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范文10篇

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马克思没有公开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第一次明确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马克思同样认为公社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到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公社还必须实现从未被解放的劳动形式向劳动的解放、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政治制度才会终结。公社并未达到这种条件。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

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

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

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马克思没有公开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第一次明确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马克思同样认为公社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到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公社还必须实现从未被解放的劳动形式向劳动的解放、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政治制度才会终结。公社并未达到这种条件。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权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从打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马克思没有公开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第一次明确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马克思同样认为公社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到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公社还必须实现从未被解放的劳动形式向劳动的解放、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政治制度才会终结。公社并未达到这种条件。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权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从打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一、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和联系

从组织性质上看，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相同，但前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和群众组织，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1]工会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力量，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19世纪四十年代，当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唯一的一点即否定工会运动这一点意见上一致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考察工会的历史入手，论述了工会产生的原因，肯定了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根据实践，对工会的任务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工会是工人反抗资本家、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标志着工人阶级联合的扩大和发展，是工人们“联合”的形式，因此工会斗争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从工会斗争目标上看，工会不但应该竭力遏制资本的剥削扩大，而且应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其斗争的根本目标。因此，工会斗争的依靠力量和斗争目标都充分体现了工会的阶级属性。同时，工会作为工人阶级“联合”的形式，工会“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2]因此工会必须成为尽可能广泛的群众组织。而作为无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为世界上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党纲时，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从而明确阐明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进而通过阐述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群众的区别，阐明了他们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表现和先进作用。“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由此可见，尽管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都是无产阶级的组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会强调了其组织的阶级性和群众广泛性，而对党鲜明地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要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任务相同，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使命，只有工人运动在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三个方面全面展开、协同配合、互相联系才能实现。工会斗争是以经济斗争为主的工人运动形式，引导工会斗争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和理论领域发展并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不懈的工作。在研究工会问题的一开始，马克思就指明了工会斗争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应着眼于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如果工会斗争不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而局限于工资要求，则必将遭到失败。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致力于资本论的研究，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对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关系进行了科学论证，揭示了工会经济斗争的性质及其局限性，“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5]它不能根本解决工人阶级的贫困和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工会斗争应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由改善经济状况斗争转向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在指导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开始，就向各国代表指出：“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参与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6]“工会应当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7]至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工会的根本任务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实现整个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从党的政治任务规定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阐明：党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高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是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共同的政治任务，两者应为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努力。但是，两者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他们看来，党组织由于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在革命中应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而工会的作用，则在于：一是保护作用。马克思在揭示工会产生的原因及其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就指出了工会“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8]“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问题。”[9]这些论断生动地说明了工会的保护作用。二是组织作用。工会产生之前，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分散而无力，工会产生以后，“它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10]工人的力量由分散变为集中，联合起来的工人力量不断强大，通过斗争，把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为工人争得了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三是教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依靠工会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无产阶级受到了训练，尤其对工会组织的罢工训练作用给予了较高评价。恩格斯曾说，“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11]这里“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即指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训练，既包括工人阶级组织性、阶级性、团结性的认同，还包括对工会斗争目标的深化认识，即由争取直接物质利益向工人阶级的解放发展。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成为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工人运动取得较大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了工会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12]工会从斗争实践中教育了广大工人阶级团结联合，并从关注经济斗争转向关注政治斗争。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工会与党的政治任务相同，并同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组织，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而工会的作用则是保护工人阶级当前利益、组织工人联合反抗资本家，以及通过和资本家的经常的斗争，教育和训练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水平。

二、紧密合作是处理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

工会与党都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共同承担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任务，但两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革命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合作的关系理论，并对如何实现两者的紧密合作进行了探讨。

（一）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合作的原因与必要性

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应紧密合作，才能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从组织工会到建立政党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会使工人阶级组织起张春花：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思想来，并不知不觉成为工人的组织中心，但是这个组织中心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对政治斗争的关注不够，使其经济斗争的成果稍纵即逝，不能根本解决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问题。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利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团结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组织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第一国际工人运动时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13]由此可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推动工人运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工会组织作为工人运动的群众性组织，只有与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工会运动区别于其他工会运动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工人阶级群众的现实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争取上，而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但由于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其组成既有产业性、部门性，又有地区性；其成员既包括先进部分，也包括中间和后进各个部分。因而他们的利益要求势必具有分散性和局限性，他们的革命行动势必具有动摇性和自发性。这也是西欧工会运动工联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大力推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将无产者的联合由工会的自发性、群众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性、先进性推进，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能够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工人阶级解放的纲领和路线，引导工会运动走上自觉斗争的正确道路。恩格斯以当时世界工人运动的核心——德国工人运动实践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形势，认为英国工人运动虽然组织完备，但漠视理论指导和忽视政治斗争，进展缓慢；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由于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发生混乱；而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理论、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同时展开，并且“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14])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工会与党的基础理论和当时的工人运动实践出发，确立了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合作的基本原则。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和谐思想”之观点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主要特征及其意义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个人的头脑里面并没有和谐思想、既有关于“斗争”的论述,也有关于“和谐”的论述、关于“斗争”的论述、关于”和谐”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不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其内容而言还相当丰富的、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指出社会和谐的本质内涵及特点、论述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提出社会和谐的实现途径、指明社会和谐的依靠力量、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共产主义是社会、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等，具体请详见。

马克思、恩格斯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们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及时展要求,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学说,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提出了真正科学、现实的社会和谐思想。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和谐思想”之观点的批判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多年来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个人的头脑里面并没有和谐思想,而认为他们的思想完全是“斗争思想”。这一观点主要出现在国外。在国外,由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因此,不少学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不但不会有和谐思想,而且恰恰相反,他的思想是一种斗争思想。比如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中就直接把马克思的理论归于一种冲突范式[1]。而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瑟在《社会学思想名家》中也同样指出:“他(马克思)认为斗争而非和平的发展是进步的动力,斗争是万物之父,社会冲突是历史进步的核心”。[2]而在国内,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一直以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斗争主义”的偏激论调,也不乏其人。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到底是“斗争思想”还是“和谐思想”呢?

其实,不管对这个问题作出是“斗争”还是“和谐”的选择,都是不全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既有关于“斗争”的论述,也有关于“和谐”的论述。而且这两个方面的论述都同样引人注目、振聋发聩。

【正文】

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马克思没有公开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第一次明确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马克思同样认为公社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到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公社还必须实现从未被解放的劳动形式向劳动的解放、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政治制度才会终结。公社并未达到这种条件。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

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

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马克思没有公开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第一次明确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马克思同样认为公社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到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公社还必须实现从未被解放的劳动形式向劳动的解放、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政治制度才会终结。公社并未达到这种条件。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权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从打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内容

（一）关于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非常重视科学理论在政党建设中的作用，认为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马克思说，要革命，就要有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而要提出正确的理论，就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而且，只有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革命理论的基础，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使革命理论具有正确性和彻底性。马克思认为，共产党之所以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一方面是由于它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有一个较之以往更科学、更先进的世界观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并以这一世界观作为自己活动的理论基础，它就是马克思新发现的唯物史观。共产党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所以它较之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和一般的无产阶级群众有更全面、更系统的理论基础，它能够正确地反映本阶级自身的利益诉求。马克思认为先进的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性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马克思高度重视党的理论的宣传和普及教育工作，并把它作为党的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始终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向工人进行理论的宣传和教育。

（二）关于共产党的纲领理论

马克思在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的纲领的制定。他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纲领。他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篇序言中指出，《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念，消灭阶级和压迫，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项内容。其中，最低纲领即最近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高纲领即最终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要通过实际行动来逐步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实践的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革命策略逐步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三）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战斗旗帜，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以往的习惯是从理论形式上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而实际上，作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指引革命前进的航标和灯塔，必然代表着革命的方向和形象，必然浓缩着革命的任务和目标，必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思想纲领、政治纲领和社会纲领。因此，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构成和内容，从其实践形式和革命目标上看，可以概括为思想旗帜、政治旗帜和社会旗帜。

【关键词】旗帜/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政治旗帜/社会旗帜

【正文】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战斗旗帜，而马克思主义旗帜究竟包括哪些根本内容，理论界对此尚未进行过深入探讨，只是习惯于从理论形式上把其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但问题就在于，马克思本人既没有仅仅从这种表性划分上阐述自己的学说与资产阶级学说的区别和对立，也没有仅仅从这种理论形式上概括自己学说的精髓和实质。他主要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实践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标和时代主题等角度，阐释自己的新发现和新贡献。1852年3月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这段精彩的论述讲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和根本之点，同时还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趋势和时代主题。由此看来作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指引革命前进的航标和灯塔，必然代表着革命的方向和形象，必然浓缩着革命的任务和目标，必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思想纲领、政治纲领和社会纲领。因此，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根本内容应从其实践形式、革命目标和时代主题上将其概括为思想旗帜、政治旗帜和社会旗帜。

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醒世篇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但作为代表这个学说的方向和形象的思想旗帜，统领其全部理论和学说的思想灵魂，只能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对这条思想路线，恩格斯是这样概括的：

执政的共产党要始终保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坚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为了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一

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就必须保持革命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于，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和先进阶级，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于，无产阶级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就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方式。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的先进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共产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党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就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规定了：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则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客观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变革旧的经济制度，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为了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改革旧的上层建筑，使之成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与以往的社会革命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不同的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来说，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是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经济。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革命。由此规定了，无产阶级改变旧经济制度的斗争，首先必然集中地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政治革命本质上隶属于社会革命，是社会革命首要和基本的标志，在整个社会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夺取国家政权，才可能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的制度，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成社会更替的历史使命。同时，正因为首先夺取政权是为了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制度，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即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夺取政权以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必然就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共产党要始终保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称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是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所以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主要是因为中国只有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可能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逐步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我们是在落后基础上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限制，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先进的，但同时又是不完善的。先进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明，我们虽然已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我们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必须在体制改革中改变单一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以便逐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远没有达到可以消灭阶级存在的程度，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的阶段。所以，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由此规定了，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到合格的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经历一个特殊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这个特殊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然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