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化范文10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走向世界是大势所趋。金融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同时作为管理商品经济的一个基本手段，必然要随正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一道走向世界。

一、金融国际化内涵

所谓金融国际化就是指金融活动超越国界，从局部地区性的传统业务活动发展为全球性的创新性的业务活动。其具体内容包括：金融机构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金融业务的国际化，金融资产和收益的国际化等方面。

1．金融机构国际化是指一国的金融业在海外广设分支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形成信息灵敏，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络。在对等的条件下，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开放本国金融市场。

2．金融市场国际化指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联成一体，使国内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组成部分，使国内资金在更广阔的市场上优化配置，同时吸收利用国外资金，参与国际资金大循环。

3．金融业务国际化指国内金融业务向外进一步延伸和发展，从传统的地区性业务，如存款、放款、投资，只不过其规模、性质和对象已有显著差异。

一革命：概念及其阐释

革命（revolution）这一术语出现于十五世纪的义大利，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政变）一事。这一术语源于占星术家在行星处在某种特定位置时所预言的命运之突然转折的概念。它于1662年在英语中第一次出现，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用它来形容国王查理二世的复位，此后这一术语又被用来指詹姆士二世的退位，由此便首创了这样的概念，即通过这类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获得一种理想的秩序1。

革命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概念是指一种暴力性政治参与，它一般以夺取政权和恢复正义的政治秩序为目标。西方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是运用的广义革命概念。洛克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上帝的授意，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增进福利，如果政府不能保护臣民的权利，人民的反抗或革命就是合理的。杰弗逊继承了洛克的革命思想，认为革命是人民争取「天赋人权」的努力。伯克也是在广义上运用革命概念的，他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因为他们的君主并非僭主，只有推翻僭主制政府的反抗才是合理的。杜克海姆把革命、起义、暴乱混合起来使用。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变得愈来愈复杂，个人愈来愈孤独，由于丧失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他们更易于产生反常和暴力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革命的内涵也是广义的，它意味著朝代更替和合法性的重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改朝换代和天地运转、四时更替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天意和民心（合法性）的丧失是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狭义的革命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权的更替或正义胜利，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大规模重建。马克思运用的是革命的狭义概念，他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2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具有进步性，它是先进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替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3亨廷顿的革命概念把革命同政变、起义、叛乱和独立战争区别开来，他认为革命的本质在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更。汉娜•阿伦特也认为，「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著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4查默斯•詹隼认为，「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改变社会体系。更确切地说，它有目的地使用暴力策略以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5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治理论家主要是从四个角度来研究革命的：一、合法性的角度。他们认为革命是权威丧失的后果，是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洛克、杰弗逊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二、文明的角度。马克思是革命文明论的阐释者，他认为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三、心理的角度。杜克海姆把革命看作是现代社会心理淡漠和压力的反应。四、社会结构的角度。汉娜•阿伦特、查默斯•詹隼都坚持认为只有实现社会结构变化的暴力才能称为革命。这四种革命理论都阐明了革命某些方面的内涵，并具有启发意义。概而言之，研究革命要涉及到政府权威、社会结构和暴力行为等方面的内容，革命是社会体系内部通过暴力改变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的变动。也就是说，革命是一种社会变动，这种社会变动力图改变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是体系内的冲突，并且它必须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

二革命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分析

万类霜天竞自由。利率市场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经济转轨中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金融体系市场化就作为“不得不玩的一个游戏”(theonlygameintown)风行全球，并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进行。中国利率的决定和传导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已进入到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得以实现。为确保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活动按照适应金融资源特征、符合金融可持续发展思路进行，在此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对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阶段性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在某种意义上指导甚或决定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剩余道路的前进方向、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评析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深化质的标志，是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的深刻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首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利率定价机制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管制向市场决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利率体制和利率决定机制变迁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整个利率体系由借贷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的比例越来越多，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直接干预的成分越来越小。从范围过程来看，即是从部分利率市场化向全部利率市场化过渡的过程；从程度过程来看，即是从较低程度的利率市场化向较高程度的利率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从阶段过程来看，完整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包括利率市场化准备、利率市场化进展和利率市场化成熟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利率市场化从时间上观察，在短期内利率可能会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但从长期来看，其变动由市场货币供求决定。同时，利率市场化又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金融生态的可持续状态，在理论上是指利率能否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其衡量标志主要是金融机构有没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作为其阶段性目标，利率调整频度以及浮动幅度，也是衡量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资金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经济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利率市场化作为一项既涉及金融体制改革，又涵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改革，中国经济特定的体制背景和金融环境决定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长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利率市场化的长期性是指始于1978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直至1996年6月，才真正揭开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幕，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直至2000年9月21日，才迈出具有真正实质性的第一步，实现外币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到目前为止才基本走到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和破解阶段，这不仅与激进式改革相差甚远，与中国经济其它领域的渐进改革比较，利率体制改革也是滞后的。利率市场化的多样性是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模式、体系内涵、程度范围、次序安排等是层多面广、不一而同的，既有利率市场化内涵的多样化，包括利率决定的市场化、利率传导的市场化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也有利率市场化体系的多样化，包括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银行间利率市场化和债券利率市场化，只有以上部分均得以实现市场化，才是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复杂性是指衍生于融资活动的利率制度与金融产权制度、金融市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错综交杂，相伴相随，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社会，还是对银行、企业和个人，都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于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相符合的金融产权制度约束的弱化、金融市场机制及结构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和银行的不完全市场化、金融救援机制的不健全等障碍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利率市场化未来的改革增添了变数和难度。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评析

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随之进行。利率体制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在逐步深化，根据利率走势和利率改革内容，可将我国利率改革分为前期的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改革利率生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等三个阶段。在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阶段（1978年—1993年）：经过近15年的改革，基本改变了负利率和零利差的现象，偏低的利率水平逐步得到纠正，利率期限档次和种类得到合理设定，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银行部门的利益逐步得到重视。在改革利率生成机制阶段（1993年—1996年）：利率改革主要任务是不断通过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使利率水平在调整市场行为中发挥作用，以逐步建立一个有效宏观调控的利率管理体制。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和结构是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确定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参照系，中央银行主要是根据社会平均利润率、资金供求状况、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世界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确定基准利率，利率逐渐被作为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成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杠杆。但在此期间，我国的利率管理权限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在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阶段（1996年—至今）：从1996年开始，中央银行才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尝试和探索，推出一些新的举措，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由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的新型体制，实现利率管理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同业拆借利率、贴现率与再贴现率、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国债发行利率、3000万元以上和期限在5年以上的保险公司存款利率、外币贷款利率、300万元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先后得以放开，开展了利率衍生工具试点，银行间市场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增强和深化。尽管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还远未结束。其主要表现特征如下：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由于受到全球化、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影响，大多数城市建筑千篇一律，没有个性。我们的建筑逐渐失去了民族特性，失去了城市文化的重要精神依据。建筑民族化，是维持、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我国的建筑界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但并不成熟。以日本为主导的东方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但不能照搬。

关键词：中国当代建筑民族化

我国从近代开始到当代，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本国独特的地域文化有被湮没的趋势，尤其在建筑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大量的重要建筑由外籍设计师完成，这严重削弱了国民对本土建筑文化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建筑设计也从满足实用需求过渡到对文化审美的追求，这种发展的过程体现了当代中国建筑艺术的走向。21世纪初，中国建筑艺术明显呈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开始关注建筑与历史、文化、地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运用象征性手法和民族风格进行设计的创作思维也引起了现代建筑创作民族化的广泛讨论。

对当代各国建筑学科而言，“民族化”研究具有某种“内核研究”的意义。“民族化”是基于文化上的民族化，即所谓的传统性，以维持、发展本民族文化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时，通过有目的地选择、最大限度地消融外来文化，从而在民族文化内核上赋予新的形式，实现民族文化的重生。2010年，我国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落成，使建筑界看到了中国建筑师表达东方建筑文化的意愿。（图1）无论它是否成功，目标却是明确的，即建筑艺术的民族化必然是我国建筑未来发展的趋势。当代中国建筑如何实现民族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符号嫁接

将我国传统建筑造型中的局部符号嫁接在当代建筑中，这在我国接触西方建筑的初期就已经开始，如南京中山陵建筑、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等。这类建筑需要表现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心的社会需求，它们基本上并没有脱离传统建筑造型。到了当代，我国的新建筑利用传统符号嫁接表现建筑民族性的日益丰富，它们大多具有删繁就简、注重文脉的特点，如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图2），把中国传统园林与江浙传统民居符号运用其中，甚至将一些传统建筑符号进行变形或抽象化处理，创造出现代建筑的新形式，在传统意象思维包裹下的现代建筑，表达着地域与建筑的关系。在当代我国建筑领域，此类作品成为建筑走向民族化的大多数。

一、基于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分析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

所谓次级房屋贷款，是指为资金不足或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购房人提供的一种住房贷款产品，其特点为短期内低利率，长期内高利率。当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住房抵押贷款是一项收益高且足够安全的信贷资产。例如美国曾经盛行的2-28房屋抵押贷款模式，在整个30年的零首付的贷款业务中，前2年执行固定利率，后26年执行浮动利率。这些次级贷款的发放过程中对借款人的收入、资产都不进行审查，是一种没有任何依据的信用贷款。银行再转手将这部分信贷资产出售给SPV公司，通过其设立的支持证券在市场上的流通，促进了次级房屋贷款的崛起。在上述模式中，如果市场放生剧烈波动，房价跌至借款人未还款金额大于其重置房产所需要资金时，借款人必然放弃继续还贷，次级贷款会在此时点集中暴露不良，2004年到2006年的两年间，美联储连续十七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成交率连创新低。房价不断下跌而利息反而不断上升，借款人的房屋资产急剧缩水，借款者无法通过卖房或抵押来偿还贷款，市场的违约率不断上升。此时由于资产的缩水，即使贷款人出售房产，也无法挽回损失，故信贷证券化产品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二)我国与美国的比较

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包括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美国人长期所形成的负债消费观念，当金融监管和各环节的利益冲突问题等。本文我们将主要从贷款资格审核、购房人群及消费观等方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

1.贷款资格审核方面

摘要: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的城市发展观指导,受政策导向作用较大,甚至产生了“逆城市化”现象,导致我国城市化质量不高,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廉租房住宅供应短缺,城市用地和规划规模失控等,必须加强城市体系规划,走科学的、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新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强有力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发展趋势之一。城市化一般是指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人口逐步由农业人口占多数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由居住在农村占多数转变为居住在城镇占多数、该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国家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也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人口被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多样化的文化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所吸引,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的完成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已基本完成。而支撑现在和未来城市化发展趋势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较快,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正确制定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很有必要。

一、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及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大体上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0年到1955年。这一时期,人们对城市的认识是积极的,认为城市是进步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这种认识的推动下,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55年的13.5%。

进入21世纪，就水利行业的发展，议论十分活跃。其原因是：（一）国家经济的发展，对水利行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水利行业相对落后的现状，已暴露出日益严重的水问题。这些都迫使水利行业必须加速改革进程，尽快实现现代化。汪恕诚部长在2000年水利厅局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的水利要由传统水利转变为现代水利，转变为可持续水利。"这也是水利行业在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和改革方向，实现中国水利现代化是当代水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一、水利现代化的道路

水利建设的现代化是为国家现代化服务的，因此水利行业现代化首先要满足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对水的各种需求。但是，水资源是有限的，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又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水利行业的现代化还表现为能清楚地认识水的基本规律，引导社会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控制不合理的需求和消费。

纵观人类社会对水的开发利用大致经历过五个阶段：

（一）以防洪建设为主的阶段

人类社会要求发展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特别是人类开始在水域周边定居之后就必须进行防洪建设。一般是堤防、城墙、城区排水系统等，并且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提高防洪建设水平。

摘要：宪法司法化是宪法法律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宪法发展趋势之一,但我国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宪法司法化。近年来,我国的一些司法判例引发了人们对宪法司法化的思考。我国必须要走宪法司法化路线来更好的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而宪法是可以而且应当具有司法适用性的。我国宪法应当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具有直接依据宪法裁判具体违宪案件的权力,从而为各级人民法院行使宪法司法化的权力提供最终和最高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宪法司法化违宪审查司法判例

一、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的兴起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可以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并依照宪法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它与一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密切相关,事实上,我国宪法是以规定宪法监督制度的方式来体现违宪审查制度的。1982年《宪法》既在序言中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又在第5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同时在第62条和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此种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得以经常性的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是,它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例如由于缺乏专任机关造成监督不力、缺乏完善的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导致我国宪法监督的实体内容成为无法运行的空洞理论等。尤其是因为监督方式相对单一,侧重于对法律法规而忽略了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监督,直接导致一方面具体的违宪案件得不到法律的纠正,另一方面也不符合用“司法程序解决司法案件”的原则,另外对以请求方式提出审查的主体亦无救济程序保障。目前,我国法院不会仅仅依据宪法来裁判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需要找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定同时适用,如果没有,那就只有类推适用一个最相近的具体法律规范或干脆不受理这类案件。

11年前的齐玉苓案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引发激烈争论,争论焦点涉及宪法和宪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宪法适用及相关问题引发的纠纷,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齐玉苓、陈晓琪均系山东省滕州市八中1990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考时成绩不合格,失去了升学考试资格。齐玉苓则通过了预选考试,并在中专统考中获得高分,超过了录取的分数线。随后,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发出录取齐玉苓为该校19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但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被陈晓琪领走,并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市商业学校报到就读。1993年毕业后,陈继续以齐玉苓的名义到中国银行滕州市支行工作。1999年1月29日,齐玉苓在得知陈晓琪冒用自己的姓名上学并就业的情况后,以陈晓琪及陈克政(陈晓琪之父)、滕州八中等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1999年5月,枣庄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齐玉苓不服,遂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2001年8月23日,山东省高院依据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做出终审判决。

2002年1月,四川大学法学院学生蒋韬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起诉,将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列作被告,理由是该行在招录行员启事中规定招录对象条件之一为“男性身高168公分,女性身高155公分以上”,违反了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侵犯了其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与政治权利。该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称为“中国宪法平等权第一案”

摘要：潜在债务是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而在整个潜在债务链条中，金融业又占了绝大比重，所以控制金融风险就成了防范和化解我国财政风险的重要一环。

作为当前处理金融风险问题的特殊模式，金融风险财政化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对政府职能的＿项客观要求，也是现行财政金融管理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安排。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事一议”的金融风险化解方式正逐渐暴露出其体制性缺陷和不尽合理的地方，存在着诸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以及地方“倒逼”中央财政等问题。因此，如何借鉴国际相关经验，构建相关法律框架，建立潜在债务风险监控体系，进而弥补我国金融风险财政化运作模式之不足是本文的分析重点。

改革开放20年来，投资一直是使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巨大引擎，而此引擎的动力源却又来自于财政与金融。在为国民经济发展“输血”、“供氧”的同时，财政与金融又因边界不清、职能模糊、体制摩擦等问题而给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带来了极大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加入WTO后，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全球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将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途径传人中国，这不仅增添了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执行难度，也使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变得日趋复杂。一般情况下，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外来风险能否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还需视我国经济运行体系是否健康、安全而定。因此，理清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来源，以及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国家宏观经济风险的前提与条件。

一、引言：由理论界对我国财政危机问题争论引发的思考

对于我国是否存在财政危机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外理论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按照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可将这些观点大致分为3类：一是存在论，二是不存在论，三是局部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童振源博士的“存在论”认为，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其主要论据有：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中国财政负担沉重，隐性支出严重；积极财政政策对财政危机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中央财政扩大收入有严重障碍，等等。该观点主要是从目前我国财政境况窘迫、隐性负债规模巨大等方面分析问题的，因其角度是静态的，所以得出了当前我国财政问题十分严重的结论。

一、农业保险及其类型特征的概述

1、农业保险及其结构类型分析

农业保险作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增长以及农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重要制度，也是我国结合国内农业发展实际情况而推行的重要政策战略，在农业经济的提升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保险，顾名思义，由保险机构专门开展经营和维护，针对农业生产以及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等导致的农业生产与经营发展经济损失进行责任承担或者保险赔偿的一种制度和政策，对于保障农业以及农民的生产发展安全有着极为重要和突出的作用意义。在我国，根据农业产业化的结构发展实际情况，农业发展的产业结构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林业等结构形式，因此，国家在进行农业保险制度以及政策类型的建立确定中，也是结合农业产业化结构形式建立制定的。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按照农业保险承担保险责任的对象以及内容情况不同，农业保险的类型主要包括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森林等保险项目。其中，种植业类型的农业保险主要是指对于植物性生产保险责任进行承担的农业保险类型，比较常见的种植业农业保险有粮食作物种植与生产保险以及经济作物种植和生产保险、水果果树种植生产保险、蔬菜园艺种植生产保险、其他种植与生产保险等。其次，我国农业生产与发展中的养殖业农业保险项目类型，则主要是指以动物生产发展为主的保险类型和项目，像牲畜保险、水产养殖保险、家禽保险、特种养殖保险等不同保险类型和项目。

2、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分析

结合上述我国农业保险的主要结构类型情况，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中，针对农业经济生产发展的灾害事故，通过建立农业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实现以“政府主导”、“财政支持”以及“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的保险模式。其中，“政府主导”主要是指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提升过程中，结合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国家和政府的牵头引导作用，实现农业灾害预防和灾害影响减小控制等保险制度和措施的构建完善，实现对于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而“财政支持”则是指各级财政机构结合国家对于农业保险政策支持以及决定内容，对于农业保险进行一定比例的保险费用补贴，以鼓励农民参与农业保险的制度和要求规定，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升；再次“市场运作”主要是指通过农业保险专门经营管理机构对于农业保险政策制度的市场化运作与管理，在提升农业保险经营管理委托机构的经营管理资格同时，实现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完善，以能够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灾害的预警与灾害影响减小；最后，“合作共赢”则是指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农民以及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合作，以推进农业保险制度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和完善，促进国家农业经济的真正提升和发展。

二、农业保险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相关作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