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范文10篇

日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针对减税大讨论中的焦点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GDP增长是一种误解。

贾康说，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他认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税收的持续增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前十年税收占GDP比重下降过头之后的正常回调。从80年代开始的分权改革和减税让利安排，使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下降至90年代前期的10％以下。而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大至为20％以上，发达国家更要高得多。经过近年来的回升调节，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也仅达到16％，所以说宏观税负并不高。

其次，1999年税款征收总量超过万亿元，与加大清欠力度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以前的欠税大户感到冲击很大的原因。但是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应将弹性征收减少，加强征管力度，硬化以法律为依托的税收约束。打击走私而增加的税款，更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作为具体案例，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蛮横征收、“征过头税”的现象，所以提高征管队伍执法水平，加强对其监督也是当务之急。此外，也发现有“列收列支”、“贷款空转”等单纯为保证税收达标而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

因此贾康建议，在承认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征管的前提下，创造配套条件，将税收指标转为像GDP一样的预测性、指导性指标。在依法纳税、依法征税的基础上，届时可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用短期国债调节税收预测数与实征数的差额可能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在3月11日上午的广东团分组审议上，有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不约而同地就许霆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代表们的观点比较统一，他们认为，“许霆案判得太重了一点”，而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郑红更直言，办案应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郑红强调，“接受媒体的监督对我们的工作是只有利而没有弊。”同时，他认为，各级检察和政法机关应牢固地树立这样的观念：不要对媒体和新闻舆论有怕的心理。要积极主动接受媒体的意见和监督，建立新闻通报制度，定期约请新闻媒体，加强沟通。（广东检察长称许霆案量刑过重应考虑社会效果，/legal/2008-03/12/content_7769380.htm，2008年03月12日，金羊网。）

我认为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看法整体是正确的。对“舆论审判”（mediatrail），各国都把它作为一个对独立审判有重大影响的重要问题进行立法规制，然而，这也很容易成为执法、司法机关侵犯新闻自由、拒绝舆论监督的理由，特别是认为法官以外的所有人对案件的任何评论都是“舆论审判”。为此，应当对舆论审判的几个重要问题予以澄清。

第一，“舆论审判”只针对法院，而不针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舆论审判的本质是不能因为民众的激情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确认了司法独立原则。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而舆论可能因为民众并没有亲历案件而发表不理性的意见，法官在审判前通过舆论对案件情况和定性的公众意见的了解，容易造成不是根据理性的法庭审判取得的证据来裁判，而是根据媒体的情绪化的甚至于可能是不准确、不全面、不真实的情况进行判断，也有可能在量刑问题上不综合考虑案件中各方的利益，而是根据民众的激情要求对被告人作出不适当的严惩或者宽宥。

而公安、检察机关则不同，它是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政治性机构，当然应当遵守政治活动而不是中立的司法活动的规律，在程序正当的前提下，当然应当考虑民众要求打击犯罪、维护公正的呼声，二者还各自在其内部实行实行“上下联动，横向互动、统一指挥”的一体化工作机制，在上下级关系上遵从上命下从的行政领导体制，在遵守某些特殊工作规律（有特殊保密规定和工作要求，如美国司法部在其《与媒体关系指南》1-7.540要求：“关于个人的以前的犯罪记录的公开在调查或者审判中，司法部人员不能公开被告人或者以前有犯罪的人的犯罪记录。”）的同时，当然也要象其他行政机关一样接受媒体监督。因为它们不是最终的、中立的裁判机关，对其不存在所谓舆论审判问题。美国司法部在其《与媒体关系指南》中还特别指出“此指南之内容没有阻碍信息自由法(FOIA)规定的公众了解司法部的信息之意。”而法院的审判，则适用另外的规则。

第二，法院不能通过限制媒体报道和评论，而只能通过程序的自我完善防止舆论审判

茅盾先生曾经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境界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①翻译活动是一个跨越国家、民族、时代、语言界限的复杂的人类活动，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信奉的一直是“信、达、雅”的原则，而在很多时候这种翻译原则就成为一种完美主义的标志。事实上，文学翻译的实际效果和预期目标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其中就有着历史层面的误读现象，而这种误读甚至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方式。本文希望以日本文学《我是猫》的不同中译本为例探讨这种误读的力量，同时建立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一、三个中译本的特点

1.尤炳先生、胡雪先生中译本的特点尤炳先生曾经留学日本，并在日占区长期从事文艺活动，是一位有着爱国之心、极强的日文功底和文学修养的翻译家。解放后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合作翻译《我是猫》，虽然他们的分工我们并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应该说这次翻译在文字的准确和忠实原文意旨方面是几个译本中最好的，也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信、达”。但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为了在最大限度上尊重原文，使得他们的翻译在细节之处就略显粗糙。比如《我是猫》的第一句：尤炳先生和胡雪先生就直译为“我是只猫。要说名字嘛，至今没有”②。虽然在意思上很准确，但是却没有体现出原著中猫的自傲与自卑交加的心理状态。

2.于雷老师的中译本特点于雷老师早年曾先后担任过东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等职务，后来又与人合作发表过文章和小说。所以，于雷老师不仅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作家，可以说，于老师是带着很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翻译工作中的。在翻译的过程中于老师的翻译非常注意语言的修饰，整体感觉简单明快，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中译本。但是于老师在翻译时为了使得节奏的顺畅，特意使用了很多文言词汇，造成了理解上的难度。我们依然以第一句为例，于老师翻译为“咱家是猫，名字嘛……还没有”③，虽然使用了“咱家”显示出了猫的玩世不恭和诙谐的特点，但在此后的翻译中此类文言词被频频使用，造成普通阅读者的理解障碍。

3.刘振瀛老师中译本的特点刘振瀛老师早在1935年就东渡日本留学，主修科目是日本古典文学，归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学府任教，1957年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和评论工作。可以这么说，刘振瀛老师首先是研究者，其次才是一个翻译家。刘老师对于翻译理论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翻译工作不能简单地做到“信、达”，而应该研究翻译作品所属的国家的文学样式，比如像翻译《我是猫》，就应该了解日本俳句的艺术，能够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日本语言之美。刘振瀛老师的中译本是在学术范围影响最大的中译本。但是刘振瀛老师的翻译在用词上过于直白，失去了语言应有的魅力。我们依然以《我是猫》第一句的翻译为例，刘振瀛老师译为“我是猫。名字还没有”④。这种翻译的方式使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失去了兴趣。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中译本各有千秋，我们无法评以高下优劣。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三种不同的翻译方式都加入了作者独特的考虑方式，而作者是一定时代下的作者，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完成的，在翻译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以下将从历史角度解读《我是猫》中的误读现象。

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的误读

摘要：英语语法在语言教学领域经常被误解。对语法的错误概念源于这样的认识：语法是一套语言静态结构的死规定。还有另一些值得质疑的论断，如：英语语法不用教，学生会自然习得；语法教学是枯燥无味的。于是逐渐的交流性和熟练性为基础的倾向常常会限制英语语法教学。在这里我将对八个这样的误解进行论述。

关键词：英语语法教学自然习得静态规定学习风格语篇水平

一、英语语法是自然习得的，不需要教

确实有些学习者无需知道就会习得英语语法。例如，许多美国移民依靠自己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尤其是青年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习者都能达到这一点。在同样的移民群体中，有些学习者英语熟练程度很高，但离准确性相差甚远。所以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借助语法知识来帮助那些靠自己不能达到英语准确性的人。

另外，学习英语语法确实需要大量的时间，甚至对那些功底很深的人也是如此。CarolChomsky(1969)研究表明：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正处于不断获得一定语法知识的过程中，远没有掌握足够的语法。这样，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语法教学加速学生对语法的自然学习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研究发现（参见Larsen-Freeman&Long,1991）。Pienenmann(1984)研究证明：经过语法指导的学习者在短短两周后就可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否则一般需要几个月。实验对象的数目越少，比起自学来，语法教学的功效越明显。对语法教学是否能帮助学习者习得他们自学所不能获得的语法这一点，有些研究资料表明：语法结构性的知道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准确性极具价值，而不注重语法结构性学习的分散性学习方式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参见Larsen-Freeman,1995）。

二、语法是一套毫无意义的语言结构形式的集合

黑格尔曾对中国哲学做出似乎欠妥的评述：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黑格尔承认中国有道德哲学，承认中国哲学的抽象能力和想象力，但总结中国哲学时又认为“与宗教相关联而发挥出来的哲学便是抽象的，因为他们的宗教的内容本身是枯燥的。那内容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规定］的王国。”［1］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中，黑格尔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时曾附带评论中国的科学技术：“……那极少量的科学知识就被传到亚洲内地，传到中国，这点科学知识在那里就带着一个传统的外貌维持下去，不过在中国却没有繁荣起来。中国人是笨拙到不能创造一个历法的，他们自己好像是不能运用概念来思维的；他们也显示出他们有些古老的仪器，而这些东西是与他们的日常作业配合不上的，———所以，最自然的猜测就是：这些东西乃是来自巴克特利亚。”［2］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颜捷曾将黑格尔误读中国原因归结为资产阶级偏见，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立场批判黑格尔哲学［3］；随着研究的深入，有论者已跳出阶级斗争思考方式的藩篱，更注重总结黑格尔对孔子哲学、易经哲学和道家哲学论述的具体错误之处；也有学者在论述的过程中指出黑格尔不懂中文更不懂中国古文是他误读中国哲学的主因［4］。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认可这上面这些分析，那么沿着这条思路的推断：任何一位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懂中文和中国古文的外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解读都可能是误读。这样的推论明显是有失公允，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读的原因需要得到重新审视。对黑格尔误解中国哲学的原因探究，最恰当地莫过于回到他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一、文献资料缺乏限制黑格尔深入理解中国哲学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因此，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方式看，他无法将中国哲学的内容准确地概念化，成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对象。

二、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的误解导致黑格尔误读中国哲学

首先，中国思想的主要对象与西方思想的主要对象存在差异。司马迁曾对先秦思想进行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应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民生疾苦问题，它就是这个‘周文疲弊’问题。”［12］从司马迁和牟宗三先生的总结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对象是周朝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过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国思想从肇始之初其对象就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种从古希腊发端直至近代所围绕的思维与存在而进行的思考。其次，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黑格尔认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3］黑格尔的意思是：哲学是对思想形成的概念进行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的对象是种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对象。从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中国哲学是对概念化的中国思想的思维者的考察，这种考察关涉到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对象———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因为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更多呈现出对如何过上更良善生活的追问与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所进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现出道德哲学的特点；西方思想主要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学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的思想为思考对象的思考，其主要特点必然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再次，忽视中西哲学思考对象的差异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认识。中国哲学以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关系的概念化思考为对象，思考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与伦理道德、国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些都是伦理学说或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西方哲学要探讨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西方哲学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黑格尔将西方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理解和评述时，就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于宗教，并认为中国哲学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论，无法对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进行范畴［规定］的探讨。若要求中国哲学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哲学思考中，产生一个在思维与存在关系思想中的范畴［规定］的哲学王国，这显然是个“种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认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这种误解，在《历史哲学》中显露无疑：“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14］黑格尔没有明白，中国哲学对峙的两方面应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中国哲学的变化发展，一直在围绕政治制度的主观规定性与政治现实的客观现实性之间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三、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网络民意能为公共决策的价值取舍、利弊权衡提供重要依据，为政府释放“决策气球”、了解民心向背提供成本低廉、反应快速的平台

在中国现代化、信息化、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中，网络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民意渠道。中国网民数量一直呈指数增长，已达2.3亿，总数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网络已成为重要大众媒体，成为网民讨论公共事务、表达意见、进行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平台。中国网络媒体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度及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能力。

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网络媒体尤其是网络民意的重要性。*年3月20日，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此外，他还透露自己经常通过互联网了解国内外时事和民众的意见与建议。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进行了22分钟的在线交流，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网络正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并改变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和理念。国民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在网络中展现得尤为充分。随着官员年轻化和高学历化，上网的官员无疑会越来越多，重视吸纳网络民意也将成为潮流。

虽然网络民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是，目前在理论界、管理部门乃至社会上有一些人对网络民意尚有各种的疑虑甚至误解。

网络民意已具代表性

摘要：英语语法在语言教学领域经常被误解。对语法的错误概念源于这样的认识：语法是一套语言静态结构的死规定。还有另一些值得质疑的论断，如：英语语法不用教，学生会自然习得；语法教学是枯燥无味的。于是逐渐的交流性和熟练性为基础的倾向常常会限制英语语法教学。在这里我将对八个这样的误解进行论述。

关键词：英语语法教学自然习得静态规定学习风格语篇水平

一、英语语法是自然习得的，不需要教

确实有些学习者无需知道就会习得英语语法。例如，许多美国移民依靠自己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尤其是青年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学习者都能达到这一点。在同样的移民群体中，有些学习者英语熟练程度很高，但离准确性相差甚远。所以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借助语法知识来帮助那些靠自己不能达到英语准确性的人。

另外，学习英语语法确实需要大量的时间，甚至对那些功底很深的人也是如此。CarolChomsky(1969)研究表明：即使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也正处于不断获得一定语法知识的过程中，远没有掌握足够的语法。这样，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语法教学加速学生对语法的自然学习过程。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研究发现（参见Larsen-Freeman&Long,1991）。Pienenmann(1984)研究证明：经过语法指导的学习者在短短两周后就可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否则一般需要几个月。实验对象的数目越少，比起自学来，语法教学的功效越明显。对语法教学是否能帮助学习者习得他们自学所不能获得的语法这一点，有些研究资料表明：语法结构性的知道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准确性极具价值，而不注重语法结构性学习的分散性学习方式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参见Larsen-Freeman,1995）。

二、语法是一套毫无意义的语言结构形式的集合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和核心，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一个发现、收集、固定保全、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证据流程”中，许多认识误区需予澄清，否则将会影响到案件的正确处理。

一、口供至上

所谓被告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就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口头或其他书面陈述。由于受封建意识的影响，有人认为被告人口供是“证据之王”，是最有价值和证明力最强的证据，因而在办案中千方百计地获取口供，而一旦获得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就万事大吉，忽视其他相应证据的提取。不可否认，经查证属实的被告人口供能够详细、具体地反映犯罪的动机、目的和犯罪的时间、地点、行为、结果等，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论文百事通但是事物总是相辅相成的，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被告人口供往往还有虚假可能性较大的特点。正因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如此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公安司法人员在办案中过分偏重和依赖被告人口供，“据供定案”。

二、翻供就是“不老实”

所谓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向公安司法人员推翻其以前所作的供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翻供现象明显增多，有的部分翻供，有的全部翻供。对这些翻供尤其是被告人推翻以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我们不能一概认为是被告人拒不认罪，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被告人翻供的确是为了逃避罪责或避重就轻而将以前真的供述翻成假的，但也有被告人以前因记忆错误或受刑讯逼供，现在将假的供述翻成真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认为只要被告人翻供就是“不老实”。那种认为被告人翻供就是抗拒法律的思想是基于一种被告人确实有罪的假设，是一种有罪推定的思想。

摘要：人本管理，简单地概括就是“以人为本”核心理念在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其效果体现为内部员工对企业忠诚度的提高和企业外部良好社会形象的塑造。寿险营梢无论从管理的形式上还是管理的内容上，都体现了人本管理，但从人性假设与制度基础两个方面来看，目前人本管理在寿险营梢中的效果却与人本管理的目标相悖。

关键词：人本管理以人为本寿险营稍寿险会司治理机制

一、引言

人本管理，简单概括就是“以人为本”核心理念在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其效果体现为内部员工对企业忠诚度的提高和企业外部良好社会形象的塑造。一般来讲，人本管理具有以下特征：

(一)个人的自我管理是人本管理的本质特征

人本管理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个人既能自觉主动地参与企业管理，也能进行自我管理，能够根据企业的总体目标，在各自所在的工作岗位上自主地做好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价值。

“美术”这一学科名称，在中国已存在和使用了100年.做为一个专门学科，无论是正式的书面表达还是口头表达,在中国都明确指向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具体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和工艺四大门类.这已经是家喻户晓和熟练使用的词语和概念。

做为一门学科，“美术”这一名称不论是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团体，还是艺术教育及普及、出版传播和商业等领域，在冠名的使用上都已成为不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但由于“美术”和“艺术”做为一百年前从西方输入的外来语它们都源于同一英文单词“art”，在正式的书面表达和对艺术文献原文的翻译上存在着普遍混乱现象，而在西方及世界许多国家的辞典解释和实际运用中，“art”从来就没有象中国一样把它明确指向表示“视觉艺术”或“造型艺术”的概念范畴。从语言学和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尽管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我们并不在乎它的含混性，也从未出现过大的歧义，但问题在于中国的视觉艺术所面临的艺术发展状况和现实与100年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和信息社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和艺术教育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美术”与正处于困惑中的“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术”做为一个专门学科名称不论从具体使用的科学性，准确性及应用性上显然已无法承载它所涵概的范围和当代艺术的发展状况。

因此，有必要对“美术”这一学科概念及它的使用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疏理，使它从中国100年对艺术的误读与偏离中解脱出来，踏上科学和健康的发展轨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所面临的紧要问题。

一、“美术”一词来源于英文“art”，再往上溯，英文“art”又是来源于拉丁语的“ars”。当代出版的由牛津大学和商务出版社主编的《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辞典》（1987年版）是这样对“art”进行解释的：

①美的事物的创造和表现；艺术，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儿童艺术、风景画艺术等。

②thefinearts；美术，包括绘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