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范文10篇

一、现阶段有无可能编写出一部比较科学而又为经济学界认可的经济学著作或教材

我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客观上并不具备诞生这种著作的条件。众所周知，经济科学是探索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而这些规本论文由

则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条件下的某种客观必然性。如想发现这些规律，必然要以它所依存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为前提，我们不可能想象在该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尚未发展成型，或发展得不够成熟之前就能超前地探索到某些经济规律，这正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之难以掌握一样。马克思为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特地选择了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较为成熟的经济形态作为对象进行解剖，从而才有可能撰写出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社会影响的巨著——《资本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尽管马克思有超人的天赋，也难以实现他的研究目标。

我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很不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取得政权后又过早地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实施了与这一口号相应的政策措施，结果走了一些弯路，使社会发展不得不回过头去进行补课。直到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才开始进入一个社会转型阶段，我们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说，距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相当遥本

供远。试问在这种条件下，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拿出一部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科学著作，是否过于理想化?更何况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长期接受一套意识形态教育，在脑海中已形成了许多条条框框，对这种完全创新式的探索显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现阶段经济学者应把经济理论建树的重点放在哪里

自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之后，特别是自弗里德曼等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开始主导了经济学的研究，而方法论的探究则日渐式微；即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依然不愿对方法论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西方复兴的方法论思潮又逐渐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因而没有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有用的东西；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日益教条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为了维护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维的挑战。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自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确立之后，特别是自弗里德曼等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开始主导了经济学的研究，而方法论的探究则日渐式微；即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现代主流经济学依然不愿对方法论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西方复兴的方法论思潮又逐渐湮息了。究其原因有二：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因而没有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有用的东西；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日益教条化和功利化，那些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为了维护自身地位而不愿接受新思维的挑战。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采取的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法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érard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在国际范围内放到比较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都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进一步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这可以分别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第一，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家、经理和政府官员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一样，在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用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视角看问题，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转轨问题时，对人的行为做出一致的和近合实际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作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理论参照系不仅合适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引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概念和结论的确能帮助研究人员扩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错综复杂的过程，任何比较系统、深入、精细和经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须超越概念的解释和措辞争论的层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

分析的有用性和必要性

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于区域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人员交流的规模与频率，纽约、东京等现今世界经济中心无一例外都是交流的枢纽（交流的"源"和"汇"），无一不具备良好的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因此，长江三角洲应该充分利用目前的大好良机，在区域协调机制建设上取得突破，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长三角一体化面临的机制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地区产业协作程度低、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公共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低下等问题日趋突出。随着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逐渐"北上"（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改革）、"西移"（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各地域之间经济竞争空前激烈的宏观背景下，长三角一体化的机制问题将成为影响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子。归纳起来，长三角面临的机制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1.区内各地之间公共设施建设协调程度低

在多方面的支持之下，长江三角洲近十余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令人高兴的成就，基本建成了"Z"字形的道路骨架网络，海港、空港的吞吐能力也有大幅度的扩张与提升。但是，完整、高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统一交通运输网络还远未形成，道路、机场、码头建设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不少交通设施闲置、利用率低下，财政资源浪费十分严重。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缺乏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规划上的各自为政必然导致各地区之间交通运输设施的无序竞争，相互配套差，形象工程多，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另外，尽管长江三角洲各地区都意识到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但从整体上看，长江三角洲环保上的低效也十分明显。行政边界上的截污、排污工程随处可见，行政边界附近地区"脏、乱、差"现象象毒瘤一样难以清除。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制订一个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并具有约束力的长江三角洲统一的区域发展规划。

2.区内行政分割严重

摘要：本文对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分析得出，现代学徒制项目的准公共物品特性产生了搭便车行为；现代学徒制项目的正外部性导致了企业提供现代学徒制培养不足；博弈分析的结果是企业均不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针对分析结果提出采用政府补贴、明晰企业对学徒的培养产权、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以提高学徒留任企业的比率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现代学徒制；企业参与；经济学分析

现代学徒制是校企双主体联合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一种现代职业教育模式，也是国际上公认的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趋势和主导模式，世界各国纷纷开展现代学徒制改革，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学徒制模式，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之一。2014年8月，《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意见》出台，标志着我国的现代学徒制改革正式开始，2015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试点单位。纵观三年来的发展，尽管各试点单位的现代学徒制培养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状况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试点院校热情十足，但作为双主体育人主体之一的企业参与程度不高。企业提供现代学徒制培养不足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即使是作为现代学徒制先驱的德国双元制也面临着企业提供现代学徒制培养不足的问题。我们认为，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只有在从事某一行动获益的情况下，才会有持续从事该行动的动力。否则，即使是有所从事，也会行动不足，达不到最优行动状态。因此，我们认为，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阻碍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的症结所在，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推动我国现代学徒制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外学者针对现代学徒制开展了较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比较研究和改革实践。如，RyanP,UnwinL把英国的现代学徒制与德国的现代学徒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落后于德国的学徒制，因为缺乏政府制度的支持，走向繁盛的前景黯淡。李梦玲认为西方学徒制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我国的现代学徒制应建立起政府统筹、地方为主、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王太成分享了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的实践探索成果，校企（企业联盟）联合进行现代学徒制培养，企业课程由企业联盟派企业师傅带项目进课堂，岗位实习课程，学生（学徒）按学期轮换到企业联盟内各企业进行实岗训练。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国际比较和改革实践等方面对现代学徒制展开了研究，而从经济学视角开展的研究，国内外均鲜见于文献。本文将对现代学徒制进行经济学视角分析，找到阻碍企业参与培养的症结所在，并提出对策建议，提升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意愿和行动实践，以推动我国现代学徒制良性发展。

一、现代学徒制项目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导致私人提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劳动力市场也由政府行政计划配置转变为市场调节配置，劳动者有充分的自由来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抉择。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其他企业可以以挖墙脚的方式把企业培养的学徒挖走，即，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为社会行业人力资源池提供了技术技能人才，但是并不能排除其他企业也来消费（雇佣）人力资源池中的人才，所以，从该方面来说，现代学徒制项目具有非排他性。人力资源池中的人才，被一个企业雇佣后，其他企业就不能再雇佣，现代学徒制项目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因此，我们认为，现代学徒制项目是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现代学徒制项目的非排他性，导致了“免费搭便车”现象存在，没有参与现代学徒制培养的企业，在没有支付和承担学徒培养成本的情况下，从人力资源池中雇佣到了经过其他企业现代学徒制培养的人才。又因为现代学徒制具备一定程度的消费竞争，没有参与培养的企业对经现代学徒制培养的人才的雇佣，反而影响了参与培养企业对人才的雇佣。现代学徒制项目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导致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由企业提供是无效率的，达不到社会需求的最优产出水平。

二、现代学徒制项目的正外在性导致企业提供现代学徒制培养不足

一、离规格、离技术、离效率的盛会

会议的主办者是都灵市继续工程教育和研究联合会，由国际继续工程教育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方支持、资助和指导。会议的主要形式以专题研讨会和对流会为主，穿插企业专访、小组讨论和社交活动。大会在组织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高规格。这次大会正式注册代表255名，来自41个国家及地区。其中我国正式注册代表21名。全体代表最基本的特征是学术上的高规格，大多数人是世界CEE活动著名人士，世界知名大学院长、教授，大型企业经理、教育部门主管，跨国培训、行业培训、地区终生教育组织的负责人等，大多数人都向会议提交了近年来最有新意的论文。

二是职务上的高规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国际电信联盟意大利电信公司、菲亚特公司、联合机械公司等一批跨国公司的总裁、主管和意大利劳动部、大学和科学技术研究部代表及皮埃蒙特大区区长、都灵省省长、都灵市市长等当地官员出席，特别是我国派出了以人事部徐颂陶副部长为团长的一行八人政府代表团，受到大会的特别鼓掌致意。国际CEE协会执委、英国剑桥大学C.帕德菲尔德教授在换届选举会议上动情地说:“我到过中国，他们的政府确实非常重视继续教育，中国也是本协会的创始国，而且每届大会都是中国出席的代表最多。基于这三条理由，我推选中国的代表担任副主席。”在他的提议下，我国北京理工大学年仅45岁的力学专家、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教授顺利接替武钢张寿荣院士成为第四届协会执委会的唯一一位副主席，主席则由美国加州大学弗兰克·巴瑞士教授担任。二是高技术。这体现在大会的每一环节、每一过程、每一场合之中。会前，组委会通过InteIT吧t向有“E-m画】，’网址的每位代表发出邀请函，当你回复后即发出你何日何时何处及发言时限的通知。代表一报到，计算机即为你打印出出席卡，发给印刷精美的大型论文集和微缩机读光盘。在会场主要通道两侧，设有6间敞开式多媒体信息查询室，配有自助阅读电脑和演示投影等，你可以选择索取世界一些著名企业开展CEE活动的简介光盘和一些跨国培训组织的推介资料。在主会场旁边的展台上，菲亚特公司和意大利电信公司等都摆放了上百张推介光盘，早到者蜂拥挑选。尤其是会议室的设施水平据说比联合国的会议室标准还高，大小会场都配置多媒体投影、摄影及双向电视、放映及环绕音响等设备，主持台和演讲台下都有光缆终端，配有计算机插口，可以运用当今最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开讲座、办演示、发资讯。我原来准备了论文光盘和实物投影片，以为有电脑可用，实际上绝大多数欧美国家的代表都是手提笔记本电脑上台发言，插口一接即可潇洒演示，我们要借用已来不及。即使使用传统的投影机，绝大多数人也不再使用品质粗糙、色彩单调的胶片，所展示的画面都非常精美、细腻、清晰，显然是使用了数字照相、计算机编辑、激光彩印等技术制作。本人准备的投影胶片也花了相当功夫，但看了大多数代表的发言投影，深感仍逊色不少。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P.塔加思作关于“当畅通的电信手段消除了学习距离时”的大会报告，其带有声、光的光盘解说，已超越电影效果，具有震撼人心的说服作用。

三是高效率。在5月11日至13日三天内，除开、闭幕式外，总共安排了两次专家报告大会，一次全体会员大会，12个专题讲座及研讨会，23个专题流论文会，一次小组讨论会，对三个企业和研究中心的技术专访活动，三个晚上的社交活动以及每天都有的“后续会议”—现场演示活动等，可谓议程纷繁、遍地开花、热闹如市、目不暇接，但一切活动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紧凑衔接，都能准时定点进行，绝不随意变更。你只要手拿一本程序册，即可排计划选点参与。我在参加菲亚特集团科研中心的技术专访中，除参观了其21世纪新车的样模外，听该中心6位专家轮番上台介绍，在两个小时内竟一口气向我们讲解了盯张投影片。组委会要求代表1997年3月提交论文，我因接通知晚，1卯8年2月才通过国际互联网发出论文，本以为已遴选不上，但到了都灵一翻论文集，本人的文章已全文刊载其中，且在程序册中印有发言安排。惊喜之余，深羡其高效率。

二、专题新、观念新、经验新的论坛

论文关键词：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本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令人眼花缭乱的千变万化。但是，时值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回顾经济学在本世纪的发展，我们看到，马歇尔的断言是错误的。本文力图回顾其间最有创新性的主要理论线索,从理论经济学的内部来说明研究如何演变、取得什么成果、主要范式发生什么变化。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传播和发展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出版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中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但不论持什么样的观点，经济学家们都普遍承认，凯恩斯对经济学的影响是“二十世纪经济学中最重大的事件”。或者说，正是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从而使经济学再也不象马歇尔当时那本最具权威性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的样子。这倒不是说在《通论》之前不存在宏观经济分析。早已存在的各种经济周期论和货币数量论，就属于宏观分析。但是，此前的传统经济学家深信，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的暂时失衡，市场机制会发挥自动调节作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

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给这种传统理论以致命的一击。针对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厂商和居民的决策上这一传统，凯恩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诸如投资、消费、总需求等等宏观变量的相互关系上，把重点从强调货币和物价水平的货币数量论转移到重视总产量、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分析上，从而开创了新的经济学领域──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通论》最具革命性的方面是，他清楚而坚定地指出，就产出和就业的水平而言，我们在实践中看不到“无形之手”会自发地将自利行为引向社会最优状态。通过确立这些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他证明：在没有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市场体系本身具有一种有效需求不足的倾向，加之价格刚性、预期的不稳定性等因素，经济通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几乎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

《通论》出版之后，不仅诱发众多年轻学者风起云涌地研究这个新的理论，更因不断给予诠释及推广，而成为经济学的“新正统”。凯恩斯的总需求；消费、投资和流动性偏好函数；乘数和加速系数；以及暗含的国民收入帐户等等概念，激起了形式化、具体说明和经验验证的努力。对凯恩斯理论的经验补充赋予它以科学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使它更容易从模型中推导出政策建议。它也给学生提供许多学位论文题目。

自然，对凯恩斯的贡献存在着各种解释。但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初期，希克斯（1937）、莫迪利亚尼（1944）、萨缪尔森（1948）和托宾（1958）等人设计和精雕细刻的IS－LM模型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被视为是对《通论》的经典解释。菲利普斯（1958）发现的关于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纯经验性关系，经过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的理论化，形成菲利普斯线，弥补了IS－LM模型没有（至少是没有直接地）涉及这一问题的缺陷。

我们可以事先武断甚至走极端地把道德定义成：道德的行为就是不能给你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比如，有人落水，你为救他而献身，或与一个抢了别人东西的歹徒搏斗受了伤，这时，我们很难说你是自利的，就是说在你的理性考虑中，你很难考虑到如果活下来，你的英雄称号会在你的效用函数中占多大的地位。这是我们就极端而言的，用以反驳另一种观点：市场经济没有必要谈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学阵营中来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往往强调要道德干什么，有市场经济就够了，市场经济会在竞争中自然产生出道德机制、道德规范来。应该说，我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甚至也是一致的。但我想将道德的重要性突出到这样的高度，就是说，不妨将道德定义成：凡是理性的考虑都不会做的那种事。只要是考虑效用函数极大化，就绝对不会干的那类事中，有一类事叫道德行为。当然还有非道德的事也可能处于非理性范围内。我们就是在非理性范围内考虑道德事件。这里我们是将道德作为一次事件来考虑。这就不必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到底道德有没有必要，道德是否是一个交易的结果，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为之后自然就会产生道德规范，还是先有道德规范才有交易这样一些鸡和蛋的问题。

既然道德与理性是对立的，是非理性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道德行为发生？道德是否是作为社会的基础存在的，也就是说一个市场社会（请注意不是市场经济），需要不需要一个道德基础，这个道德基础包括对产权的尊重、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自我约束等等。

如果用我对道德事件的定义，那么基本的逻辑关系已经包含在这个概念里了。就是一群充分理性的自利的人(self-interested)，是为自己的利益牟利的。但他们如果仅仅在自私的意义上是充分理性的（selfish），仅仅是自私的一群人，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只是他们的手段，是他们达到自私目的的一个手段。别人是我的手段，同样你也是别人的手段，你的生命、你的财产、你的幸福都是他人的手段。在这样一群人中可不可能有市场社会，再退一步可不可以有社会。在传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讨论中，答案是很明确的：不可能。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政治哲学著作中，像英美传统的洛克、霍布斯或康德哲学传统中的有关论述，在自由意志这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道德哲学，欧陆哲学，像卢梭，都有这一观点：即便是一群自利的人，如果他们完全是自私的，那就是野蛮人，就没有文明社会。

在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中都认为社会是文明社会（civilsociety），是civil，而不是野蛮(barbarian)状态。而一个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这些词在英文中都是civilsociety。civil在洛克的产权理论中，就意味每个人都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占有权利，也就是他所讲的Property。虽然在欧陆传统中关于对财产占有的尊重与英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学术上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都承认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有一个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基础就是道德共识(moralconsensus)。在霍布斯、洛克、黑格尔的论述中，道德共识的意思就是人们相互间有一个起码的尊重。这个尊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在欧洲进入启蒙时代之前的时期，并不显得很重要，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人认识到它一旦缺乏将是什么样子，因此没有形成启蒙时代的道德危机。德克海姆关于社会道德共识的看法：在一个前分工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前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机械式的同一(mechanicalsolidarity)。因为那时分工不发达而且社会规模很小，秩序扩展得还不宽泛，所以就一小群人而言，他们之间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这一小群人大都面临同一种风险――大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很广泛的地理差别，人种上单一，在血缘上也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他们的能力、他们的知识结构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现代社会的萌芽，它只能有mechanicalsolidarity，机械式的团结、聚合（这个词中文不太好翻），总之是一种前现代的共识：我们面临同样的生存问题，我们拥有几乎同样的生存手段，也就是我们拥有同样的效用函数，那么我们就是一家子。这就是从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形成的前现代社会，用中国人的话就是乡土社会。

当进入现代的时候，黑格尔和德克海姆就发现前现代社会开始瓦解，这些思想家认识到了道德危机，或者说是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是从分工开始的。用德克海姆的话说就是分工的发展同时也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发展。因为分工以后，人们的知识结构就局部化而固定在了所分工的工作上，人们在具体环境中积累知识，那么每个人判断事物的经验、知识积累就与在其他方面分工的人产生了差异，从而价值判断就会产生差异，利益就会有冲突。例如，工农之间的利益差别，就会有谷贱伤农、谷贵伤工的情况。所以前现代社会的道德共识很轻易就瓦解了。而新的道德共识只能建立在德克海姆所说的有机的凝聚(organicsolidarity)社会中。有机的意思就是指文明的人虽然是分工的，但他们通过交易、通过市场贸易互相尊重这种有机的关系，并结成个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社会。因此，在分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能找到共识和基础，这个共识就是制度，是非道德的，因为它不是依赖于共同的前现代的共识，而是依赖分工制度，就像将每个人固定在一张网上的一个个点上一样，将每个人行为束缚起来。德克海姆被哈耶克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德克海姆强调的就是传统政府权威，是权威的建立，像强权政府甚至宗教的作用。他企图这样来摆脱韦伯的悲观的解昧状态。

对于道德共识、产生现代危机等问题认识最深刻的主要是欧陆哲学家。包括德克海姆、韦伯、黑格尔。按照哈贝玛斯的观点，黑格尔毕生精力要解决的就是为现代社会找到它的道德基础。而哈贝玛斯的解就是建立在正当交往的基础上。这是欧陆传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