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范文10篇

1传统“天圆地方”文化理念在现代文化中心设计中的应用

前面已经提到，所谓的现代艺术中心就是一个城市传播文化艺术与精神文明的主要阵地和载体，也是城市居民日常参观、学习、休闲的地方，是一个城市重要的建筑。例如，本文通过对现代艺术中心设计情况的陈述，运用圆方互融、天圆地方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及基本风格，着重分析了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中的运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的设计，从理念、风格与手法上都应该追求现代设计模式的运用，即以现代的技术手段、机器艺术或功能主义艺术为设计的主要架构，形成较为完善的设计模块。当前我国很多地方现代艺术中心以“圆方互融”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即追求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建筑设计哲学与现代设计美感的结合，进一步提升建筑物的美学品质与现代化气息。众所周知，所谓的“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的哲学基础，也是设计风格的一个总结。将天地宽广与建筑物的棱角分明、圆润饱满、中轴线设计等概念有机统一，最终形成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设计模式。所以，当前我国很多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就是要尽可能地吸收传统中国建筑设计中的净化思想，并融合现代艺术和空间设计的理念，形成圆方互融的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概念和模式。例如，现代文化艺术中心的景观系统就是展现传统文化要素与设计理念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艺术中心“天圆地方”基本设计原则的附着物。例如，文化艺术中心景观系统的整体分布和概念，以红色中轴线为界，景观大体上被区分为左右对称的两块，彰显出设计严格遵循传统建筑设计的原则，即以天圆地方的设计概念为引导，辅以现代设计的手法和风格。此外，景观的整体设计外观多以圆润饱满的风格为主，无论是花草树木的规划还是滨水河池的布局都要突出圆形的特色，从远处俯瞰一派古典建筑设计的气息。此外，景观节点要已圆形的设计图案为准，中轴穿插其中，外部辅以装饰，可谓是和谐统一的极致。另外，整个景观的设计和规划圆中有方、方中有圆，即景观外部的“切割”与“划分”可谓棱角分明，体现出模块化设计的现代设计风格，同时由于圆状的主体景观完美融合，形成十分自然、舒适的滨水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效果。因此，当前我国诸多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将传统“天圆地方”的建筑设计哲思与现代艺术空间设计手法相结合，达到了圆方互融、和谐公存的良好效果，整个现代艺术中心的景观与美学气质可谓“蔚然成风”，极具感染力和吸引力，同时为更好的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2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展现传统文化与人性化、艺术化的结合

我国传统文化要素能够在现代文化艺术中心设计中得到很好的运用，一方面是因为传统文化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为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提供很好的帮助；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对艺术、自然和人性的尊重，是传统文化要素存活的关键。所以，必须要把传统文化要素与人性化设计、艺术化设计完美结合，这样才能得到更好的设计效果。具体的，在遵循现代设计理念与手法的基础上，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要将古代中国传统的建筑设计哲学充分运用其中，形成了较为创新的艺术中心设计模块，也进一步提升了艺术中心之于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传统设计风格的主导下，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并未失去其最重要的诉求和功能，即满足城市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为城市居民提供高容量、大空间、便捷快速的学习、休闲与体验的场所。也就是说，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必须满足“人性化”“、实用性”这两个原则，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提升建筑设计的实用性与务实性。要知道，新时期的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必须严格遵循人性化的基本原则，必须体现建筑物设计的实用性与务实性，即实用而不浮夸、人性而不浪费，这样才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践行。例如，现代艺术中心的绿化设计与建筑物区域的分割，无论是绿树成荫中的宽阔道路还是垂柳下面的休憩地域，都要考虑该艺术中心在设计中关于行人、游客与参观者的需求，尽可能的为人民、游客、行人提供舒适、便捷与健康的环境。此外，根据现代文化艺术中心建筑物局部设计的传统文化要素的渗透要求，实际的设计工作也要凸显实用性的诉求，将空间充分利用，体现出传统建筑设计的简约理念。再如，我国传统建筑设计要求设计必须体现功能的多元化。因此，建筑物占地面积要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区域，范围极为有限，这为其他服务型功能的拓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可能。广场区域的设计力求符合行人、游客的需求，与外部空间贴合度较高，绿化的设计围绕整个中心的内部和外部展开，可以确保现代艺术中心的环境质量、空气状况与良好的美化效果。此外，停车场的设计也要十分实用而耐用，要连接文化艺术中心与外部空间，同时开阔的停车场区域规划能够满足海量人群的停车、取车的需要。总体来看，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的功能布局和设计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品质和规划质量，而且以人性化和实用性为指导原则，以传统文化要素为设计理念，力求发挥出现代艺术中心的最大功能，实现传统建筑设计与现代建筑设计的结合。此外，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设计还要具备一个很大的特色，即设计空间内大量水、湖泊和植物的应用，这也是传统文化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水、湖与植物的大量运用，是设计造景的最佳选择，一方面可以提升设计的品质；另一方面彰显出现代艺术中心的独特吸引力。可以想见，在湖光山色之间，品味鸟语花香与潺潺流水，一定可以将人们带进人山人海的美化境地，从而进一步凸显现代艺术中心的特殊文化气质与艺术内涵。

3总结

本文以新时期现代艺术中心的设计为起点，着重分析了现代艺术中心设计中传统文化理念、传统建筑设计原则的运用和实践，通过对设计中景观设计、空间布局、设计手法的研判，得出了优化的文化艺术中心设计可以点缀城市景观，丰富城市文化艺术发展你内涵，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的主体诉求，同时将传统文化要素的作用充分展现，为发挥出文化艺术中心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一、时代的进步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折射在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曾雄霸文坛，其武器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并非很成功，首先，现实社会的文明发展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理想，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类的许多美梦，人们并没有因此使自己成为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其次，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更新，人们发现原来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的，其实远未曾被认识。在哲学方面，本体论传统格局的突破，理论兴趣从传统的科学实证主义滑向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在高能物理中，主客体界限模糊了，由此产生了萨特的辩证理性的主客体关系新说及其阐解式的文学作品;过去长期处于一种潜科学状态的心理学也开始有了揭开面纱的机会。而意识流及纯心理分析流派的作品正是这种现象在文学上的反映，心理学对人们潜意识的探索发掘，精神分析以及“泛性论”的出现，又引出了对所谓伦理学非道德化倾向的争论。

二、英雄的无奈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转捩“水仙子”，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沉迷于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至落水求之，化身为水仙。人们长期坚信，世上存在更具有价值的东西，直到有一日，突然发现终身追求的只不过是虚幻之物，因而转顾对自身的爱怜。这时的自恋自怜倾向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撇开其他方面，在涉及人和人的命运时，其实不外乎描写人如何成了“水仙子”，然后再思考是如何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在荷马笔下，奥德赛英武绝伦。这种英雄性格产生的基础，乃是那个社会对其男性力量的需求以及对其力量辐射所产生影响的认可。当远征归来，见到妻子被人纠缠，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杀无赦，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

此后，历代社会又相继对人的精神力量产生过需求，哲人、宗教领袖、政治家等各种权威陆续登上英雄的宝座。一直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之前，这些英雄形象始终占统治地位，成为生命价值的体现物。然而，到了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埃斯笔下，奥德赛成了布鲁姆，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传统的英雄形象变形了。最新鲜，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们对同样处境的不同处理。布鲁姆回家后，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发现妻子和勃伦在家中幽会时，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杀什么人，甚至连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和奥德赛借赛西显示自己的男子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逛窑子，原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所耍弄。布鲁姆的“堕落”只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无可奈何。在大工业面前，男人的机体力量无足轻重;在严密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当中，男人的进取精神也变得微不足道。于是，布鲁姆对妻子及其情人的任何举动，首先要考虑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次又考虑诸如婚姻制度、女权运动等等。他不仅没有可能冲动，甚至连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布鲁姆受到的压力是双重的，除了角色改变产生的失落感，还存在对旧角色的双重心理期待。其中既有来自他对象的，也有来自他本身的。在当时，这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学化了的真实写照。

三、艺术的世界

【摘要】中国传统悲剧的文化审美与西方悲剧的文化审美有着显著的区别。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发生了悲剧文化审美的大逆转。中华民族文化审美观念几千年的生成与演绎接受着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学革命运动当中,曹禺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和坚实的艺术实践,表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悲剧创作理念的大胆悖离与超越,对西方悲剧创作理念的接受与融汇。这种文化审美的突围与转向,回应了时代的深切呼唤,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美学空间。

【关键词】曹禺;悲剧;文化审美;转向

中国传统戏曲的悲剧观念与西方的悲剧观念有着严格意义上的区别,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其理由大致是由于中国戏曲中的悲剧都是以喜剧性形式结尾,不像西方戏剧那样一悲到底。

其实中国戏剧经过无数代艺术的不断丰富探索与发展,形成了自身与西方戏剧不同的显著特点。正如王国维所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宋元戏曲考》)。然而,如果按照戏剧的呈现方式来划分,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很难切分出喜剧与的悲剧的界线,即使是悲剧也充满了喜剧性的色彩。从这种文化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剧作家的文化审美心理以及受众的文化审美心理是有别于西方的。我以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导致这种文化审美心理差异性的产生。

一、农耕文明的文化心理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耕文明”著称于世。古老的中国自黄淮流域到江汉流域、珠江流域,应该说是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非常适应农作物的生长,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物质条件,比起“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来,具有其先天性的优势。农耕文明其最大特点就是依赖着固有的土地,长期以来自给自足,休养生息,充满了生活的善意与温情。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同样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不断地扩张,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攻击性与掠夺性。他们对疆域之外的世界充满了想象,为了拓展生存的空间就得靠冒险与征战去完成。尤其是海洋文明,那种冒险心理攻伐心理尤为强烈。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心理差异表现在了戏剧形态之中,因此,西方悲剧的涵义与中国古典悲剧的涵义有着严格以上的区别。

一、旅游文化的含义与特征

（一）综合性旅游是文化性特别突出的活动，是多种文化现象的综合显现，它涉及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社会文化以及建筑文化、娱乐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交通文化、商品文化、营销文化等方面；又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交织在一起，同时又渗透着美学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价值。比如武当山风景名胜区展现给旅游者的不只是自然风光，还有传统文化、道教文化、建筑文化、武当武术等综合文化因素。

（二）民族性旅游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道德风尚、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共同心理、审美趋向、民族性格、情感模式等，这些文化素质在旅游活动中的体现一方面使旅游者感受和体验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使旅游客体要尽可能完美地展现自身不同于其他的、本民族所独有的文化背景的生活方式，而旅游者追求的就是这种特有的民族文化，体验的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背景。因此旅游文化的精髓就在于民族个性，这也是它能够吸引旅游者的独特魅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旅游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国家旅游业保持自身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旅游文化必须和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

（三）地域性旅游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地方色彩与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发展、风俗人情、审美观念等文化特质密切相关，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构成了旅游吸引地的魅力，因而也形成异彩纷呈的旅游文化。如楚地先民信鬼神、好祭祀，想象力丰富、充满浪漫情愫，楚地也是我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发祥地，产生了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庄子，留下了他们的不朽之作《离骚》、《庄子》等巨著。所以楚地的旅游文化，则显示出瑰丽、雄奇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地域文化特色。我们所熟知的北京胡同旅游、哈尔滨冰雕旅游、苏州园林旅游，广西“百色红色旅游”以及山东曲阜的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和六艺城的儒家始祖遗址等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实践证明，旅游文化只有依附某种地域文化，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因此只有发掘旅游文化的区域特色，才能有助于确立一个地区的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的独特优势。

（四）传承性旅游文化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延续结晶，是民族生活的记录和积淀，既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沉积、继承和发展，也有对外来民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旅游文化不仅在于沿袭,更重要的在于变化和演进。比如，从中国表演艺术的精华———戏曲的演进过程和儒释道三教逐步合一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不断演进而又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始终保持其本质特征的，同时又有吸纳、创新的历史进化轨迹。认识旅游文化的传承性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剖析文化内涵的层次性、丰厚性和独特性，而这正是开发旅游资源的核心价值所在。

（五）体验性旅游也可以说是以个人经济能力为保障，以追求“文化和精神享受为终极目标”的体验经济，因此从文化和精神享受的角度来说“旅游的主旨和内涵，其实就是文化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旅游实际上是一种以一定的经济支出为前提的文化行为。具体来说，就是旅游者通过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受文化氛围，得到潜移默化的文化教育，由此实现旅游的文化熏陶功能，从而满足其精神需求，当然这种感受对旅游主体来说是直接亲身的又是积极主动的，是通过旅游者自身主动、积极参与才能够实现的。

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机遇期，调研组认为。市应像抓工业立市那样抓文化产业，像大建设那样，狠抓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一定会有力助推我市经济发展，也必将有力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对贯彻落实，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初步了解了市文化产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市政协“发展现代服务业”于今年五、六月份就我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采取听取情况通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本地文化企业及赴市学习考察等多种形式。

一、市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加快实施“文化强市”战略，近年来。市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带动力逐年提高，产业得到较快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文化产业规模初具

省级文化产业基地4个，市现拥有安美文化艺术中心、国家动漫产业基地等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2个。1个市级文化娱乐试点街区，产业集群效应初步显现。产业分布行业广泛，新闻传媒、出版物流、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和体育产业等初具规模，多种所有制文化产业竞相发展。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显著增强，据统计，市文化产业拥有固定资产92.5亿元，比上年净增10.15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2%比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省、全国1.9个和1.7个百分点，分别高于、0.1个和0.9个百分点，增速达29%快于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11.5个百分点，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1.7%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55.23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4.34%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编辑部迁北京。爆发后休刊半年。1919年10月前后编辑部迁返上海，陈独秀复任主撰。自1920年9月1日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刊物，1922年7月出至第9卷第2号后休刊。1923年6月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此年7月停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与《新青年》有关。《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形态转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新青年》与现代文化载体转型

在《新青年》的倡导之下，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冲击着中国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长期以来，在正统封建文人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学、戏曲、俚歌等等，都是鄙弃的对象，则被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最早萌动于海外。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1916年春中国留美学生中关于白话文的酝酿。这年二三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原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或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时，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陈独秀的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为胡适文章推波助澜。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古文字教授钱玄同索性提出在中国推广世界语。

摘要：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只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出发，吸收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民族文化才能得到不断发展。从民族化视角实进行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成是全球化时代赋予的重要课题，也成为新时期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先进文化民族化传统文化文化安全

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民族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是整个民族文化的灵魂和升华，它反映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独特的性格。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文化具有激发广大人民的热情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功能，同时它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感召力和整合力，可以把整个13亿国民凝聚起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的重要形式当代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有效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统文化的日益消退、外来文化的侵蚀等都在影响着文化民族化的发展。文化要想民族化，必须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并且在这样的一种融合中通过先进文化的建设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先进文化的民族化是抵御外来文化侵蚀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背景下，各种外来文化涌入中国。同时，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这就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趋向多样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严重威胁着先进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只有不断用民族化的形式提高其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才能最终战胜外来文化保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依托于环渤海经济圈，构建新型文化产业园

近年来，我们的城市依托于海的魅力，建设了许多秦皇岛观海文化标志性建筑，打造京津唐及东北地区的休闲、度假、旅游乐园，这是秦皇岛市与周边城市在产业布局上错位发展的有利。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专家们应充分利用北戴河、黄金海岸等已经成熟的度假地，拓展文化产业园区的设置，在宾客们享受旖旎自然风光的同时，能够品味到秦皇岛的文化魅力。在这个城市的规划之中，博物馆、音乐厅和美术馆的建设，已经成为重点发展对象，当我们用了大量的资金与精力筹建观海景观的时候，文化的缺失却会成为这座城市的缺憾，因此，文化、旅游、度假、休闲缺一不可，有规划的建设与开发会使得秦皇岛成为中国北方享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旅游生活的最好乐园。

继承与发扬奥运的运动契机，构建现代体育文化中心

2008年奥运足球分赛在秦皇岛市举办，这项世界瞩目的赛事将一个中型城市推到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显著位置，大大提升秦皇岛形象和知名度。要充分抓住并利用好这个机会，宣扬秦皇岛的城市特色，鲜明地打出“秦皇岛的海是中国文化名海”这个品牌，利用紧靠蔚蓝大海的先进体育场馆、奥体公园和其他设施多办国内外赛事。政府要下决心努力打造体育名城，大力推动体育产业化改革，加强策划力度，使体育活动有声有色，重大赛事常年不断，使这座城市成为我国有海文化地域特色的体育赛事中心，以体育产业提高秦皇岛人气，增大人流，扩大城市知名度，增加地方收入。

开发文化旅游纪念品，丰富文化旅游内

作为滨海旅游城市，秦皇岛旅游事业已具有相当的基础。应该学习著名旅游景点，引导人们在旅游之外去当地观赏具有浓郁地域特色文艺节目。秦皇岛市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化演出精品，如《海誓南戴河》、《海上升明月》等大型景观文艺精品，取得了一定的文化传播作用。但这些文艺演出活动，只是存在于一些景区中，没有带来应有的广泛文化效应，所以，市政府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创新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让这些演出精品，不仅能够在旅游旺季，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带来美妙的感官享受，同时也要作为城市保留的文化精品演出节目，出现在文化演出市场的舞台上，只有这样，才能够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水平，迈入文化城市之列。

我国自古就有“采诗观风”的制度，也就是说，通过民间歌曲的采集来查看本地的民风，用以分析统治者在政治方面的得失，通过这样的形式来保证当地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民族历来是积极向上的民族，自古就能歌善舞，历史发展的变化，其中一部分便可从民歌中了解。中国的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代的歌曲，都有它的艺术性，都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社会、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诗经•国风》中的《周南•关雎》是一首反映社会中男女爱情的歌曲，它用优美而有诗意的词描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男女表达爱情这种高尚的行为，采用优雅讲究的诗词进行描述，也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典范。它曾被统治者用作宫廷宴乐的曲目之一，可见这首歌曲在当时是备受欢迎的。隋唐时期，歌曲的内容更加体现了它的文学性，杨慎的《古今风谣》里有这样的描绘：“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背裆。长矛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唐代白居易的《忆江南》则描写了美丽的江南风景：“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宋代的《白石道人歌曲集》是当时音乐创作的一个典范，它把诗词与作曲手法巧妙结合，成为当时的创新，也为我们今天的音乐发展作出了贡献。元代以后的歌曲发展状况更为成熟精练，由它发展延伸演变成了一些新的剧种，这样就把歌曲这种艺术形式更加复杂化，从而进一步体现出了民歌的基础性，其中散曲套曲的形式是典型的代表。以上说明，中国民间歌曲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深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时代的音乐作品贴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并把当时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歌曲的形式体现了出来。对于这些珍贵的资料，我们应当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它具有反映我国历史文化现象的重要价值。

近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音乐的传入

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教会音乐的传入其实就已经开始在中国“渗透”欧洲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歌曲，但是真正运用借鉴西方作曲手法来创作歌曲却是在开始。这时，中国开展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西方的艺术歌曲有着极其深远的发展与实践，不仅出现了许多优秀名家，同时也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通过艺术歌曲的创作也使音乐的相关理论变得更加系统而完善。随着西方音乐中的浪漫乐派的相继传入，与之相对应的音乐相关理论经过音乐专家的指导，使许多西方的艺术歌曲出现在中国的音乐领域。这些艺术歌曲以西洋作曲技法为基础，采用中国的音乐旋律为基调。如肖友梅，他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所创作的《问》正是将中西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肖友梅不仅将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旋律融入西洋的作曲技法中，同时传达出一种极其流畅而抒情的思想情感。这样的音乐不仅使音乐本身有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同时也给听者带来一种视听的享受，提升了对艺术的审美情趣。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经典的乐曲，比如《卖布谣》《我住长江头》等歌曲，都是词曲作者对于歌曲进行了重新的诠释，使中西音乐得到完美的融合，使作者的思想情感得以表达，使歌曲赋予深刻的艺术内涵。艺术歌曲不仅带有西方音乐的特点，同时更彰显出中国传统民族特色，尤其在歌词方面，对于诗所表现出的情感与思想内涵有着深刻的展现，也是词曲作者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诗人和音乐家，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及社会生活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与思想表达，通过歌曲的创作将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表达出来，从而达到一种对祖国民族的期望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国爆发抗日战争时，全社会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国家的兴衰荣辱都激发了诗人与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他们把对于祖国的爱国热情都以艺术歌曲的形式抒发出来，这种歌曲打破了传统艺术歌曲缠绵悠扬的曲调，而强调一种情感的爆发，音律也随着变得跌宕起伏，比如《黄河颂》，歌曲的旋律激昂热烈，表达了作者高涨的爱国热情，同时也给听者带来一种热切的爱国期盼之感，催人奋进，歌曲的艺术魅力也表露无遗，歌曲带给人们的是无比的震撼，是一种心灵的共鸣。贺绿汀的《嘉陵江上》也是极其经典的一首艺术歌曲。这首歌曲不仅将西方朗诵的风格与中国传统音乐结合起来，同时将一种深刻的思想感情展现出来。词曲的完美结合将一个海外游子看到国破家亡，对于敌人的仇恨袭上心头，表达了一种极其悲愤和报仇心切的情感。作者将这种深刻的思想内涵融入到音乐之中，并重新演绎出来，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从而使歌曲更具艺术魅力，成为一首极具时代特性的艺术歌曲。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展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与演变，其中艺术歌曲也在文化大潮的发展与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越来越规范和成熟。

现代文化与艺术歌曲的发展

随着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的音乐发展也呈现出了多元化，并逐渐趋于成熟。而西方的音乐发展要早于中国。无论是浪漫主义情怀，还是爵士乐的元素，都使得西方音乐出现了全面而成熟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对音乐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突破。所以，西方音乐经过不断的摸索与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风格。相比之下，中国的音乐发展较之落后一些。由于西方音乐早于中国音乐发展，所以在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也吸纳了西方音乐的创作特点。尤其是在艺术歌曲领域，许多中国音乐中都依稀可以见到西方音乐的影子，虽然西方音乐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大，但仍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中国音乐的发展及走向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西方音乐中的浪漫主义等元素，都被中国作曲家融入了中国的歌曲创作中，所创作出的歌曲不仅带有传统的中国民族特色，也融合了西方的音乐特色，使作曲家所创作的歌曲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也使中西结合的音乐彰显出更多的艺术特色。比如许多作曲家通过从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使艺术歌曲的创作极具民族风格；也有一部分作曲家大胆采用西方音乐的创作技法，融入了爵士乐等西方音乐元素。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方音乐元素被运用了中国音乐的创作中，这些元素的融入与渗透使中国作曲家的创作风格更加具有个性，使中国的音乐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也使中国音乐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势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理念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对于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广泛和具体化，这样的社会文化需求也导致了艺术歌曲必须向多元化发展，才能满足人们的艺术审美需求。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促使许多作曲家创作了大量优秀而极具个性的艺术歌曲，他们根据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民族背景，传达出一种极深刻的思想内涵及情感审美，从而使艺术歌曲更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使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传统的艺术魅力。究竟如何适应当代人对文化的需求和期待，是我们艺术人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面对今天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与进步，我们应该对艺术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创作成功的适合人民大众、中国文化口味的“艺术”内容，被人民接受并受之欢迎才是“艺术歌曲”的内涵之所在。

作者：谷振平单位：张家口教育学院

1般认为，210世纪的变革给儒家思想或儒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儒家是对于儒学现代困境的1种哲学的回应，甚至在现代哲学论域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却仍然不能改变儒学在现代的—文化层面的尴尬处境。在接近2101世纪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拒绝这1事实，即210世纪是在前现代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经历解体、离散、飘0的。应当说明，本文以下所论多就大陆情况而言，并未包括笔者尚不熟悉的和香港。在前现代的社会制度已获改变的210世纪，儒学何以仍然是1个不断被提起的焦点话题？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学的超越哲学的存在是否可能及其所需条件是什么？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之点。而篇幅所限，本文提供的仍主要是1个历史的、现象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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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在前现代社会所居的正统、广泛、绝对的是和宋元以来王朝统治的支持推行、制度以及家族制度提供的社会基础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历代王朝赋予了儒学以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规定了儒家经典（包括宋明儒学的解释）作为科举的，这种制度的建构是宋元以来儒学大盛的基础和教育基础。而家族宗族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治秩序是儒学根深叶茂的1个更深的历史社会基体。所有这1切构成了儒家文化或儒教社会的整体。

但自19世纪中叶以还，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展了以近代资本主义为背景的文明的先进特长，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1败涂地，被迫变革。经过洋务运动到，近代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但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而未得缓解。19世纪末儒学的状况是，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受到了巨大挑战，但这种实质性的挑战并未在名义上指向儒家，儒学的制度性基础并未根本解体，儒学的危机尚未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到210世纪为之1变。本来在洋务运动后期，维新派在各地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即使在1些旧式学塾中，课程亦开始新旧并存。1899年清廷下诏废8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传统科举服务、为制造儒生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根本挑战。由于自1899年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至1905年传统“儒学”（学校）已无形中取消。更为决定性的是，1905年，清政府正式决定废止科举，规定所有学校除保留经学、修身之外，皆教授自然科学。无论在上还是事实上，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不过，1905年的《教育宗旨》仍特立“尊孔”1条，并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应“祀孔”。这些措施及保留经学等，显然旨在谋求在改革中维持精神权威和伦理秩序，特别是孔子的伦理权威。但辛亥革命后，又对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加以革正。1912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的讨论，提出在法令中“去尊孔”，在学校中“废祀孔”，在课程中“删经学”，使得从小学到中学不再设置经科，儒家典籍作为整体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儒学不仅再不是教育的必要内容，更不是仕宦进身的必要途径，制造儒生的产业基础完全被消解。1到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不复为知识人必读的经典，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2千年来第1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