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范文10篇

1.无罪推定的历史背景

无罪推定源于古罗马诉讼中“有疑，当有利于被告人之利益”的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即无罪判决。后来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地位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这一思想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首次成为法律原则被载入《人权宣言》。其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法律乃至一些国际性文件以不同的方式确定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先后加入《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无罪推定思想。

2.无罪推定的内涵

无罪推定主张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判决之前，即在判决前的侦查、审判阶段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而在法院最后判决阶段如果控方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有罪则应判其无罪。在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无法确定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被告人依法享有沉默权，其拒绝陈述不应作为有罪的依据，被追诉人享有诉讼保障的权利，禁止对被追诉人和证人采取刑讯逼供、骗供和诱供等措施，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侦查、追诉及审判机关负有全面调查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职责，其所调查收集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可靠程度，排除合理怀疑。

3.无罪推定的规则

疑罪从无规则，即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有罪时，应当作无罪处理。我们对任何案件的认定必须依靠确凿、充分的证据，如果达不到证明标准，就会形成疑案。根据疑罪从无规则，疑案在判决上应宣告无罪。其实很多时候面对疑案，是选择错判还是错放，涉及到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现代司法公正主要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即个案公正，司法活动应当围绕个体个案进行。尽管我们的错案率对于司法机关来说可能只有千分之几，但是对于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遵循疑罪从无规则，必然会放纵一部分真正的罪犯，但如果我们把疑案都按照有罪处理，就会冤枉许多无辜的人。放过坏人和错杀好人之间，我们应该宁纵勿枉，即使放纵了某些真正的罪犯，也决不能错杀一个好人。放过的罪犯可以再抓回来，而错杀的好人将永远是一个遗憾。这是现代司法观念的必然要求，也是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近几年来，我国法学界曾就无罪推定原则能否在我国适用的问题，展开过引人注目的讨论。本文拟就这一原则的合理性及重要性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一

无罪推定与逻辑推理——论无罪推定原则的独特作用

无罪推定是否应该被确立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有的同志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这些同志所提出的一条基本理由是：无罪推定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进步作用，但它同时也具有主观片面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不但包括了无罪推定所具有的某些积极内容，而且比无罪推定更合理、更科学，因此，无罪推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诚然，实事求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把无罪推定和实事求是放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作为法学特有原则的无罪推定是无法用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原则取代的。

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在审判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整个审判过程可分为审查和判决两个阶段。审查是审判机关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判决则是根据审查结果作出相应的法律结论。当审查结束时，审判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共有三种可能的结果：其一，确定的结果：查明被告有罪；其二，确定的结果：查明被告无罪；其三，不确定的结果：案件事实难以认清，定罪证据不足，同时又不能排除被告犯罪的可能性。

近几年来，我国法学界曾就无罪推定原则能否在我国适用的问题，展开过引人注目的讨论。本文拟就这一原则的合理性及重要性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一

无罪推定与逻辑推理——论无罪推定原则的独特作用

无罪推定是否应该被确立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有的同志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这些同志所提出的一条基本理由是：无罪推定虽然在历史上曾有过进步作用，但它同时也具有主观片面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实事求是原则不但包括了无罪推定所具有的某些积极内容，而且比无罪推定更合理、更科学，因此，无罪推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诚然，实事求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把无罪推定和实事求是放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作为法学特有原则的无罪推定是无法用实事求是这一哲学原则取代的。

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在审判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整个审判过程可分为审查和判决两个阶段。审查是审判机关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判决则是根据审查结果作出相应的法律结论。当审查结束时，审判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共有三种可能的结果：其一，确定的结果：查明被告有罪；其二，确定的结果：查明被告无罪；其三，不确定的结果：案件事实难以认清，定罪证据不足，同时又不能排除被告犯罪的可能性。

摘要：“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熟是熟非？在刑事诉讼中出现了“疑罪”，如果实行“无罪推定”，也就是没有使犯罪分子受到惩罚，也即放纵了犯罪分子，但是却没有冤枉好人；如果实行“有罪推定”，则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确实使犯罪分子受到了惩罚，二是没有使真正的犯罪分子受到惩罚，但却使没有犯罪的人受到了惩罚，冤枉了好人，这就既放纵了犯罪分子，又冤枉了好人；三是没有使犯罪分子受到惩罚，而是使没有犯罪的人受到了牵连但由于“罪”疑而不敢轻易重判，从而“从轻”了，或长期羁押了，这实际也冤枉了好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引进沉默权，因此，还不能说我国已经全面地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前者是根据经验法则对事实进行合理的推断，它实际上就是指合理的事实认定；后者则分为“可以推翻的推断推定”和“不可推翻的推定”。无罪推定就属于法律推定中的“可以推翻的推定”，它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加于控诉方身上，而使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免证的特权。以上两条规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被控方相对于代表国家使行司法权的司法机关来说，被控方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疑罪从无规则的确定正是从保护弱者权利出发的。大家对此规定认识不统一：最高法院认为是“罪从判定”原则，最高检察院认为是“无罪推定原则”，一些学者认为，它体现的是一种没有全部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法律“是以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的”，否则它就会行不通。一、无罪推定的概念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法院没有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以前，不得认为其有罪或者应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熟是熟非？学界和司法界一直在争论不休。赞成观点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能在刑事诉讼中有效地保障人权，特别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和辩护权；反对观点者认为，无罪推定不仅不利于打击犯罪，放纵犯罪分子，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相违背。其实，熟是熟非，那种观点最有意义，道理很简单。在刑事诉讼中出现了“疑罪”，如果实行“无罪推定”，也就是没有使犯罪分子受到惩罚，也即放纵了犯罪分子，但是却没有冤枉好人；如果实行“有罪推定”，则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确实使犯罪分子受到了惩罚，二是没有使真正的犯罪分子受到惩罚，但却使没有犯罪的人受到了惩罚，冤枉了好人，这就既放纵了犯罪分子，又冤枉了好人；三是没有使犯罪分子受到惩罚，而是使没有犯罪的人受到了牵连但由于“罪”疑而不敢轻易重判，从而“从轻”了，或长期羁押了，这实际也冤枉了好人。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对封建社会普遍实行的有罪推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在司法诉讼制度方面，摒弃封建法制的有罪推定，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是司法文明战胜司法专横，刑事诉讼制度走向民主化的标志。我国19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但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未引进沉默权，因此，还不能说我国已经全面地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二、无罪推定的涵义及内容无罪推定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推定。所谓推定，是指由前提事实推认结论事实的一种证明方法。推定分为“事实上的推定”和“法律上的推定”两种。前者是根据经验法则对事实进行合理的推断，它实际上就是指合理的事实认定；后者则分为“可以推翻的推断推定”和“不可推翻的推定”。“不可推翻的推定”是一种拟定的推定，当事人不能通过反证的方法加以否定。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证据法则，而是一种实体法规则,而“可以推翻的推定”则是一种纯粹的证据法规则，由于法律允许当事人通过举出反证加以推翻，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明责任的分配机制，它将法定的反证负担加在另一方当事人身上，而享有推定利益的当事人则可以免除举证的责任。无罪推定就属于法律推定中的“可以推翻的推定”，它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加于控诉方身上，而使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免证的特权。在民事案件中，就推定被告人不负有责任；在刑事案件中，就应推定被告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控方举证规则。从有诉讼制度开始就存在举证的问题，古罗马诉讼法中对于证明责任有两条古老的规则。（1）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由主张的一方承担，否定方不承担证明责任；（2）双方都提不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以上两条规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是举证规则的一般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作为国家追诉机关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控方就成了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控方有提出证据的义务，被控方没有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的义务，控方提不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控方有罪，控方承担败诉责任。在推定被告人无罪的前提下，控方一旦向法院提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主张和要求，就有义务推翻无罪推定，证实有罪成立，如果控方不能证实被控方有罪，或者没有将被告人有罪这一结论证明到法定的证明程度和标准，根据无罪推定这一前提必将导致对被控方的无罪判决。2、疑罪从无规则。在刑事诉讼中，被控方相对于代表国家使行司法权的司法机关来说，被控方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疑罪从无规则的确定正是从保护弱者权利出发的。疑罪从无，是指被控方被指控罪行未被证实之前，不得将被控方视为是有罪的，证实不了被控方有罪，就应判决被控方无罪。在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运用要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出发，对有罪证据存在合理怀疑不能排除时，应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对被控方是否有罪难以确定时，应判决被控方无罪。对被控告方所犯之罪为重罪轻罪难以确定时，应判被控方所犯之罪为轻罪。对被控方的部分罪行存在疑问，存在疑问部分罪行不能成立。对被控全部罪行达不到证明标准，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全部罪行不能成立。[1][2][][]3、沉默权规则。沉默权最早起源于英、美、法等国家，并逐渐被大多的国家所接受，不少国际文件对沉默权也有规定。沉默权最早是做为一种辩护理由来对抗刑讯迫供等不人道审讯方法而产生的，随着沉默权的广泛适用，现在很多国家已把沉默权视为一项自然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沉默权的基本含义是指被控方面对侦查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讯问，有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的权利，以沉默的方式进行防御，避免因不利的供述导致被处以刑罚或者被重刑罚。沉默权规则加重了控方举证责任，要求控方不能强迫其自认其罪，从而赋予被控方更强的自我防御力量，抑制刑讯逼供的产生。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沉默权进行相关的规定。三、无罪推定在我国的现状无罪推定原则是否是一项诉讼原则已被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在国内存在很大争议。1996年3月1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中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大家对此规定认识不统一：最高法院认为是“罪从判定”原则，最高检察院认为是“无罪推定原则”，一些学者认为，它体现的是一种没有全部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第十二条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而且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显然是认为犯罪嫌疑人有义务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违反义务必然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就可能导致惩罚，而刑法学界许多学者认为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应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与无罪推定要求是不一致的，也显然违背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但总体上说现行立法贯穿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因而应当认为第十二条为无罪推定原则，尽管很不完善，还不到位，产生这种状况的多种原因中，无罪推定原则观念意识的淡薄是其主要原因。只有个人违反了人们共同的生活规则，才能受到公权力的惩罚，而这一违反必须是一定程度上的违反。法律“是以对人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的”，否则它就会行不通。尽管某一法律制度对人权的体现会随时代和人的要求不同，但没有对人权加以体现的法律制度是很少见的，现代文明对人权的表现已是淋漓尽致，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各国立法确认和保护。我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束缚人权的，因而人权观念发展比较缓慢，这就要求执法者和司法者人权观念的提高，依照法律去对公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不是相反，“程序正义”应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四、完善无罪推定的措施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制度设计上还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所以，要完善无罪推定原则必须首先从转变思想和完善制度上入手。（1）树立程序优先的执法意识，更新执法理念。司法公正的核心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有利保障，在诉讼过程中要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坚持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改变原有的诉讼价值取向，侧重于保证无罪的人不被无追究。增强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主性，保障当事人充分参与诉讼，，通过程序的正当化来吸收当事人的不满。（2）吸取先进的诉讼制度，抓紧制定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现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正在制定当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在运用证据时无据可查，只能运用“自由心正”去辨别证据的真伪，但我国司法工作人员素质偏低的现状决定了出现较大偏差的风险。制定沉默权规则，可以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防御力，减弱口供的证据地位，从而避免为套取口供而进行的刑讯逼供。总之，司法公正的核心是程序正当。而无罪推定原则正是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正当的一个重要环节，纵观世界各国尤为英美为最，无不强调限制司法机关权力以防止其滥用，以及强调保护个人权利以抗衡强大的国家权力。我国的刑事诉讼从历史上来看一直都强调惩罚犯罪，即追求实体真实，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正当程序的重要性，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控制犯罪”。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使得我国引入的无罪推定原则与西方国家相比相距甚远。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目前没有确立沉默权，而“沉默权”的确立，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无罪推定”原则与其说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毋宁说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应当努力地去追求一种民主、法治相统一的社会环境，呼唤国人的权利意识，突出强调正当程序的重要意义，以求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亦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为国际公约确认用以保护基本人权的一项刑事司法准则。在现代社会，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在各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中具有不可动摇的法律地位。

关键词：宪法；无罪推定；原则；刑事诉讼法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其效力远高于刑事诉讼法将无罪推定作为一项宪法原则载入立法，其目的在于限制国家运用强制手段威胁个人生命、自由、财产等基本权益，保障个人相对于强大的政府的独立、自治的主体地位。虽然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受益者主要系指已进入刑事程序，正处于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惟其同时亦要求阻止国家随意采取程序外的措施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然而，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民主精神及法治传统，无罪推定原则始终未得到立法者的承认。虽在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但是对于无罪推定的入法，始终停留在作为部门法的刑事诉讼法上，故而即便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无罪推定原则及其相关制度的入法上能够获得突破，亦将面临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母法的宪法却在无罪推定原则上只字未提的尴尬。

1无罪推定原则在宪法中的地位

美国联邦刑事司法体系中，刑事被告人在接受刑事审判前不允许保释(bail)的审前羁押制度(pretrialdetention)，是一种在司法审判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制度，旨在确保刑事被告人出庭应讯接受审判，并保障社会大众的安全。相对的，保释制度系为确保被告人将来可以出庭应讯接受审判，对于符合法律所规定的一定保证条件者，暂时停止其羁押而将其释放，用以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诉讼防御权。刑事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应系刑事法领域中，最重要基本且理应被尊崇的最高指导原则。因刑事案件被逮捕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尚未正式定罪前，应享有无罪推定原则的保护；但并非每个刑事被告人在审判定罪前，皆不能对其相关的基本权利施加限制。为刑事审判的顺利进行，使真正有罪的人得到相应的惩处，同时维护大多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国家必须采取相关特定的行为措施。现代社会对于犯罪行为的追诉处罚，主要系透过国家行为为的，始具有合法性及正当性；是以，不可否认地，现代国家基于各种目的及理由，必为一定的国家行为，而每种国家行为中的准据与其对人民权利的影响，程度上亦可能有所不同，亦因各种国家行为中，不同的行为具有不同的目的、行为尺度及标准，宪法上亦有不同的要求与审查标准。国家刑罚权的发动，相关法律规范与司法审判程序与判决结果皆必须合乎宪法的要求。

国家所发动行使刑罚权的相关刑事行为，不仅具有强制性且严峻，对于人民生命、自由、隐私、财产等重要基本权利皆有重大影响。亦因此宪法对于国家刑事行为的审查及要求亦最为严格。相较之下，行政行为便无如此严格要求与审查标准。国家为了保护社会人民的安全，或追求行政效率考量下的各种行为，基本上均具有正当性目的，但国家行为不仅仅系具有正当性即可，国家行为的手段与目的上仍须有合理性的关联性始可，基本上皆须符合宪法层次的规范，换言之，国家行为并非仅系合乎正当性即可无限制地任意扩张国家权力。

【摘要】刑事推定制度是时下刑诉法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然而理论纷争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并没有很好厘清，为此有必要提出并论证如下几个重要命题：推定不是诉讼证明，而是诉讼证明的替代方法；刑事推定与无罪推定、有利被告原则并不矛盾，而是这两项原则的例外；刑事推定不是首选规则，而是末位规则；刑事推定不会导致证明责任倒置，但会引起证明责任转移；刑事推定的目标是法律真实，而不是客观真实。

【关键词】刑事；刑事推定；证明责任；法律真实

【正文】

近年来学术界对推定这一确认案件事实的特殊方法展开了初步研究。司法实践部门也因为其所具有的减轻证明负担的功能而对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然而，推定制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欲使其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以推动刑事推定制度的立法进程，有必要澄清其中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

1．推定不是诉讼证明，而是诉讼证明的替代方法

有不少学者将推定视为司法证明的一种方法，认为推定是证明的重要方法之一：“推定是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所谓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也就是司法证明的特殊方法。”[1]我们不赞成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推定不是证明，也不是证明的特殊方法，而是司法证明的替代方法，是司法证明的例外。

摘要：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从法律价值上判断国家对刑事司法侵权造成损害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和标准，对于确定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及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赔偿，无论从立法背景看，还是从有关规定看；无论从国家赔偿法总则的规定看，还是从刑事赔偿的具体规定看；无论从立法技术，还是从立法原意看；其所确立的惟一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

关键词：刑事赔偿；归责原则；违法原则

一、存疑案件赔偿问题及其争议的产生

所谓存疑案件是指检察机关依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作出的不起诉案件和人民法院依据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而作出的无罪判决案件以及实践中因证据不足而撤案的案件，也即所谓的存疑撤案、存疑不起诉和存疑判无罪三类案件。

存疑案件赔偿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国家赔偿法》施行后，全国人大对1979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的修订。修订前，由于存在类推制度，没有实行更加严格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证据不够充分的案件，一般采用存疑从挂或存疑从有处理，司法实践中没有所谓的存疑案件，相应地也就不存在存疑案件的赔偿问题及其争议。修订后的《刑法》实行罪行法定主义，取消了类推制度；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行更加严格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实行疑罪从无，同时放宽了逮捕条件。因此，司法实践中便出现了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而作出的存疑而终结刑事追诉的案件即存疑案件。

对于因存疑而终结刑事追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曾经被羁押，释放后提出赔偿申请的，是否应给予赔偿？对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争议都非常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对此所作的司法解释也很不一致，使得存疑案件的赔偿问题成为学术界、实务界的热点和难点问题。2003年1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关于黄友谊申请石台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赔偿一案的批复》中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对该刑事案件审查程序的终结，是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作出的决定。从法律意义上讲，对犯罪嫌疑人不能认定有罪的，该犯罪嫌疑人即是无罪。人民检察院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应视为是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认定无罪的决定，同时该不起诉决定即是人民检察院对错误逮捕行为的确认，无需再行确认。”故认定“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赔偿请求人黄友谊申请石台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赔偿一案程序合法，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池法委赔字第01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年4月15日，最高检察院在《关于黄友谊刑事赔偿案的批复》中指出：“黄友谊因证据不足被不起诉而申请国家赔偿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第八条之规定，石台县人民检察院对黄友谊的申请事项依法不予确认，池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予以维持，符合《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对于赔偿义务机关不予确认的案件不应当进入赔偿程序，作出的赔偿决定，不发生法律效力。”

[内容提要]疑罪从无原则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原则，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在我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对此问题的理解与应用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本文通过对疑罪从无原则理论上的探讨，以及如何在司法实践应用该原则的论述，揭示疑罪从无原则的理念，重点探讨疑罪从无原则的应用，提高司法人员运用该原则的能力，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引言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证据主义是支撑刑事诉讼的主要支柱，对于被告人定罪量刑，必须依据确定、充分的证据作为基础，否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施以刑罚。在刑事侦查、起诉和审判中，对于缺乏充分证据的案件，应当及时作出处理，不能久拖不决以致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我国从法律上规定了存疑案件的处理原则，在当今的学术界对于如何运用疑罪从无原则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司法实践上的作法也千差万别，确有探讨之必要。

一、疑罪从无原则的由来与内涵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时由于主、客观原因，往往对有些案件的事实未能查得水落石出，出现了疑难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应当如何处理，不同的诉讼制度做法不一。在封建专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有罪推定，对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有”的处理原则，即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仍然问罪并处以刑罚。这是封建专制社会野蛮、落后、践踏人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反映。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来的，1764年7月，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了无罪推定的理论构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现在无罪推定原则已经被载入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当中，或被国际性文件所采用，1998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刑事诉讼中法中首次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视为无罪。因此，当被告人有罪疑而不能证明时，以无罪处理；当被告人罪重罪轻难以确定时，只认定证据充足的轻罪。所谓的疑罪从无原则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犯罪，既无法证实其有罪也无法证实其无罪的情况下，不认定被告人犯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处理结果。

二、对于疑罪如何处理的二种观点的分析

五年前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去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今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

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有罪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根源

1.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他们动辄对嫌疑人施以杖责、鞭笞等手段,使嫌疑人难以忍受痛苦而交代司法官员想要的口供,这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部分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摘要：虽然刑讯逼供已被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在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已是当务之急。应当分析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参照国外相关立法，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等一系列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体制及证据规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关键词：刑讯逼供无罪推定沉默权

五年前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去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今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有罪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