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思想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上个世纪初，留洋的中国学者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的文献典籍，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然而，中国哲学却不断地遭遇究竟是不是哲学的难题。本文认为，哲学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哲学而论，西方哲学是哲学，中国哲学则不是哲学。但就广义的哲学而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都可以称之为哲学。不过，我们不妨以“思想”概念来取代广义的哲学概念，认西方思想为采取哲学思路的特殊方式，于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思想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方式？然而真正关键的问题乃在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应对当今时代之现实问题的潜力。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亦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一是指中国古典哲学在现代的传承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本文在多数情况下对这两方面的含义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分，因为它们都关涉同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究竟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1]

严格说来，中国哲学被称之为中国哲学，始于上个世纪初，以胡适为首的一些留洋中国学者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疏理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工作，迄今不过百年。在中国研究中国哲学，自始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通常我们把世界上的哲学划分为三大形态：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然而，把中国哲学归属于哲学的名下，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往前说有黑格尔，最近则有德里达。黑格尔的观点众所周知，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从希腊开始，由于东方人的精神还沉浸在实体之中，尚未获得个体性，因而还没有达到精神的自觉或自我意识。所以，所谓中国哲学还不是哲学，不过是一些道德说教而已。黑格尔甚至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2]无独有偶，2001年9月访华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亦认为中国哲学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思想，不过他并不没有像黑格尔那样贬低中国哲学，而是主张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传统，乃是源出于古希腊的东西，而中国文化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一种文明。[3]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场的王元化先生同样举孔子为例，称《论语》只是道德箴言。当然，考虑到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当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即使不是赞扬，至少不包含贬义。

然而无论如何，黑格尔和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中国哲学是哲学还是思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名词概念使用的合法性问题，它关系到研究中国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乃至合法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的问题。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困扰于这样的难题，是因为现在全球的学科分类、概念系统和知识架构所依照的都是西方的标准。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标准看待中国思想，中国人也只好按照西方的标准理解和疏理自己的传统。本来，说中国没有哲学，就如同说西方没有儒家、道教和四大发明一样，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目前全世界踏上的现代化、全球化的道路，是西方人开拓的，而且评价标准也是由西方人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那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种侮辱，这意味着中国古老文明无论多么灿烂辉煌，毕竟没有达到比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显然，遭遇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心平气和地当它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

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证明“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否则就应该以学术的态度对待之。

摘要科学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社会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理论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摘要科学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社会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理论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位于渭水流域的周部落的酋长，即后来的周武王，会合大批反商部落攻入朝歌，商纣王被逼自杀。周武王去世后，周公又率兵东征，扑灭了一些王室成员和商遗民的联合反叛。

战后，周王室让功臣和王室成员等到中原各地“分封建国”，从此确定了周朝在中国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从军事上看，和以前相比，这两场战争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战后实施的封建制度却给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启示。其实，在当时极为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周王室根本无力统治广大的地区，因此只能给各诸侯国以全权，而各诸侯国因与王室间的血缘和感情上的联系，自然也愿意承担进贡和派兵拱卫王室的义务；而在经济上实施的井田制，则使人口定居下来，从而使农业得到普遍发展。这样，封建、宗法、井田交相作用，终于在中国产生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以后将由孔子等学者在文化上加以说明。

不久以后，这种制度就显示出了它的缺点。到了西周末期，随着农业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荒地得到大片开垦，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已不复存在，各国接触之后冲突四起，实力政治在社会上慢慢抬头，宗法制度开始失效，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仲裁力量。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先是使得贵族间的等级差别不容易保持，最后则连贵族和平民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虽然战争增多了，但生产也在增加，教育开始逐渐普及。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竟以布衣身份周游列国，而且受到了各诸侯王的正式接待。

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出现，思想深邃而又浅显易懂，富有内容而又活泼生动，互相论辩而又共同提高；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象。思想家们既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战乱和诸侯的腐败，也通过总结历史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孔子认为，周公制订的宗法制度体现了社会各等级间的均衡与和谐；其根本精神即是“爱人”。只要我们本着君爱臣、臣爱君的精神按照这个制度的要求去做，社会必然能够臻于至善。在孔子看来，君主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应当受到家庭内其他成员的爱戴，他也有义务照顾好家庭内每个成员的生活。孔子认为，就像父亲的权威一样，君主的权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而毋宁说君主的责任仅在于让人民生活幸福，而不能压迫、剥削人民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但是，孔子没有告诉人们，用什么办法才能保证君主不能违反这个原则。孟子后来补充说，如果君主违背了这个原则，则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这个说法当然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专制政体下，人民不可能有讨论、评判君主的机会，人民这个字眼只能被君主们或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孟子的解决方案其实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足够的深度。儒家们似乎认为，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都是因为人类道德的沦落；因此，只有恢复周礼中的道德原则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虽然孟子劝说君王们要行“仁政”；但在那个图强争霸的时代，国王们需要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强国壮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儒家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迂阔而不切实用。道家则反对世间的政府和权威，因为正是这些“圣人”们的人为干预，使人失去了自由的本性，从而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他们主张，应当让人类去过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道家认为，政治的原则就是无为而治；君主只有顺其自然、不加干预，那么社会才能达到至善。同样，如果君主违反了这个原则怎么办？道家说，认命吧。显然，这种思想对实际政治肯定无力干预，只能使明哲退而为隐士。道家的“到自然去”的号召，则奠定了今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的方向。法家则认为，治国不能靠儒家式的道德说教，也不能靠道家式的默默无为，而只能靠强力。君主应当将自己的想法作为法律公之于众，服从者赏，不从者罚。只要将屠刀悬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么指挥一个大国就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容易。按照法家的学说，法律只能针对人民和贵族，而不能针对统治者。实际上，在法家那里，法律代表着统治者的意志，既不能?芩说脑际膊荒苁芟肮呋虻赖碌慕谥啤7颐侵С侄啦谜撸讶嗣窨闯墒峭持握呤迪肿约阂庵镜墓ぞ摺？凸鄣厮担已德懔说笔敝詈蠲堑那抗枰平艘院笾泄睾菏降耐骋淮蟮酃男纬桑坏材汛遣锌帷⒈氨伞⑽蕹艿亩衩?/P>

战国时的思想家们，不仅进行教育和学术探讨，也试图在政治上寻找用武之地。孟子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君们，只有慈悲为怀，才能统一天下；但他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毫无建树。韩非则告诉国君们，为了国家的强大，君主应当不择手段；最后确实助成了中国的统一，后来再弄到焚书坑儒，然后再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以后又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右和的烧书与癫狂；直到今天，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奢望。道家们则是例外；庄子对当时的国君们已不抱任何希望，他主张各人在心灵上寻找安慰，在幻想中度过一生。

一、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变迁

（一）以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生态文明思想萌芽阶段

在1944年5月21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在选择重工业发展的时候，选择从长远的利益出发，多发展农业与轻工业。因为这样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们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勤俭建国方针。是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人，虽然没有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和系统的生态文明理论，从在工作实践中的梳理来看，区域均衡发展、勤俭节约、保护环境、植树造林、水利建设、计划生育、国土规划等多方面都蕴含了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生态文明思想探索发展阶段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探索发展了极其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客观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邓小平认识到：“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去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这表明，在经济增长和眼前利益二者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发展，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20世纪70年代的大连海湾严重污染事件和联合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呼吁，让邓小平更加重视森林资源和环境保护，对森林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和保护，他要求“要严格纠正伐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浪费材料现象,把伐木计划和植林护林任务结合起来”。随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提出了地球不仅现在能居住，而且未来让子孙后代也能居住的发展目标，随着环境压力增大，邓小平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在邓小平的引导和推动下，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议案，确定了每年的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标志着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建立，以法治的形式规范了植树是公民的义务，推动了我国植树造林事业的发展。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涉及了生态文明行为、生态产业文明、科技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意识文明、生态现代化等方面，探索发展现代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对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以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生态文明思想初步形成阶段

一、思维形态的内在汇通

客观上讲，马克思主义虽然建立在西方的话语系统上，不可避免地存有欧洲文化习惯、思维模式的一些特征，但它毕竟体现了人类一般的思维本性和发展规律，这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在哲学形态、思维智慧与精神气质上均有一定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我国传统哲学中，朴素、直观的辩证思维传统源远流长，《易传》中的“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孔子的“执两用中”；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张载的“一物两体”；二程的“万物莫不有对”；朱熹的“一分为二”，等等，都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一些精彩的表述，说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简单对举和二分法的鲜明特点。中国传统思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习行践履，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家普遍关注和探讨的命题。《尚书》中就已出现“知之匪艰，行之惟艰”；孔子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熹主张“知先行后”；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王夫之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孙中山则主张“知难行易”。这些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观、认识论都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前面所述，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在语言形式上的结合只是初步的、表面的、外在的结合。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传统文化，探寻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涵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哲学思维、行为习惯上的契合点，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合理的、彻底的改造，使之既保留民族特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与科学性，这无疑是一种更为深层的统一，是思维形态上的内在结合。从根本上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上的辩证性和实践性的思维方式，主要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矛盾观、知行观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地论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在思维形态上的结合。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实践论》公开发表时，特意给它加上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不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进行总结和继承改造，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全面阐明了马恩、列宁都没有系统论述过的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创立了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现代知行合一论”。在《矛盾论》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下融合、扬弃了中国哲学的辩证观，建构起一个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为精髓、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为基础的辩证法思想体系，不仅远远高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更以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学说推向新的阶段。可见，这不仅是一种思维形态的结合，更是一种理论再造和超越。因此，中西文化水乳交融，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观性、朴素性得到克服，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找到了坚实的生长点。中国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那种隔阂、疏离的心态亦得到极大融释，马克思主义真正得以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二、价值理念的深层融合

之所以说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发掘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民族精神与价值理念，并结合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做出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与塑造，不仅使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得以传承，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髓与价值趋向，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无疑，较之语言形式和思维形态上的结合，这种价值理念方面的结合要深刻的多。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对我国传统的“自强不息”和“民为邦本”文化理念的整合与弘扬。“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中最为核心的“乾坤”两卦：“乾”取象于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取象于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意为，君子应当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应当宽以待人、容载万物。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基调之一，早已深深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液之中。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都将其视为座右铭而身体力行着。中华民族几经沧桑兴衰，始终能团结凝聚在一起，并保持永不衰竭的生机活力，是同这种民族魂分不开的。事实上，能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提出“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连串的伟大胜利，也是因为秉承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与意志。显然，从“自强不息”到“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经由的全新改造，作为一项价值原则，已然成为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形形色色的“民为邦本”思想绵延不绝。《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孔子提出“宽则得众”，主张“保民”“爱民”“富民”政策，反对“苛政”；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谊指出“民者，万世之本”；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些传统的民本思想虽然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但仍不失其民主性、人民性的价值与合理成分，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予以重塑。实际上，也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唤醒人民群众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继承和扬弃，把这一民族文化传统与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了富有创造性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理论。无论是《论持久战》中的“兵民是胜利之本”，还是《论联合政府》中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都指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从而把群众利益作为实际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视作衡量共产党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最高标准。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深深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血脉和气质里。

三、结语

摘要：杜威德育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以“道德的教育”培养“道德的人”。“道德的人”就是民主社会中的“有用的好人”，“道德的教育”就是培养个体有效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是承担学校社会责任的教育。杜威德育思想对我国德育原理的启示就是在“充分承担各种社会关系所赋予的责任”意义上重新阐释“道德人”概念，在“德育即教育的道德维度”意义上对既有的德育实体性概念进行批判与重构，将“德育首位”看作“将教育的社会属性放在学校教育规划的首位”，将“学科德育”理解为“通过学科教学增强学生理解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智慧和情感”，从而在整体上反思学校教育的德性基础。并且，杜威思想也提示了我国德育实践变革的学校教育整体德性改造路径。关键词：杜威德育思想中国德育变革道德的教育道德的人

德育变革是当代中国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领域。围绕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德育实效性低下、学生德行问题，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展开探讨，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提出了不少新的德育思路。然而，迄今为止，中国教育尚未摆脱德育实效性问题的困扰，德育变革仍然是一个迷雾重重的难题。

杜威是饮誉全球的教育学家，他的经验学习思想、民主管理理念极大地影响和支撑了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关于道德教育，杜威有着怎样的见解？我们能否从杜威论著中寻到走出中国德育困境、指导中国德育变革的思路呢？研读杜威教育论著，笔者隐约看到中国德育变革的希望。

一、杜威德育思想概观

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学校教育也随之变革。由于学校大量开展社会、学术与职业技能的培养，传统学校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教育和人文学科在学校中的核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业革命的推进导致社会结构变迁，移民增多带来价值观整合的困难，这些都成为青少年德行问题发生的诱因。教育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对此问题深表忧虑，提出应对道德危机的三种有代表性的教育主张：第一种是强化学校中的品格教育，保全传统价值观；第二种是强化信仰教育，以宗教道德教育来扭转时局；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思想家提出第三种思路，认为现代社会需要全新的社会秩序和“全新的道德教育模式”[1]p46-48。

（一）杜威对传统学校道德教育的批评

论文关键词]法家古代法治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我国古代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我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是从法家开始的。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都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法家的“法治”与我国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法家的“明法论”思想。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认为法令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微妙”,连聪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让民众实行呢?因此他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韩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3]P70法家还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须学习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法律,由司法官员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这种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2、法家的“因时立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变革,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则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P165;“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3]P165;“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P148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法治虽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遵循客观规律、社会现实,不断地修订现有的法律也是无可争议的。

摘要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着科学的形成和。由于社会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上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2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