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色范文10篇

摘要：中国现代设计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具有跳跃性的特征，始终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这就需要把握设计的“现代性”内涵．即民族性、时代性、国际性的本质和相互关系。

关键词：现代设计现代性内涵

一、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概况

现代设计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二十世纪期间发展起来的设计活动。现代设计与传统设计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现代设计与大工业化生产和现代文明密切相关，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其设计物品以工业标准化为基础，是工艺和美术的结合。现代设计强调实用性与功能性，提倡造型简洁，反对多余装饰，奉行少即多的原则。因此，现代设计是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技术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设计界改变以往专为权贵服务的方向，提出要为民众服务的口号下的产物，它的发展代表着设计民主化的进程。

触发的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设计的萌芽时期。其中，以鲁迅为代表，提倡吸收西方艺术形式的养分，包括俄国的构成主义和欧洲的新艺术”风格，并大量运用于书籍装帧的设计。因此，从那时起，“西化便等于现代化的观念便深埋在中国民众的心中。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为现代设计提供了契机，现代设计的概念才开始真正进入中国。从此，我们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西方现代设计进行了认识、学习和模仿，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遍尝了现代设计的各种风格，可以称之为中国的。追赶型设计时期。虽然这使我们对当代世界设计潮流、设计思维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但是这样做的另一个后果却是，我们在不断的模仿、抄袭中丧失了自己的创造力与个性，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

摘要：发展特色旅游是提高旅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各个地区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旅游，延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本文在大量阅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出特色旅游的成因，影响特色旅游的发展因素、特色旅游的分类和发展特色旅游应该注意的问题等几方面进行研究和总结。

关键词：特色旅游；旅游文化；旅游资源

一、特色旅游的成因与定义

学者们对国内特色旅游的成因的探讨，主要从特色旅游的作用、资源条件、品牌竞争、市场需求等方面进行的，如梁向明认为特色是旅游业的灵魂和生命，没有特色，发展趋同，便会丧失竞争力和生存基础。特色旅游就是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气、以奇制胜的原则，招徕游客，繁荣与发展旅游业。叶张煌认为特色旅游是以“产品个性化、专业化、精品化”为主的特色品牌竞争格局满足消费者需求。徐斌认为随着旅游市场呈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旅游方式由静态观光旅游向动态旅游和参与性旅游转变，生态旅游、知识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和休闲娱乐旅游等特色旅游的总需求量增加。

二、特色旅游的影响因素

（一）特色文化与特色旅游研究。文化是特色旅游的灵魂，因此，学者们对特色旅游与特色旅游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杨阿莉从丝绸之路文化视野的角度主张，一要重振固有的历史文物古迹文化旅游特色，二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旅游特色，三要构建合理的丝绸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

本文作者：王道彬工作单位：四川资中县检察院

司法理念，是指国家司法主体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开展司法活动中形成的理论化观念，是对司法性质、功能、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的系统化认识和反映。作为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司法活动之中，并直接作用于司法主体，是影响司法实践的内在动力。实践证明，树立正确的、符合本国基本国情的司法理念，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树立司法权威、发扬司法民主以及推进司法改革创新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一、中国司法理念的变迁及现状

纵观我国的法制发展史，在古代没有司法的概念，司法一词是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然而，亘古至今，我国的司法活动就没有停止过，随之相伴的司法理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经历了从“明德慎罚”、“德主刑辅”到“明刑弼教”，从“无讼即德”到“重义轻利”的转变。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才迈开了坚实而重要的步伐，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建国初期，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基本原理与新中国的政权和法制建设相结合，提出并实施“民主建国”。从根本上讲，这一时期的法律是巩固新生政权，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重在打击反革命、反人民的敌对分子，司法理念主要体现为法律工具主义价值观。1957年下半年，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此前法制建设所取得的一些成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法律完全被最高指示和政策取代，公检法合署办公，司法体制被破坏。这一阶段的法律成为一种摆设，法律虚无主义思潮大行其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历史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是非得失的标准，创造性地阐释了一系列具体而明确的法治思想，要求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司法建设已开始向现代化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更是将其写入宪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并以此为统领，在总结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和阐明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由此，我国走向了“法律至上”的法治道路，司法理念实现了从工具论到至上论的飞跃，标志着司法建设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中国特色司法理念的不足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各项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法制建设更是突飞猛进，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司法理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然而，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让我们感到一丝忧虑。

一、设计教育改革的紧迫性

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再过五年，人类将进入崭新的二十一世纪。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中国改革的成功、发展中国家的振兴，极大地改变着亚洲和世界的面貌。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大变动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以微电子和电子计算机为主要标志的高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发展飞速，学科高度细分化和高度综合化日趋明显，产业革命的浪潮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产业结构和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活构造。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设计为创造新的人类文明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批批新产品进入亿万家庭，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几十年以“多、大、快”为特色的消耗能源型大工业文明正转向适应个人电气化、多样化、信息化、多功能、省能源、系列化、少批量、多品种方向，高技术民用化、普及化成效显著，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给设计展现了无限的可能性。知识和产品正在迅速老化。现在，产品周期越来越短，据统计，美国百货公司中90％商品是二、三十年前所没有的，再过二、三十年现在商品的90％又将消失。不少产品生产周期只有几个月、几天；美国的一些企业可在几秒钟内改变生产品种，以适应市场的竞争和需要。

在当今世界规模的商品竞争中，技术和设计成了成败的关键。在技术、质量、功能等条件无明显差别的情况下，设计成了决定胜负的因素。世界正由过去谁控制技术质量就控制市场逐步向谁控制设计就控制市场的方向发展。企业的新产品开发也正由技术优先逐步转向设计优先。为此，不少发达国家早已把设计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核心而列入国策，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秘密武器，在发达国家，设计早已成了热门的职业。据不完全统计，仅1亿人口的日本，战后培养了近20万现代设计人才（建筑及工艺美术设计人员不算）现有200多所学校办设计专业）在校生达2万人，设计事务所有1．5万个，人均年产值三千万日元。像松下、日立、东芝、丰田等一流企业中都拥有数百名设计师从事开发。仅四千万人口的南朝鲜79年才500名工业设计人员，现在有90个学校办设计专业，每年毕业1．3万设计专业学生。另据80年统计，每一百万人中设计人员的人数为：美国80人，奥地利76人，日本75人，南朝鲜50人，芬兰50人。近几年，日本的经济不景气，但设计教育仍在发展，新的设计大学和专业仍相继设立）同时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不只是像过去那样只在艺术、工科和师范学科里开设计专业，现在在家政学科和人文学科中也设立新的设计学科，同时以生活文化、人类科学和环境信息等学科来构筑新的设计学科。

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变革，欧美、日本等国的设计教育也在进行新的改革探索：学科的合并、交叉合作、课程体系的改革；学科的改造日益明显。例如：日本千叶大学工学部已作出决定：将以特色著称的工业意匠学科和建筑学科及画像工学科合并成设计工学科，学科减少以增强学科之间的交叉。同时，日本文部省决定撤掉各大学的教养部（即基础课部）与其它学科合并，大量减少必修课程，增大学生在各专业、各学科的选修。有的国家还以课题项目为主组织各专业学生共同进行教学科研工作，以适应21世纪的人才需求。

摘要: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一是吸取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的需要，二是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现状提出了要求，三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迫切要求，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必须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必须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潮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一种客观趋势，是时代潮流。全球化已经影响和改变着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并将继续影响和改变各个民族国家。面对全球化，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才能趋利避害，赢得主动，才能使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政治上，要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西化”与“分化”，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出现了许多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众多国家的参与，比如人口问题、资源短缺问题、贫困问题、恐怖主义、生态问题等。这些问题在我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有些还比较严重。人口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恐怖主义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因素，资源短缺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这就要求国家间进行政治接触、对话与协调。我国应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样做对我们有利，能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有助于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负责任的政治大国的形象，会给我们的建设赢得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

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渗透，妄图“西化”、“分化”中国。随着苏东剧变，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西方诸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更大。二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形成冷战。那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斗争矛头主要指向苏联。相比之下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压力小一些。他们采取和平演变战略，在全球化进程中，试图将自己的经济、政治制度通过传媒、人员往来等手段强加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导致80年代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实现了他们“西化”、“分化”苏东社会主义的战略目的。冷战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于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攻击的主要目标。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通过经贸往来、投资等经济活动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渗透，扩大其对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西方国家将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其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不愿看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总想将中国“分化”、“西化”掉。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鉴于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挑战其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的发展。它们散布“主权过时论”、“霸权稳定论”，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辩护。他们说，“如果没有霸权国家的存在，世界就会冲突四起”；“如果最强大的国家不去领导，其后果对于国际稳定将是灾难性的”。这是典型的霸权主义理论!如果这样的话(存在霸权和强权)，世界就不会太平。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西方国家还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借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及台湾问题动辄干涉我国内政。对这种霸权主义的行径，我们理应与之斗争，毫不妥协。

因而，我们要坚决反对西方国际对我们的“分化”和“西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在融入全球化大潮时，必须牢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苏东剧变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没有给这些国家的人们带来福祉，反而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动荡，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我们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得我们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主义中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证我国的长期和平、稳定与发展。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对于我们更好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解析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中，它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换言之，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纯粹的、抽象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恰恰是一种“重合”的世界历史进程。(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因此，他们确实不曾提出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赋予人类社会以种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与19世纪50年代初期把英国对印度的破坏行为称为一场“社会革命”相反，马克思后来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公社制度的破坏，将很快在东方社会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无疑将使东方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用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模式中去。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提出了避免俄国重蹈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的设想和要求：“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和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又予以重申。他们强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的思想。

历史的事实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按照马克思原先设想的要求取得胜利的，并且，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这一设想，但始终没有改变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现代化结果的思想。他们一直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也告终结。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俄国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必须在直接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肯定成果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但俄国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并不存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这在客观上就使得通过占有资主义的肯定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成为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面对的历史课题。撇开关于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种种论争不言，我们之所以说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其根本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占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在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马克思的这一精神被赋予了实践的意义。综合有关学术观点，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思想可具体明确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定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途径，限制、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苦难和屈辱，而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在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取代。

当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决非是简单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论文关键词]中国特色；民主制度；发展模式

[论文摘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探索出了一条初步具备成功基础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模式和中国特色民主发展模式，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时代的基本共识，具备了自我推进的动力机制。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回望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内容的30年改革开放伟大历程，可以明确地说，在总结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基本经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把握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方向上，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标志，是确立了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模式和中国特色民主发展模式

房宁教授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正在开辟一条新的民主道路，正在开辟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民主是有主题的。在当代中国实行民主，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人民主权，即保证国家各级政权代表人民、由人民掌握；通过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权利；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在中国，能够实现这三大目标的制度，才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愿望的民主制度。”(房宁著：《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72页)新的民主道路的开辟，首要的是确立了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模式，即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这四项制度中的每一项，都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1982年《宪法》扩大充实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权力，为人大制度功能的发挥奠定了基础。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这都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更加完备。党的十七大报告确认了这四项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丰富成果，把它们一同确定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标志着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模式的确立得到最权威的认可。

论文关键词：社会建设；中国特色；丰富发展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提出社会建设理论，对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掘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潜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做好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又要做好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相协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势互补。

总书记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观点，积极开展社会建设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要“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创新建设思路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与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认真领会总书记的这段话，就会感到其中寓意十分深刻：首先，社会建设理论是一个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更为宏观的概念，其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其次，提出社会建设理论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然而，和谐社会建设，并未穷尽我国社会建设的创新思路，恰恰相反，它为我国的社会建设理论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再次，社会建设理论为我国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社会体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社会建设这一创新理论成果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强调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总书记提出的社会建设理论。

二、历练执政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指出，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吴邦国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吴邦国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吴邦国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了国家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日益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确定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和根本路径，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

吴邦国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立法路子，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他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三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五是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

吴邦国指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我国1982年通过了现行宪法，此后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通过了4个宪法修正案。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