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范文10篇

[摘要]我国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政府管理、市场替代等方面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影响。从理论和实际上分析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表明：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政府替代市场的力量毕竟有限，地方政府只有顺应市场的力量，才能促进地区经济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经济发展要求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加强合作，共建全国经济一体化市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合是必然趋势。

[关键词]地方政府；竞合；保护性竞争

一、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国家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国家的下一个层面——区域竞争上，因此，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日益突出。紧随着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快速崛起，中国科技和人力资源集中的环渤海经济圈成为我国目前又一个发展热点区域。三大区域的发展，将是中国未来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和焦点。我国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政府管理的有效性，而且还体现在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上。政府替代或顺应市场力量是三大区域和全国范围内未来发展的共同趋势，因此，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协调、适时地发挥市场替代的作用，将区域内外部资源有机地整合起来，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各地方政府和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目前，我国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越来越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加强；同时，各地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竞争和市场分割现象，如何打破原有的市场壁垒，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析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地方政府竞合并存关系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

二、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摘要]目前我国理论研究不足阻碍财政竞争问题的有效治理，为此，本文通过对财政竞争理论综述，结合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现状分析，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摘要]目前我国理论研究不足阻碍财政竞争问题的有效治理，为此，本文通过对财政竞争理论综述，结合我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现状分析，提出了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效率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的“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引导一直受用,各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发挥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权威。在中国财政分权和自上而下的晋升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上表现积极。但是,那些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且绩效难以显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仍然需要通过中央的专项转移支付手段,引导地方政府进行财政配套,才能得到有力推进。

[关键词]支出偏好;经济发展;民生服务;绩效;转移支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因循“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实力壮大。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2004年我国明确提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在财政支出行为上做出回应。

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使地方政府成为自主的利益实体。这一方面保证了地方政府自主实现发展目标的积极性;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预算自主权的存在,以及官员“经济人”特性的驱使,令一些财政行为存在地方局部利益的狭隘性,而难以完全反映中央政策要求。本文意在探讨近年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是何?在中央日益倾向于保障民生之时,地方政府的表现如何、原因为何?中央政府如何应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

一、中国地方政府的职责和偏好

财政分权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国家普遍运用。我国有69%的公共开支发生在地方政府,其中又有55%以上的公共支出发生在县级政府。县级政府需要承担经济建设、教育、医疗、治安等多项公共服务。经典的财政分权理论指出:地方比中央更加贴近居民、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地区间居民的偏好亦不同,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因此,在财政职能的划分上各种财政职能应该尽量由地方政府执行,除非中央政府或上一级政府在执行此职能时表现得更有经济效率。

摘要：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指，以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民主权利为前提，通过自主、理性的方式，有序地去直接或是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行为。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是制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性因素，通过对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问题和趋势分析，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视角，提出地方政府需要从制度制定、制度公平和公正执行、制度绩效评估方面不断提高制度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完善制度创新体系，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良好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一

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指地方政府在管理本地社会过程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制度变革的过程，是支配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则、规范和惯例的变化过程，目的在于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存在的问题对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供给的动力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两难处境，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发展迫切要求政府顺应潮流进行制度创新的同时，地方政府本身成了制度创新的对象，要触动原有的利益刚性，因此地方政府会“动力不足”；公民社会的弱势又不足以对地方政府形成强大的动力，所以制度供给短缺，满足不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需求，直接制约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发展。动力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还是处在自发阶段，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表现就是制度短缺、供给不均衡，由此造成的制度真空、制度衰败和制度的“内卷化”问题，降低了制度的效能，引发更多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使公民不能够有正当的渠道进行政治参与活动。

2.在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供给和执行方面，我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存在“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问题[1]，那只有制度创新之外表，而无制度创新之实质。一项好的制度创新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民主参与，必须具有真实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目前政府制度供给方式存在制度移植过程中脱离实际、自上而下的单方向供给方式等问题，缺乏上下互动的信息交流渠道、利益沟通及利益协商机制；制度的执行不畅或有所公正必然降低制度的效能和权威。地方政府自身利益具有膨胀性、双重性、获取方式的强制性[2]等特点，政府的偏好和有限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等[3]都制约了制度执行的公平公正性效果，削弱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对政治参与制度的信任；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基本原则就是在现有宪政制度框架下，对地方政府自身运行制度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和管理方式的创新，以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范围、领域，激发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各种政治资源，提高社会效益。但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或是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往往会作出一些“超前”的短期行为，或是以合法的程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以牺牲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代价，导致人们对政府制度创新的实质和价值追求产生了怀疑，对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降低，认为是伪创新、是为了某些个人利益的行为。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目前，我国“地区”一级建制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逐渐形成了“双重衙门体制”；乡镇政府又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也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且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结果造成了农村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因此，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建制，强化县级政府的功能，精简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村民自治必要的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关键词]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撤地；强县；精乡；实村

改革开放27年来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因此，迄今为止我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机构庞大、职责交叉、人员臃肿、结构不合理、财政负担重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怪圈。尤其是最近七八年来，“地区”一级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和服务明显下降。这与党管农村工作的一贯原则，即“地、县两级要把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1](p25)，是极为不适应的。同时，乡镇一级政府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又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扩张的压缩、且缺乏必要的财政基础，致使乡村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2]。前不久，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3]。这预示着中国政府改革将由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了“减少层级”的行政体制架构改革。因此，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一级的行政建制，强化县一级的政府功能，精简乡镇一级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和保障村民自治必要的财政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一、地区一级建制“弊大于利”应当撤消

依据《宪法》的规定，中国地方行政建制共分为3级，即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但在实际运行中，原先只是作为省级派出机构的“专员公署”，现在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实体型的“地级市政府”，且大多数省份也都实行了“市管县”或“市管市（县级）”体制。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地级行政区共有333个，其中地级市283个，占85%，尚未“撤地设市”的仅有50个（包括17个地区、30个自治州、3个盟），只占15%[4]。这种绕开宪法任意增加地方行政建制的违法行政行为，不仅造成了省、县之间的层级模糊问题，而且还有不少地级市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现象”。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了，目前我国“地区”一级正在演变成为一架养尊处优的“腐朽国家机器”。以1个中等地级市为例，仅市一级就拥有厅级干部30多人，处级干部200多人，科级干部1000多人，机关工作人员一般都在10000人以上，每年需要行政经费支出5亿元左右[5]。据初步匡算，全国333个地级行政单位，机关干部人数约在300～350万人，所属事业单位职工人数约在550～600万人，全部财政供养人员约在900万人以上，一年消耗掉的行政资源估计在1300～1500亿元之间。

根据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般原理，“作为凌驾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机构，政府的各种行政支出只能从财政收入中支付，政府的规模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超过财政供给能力；如果在一个财政供给能力很低的地区，仍然保留着庞大的政府规模，其结果只能是阻碍而不是有利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6]（p353）。譬如，河南省信阳市和驻马店市，这2个传统农业大市过去统属于原信阳地区管辖（1949年5月至1965年7月），当时共有19个县级行政区（不包括泌阳县），总面积达到3万平方千米，总人口接近800万人，干部总人数为65410人[7]（p322），地方财政收入为19950万元，地方财政支出为8000万元，基本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8](p10)。但自1965年7月起，驻马店从信阳分离出去，成立了新的地区行政公署。从1965年到2004年的近40年，信阳地区（1998年8月“撤地设市”）管辖的罗山县、息县、固始县、淮滨县、潢川县、光山县、商城县、新县、信阳县、信阳市和驻马店地区（2000年10月“撤地设市”）管辖的确山县、遂平县、西平县、上蔡县、汝南县、平舆县、正阳县、新蔡县、泌阳县、驻马店市，“官僚机构竞相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即著名的“帕金森定律”）[6]（p87），远远超出了地方行政资源的承载力，长期主要靠吃国家财政补贴过日子，变成了一对“难兄难弟”，几乎失去了“造血功能”。

摘要通过对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发展现状及运作的分析，提出借鉴其规范的操作和管理模式，设计出符合中国现状的地方政府债券制度。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券制度设计基本框架运作

随着我国金融、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应借鉴国外成熟债券市场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市场环境，适时引入地方政府债券等金融工具，开发构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推动市政建设的加速发展，为地方经济腾飞创造良好的硬件基础。

1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发展现状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运作方式和严密的管理体系。地方政府债券和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和投资基金一起，共同构筑成完整统一的证券市场。这里以美国为例介绍地方政府债券这一金融品种。

1.1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市场的规模

摘要：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在改革大潮中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就，但也面临着决策制度短缺、权力运行无序、公共治理转型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也有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局限。实现地方政府体制创新应从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重构地方政府结构、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地方政府；制度分析；体制创新

一、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也进行了以调整国家权力结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改革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地方的政府体制因此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一是中央与地方某些制度性框架已初步确立。宪法和组织法改变了一级立法体制，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城市获得了制定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权力；地方政府领导人由上级直接任命改为地方人大选举；分税制的实施有助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制度化。尽管从总体说，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法制化程度还不高，但上述这些变化毕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为今后理性化的地方分权提供了思路。

二是地方政府角色、功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传统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表，角色、功能极为单一。改革开放之后，地方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诸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更大的独立性和更重要的责任。特别是改变统收统支的财政分配模式、地方财政相对独立后，地方政府反映和代表地方利益的功能得到加强。这些变化虽然没有改变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和集权型政府模式，但使地方政府的角色、功能双重化：既是中央在地方的代表，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

【摘要】地方财政风险产生的诱因比较复杂，既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积累下来的，也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都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一般而言，地方财政风险，是指地方政府在组织收入和安排支出的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本身的缺陷和多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困难和损失的不确定性。”除了因为地方经济差异性本身的原因导致的财政风险外，法律和体制上存在的缺陷却是最关键的因素，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本文主要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控制地方财政风险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地方政府财政风险

【正文】

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上先行财政风险控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

现行财税体制未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的需要。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许多都是计划经济时期或者过渡时期的产物，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财政体制缺陷已经成为构成地方财政收支风险的主要因素。当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存在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行的分税制存在过渡性的缺陷。如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尚未明晰，造成地方财政支出随意性大、约束性不强、支出规模难以控制；税收返还未能有效调节地区间的财力分配不公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地区间财力差异有扩大趋势；中央与地方的税种划分办法不尽合理，地方税种增收空间狭窄，抑制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健康增长等等都加速了地方财政风险的形成。

内容提要：从激励的角度讲，政府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安排与对官员的工作激励目标是否具有激励相容性，即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否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官员们使其自利性行为能体现公共利益目标，而财政分权模式又是影响政府治理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首先探讨了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结构设计的关系，然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地方财政分权模式如何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产生激励不相容性，进而扭曲了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基层政府行为的激励。

一、政府职能、官员激励与治理结构设计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和市场是协调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冲突的两大基本机制。当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规模经济、不完全信息等原因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或者由于市场配置资源而导致某种不合意的结果时，如出现宏观经济波动、社会分配不公等，政府就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作为对市场失败的弥补，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宏观调控职能，即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和协调收入分配，以保持经济稳定和社会均衡发展；（2）公共规制职能，即政府利用发放许可证、限制价格以及制定质量和技术标准等手段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施加影响，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共利益；（3）资源配置职能，即政府按社会成员的需求意愿供给私人部门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对非排他性物品的消费需求。

政府履行各种经济职能所需的成本必须由社会成员以税收的方式承担，其直接表现为公共支出。一般而言，公共支出的社会效益取决于一个国家政府的工作效率，而政府的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政府制度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征，即都是一个多级次结构（至少包括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两级），但不同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则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高效率的政府治理结构对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政府组织的多级次结构表明其治理结构的内在动力基础是上级对下级的权威，从而意味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治理结构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结构设计给各级政府官员所能提供的工作激励强度。既然政府组织具有等级结构，那么政府治理结构设计必然会遇到委托—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上层官员并不关注效率，而是追求个人控制权收益（privatebenefitofcontrol）最大化。提高政府组织的工作效率并不能直接给各级官员带来物质回报，同时也不可能通过竞争方式淘汰掉没有效率的官僚组织，因此，政府组织中的上层官员往往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改善政府治理结构的效率。更糟的是，这些上层官员很可能利用其在公共组织中的权威追求个人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如在位消费或培育裙带关系，从而直接造成政府工作效率损失。

第二，下级官员利用信息优势虚报下级部门履行职能所需的预算支出借以谋取部门利益。政府体制中上级官员与下级官员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但上级官员和下级官员关于公共组织的实际运行成本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下级官员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根据尼斯凯耐（Niskanen，1971）公共组织预算理论，公共组织行为的最大特征就是最大化公共组织规模，因为官员们的权利、威望以及借此获得的控制权收益都是公共组织规模的递增函数。下级官员在预算谈判中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力求增加本组织或本部门的预算。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会使公共机构膨胀和公务员数量上升，从而最终导致公共组织效率下降。

第三，政府官员们利用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从事设租活动，为其以权谋私制造便利。政府干预的目的在于纠正市场配置资源的弊端，但政府干预却极易滋生政府官员的设租行为，即官员背离作为公仆理应承担的正式职责而以公共权力牟取私利。设租活动不仅会通过利益诱导使私人部门将许多资源用于寻租活动，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生产性投入降低，而且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和扭曲市场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