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范文10篇

作“大”难，作“厚”更难

认知“大”与“厚”，是艺术创作的核心要义，也是艺术审美的核心要素。大者，阔也；厚者，深也。“阔”为面，“深”为远。“大”与“厚”既体现为两个方向、两种维度，又呈现为两种层面、两大范畴。从方向与维度上说，前者为横阔与纵深，体现视界与幽远，后者是时空与精神，体现空间与情怀；从层面与范畴上言，前者是自然与心性，呈现为万物与意象，后者是哲学与美学，体现为境界与审美。就绘画艺术的“大”与“厚”问题，潘天寿曾言：左右上下不难，往里难。这就是说，绘画创作在上下、左右表达“面”的方向上，向外延展都不是难题，而在前后表达“深”的层次上，向“内”或向“外”延伸就难了。向“内”是历史纵深，向“外”是未来远方。兹论虽基于绘画语境，但对文艺创作诸门类，均有普遍意义，并且这种“深”，不仅仅体现为内容要素，又常常作为主题思想、本质意涵、真挚情感、灵魂所系，呈现作品思想深度，体现作品审美维度。文艺史上，大凡成功的文化文艺大家，皆在“厚”的方向上用功，以“厚”绘写精品，由“厚”体现力作。“轴心时代”的文化巨擘是这样，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大家同样是这样。老子《道德经》，是谓“内圣外王”之学，被誉“万经之王”宏论，仅有五千之言；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一生仅著《红楼梦》；李可染七写“万山红遍”，均于咫尺之境；黄宾虹进入“浑厚华滋”之境，挥写“万千山水”，亦均在案几之内。当下，诸多文艺乱象与流弊中，好“大”远“厚”是突出存在。一段时间里，在展览呈大型、拍卖造天价、“出世”靠“大作”的炒作下，写巨制、绘长卷、拍大剧、制大作、展巨献等“大”作品，不时喧嚣文艺诸坛，但往往“大”为噱头，实则空洞无物、俗不可耐，污染艺坛，传播负能量。诸如唯我独尊、极端利己主义的“巨婴”类创作；一味抄袭模仿、流水作业，只求耳目之娱、低级趣味的快餐式消费；热衷胡编乱写、粗制滥造，恣意胡涂乱抹、牵强附会的文化类“垃圾”；急功近利、极端消费受众之无奈，竭泽而渔、极致拖拉之能事的商业化“运作”；搞形式、弄包装、出声响的造势性“动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问题之症结，就是无视艺术创作中“大”与“厚”之关系，甚至将两者割裂以至对立起来。显然，文艺作品之构成，“大”为外在架构，“厚”是核心根本。没有“厚”，“大”无意义；欲作“大”，须作“厚”；惟作“厚”，方成“大”。如此，作“大”难，作“厚”更难，从“厚”作起，艺术兴焉。

至简难，至繁更难

艺术创作中，“简”与“繁”是一对特殊矛盾，既属两类艺术语言，也为两种艺术形态。是求简还是追繁，抑或是简繁相宜，始终是横亘在文艺工作者面前的课题。道家哲学中，有“大道至简”之论，依“道”表示“终极真理”，意为真理、规律或原理，往往是极其简单、明了的。显然，“大道至简”与“大艺至简”之“至简”，是哲学概念、美学思想，属于思维、审美范畴，是思想、理念，是世界观、方法论，也是艺术观、境界论，引领与统摄艺术创作，是“道”之境界，而非“技”之层面；是形而上之理念，而非形而下之形态。就艺术创作规律观，从低到高、由小至大，是作家艺术家难以逾越的创作路径，是诸艺术门类的普遍遵循。此“低”与“小”、“高”与“大”，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就是艺术创作的“简”与“繁”。中外艺术史上，由“简”作品到“繁”巨制的名家，尤其成为大师、巨匠者，数不胜数。明末清初山水大家龚贤，有“白龚”与“黑龚”之誉，是中国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其创作经历正是从简至繁、由白到黑，而这个过程，是长期艰难而执著的探索与积淀。国画大师黄宾虹的成功，也是“黑（宾虹）”的成功，而早期的“白宾虹”，为晚期“黑宾虹”的前奏与序曲。现代国画大师李可染，其艺术之成功，也同样演绎了这样的过程。不可忽视的是，将“简”仅仅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或形态，并在创作实践中乐此不疲、恣意呈现，成为当下艺术乱象与流弊的又一大根源所在。这类作品往往空洞无物、草率肤浅；缺笔少墨、懦形弱象；潦草敷衍、随意而就，充其量是“小品”，或者根本未完成，成为“烂尾楼”或“豆腐渣工程”。这种艺术创作中缺内容要素、少层次环节，几近没有艺术价值、更无审美价值的所谓“简”作品，大多是心性浮躁的“垃圾”、急功近利的废品。要说明的是，艺术创作需要提炼，提炼的过程是做减法的过程，但提炼不是简单化，更不能为减而减，成为简单与简略之“简”，而远离简朴与简明之“简”。事实上，繁密往往是典型化的需要、浑厚与丰富性的结果，更需艺术概括与提炼，是更高层次上“简”的集合，进而形成“简”的构建，成为繁密与繁华之“繁”。如此，艺术之事，至简难，至繁更难。简是过程，是“间奏”，但“繁”是远方，是“高潮”。始终向着“繁”的目标探索、苦行，至简才有意义，繁密方会到来。

感性难，理性更难

何谓感性？何谓理性？依艺术文明演进论，这两个哲学概念进入美学，成为美学范畴；美学不能少了艺术，故“感性”与“理性”，又成为艺术学的重要概念、范畴与命题。如是，感性与理性，既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还是艺术的。说感性、论理性，不能不谈康德。其最早将人类认识事物、体悟世界的能力，由低到高依次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级，作为认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不同“责任”与“担当”。黑格尔认同康德的看法，认为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直接性认识；知性认识是通过推论、判断，对事物各个构成部分的单独认识；理性认识则是超越知性经验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认知与体悟能力的名论，当数唐代禅师青原惟信的参禅三境界，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三种境界（层次）与感性、知性、理性之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感性需要积累，积累当须“在场”。在场就是要“身临其境”，走进艺术现场，感触与体验艺术对象。艺术史上，许多大家均有长期深入生活、贴近民众、走进大自然的积累与经历。傅抱石为画好“山河新貌”，进行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李可染一生多次长途写生，一次就长达数月、行程数万里，实现了由“对景写生”到“观景创作”的跨越；吴冠中更是坚持“在场”的实践者，年逾花甲还登黄山、写险峰……反观今日推波艺术乱象者，有的闭门书斋，热衷于象牙塔内冥思苦想、随意涂抹、信笔由缰；有的一味“拿来主义”，复制他人、重复自己，以至拟象翻版、千篇一律；还有的沉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这类现象是典型的远离生活、脱离大众、拒绝“入场”，进而没有任何感性能力的结果。感性重要，知性、理性尤其不可或缺。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统觉”与升华，是跨越感性与知性、进入超验境界的审美能力。换言之，感性若不进入理性，往往不受“统觉”、难以“把握”，进而进入过于“狂傲”乃至“狂野”。中外艺术史上，有过此种“弯路”或“过程”者，并不鲜见，米芾有过，石涛有过，“扬州八怪”也深受之“害”，梵•高、莫迪利亚尼、马蒂斯等，也曾付出“代价”。当下，也有不少创作激情澎湃者，其作品大多“张牙舞爪”“火气十足”，或“相互冲撞”“各自为政”，此谓缺乏理性的必然结果。正由此，感性难，理性更难。获得感性，须深入生活、贴近大众，与艺术对象零距离；进入理性，当积累学养、提高悟性、通达灵性，提升审美境界。

一、牢固树立正确的文艺创作理念

文艺创作是具有严格艺术规律的精神活动，坚持科学发展，努力争取不断创新，是推动文艺创作健康发展的自身常态。应该看到，抓文艺创作最根本的立足点是规律性，这是与抓其他门类工作最显著的区别所在。抓文艺创作不仅要扑下身子抓紧抓实，还要抓巧抓准，如果不遵从艺术规律，不以专业化水平和科学规范的方法措施来抓，创作是难见成效的。抓创作应该懂创作，要遵从艺术规律，绝不能一说要抓创作就口号连天、胡干蛮干。我们知道，开展艺术创作和生产当然需要必需的成本投入，但是艺术品质并不是金钱的代名词，对作品来说并非投入的钱越多，艺术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如果不按规律行事，只是急功近利地追求高投入、大制作，用钱来开路，最终可能投入越多、浪费越大。过去我们曾经为此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俯拾即是、数不胜数。从艺术创作自身规律来看，抓创作不仅需要积极态度和强力措施，还需要有耐心和定力，抓创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立竿见影，需要一如既往的坚持，长效机制的推动，大抓、善抓、巧抓，才能推进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

二、抓牢做实文艺创作要素建设

当前,文艺创作大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都还处在冰冻期。虽然时代在不断进步,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但文艺创作整体实力和创作成就并没有与时代步伐相向而行,而且在反向衰落,这种状况是对文艺创作不重视、不关心、不作为的直接回馈。长期以来，文艺创作领域严重存在着“口头上重视，思想上短视，政策上忽视，措施上漠视”的不良倾向。创作是一个规律性极强的文艺活动，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路径。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需要踏踏实实狠抓要素建设，切实建立良性发展的生态链条，把与文艺创作相关的构成要素、关联环节抓牢织密，才有可能产生实际效果。抓要素建设重点需做实七个抓手。一是抓政策引领。政策导向是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的基础,也是文艺创作的发展坐标,更是文艺创作出成果、出人才的重要元素。如果缺乏政策导向，文艺创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应加强政策引领，创造良好的创作环境，理清创作发展思路，构建有效创作机制，为文艺创作繁荣发展夯实基础。二是抓发展规划。文艺创作人才和作品的长期匮乏，重点体现在发展目标不明确，缺乏具体的科学规划和有效的推进措施。社会中的浮躁心态和急功近利思想长期侵蚀文艺创作机体，使完备的文艺创作机制化为无形，严谨的创作规律被极端虚拟，规范的创作标准被严重削弱。三是抓队伍建设。人才是文艺创作的基础，没有人才的文艺创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艺人才是文艺创作的发动机，没有驱动力，就没有成果收成。要加强人才建设，在发展布局、在机制建设、在扶持措施上做实培养人才的基础工作，形成人才队伍梯次结构合理、门类配置齐全的文艺创作人才队伍，有效促进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四是抓创作成果。文艺创作的根本目的是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没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文艺创作的价值和作用就无从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是引领文化前进方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展示和形象表达。曾经在不同时代涌现出众多的优秀作品，激励着无数人们投身社会发展建设，成为文化前进道路上的精神航标。五是抓创作园地。文艺创作园地荒芜、作品发表困难也是导致文艺创作发展态势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创作者的文艺作品没有出路，产生不了应有效应，会极大地挫伤创作者的创造积极性。繁荣文艺创作，要积极创办常态化的文艺刊物，加强对文艺创作者的指导和辅导，促进对创作者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强化文艺刊物在出人才、出作品方面的初始性作用。六是抓传播推广。文艺作品只有在传播和推广中才能充分确立自身的价值，也才能最大化地展示自身的文化影响力，缺乏展示平台是制约文艺创作的最大障碍，仅以舞台艺术为例，发表难、上演难，已经成为发展死结，由于市场不兴，演出稀少，导致了导演没戏可导、演员无戏可演。作家很多文学剧本无法投排，排了也难以上演，会极大挫伤创作者的信心，导致大量创作人才流失。七是抓激励机制。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车间”，创作者自身的天赋和个人精神动力是出精品、出人才的重要基础。充分重视激励机制在文艺创作中的鼓舞和驱动力作用，把文艺创作者的视野最大化地扩展，创造性全方位地激活，文艺创作才能进入人才辈出、成果丰硕的快车道。只有坚持常态性举办文艺比赛和评奖活动，加大对优秀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的扶持和奖励力度，切实完善激励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的机制建设，文艺创作的繁荣态势才可预期。

三、构建繁荣文艺创作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文艺是面向社会的，文艺作品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深深植根于生活，投身于大众，深入人心田，文艺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文艺才能营造自身的繁荣景象。要构建繁荣文艺创作的工作机制，政府的核心作用不可替代。进一步提升政府在繁荣文艺创作活动中的政策推手作用，夯实文艺创作发展基础，完善运行有效的发展机制，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有效的发展路径。抓机制建设一是要具常态化，二是要看长效性。常态化就是要经常性、定期化地组织开展文艺创作活动，长效性就是要抓机制建设、抓要素建设，按照文艺创作自身规律性，统筹文艺创作要素的各个环节，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三心二意，要有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需要有巨大定力作支撑。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过去在推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坚持常态抓，人才培养没有做到长期性，导致创作成果愈来愈少，优秀人才愈来愈匮乏的严峻态势。机制缺失是创作短板的重要推手。当下的文化体制设置和运行方式上呈现出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局面，圈子意识比较浓厚，行业之间相互隔离阻碍了资源整合效应的巨大发挥。有的创作作品找不到生产单位，而有的生产单位虽然“等米下锅”却又苦于没有作品来源，这种资源信息不通畅，资源配置不对等的现象，由于缺乏联通机制难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对接、合理利用，使创作资源无法通过有效渠道输送到具有需求的生产平台，从而导致创作资源的巨大浪费。文艺创作需要通过发挥机制的“杠杆”效应，达到文艺创作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创作效用的巨大发挥。

一、牢固树立正确的文艺创作理念

长期存在的一些不良创作倾向仍然表现在我们的思想意识和工作方法中。一是对创作不重视、不作为，具体体现在不抓创作、不出作品、不培养人才，使文艺创作园地已近荒芜；二是创作机制“封闭化”，不从生活出发，不关心群众需求，只注重政绩需要和个人爱好，导致规划失当，效能缺乏。三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地方对开展文艺创作的唯一出发点就是获大奖、争名利，还有的文艺作品基础尚不完善，便高投入、大制作，违背艺术规律，导致决策失控，投入虚高，成了劣质产品的“供应商”。这不仅无谓浪费资源，还会毒化一个地方的创作风气，重创发展信心。文艺创作是具有严格艺术规律的精神活动，坚持科学发展，努力争取不断创新，是推动文艺创作健康发展的自身常态。应该看到，抓文艺创作最根本的立足点是规律性，这是与抓其他门类工作最显著的区别所在。抓文艺创作不仅要扑下身子抓紧抓实，还要抓巧抓准，如果不遵从艺术规律，不以专业化水平和科学规范的方法措施来抓，创作是难见成效的。抓创作应该懂创作，要遵从艺术规律，绝不能一说要抓创作就口号连天、胡干蛮干。我们知道，开展艺术创作和生产当然需要必需的成本投入，但是艺术品质并不是金钱的代名词，对作品来说并非投入的钱越多，艺术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如果不按规律行事，只是急功近利地追求高投入、大制作，用钱来开路，最终可能投入越多、浪费越大。过去我们曾经为此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俯拾即是、数不胜数。从艺术创作自身规律来看，抓创作不仅需要积极态度和强力措施，还需要有耐心和定力，抓创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立竿见影，需要一如既往的坚持，长效机制的推动，大抓、善抓、巧抓，才能推进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

二、抓牢做实文艺创作要素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水平

当前,文艺创作大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都还处在冰冻期。虽然时代在不断进步,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但文艺创作整体实力和创作成就并没有与时代步伐相向而行,而且在反向衰落,这种状况是对文艺创作不重视、不关心、不作为的直接回馈。长期以来，文艺创作领域严重存在着“口头上重视，思想上短视，政策上忽视，措施上漠视”的不良倾向。创作是一个规律性极强的文艺活动，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路径。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需要踏踏实实狠抓要素建设，切实建立良性发展的生态链条，把与文艺创作相关的构成要素、关联环节抓牢织密，才有可能产生实际效果。抓要素建设重点需做实七个抓手。一是抓政策引领。政策导向是促进文艺创作繁荣的基础,也是文艺创作的发展坐标,更是文艺创作出成果、出人才的重要元素。如果缺乏政策导向，文艺创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应加强政策引领，创造良好的创作环境，理清创作发展思路，构建有效创作机制，为文艺创作繁荣发展夯实基础。二是抓发展规划。文艺创作人才和作品的长期匮乏，重点体现在发展目标不明确，缺乏具体的科学规划和有效的推进措施。社会中的浮躁心态和急功近利思想长期侵蚀文艺创作机体，使完备的文艺创作机制化为无形，严谨的创作规律被极端虚拟，规范的创作标准被严重削弱。三是抓队伍建设。人才是文艺创作的基础，没有人才的文艺创作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艺人才是文艺创作的发动机，没有驱动力，就没有成果收成。要加强人才建设，在发展布局、在机制建设、在扶持措施上做实培养人才的基础工作，形成人才队伍梯次结构合理、门类配置齐全的文艺创作人才队伍，有效促进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四是抓创作成果。文艺创作的根本目的是推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艺作品，没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文艺创作的价值和作用就无从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是引领公共文化前进方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展示和形象表达。曾经在不同时代涌现出众多的优秀作品，激励着无数人们投身社会发展建设，成为公共文化前进道路上的精神航标。五是抓创作园地。文艺创作园地荒芜、作品发表困难也是导致文艺创作发展态势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创作者的文艺作品没有出路，产生不了应有效应，会极大地挫伤创作者的创造积极性。繁荣文艺创作，要积极创办常态化的文艺刊物，加强对文艺创作者的指导和辅导，促进对创作者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强化文艺刊物在出人才、出作品方面的初始性作用。六是抓传播推广。文艺作品只有在传播和推广中才能充分确立自身的价值，也才能最大化地展示自身的公共文化影响力，缺乏展示平台是制约文艺创作的最大障碍，仅以舞台艺术为例，发表难、上演难，已经成为发展死结，由于市场不兴，演出稀少，导致了导演没戏可导、演员无戏可演。作家很多文学剧本无法投排，排了也难以上演，会极大挫伤创作者的信心，导致大量创作人才流失。七是抓激励机制。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车间”，创作者自身的天赋和个人精神动力是出精品、出人才的重要基础。充分重视激励机制在文艺创作中的鼓舞和驱动力作用，把文艺创作者的视野最大化地扩展，创造性全方位地激活，文艺创作才能进入人才辈出、成果丰硕的快车道。只有坚持常态性举办文艺比赛和评奖活动，加大对优秀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的扶持和奖励力度，切实完善激励优秀人才和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的机制建设，文艺创作的繁荣态势才可预期。

三、构建繁荣文艺创作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水平

文艺是面向社会的，文艺作品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深深植根于生活，投身于大众，深入人心田，文艺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文艺才能营造自身的繁荣景象。要构建繁荣文艺创作的工作机制，政府的核心作用不可替代。进一步提升政府在繁荣文艺创作活动中的政策推手作用，夯实文艺创作发展基础，完善运行有效的发展机制，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有效的发展路径。抓机制建设一是要具常态化，二是要看长效性。常态化就是要经常性、定期化地组织开展文艺创作活动，长效性就是要抓机制建设、抓要素建设，按照文艺创作自身规律性，统筹文艺创作要素的各个环节，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三心二意，要有稳定性、连续性、累积性，需要有巨大定力作支撑。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过去在推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坚持常态抓，人才培养没有做到长期性，导致创作成果愈来愈少，优秀人才愈来愈匮乏的严峻态势。机制缺失是创作短板的重要推手。当下的公共文化体制设置和运行方式上呈现出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局面，圈子意识比较浓厚，行业之间相互隔离阻碍了资源整合效应的巨大发挥。有的创作作品找不到生产单位，而有的生产单位虽然“等米下锅”却又苦于没有作品来源，这种资源信不通畅，资源配置不对等的现象，由于缺乏联通机制难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对接、合理利用，使创作资源无法通过有效渠道输送到具有需求的生产平台，从而导致创作资源的巨大浪费。文艺创作需要通过发挥机制的“杠杆”效应，达到文艺创作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创作效用的巨大发挥。

大自然是美的，艺术也是美的。艺术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的精神意识的反映，因而艺术的本源在于社会实践的客观存在，并且一切艺术在创作过程中，都存在潜意识的情感作用。人们常说泰山的巍峨壮美、华山的险峻峭拔，鄂尔多斯草原的辽阔无边、庐山的奇秀、西子湖畔的浓装淡抹等等，这些令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的自然界之崇高美，幽雅美，都是人们情感参与下对自然事物的感受、认知的结果。因此，情感在文艺创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了。

一、情感的丰富性是蕴孕艺术灵感的前提

自然万物是美的，但美的发现需要审美者具备情感的丰富性。有了丰富的情感，就可以运用神奇的想象力纵横驰骋，天马行空，创造出一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的“自然”形象（意象）。没有丰富的情感参与，即使我们登临雄伟壮美的泰山之巅，沐浴在绮丽柔美的西子湖畔之怀，搏浪于滔滔的长江之中，又怎会有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的艺术感受和认知呢？李白与朋友汪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当汪伦在桃花潭处为他踏歌送别时，李白满怀内心的感动即兴吟咏“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情深款款，触景而发，直抒胸臆。

“诗以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说最能反映我国古代诗学理论强调创作的情感作用。被誉为中国文学起源的《诗经》的国风和大小雅等诗篇，就是古代抒情文学的典范。“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刘协《文心雕龙。情采》）

这些说明，文艺创作的前提首先就是创作者（主体）要有丰富的情感体验，艺术灵感就在丰富的情感体验中蕴孕并且最终产生。

二、情感的倾注激发强烈的创作欲望

摘要：艺术是人们精神意识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对社会事物的思维活动，就是审美鉴赏过程，因而隐寓了情感的体验。情感的作用贯穿于整个文艺创作的始终。本文从情感的丰富性、情感的倾注、情感的主观性、情感的体悟等几方面探析了文艺创作的情感作用。

关键词：文艺创作、审美感受、情感作用

大自然是美的，艺术也是美的。艺术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的精神意识的反映，因而艺术的本源在于社会实践的客观存在，并且一切艺术在创作过程中，都存在潜意识的情感作用。人们常说泰山的巍峨壮美、华山的险峻峭拔，鄂尔多斯草原的辽阔无边、庐山的奇秀、西子湖畔的浓装淡抹等等，这些令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的自然界之崇高美，幽雅美，都是人们情感参与下对自然事物的感受、认知的结果。因此，情感在文艺创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了。

一、情感的丰富性是蕴孕艺术灵感的前提

自然万物是美的，但美的发现需要审美者具备情感的丰富性。有了丰富的情感，就可以运用神奇的想象力纵横驰骋，天马行空，创造出一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的“自然”形象（意象）。没有丰富的情感参与，即使我们登临雄伟壮美的泰山之巅，沐浴在绮丽柔美的西子湖畔之怀，搏浪于滔滔的长江之中，又怎会有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的艺术感受和认知呢？李白与朋友汪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当汪伦在桃花潭处为他踏歌送别时，李白满怀内心的感动即兴吟咏“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情深款款，触景而发，直抒胸臆。

“诗以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说最能反映我国古代诗学理论强调创作的情感作用。被誉为中国文学起源的《诗经》的国风和大小雅等诗篇，就是古代抒情文学的典范。“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刘协《文心雕龙。情采》）

摘要：艺术是人们精神意识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对社会事物的思维活动，就是审美鉴赏过程，因而隐寓了情感的体验。情感的作用贯穿于整个文艺创作的始终。本文从情感的丰富性、情感的倾注、情感的主观性、情感的体悟等几方面探析了文艺创作的情感作用。

关键词：文艺创作、审美感受、情感作用

大自然是美的，艺术也是美的。艺术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的精神意识的反映，因而艺术的本源在于社会实践的客观存在，并且一切艺术在创作过程中，都存在潜意识的情感作用。人们常说泰山的巍峨壮美、华山的险峻峭拔，鄂尔多斯草原的辽阔无边、庐山的奇秀、西子湖畔的浓装淡抹等等，这些令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的自然界之崇高美，幽雅美，都是人们情感参与下对自然事物的感受、认知的结果。因此，情感在文艺创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了。

一、情感的丰富性是蕴孕艺术灵感的前提

自然万物是美的，但美的发现需要审美者具备情感的丰富性。有了丰富的情感，就可以运用神奇的想象力纵横驰骋，天马行空，创造出一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的“自然”形象（意象）。没有丰富的情感参与，即使我们登临雄伟壮美的泰山之巅，沐浴在绮丽柔美的西子湖畔之怀，搏浪于滔滔的长江之中，又怎会有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的艺术感受和认知呢？李白与朋友汪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当汪伦在桃花潭处为他踏歌送别时，李白满怀内心的感动即兴吟咏“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情深款款，触景而发，直抒胸臆。

“诗以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说最能反映我国古代诗学理论强调创作的情感作用。被誉为中国文学起源的《诗经》的国风和大小雅等诗篇，就是古代抒情文学的典范。“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刘协《文心雕龙。情采》）

摘要：艺术是人们精神意识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对社会事物的思维活动，就是审美鉴赏过程，因而隐寓了情感的体验。情感的作用贯穿于整个文艺创作的始终。本文从情感的丰富性、情感的倾注、情感的主观性、情感的体悟等几方面探析了文艺创作的情感作用。

关键词：文艺创作、审美感受、情感作用

大自然是美的，艺术也是美的。艺术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的精神意识的反映，因而艺术的本源在于社会实践的客观存在，并且一切艺术在创作过程中，都存在潜意识的情感作用。人们常说泰山的巍峨壮美、华山的险峻峭拔，鄂尔多斯草原的辽阔无边、庐山的奇秀、西子湖畔的浓装淡抹等等，这些令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的自然界之崇高美，幽雅美，都是人们情感参与下对自然事物的感受、认知的结果。因此，情感在文艺创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了。

一、情感的丰富性是蕴孕艺术灵感的前提

自然万物是美的，但美的发现需要审美者具备情感的丰富性。有了丰富的情感，就可以运用神奇的想象力纵横驰骋，天马行空，创造出一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的“自然”形象（意象）。没有丰富的情感参与，即使我们登临雄伟壮美的泰山之巅，沐浴在绮丽柔美的西子湖畔之怀，搏浪于滔滔的长江之中，又怎会有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的艺术感受和认知呢？李白与朋友汪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当汪伦在桃花潭处为他踏歌送别时，李白满怀内心的感动即兴吟咏“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情深款款，触景而发，直抒胸臆。

“诗以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说最能反映我国古代诗学理论强调创作的情感作用。被誉为中国文学起源的《诗经》的国风和大小雅等诗篇，就是古代抒情文学的典范。“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刘协《文心雕龙。情采》）

摘要：艺术是人们精神意识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对社会事物的思维活动，就是审美鉴赏过程，因而隐寓了情感的体验。情感的作用贯穿于整个文艺创作的始终。本文从情感的丰富性、情感的倾注、情感的主观性、情感的体悟等几方面探析了文艺创作的情感作用。

关键词：文艺创作、审美感受、情感作用

大自然是美的，艺术也是美的。艺术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的精神意识的反映，因而艺术的本源在于社会实践的客观存在，并且一切艺术在创作过程中，都存在潜意识的情感作用。人们常说泰山的巍峨壮美、华山的险峻峭拔，鄂尔多斯草原的辽阔无边、庐山的奇秀、西子湖畔的浓装淡抹等等，这些令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的自然界之崇高美，幽雅美，都是人们情感参与下对自然事物的感受、认知的结果。因此，情感在文艺创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了。

一、情感的丰富性是蕴孕艺术灵感的前提

自然万物是美的，但美的发现需要审美者具备情感的丰富性。有了丰富的情感，就可以运用神奇的想象力纵横驰骋，天马行空，创造出一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的“自然”形象（意象）。没有丰富的情感参与，即使我们登临雄伟壮美的泰山之巅，沐浴在绮丽柔美的西子湖畔之怀，搏浪于滔滔的长江之中，又怎会有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的艺术感受和认知呢？李白与朋友汪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当汪伦在桃花潭处为他踏歌送别时，李白满怀内心的感动即兴吟咏“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情深款款，触景而发，直抒胸臆。

“诗以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说最能反映我国古代诗学理论强调创作的情感作用。被誉为中国文学起源的《诗经》的国风和大小雅等诗篇，就是古代抒情文学的典范。“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刘协《文心雕龙。情采》）

摘要：艺术是人们精神意识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对社会事物的思维活动，就是审美鉴赏过程，因而隐寓了情感的体验。情感的作用贯穿于整个文艺创作的始终。本文从情感的丰富性、情感的倾注、情感的主观性、情感的体悟等几方面探析了文艺创作的情感作用。

关键词：文艺创作、审美感受、情感作用

大自然是美的，艺术也是美的。艺术是人们对自然社会的精神意识的反映，因而艺术的本源在于社会实践的客观存在，并且一切艺术在创作过程中，都存在潜意识的情感作用。人们常说泰山的巍峨壮美、华山的险峻峭拔，鄂尔多斯草原的辽阔无边、庐山的奇秀、西子湖畔的浓装淡抹等等，这些令人心旷神怡，叹为观止的自然界之崇高美，幽雅美，都是人们情感参与下对自然事物的感受、认知的结果。因此，情感在文艺创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了。

一、情感的丰富性是蕴孕艺术灵感的前提

自然万物是美的，但美的发现需要审美者具备情感的丰富性。有了丰富的情感，就可以运用神奇的想象力纵横驰骋，天马行空，创造出一个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的“自然”形象（意象）。没有丰富的情感参与，即使我们登临雄伟壮美的泰山之巅，沐浴在绮丽柔美的西子湖畔之怀，搏浪于滔滔的长江之中，又怎会有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的艺术感受和认知呢？李白与朋友汪伦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当汪伦在桃花潭处为他踏歌送别时，李白满怀内心的感动即兴吟咏“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情深款款，触景而发，直抒胸臆。

“诗以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说最能反映我国古代诗学理论强调创作的情感作用。被誉为中国文学起源的《诗经》的国风和大小雅等诗篇，就是古代抒情文学的典范。“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刘协《文心雕龙。情采》）

摘要：文明论的思想观念，已经构成当代文艺生产的重要前提。文明的议题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浮现，进入新世纪以后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从文艺创作的总体格局来看，文明论其实广泛地渗透进了革命历史、知青、军事、科幻等创作领域，成为一条隐含的粗壮的创作线索，各类题材互相呼应，合声共鸣，共同生成一种蔚为大观的创作潮流。由于这类作品响应了时代的核心议题，触及了公众的普遍焦虑和关切，遂成为流行和畅销的现象级文本，也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重要研究对象。

关键词：文明论；历史文艺；演化史

一文明论：当代文艺的普遍背景

1990年代末以来，一个突出的思想文化现象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明论的崛起。它既和全球范围内的保守主义大潮有所呼应，又和国内社会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文明论的兴起，直接的诱因是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如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奥运会火炬事件，以及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乱、中东乱局等，它们真实地显现了当今世界丛林法则的实质和现代民族国家间竞争的残酷性。道术为天下裂，西方世界挟“普世价值”以令诸侯的齐桓、晋文时代正在过去。1980年代启蒙主义者眼中的现代秩序暴露出了血腥的真面目。与此过程相伴随的，则是所谓大国崛起。虽然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与社会代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综合国力也显著增强，这带动了文化自信的提升。而持续衰落中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和战略围堵，比如围绕南海、东北亚和台湾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和最近的贸易战，自然激发了国族认同或民族主义情感。就这样，世界重新来到一个“战国时代”。列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争于气力，普世主义神话已经解体，国家利益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利益。文明论正是这个新战国时代的意识形态云霓，是国家间生存竞争关系的观念升华。在丛林时代，现代国家如不能捍卫自己的国族边界，不但会失去集体生存的资源，还将丧失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文明”，并最终输掉一切的生存根基，或生活世界的价值源泉。这带动了思想风潮的转向。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勃兴，渐有成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之势，它兼容左右，吸纳1990年代以后诸种思想流派，逐渐发展为一个超级思想平台。某种意义上，保守主义并不具有思想观念上的实质统一性，内部其实充满张力，但不管怎样，它们都表现出反现代性和对抗西方普世主义的立场，试图在辨别中西文明的前提下重新肯定“文明中国”，尽管它们对这种“文明”的性质各有不同的界定，尤其是关于传统中国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及改革开放时代的关系问题，更有不同理解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保守主义还和“中国模式论”等现实论述互相支持，从而从历史传统与现实两翼构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另外，保守主义在新世纪的强势回归并走向文明论，和1980年代的传统文化热已完全不同，如果说1980年代的主题仍是“韦伯问题”视域中的儒教资本主义和现代化，那么，新世纪的主题则演化为反现代性的文明中国论，核心关切是如何保卫以民族性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所以，这一波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带有以政治决断为内核的文明论色彩；二是儒法结合，一文一武，互相唱和，既有对儒家政教传统的回归——其中不乏原教旨主义派别如政治儒学等，又有对法家强力的推崇，典型的如孙皓晖的“中华原生文明论”①，法家更多强调的是文明冲突和生存空间的捍卫和开拓。在我看来，文明论的思想观念已经构成当代文艺生产的重要前提。不必问我，作家们是否直接受到过“文明论”思潮的影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处身于这个催生了“文明论”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情境，处于某种弥漫性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而这正是作家们写作的不可摆脱的地平线。文明的议题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浮现，至新世纪以后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几乎成为主线。从文艺创作的总体格局来看，文明论其实广泛地渗透进了革命历史、知青、军事、科幻等创作领域，成为一条隐含的粗壮的创作线索，各类题材互相呼应，合声共鸣，共同生成一种蔚为大观的创作潮流。由于这类作品响应了时代的核心议题，触及了公众的普遍焦虑和关切，遂成为流行和畅销的现象级文本，因而也被纷纷改编为影视剧版本，或在影视剧播出后出版同期书。它们成了被资本追逐的炙手可势的文化IP，同时引发了跟风作品的大量出现，演化为大众文艺和网络小说的热门类型。然而，对于如此明显的创作思潮，主流文艺批评却是漠视的。它们的目光永远盯住那些“纯文学”，而缺乏和现实对话能力的“纯文学”文本，事实上已经被大众阅读无情地抛弃。总的来说，相比于小众“纯文学”的狭隘封闭，普遍对社会历史缺乏敏感，那些带有大众文艺特征的创作则直面时代思潮的关切点，回应普通民众的恐惧与希望，并努力对当代难题给出想象性的解答，对时代总体性进行认知图绘，尽管可能带有各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如果我们抛开“纯文学”的一孔之见，则会看到，自1990年代以来，相对于无人问津的主流“纯文学”创作，中国并不缺少具有广泛影响力因而令人耳熟能详的现象级作品，而它们大都带有文明论色彩。除了以《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为代表的一系列政论片和专题片，在文艺创作中，当代文艺涌现出了二月河（《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和孙皓晖（《大秦帝国》）这样的重量级的历史小说家，以及《汉武大帝》《贞观长歌》等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小说）作品，还包括拥有海量拥趸的网络“穿越小说”如《回到明朝当王爷》《新宋》《窃明》等，以及知青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狼图腾》，和《战狼》《红海行动》等为代表的“军事文艺”及“特种兵小说”。至于《三体》这样的科幻文学，甚至还把文明冲突伸展到了宇宙时空。这条创作主线绵延至当下，持续不衰，如果留神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徐克的“狄仁杰”系列电影和新近爆款的《长安十二时辰》中也依稀闪现着“文明论”的影子。总之，众多深入人心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带有“文明论”的因素，或明或暗地回应着“文明冲突”的议题。对于这么重要的创作思潮，本文显然无力做出全面细致的分析。在以下的部分，我将以几个代表性的现象级作品或创作类型为例，以之为发展节点，对这条文学创作的脉络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二《大秦帝国》与“中华原生文明”

对于新世纪文艺来说，《大秦帝国》的出现（全集六卷十一册，2008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齐，同年开始陆续推出电视剧），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意味着文明论从儒家走向法家，从天下秩序走向强力生存。简略回顾一下历史文艺的演化史可以看得更清楚。新时期以来，历史文艺的重心其实在于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西方）的关系，以及在现代世界格局中认识何为中国。这种传统也为它在1990年代走向文明论提供了便利。在1980年代启蒙主义视野中，中西冲突一般转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文艺创作钟爱讲述晚清之际的历史变局，隐含了对腐朽没落的“停滞的帝国”的批判。这种叙述方式潜在地为当时正在展开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合法性论证。而1990年代的历史小说则将历史场景转向古代的盛世，先是悄悄地从晚清转移到康雍亁时期，继而转至汉唐帝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也有意识地征用历史叙事，纳入“主旋律”文艺的范畴。此一时期的“中央一套”“黄金剧场”重点安排多部历史大剧播出，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意图。如果说电视剧《雍正王朝》在1990年代末播出，还带有某种辩解意味的话，新世纪以来流行的盛世讲述显然和大国崛起的主流想象具有了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新世纪的重要历史小说或大剧均呈现出某种民族文化的自信，其间既有对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和普世主义的批判，也间或流露出“彼可取而代之”的崛起心态，还表现出重建天下式的普世主义的冲动。多种思想话语和政治倾向混杂其间，形成了新世纪以来驳杂的思想光谱和意识形态地形图，这些都在现象级的历史小说中打下了投影，其间的文明想象极大地改写了1980年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叙述模式。它们开始以中国为中心重新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西关系以隐喻式的方式展开，被表达为新的华夷关系，比如《汉武大帝》中的汉匈关系，《贞观长歌》中的唐和突厥的关系，前者强调华夷之辨和文明冲突，后者重申怀柔远人的天下式文明秩序。重要的历史小说基本上都试图从儒家文明的立场上重新确立中国文明的历史与世界意义，这显然和当代现实构成了隐喻式对位。从1990年代末到新世纪最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家无疑是二月河与唐浩明。如果说二月河的“盛世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委婉地讲述了中国从遭遇改革危机到走向崛起到包纳四夷的曲折光辉之路，那么唐浩明的“名臣三部曲”（《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则重在讲述近代以来遭遇文明危机之后艰难的保教历程。②总体来看，1990年代到新世纪初几年的历史文艺的主调仍是儒家文明，这和“文明中国”论的时代思想主潮基本一致。不过，值的注意的是，此时的很多儒家虽然也推崇王道的天下理想，但是显然已经不是重点，它的核心关切是把儒家政教作为解决国内问题或现代危机的方案，在国际上主要任务还是保教立国，因而它们更强调华夷之辨（中西之别），从而采取了一种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对抗姿态。强化国家利维坦是首要任务，舍此无以保教（中华文明），失去文明护佑，将丧天下，任由（西方）现代社会率兽食人。于是，就有了新法家文明论的出场，才有了《大秦帝国》横空出世。《大秦帝国》以春秋战国比喻当下的国际大争格局，以战国之间的关系比喻民族国家间的关系。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