使用汉字，全面推行拼音文字，越南语的文字从意音文字成功过渡到拼音文字;朝鲜在1444年以前一直使用汉字，之后朝鲜人创建了拼音文字。这是真正的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实现的文字改革，即在同一种语言文化基础上用拼音文字替换意音文字;日语文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公元前4至5世纪汉字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来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假名。和朝鲜语拼音文字出现的方式略有不同，日本假名是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日本现在基本上是假名和汉字混用，但完全用假名也可以。因此日语可以说也完成了由意音文字到拼音文字的过渡。以上这些曾经大量使用过汉字的国家最终都由意音文字过渡到了拼音文字，东干文也是汉字拼音化成功的一例，那么东干文与之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汉字传入之前，汉文化圈的国家都属于仅有民族语言而无文字的“接收集团”，汉字的输入，使其书面语言成为可能，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汉字与汉文化圈的民族语言之间缺乏直接的对应性，即“言”与“文”不一致，从语音上看，汉字基本上是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一个音节，而朝鲜语和日语都是粘着语，一个语素多个音节的情况很多，汉字并不完全适应这些国家的本土语言。所以虽然借用、仿造汉字帮助他们记录历史、识字读文，但文字与语言的错位一直困扰着这些国家，于是长时间以来引出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语文变革。而东干文产生的前提是汉字失传，但语言却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所以一旦当他借用拼音文字流利地拼读汉语时，“言”与“文”可以毫无障碍地保持高度一致。当然在东干文的创制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读音无法用斯拉夫文字表示，于是自创了5个字母来代替。简而言之，汉文化圈中的汉字拼音化问题的核心是汉字与拼音化的关系，而东干文的拼音化核心却是汉语与拼音化的关系。

(二)为什么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能够成功而中国百年的汉字拼音化却难以修成正果

中国的汉字拼音化运动与东干文的创制都是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展扫盲运动中进行的。汉字拼音化的直接动因是为当时苏联远东地区十万中国侨苏工人扫盲。1930年瞿秋白出版《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小册子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和中国的萧三等都加入到方案的制订与讨论当中。1934年在大众化的讨论中苏联的拼音化成就被介绍进国内，成为文学大众化的重要尝试手段。中国汉字的拼音化运动从1934年开始至1955年进行了21年。其间一方面由于拼音化自身的一些学理问题，另一方面拼音化推行的社会环境恶劣，“汉字拼音化”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宣传政治思想的工具而被查禁。另外民族救亡、抗战等都打破了拼音化的进程，使得汉字拼音化始终局限在一时、一地、某些群体中，并未在全国普遍推广开来。东干文的创制也有赖于苏联这次大规模的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潮流。第一代迁居中亚的东干人基本上都是文盲，只会说汉语，却不认识汉字。随着2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与文字改革，1932年苏联学者帮助东干族创造了拉丁化的东干字母，一个字母表达一个音素，不标声调。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开办学校、成立研究中心、编订教科书、出版书籍、发行报纸(1932年创办《东火星》报)等方式展开，东干文普及率很高，截止1937年，在东干人集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70%的东干人已脱盲［1］135。可以说，汉字拼音化与东干文的发生时间、背景、创制目的甚至参与者都很相似。比如龙果夫等许多苏联语言学家，既积极地参与了东干文的创制，又投入了汉字拼音化的方案制订。这些方面的因素无疑使得东干语拼音化与汉字拼音化有着相类似的思路与方法。东干族作为中国华裔，母语就是汉语，似乎东干文的汉语拼音化实践对于中国汉语拼音化应该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但为什么东干的汉语拼音化只用很短的时间就能成功，而中国汉语拼音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历时弥久却步履维艰?一是二者拼音化的目的不同。中国的汉字拼音化前期在工具理性的笼罩下，拼音化文字与汉字分别代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推动汉字拼音化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心态;后期力推汉字拼音化，则立足于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目的，以最便利易学的文字进行大众扫盲，从而达到“五四”文学“启蒙”的初衷。二是影响汉语拉丁化的条件不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很多，各地群众甚至互不通音，这成为汉语拼音化过程中一大无法逾越的障碍。东干语具有内部统一性，均为陕、甘地区方言，标准的东干话或东干书面语言以甘肃话为主。陕、甘地域相邻，语言相近，不存在方言分歧造成的拼写上的不统一。第三、文本继承问题也是汉语拼音化遭来非议的原因之一。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的经典文本因汉字才得以保存，今人也因汉字得以与几千年前的古人进行沟通，如若汉字拼音化，汉字势必会逐渐废弃，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量的传统文化会不会就此消失?而东干语拼音化却不存在这个棘手的问题。本来迁居中亚的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本知之甚少，东干人基本上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文本:一是通过俄文翻译来了解;二是创立东干文后对中国文化文本进行翻译;三是通过民间故事、传说等口头文学间接地了解。所以不存在必须保留汉字继承传统经典文本的问题。东干人能够成功地实现汉语拼音化，主要由于它无须承担中国文学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既无中西文化比较中的弱国心态，也无古今选择的困境。加之东干文的使用主体渴望有一种本民族的文字，东干本土知识分子一直力图创造一种可以记录、整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载体，前苏联也积极推行民族平等原则，为无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正是以上这些主客观原因，促成了东干文的诞生。前苏联及东干学者通过积极开办学校、广播，编写教材、报纸、杂志等形式进行推广，其最有说服力的成果就是在短短几十年中仅有十万人的小群体中却出现了影响力较大的一批东干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东干文学作品。

中国现代文学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正在被不断边缘化，这与它在社会技能、信息、思想及创造力获得等方面为学生提供的实际帮助越来越可疑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当代生活的脱节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能回应学生的审美期待，无法有效切入当代文化建设，民族地区因其地域与文化的特殊性不免对专业课教学提出一些特别要求，专业课教学尤需在融入主流之时做到不失地域民族特色。不少研究者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问题并试图寻求解决，遗憾的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尝试构建尽可能务实的教学环境帮助学生成为专业的学习者，进而整体性地提高学习能力，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一、脱节的教学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当代生活脱节具体体现在教学关系的脱节，不是说它已完全失去来自学生的回应，只是回应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与我们所希望的教学效果存在较大的差距。有研究者指出：随着现代性的焦虑为追求感官享乐所取代，文学的娱乐功能被放大，文学的社会承担意识和历史使命意识开始受到压抑。显现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则是一些学生对文学经典不感兴趣，上课基本不做笔记，课外基本不读文学作品。完成作业依靠网上下载与拼接加工，到了期末考试则复印同学的笔记临时突击几天，并美其名曰恶补。他们从未把阅读现代文学经典作为一种精神享受，缺乏感性的艺术体验，不曾产生过感动和愉悦，也谈不上任何审美艺术熏陶。等到毕业之时，知识基础贫乏，理论功底单薄，审美趣味幼稚等问题则逐一显现。考研的学生专业基础应该是相对扎实的，但是他们答题时头头是道，一旦涉及自己高谈阔论的某部作品，却是一脸迷惘，因为没有真正阅读作品，所谓高谈阔论只是来源于指定的参考教材，并不是由阅读经典得来的切身感受［1］。根据笔者任课期间的观察，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内容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教学内容拥有较为浓厚的兴趣，认真听讲且积极回应老师提出的问题，并能在课后主动借阅老师布置的阅读书目。遗憾的是这类学生只是少数，我们提出问题当然主要不是针对这一部分学生。二是对教学内容基本不感兴趣，只是由于害怕考勤制度才按时来到教室，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教学内容，对老师课堂提出的问题不愿主动回应，课后则缺乏进一步拓展本专业知识足够的动力。三是对教学内容毫无兴趣，上课时注意力集中在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地方，或者干脆无故缺课而利用上课时间去做其他事情。这一类学生已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内容完全疏离，课堂所讲授的知识已与其不再发生任何关联。名义上学习过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实质上对于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点却一无所知，更不要说通过这门课的开设接受情感教育与审美教育。这种浮躁之风固然没有完全占领高校校园，但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对严谨求实的学风已经产生了实际的负面影响。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高校在专业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边远民族地区的高校不仅难以避免，甚至可能表现得更复杂一些。以广西为例，一方面中小学基础教育的落后使教学对象在文学常识储备、汉语理解能力与书面表达技巧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如何与地域民族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如何更好地适应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长期以来未曾得到过真正的关注。多种原因的叠加使边远民族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曾经与现实生活保持血肉般的联系，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如今却与现实生活发生了脱节，甚至由此导致学习主体的缺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究其原因，当代生活中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转变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的冲击［2］固然是一方面，而中国现代文学课堂长期以来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对学生审美趣味变化的有效回应，对教学实际效果置若罔闻所带来的积弊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致力于追求高质量的教学，那么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课堂上的就应该是文学认知能力与专业审美品位的整体性提升。真正成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是全体而非少数学生的发展，是学生知识习得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充分开拓，是教学活动中过程有效与结果有效的有机统一。唯其如此才堪称高效的课堂教学，也才算是唤回了那些已经厌弃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主体。

二、建构性环境的创设

“教学的经典定义是设计环境。”［3］所谓环境是指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全程，包括课内教学设计与课外教学延伸。环境创设的意义是就学习主体而言的，正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学生学会学习，并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富有效率的人。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在教学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被建构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它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授，而集中关注学习行为的社会性。该理论就环境创设进行过极富启发性的阐述：“知识不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被动反映，不是有关绝对现实的知识，而是个人对知识的建构，亦即是个人创造有关世界的意义而不是发现源于现实的意义。”［4］学习乃是基于与环境充分互动的意义建构，教学则是为了创设有助于意义建构的学习环境。这一学习环境蕴涵丰富，足以为学生提供合适的认知工具。它强调交流和协作对于知识建构的作用，也相当重视真实的学习活动和情境化内容，使知识和能力具有远迁移和强大的生存力。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无法以现成的、孤立的方式获得，复杂知识的获取需要明了组成系统知识的各个方面，重视知识的多元表征。对于有效的教学活动来说，学习主体的缺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致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习主体之所以缺席，究其原因乃是它蜗居于虚幻的象牙之塔，忽略学生的审美期待，无视地域经济社会发展，而重新激起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目前最为急迫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代文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已疏离于当代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历史参照也失去了价值，重新发掘这一段历史并阐释其当代意义是必要的。广西境内生活着壮、汉、瑶、苗、侗等12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创造了灿烂的特色文化，具有独特的民俗信仰与生活习惯。我们需要研究学生因民族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审美期待的“常”与“变”，发掘学生的知识兴奋点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契合之处，从而由此有效激活学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阅读兴趣。广西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在向东盟国家的开放国家战略中具有极为明显的地域优势。我们需要调整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构架与专业侧重点，真正唤起它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而这也是唤醒中国现代文学学习主体的重要环节。只有以此为前提我们才有资格去谈论尊重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问题。环境创设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为了充分激活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关系，实现教学活动各要素关系顺畅，选择下述教学模式，并结合具体的教学过程进行综合、变通是必要的。

（一）信息归纳模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组成是史料，了解史料并为其建立关联进而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形成整体认知，是对专业知识的归纳整理，也是个人认知能力与思维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