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范文10篇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论文摘要: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甚至在某些时候完全抛弃了法治的追求，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讨论，现代法治的目标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策略确定下来，从而为我们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我国的法治建设是从西方国家借用来，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理论，现实中常常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从而给法治建设带来困难。为此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降低到最小程度，现代法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使现代法治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的法治工作，促使法治建设在法治国的过程中可行而稳健。

论文关键词:法人类学现代法治法学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从近代以来开始，但由于历史原因，现代法治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这给我们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果。所幸的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讨论，在现代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1997年终于将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策略确定下来，从而为我们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但现代法治是从西方国家借用来的，现代法治理论在我国的传统里不是没有，但的确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因此，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无视这些问题是不明智的，也会给法治建设带来恶果。我们事先注意这些问题，会将这种恶果产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现代法人类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能让我们将现代法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现代法治理论能够更好的指导我们的法治工作，使我们在法治国的途中走得更为平稳。

一法人类学

法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历史并不长久，它是人类学与法学的结合。法人类学，就是法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各自的学科的边缘上“互渗”、培植而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法律—一如宗教仪式、政治、婚姻——构成了一个可能发现人们根据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和习惯而行为的领域。而对于一个法学家来说，许多法律上的制定、修改和程序上的主要渊源及其普遍适用，都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概念和关系中找到的。正是由于法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推动了人类学家对法律的关注，同样也推动了法学家对人类学材料与方法的重视，进而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人类学。有人认为法人类学也可以称为由历史学派衍生而来的，它强调比较研究，一般认为由梅因开创，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出了法律进化论，指出所有法律制度的成长模式具有一致性，所有类型的社会都倾向于经历同样的阶段，他认为一些社会达到法典化阶段之后，就不再向前发展，梅因称这样的社会为静态社会，而动态社会却有能力使他们的法律适应新的环境，梅因称这种能力机制是三种机制的结合，即:拟制、衡平和立法。此后，随着对原始民族调查研究的数量和广度的提高，以及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法人类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英国法律家戴蒙德总结出了法律人类学的双重任务:“对法律起源的研究必然在法律的开端中寻找证据，这证据既是我们在历史中了解到的，也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①从此，法人类学就从历史与现实两者中寻找到了合法性。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也即通常的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法人类学并不研究体质人类学的问题。法律人类学在英文中一般为legalanthropology与theanthropologyoflaw，也有称anthropologicalJurisprudence(人类学的法学)与theanthropologicalstudyoflaw(法律的人类学研究)，theethnographyoflaw(法律民族志学)等的。人们对法人类学有各种认识，有的认为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法律，有的认为是研究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的法律，②日本学者千叶正士(Chiba)将法人类学简单地定义为:“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学等立场对法的研究”③。这些认识都是较为原始的看法，也是法人类学最初作为学科得到承认时的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在法人类学作为一门自觉的学科出现以前的法人类学研究的现象，而且也发现人们已将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推向了一个广泛的领域。④可以说，这门学科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将我们引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区域，从而使法律多元主义的普遍事实成为理解法律行为社会中法律运作的主要因素或视角。现代法人类学可以说是一个与法实证主义法学对立的法社会学的一个别称，它的研究对象除了传统的领域之外，还涉及各种部门法的来源与变迁和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等。

从法律人类学角度来看，法律的背景是社会整体文化，必须通过对社会文化脉络的掌握来解释法律现象。社会组织、宗教巫术、习俗等与法律存在着密切的功能依赖，研究这些社会结构因素与法律的功能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律的本质。而就部门法来说，财产占有、继承、乱伦、通奸、谋杀、渎神及审判方式是法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法律人类学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揭示其文化形态和特征。这些问题许多也是现代民法、婚姻法、刑法与程序法的起源。而原始社会的纠纷解决的人员组成结构和社会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现代组织法与行政法的初步结构。

论文关键词：法律信仰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法律信仰与现代法治的关系，并就如何培养国人的法律信仰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法治国家的建设有所助益。

一、法律信仰与法治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国家或民族步入法治状态均须创设两个互相关联的条件，首先是要设计一套尽可能完善的安排和制度，这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条件。第二是作为法治“软件”系统的法律信仰，由于它深刻地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与性格，因而构成了法治得以实现的决定性条件。

作为公民法律素质之核心的公民法律信仰乃法治之精神内核所在。社会成员对法治的普遍认同、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社会思想基础。只有在公民的法律意识中注人法治的理念，使之上升为法律信仰，才能为法治提供坚实可靠的社会精神支撑。一种没有信仰支持的法治，只有法治的外表而没有法治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要走向法治化，那么只有培养和唤起人们对法律的献身与热忱，并把法律当作信仰的对象，惟其如此，法治才能得到人们内心道德信念的支撑，从而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法治化。故而，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无法实现法治。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提要]时下"道德法庭"屡见于和其他媒体上，本文针对《刘庄村有个"道德法庭"》的报道谈点自己的感想，对"道德法庭"的称谓提出质疑，并法院的"指导"行为对司法权的不良及原因，以凸现"道德法庭"与法治的冲突，进而对"道德法庭"提出几点初浅的建议。

[关键词]"道德法庭"现代法治司法权

一、引言

三月十六日人民法院报主编的《正义周刊》53期有一篇报道--《刘庄村有个"道德法庭"》。其主要内容是在沂蒙山区苍山县地处偏僻、落后、民情复杂的刘庄村由于纠纷不断，依行政手段很难治理，为此九八年在该县磨山法庭指导下成立了"道德法庭"，"法官"由村里的9名威信高的老干部、老党员、群众代表担任，他们以道德为评判标准及时、主动地处理纠纷和做思想工作，收到了显著成效，即"自’道德法庭’建立以来，该村没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无一人上访，有力地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稳定。"这篇报道图文具备、生动形象，而且很及时的回应了"以德治国"的号召，不失为一篇好报道。但它引起我更大的兴趣是该"道德法庭"在上的意义和对法治的影响。在此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二、对"道德法庭"称谓的质疑

我对"道德法庭"有似曾相识之感，甚或是一种不自觉的亲切感，这也许是多数同胞们的感受吧！因为人普遍有着一种的深厚的道德情节，特别是在"功利主义"兴起、"道德滑坡"现象显著的今天，这种亲切感更加浓厚，它好象使我们有了精神上的满足感。然而这些都只是一种感性认识而已，当我理性地面对它时，"道德法庭"使我想到了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专政时在广场上的道德法庭。在那里，道德成为审判的依据，法律化为乌有，许多人经过道德法庭的审判而成为断头台上的冤魂，却有无数法国人为之歇斯底里着。"起于反异化的道德理想本身发生异化，从神人同敬的理想实验国，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奢血国！"[01]时间往后推移近二百年，中国的中竟也演绎了类似的故事，以高尚的道德要求一切人，针对人的内心思想与道德进行批斗和审判，结果造成了当时中国人的普遍的不道德。这些泛道德主义观念造成的灾难足以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正因为如此刘庄村的"道德法庭"不可能是上述的真正的道德法庭，正如它的双引号所暗示的它是名不副实的和比喻性质的。这里的"道德法庭"只是在磨山法庭的"指导"下成立，司法人员只是对"法官"提供有关的法律咨询，并未直接参与，"道德法庭"的运作并无司法权的运用，它是一种类似与村民自治的组织而已。但是"道德法庭"这一称谓在媒体与日常生活中的热衷使用说明了在我们的意识或无意识中对"道德理想国"怀念。仅仅就这一称谓的使用无疑会强化国民的泛道德主义意识，能给中国法治之路造成不小的冲击。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了陈忠诚教授发起的对当时流行的"道德法庭"的质疑，并以此称谓的逐渐消失为凯旋。[02]现在"道德法庭"又有复出之势，足可见中国传统力量的巨大。在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质疑此称谓。由于早有前辈们充实的质疑，我在此就简单地概括几点"道德法庭"称谓的弊端以示强调。（1）称谓缺乏性和规范性，虽然它只是一个比喻，但其本身就带有着法律与道德不分这种观念，如果再在大众中推广分明是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观念。（2）称谓缺乏严肃性和准确性，容易误导大众，使民众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仰，甚至造成对法律的排斥。（3）称谓与市场经济观念不符。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在不违反法律的条件下追求正当利益，而不是以道德为主要的市场行为评判标准。它的使用会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德的建立。（4）称谓是"借用了法庭的名义，使其内容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法律的强制力量，从而制造出一种较有影响力的社会舆论，事实上达到了干预法庭公正审判的效果，影响了审判独立性的发挥。"[03]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的。

论文关键词〕儒家治国主张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我国法制建设是在深厚的儒家法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必须结合这一传统来进行。儒家治国主张以礼治、德治、人治为主体,它与现代法治有根本的不同。尽管如此,科学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为我国法制建设所用仍是必要的。

法制建设是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我国的法制建设又是在仍具生命力的传统法文化、法思想尤其是儒家治国主张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并对传统法文化进行批判吸收,只有这样,我国现实的法治建设才能事半而功倍。

一、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主张

礼治就是指根据礼的原则治理国家。礼包括自西周以来形成的一套礼节仪式、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按其实施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依靠刑罚而实施的各项具体而明确的制度与规范,其中包括法律制度。第二,依靠教化而实施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其基本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制度,它以”亲亲”、”尊尊”和”男女有别”等作为其基本原则。孔子极不满意当时”礼崩乐坏”的状况,竭力维护礼治,主张”为国以礼”,他竭力提倡仁者”爱人”,要求”克己复礼”,从而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手段,以”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成为整个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统治方法上,儒家主张道德教化高于法律强制,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或”以德服人”的德政,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而相对地轻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孔子将礼义约束、道德感化和行政命令、法律强制的作用进行了对比,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在他看来,用政令来治理,用刑法来制约,虽可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能使人不知道犯罪的可耻;用德化来治理,用礼义来约束,百姓就会感到犯罪的可耻而自愿服从统治。这种”德治”表现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是主张先富后教,即先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然后再进行教化;表现在政治措施上,是先惠后使,即先采取减轻控制和赋税等怀柔措施,然后再驱使;表现在统治方法上,则是德主刑辅,反对专任刑罚。

现代法治是西方的产物,其意义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所赋予的,它起源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运动,直接源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古典自然法学。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应该说他们主张的从自然状态到自然权利,从自然法到社会契约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在这种理论前提下,古典自然法学提出了一系列合乎资产阶级要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理论,具体地说,这些理论有人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主权在民理论、分权理论和法治理论。古典自然法学的这些经典理论在历史上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待革命取得胜利后,它已凝固成西方宪政制度的理论基石。二百多年来,在这种以古典自然法为基本内容的宪政制度的导引下,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回顾中国的过去,事实上,中国法治的发展也一直受西方古典自然法的影响,而且,在未来的几十年,要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搞法治现代化建设,仍需大力弘扬古典自然法学的经典法治理论。

西方对于中国的冲击开始于鸦片战争,战争的失败让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正确认识西方,西方列强能够打败清王朝,是因为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清王朝的落后,它们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军舰和大炮。它们要战胜西方列强,就要学习他们的科学和技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人——魏源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可在中国第一位真正开始认识西方民主法治理论的起源于严复,它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近代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法律的著作,其中就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他译作《法意》,而将这种理论应用到实践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运动。应该说运动的理论根源是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他的三权分立的理论在康梁的著作中就有,康梁的君主立宪思想也是来源于古典自然法学家的法治理论。运动失败后,法制理论和实践的精神由沈家本来继承和发扬的,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主持修订了《大清新刑律》和《大清律令》,制定了《大清商律草案》和《刑事、民事草案》。尽管沈家本的变法受到所谓“礼教派”的反对,他所起草的法律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灰飞烟灭,但是正如人们常说:“只要为以后的改进打下坚实的基础,那还怕最终的结果被完全否定?”沈家本以西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精神却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到孙中山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封建制度,他的“五权宪法”的思想是对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发展,他的“三民主义”直接来源于美国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但最终来源于卢梭的“暴力革命、人民主权和直接民主”思想。他已经认识到,要实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他要打破旧的国家政权,建立起允许这种法律制度存在的政治制度,于是,他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确立了“临时约法”。

孙中山之后,西方民主和法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直至现在都是从两个方面发生作用,其一是国民党的法律,在20世纪20~30年代,它们有了“六法全书”,但由于当时的战乱,这些法律直到1949年都未起到作用,1949年后,它们到了台湾,其法律发生了好多变化,但法统依然保留了下来。今天,我国的许多民法学家借鉴了大量台湾法学的著作,这种体系的印记一直存在,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台湾的法律,找到大陆法系法律的影子,而现代大陆法系又源于法德的法律传统;近年来,台湾的法律受英美法系的影响较大。事实上,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法律传统,都渊源于体现民主和法治精神的古典自然法学。其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在这方面,西方的古典自然法学对我们的影响是间接的,我们的原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马列主义来源于西方。“尽管马克思的理论与古典自然法学的理论有很大差别,但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马克思的态度一向是批判地继承,人民主权的思想、暴力革命的思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的思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和议行合一的思想等等,都与卢梭和康德的理论有着理论上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现在的民主和法治的理想追求是由西方近代自然法学家们所创立的。

自80年代以来,我们开始了中国现代法治的时代,在2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建立起了我国基本的法律体系和框架,建立起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我国人民的法治观念初步转变,出现了一批法学专家、学者,真可谓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我们立法的权威不够,立法的质量不高,数量不足;我们执法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还很严重,我们的司法实质上并不独立,因为他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和独立的人事制度;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的社会环境条件不良,人口总体文化水平低,法治观念淡薄且极不健全,相当多的人民把法律看作是管制和约束自己的工具,无形中就产生了与公检法的对立状态。这一切都是我们前进中的困难,但困难不可小视,如处理不好这些问题,要么我国的法治现代化倒回到人治、德治的老路上,要么会走向极端民主化。要正确地解决这些困难,首先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症结,然后对症下药,因为这样才可避免对中国法治现代化思考犯方向性的错误。经过二十几年的法治建设,人们认识到,一种完善的制度背后,必然需要某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来追求和支撑。于是人们得出结论便说:“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缺乏一种类似于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传统,这一缺乏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缺陷。”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宗教传统的缺乏,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得不到价值理念的支持,因此,这便是我们能够将西方的法律制度移植进来,却无法让它开花结果的根本原因。这种话中隐含有两种主张,反映出可能导致的两种倾向,实行“基督教救国”或者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推演出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理性来。笔者认为,“基督教救国”不适合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它是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主义,其被西方近代自然法学吸收了合理内核后早已抛在了一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的核心是“忠孝”二字,这种理法文化是一种以追求伦理为目标,以义务为核心的本土文化,所以它不可能具备向现代化法治转化的条件,另外,我们也没有必要非得在本土资源中搞出一套自成一体的中国法学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由于经济与科技的迅猛发展,国与国之间已经不是封建时代闭关自守的局面,而是日益全球化、国际化。

因此,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我们不在于用“基督教救国”,也不在于挖掘“本土资源”,而是要首先着力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实践和人类先进法治文明与法的时代精神以及国际发展的潮流相结合。具体地说,建设我国法治国家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公民的法律价值观念淡薄、司法权力运作不独立、人大监督职能虚置和“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没有制度保障。总而言之,就是公民的法治观念淡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这二者事实上是一对矛盾,我们知道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的背后要存在适合这种制度生长的土壤,要有素质较高,法制意识较强的人来维护,要靠理性主义来支撑,换句话说,要想在中国取得民主和法治现代化的最终成功,我们要首先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然后逐步推进制度变迁,因此弘扬古典自然法学的经典法治思想就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权利本位思想、主权在民和权力制约的思想及法律至上的观念”更应不遗余力地长期不懈地用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弘扬,以提高国人的法律意识,增强国人的法制观念,使这些意识和观念渗透到国人的骨头和血液里,内化为国人的价值理念,从而为中国法治现代化造就适合其生长的土壤,让它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

〔论文关键词〕克林顿排闻弹勒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要〕被人们称之为“历史性审判”的克林顿排闻案或弹助案早已落下了帷幕，但值得人们回味的却很多，尤其是时现代法治的思考。本文认为此案中体现出的权力制衡、程序的完备、媒体的监督、人民利益至上、人性假设及党派政治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现代法治的合理性或局限。这对正在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案情简介

1998年初，24岁的前白宫女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在一个酒吧里把她和克林顿的性关系及克林顿指使她作伪证的经过从头到尾和盘托出。这不仅被女友特盖里偷录了音，而且事先在酒吧周围布有六名联邦特工人员监听。随之新闻媒体大炒。

为“白水”案和琼斯案而劳命伤财的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闻讯后如获至宝，立即着手调查和传唤等，1998年8月17日大陪审团对克林顿进行了讯问，9月9日斯塔尔将一份详细调查报告交给国会，经国会同意，该报告于9月H日上了因特网，9月21日国会公布了克林顿接受大陪审团调查的录像。

接着国会启动了弹劫程序。12月19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简单多数票通过了弹幼克林顿的两项条款，即克林顿在绊闻案中“作伪证”和“妨碍司法”。最后审判始于1999年1月7日，在最高法院的首法官伦奎斯特的主持下，先是13名众议员作为公诉人和白宫律师作为辩护人分别对克林顿进行弹幼指控和辩护。接着参议员作为陪审员通过伦奎斯特提问、传唤证人和进行秘密辩论。2月12日参议院在对此案的最后表决中，由于议员在参议院的比例较高，弹幼克林顿的赞成票无法达到法定的2乃多数票。故克林顿最终没有被弹劝。

[提要]本文提出观念更新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义；概括分析了法治政府的六个要件，即有限政府、法制统一政府、透明廉洁政府、公正诚信政府、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概括提出了行政公务人员应当树立的现代行政法治观念，即宪法至上、尊重人权、行政权限、行政民主、行政服务、政府诚信、行政程序、监督责任、权利救济、法治渐进等十种观念。

[关键词]依法行政法治政府行政公务人员现代行政法治观念

（一）

国务院于今年3月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并于近期修订了《国务院工作规则》，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行政许可法》也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这些都是坚持执政为民、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宏大系统工程。那么何谓法治政府？一般认为至少应具备如下6个要件：一是行政权力受到有效约束，建立起权力有限政府；二是能够保障市场自由，建立起法制统一政府；三是政务公开、规范，建立起透明廉洁政府；四是遵循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办事，建立起公正诚信政府；五是坚持便民、高效的现代管理原则，建立起服务型政府；六是不断完善监督与救济机制，建立起责任政府。这六个要件是相辅相成、互系互动、有机构成的。

（二）

通过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起法治政府，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建设法治政府这一宏大系统工程中，需要制度创新，但首先需要观念更新。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观念指导，既不可能推出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所要求的制度创新，而且有了科学适用的行政法律制度也不可能得到正确实施。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对于客观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会有不同的法律实施效果。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现代法治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现时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即有别于日常政治的宪法政治时期，因此，政治国家的问题是我国宪法的理论基础，目前法学界倡言的法治主义属于一种市民社会的规则之治，但如何把法律人的法律上升为政治家的法律，或者说如何处理民法与政治法的关系，是当前我们国家宪法政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对此，欧洲大陆国家的公法理论和英美传统的阿克曼的宪法政治学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新视角。

关键词：宪法政治、非常时期、日常政治

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的百年路程中，总是历经坎坷、九曲轮回，少有英美国家那样的民族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本于自己传统的与"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1]英国这个老大的自由宪政的国家，它的兴起和发育得益于自发的自由经济秩序，其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性格的塑造与它的法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像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内生于自由的内部规则，传统的普通法在推进英国的政治变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对于英国具有着广泛的解释力，[2]基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主义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内在基础，是英国率先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由宪政国家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一个隐含在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背后的隐秘主题，虽然议会斗争和光荣革命是深刻的和剧烈的，但国家法治问题一直没有转化为成文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politics）[3]。

从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虽然它在立国之际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生死抉择，但当时一批伟大的联邦党人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宪法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代的法治主义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摆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面前，正像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4]由此看来，政治国家问题是美国宪法的头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宪法政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它的成就已经为数百年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实。

相比之下，18、19世纪的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英美国家那样顺利，国家政治问题总是犹如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悬于它们的头顶。从经济上看，法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没有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达，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国民经济，而德国更是落后，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反映了德国的经济现状，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以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法治主义在法德国家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统治能力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长期强化国家权威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无论是法国历史上屡屡创制的各种宪法，还是德国历史上从"治安国"、"警察国"到"法治国"的各种演变，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国家在上述两个大陆-罗马法系国家中的核心作用。

历史地看，500年来，以法德为主的大陆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走的是与英美宪政主义不同的道路，尽管时至今日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机遇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且即便是今天，两类国家的国家性格仍然具有着很大差别，特别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草创时期，其立宪政治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宪法政治在它们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固然，在政治上，审慎的选择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但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不能说英美的道路行不通，但它们更多的是有待于机遇和时机，而法德国家增生过程中的教训与经验却是血与火那样地激荡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