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范文10篇

作为高等学校本科生所必修的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在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三个层面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渗透，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重要意义。《纲要》以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使学生得以深刻地领悟：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进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然，《纲要》教学中的这种德育渗透非旦夕之功，而是具有渗透性和渐进性的特点。

一、德育在教育中的地位

德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原则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即德育：第一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第二是其内容包括社会思想和道德原则的教育。德育的成功与否是通过个体对所认知的东西有所感悟并转化成自己的行为、进而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如孔子所说思想上懂得“道”，而在行动上按照“道”去做，才是“德”。显而易见，“德”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点一滴的生活中。而“德育”则是让人在思想上懂得“道”。

古往今来，德育一直在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而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说明古代办学的目的是“明人伦”，即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并维护相应的社会秩序。在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通过教育来培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培养美德必须通过理性的教育、形成道德习惯。可以说，德育一直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教育发展过程的始终，而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标准，即德才兼备。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德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现代教育中，德育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学生是国家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二、《纲要》教学在德育中的地位

第一节晚清时期

鸦片战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人对世界的新认识

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

在近代史研究中提出范式问题，是因为从建国以来在史学研究中有太多的框框。例如，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用进步与反动、唯物与唯心的两分法界定历史人物；只言历史规律、必然性，讳言突发事件、偶然性对历史的作用；只重视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影响等等。其中尤以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为最，它几乎贯穿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从课题的选择，经费的投入，资料的收集，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无不以宣扬、演示阶级斗争为至上的纲领，从而把许多重要领域，如生态环境、资源配置、民族心理等等，摒弃在视野以外，留下许多薄弱环节无人问津。

这种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不满。还在上个世纪60年代，周扬就曾呼吁说，阶级斗争是红线，不是红布。但在当时，阶级斗争岂止是红布，上下五千年全是红彤彤，农民战争和儒法斗争就是一切。课题愈来愈窄，老调重弹，千篇一律，令人望而生厌。改革开放刷新了现实，也刷新了史学界的风貌。观念的改变，文物资料的重新发掘，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西方史学的传播，使得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史学领域焕然一新。重写古代史、重写思想史、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绝于耳，有些领域的成绩已很可观。相比而言，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变化显得有些迟缓。直到七八年前，要想在一本书中阐明以现代化为主线的话，还很有可能遭到非议。到20世纪90年代末，胡绳先生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研究者奔走相告，这问题才算是开了禁。然而，某些问题仍然陈陈相因，不敢超越雷池。比如，去年我们研究室编辑了一本题为《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的论文集，其中有一篇因为批评了义和团的落后愚昧，终审时不得不删除。

这种既定的框架对近代史研究十分有害。要知道百年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为振兴中华而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义举，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运动，都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留下宝贵的经验。100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最终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潮。阶级斗争是这百年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然而，现代化又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殖民和反殖民的对立和冲突，新旧生产方式的并存和代谢，社会机制的解体和重构，两大文明的撞击和融汇等等，多种线索相悖相引，纵横交错。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各地区存在着不同模式和不同程度的区域现代化。毫无疑问，现代化是涵盖各种矛盾和各类地区的主要线索。这不仅是革命先烈振兴中华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奋力追求的目标。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腾飞这一宏伟目标，已超越不同社会制度的屏障和经济水平的差异，在同文同种和同一民族命运的炎黄子孙中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远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要复杂得多。众所周知，中国人的觉醒是从自强意识启蒙的，这是在经受列强炮火震撼后的反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使中国割地求和，蒙受耻辱。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从广州北上，封锁了渤海湾才用了25000人，打到北京才6000人。清王朝为什么就那样不堪一击？兵临城下，皇帝临阵逃跑，连家都被人烧了，天朝的面子丢尽了，可清政府宁可丧权辱国，还要在怎样面见外国公使的礼节上争论不休，以保持天朝的“体面”。如此昏庸无能的政府，又怎能不一败涂地？天朝上国的体统被打乱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丧失了，怀疑也就发生了。其中很值得重视的，是统治阶层中出现的怀疑和分化，以及由此出现的要求自强的社会力量。农民起义可以打翻一个封建王朝，然而，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又一个封建王朝。太平天国被誉为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它的迅速腐败和内讧再一次表明，它未必能够建立一种更高明的统治体制，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统治的现状，但却不一定能够改变尊卑贵贱的封建统治序列，其结果依然是王朝的更迭而不是民族的振兴。由此可见，阶级斗争和现代化并非天然一致，有时也可能成为悖论。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令人赞叹，然而他们挖电线杆、扒铁路，甚至要烧京师大学堂，这些抵制现代文明的行为，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抵制社会进步的势力。在19世纪的中国，真正有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是当时出现的向西方学习的自强意识，而不是盲目排外的情绪宣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两律背反是历史发展中的悖论，史学研究不是道德评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符合这一历史潮流的就应该得到肯定。

自强的首要步骤，是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培养新型人才，开始了现代化的思考，这是统治阶层中前所未有的分化。分化就会产生新的阶层力量。有意思的是，在主张学习外国技术、要求自强的倡导者中，就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如奕訢、文祥等，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眼光看，他们无疑是卖国者，然而正是由于他们亲历了民族的奇耻大辱，才唤起自强意识的觉醒。从妄自尊大，讲究华夷之辨，到要求自强，提倡向外国学习，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了不起的变化，仅从阶级斗争一个视角去观察，是很难阐明这一历史进程的。如果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的出现，说明统治阶层中要求变革现状的社会力量已经成长、壮大。虽然在初期引进的技术中，主要是洋枪洋炮，但也说明，这首先是来自战争失败的教训而激发的富国强兵的要求，从军事工业的启动，促进了中国第一代民族工业的诞生，反映了中国是从深重的民族危机中被惊醒的，虽然这是被动的、艰难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走上追求工业化的道路。这是19世纪中叶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推动社会变革的曲折道路。然而，这一简单的认识却迟迟得不到史学界的广泛理解。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经济史家严中平曾愤愤不平地指出：“说洋务派办军队是镇压农民起义，农民从没有海军，那北洋水师难道是打农民的？”为什么一个浅显的道理却不能得到认可？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压过一切，以致对一些起码的事实也视而不见。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所谓导论课，就是要在正式上课前把整个课程的基本面貌呈现给学生，除了要向学生介绍课程开设的目的、概况、学习方法、参考书目等一些基本问题外，对于《纲要》课程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说明什么是“中国近现代史”，也就是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基本线索，包括它的起止时间、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的主线等，这就使本已稍有沉寂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问题再次掀起讨论高潮。

全国高校普遍采用的本课程教材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篇点明：“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中囯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6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定论，是上个世纪末以来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最为普遍接受的一个论断，许多观点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向学生说明对该问题的不同阐述，以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

自1954年胡绳第一次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问题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了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先后提出了10余种学术观点。在起止时间问题上，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上限是建国以前即采用的说法，国内史学界基本没有异议。因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独立国家。战后，中国成为几个资本—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的又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有少数史学家把明清两代交替时期(1600年)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一方面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一致，另一方面，是把184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作为前两个半世纪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1840年之后中国之所以会走上这样的道路正是17世纪以来中国内部封闭衰落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前普遍采用1840～1919年为近代、1919～1949年为现代、1949以来为当代的分期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近代史下限和现代史上限的呼声越来越高，日益为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所接受，但一直到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才第一次在严肃的史学著作中采用这一时限，因此这部十卷本著作被称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台湾的学者则认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

在时代主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把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据此提出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三次革命高潮说”(胡绳)、“反帝反封建说”(黄一良)、20世纪80年代的“四个阶梯说”(李时岳)、“三个阶梯说”(戚其章)等，张海鹏教授继承了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认为从政治史或者从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是对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提出了“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说”，认为胡绳认识的对象是近代史的前半前期，从近代史全局考虑，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1927年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得到启示，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两个过程说”，即主张中国近代的变化是外来侵略和内部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的彭明则在侵略与斗争之外再加了“探索”，认为从1940～1949年这110年的历史，是由“屈辱、抗争、探索”这三部历史所贯穿。外来的侵略与内部的斗争与探索确实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且是一浪推进一浪式的变化，所以理解中国近代史，要从政治史、革命史之外审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人的变化，陈旭麓先生即提出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说。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突破了“五朵金花”和阶级斗争范式的限制，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经济、思想文化的研究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多样化、精细化的发展。

“探索”是对外部世界和中国未来的探索，在探索中中国逐渐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才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徐泰来在20世纪80年代即提出了“近代化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史学研究的多样化，这一提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认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制度和政治的现代化，教育和人的现代化才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丁日初)，即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说”有失偏颇，而“独立和近代化”才能贴切地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的跌荡起伏的态势以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胡绳先生也在上世纪末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但有学者据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歌功颂德，认为帝国主义轰开了中国大门，才使中国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否认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怀疑“侵略”行为是否真实存在。通行全国并评价甚高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即有此倾向。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说，近代史确实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这也是历史学关于近代史的一般概念，中国的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现代化即指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也是史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的，因此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

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从1996年秋季使用以来，以其时代感强、科学性实、理论阐述高和能力培养活的四大特点，令广大教师大有耳目一新的强烈感受。但又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很难教好。那么，新教材难教的症结何在呢？

从教材编写的角度来探析，新课本与旧课本对历史事件的处理，其鲜明的特点就在于略过程深分析。在新编课本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都被精简，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性文字大大减少。如旧课本中关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用四节来处理，对一些历史事件有较具体的描述，而新课本只用一节来安排，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对外战争”，其中攻占巴士底狱及巴黎人民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重要史实，都浓缩成了一句话来概括。又如旧课本中分三章来讲述俄国废除农奴制的1861年改革、美国内战和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等课文，在新课本中缩编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一节。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旧课本中用四节安排，新课本只用两节来处理。新课本这样安排固然是建立在初中义务教育教材已经学过世界史的基础上，以避免初、高中教材的过多重复和冗赘，而把着力点用在了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和它的影响、意义的理性分析上，这势必加大了教材容量大与课时紧的矛盾，使教师感到很难完成教学任务。

从学生学习的实际来分析，义务教育要求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必须学习世界史，以便为学生走上社会和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好知识储备，但在“应试教育”影响下，由于中考不考历史，初三的世界史教学绝大多数得不到保证，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相当一部分高一学生无初中世界史知识作基础，初、高中的世界史教材无法衔接，教师如果从新教材侧重理性分析的角度出发来教学，这就使得初中没有学过世界史的大多数学生感到“莫名其妙”，面对教师的提问常常感到困惑不解，难以适应。

从课程安排的计划来解析，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是按照供试验用的适用于21世纪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有关要求新修的。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规定，世界近代现代史在高中二年级开设，为文科限定选修课，也就是说，从学生升入高等学校的情况出发，加大理论色彩，着重分析能力的培养，侧重于思维的启迪和开发，这很适合高二学生已完成了从经验性逻辑思维转化到理论性逻辑思维的实际，便于学生在理性思维趋向成熟的条件下，自觉地利用理论为前导来分析综合各种历史事实及有关资料，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和提高其历史思维能力。而现行的教学计划则要求，高一开设《世界近代现代史》，无论是文科、理科学生都要学，这就造成了今后学理科的学生不愿在历史课上花大功夫应付着学，将来学文科的学生由于思维水平发展还没有完成向理论性抽象逻辑思维的转化，虽想学但受思维发展水平的条件限制，缺乏系统的方法论常识，又感到要学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去学习，特别是对课本中的许多思考题，常常陷入“老虎吃天，无处下爪”，很难知道从什么角度去“思考”的困难境地。

从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现状来剖析，随着老教师的大量退休，高中历史教师青年人已占到80%多，与老教师相比，这些青年教师尽管好学上进给历史教学带来希望的明天，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动乱”的年代，长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较为薄弱，而新编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理性分析的加强，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上就是针对高中教学的特点，增大了历史资料的数量和分量，就上册27课来说援引的50多则史料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言论摘录就有25条之多，这些史料相当一部分由于教参没有说明来源，致使一些青年教师对其理解不知所云，更不知如何结合课文来处理，对这些思维水平层次高的“观点性材料”深感“望尘莫及”，使教学处在了“进退维谷”的艰难境遇。

明确了新教材难教的症结所在，如何从当前的教学现实出发，化难教难学为好教好学呢？也就是说，应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策略来应对呢？

一、世界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世界近代史可划分为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机时代和电气化时代三个阶段。

1.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16世纪—19世纪初）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人类社会走向融合统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及海外殖民和贸易，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走向瓦解，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首先在西欧明显表现出来。16世纪尼德兰革命后，出现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潮流。英、美、法三国先后用革命的手段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革命成果，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俄、普、奥等国进行的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在美洲。美国独立战争首先打破了英国的殖民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潮流的推动下，拉美人民进行了反对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独立，基本形成了今天拉美的政治格局。

这一时期，欧洲殖民国家间进行着激烈竞争。英国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在18世纪建立了世界殖民霸权。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援美抗英，英俄等国组织“反法同盟”和拿破仑对外战争，都体现了欧洲争霸的特点。

我们通常所说的殖民主义一般指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对外殖民侵略活动。它是世界近代现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一般认为，近代殖民主义开始于新航路开辟后的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活动，基本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下半叶，几乎贯穿了世界近代现代史的整个过程。在新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中，充分反映了殖民主义的问题。例如，大纲规定了世界近代史的三方面内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并形成世界体系；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抗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其中，有两方面内容和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有关。在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的内容安排中，也有大量的相关内容。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和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方面，学术界思想进一步解放，研究角度空前开阔，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由于西化思想的侵蚀，特别是近年来新殖民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对历史上资本主义列强殖民侵略的认识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思想混乱。因此，如何正确反映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帮助中学生认识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历史，是我们编写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材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一、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

编好殖民主义的有关历史内容，首先要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目前，我国史学界对殖民主义的认识，对殖民主义的掠夺性和它的罪恶没有太大的分歧，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殖民主义客观作用的理解上。1853年，马克思在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接连撰写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文章，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所产生的客观历史作用作了总结性的评价和预测。他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一方面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另一方面又必然会造成“新的生产力”，“播下新的社会因素”。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这就是著名的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断。由于理解的角度不同，史学界对双重使命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及其侧重点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例如，有的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他们认为，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地区的社会本身缺乏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条件，因此，建设性的使命要大于破坏性的使命。他们提出近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影响就在于它促进现代化的作用，这是非西方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注：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载塞·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0页。）。因此，殖民主义是功大于过（注：L.H.GannandP.Duignan,ColonialisminAfrica,1870-1960.I,London,1967,P382.）。有的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什么进步作用”（注：董小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再认识》，载《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0日。），等等。

那么，殖民主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遭受资本主义殖民侵略的不同地区，殖民主义表现出的特征是不同的，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有区别的。因此，必须对殖民主义的历史作一些具体的剖析，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首先，就殖民主义而言，它在早期和中晚期的表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

从15世纪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沿着新航路进行海外殖民活动开始直到19世纪初期，是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西班牙、葡萄牙，还是稍后的荷兰、英国和法国，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工业革命尚未完成，各国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仍处在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对优势的阶段。如果说当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殖民者在进行赤裸裸掠夺财富的同时，还可以输出一些手工业产品的话，那么，殖民者在印度、中国等封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就没有什么经济优势可言了。英国侵略印度之初，它的最先进的手工业部门纺织业不但没有在印度打开销路，反而一度险些被进口的印度土布占领英国市场。而此时英国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它在与中国生产力的较量中更是没有优势。直到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印花布甚至往往要亏本60%以上才能在中国销出（注：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因此，英国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南京生产的布，无论在质地上还是在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布”（注：M.Greenberg:BritishTra-deandOpeningofChina1800-1842.London,1951,pl.）。于是，英国人为了弥补巨额的贸易逆差，只好不顾中国政府的禁令，向中国偷运鸦片。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早期殖民侵略活动以赤裸裸的掠夺为主要特征，对遭受殖民侵略的地区来说，殖民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谈不上有客观积极作用，更不用说有什么双重使命。就破坏性的使命而言，殖民者对旧的落后制度触动的程度并不深，直到19世纪早期，“无论印度的政治变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就建设性的使命而言，它也没有传播多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德育，这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老课新题。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各种意识形态互相碰撞的改革开放年代，认真地、冷静地思考这一课题，是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本文拟就此有关四个问题展述个人认识。

一

中学历史教学渗透什么教育？我认为不单是“政治思想教育”，也不全是“思想教育”，而应是“德育”。

不少文章、著作，或是大、小会议，在谈及中学教育时，人们总习惯使用“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教育”这类概念。其实，这很值得讨论。在我看来，一是不准确，未能概括中学教育的全部内容，在内涵把握上有差异；二是易使教育空、大而不实，甚至带来负面影响。政治思想，是指人们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政治意识，主要是对社会政治关系的见解和态度。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政治思想在中学教育中是方向，是灵魂，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它绝对不是全部内容，也绝不是大部分内容。对受教育者学生来说，年龄愈小，掌握知识愈少，则愈是如此。“思想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相比，内涵简单，而外延则宽阔得多。“思想”是观念，是理性认识。既然如此，它的内容就应是丰富、多方面的。不仅包括政治思想，还包括经济思想、军事思想、文艺思想以及其他各种思想。作为中学生（不是大学生）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是非成年人），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及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过程中，除掉学习知识、掌握能力、锻炼身体外，在学会做人方面接受的教育无疑是多方面的，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局限于阶级关系、国家管理这一类政治思想教育内。因此“思想教育”比“政治思想教育”更适合中学教育的情况。但是，“思想教育”也不全面，严格地说，它没有包括道德品质教育在内，而这一点，对十几岁的中学生却显得尤为重要。

道德，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的力量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准则。从道德内容看，不仅包括道德意识，还包括道德活动；从道德特点看，既具有阶级性、时代性，又具有传统性和群众性；从道德养成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少年时期，而不是成年以后。这就清楚地表明思想与道德两者虽有相通之处，都属于意识形态，但毕竟不能互相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