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范文10篇

s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是封建统治者为加强文化专制而采取的强硬控制措施之一。所谓文字狱是指旧时统治者出于巩固其政治地位的需要，有意从文人学士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编造罪名，制造冤狱的案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文字狱尽管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但于各代史书的记载中却屡见不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尤其对思想文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翻开中国历史巨册，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不绝于书。见诸于史书记载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光，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记载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那位令人敬佩的史官和他的弟弟不畏权臣的淫威，本着史家秉笔直书的良知，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丑行，终因“直书”而丢了性命，成为这场由“记史”引起的文字狱的殉难者。史官的另一位弟弟继承乃兄遗志，临危不惧，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正义最终压倒了邪恶。他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令人钦佩。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时代，文字狱的当事者、牵连者们却没有那位齐国史官的另一兄弟幸运，遭受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惨案，即对后来历史影响极为恶劣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听到儒生发表的反对废封建、置郡县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伙危险的势力，决定予以严厉惩处。秦始皇于当年下了“焚书”令，把《秦记》以外的史书，除博士官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60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看到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规劝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不料，乃父勃然大怒，在训斥一顿后，发派他出守上郡，不许留在京城。“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野蛮性的大暴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达到顶峰造极，而文字狱之风也愈演愈烈。

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正如顾頡刚所说：“明代三百年，文献犹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明初。”[2]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大大加强了惩处力度。清代文字狱，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正如论者所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3]据学者统计：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4]，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迅猛，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1.39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往往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要。正如论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祸，至严极酷。其最著名，如戴名世之《南山集》、庄廷珑之《明史》，展转罗织，被祸之数百人，妻子聚歼，家产籍没，至今谈者，犹觉惊心骇魄焉。其余因一二字之忌讳，遽至身亡家破者，多至不可胜记。”[5]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通常出现在社会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时期，尤其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如上文提到的秦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在斯时，社会经过改朝换代的变动后尚未稳定下来，新王朝的政治权威还不巩固，各种反抗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还很活跃，对统治者的地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王朝的统治者便把制造文字狱当成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以此杀一儆百，打击异己，控制舆论。当然，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文字狱，但其蔓延势头毕竟稍逊一筹。历代文字狱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一、中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翻开中国历史巨册，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不绝于书。见诸于史书记载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光，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记载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那位令人敬佩的史官和他的弟弟不畏权臣的淫威，本着史家秉笔直书的良知，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丑行，终因“直书”而丢了性命，成为这场由“记史”引起的文字狱的殉难者。史官的另一位弟弟继承乃兄遗志，临危不惧，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正义最终压倒了邪恶。他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令人钦佩。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时代，文字狱的当事者、牵连者们却没有那位齐国史官的另一兄弟幸运，遭受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惨案，即对后来历史影响极为恶劣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听到儒生发表的反对废封建、置郡县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伙危险的势力，决定予以严厉惩处。秦始皇于当年下了“焚书”令，把《秦记》以外的史书，除博士官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60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看到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规劝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不料，乃父勃然大怒，在训斥一顿后，发派他出守上郡，不许留在京城。“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野蛮性的大暴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达到顶峰造极，而文字狱之风也愈演愈烈。

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正如顾頡刚所说：“明代三百年，文献犹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明初。”[2]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大大加强了惩处力度。清代文字狱，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正如论者所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3]据学者统计：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4]，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迅猛，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1.39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往往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要。正如论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祸，至严极酷。其最著名，如戴名世之《南山集》、庄廷珑之《明史》，展转罗织，被祸之数百人，妻子聚歼，家产籍没，至今谈者，犹觉惊心骇魄焉。其余因一二字之忌讳，遽至身亡家破者，多至不可胜记。”[5]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通常出现在社会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时期，尤其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如上文提到的秦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在斯时，社会经过改朝换代的变动后尚未稳定下来，新王朝的政治权威还不巩固，各种反抗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还很活跃，对统治者的地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王朝的统治者便把制造文字狱当成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以此杀一儆百，打击异己，控制舆论。当然，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文字狱，但其蔓延势头毕竟稍逊一筹。历代文字狱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文字狱祸患之透视

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是封建统治者为加强文化专制而采取的强硬控制措施之一。所谓文字狱是指旧时统治者出于巩固其政治地位的需要，有意从文人学士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编造罪名，制造冤狱的案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文字狱尽管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流，但于各代史书的记载中却屡见不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尤其对思想文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翻开中国历史巨册，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不绝于书。见诸于史书记载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光，正直的史官如实记载了这件事，不料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记载道：“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那位令人敬佩的史官和他的弟弟不畏权臣的淫威，本着史家秉笔直书的良知，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丑行，终因“直书”而丢了性命，成为这场由“记史”引起的文字狱的殉难者。史官的另一位弟弟继承乃兄遗志，临危不惧，坚持直书，完成了任务，正义最终压倒了邪恶。他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样令人钦佩。然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时代，文字狱的当事者、牵连者们却没有那位齐国史官的另一兄弟幸运，遭受的结局往往十分悲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文字狱惨案，即对后来历史影响极为恶劣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听到儒生发表的反对废封建、置郡县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一伙危险的势力，决定予以严厉惩处。秦始皇于当年下了“焚书”令，把《秦记》以外的史书，除博士官收藏之外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统统焚毁。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秦始皇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把460多名儒生坑杀在秦都咸阳。秦始皇的长子扶苏看到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规劝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1]不料，乃父勃然大怒，在训斥一顿后，发派他出守上郡，不许留在京城。“焚书坑儒”事件是封建君主专制野蛮性的大暴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浩劫。秦以后，文字狱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日益蔓延，诸如东汉末曹操杀崔琰、孔融，崔浩编修北魏史书《国记》而五族被夷，北宋迫害苏轼的乌台诗案等，都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前期文字狱的典型案例。而到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在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的集权程度达到顶峰造极，而文字狱之风也愈演愈烈。

明朝初年是文字狱发生非常密集的年代。正如顾頡刚所说：“明代三百年，文献犹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明初。”[2]明太祖朱元璋罗织文网，百般挑剔，对触文网者动辄即兴大狱，甚至采取瓜蔓抄的株连方式，把与当事者有关的人一网打尽，大大加强了惩处力度。清代文字狱，顺治朝首开其端，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百余年。清朝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镇压反抗势力，制造文字狱同样变本加厉。因此，清代文字狱在多发性、残酷性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正如论者所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的朝代。”[3]据学者统计：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顺、康、雍、乾四朝共发生各类文字狱多达82起[4]，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其中顺治朝2次、康熙朝2次、雍正朝4次、乾隆朝74次。而且各朝次数递相增加，日趋迅猛，至乾隆朝达到高潮。乾隆朝（截止到乾隆五十三年）兴发的文字狱平均每年发生竟达1.39次之多，发生频率如此之高，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清代文字狱所打击的主要是官民中的反清民族思想、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以及与党争有关的事件人物。除了少数案件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纯属冤假错案。往往每兴一狱，一人获罪，九族株连，斩杀流配，惨不忍睹。诸如庄廷珑《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谢济世注大学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都是影响较大、牵扯人数众多的要。正如论者所说：“清初文字之祸，至严极酷。其最著名，如戴名世之《南山集》、庄廷珑之《明史》，展转罗织，被祸之数百人，妻子聚歼，家产籍没，至今谈者，犹觉惊心骇魄焉。其余因一二字之忌讳，遽至身亡家破者，多至不可胜记。”[5]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通常出现在社会发展出现重要转折的时期，尤其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如上文提到的秦初、明初、清初等时期。在斯时，社会经过改朝换代的变动后尚未稳定下来，新王朝的政治权威还不巩固，各种反抗势力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的要求和主张在思想学术领域中还很活跃，对统治者的地位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新王朝的统治者便把制造文字狱当成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以此杀一儆百，打击异己，控制舆论。当然，在封建王朝的中后期也曾发生过文字狱，但其蔓延势头毕竟稍逊一筹。历代文字狱集中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的黑暗与野蛮，写下了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清朝的建立及其对全国的统治，清朝强化君主集权的措施，清朝制造文字狱及其危害。

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满洲兴起及清朝建立对全国统治的历史，分析清朝强化君主集权的影响、清朝制造“文字狱”的影响等问题，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认识“文字狱”的社会危害，理解政策制定得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道理。

【教学目标】

本课的主要内容是清朝的建立和清朝君主集权的强化。

卫兴华教授认为私营经济中存在剥削，为了说明问题还引证了刘少奇关于剥削是事实，剥削有功的一段话。他还评论道，剥削有功的提法“不大科学”，“如果将剥削有功换成剥削合法就比较恰当了”。我以为，他的引证、评价和修改建议都是有问题的。

卫兴华教授引证刘少奇的话能否说明今天的私营经济存在剥削呢？我看不能。我以为，这样的引证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以是不正确的。引证者也知道，刘少奇这段话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讲的。那时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未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是从旧社会延续下来的，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的财产是从劳动者身上剥削来的，那里真的存在剥削。但是，在面临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他们仍然维持着正常生产，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确实是有功的，所以说刘少奇说得是正确的。但是，用他那段话指导今天的现实就是不正确的了。我们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资本家的财产被剥夺了，资本主义经济被消灭了。现在的私营经济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他们是从小小的纽扣做起的，有的是从儿童玩具做起的，有的还是从修拉链、修鞋开始的，他们的财产是经过经营劳动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们和新民主义革命阶段私营经济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怎么能用那时候的认识指导今天的现实，怎么能用对待资本家的眼光看待今天的私营业主呢？

马克思、刘少奇、邓小平等等革命领袖都谈论过剥削问题，但是他们分别是从不同的历史条件出发的，针对的问题也不同。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比较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活经验，可以说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都没有做过充分和系统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剥削，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引证前人的话就能解决的。前人的认识可以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指导，但是不能代替我们的研究，不能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或者最终的结论。要认识现实，就应当从现实出发，通过分析研究得出符合现实的结论，用前人的认识代替我们的研究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的。

卫兴华教授对刘少奇讲话的评价是不科学的，让他修改说法也是不必要的。

刘少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从事革命斗争几十年，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制度，他怎么可能会说剥削有功呢？可见，他所说的“剥削”是有特定含义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认清他的说法的特定含义。其实，对于这一点卫兴华教授是很清楚的，比如他说“民族资本家虽有剥削，但在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做了贡献，从这方面说其‘有功’是可以的。”其实，刘少奇所说的有功指的就是这方面。刘少奇当时主要是从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并不是要做理论文章，语言概念都弄得周密严谨，也不可能象我们后人那样有了那么丰富的政治经验，说话办事都很事故，要提妨着“‘左’的势力”搞文字狱，这或许正是他的坦诚可爱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中国语言当中又有“指代”这一说法，只要没有文字狱式的有意歪曲，那样说有何不可呢？但是，即使要修改他的说法的话也不能象卫兴华教授所说的那样把“剥削有功”改成“剥削合法”。要注意，那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资本家的剥削怎么能说是合法的呢？如果说那时资本家的剥削是合法的，那么如何解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如果那时资本家的剥削合法，那是不是说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违法了呢？如果那样改的话，那刘少奇就不是冤死在之手了，那可能就与人民为敌而自取灭亡了。我想，多亏刘少奇没有听信卫兴华教授的话，否则，如果按照卫兴华教授的意见把“剥削有功”改成“剥削合法”的话，那问题可真的就是很严重的了！

说剥削合法，这里有两方面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现实中是否存在剥削，二是说明剥削是否合法。对于前者我们做过说明，这里不再重复；对于后者我主张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决定剥削是否合法，这是现代人自己的事情，法律是人民制定的，人民说它合法，它就合法，说它不合法，它就不合法，为什么非要让前人为我们说话（做主）呢？作为学术研究，卫兴华教授如果需要“剥削合法”这样的话的话，自己完全可以证明，但是卫兴华教授为什么自己不去证明，而非要到前人那里找根据呢？当然，如果前人聪明，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前人没说，你非得让他说，让他说出我们今人需要的话，那不是强人所难吗？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说剥削合法，它合的是那家的法，是无产阶级的法，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刘少奇怎么好说这个话呢？依我看，如果实在需要的话就再往前找，也别难为刘少奇了，中国文明几千年，出了那么多“家”和“子”，难道还愁找不出“剥削合法”这么几个字！用上现代方式，上电脑上先找到春秋时期的文献，打上关键词，然后按全面搜索键，我看轻松就能做到。实在不行的话，就再往前找，上甲骨文里去找，找两个形状有点相似而未被人们认识的字就把它解释成“剥削合法”，我看没准就行！前些时候，人们在想脱贫致富的时候不是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据了么（说孔子有致富思想）！多少年来，我们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做过专门的解释，但是实际上人们，尤其理论家们往往都不做“求”的功夫，都是从前人那里找根据，这也许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吧？

我国的古钱文化博大精深，古钱身上浓缩了历史的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俗等方方面面。钱币的艺术是钱币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钱币的外表特征所直接反映的形色之美。“中国钱币艺术的内容包括钱币本身的形状、穿孔的大小、轮廓的阔狭、铜色的配合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钱文的书法。”①因为中国的艺术史上，书法是最受重视也是影响最大的艺术门类，书法通过钱币可以最广泛地接触所有的国民，所以历代都颇为重视钱文书法，从而中国的古钱币同时也成为了书法艺术的宝库。不过，艺术的发展繁荣往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不成正比，一些艺术性极高的钱币，如王莽、北周、刘宋、南陈、徽宗的钱则出现在一定的非常时期。而社会生产、生活长期稳定的时期，铸钱往往只重视质量和币制的统一，而忽略钱文的书法，使钱币的艺术性大打折扣。这在清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清代是个统一的封建大国，曾一度开创了康、雍、乾盛世，铸钱的质量很高，但钱文缺乏艺术性。清钱的字体泉界常称为宋体，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宋体”指的是宋体字，宋体字和仿宋体是两种不同的印刷体，混淆不得。清钱的主体文字(如图1—4)是仿宋体(仿宋：印刷字体的一种、仿照宋版书上所刻的字体，笔画粗细均匀，有长、方、扁三体。也叫仿宋体、仿宋字。)②清钱上的仿宋体，不及印刷中的仿宋体精致，有时还兼含楷、隶笔意，总是显得严肃而拘谨，没什么艺术性可言。

当然，在清代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钱币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钱文艺术也并非长期暗淡无声。康熙中期京局的小钱，文字的笔法和体态狂浪多变，别具风格，意境奇妙。为清初钱中一大景观。乾隆时期，宝苏等东南局和北方的宝陕局开始出现部分宋体字(宋体字：通行的汉字印刷体，正方形，横的笔画细，竖的笔画粗。这种字体起于明朝中叶，叫做宋体是出于误会。)③宋体字的点划折勾均露锋芒，刚中有柔、典雅高贵，远比仿宋体精美。宋体字钱币的出现，为呆板的清钱世界拉开了一道亮丽风景，令人耳目一新。咸丰开始，清钱文字向楷书转变，并出现了一些精美的楷书钱文。以上三点变化，虽不能代表清钱的主体风格，但反映了清代钱文艺术亦曾出现过高超水平，且可与历代媲美。在清代钱币艺术变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宝陕局的成绩尤为突出。

清时，陕西铜源紧缺，铸钱多靠外购铜料，从而铸本很高，往往亏本铸线。但宝陕局通清一代除雍正、同治时未开炉外，其余各朝均铸量不小，是清代重要铸钱省局之一。清代铸钱，全国统一制式、统一文字，户部颁样，制度严格。顺、康时期各省所铸颇为整齐。乾隆间，宝苏等东南局开始出现宋体字，但钱币的制式基本无变异。而北方铸局，仍颇拘谨，唯宝陕局别开生面，有了多个方面的突破：一是除保留少量部颁式(如图1)外，多数均改为狭缘广穿式(如图6———10)，打破了清钱阔缘式的单调格局。二是仿宋体的长、扁字体亦使用出来(如图6)，使文字与缘，廓相互协调，版别新异。三是开铸精美的宋体字(如图7)钱，美轮美奂。四是仿宋体、宋体笔法相融合(如图8—10)，自由灵活，版别丰富。如此几方面的新，在满清严厉的制控下，是难能可贵的。

嘉庆、道光时期，清政府统一钱制的力度有增无减，宝陕局在保持统一(如图2、3)的基础上，仍继续铸有宋体字钱(如图11、12)，与南方的宝苏，宝浙遥相呼应。咸丰时，太平天国的炮火摧毁了清廷长治久安的美梦，原来的货币制度也被彻底打破，于是开铸大钱、铁钱、行纸币，铸钱的文字开始转向楷体，不过咸丰小平钱的字体基本无变(如图4)，这时宝陕局的宋体字钱甚为精美(如图13)，包括铁钱(如图14)。光绪时京局还有传统的仿宋体，而各省已基本为楷书钱(如图5)，且有各局竟秀之势。宝陕的宋体字光绪钱，其精美者(如图15)，与历史上任何一种美钱相比也毫不逊色。

清代之所以长期有采用一种呆滞的仿宋体作为钱文，除求币制的统一稳定外，主要还是清代特殊的社会政治状态所决定的，满族统治者为了长久统治全国，控制汉人。而长期实行文禁政策，以束缚人民的思想，多次制造文字狱，限制文艺的自由。钱文艺术具有最广泛的社会性，钱币正面汉字的美化，同时又会贬低背面的满文，所以清代在钱文上，对各地的控制很严。而统治者上层的文化艺术，还是有长足发展的，如清代的官瓷就已登峰造极，宫廷的刺绣、服饰、戏曲等等都超过历代。乾隆皇帝尤喜舞文弄墨，到处卖弄诗词书法，但就是不碰及钱币。咸丰以后钱文书法的变化，是清廷已失去了控制能力的结果。而始自乾隆时的宝陕、宝苏等局的钱币艺术革新，不仅体现了传统钱币艺术的生命力，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钱币文化艺术的需求，同时与当地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息息相关。

[内容]

《范进中举》与《孔乙己》同是抨击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的佳作。两文虽出于不同时代的吴敬梓和鲁迅这两位文学巨匠之手，却有异曲同工之效。现将二者的不同点比较如下：

1．写作时代不同，但其主题相同。《范进中学》写于18世纪中期清王朝由盛转衰，卦建社会已日趋崩溃的时期。清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毒害读书人；一方面又施行残酷的文字狱，迫害读书人。而《孔乙己》写于1913年。正值辛亥之后，“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尽管二文相差二百年，但因其作者都对封建科举制度危害有深刻认识并深恶痛绝之，所以他们各自在文中塑造了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的典型形象，描述了范进、孔乙已的不同遭遇，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2．主人公的遭遇不同，但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必然结果，范进从20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直到54岁才中举，由此彻底改变了家道贫寒的窘境，使乡邻和丈人刮目相看。而孔乙己也是很早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的，但至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反而因为偷窃被丁举人打断了腿，以至最后是死是活无人过问。范进和孔乙己都是受封建文化、科举制度毒害颇深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但一个终于爬了上去，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而另一个始终没能爬上去，穷极潦倒，默默地消失于人间。尽管他们的遭遇不同，却都是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两种必然结果。

3．主人公周围人物的态度不同，却都是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反映。范进中学前后，乡邻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学前，范进家境贫穷，家里甚至连做早饭的米都没有，母亲饿得两眼昏花，只好让范进去集市卖了生鸡换米度日。范进穷困到如此地步却无人过问，而范进的中举子报刚到，乡邻们便拿了鸡蛋、白酒，背了米，捉了鸡来，连张乡绅也来拜访。特别是范进的丈人胡屠户在范进中学前后由骂到捧的前倨后恭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当时势态炎凉的杜会现实，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而孔乙己则因终未能爬上去，成亨酒店的人们，从店主到伙计，从大人到小孩对孔乙己有的只是嘲笑：笑他没有考取功名，笑他穷极僚倒，笑地迂腐。这笑声揭示了人们多么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这笑声反映了人们中毒何等至深。

4．表达方法不同，但都有力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孔乙己》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咸亨酒店为中心，采用白描手法，叙述了孔乙己后半生的不幸遭遇，刻划了他热衷功名、自命清高的迂腐性格，揭示了辛亥革命前中国封建社会冷酷的社会现实。《范进中举》则是集中写范进中举前后的心理、地位、生活的变化，采用夸张和讽刺手法，着力描写了范进中举前后欢喜而发疯的情状，刻划了范进热衷功名的性格，反映了当时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两文尽管表现手法不同，但都有力地抨击了科举制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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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中举》与《孔乙己》同是抨击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的佳作。两文虽出于不同时代的吴敬梓和鲁迅这两位文学巨匠之手，却有异曲同工之效。现将二者的不同点比较如下：

1．写作时代不同，但其主题相同。《范进中学》写于18世纪中期清王朝由盛转衰，卦建社会已日趋崩溃的时期。清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一方面大力推行科举制度，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毒害读书人；一方面又施行残酷的文字狱，迫害读书人。而《孔乙己》写于1913年。正值辛亥之后，“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尽管二文相差二百年，但因其作者都对封建科举制度危害有深刻认识并深恶痛绝之，所以他们各自在文中塑造了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的典型形象，描述了范进、孔乙已的不同遭遇，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2．主人公的遭遇不同，但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必然结果，范进从20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直到54岁才中举，由此彻底改变了家道贫寒的窘境，使乡邻和丈人刮目相看。而孔乙己也是很早就参加了科举考试的，但至死“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反而因为偷窃被丁举人打断了腿，以至最后是死是活无人过问。范进和孔乙己都是受封建文化、科举制度毒害颇深的下层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但一个终于爬了上去，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而另一个始终没能爬上去，穷极潦倒，默默地消失于人间。尽管他们的遭遇不同，却都是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两种必然结果。

3．主人公周围人物的态度不同，却都是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反映。范进中学前后，乡邻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学前，范进家境贫穷，家里甚至连做早饭的米都没有，母亲饿得两眼昏花，只好让范进去集市卖了生鸡换米度日。范进穷困到如此地步却无人过问，而范进的中举子报刚到，乡邻们便拿了鸡蛋、白酒，背了米，捉了鸡来，连张乡绅也来拜访。特别是范进的丈人胡屠户在范进中学前后由骂到捧的前倨后恭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当时势态炎凉的杜会现实，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而孔乙己则因终未能爬上去，成亨酒店的人们，从店主到伙计，从大人到小孩对孔乙己有的只是嘲笑：笑他没有考取功名，笑他穷极僚倒，笑地迂腐。这笑声揭示了人们多么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这笑声反映了人们中毒何等至深。

4．表达方法不同，但都有力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孔乙己》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咸亨酒店为中心，采用白描手法，叙述了孔乙己后半生的不幸遭遇，刻划了他热衷功名、自命清高的迂腐性格，揭示了辛亥革命前中国封建社会冷酷的社会现实。《范进中举》则是集中写范进中举前后的心理、地位、生活的变化，采用夸张和讽刺手法，着力描写了范进中举前后欢喜而发疯的情状，刻划了范进热衷功名的性格，反映了当时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两文尽管表现手法不同，但都有力地抨击了科举制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

以前，经常在设计杂志上看到以“中国椅”命名的家具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的设计者大多数都是外国设计师。因而引起我的好奇，也即便产生怀疑，是这些设计师对我国家具有所研究还是仅是一种崇拜呢？不谈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但这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现象，即我国传统家具一直受到国外人士的亲睐。据相关资料记载，早在唐、宋时期，日本的家具便与我国家具形制相连。其结构亦是同样的做法。而自宋、元时代我国家具经阿拉伯和印度人转介已经流入欧洲，17世纪后期，我国的漆器和瓷器一起传入欧洲，当时精湛的工艺制法对巴洛克时期的家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世纪中叶，我国的园林建筑及家具通过英国设计师齐宾泰尔的研究与仿制，将其格调融合到西洋家具中，形成了落可可风格的齐宾泰尔式家具。20世纪中叶，丹麦的著名家具设计师汉斯J.威格纳再次以我国明式家具为原型，设计创新了很多使他享誉国际的现代家具。

如今，我国在家具上的成就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更不能与国外的家具设计相媲美。导致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客观原因很多，也有受我国文化体制影响。同时也有国人不思进取这一鄙习所致。面对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以设计立国已成为众多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现今的我国，是家具市场的大国，却是家具设计弱国，如何打造我国自己的家具风格便成了当务之急。

明式家具是我国传统家具的代名词，其设计的经典为古今中外世人所喜好。因此作为中国家具设计人，我们应以明式家具为出发点，结合时代各方面的要求，从明式家具中吸取营养，潜心研究明式家具，为创造我国现代家具风格而添砖加瓦。为此，本文从我国道家思想的角度来剖析明式家具的内在精神气质，提出个人之见.

二概述

2.1道家思想的概念

道家思想，由老子所创，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五千文》即《道德经》，也叫《老子》。它是老子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也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其“天人合一”的境界，对中国文化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他主张“无为”，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状态。庄子继承老子的学说，成为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发展了老子的唯心哲学，认为世界就是“我”的主观产物。庄子鄙视富贵利禄，痛恨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道家思想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战国时期的庄周、列御寇（即列子）、惠施（即惠子）等人。

摘要：通过对道家思想的理解，阐述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朝的文化、艺术方面的重要影响。从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态入手，研究明式家具的内在气质。具体分析道家思想对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成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道家思想明式家具

一引言

以前，经常在设计杂志上看到以“中国椅”命名的家具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的设计者大多数都是外国设计师。因而引起我的好奇，也即便产生怀疑，是这些设计师对我国家具有所研究还是仅是一种崇拜呢？不谈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但这从侧面反映了一个现象，即我国传统家具一直受到国外人士的亲睐。据相关资料记载，早在唐、宋时期，日本的家具便与我国家具形制相连。其结构亦是同样的做法。而自宋、元时代我国家具经阿拉伯和印度人转介已经流入欧洲，17世纪后期，我国的漆器和瓷器一起传入欧洲，当时精湛的工艺制法对巴洛克时期的家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世纪中叶，我国的园林建筑及家具通过英国设计师齐宾泰尔的研究与仿制，将其格调融合到西洋家具中，形成了落可可风格的齐宾泰尔式家具。20世纪中叶，丹麦的著名家具设计师汉斯J.威格纳再次以我国明式家具为原型，设计创新了很多使他享誉国际的现代家具。

如今，我国在家具上的成就早已没有昔日的辉煌。更不能与国外的家具设计相媲美。导致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客观原因很多，也有受我国文化体制影响。同时也有国人不思进取这一鄙习所致。面对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以设计立国已成为众多国家发展经济的战略。现今的我国，是家具市场的大国，却是家具设计弱国，如何打造我国自己的家具风格便成了当务之急。

明式家具是我国传统家具的代名词，其设计的经典为古今中外世人所喜好。因此作为中国家具设计人，我们应以明式家具为出发点，结合时代各方面的要求，从明式家具中吸取营养，潜心研究明式家具，为创造我国现代家具风格而添砖加瓦。为此，本文从我国道家思想的角度来剖析明式家具的内在精神气质，提出个人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