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范文10篇

1市民社会在中国

1.1市民社会发展沿革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民社会的研究在我国不断深入。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可以把市民社会的涵义概括为如下两点:(1)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政治社会的对应物,是一种自主自治的社会领域。(2)市民社会是非政治化生活领域,主要包括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其中以经济生活为主。市民社会的目的是实现个体的物质利益、满足个体交往发展的需要。

1.2我国市民社会构建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个体私人组织、外商独资组织以及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组织,为了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自发开始形成各式各样的特色团体或组织，他们通过法律、法规或相关条例的制定或申请制定来保护他们的既定利益，中国城市中纷纷出现市民社会的雏形。同时，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几乎有8亿，由于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诸多客观原因，使得他们大都没有意识或能力来构建属于他们的市民社会形态。那么,我国学者研究市民社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从我国市民社会研究者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明显的答案:即，在社会转型中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推动社会的转型因此，总体来看，我国尚未真正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市民社会。

1.3中国迫切需要构建和谐的市民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摘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必备要素。目前我国落后的信用体系已经极大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构建一个符合国情的信用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信用；信用体系；

一．引言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市场经济承认人们独立利益及独立的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并要求人们在为自身的独立利益而劳动、主产、交易的过程中，不得靠侵害他人的权益和财产权利而牟取私利。在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规则之上，为了使交易活动顺利进行．减少交易成本并提高生产和交易的效率，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所谓信用，就是指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关系。在债务人对债权人承诺偿还的基础上，使后者无须付现即可获取商品、服务或货币等。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交易都是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从人们之间简单的买卖关系到国家发行货币，无时无处都需要信用作为中介，信用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一个必须具备的要素。普遍的守信行为是交易能够进行．经济能够运转的前提，也是每一个企业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然而，信用是会带来风险的。提供信用的一方授信失当或接受信用的一方回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风险就发生了。为了控制这种风险。因此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有一整套严格的信用体系。只有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体制，就不会有信用制度．也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信用制度、信用体系，就不会形成保护市场经济的体制，从而丧失市场经济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化、文化分化不断加剧。在此基础上，传播分化的问题也凸现出来。就我国传播学研究领域而言，传播分化是一个新问题。研究者虽然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大众传播分化的现实，但对传播分化的内涵，以及由传播分化所引起的传播冲突、传播失衡等问题，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尚需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本文对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传播分化的形态及现实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梳理和探讨。

[关键词]当代社会；传播分化

传播活动成为当代信息社会人们的主要活动，我国当代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裂变。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变革加剧，导致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迅速崛起和形成。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促进了社会分化，在社会分层中，职业是社会阶层分化的核心因素。[1]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社会的文化分化也日益加剧，各个阶层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消费方式。在社会文化分化的基础上，传播分化的问题也凸现出来。但是，究竟什么是传播分化，它的内涵和基本型态是什么，传播分化有什么具体表现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的研究并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一、传播分化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传播分化？我们认为，所谓传播分化，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有效应用，以及传播主体对传播资源占有的不同，从而导致的社会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异质化，并由此产生的不断扩大的社会分化现象。传播分化具体表现为传播差距、传播区隔、传播分异等现象，以及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进一步分化和加剧的趋势。实际上，在传播分化概念中，具体包括三层涵义：其一，传播分化首先表现为作为社会存在状态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传播现象。也就是说，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如地区、群体、文化、职业等社会阶层不同的传播差距；产生了诸如在媒介价值、媒介生态、媒介资源等领域，将传播整体系统分割为不同的次级系统的传播区隔，以及传播功能的异质性特征不断强化的传播分异现象。其二，传播分化还体现为这种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具有明确的加大及进一步促生新的分化的趋势。其三，传播分化引起了某些特定的社会分化，它是当代社会传播发展在社会层面的表现，并由此而引起的不同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如贫富分化、阶层分化、文化分化等一系列的社会分化。

传播分化和社会分化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社会学理论中，分化常用来表述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概念涉及到原本由一种社会体制运行的诸多社会活动分裂为由不同的社会体制来制约。分化的历史过程表征了一个社会的各部分越来越明显的专门化趋势，进而导致了该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异质性。有学者指出，分化是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也存在，但是到了现代阶段，分化明显加剧，成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2]显然，社会分化在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十分突出，社会分化也是社会变革和转型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理论为我们系统研究传播分化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指导，同时，传播分化也是社会分化的有机组成，不能把传播分化与社会分化割裂开来。我们关于传播分化的传播差距、区隔、分异等现象的描述，实际上也源自于社会学研究对分化概念的界定和总结。

摘要：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保障了社会保险事业的顺利进行，我国经过多年的积累建立起了数额庞大的社会保险基金，并在实际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就目前形势来看，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还存在比较严重的欺诈现象，这将极大削弱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抗风险能力。从社会保险基金的欺诈现状入手，剖析社会保险基金欺诈现象产生的理论根源，在现实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反欺诈机制，这将有利于我国社会保险事业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社会保险基金；反欺诈；信息不对称

1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欺诈行为的现状

社会保险基金欺诈，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过程中，实施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等的行为。我们可以从社会保险基金欺诈现象所涉及的各方责任主体来理解。

到2006年底，全国共有30个省成立了省级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逐步加强基金监督工作，基金管理进一步规范。但是，当前挤占挪用社保基金，冒领、骗取社会保险金的问题仍非常突出。

1999年以前发生的23.47亿元违规资金，大多是涉及基金安全和完整的问题；2000年以后发生的47.88亿元违规资金，多数属于管理不规范问题，甚至包括违法犯罪。凡是涉及社保基金大案的基本上都是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有关。2006年8月，上海查出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保基金挪用案件，该案中违规挪用的社保基金连本带息共计37亿元。同年11月27日，浙江金华又爆发数亿社保资金被挪用的大案。据新华社报道，在1986年至1997年间，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至2005年底，还有10亿元没有回收入账。国家审计署对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三项社保基金（养老、医疗、失业）的审计结果中，发现违规问题的金额达71亿元。

一、不失时机地推进城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地方的城镇建设，在带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按照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国外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相比，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据有关方面统计，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已达到70％-90％，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水平平均为40％以上，而我国到2001年底城镇化水平只有37.7％。虽然近几年城镇化率有所提高，但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一些城镇的基础设施不配套，整体功能不强，带动能力薄弱，还很不适应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进城镇化进程，已是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推进城镇化是促进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性举措。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一些不可忽视的矛盾和困难。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改变。城镇化滞后，已成为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只有积极推进城镇化，才能逐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促进城乡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还应看到，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必须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同时，要统筹城乡发展，密切城乡联系，从资金、技术、市场和信息等方面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这就是说，处在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经济需要通过推进城镇化，为其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和动力。总之，实施城镇化战略，关系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小康建设，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当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多数农产品供给总量平衡、丰年有余。这不仅为推进城镇化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而且为加快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措施

国内外发展的历史表明，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提高城镇化水平，可以改善城乡经济结构，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有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

一、中国社会福利面临的发展形势

现代社会福利的演变轨迹表明，在相当程度上，福利制度的发展是对社会形态变迁和社会结构改变积极回应的结果，与一个社会的价值认同、传统习惯、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是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渐进式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诸多因素变化所产生的制度需求经由政治程序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从而使原有制度实现新的结构调整或转向新的发展范式。近10多年，随着国际化、城镇化、市场化以及老龄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无不映射到社会福利领域，成为对再造社会福利持续产生和激活新的制度需求的内在发展动力。

第一，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需要。社会福利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发展同样需要社会福利的制度性支持。近5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人均GDP年均递增8%左右，其中，2007年GDP达24661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国民经济有了显著积累。宏观经济总体上的平稳发展，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39000多亿元，2007年突破5万亿元，连续四年平均增长21％。[1]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十五”以来整体工业化水平持续提高，2005年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50，预计到2018年将达到100，基本实现工业化[2]。中国经济的成长无疑是近30年的改革开放激活整个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表明，当前阶段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经济起飞所必需的主导产业、市场容量及体制环境，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迈入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说的经济起飞阶段[3]，总体上正处于向转变增长方式寻求发展动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保持经济发展对以社会福利为核心和主体的社会政策将产生较高的依赖程度。之所以这样说，从增长方式看，内生增长将是经济起飞阶段乃至更高阶段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这势必引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需求，从而对面向全民的教育福利提出了更高程度的需求；其次，从资源结构看，工业化深入发展是一个资本与劳动相比占据优势的竞争过程，因此，资本和知识的拥有者取得强势地位，从而使得资本缺乏和低技能劳动者相对失去竞争力，与此同时，伴随着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流动将在更大规模上突破行业、地区、所有制的限制，短期性和结构性失业将会取代体制变迁性失业，这势必产生对劳动力尤其是同质化和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扶助的需求。同时由于非正式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非正式就业、弹性就业人员的福利保障问题同样需要国家采取一定的政策性行动；再次从政府职能看，毫无疑问，中国近10多年经济发展得益于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能量释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随着市场结构和体制环境的逐步定势以及“政府——市场”边界的日渐清晰，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途径与方式势必发生深刻变化，主导解决工业化社会产生的诸如工伤、疾病、失业、老龄等原因导致的收入损失或生活无着等社会问题将是政府的首要职能。从上述变化看，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客观上需要一种与其相匹配的社会福利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工业化逻辑”产生的新的功能需求对社会福利产生了新的“推力”[4]。事实上，一些福利理论研究者的经验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越高，福利服务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5]此种结论无疑正在中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印证。概括而言，宏观经济发展视角上的社会福利发展需求，要求目前社会福利改革至少确立的议题应包含：适当扩大福利内涵、适度提高福利水平、重建政府主导责任等若干重要方面。

第二，转型期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6]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被独立提出来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必然，是我们在经济增长中统筹社会发展，实现发展成果共享和普惠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发展上的偏向使得我国社会建设没有同步于经济建设，因而积累了很多历史欠账。随着社会步入转型期，社会不协调因素趋于活跃，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社会风险。由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动，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既是伴随社会转型本身的一种客观趋势，也反映出中国远没有实现发展成果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共享。这些问题的存在一般关系到公众的基本利益，尤其是关系到基层群众的民生利益，进而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基础。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出路在于社会建设，要遵循社会建设的自身规律，注重对社会机制的系统化构造，结合当前的客观实际，首要任务是需要完善和形成一种共享保障机制与合作参与机制。共享保障机制，能够确保全体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生活权益上的“兜底”保证，能够使社会公众以合理方式平等参与成果分享；合作参与机制，能够在非同质性社会结构之下实现群体、阶层、组织等基于合法环境之下的社会多元治理和社会秩序整合。从理论上来说，有了这两种机制，将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普惠民生的统筹协调，有助于融合处于分层或断裂中的社会结构，从而为社会建设开辟出重要的推进路径。从功能视角看，社会福利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的基本制度安排，作为让公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基本途径，其实质就在于促进社会机制构造，其发展的动因在于“社会形态的改变和社会结构的变迁”[7]。当前，中国社会福利在整体促进社会机制构造上功能尚不健全，其中较大因素在于社会福利理念落后、政府主导责任弱化、福利社会化程度不高、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政府投入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社会福利所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十分有限，有大量社会问题的解决没有纳入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使市场化经济的成果缺少一种普惠社会成员的有效工具。在经济增长自然带动社会发展的时代终结之后，如何进行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一个显命题，其破题的关键应该是从重构社会福利切入，这是转型时期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第三，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速的需要。根据有关测算，中国早在1999年就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现有

60岁以上老年人口1.49亿，约占总人口的11％，为整个亚洲总人口的1/2、世界老龄人口的1/5。[8]有关研究表明，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到202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老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达到3.28％，大大超过年均0.66％的总人口增长速度，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从2021年到2050年将是加速老龄化阶段，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以上，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老年人口的21.78％。从2051年到2100年将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水平将维持在31％的水平，社会进入高度高龄化的平台期。与老龄化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老龄化属于已成共识的“未富先老”，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就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由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以及农村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所带来的空巢老人和留守老人问题越来越突出。满足老年人福利服务需求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福利发展的重要价值所在。近些年来民政部门在发展城乡“三无”老人福利基础上，启动了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实施了一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计划，着力于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福利服务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相比巨大的需求，目前的福利服务水平十分低下，仅传统意义上的供养问题尚未完全满足，更不要说满足社会老人的福利需求。就服务设施来看[9]，目前的1.49亿老年人口其中约有3200万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照料护理，但全国各类养老机构仅有3.9万个、床位数170.2万张，平均每千名老年人11.4张；就社区养老服务看，发达国家社区服务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20％-30％，发展中国家为12％-18％，而目前我国只有3.9%；全国约有1/3以上的城市街道办和1/2左右的社区居委会没有建立老年服务机构和设施，农村乡镇则更少。就此而言，目前老龄应对与老龄化的提速发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加快发展面向老龄人口的福利服务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提出的重大挑战。

摘要：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是当代各国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遇到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由于受到我国整治、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大发展较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逐步完善农村的社保仍然是我国工作的重点。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实现小康社会；有利于我国实力增强，提高我国综合地位。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设措施

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是判断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政府工作的中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实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我国必须重视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本文主要针对社会主义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及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保障制度作分析，提出相关思考，希望对于我国的社保制度的完善与实施有一定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对我国发展的意义

1.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保障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保制度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说明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对于市场经济的二次分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解决经济和社会和谐进步的关键，是缓解社会经济矛盾的稳定器。社保制度通过政府利用社会保障资金，同时利用其他行政手段控制或增加社会的总体需要，推动和改善市场的供需之间的相对平衡，提高我国市场的资源的利用率，促进我国经济的和谐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要靠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基础。由于人民对自己的未来预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于自己以后的生活省吃俭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经济消费，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树立人民对于自己未来的信心，不再为自己以后的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而担心，积极消费，拉动我国的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摘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保障税目前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我国早在1996年便提出了“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想法，至今仍是以社会保障费的形式加以征收，但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已成为顺应国际社保制度改革的必要之举。通过对已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析比较，探究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提出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基本设想。

[关键词]社会保险税；社会保障费；国际借鉴；税制设计

一、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必要性。1.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的需要。税收具有较强的刚性，而且普遍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为缴费制，征收的对象仅为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以及部分城镇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等，并未覆盖全体社会成员。而实行缴税制不仅可以减少部分企业及个人欠缴、少缴社会保障税的情况，还可以提高社会成员的参保率，很好地解决实行缴费制存在的问题，更有利于国家对范围更广的人群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2.保证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平衡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特别是养老保险基金存在较大的缺口，难以应对我国日渐明显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如果将征收社会保险费改为税收的形式，则规范性更强、征收力度更大，且具有固定性，能够为社会保障基金提供持续而稳定的资金来源，进而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3.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国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开征社会保障税有利于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人们的生活水平便会相应地提高，消费能力会随之上升，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二)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可行性。1.丰富的国外经验为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有力的借鉴。由于目前社会保障税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一些国家社会保障税的征收制度已经十分成熟。尽管各国的社会保障税的税制设计有一定差异，但仍可以为我国提供先进的经验和有力的借鉴。2.我国保费经征体制的改革为开征社会保障税奠定了基础。国务院提出的自2019年1月1日起社会保障费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简化了征管主体，利用税务部门在人力、物力上的优势，以及其制度上的严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社会保障费的征管效率，也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为社会保障税提供了可靠的税基。社会保障税的税基为工资，因此与国内生产总值有直接关系。我国GDP近年来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2000年到2017年平均增长速度达9.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逐年递增，2000年到2017年平均增长速度达9.6%。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可靠的税源基础。

二、社会保障税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税的实践。1.项目型社会保障税———德国。其社会保障体系由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老年人关怀保险五部分组成，各部分均采用比例税率。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灵活性较高，可以适应不同保障项目支出情况的变化，如对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支出较多的保障项目设置较高的税率，对老年人关怀保险等支出较少的保障项目则设置较低的税率。但由于其分项目分别征收管理，各项目间财力调剂余地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一部分公平性；同时，其高福利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2.对象型社会保障税———英国。其社会保障税中最主要的税种是国民保险税，根据参保人员的不同类别分为“受雇领薪者”、“自雇人员”、“自愿缴款者”和“所得超过一定标准的自雇人员”四大类。第一类采用全额累进，第二、三类采用固定税额，第四类则采用超额累进的计算方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根据不同参保人员设置不同等级的税率以及不同的计算方式，在便于征收的同时兼顾了税收公平；其缺点是社会保障税的征收没有很好地与承保项目挂钩，返还性较差。3.混合型社会保障税———美国。其社会保障税包含项目型和对象型两种模式，它是由一般社会保障税、失业保障税、铁路员工保障税和个体业主税四个税种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四者均采用比例税率。混合型社会保障税结合了项目型和对象型社会保障税的优点，其既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又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表现为它可以使特定项目拥有独立的社会保障支出体系；但其缺点是管理不够便利，四项分别征收，统一性差。而且美国社会保障税在工资最高限额以下征税，高收入者的大部分工资不在纳税范围内，导致其有很强的累退性，不利于再分配，使社会保障的社会公平功能减弱。(二)经验与总结。首先，应避免像部分发达国家一样出现社会保障税率设置过高的情况。过高的社会保障税率会降低人们参保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水平；同时，高税率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企业为了减少负担，便会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最终导致这些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税率的设计应在满足社会保障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税率，以便于减少个人和企业的负担。其次，社会保障税制设计应适应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结合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认为我国应采取美国式的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差异较大，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城市居民收入高，而大部分农村居民收入低，参保能力差，因此需针对城镇和农村居民设置不同的税目；而在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我国的参保项目种类齐全，为我国过渡成为项目型社会保障税的征收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要：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正确认识我国的民族关系现状，加强马克思主义“五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历史观)教育，努力构建我国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关键词：和谐民族关系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

一、我国民族关系的状况

(一)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关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一代又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总结了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又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和建立了一系列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和制度，从而保证了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巩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就此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删这就以宪法的形式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及其基本特征。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进一步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2年党的十六大都明确提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二)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

摘要：社会化物流体系的建立，将使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目前建设社会化物流体系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基础设施初具规模，规范物流业发展的各项条例、法规已经出台，如何建设“大流通、大物流、大市场”的社会化物流体系，是我国物流业发展迫在眉睫的任务。

关键词：物流体系框架实施步骤

现代物流业是极具潜力的新兴产业，是作为继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之后“第三利润”而被高度重视的。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物流业发展条件的成熟，我国社会化物流体系的建立将迫在眉睫。社会化物流体系的建立将实现大流通、大物流、大市场的格局，从而有效降低流通成本，实现快速响应，打破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全国物流一盘棋，同时与国际接轨，以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社会化物流体系构建条件分析

经济的发展确定了物流的地位

据资料分析，20世纪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带动货物周转量增长0.995个百分点，到90年代这个弹性系数平均为0.981，这表明在工业化完成之前，物流的需求伴随经济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我国的GDP逐年增加，目前已列世界第四，由此可见，物流业在我国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