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音乐范文10篇

【提要论文】音乐学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只有具备了较好音乐知识和技能、具备了较高中外文化知识和驾御中外语言及写作能力的人才能胜任。对于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理论教育要加以改革。音乐学的专业教育要从附中开始设置。音乐学的课程设置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要求不同阶段的学习和教学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培养方向要有不同层次的教学内容与训练手段。

【关键词】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理论教育音乐学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徐元勇，文学博士。196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曾经先后学习、工作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摘要：音乐是以声音来表达内心情感的艺术，是人类表现性艺术最早的形式之一。随着心理学的诞生，尤其是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对音乐情感的研究逐渐趋向一种科学化、实证化的描述和解释。结合计算机科学技术、脑神经科学、生理学等众多学者的联盟，音乐情感的研究呈现了诸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这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文章对音乐情感在我国的研究状况进行概括性的梳理，并提出相关见解。

关键词：音乐情感；心理学；认知

作为人类有意识的精神活动的产物，音乐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行为息息相关。情感是音乐艺术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也是心理学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与音乐学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当今已成为一种趋势。

音乐情感一直以来是国外音乐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也应归功于19世纪中叶实验心理学派的努力，该学派促使了现代音乐心理学的萌发。我国音乐心理学起步较晚，在这之前的研究重点偏向于从专业性的音乐角度进行思辨性质的分析，而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理论略显空泛。在音乐心理学引入我国后，音乐情感的研究更多地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展现了良好的研究局面。本文就此对国内关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

一、音乐情感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概述

（一）对音乐情感的定义

摘要：随着20世纪初第一次启蒙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不断暴露，呼唤第二次启蒙的浪潮越来越高。在阅读王治河博士与樊美筠博士的《第二次启蒙》一书时，无疑对我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让我思考诸多。在未读此书前，自己完全没有任何本书中所提及问题的相关思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因此，我想将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与我的研究方向音乐教育相联系，写一些关于我国音乐教育的现状及其变革前景，对此做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关键词：音乐教育；第二次启蒙；多元文化

毋庸置疑，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成功的将人们从封建专制、闭关锁国的思潮中解放出来，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和对科学技术的向往。第一次启蒙给我们长期的落后局面带来了一丝曙光、一剂良方。西方社会的巨大的成功，引诱着我国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革我们国家的相关体制，甚至各方面均向西方看齐，认为学习西方就是走向先进、走向现代化，而传统的东西被认为是落后的、被批判的。在这一过程中，对“德先生”、“赛先生”的疯狂追捧、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传统文化的不屑一顾导致了诸多问题的产生。对于各种问题的现状，此处不做赘述，《第二次启蒙》中已分门别类的详细说明。下面我将根据书中作者的观点，对音乐教育的现状及其前景做一点自己的分析。

音乐教育属于教育的一个分支，教育这一重要领域在第一次启蒙后也深受西方影响。一直以来，由于对西方的一味学习模仿，使得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并未得到保护和传承，虽保护传统文化的口号一直在大力呼吁，但事实却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很难去将其用于养家糊口的现实中。这一现象在音乐上的反应就是，钢琴专业的学生在琴行兼职能获得自己的生活费，西洋乐器从不缺学生。但是作为一个学唢呐或者民歌的同学来说，却很难做到，因为民乐很少人去学，大家的思维都觉得西乐洋气、高大上，民乐俗气。这导致了一种循环，西乐学生越来越多，民乐学生越来越少，最后自己的传统文化严重流失。近年来，虽然各方均强调传统的重要性并鼓励学习传统文化但仅限于呼声，在实际行动上大家还是选择西乐。所以并不是大声呼吁大家就能去有这样的行动，就像并不是写了警告标语大家一定会去做一样，这样的思维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要改变这样的现状，不能仅依靠呼声，更应该提出在音乐教育等各科的具体可行方案。正如医生诊断，仅说有病，然后开出病历单是不够的，得依病开方，才能药到病除。

下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论述音乐教育的变革前景：第一，无根转向有根的音乐教育。在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传统的根被抛弃，音乐教育学科就像是一个没有地基的大楼，只向高盖，越来越追求富丽堂皇，并未建立稳固的自身文化根基。导致其没有发展方向，无论如何，西方的东西毕竟是舶来品，是外在的东西。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如若自身都不认可自己的民族文化那对于整个民族将是很危险的。正如如今我们国家高校中的音乐类大学生，熟知和声曲式，却不懂古代律制；人们仅知贝多芬莫扎特却不知师旷、嵇康；非专业人士只知dolremifasollasi却不知宫、商、角、徴、羽。由此可见，我们自身的音乐文化已大大被遮盖，而这些仅是音乐这学科的凤毛麟角。无论任何科目，我们都应立足我们自身的传统文化去吸取营养才能更好的向西方学习，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应放弃对自己文化的学习，否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无根民族。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口号大力弘扬的同时也应努力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找寻古人智慧，更好的指导我们的现状，弥补我们当下的不足。第二，单一转向对话的音乐教育。从音乐课程开始设置时，不管在教学课程设置还是学校管理机制亦或专业学科内容的学习上，均有很深的西方烙印。在音乐教育学科中，自学堂乐歌起，萧友梅、沈心工、李叔同等大量音乐家均开始向西方学习音乐理论，在学校开设的唱歌课中，采用西方的五线谱、合唱等形式进行教学，在师范院校等学校中有西方和声曲式课程的设置并沿用至今。现在大学使用的教材，如：《基础和声》、《基本乐理》等这些科目是世界上唯一的乐理知识吗？这种现象就无形表明了我们对于西方文化这一普世性的认同，这也是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抹杀。为什么不广泛设置我们的民歌如何写，古诗词如何押韵的课程呢？学校确实应多加设置传统文化的科目，使学生能更好的了解和学习，更加喜爱我们的民族文化，这样才能使其继承发扬。在后现代主义大力推崇的今天，我国古代的哲学已被认为对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有效，作为华夏子孙的我们更应去挖掘其中的智慧，使之造福于人类。但只低头研究自己的文化势必会导致僵化，我们应广泛学习各民族文化，但在这一过程中应是以我们自身的文化为基础的，这一点不能颠倒。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坚决反对西化，抵制西方来物。固步自封已让我们尝尽苦头。我们自己应学会去借鉴而不是照搬，毕竟外来物是锦上添花的东西，而非主体。我们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向世界展现我们民族的无尽魅力，建立自己有根的民族文化。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价值，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无形发挥自己的作用。世界上有多种民族、多种文化，地域环境的不同导致产生的文化也不尽相同，并不仅是西方这一种文化，建构一种多元文化对话的体制机制，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学习了解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如若在今后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多一些传统文化和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相关内容，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重视塑造传统文化这一主体，学会感受不同类型的美的音乐。那我们下一代就能更好的去尊重差异，理解不同，成为一个胸怀宽广，有包容心的人。而这正是我们教育者所追求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弁言；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方法论层次；结语，对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管理论文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观念上的意义、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具体材料请详见：

【提要论文】音乐学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只有具备了较好音乐知识和技能、具备了较高中外文化知识和驾御中外语言及写作能力的人才能胜任。对于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理论教育要加以改革。音乐学的专业教育要从附中开始设置。音乐学的课程设置要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要求不同阶段的学习和教学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培养方向要有不同层次的教学内容与训练手段。

【关键词】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理论教育音乐学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徐元勇，文学博士。196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曾经先后学习、工作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摘要: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弘扬中华文化,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把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作为当代中华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资源,对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母语中华文化音乐教育

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1.我国音乐教育现有体制的由来

中国音乐教育在清代以前占主体地位的是中国传统音乐。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的推行和西方音乐文化的侵入,我国音乐教育便走上了西化的道路。西化的表现可以概括为:引用欧美学校歌曲曲调作为唱歌教材、乐理采用西洋乐理体系、教学方法照搬西洋。这时候兴起的“学堂乐歌”便成为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起点。

论文关键词:母语中华文化音乐教育

论文摘要: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弘扬中华文化,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的“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把中国音乐文化传统作为当代中华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资源,对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Keywords:mothertongue;Chineseculture;musiceducation

Abstract:Facingthewholeinternationalenvironment,weinheritanddevelopChinatraditionalculture.Weunderstandthemeaningandtheviewpointof"musiceducationbasedonnativeChineselanguageand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Wedevelopmod-ernChinesemusicandeducationbasedontraditionalChinesemusiccultureandbyusingitaskeyfoundationandresources.Thepaperpresentssomeoftheviewsonmotherlanguageteachinginmusiceducation.

0.引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落后论”、“全盘西化论”等问题上展开了学术争论。为此,我国音乐教育界提出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观,本文就我国音乐教育中的母语教育方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与大家共同探讨。

【关键词】音乐学音乐教育音乐理论教育音乐学课程设置

【作者简介】徐元勇，文学博士。1964年8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阆中县。曾经先后学习、工作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回顾我国近几十年的专业和普通音乐教育发展，有那么一段历史是人们难以忘怀和不容忽视的。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迫切要求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变革，与此同时，音乐教育被当时的有识之士所看重，如改良主义教育思潮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其创设的“万木草堂”中开设“歌乐”课;梁启超则认为“盖欲改造国民的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科”。而堪称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发展有着最大贡献的要数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20世纪初，当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于19n年10月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于1912年1月3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蔡元培就任首任教育总长。他的教育主张对我国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其对“美育”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尤其是他的美育教育主张使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开始了它的发展，对今天的人们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一、蔡元培的“美育”教育主张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启蒙的先驱，他扬弃了满清时代所钦定的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世界观及美育”教育，尤其是“美育”.这是先生一生不懈努力提倡的、最有蔡元培特色的一项教育内容，他提出“在普通教育，勿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蔡元培先生用不少笔墨演释康德哲学中“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二元论观点，以论证世界观教育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终极境界”，以及美感教育所具有的沟通“现象”与“实体”两个世界的桥梁作用，他认为从现象世界进人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即用先生自己的话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言而言之，介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深”。

1912年7月10日，他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指出:“民国教育方针，应从教育者木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基于这一指导思想，1912年4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初步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主张，即“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及美育”，在其后的追述中，先生更明确地指出:“提出世界观教育，这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基于这种哲学思考，他认为，美感教育是隶属于政治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和隶属于“超轶乎政治”的世界观教育的桥梁，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先生的这种当时在我国还是独创的教育主张，大大地推进了学术教育界除旧布新的势头，半年之后，北京教育部正式公布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在蔡元培先生如此的教导、影响和鼓励下，中国近代史上的音乐启蒙从此开始。

蔡元培是一个把教育视为己任、作为天职的大教育家，其教育主张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实是与当时处于灰暗、混乱、迷茫的历史背景以及民不潦生的社会现实不很协调，它的明显超前性似乎注定了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曲高和寡”，然而他总是执着地追求其理想，劝慰和勉励他人，共图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宣扬美育的价值和意义，最大限度地扶植各类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健全公共文化设施，在音乐教育上为我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蔡元培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发展的贡献

摘要通俗音乐经过长期发展，在如今的时代已经具有了高度商品化的特点。阐述了通俗音乐应该是商品，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而且中国通俗音乐已经商品化，这种商品化具有两面性的特点。

关键词商品社会价值两面性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翻天覆地的变化，通俗歌曲也以它跳动的节奏烙入各阶层的成长记忆中。我们不仅耳濡目染中国通俗歌曲这股文化气息，而且青春年少的我们流淌着沸腾的血液，使我们欣然接受这股文化潮流的冲刷与洗礼。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通俗音乐走走上了商品化的道路。通俗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在用金钱来衡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笔者认为：通俗音乐应该是商品；通俗音乐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中国通俗音乐已经商品化；中国通俗音乐商品化具有两面性。

1通俗音乐应该是商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艺术与宗教、道德、科学等称作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他认为艺术等精神生产虽然受物质生产普遍规律的支配，但它们是一些特殊的生产。这表明艺术特殊的生产也同样存在生产力问题，艺术生产力则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

1.1艺术生产力的特征

摘要：在音乐艺术领域，没有认识真理之类的知识问题或科学问题，也没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法则或客观规律，但“无论必要的解释是多么困难，或者说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但解释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没有或者停止解释，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从而给胡言乱语以可乘之机”。

关键词：音乐；艺术；同构关系

中国音乐是有其独特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境界的。音乐上的许多问题，倘若不提到美学高度来分析理解，就只能停留为一种形式。毕竟美是主观的和相对的，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各种艺术形式之间往往能相互联系，相互感染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诗歌，历史，美术等的综合体。它所映现的又何尝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物质和精神力量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

任何艺术都是在主观和客观相互关系之间建立起来的，徐复观先生在《中国画与诗的融合》一文中说：“绘画不仅仅是‘再现自然’，但终究以‘再现自然’为其基调，所以它常常是偏向于客观的一面。画因为是以客观自然为基调，所以决定画的即能是‘见’。达·芬奇便以为画与雕刻是‘以见为知’；而画家心是能见的人。诗则是表达感情，所谓‘诗以言志’以言志为基调，所以常常是偏向于主观的一面”。钟嵘《诗品》一开始便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而诗人必定是“善感”的人，可以说，画是“见的艺术”；而诗则是“感的艺术”，那么音乐作品为表现人类情感的一门艺术，正和诗、画一样，在那线条、旋律、乐句中，所包含着的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所能传达，说明、代替、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同样也是那样朦胧而丰富，宽广而不确定。到后来谈到“因为中国文人能有意识地在诗中发现出画的题材，并由此再进一步的用作诗的方法来画，从而提高了画的意境，使之得以在精神上进一步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用画来说明诗的‘远’的意境，则是诗与画的相互启发，循环无端了”。其事在我看来中国艺术中岂止诗与画能做到“互相启发，循环无端”。书法与诗画；书法与篆刻；音乐与书法；音乐与诗画。扩而大之，华夏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生生不息，而得以流传呢？中国人欣赏美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我们的文学，戏剧，书法，绘画等等都是重感情的抒发，突出一个“情”字。同样音乐艺术如果脱离了感情的话，就很难谈了。中国人以感情悟物，进而达到人格化，中国人看东西，欣赏艺术往往带有自己的感情，要加入人的因素，所谓“芳草有情，斜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追求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欲说还休，温柔含蓄的永恒韵味。

在中国古代，音乐是各门艺术中最被重视，并且获得高度发展的一门艺术，甚至可以说是各门艺术的中心和源泉。从音乐在先秦社会中受到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看出音乐这种着重于情感的表现而非完全模拟性再现。而事物叙述的艺术，恰好相当纯粹地显示了艺术所具有的审美特征，以及它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性功能，从宏观上看用音乐去分析美与艺术，高度重视音乐性的美，这对中国古代美学和各门类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直观表现的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所具有的音律美与节奏美。

这种诗歌中的音乐性的美在唐代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峰。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融合传统的“雅乐”“古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的音乐和音乐形式。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曼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这些音乐，歌舞不再是先秦时代礼仪性的庆典主调，而是人世间的欢快之声，个人情感的心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