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范文10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对于该条规定的含义学术界争议很大，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

无效说是建立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基础上，将无权处分行为一概视为无效行为，这一观点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主张，属少数说；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上，区分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物权行为因无权处分人不具有处分权而效力待定，之后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权处分人最终没有取得处分权而导致物权行为无效，债权行为效力仍不受影响，这些观点可谓目前的有力说；效力待定说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效力待定，它建立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上，这一观点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通说。本文力图从债权形式主义已经确认为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的角度出发，来说明效力待定说是符合我国国情和法制背景的一种观点，从而讨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以及无权处分行为与各制度之间的协调问题。

一、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以上三种学说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认识差异，但在更深层次面上，它们的逻辑前提已然有异，它们代表着论者对我国物权行为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上认识的差异。所以，要分析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必先要选择一种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基础，笔者认为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理解时，应采用债权形式主义作为其逻辑前提。

（一）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局限。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及债权形式主义，为近现代各国民法关于物权变动的三种基本理论学说。此三种学说中，债权意思主义又称为意思主义，以《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为典型代表。债权意思主义认为物权变动为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不承认有所谓物权行为，所有权的转移以债权契约为根据，既不须另有物权行为，也不以登记和交付为生效要件。

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物权交易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家公权力对于物权交易和个人意思的干预”，同时，债权意思主义对于第三人极为不利，当事人双方只要存在意思表示即发生了物权变动的效力，“这种结果使社会和第三人不能从外部明了当事人之间是否发生了物权变动，以及物权变动的具体时间，从而使物权变动的法律关系难以清晰地为社会第三人所知悉。”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无权处分的构成要件；无权处分的内在特征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行为人实施了处分行为、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实施处分行为、行为人无处分权、行为人实施了处分行为。处分行为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形下有不同的含义、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处分、广义上的处分,仅指法律上的处分,也包括了上述各种处分财产,能够导致权利的设立和移转的处分、狭义上的处分,主要是指法律上的处分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无权处分的构成，必须具备以下要件：

第一，行为人实施了处分行为。

处分行为是以物权及其它财产权的变动为直接目的的法律行为。无权处分的构成，以行为人实施处分行为为限，如果行为人仅实施了负担行为，则不论其是否享有处分权，均不构成无权处分。

第二，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实施处分行为。

如果行为人以他人名义为处分，则构成，即便行为人未经他人同意（不享有处分权）即以他人名义为处分行为，也仅构成无权，不属于无权处分。以自己之名义或以他人之名义为处分行为，是无权处分与无权在处分行为上之区别所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依反对解释，在权利人不予承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没有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无效；依体系解释，在权利人追认前或者无处分权的人取得处分权以前，该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因为该制度所涉及的民法理论很多，“可谓是法学上的精灵”，现就这一制度进行简单分析。

一无权处分的概念之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法律关系

所谓处分，是指以引起民事权利的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具体到物权变动，处分行为就是指以引起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无权处分行为违反了法律关于禁止处分的规定，并可能会损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

起码在本文作者看来，无权处分行为在中国采如上的定义应该是可欲的。因为就现实而言，此种债权形式主义的思考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思考方式。当然，有学者对我国民法上是否存在物权存在不同看法。他们论述的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第72条“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移转，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他们认为，如果不承认物权行为，为什么不象法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规定在债权契约成立时，买卖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就移转而等到交付时才移转呢？依照savigny的看法，他们认为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因而认为所谓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是说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完全分离，独立存在。诚然，“因法律而发生的物权变动，除意思表示外，尚需践行一定的事实行为，作为物权变动的表征，以达公示之目的。”但是由于它具有所谓的“二象性”，因此我们在强调其中的意思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它的事实属性。（为什么它有两方面的属性而只强调其一端呢？）实际上，交付行为其中必然包含有意思表示因素，此种意思表示在未受到法律调整时必然采取默示或践行的形式，这正是物权行为概念据以建立的理论根据。将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独立出来，甚至要求它以书面形式成立或令其构成实在的行为，必然留下这样的矛盾：在这一意思表示之后而践行的事实交付中比如仍含有意思表示因素，这岂不又要形成次一级的“物权行为”，如此循环往复，只能导致无穷尽并且无意义的理论抽象。另外，物权行为中确实含有意思表示因素，但这一表示因素并不具有独立的内容和设立期待中的法律关系的实际意义，因此谓之与完全意思自治的法律行为等同，实难自圆其说。还有，该文章题目中所写的是存在，或者说是承认，但是如果仅从立法中有限的条文中来推论，而没有从相应的司法解释和现实中大量司法实践的角度来考察，不能不说是失之偏颇的。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物权行为独立性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否则类似连环出卖、出售将来之物等现象将无从解释。其实在本文作者看来，其前见中已经隐含了一定的价值评判，因为民法是用来描述、解释业已存在的客观世界的，采用何种模式/主义必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背景以及立法者的主观价值判断。既然立法者、司法者是去“发现”法律而不仅仅是就其事实予以客观化的记述，那么价值考量在此过程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虽然不为人们所留意，其判断过程中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其实，类似连环出卖，出售将来之物等现象完全可以用债权形式主义来说明，同时也可以使物权理论清晰简单。

就无权处分本身而言，存在着三层法律关系。在无权处分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中，一是，在财产权利人与无权处分人之间，因后者擅自处分前者财产而形成的法律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的形成是基于法律对主体财产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定，权利人凭其财产权利可以直接支配该标的物并可得以排除他人的干涉，因此这一法律关系实质上是物权法律关系。二是，在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基于双方的合意，形成了以请求特点的相对方为特定给付行为的债权法律关系。三是，基于以上的债权法律关系，无权处分人在法律上有移转无权处分物于第三人的义务，该第三人有依交付或者登记取得此项财产的权利，受让此项财产权利的行为实施完毕并获得法律认可，依据法律关于财产权利效力的规定，第三人就享有了直接支配受让物并得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此为物权法律关系。从这三个法律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财产权利人享有该物的所有权（严格的说，应是在财产权利移转于第三人之前或虽已移转但第三人主张善意取得保护不成立的条件下），那么他当然可以行使由物权当然而生的物上请求权来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返还无权处分物。它的理论基础在于确定所有权的归属，定分止争应是物权法的当然任务和使命，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确定所有权的归属才可能使人们产生正常的稳定的心理预期，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交易秩序。

关键词：票据行为票据票据无权票据责任

内容提要：其实，这一貌似简单的问题背后蕴涵着深厚的民法理论与商法技术问题。尤其是无权的不同情形中，法律的天平始终在被人与善意持票人之间摇摆。票据是文义性证券，在很大程度上，票面记载决定了票据权利和责任。但在票据问题上，票据的文义性受到了挑战，因为有权无权是不能从票面上体现出来的。因此，如何在票据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本文试图论证的问题。

由于票据附随于日益广泛且复杂的贸易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票据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一个市、一个省乃至一国界。因此，票据当事人实施的票据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制度、时间、空间、精力和能力这几个要素的制约，从而使自己的票据活动能力及市场活动能力大大受损。而承认票据关系则可以补充和延伸委托人的票据活动效力。有鉴于此，各国票据行为法均允许票据关系之存在。

票据行为的简称为票据，指的是有权实施某种票据行为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或不愿亲自实施该票据行为，而由他人代为实施的一种票据法律制度。票据为法律行为，是人为本人即被人的利益而为的意思表示。民法对采取表示主义，即须以本人名义为之。而票据法对票据进一步采取证券表示主义。未在票据上记载关系的，不发生票据的效力，仅发生人本身的票据行为的效力。

一、票据有权的要件

（一）形式要件

怎样做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普通党员如何保持先进性？今年63岁、已有33年党龄的湖南省长沙县江北镇特立村农民吴子桂，以其数十年如一日的模范行动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吴子桂说：“我要把一个无职无权的共产党员当好，要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员的思想是健康的，行为是规范的，作风是正派的，品质是优良的。”数十年来，他始终努力当好党的政策宣传员、协调员，时时不忘为人民服务。

吴子桂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1960年入伍，复员回乡后，先后当过13年的村干部、中小学民办教师和小学校长，后又下放做了3年砖瓦匠。改革开放初期，他自费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调律专业，师从国际调律大师王德华。毕业后至今，他一直从事乐器修调工作。

吴子桂所做的一切也很平凡：青年时代，他家邻居易七公全身长满疮，几乎是跪在床上等死，其家人都准备好了棺材。吴子桂将易七公接到自己家住下来想方设法进行治疗。易七公痊愈后又活了13年。在担任民办教师和村干部时，吴子桂用写文章、写快板、编节目、举办夜校等方式，挨个到各生产队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吴子桂从小喜欢音乐，从事钢琴修调工作已经35年。他撰写出了中国第一本《钢琴管理知识》专业书籍，自费印刷4万册，分送给全国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学院，未收分文。他是应邀出席世界华人艺术大会的第一个中国农民，创建了我国唯一一个“乡村钢琴师之家”，全国各地数十名学员慕名来到偏僻的特立村求学。由于吴子桂调琴经验丰富，全国有四十几所大专院校音乐系和电台、电视台都聘请他讲学，他从未收过授课费。

今年春节前夕，吴子桂从媒体报道中了解到，中央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他很激动，从2月12日起关起家门，酣畅淋漓地写下了自己积累在心头的一些想法。2月23日，他特意进城，将信直接交给了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

一、民法上关于追认制度的规定

在传统民法领域，从广义上讲，无权包括纯粹的无权、越权和表见三种形式。从法律效力上看，无权属于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缘于此，无权发生后，“笔者”通过追认制度，行使追认权，确认该无权行为有效。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笔者知道他人以笔者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定的，视为同意。”由于追认制度能满足当事人的合理期待，极具实用性，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法普遍承认此项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争论

（一）我国《票据法》关于无权制度的具体规定

既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无权中的追认制度，那么，其是否适用于票据法呢？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无权制度的规定仅有第5条第2款的规定，其内容如下：“没有权而以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人超越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可见，我国《票据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无权中的追认权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两种观点

一、博弈分析

无权处分制度的意义博弈论，英文为game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一项法律规则会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引出一套博弈规则，签订一个契约也意味着进入一个博弈。因此，本文以买卖合同的效力为出发点，分析在各种不同的合同效力情形下，当事人有可能作出的选择与博弈图形。本文运用的是展开形式博弈的方法。一个展开形式博弈包含下列元素：1．博弈的参与人；2．什么时候各参与人的行动；3．各参与人行动时可选择的范围；4．参与人决定采取行为时关于已采取的行动（自己的和别人的）所知道的信息；5．每一可能的行动组合下各参与人的收益。2－3当人们同意把成本和收益加诸彼此时，他们通常会签订一份合同。然而，当不同人们的效用或生产函数是相互影响时，他们会把收益和成本强加给对方，并没有考虑对方是否已经同意。由于成本和收益被传递到了市场的外部，这种相互影响被称为外部性。博弈的视角下，无权处分实质上是无权处分人将成本交由原权利人负担，而收益则归自己所有的市场外部效应的体现。但无权处分受物权法善意取得的限制，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如果已经发生物权变动，则权利人对于物的物上追及力受到限制，不能够对善意第三人行使物之返还请求权。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故从我国法律的系统规定来看，鉴于我国大陆学者通说，不采用德国民法关于物权行为的立法理论，及民法通则第72条将所有权变动作为合同的直接效力，因此合同法第130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买卖合同直接发生的效果。故综合合同法及物权法的规定，权利人的追认并不是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而是物权变动的效力。无论权利人是否追认，买卖合同都同样有效。因此，贯穿于法经济学中的逻辑可以由以下的推理过程加以表述：改变合法统治社会的关系及／或它的运行规则，将最终且全面地影响经济绩效。用符号可以表示为：△法律及／或运行规则—→激励结构—→制度行为—→经济绩效。为了简化分析模型，以下在讨论缔结买卖合同时，视为已经转移无权处分物的占有至第三人。另外，第一轮博弈，由于没有权利人的参与，恒定于无权处分人与交易第三人之间。在分析当中还用到“成本”与“收益”比较，将无权处分人签订买卖合同及转移无权处分物的行为看作是无权处分人所负担的成本，将法律规定买卖合同效力的不同法律后果看作是无权处分人取得的收益。在本文当中，无权处分人所付出的成本是恒定的，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同，影响无权处分人所取得的收益，从而影响无权处分人的激励，改变其行为，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另外，本文当中的恶意第三人是指与无权处分人有通谋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产生的，第三人知晓无权处分之物不属于无权处分人所有并不必然导致恶意串通。该买卖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一、民法上关于追认制度的规定

在传统民法领域，从广义上讲，无权包括纯粹的无权、越权和表见三种形式。从法律效力上看，无权属于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缘于此，无权发生后，“笔者”通过追认制度，行使追认权，确认该无权行为有效。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1款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笔者知道他人以笔者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定的，视为同意。”由于追认制度能满足当事人的合理期待，极具实用性，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法普遍承认此项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争论

（一）我国《票据法》关于无权制度的具体规定

既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无权中的追认制度，那么，其是否适用于票据法呢？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无权制度的规定仅有第5条第2款的规定，其内容如下：“没有权而以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人超越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可见，我国《票据法》并未明确规定票据无权中的追认权制度。

（二）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追认制度的两种观点

［摘要］《民法总则》第171条和《合同法》第48条未作区分，概括地将无权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交由被人决定。此种规范模式因忽视单方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导致善意相对人撤销权的规范意旨不能完全实现，同时与附条件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制产生体系评价上的冲突。无权的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需结合《民法总则》第171条第2款和第158条的规范意旨予以确定，方能实现体系上的融洽。另外，有相对人的单方行为和无相对人的单方行为，其无权的效力有所不同。

［关键词］单方法律行为；附条件单方法律行为；撤销权；私法自治

一、序论

《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者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人的追认，被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根据该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而为法律行为的，属于无权。无权的法律行为在被人追认后自始对被人生效，若未经被人追认则自始无效，即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是否追认①。《合同法》第48条也有类似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民法总则》维持了这种立法模式，第171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仍然实施行为，未经被人追认的，对被人不生效力。”《民法总则》在无权行为的效力上的立法和《合同法》保持了体系上的一致，似乎并无问题。但无权行为的效力是否应当是无争议的，一律的效力待定，是有疑问的②。法律行为依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的数量可分为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已被学界普遍接受，虽然我国未对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以单独条文作出分类，但具体条文对不同法律行为的行使方式和生效要件的规范体现了此种分类③。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定于单方行为和双方行为，多方行为暂不做论述。单方行为仅需一个意思表示即可使法律行为成立。如《民法总则》第147条至151条规定了重大误解方、受欺诈方等有权请求撤销已生效的法律行为，而无需得到意思表示相对人的同意。同样的，对解除权、抵消权的行使，法律也作出类似的规定，如《合同法》第99条规定，在满足抵消条件后，任意一方可向对方主张抵消，而无需得到对方的同意。而双方法律行为不同，依《合同法》第13条之规定，合同的成立采要约承诺的方式，即合同的成立需要双方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单方法律行为有相对人时，相对人仅处于表示受领人之地位，法律行为的内容和生效时间仅由意思表示作出一方决定。在双方法律行为中，相对人有权依其意思表示决定是否成立法律行为，成立什么样的法律行为以及法律行为生效的时间。简言之，在双方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的相对人具有选择的空间。单方法律行为或因为保护表意人之真意，或因为相对人表示同意，或为简化交易过程，即使将相对人置于被动的地位也并无不妥④。但如果将此种被动的地位置于不确定的状态中是否合理值得怀疑。因此，即使《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在该问题上做到了体系上的一致，但采该规范的正当性以及和相关规范的衔接仍应当探析。

二、无权之于单方行为的特殊性

（一）相对人权利之规范意旨。根据《民法总则》第171条第2款之规定，在行为人为无权时，相对人可向被人催告，被人可在一个月内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善意的相对人在被人追认前可撤销其意思表示。该款规定赋予了被人追认和拒绝追认权，一般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享有撤销权。在无权中，若使该法律行为直接无效，必有害交易流通和制度之价值，故比较法多原则上使无权的法律行为效力待定。在被人追认时，法律行为至成立时有效，在拒绝追认时，法律行为自始不生效力。法律行为是否生效以及生效时间完全由被人决定，对相对人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因此，为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法律同时赋予一般相对人催告权和善意相对人撤销权。相对人可通过向被人催告，尽快结束法律关系的不确定状态，但催告仅使不确定的法律关系缩短，并不能完全终止。善意相对人因相对于一般相对人更具有保护性，因此法律赋予其撤销权，使相对人得依其意志自由脱离不确定的法律关系①。（二）撤销权规范意旨的缺陷。由前述可知，法律通过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和撤销权，让相对人不至处于过于被动的地位，善意相对人更得以随时终止法律关系不确定的状态。但《民法总则》第171条与《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却无法完全实现该意旨。单方法律行为包括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和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有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包括形成权的行使，如解除权、撤销权、抵消权，法定人和被人同意、追认和拒绝等。无相对人的单方法律行为有悬赏广告、动产所有权的抛弃等。不同于双方法律行为，在单方法律行为中仅存在一个意思表示，法律行为自行为人作出意思表示后即成立，若不具有效力上的瑕疵，则即时生效②。当该法律行为有相对人时，相对人只能被动的接受。（a）甲未经乙同意，以乙之名义向丙发出购买手机之要约。丙承诺。（b）甲未经乙同意，以乙之名义向丙发出解除手机买卖合同之意思表示。在案例（a）中，丙可向乙为催告，在乙追认时，合同自始约束乙丙，在乙拒绝时，丙可向甲主张无权人责任。如丙为善意，在乙拒绝或追认前，可撤销其行为。而在案例（b）中，因单方法律行为之特殊性，丙仅能受领甲之意思表示。因丙不存在意思表示，即使丙为善意，仍无撤销之可能。则乙丙之间的合同可能会因乙追认继续有效，也可能因乙拒绝追认而终止，并且时间是不确定的。丙若要脱离该不确定状态，仅能求助于催告权，而在乙未作出追认或拒绝前，该不确定的状态仍将继续。《民法总则》第171条虽规定被人在相对人催告后的一个月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但相对人仍要处于较长的由他人决定自己利益的状态中，不仅使相对人蒙受巨大的不利益，也严重违背了私法自治原则。由此观之，《民法总则》第171条与《合同法》第48条的规范意旨未完全实现。（三）比较法之观察。《德国民法典》对于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进行了不同的规制。《德国民法典》在第177条对无权的效力做了概括的规定，无权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的追认，同时规定了相对人的催告权。在第178条规定了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另设第180条规定了无权单方法律行为的效力。《德国民法典》第180条规定：“在单独法律行为的情形下，不准许无权的。但在单独法律行为实施时，单独法律行为所需相对的人不就人所声称的权提出异议，或相对人赞同人无权而实施行为的，准用关于合同的规定。单独法律行为系经无权的人赞同而对其实施的，亦同。”③由该条规定可知，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不得无权，无权的，原则上无效。但是行为人在作出此类行为时，相对人表示同意或者未对行为人的权表示异议，或向无权人作出本应向他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且无权人同意的，则适用无权双方法律行为的规定，即效力取决于被人追认。盖在此三种情形中，相对人愿自涉风险，无保护之必要④。《日本民法典》第118条采同一立法例。至于《德国民法典》为何要对单方法律行为的无权特别规制，有学者认为，在该类法律行为中，相对人是毫无抵御能力的，只有使之无效，方能保护相对人之利益。另有学者认为，从第三人的利益出发，悬而未决的状态和随即出现的对第三人而言不明朗的法律状态应当被避免，因为与合同的情况不同，此时第三人最多只是作为表示受领人而被动参加到交易中的①。拉伦茨认为，无权为他人而为的单方法律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在第180条第二句和第三句规定的三种情形中，法律行为的效力取决于被人的追认。相应的，相对人也应享有双方法律行为中的相对人的权利，可向被人为催告，以摆脱法律关系悬而未决的状态②。日本有民法学者持同样观点③。

「摘要」本文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从现代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精神出发，分析了无权处分他人之物合同在各种情形下的效力确定问题，认为应当为《合同法》51条的规定设定一个合理的适用范围，方可做到民法体系的和谐一致。

「关键词」无权处分行为物权变动模式交易安全合同效力

无权处分行为效力问题被学者们称为“法学上的精灵”，是一个理论界存在众多争议而又不得不面对的复杂问题，它与善意取得、法律行为、合同效力、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侵权损害赔偿等诸多理论问题纠结在一起，跨越了民法总则、物权法、债法三大法域，再加上无权处分行为在实践中的诸多不同表现形式，使得无权处分行为效力问题愈加变得扑朔迷离。许多学者为探求一条完善无权处分理论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笔者认为，要研究无权处分行为的问题，必须在选择一定物权变动模式的前提基础上根据现代民法的精神深刻分析无权处分行为的本质与内在特征，从而确定处理无权处分行为的法律规则。

一、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我国研究无权处分效力问题的前提基础

当前世界各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主要有债权意思主义模式、物权形式主义模式的及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三种。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主要以法国为代表，在此模式下，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可以基于债权意思直接产生；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我国的台湾省亦采取此模式），在此模式下，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的发生根据在于独立于债权合同之外的物权合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奥地利民法典》，在此模式下，单纯的债权合同一般不能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必须加上一定的交付、登记或其他法律规定的形式行为方可。

我国虽尚未正式制定物权法，但从已有的几部《物权法草案》专家建议稿来看，均采纳了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因此在我国，必须在此模式的前提下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展开研究。我国目前尚未确立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分离的理论，不承认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之分，也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因此，这就限制了我们在研究无权处分行为效力问题时不能照搬德国与台湾的某些做法，因为后者是以物权形式主义作为物权变动基本模式的。有些学者在分析无权处分行为时以物权行为理论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从而提出了对我国《合同法》51条规定的批评意见，这种做法是有待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