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范文10篇

对于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特质的理解，固然离不开这一地域经济—文化的独特性，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当时我国文坛主流文艺观对其产生的影响。不难理解，作家的创作活动并非是一种封闭的、凝滞的或者是独立自足的行为，而是一种较为开放的、嬗变的与时代文艺潮流不断融合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的主体思想一方面是对新时期之初主流文艺思想的接纳与吸收，另一方面则是对其进行本土化实践的表现。具体来说，极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气质的人道主义话语体系乃是当时思想界与文艺界所探索与实践的核心，而对“人”自身价值的思索则在文艺学领域获得了“本体论”的地位。正如洪子诚先生在论及1980年代文艺思潮时指出:“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进行现实批判，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话语资源’。”［1］回望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不难看出，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那种少数的、直面人性、揭发人较为本质的“存在”状态的篇章。在这部分作品中，文本不再重复建构历史性、阶级性、时代精神乃至大庆精神的神话，而是朝向个体化的人的自身，呈现在我国当时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生存在“油田”这样一个特定空间中的人与自然的或者人文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石油文学的作品文本则在思想上还留有“颂歌”的痕迹，依循“十七年”创作经验的惯性在既定的轨迹下运行。

一、回归社会的渴望:石油人对生存环境的思考

作为工业城市的大庆油田，前身是人烟稀少、水草稠密的一片荒原。1950年代末“松基三井”试喷成功，中央决定开发大庆油田，其指导方针是“边勘探、边开发、边建设”。在这种毫无油田基础设施支撑以及住房、医疗、文教等社会配套体系保障的情况下，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工人走上了一条艰苦而漫长的创业之路。然而，在物质欲望被意识形态所压抑与排斥的那个时代，肉体上的“苦”并不与“难”相互联系，人们在献身革命事业的要求下先验地将享乐主义视为一种精神上的污浊，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公共空间中艰苦生活的背后所隐藏的光荣感可谓昭然若揭。1960年代流行这样一段民谣:“天当房屋地当床，棉衣当被草当墙，五两三餐保会战，为国夺油心欢唱”，后来被作为大庆石油工人“创业”之初的真实写照收入文献资料［2］。这首民谣显然反映出的石油工人安于甚至乐于现状的心理状况，也是不符合所谓“人性”化的生活状态的典型代表。1980年代以后，“新启蒙”思维在一定层面上颠覆了这种意识，一方面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对具体的人来讲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与此同时，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艺作品对人道主义思想的艺术化宣扬与传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的大庆石油文学对于上述观念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思索石油人在荒原中所经历的磨难便是其表现之一。杨利民的短篇小说《灰色的羽毛》是反映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典型，作家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来描述他意识当中石油人的生存状态，在荒原之中的孤独体验，为求解脱而做出的不计代价的努力，以及最终不得不接受的失败结果。一支“常年在野外打井”的井队，完成钻井任务后却被困在“变成一片”的沼泽当中，百无聊赖的钻工们“憋得汗毛直打挺儿”，一个叫庆儿的孱弱钻工为了给室友解闷，冒险往返40里地到附近的村子买酒和烟叶，回来时因被草原的蚊虫叮咬昏死过去，而他的室友却为准备下酒菜而杀死了庆儿豢养的一只孤雁，知道此事后庆儿“把胸脯抓出一条条血道子”，喊叫着“我心里难受啊!让我死，让我死吧……”这是一篇值得花费脑力的小说，表面来看，让庆儿“心里难受”的是孤雁的死，孤雁是庆儿的室友杀死的，不消说，庆儿的痛苦是室友的行为所造成的。但问题是室友杀死孤雁的目的并非为了伤害庆儿，与之相反，在他们眼里搞来酒和烟叶的庆儿简直就是他们的“亲爹活祖宗”，是值得他们“好好地犒劳犒劳”的，杀雁的目的简单而纯粹———做菜下酒。室友们知道那只孤雁是庆儿的“小伙伴，他离不开它”，但在杀雁的过程中他们的意识里却有悖常理地忽略了此事对庆儿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甚至荒唐地设想和庆儿一起以雁肉下酒。问题是，室友们意识当中的“忽略”与“荒唐”的根源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不能以一种常态思维去思考，并作出合乎常理之事。一名室友在接受“审判”时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井队一没活干，我就不知咋好。”事实上，被困在草原上的日子的确“使人寂寞得要发疯了”。不难想象，人的生命过程基本上由社会生活与日常工作两部分组成，而在家庭、爱情等狭义上的社会生活缺失的情况下，人心理的空虚所导致的精神异常现象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庆儿的室友才产生了这样不正常的心理与行为。1980年代的文艺界与思想界，周扬是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阐发者和倡导者。新时期之初，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则是“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3］。结合周扬的观点，我们发现《灰色的羽毛》所呈现的石油人的生存状态却是与上述人道主义相违背的。一方面在小说中人并未得到应得的关心与重视，因为“那有滋有味的秋雨”妨碍了特车队(运输大型机械的专用车辆队伍，笔者注)对设备———也就是钻井所使用的工具的搬迁，结果作为人的钻工只能与设备一起被留在沼泽中，无所事事地“窝在列车房里叫苦”。对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一视同仁，这显然是非人道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人首先是社会的人，而让个别人———如小说中“常年在野外打井”的钻工，置身于群体社会之外，则是另一种非人道主义的表现。以自然环境对人性的压抑的叙写来唤起人道主义精神的回归，正是这篇小说所代表的一部分石油文学对当时文艺思想进行应和的具体体现。

二、异化感受的表露:石油人的主体化诉求

对于石油能源的开采无疑是一种复杂而持久的工业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将不可避免地将本来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环境变更为承载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人文环境。这样的变更行为与我们祖先“逐水草而居”的行为特征有所不同，因为二者的变更目的具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为了求得生存，而前者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资源，并将其运输到其他的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代大庆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方面自觉接纳了大庆精神，并对之进行艺术化的再现;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作品中却表现出另一种“文学自觉”，一种较为符合人性的“自觉”，即对个体生存状态与社会“全局”之间所存在的难以弥合的裂隙所产生的疑虑。当然，这样的疑虑很少直接地在文本中直接呈现，毕竟大庆精神自形成之日起便是一种被人们所普遍接纳的精神品格，因此作家在处理这种疑虑时，往往通过更高层次的超验性政治话语———如“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或者道德伦理话语，将其表象性地化解开来。在高文铎的小说《罚电费》中，主人公赵子虚因违反了油田限电条例遭到相关部门的处罚，他先是心有不满，给《人民日报》写信状告油田巧立名目，任意罚款，后又担心这样的“告状”行为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害怕遭到上级领导的打击报复而忐忑不安。小说结尾处赵接到市政府发给他的“检讨信”，市长表示接受他的批评，这时赵却一改初衷，认为:“当市长也不易呀!国务院哪天不注视着D市的原油产量啊……D市为保年产五千万吨———也就是给国家挑了一半担子———不得不在年末采取节电、限电措施，这是完全必要的。”最终赵子虚认识到，真正该检讨的人其实是自己。表面看来，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群众在领导的感化下提高了自身认识，树立起全局观念的思想转变历程，但依照主人公的思想发展逻辑脉络来看，情况要复杂得多。开篇赵所面临的矛盾是他与制度———“限电令”的矛盾，之后因为同事的讥笑与挑拨:“这些人纯粹欺负你老实，看你是个白丁!你看哪个市长———不说大的，就算是局长吧———挨罚了?”于是才给《人民日报》写信告状。经此一转，他与制度的矛盾转化为与制度的制定者———高层领导的矛盾，小说中担心报复这一细节正是上述矛盾转化的例证。结尾处市长所做出的以德服人的姿态，既让赵解除了忧虑，又让他进一步产生了惭愧的心理，因此意识到自己才是“该检讨”的人。显然，小说最初的矛盾在结尾时并未得以化解，整个叙事行为成为一个“偷换概念”的过程，事实上，发生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作家无法对小说所涉及的制度———“限电令”做出合理化说明。按照今天的理解，石油开采是为了全体国民更好地生活，而赵子虚也是国民的一分子，从这个角度看，“限电令”表面来看是为国民群体谋求利益，实际上却损害了石油人个体的利益。1980年代的文艺思想中，与人道主义密切联系的还有关于人的“异化”问题。我国学术界对于异化这一概念的关注，源自王若水1979年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文章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描述了作者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解。此后，他又在《谈谈异化问题》一文中对“异化”给出具体的定义:“本来是自己创造的东西，或者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它发展的后果，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超出了人们的控制，结果反过来支配自己，压制了自己。”［4］不难看出，《罚电费》中赵子虚愤懑的深层次原因便来自于上述理论，即大庆人开采石油，而自己的生活反而受石油所牵制。尽管小说设置了一个赵在市长的感化下“提高觉悟”的完满结局，但这并不能弥补上述叙事中的裂隙。很难判断作家高文铎在写作过程中存在着什么动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小说是1980年代石油文学中为数不多的绕开意识形态中“总体性”的思维方式，将人作为“主体”加以表现的文本个案。

三、疏离人道主义:石油文学创作主流的选择方向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我结合全县文艺战线近10年来的实际情况，对县文联下属各文艺家协会的文艺创作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采取表格式、问卷式、信函式或电话调查等方式，对各文艺家协会会员的基本情况和创作状况做了一次全面摸底，因表格回收不全，填写也不完整，个别会员只由他人填写了姓名，少数会员因在乡镇或外出，没有填写表格，所以统计覆盖面不全，但达到了95%以上，并对重点人员作了当面访谈，因此结果具有代表性，有相当说服力。在调查中，我深入了解了身处基层的文艺家们近10年来的创作、发表、出版、获奖、参加文学活动等情况，详细询问了他们目前的困难、愿望和需求。在调查了解的同时，按照“边学习、边实践、边整改”的要求，对一些个体性问题随时进行处理，对普遍性、趋向性的问题，在文联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已列入2009年工作规划，有些已经着手解决，超出文联职权能力范围的，将以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向有关领导部门和各有关方面呼吁，求得关注、支持和解决。

现将调研情况综合归纳报告如下：

一、××县文艺家协会会员的基本构成

截至2008年12月，××县文联下属

7个文艺家协会登记在册的会员共有366人，因外出或其他原因失去联系的会员有57人。今年已经建立联系或掌握了其活动动态，但因在外地尚未详细登记的本县文艺家12人。下面各项数据以366人为基数。

在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会员342人，占93.44

《唱响正气歌》文艺晚会观后感

9日晚，我观看了中央电视台一套栏目播出的“唱响正气歌”新创廉政歌曲文艺晚会的实况。晚会以反腐倡廉为主题，把反腐倡廉的内容谱成优美的歌曲，在宣传教育形式上具有独特的创新，通过这种新颖的方式，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党中央关于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方面的知识。

晚会以《牢记“两个务必”》、《手摸伸》等歌曲开篇，回顾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反腐倡廉的教诲，晚会推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四大纪律、八项要求》等歌曲。通过欣赏歌曲，强调了党中央在党的作风建设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给我们每一个党员提出地更高要求。原创：

通过一曲《清贫颂》，我看到了革命先烈一身正气，他是我党一名杰出的领导人，他在狱中写下的《清贫》诗句，至今被人民所传咏。此次晚会以歌曲的形式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烈士的英雄事迹。通过烈士的后人介绍，当年由烈士经手的革命经费高达百万元之多，这在当年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而方志民同志却把每一分钱都用在了革命事业上，没有为自己和家人谋取一分一厘的私利。后人虽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一分钱的遗产，但同志却给他的后人和我们这些后来的共产党员留下了《清贫》精神，这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作为生活在新时代的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革命者的《清贫》精神是不能丢的，我们不应当忘掉革命先烈为革命胜利所作的一切，牢固树立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思想，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曲气势恢弘的《纪检监察之歌》把整台晚会推向高潮，反映了党中央十分重视反腐问题，大力加强反腐倡廉的教育活动，同时加大了监察力度，使腐败分子难以容身，使整个社会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氛围。原创：

一、视听语言的浪漫性

从画面而言，该片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片。对黑白片时代来说，色彩是科技的进步，在几乎隔离的时间和空间中，为影片中的爱情增添了色彩，也缓解了纯黑白片的枯燥。修复版的影片给人一种油画的质感，营造出一个诗意暧昧的氛围。影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中国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的家庭镜像，表白时的满天银河，夏日宁静的夜晚，烟雾缭绕的朦胧美，夕阳西下的群山，小桥流水，西风瘦马，天上人间，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怀旧气息都给这部影片带来了一丝浪漫色彩。从歌词来说，“远处找她的每天有九十九，近处找她的每天有九十九，白天找她的也有九十九，晚上找她的也有九十九”，“九十九”这个量词是被夸张和浪漫化了，只是一个概括，从侧面来形容阿诗玛的倾国倾城，同时在这里导演以女性视角塑造阿诗玛的完美形象和自由勇敢。之后是试探和表白的对唱歌词，“一朵鲜花鲜又鲜，鲜花长在岩石边，有心想把鲜花带，又怕岩高花不开”，“一朵鲜花鲜又鲜，鲜花长在岩石边，只要有心把花采，哪怕岩高花不开”，“天上的星星多又多，我只爱最亮的那一颗，春天的鲜花开满坡，我只爱最红的那一朵，山茶花红似火，你是最美的那一朵”，等等，把“鲜花”“岩高”“星星”作为指称词汇，借用具体的物去抒发情意。到了后面的分离情节，又借用竹子和竹笋比喻二者同心，片尾部分的歌词“远古的时候云彩有两层，云彩有两片，重云落下就是地，轻云飞上就是天。太阳做秤砣，月亮做秤盘，星星做秤花，用它来称地，用它来称天”，更是极具神话色彩。尽管当下看来这些在科学上解释不通，甚至会感觉到投机取巧，但作为“十七年电影”时期的爱情片，这些也是台词浪漫化的一种表现。影片中用河水倒流的镜头语言来传信的方式是大胆前卫的，这在当时被批评为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是非常不可取的。当然，对于那个时代而言，这种特技的运用的确让观众一时难以接受，人们的思想觉悟也没有发展到开阔的地步，局限意识扼制创新，在时代背景下文艺的发展举步维艰，主创人员的新创意被限制。这种“娱乐性”一度被视为禁区，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也是电影《阿诗玛》在当时广受好评，电影技术进步的证明。水在万有引力的物理条件下的确不会往上流，但这本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加以浪漫化，是爱情的伟大或者说阿诗玛这一美的化身让天地万物都为之创造条件，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二、追求自由和救赎意识的浪漫哲学

在影片中阿黑三次使用神箭。第一次是被群山阻挡，第二次是射击树林，第三次是射击地主家的神主排位。最后一次的神箭射击被认为对神灵大不敬，摄像师通过哈哈镜的原理表现出坏人们恐惧、惊讶、害怕的面部表情。时至今日，这个镜头依然有其独特之处。神箭放在影像技术发达的今天，也许会被网友吐槽为“五毛特效”，但是因为神话的故事基础，特定的时代背景，人们并不会感觉到虚假，并接受了电影的表现手法。在《阿诗玛》中，人们看见了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一个“坏”的形象为众人所憎，主人公们用真爱去反抗传统婚俗压迫，追求恋爱自由，这种宁死不屈、追求自由的精神具有永恒的歌颂价值。随着新中国建立，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农村女性地位不断提高，而婚姻自由就是一大标志，摔订婚酒、撕碎嫁衣这些极具反抗意识的动作在影片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影片选取阿诗玛这一女性作为新农村妇女形象，在新思想、新政治制度的鼓励下，冲破千年禁锢，在与阿支一家对抗的过程中，始终无畏勇敢，个人情感方面也终于在最后迎来与阿黑哥的爱情。她是一个完美的化身，美丽、智慧、勤劳，不畏强暴，不羡慕豪富，与劳动人民有深厚感情，她的形象具有广泛的人民性。尽管结局是悲剧性的，但在最后一刻阿诗玛化为石像也是崇高的。在“十七年电影”中，电影人物性格被模式化和单一化，以阿诗玛为例，其人物形象细腻、精致，尽管有些“保守”，但是十分动人，给人以美好向上的追求，具有强烈的救赎意识以及新时代女性形象，主体意识觉醒带来的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同样在阿诗玛这一角色当中得到了充分展示。穷人与富人的对比是鲜明的，穷人是勤劳勇敢无畏的代名词，而富人则是阴险狡诈的负面形象，穷人具有一种优越性。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社会生产力落后，老百姓将自身代入，能在影片中获得一种慰藉感，通过影像获得心理上的参与感，从而得到心理层面的意识认同。结合20世纪60年代而言，当时中国的阶级斗争严峻，影片自然迎合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抨击了万恶的资本主义。

三、从文学到剧本的浪漫性

《阿诗玛》这一电影的故事刚开始是由云南人口口相传而来，早期的地理阻断和通讯技术的落后，使不同地区对于阿诗玛的描述也不同。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大批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在20世纪50年代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得以出版，之后由李广田先生作为文学顾问，刘琼、葛炎作为编剧对此进行改编。在诗集中阿诗玛与阿黑互为兄妹关系，而影片改编为恋人关系，从编剧角度来说，恋人阴阳相隔的凄美结局更符合观众的审美情绪，悲剧意识从人性上而言，人们渴望阿黑与阿诗玛在一起，正义的一方战胜邪恶的一方始终是大快人心，而结尾的遗憾也从侧面抨击了地主阶级的邪恶力量，诱发观众的同情心理，身份的转换让全片中以“爱情”为名的浪漫元素更好展现。电影《阿诗玛》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女主最后化为石林，与撒尼人同胞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结尾升华到了爱的释放，宿命的宽容，是以神话为载体的自我救赎。阿支的仆人移动了控制洪水的怪兽，让阿诗玛与阿黑生死相隔，没有大团圆的结尾，相反坏人阿支取得最终胜利，但是阿诗玛成为了回声神，她的声音、影子永远留在了人间。这类似于日本的“物哀”文学，是一种不可玷污的圣洁。就像歌词所唱，“云散我不散，日灭我不灭，我的影子永不散，歌声永不歇”，阿诗玛的形象更像是一种信仰存在于云南人民心中。

当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和实践，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推进，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相当活跃、收获颇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文化建设、唯物史观与当前文艺创作、文化研究、生态文艺批评、网络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关于底层文学的理论探讨都是近5年来提出并取得很大进展的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现就一些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做一疏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编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

近日，我观看了市委、市政府组织的大型法治专题晚会,晚会节目丰富多彩，有说唱表演、情景诗朗诵和小品歌舞等，晚会还为十名法治先进人物和基层法治成果颁奖。这次晚会充分展示了我市近几年来在中央依法治国方针的指引下，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新成就与新成绩，为建设法治社会，保障我市社会秩序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奠定扎实基础。我是一名乡镇政法委负责同志，从今天的晚会中，深受启发，觉得自己必须牢记组织的嘱托，坚定信心，履行职责，切实抓好乡镇法治建设工作，为乡镇经济建设发展和社会事业进步提供法治环境。

一、加强学习，明确乡镇法治建设工作目标

我要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关于法治建设的有关要求，明确乡镇法治建设工作目标，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方向，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主旨，深入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大力开展法治惠民行动、法治文化建设和基层民主法治实践，争创法治合格乡镇，进一步提升全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法治化水平，为全镇各项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扎实工作，深入推进法治建设

我要围绕乡镇法治建设工作的目标任务，努力扎实工作，深入推进全镇法治建设。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做到依法执政。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审批运行、监督机制和行政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模式。要规范行政行为，优化行政管理职职能，创新社会管理格局，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水平。要加强公正司法建设，不断提高司法效率；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功能，拓展矛盾纠纷解决途径，努力提高司法绩效。要全面开展基层法治系列创建工作，积极组织参加“法治建设先进单位”、“依法行政示范单位”、“民主法治村”“民主法治示范单位”等基层法治系列创建活动，全面促进全镇法治建设不断进步。

三、坚持不懈，强化法制宣传教育和打击犯罪活动

根据市委、市文体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市××所于2009年3月下旬以来，认真组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所领导班子把这次活动作为推动市××所工作科学发展、加强单位自身建设的难得机遇，高度重视，周密安排，扎实推进。在全面开展学习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同时，通过召开座谈会、讨论会和“三问于民”等形式广泛征求全所干部职工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查找影响制约市××所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推动市××所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全力推进我市文化艺术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一、不断深化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认识

通过学习、讨论和深入调研，大家普遍感到，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组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对进一步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深化对市××工作实际和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在学习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新的启示，并就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得到了以下共识：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始终把发展放在首位。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科学发展观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市××所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把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放在首位，一手抓舞台艺术创作研究，一手抓人才队伍培养，努力形成“人才辈出、精品迭出”的良好局面，不断增强市××所事业的实力、活力和竞争力。

2、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市××所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反映群众呼声，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3、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大力加强市××所党的建设。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协调为根本方法。市××所工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树立和落实协调发展的观念，统筹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包括党的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加强市××所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增强所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为工作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人、服务人、提升人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繁荣文艺事业的应有之义。具体到东莞文艺界，我认为要牢固树立五个意识。

一、树立大局意识，是繁荣文艺事业的基本要求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文联工作的重要原则。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必须要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做每一项工作，开展每一项活动，都要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围绕大局来谋划、来安排。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对繁荣文艺事业、建设文化东莞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形成了十分有利于文联工作开展的良好环境。文联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大局中把握好自身定位，乘势而上，开拓创新，做出了新成绩。

二、树立和谐意识，是繁荣文艺事业的重要保障

我市是全国进城务工人员（新莞人）最为集中之地，新莞人既是东莞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一批“打工作家”的异军突起，说明当前文学艺术发展环境和文学艺术创作力量都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我们要积极倡导和谐理念，着力培育和谐精神，大力营造和谐氛围，把和谐文化的基本要求融入文艺工作的各个环节。要注重协调好文艺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培育健康向上的文艺生态环境，巩固和加强文艺界的大团结。

三、树立服务意识，是繁荣文艺事业的主要途径

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所概括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观念及其结构体系发展到现时代所呈现出的一种新的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艺学，区别于其它历史形态、社会形态的文艺理论结构体系的根本标志。它的产生既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新的历史时代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自从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以来，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中国新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就始终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息息相关。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的时候，提出建设以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当代中国文艺学整体结构体系的目标，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一、文艺具有什么本质特性，这是文艺研究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文艺，规定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规定着文艺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和对文学艺术的考察，也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入手来揭示文艺的本质特性的，但他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揭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所不同。而且，由于时代所提供的理论条件的差异，他们的文艺思想也表现出各自理论形态上的特殊性，从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以新的内涵。

二、文艺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在那里被具体化、现实化为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的关系问题。

这里的“社会生活”，是对“经济基础”这一概念的更具体化、更易于让人接受的表述。认为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实践，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事关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重要命题，并以此为核心贯穿和解决其它一切文艺问题，确立了“文艺为人民”这一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创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创新。沿着侧重从意识形态的建构实践方面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深化为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把创造生活的人民大众放在了核心和主导的地位，这时的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关系也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文艺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文艺为谁服务这一现实的中介来完成和实现的，这恰恰是文艺不同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点。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内容在文学艺术中并不以赤裸裸的形态出现，而是渗透和融汇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是政治和经济的人学内容。邓小平所提出的“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的著名论断，是把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从自在的社会客体结构向自为的人与人的主体结构的扩展和延伸，是对文艺主客体关系的更加明确和全面的规定。这里的“人民需要艺术”，是从文艺表现的对象方面讲文学艺术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里的“艺术更需要人民”，则是从文艺主体方面讲文学艺术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对待人民群众，来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并把这一点作为文艺与人民关系的主导方面。面对相同或相近的客观现实生活，由于文学艺术家的立场不同，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他所把握和反映的内容也就不同，所形成的文艺意识形态观念也就不同，只有那些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学艺术家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邓小平从强调文学艺术主体的自由创造和历史选择的角度来揭示文学意识形态的本质，这可以说是一种崭新的闪烁着入学思想的艺术本质理论，只是它不同于抽象的人本主义和人性论的文艺观，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观。

摘要：本文指出，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要花大力气建构中国特色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其中关键的一环，是认真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从适应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需要的形态，转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高度文明的形态，是开创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的里程碑。它高层面的理论建构逻辑起点、多层次的辩证思维方法，值得我们在建构新的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践中认真学习和把握。

关键词：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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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已经提到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日程。笔者以为，未来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结构体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视角和方法来说，可以从人类文化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形态学、符号文艺学，甚至更新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和探讨文艺的规律，作出理论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从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生产实践层面出发，以整体性的方位来考察文艺现象的，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但是，它的结构体系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新时期以来就有“美学—历史”相统一的各种体系模式、艺术生产论模式，还有人主张艺术反映论、审美创造论等等模式，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强求一律，要建构“大一统”的“范式”，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诚然，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在新的文艺实践中，文艺理论研究要花力气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形式。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以为，起码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科学地总结人类的文化实践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丰富经验。因为这种文艺实践经验，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把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同他们在改造世界中的审美活动重新结合的伟大实践，有着许多新的美学特征和优秀的思想的、艺术的传统；同时，它又是不断汲取人类文化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艺术成果创造出来的文艺，有它的辉煌的成功经验，也有挫折的深刻教训。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进行新的理论思维的宝贵财富，它理应是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主要理论概括内容。第二，广泛研究、分析西方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思维材料，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成果，去其糟粕，取其优秀合理的成分，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思维角度和内涵。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命题，欧美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者”，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伊哈布·哈桑、丹尼尔·贝尔等，对“后工业社会”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存在和精神的评论和分析，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引为鉴戒的。第三，要认真梳理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份十分宝贵而且丰富的理论遗产，有它不同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体系、范畴和命题，需要我们进行艰巨的分析和转化的工夫，吸纳融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去，从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20世纪都在做，但显然没有做完。在上述这些工作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学习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以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路和思维方法。本文就这方面阐述一些个人的见解，请方家与同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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