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成分范文10篇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我想第二层含义是：对文学性或文学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并不是要发现我们用以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以便将其适当归类的标准，相反，回答这些问题的企图最初只是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某些方面的直接关注。通过谈论文学是什么，批评家们提炼了一些据说是最适当的批评方法，消除了人们对据说是文学之最基本和最特殊的那些方面（无论是将文学看作对语言的突出，还是将文学看作各语言层面的综合或文本间的结构）的忽略。问"文学是什么？"实际上关涉到应当如何研究文学的问题。比如，如果文学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语言，那么，研究它就是关注其模式而不是关注它可能表达的作者心理或它可能反映的社会构造。对文学性的追向似乎首先是探索批评方法的一些步骤。

书名"理论留下了什么？"问的是：被称为"理论"的话语在今天占有什么位置，它如何既与自身的过去又与那些自称有权在政治领域占有一席地位的话语相关？作为今年英语协会会议上的第一位讲演者，我的讲演就是理论留下了什么的一个范例--一个活生生的余留物--一种理论的剩余，它的范例性将使别的讲演者摆正自己的位置而不至于对理论的遗产有太大的曲解，不用说，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抓住理论与其过去的关系：理论留下了什么？

在1960年代，当我刚涉足我们的书名简单称之为"理论"（theory）的东西时，这一术语（如此怪异，它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的含义比今天宽泛得多。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期，出现了大量不断扩展的理论--从根本上看，它们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自称将适用于全部文化领域。理论指一些特殊的结构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理论指具有特定的学科间性的理论：它激活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批评论文。

不过，尽管理论具有广泛的跨学科目标，但在它的高潮时期，文学问题仍处于其规划的核心：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以及法国结构主义--尤其是对罗曼·雅各布森（它将列维一斯特劳斯引入音位模式，这对结构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言--文学的文学性问题是激活思想的问题。理论试图将文化对象与事件当作形形色色的"语言"要素来处理，因此，它们首先与语言的性质相关，而当文学表现为最为有意的、最反常的、最自由的、最能表现语言自身的语言运作时，它就是本真的语言。文学是语言结构与功能最为明显地得到突出并显露出来的场所。如果你想了解语言的一些根本性的方面，你就必须思考文学。因此，在雅各布森所界定的一系列语言功能--指涉1、表情、交际、意向、元语言、诗性，这些功能分别突出或强调语境、说话者、联结、接收者、编码与信息本身--中，正是语言的诗性功能（用雅各布森的论说）"为信息而强调了信息"（"信息"在此指说话样式本身）[1]。在众所周知的一道公式里，雅各布森说："语言的诗性功能将选择轴上的对等原则投放进了结合轴。"[2]语言的诗性功能包含了语言两大基轴的重叠。

不过，即使在每位优秀的理论家都必须谈论文学的文学性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看，理论也显然在改变文学成分的地位，至少对所有攻击理论的人来说如此。这些人指责我们贬低了文学的价值，损害了文学的声誉和特性。叙述学家以同样的热情研究巴尔扎克和Io佛莱明（IanFleming）的叙述结构。众所周知，雅各布森为说明语言的诗性功能而选用的例子是政治口号"IlikeIke"而非波德莱尔的《猫》（"Leschats"）。在"IlikeIke"这个句子中，被喜欢的对象（Ike）与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喜欢（like）这个行动中，因此，我喜欢Ike的必然性似乎就刻写在这个语言结构中[3]。文学作为优先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受到了很大损害，不过，这种研究的结果（这很重要）将"文学性"置入了各种文化对象，从而保留了文学成分的某种中心性。

对文学语言特殊性或文学特殊性进行理论概说的企图在早期对理论至关重要，但有时候它也并不是理论活动的焦点。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回答了文学的本性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思路接近于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最初理论研究将文学看作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不过，有关文学性的每一种界定都没能对文学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往往是在别的文化现象（从一些历史叙述、一些弗洛伊德式的病例史到广告口号）中发现越来越多的文学性。另一种研究提出文学不是语言的一个特殊类别而是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然而，不管So费什的努力如何大胆（比如，他试图证明写在黑板上的语言学家的名字表可以被读作一首宗教诗），还是不能提供有关文学性的满意答案[4]。

我想上述情形有两层潜在的意思。第一：文学正如意义一样，它既是文本事实又是一种意向活动，因而既不能按照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也不能通过将两者综合起来的方式对文学加以充分地理论说明。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交替变换，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成功地兼并另一方而成为综合框架。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是有特殊性的语言，我们也可以将文学作品看作语言在特定方式中的构成，但任何有关特性的说明或有关感知框架的说明最终都使我们走向另一模式。文学的品质似乎既不能还原为客观特性，也不能还原为一系列语言构造方式的结果。

历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那里埋藏着我们的想象和希望，生长着我们的快乐和忧伤，成为历史剧创作的宝藏。戏剧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会对此感到不快，这似乎也是“自古而然”的。新编历史剧的流行，更使历史学家的愤怒到了“于今为烈”的地步。最早的“新编历史剧”《戏说乾隆》令国人耳一新，历史学家颇有雅量；《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随后登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纪昀（晓岚）为主人公的两大部“历史剧”（《风流才子纪晓岚》和《铁齿铜牙纪晓岚》），改写了历史上主管《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赫赫有名的学者形象，导致了某些历史学家的切齿之恨。

随之而来的，是对历史剧的严厉指责和苛刻要求，甚至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对历史剧的指责包括：胡编乱造，随意臆造，迎合低级趣味，背离历史的真实，模糊历史的真相……对历史剧的要求包括：不仅要注重艺术真实，还要注重历史真实，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便“艺术地再现历史”……只有“忠于历史”，“回归历史”，认可“基本史实”，注重历史的发展趋向，与历史保持一致，才是历史剧脱离苦海的惟一出路。

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剧的确存在着“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杀岳飞”、“宋版《康熙字典》”、“我孝庄皇太后”之类的细节失真（即硬伤）。但是说到“背离历史的真实”和“模糊历史的真相”，说到“忠于历史”和“回归历史”，我们则不得不问：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是如何获知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的？历史本身是否包含着艺术性，即包含着修辞性和文学性（形象性、想象性、虚假性）？如何理解这种修辞性和艺术性？一句话，历史是真实的吗？

在谈及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时，我们一方面承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把历史与历史剧严格区分开来。我们认为历史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历史剧属于艺术创作的领域；认为历史体现的是历史真实，历史剧体现的是艺术真实；因此历史是客观存在，历史剧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其实这种区分是靠不住的。何以知之？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historicbuilding”，而非“ahistorical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historicalplay”，而非“ahistoricplay”——“ahistoric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摘要：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从诞生伊始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已然走经历了将近百年的时光。回顾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史，的确使音乐创作者欣慰。这种欣慰来自艺术歌曲创作可喜的的成就，这种成就并不一定是一种辩证的进步。可以说从内容到形式、美学理念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推动了音乐艺术的进步，并且形成了中国艺术歌曲有别于世界其他优秀民族的派别。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历代中国艺术创作者的辛苦劳动分不开的，但客观上来讲，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加强了中外音乐的交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时至今日，我们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的艺术歌曲创作环境更加宽松，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不仅应该沿着前人走过的路，还应该结合时代的特点，继续提高艺术歌曲的质量。

关键词：织体；钢琴伴奏；意象

一、在艺术歌曲的歌词创作上

我们不仅可以在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中吸取；也可以重新创作富于时代气息的文学形式，诗词的形式既可以是古典的押韵，也可以是白话文性质的散文体。在内容上首先必须注重的作品较高的文学性，这样才能保证作品的意蕴，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听众艺术享受，继而获得不同于纯文学的诗意和艺术教化功能。总体上来说，诗词的选择范围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凡属歌颂人类，真善美的，引导人民群众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向上，惩恶扬善的：“能表达美好的、健康的情绪，积极向上的、都应作为优秀词作者所努力追求的。需要强调的是，艺术歌曲的歌词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群众歌曲的歌词，要重点在艺术性上、文学性上去努力，把艺术歌曲的歌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载体来创作，要让艺术歌曲歌词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意境都能促使作曲者在每一个乐音上得到微妙的表达；使艺术歌曲的歌词既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即诗词的诗意体现，更要努力做到歌词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要使艺术歌曲的歌词的生命力和文学性不因某一时代、某一事件的变化而失去它长久的艺术价值。”

二、旋律创作

艺术歌曲限于形式，它不同于歌剧咏叹调以及戏曲唱段，所以旋律的创作尤为重要。意大利著名歌剧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曾说‘一部歌剧里有‘听众喜闻乐见的朗朗上口的旋律’就离成功不远了。因此，在作曲家群体里的某种共识——除了借鉴中外艺术歌曲创作技术上的做法外，在旋律创作时要进尽量放弃类似于器乐创作技法的复杂性、表现手段的多重性、辩证的在织体上做出改变；在旋律的写作上既要保持中国古典音乐文化的特色，又可适度运用世界当代新的创作理念。比如后期就有作曲家戏曲十二音作曲法，这种创新就比较新颖，在近些年也有一些学院派的年轻曲作者做一些实验性质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显示出新的特点，比如有了美国简约主义音乐的特点，重复较多，缺少变化，也比较平淡，不适合表达音乐情绪的对比，但这种实验性质的作曲技术的作品仅是学院派的小范围内；在表现人物的手法上节奏和旋律的规律性，建立稳定的脉动运行，音乐和诗词的长度相等，能够预期的乐句结构，歌曲开始部分建立固定的速度和伴奏，选了通常较短，在听觉上有对称的组成部分，使用易于辨识的倒影、回应和模仿手法。所以对于旋律创作，努力创作出民欢迎的，而不是为了获奖而去的并且适应中国音乐前进的发展趋势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即艺术歌曲的旋律在可听性的基础上，深挖艺术性。并且做到艺术性、时代性和旋律性的辩证统一。这就需要，我们对艺术歌曲的创作史进行细心的不断分析总结，在前人在艺术歌曲创作方面的基础上，吸取历史的，文学的，技术的实践成果，进一步锐意创新，开创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新局面。

摘要：绘画性和文学性是钢琴音乐中重要的他律性内容，这些艺术样式虽然与音乐有很大差别，但却能够激发作曲家的音乐创作灵感和音乐表演者的音乐想象。教师要善于运用他律性内容激发学生的音乐想象能力，同时注意规避这一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要注意尊重学生自身音乐想象的展开。

关键词：音乐想象;他律性;钢琴教学

汉斯立克曾经在《论音乐的美》中指出：“音乐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声音，它能窃窃私语，也能做出暴风雨或沙沙的声音，但只是我们自己的心情把爱憎带了进去。”①作为西方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奠基者，汉斯立克虽然旗帜鲜明地强调情感表现，反对音乐的他律说，但却在思想界确立了自律论与他律论并存的局面，丰富了西方音乐审美思想宝库，也使后世用更加慎重的姿态思考音乐中的他律问题，使其更加有机地融入音乐实践中来。在钢琴音乐教学实践中，他律性音乐审美思想同样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钢琴音乐表演作为音乐二度创作活动，既要注意到钢琴音乐中有不受听者想象力影响而独立存在的客观成分，又要注意到创作者曾经为其赋予了一定的艺术内涵，这些在钢琴音乐的二度创作过程中更大程度地引导着表演者的听觉想象。后者作为钢琴音乐的他律性因素存在，为教师在钢琴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音乐想象提供了重要的教学启示，即重视作品本身蕴含的艺术内涵在激发学生二度创作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果有效运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升课堂内涵、丰富学生听觉感受的发酵剂。一般来说，钢琴音乐中的他律性内容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内容来体现。第一是通过创作者勾勒的视觉形象和画面激发听者的听觉想象；第二是通过对所要表达的内容情节和过程的描摹推动听者的听觉想象。前者偏重绘画性内容，后者偏重文学性内容。

一、视觉形象的听觉再造：绘画性内容为听觉想象提供动力

虽然绘画与音乐看起来是两种难以相互关联的艺术形式，但在日常的艺术语汇运用过程中，经常能够看到用绘画中的“色彩”语汇来描述音乐活动的现象，也能够看到用音乐中的“节奏”概念来比附绘画中的画面层次等方面的内容。可见，在艺术基本学理层面两者具有某种内在的相关性，借助人类具有联觉效应的心理体验，艺术的各个领域被联通起来，这就使得各个艺术门类有了相互对话和交融的潜力。如在很多经典钢琴音乐作品中，都包含了丰富的绘画性内容，这就使得绘画性内容作为钢琴音乐作品中的重要他律性因素，对激发听者的音乐想象提供了助力，也是钢琴教学中不可忽视的方面。被称为“音乐界绘画大师”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深受印象派画家的影响，经常从印象派画作的光色变幻中汲取创作灵感，并以“素描、花纹”等视觉语汇命名自己的音乐作品，创作了很多具有绘画意象的钢琴音乐作品。《雨中花园》正是这样一首作品，它出自德彪西钢琴作品《版画集》，描绘了卢森堡公园中由濛濛细雨到雨过天晴的自然变幻过程，并被作曲家本人称为一次自然界的精神旅行。面对这样一首充满画面感的钢琴作品，借助绘画性内容激发学生的听觉想象无疑是提升表演者二度创作能力的极好途径。如作品的音乐音响未曾保持在一个高度，随着音乐时间进程的推进，高低错落地描绘出一条条灵动、立体的旋律线条，这些抽象的乐音线条虽然难以让人准确地感知到某种具体的视觉形象，但却更加接近印象派绘画的艺术诉求，在教学中适当融入此类的提示将有助于学生对韵律生动的雨中情境产生动态想象。再如作品第37-42小节主要起到过渡作用（见谱例1），左手由p力度开始，旋律音先渐强而后收拢，可以先提示学生结合雨中花园的主题，凭借自己的听觉感受来描绘画面，如果学生感受能力偏弱教师再做提示，如将p力度的渐强和收拢的过程与一片树叶在风雨中忽起忽落的情状相互比附，以象征性提示的方式使音响和画面相互融合，从而更好地激发听者的听觉想象。谱例1：除了运用音乐与绘画在线条和造型方面的共性来激发学生的音乐想象，音乐色彩的音响呈现也是将其与绘画色彩相互勾连的重要手段。《雨中花园》的27-30小节在#F大调上运用法国儿歌《宝宝催眠曲》的旋律渲染平和凝聚的音乐色调，此后又转到#f小调，而从75小节开始在#C大调上采用另一首法国儿歌的旋律表现明亮的音乐色彩。这种调式上的转变渲染了一幅由平静安宁向清新透亮转变的色彩画面，好像雨后初晴的花园里，人们满怀期待的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以启发性的方式将这一幅雨后初歇的画面展现在学生心中，无疑有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感知作品中音乐色彩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表达的内心体验，并在既有音乐色调基础上展开音乐想象。穆索尔斯基的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也是这样一部与绘画场景相融合并且具有丰富意蕴的音乐作品。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俄罗斯画家加特曼19世纪中期创作的十幅画作，这位画家虽然在当时没有什么名气，但那些充满了创作者丰富阅历和社会态度的绘画作品却深深吸引了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两位艺术家虽然属于不同的艺术领域，但在艺术风格、思想风格和哲学关怀上却达成了默契。穆索尔斯基在参观完纪念加特曼遗作展览会后一气呵成完成了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他用音乐形象塑造的方式在时间行进的动态过程中诠释了自己对画作的理解。面对这样一部内涵丰富的钢琴音乐作品，如何借绘画性内容来激发学生的音效想象，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二度创作，这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绘画性内容作为音乐作品的重要他律性内容存在，但是两种艺术形式间存在表达形式上的差异，穆索尔斯基也并没有按照画作的本源来刻板地描绘作品，而是在时间线索的动态展开过程中用音乐艺术的方式丰富了画作的艺术表达，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仍然要注重由音乐入手激发学生的音乐想象。如作品常用模拟人声和物品声音的方式来描绘某些场景，比如《利莫日市场》是加特曼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访法国时所做，描绘了维也纳小镇集市的热闹场景，与俄罗斯压抑的农奴制社会天壤之别。在乐曲的第二部分（12-26小节），作曲家将调性专至D大调，以鲜明的节奏，高低声部同向运动的音乐走向，模拟人声和集市中嘈杂热闹的生活景象。在教学过程中如果较好地结合音乐表现来激发学生对此的理解和想象，相信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还有经典篇章《两个犹太人》，是通过音响色彩暗示视觉场景的典型例证。《两个犹太人》是穆索尔斯基将加特曼两幅不相干的肖像画合二为一创作的标题作品，作品开始就以“f”、“sf”等强有力的音乐表情象征一个肥胖、傲慢、粗暴的犹太富人，而第9小节开始音乐突然走弱，高声部连续重复的三连音以及低声部音阶的持续下行，都致力于塑造一个瘦弱、畏缩、可怜的犹太穷人形象。一轻一重、一强一弱，两组鲜明对比的乐音被穆索尔斯基有机地融入一部作品之中，他创造性地对绘画作品的主题内涵进行音乐重组，表达作曲家对犹太民族坎坷命运的同情，也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善思、沉豫的性格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将这种通过音响色彩暗示视觉场景的创作方法传递给学生，必然有助于帮助他们对作品展开进一步的音乐想象。综上，很多钢琴音乐作品都以绘画性元素作为创作动力，事实上，很多视觉画面听者是难以从单纯的音响中获得的，确实需要借助上述这些视觉意象激发听者想象来完成。近代实验美学的众多研究结果也证明，“纯粹的音乐嗜好是极稀罕的，许多人欢喜音乐，都不是因为欣赏声音的和谐，而是因为欢喜它所唤起的视觉的意象。”②巴黎大学的Delacroix教授就曾经对音乐与视觉意象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心理实验，实验对象描述了音乐所唤起的视觉联想，“听瓦格纳的《林间微响》时我很明显地看见一丛青绿的橡树和棕榈，橡树高低如普通的橡树，棕榈有时高达三四米。……我隐约听见橡树的最高枝有一只夜莺在歌唱。……我想那只夜莺是黄色夹黑色，但是我并没有看见它。”③可见，视觉意象对于引发听者的听觉体验，丰富欣赏者的心灵有着重要的触发效应。这也是视觉内涵作为他律性内容存在于钢琴音乐作品中的价值所在，在某种程度上为钢琴音乐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艺术感受力、想象力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在钢琴教学中运用他律性内容激发学生音乐想象需要注意的问题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不断进行深化改革，对传统教学模式和教育理念进行了更新点，义务教育进一步的得到了发展和进步。中学语文是义务教育阶段十分重要的学科之一，由于该学科本身所具备的文学性、人文性和工具性特点，在培养中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审美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有着很大的帮助，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中学语文学科在促进义务教育全面开展，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当前中学语文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传统的语文教育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对新课程标准的推广和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主要结合实际情况，就当前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逆境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希望通过本次研究同行所有助益。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育逆境；解读；解决对策

中学语文学科在学生真个学习生涯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承接小学语文课程，联系大学语文学科，可以说中学语文是整个语文学科教学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生依靠这门学科掌握和理解其他学科的重要基础，对学生今后发展将会产生深远影响。进入新世纪，我们步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竞争更加激烈，学习好语文既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又是培养学生形成良好沟通交流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由于中学语文学科被本身所具备的人文性和文学性，在培养思想道德和智力发展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做好中学语文教育工作对学生今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现阶段，中学语文教育工作开展中面临很多逆境，需要我们深入分析这些逆境，比及时采取措施将其解决，促进中学语文教育更好发展。

1中学语文教育的逆境解读

1．1功利观念严重影响到中学语文学科的发展：目前，在社会群体中，有不少人和学生家长都认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识字，当出现汉字之后能够读下来，读得懂，会写字即可，学习其他学科才是学生今后发展关键。这种观点其实是对中学语文学科的一种偏见和一种忽视，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理念。这些人根本没有全面认识到语文学科所具备真正功能和作用。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更是一门综合性很高的学科，其内容往往涵盖了古今中外与的历史、文化、地理和自然科学，学习好语文会对一个个体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同时在语文学科中包含了我国人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悠久历史文化，学习好语文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此外，学习好中学语文才能为学习好其他学科奠定坚实基础。

1．2学生对学习中学语文的积极性不高：语文学科本身是富有活力的，在中学语文体系中有着生动形象有趣的内容，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人和社会现实，由于中学语文具有显著文学性和人文性，按说其中的故事、典故和曲折的情节会显著吸引学生注意力，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语文是多数中学生比较反感的学科，有的学生一上课就感觉昏昏欲睡，觉得教师讲解的内容寡淡乏味，在课堂上根本不愿意听教师讲解。还有不少学生在思想方面存在认知错误，他们认为学习语文就是识字，认识几个汉字就行了。还有不少学生认为教师讲解的内容没用，听不听都一样，在课下语文作为写不写也都一样。在社会功利性观念影响下，很多学生都十分功利，他们认为自己在语文考试中拿不了多少分数，分数多也就多几分，少也少不了多少，根本没有必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不如将学习语文的时间用来学习英语、数学、理、化、生等学科，这些学科提分较快。在这种情形之下，语文课程不收学生欢迎，语文学科的重要性逐渐淡化，不利于学生全面素质提升。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诗歌发展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唐代的诗人辈出，才华出众，唐诗的兴盛，不仅对当时的文化和艺术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唐诗在我国现代艺术歌曲的音乐表达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唐诗的文学性和音乐性，被作曲家用音乐来进行演绎，更好地展现出唐诗的意境和韵味。

一、唐诗的文学性

(一)诗歌的语言之美

唐诗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唐诗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遗产，而且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在语言上，唐诗的歌词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其语言或轻快或深沉，都代表着我国古代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感。而在语言上，唐诗的词也是比较新颖独特，别具一格的。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看似通俗简单的语言，却洋溢着李白这位大诗人的张狂和自信。

我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美，还表现在语言的凝练上。我国唐代的诗歌在语言的表现上是极为凝练的，诗人们为了追求语言的精确和简练，也是苦苦思索，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才达到的。为达到字字珠玑的境界，古代的诗人呕心沥血。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都是古人炼字的明证。唐代的如柳宗元的作品《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以寥寥的20字，描绘出了一个幽静的环境。在“千山”“万径”的寥廓空旷之中画一“蓑笠翁”，在“绝”“灭”的死寂冰冷之中着一“钓”字，使全诗境中有人，静中有动。

这种通过语言的简洁却达到诗意的丰富内涵的诗歌，在唐诗中比比皆是。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诗歌发展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唐代的诗人辈出，才华出众，唐诗的兴盛，不仅对当时的文化和艺术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唐诗在我国现代艺术歌曲的音乐表达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唐诗的文学性和音乐性，被作曲家用音乐来进行演绎，更好地展现出唐诗的意境和韵味。

一、唐诗的文学性

(一)诗歌的语言之美

唐诗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唐诗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遗产，而且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化。在语言上，唐诗的歌词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观念，其语言或轻快或深沉，都代表着我国古代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感。而在语言上，唐诗的词也是比较新颖独特，别具一格的。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看似通俗简单的语言，却洋溢着李白这位大诗人的张狂和自信。我国古代诗歌的语言美，还表现在语言的凝练上。我国唐代的诗歌在语言的表现上是极为凝练的，诗人们为了追求语言的精确和简练，也是苦苦思索，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才达到的。为达到字字珠玑的境界，古代的诗人呕心沥血。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都是古人炼字的明证。唐代的如柳宗元的作品《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诗人以寥寥的20字，描绘出了一个幽静的环境。在“千山”“万径”的寥廓空旷之中画一“蓑笠翁”，在“绝”“灭”的死寂冰冷之中着一“钓”字，使全诗境中有人，静中有动。这种通过语言的简洁却达到诗意的丰富内涵的诗歌，在唐诗中比比皆是。

(二)诗歌的意境之美

不论是古代的诗歌，还是当代的诗歌，能否给人感受到深刻的意境，是评判诗歌是否是好诗的一个重要标准。唐诗在意境上的独特和韵味，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唐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也是因为唐诗的意境独特，深刻且耐人寻味，唐诗的这种意境，与现代意义上的歌曲的意境相似，都有着美且优雅的意味。唐诗虽然短小精悍，但是在意境上却是以简单凝练的语言表达出了诗人丰富的感情以及所描写景物的深远意境。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诗通过一系列的物来表现出秋夜江边的迷人景色。残阳将要落去，还留有一半在水中，这种宁静美好的景色使人感到悠然舒适，而江水也表现出半江红艳艳的，看上去非常美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夜深了，露珠像珍珠一样挂在江边的草丛树木上，一弯月亮，高高的悬挂着。这种如画一般的宁静意境，使人深深地感到大自然的美好，内心变得安静和悠然。二、唐诗本身就具有音乐特性在唐诗中有着音乐的特性是很普遍的，而音乐进入唐诗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古代的诗人们有很多不仅是诗人，更是当时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一定的造诣和修为。他们探讨音乐，甚至亲自去表演乐曲演唱等。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代流传下来的五万余首诗歌中，有近两千首的内容都与音乐有关。许多著名诗人不仅仅是文学大家，同时也对音乐很有研究，精通音律善于作曲。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唐诗名家，都写下了大量与音乐有关的诗篇。唐诗有着规律的节奏，唐诗的这个规律使它与音乐是极为相通的。在音乐中，也要讲究一定的节奏和韵律感。而唐诗本身就拥有着节奏感。唐诗在句式上是整齐的，读起来的时候就好似在唱歌，而古代的诗歌，在当时所在的环境中，也不是像现代的说法“读诗”，而是“吟诗”，其中就有唱的成分在其中。唐诗的节奏与它的韵律和平仄是分不开的。唐诗的韵味之美使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音乐美感。而唐诗的平仄，是唐诗读起来和好听的一个关键。唐诗，尤其是律诗，在平仄上是相当讲究的。宫商角徵羽，这种古代音乐的表现方式，与唐诗的结合，押韵是指在韵文的创作中，在某些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都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使之相互呼应，以便在朗诵或咏唱时，产生铿锵和谐感。声律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据汉字单音节的特点，以宫、商、角、徵、羽分韵，以五声配字音。对偶是将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两个词组或句子成对地排列起来的修辞法。在唐诗中，正是由于在押韵、声律、对偶等方面都很讲究，使得诗句有规律地高低起伏、长短变化，音节组合整齐，节奏对称，平仄交错，读起来朗朗上口，极富节奏感，吟诗如同高歌，很有音乐美。

一、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

20世纪60年代由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巨大影响，一些法国学者将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运用到对社会和文化的现象研究上，尽管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但都贴上了结构主义的标签，并由此产生了现代文化研究。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伟大作家与不朽作品》一书中明确表达了他对当代流行的批评理论持反对态度，并且将女性主义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拉康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批评、符号学等视为“憎恨学派”，在布鲁姆看来这些流派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文化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加入了文化研究的成分，这些颠覆了以往的文学经典，同时他还反对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的侵蚀，强调关注文学作品本身，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尤其是对作品本身语言风格的阐释。他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对立起来，不免有些过激。《文学理论入门》一书中将文化研究界定为“理论的范式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并指出文化研究内在受着两种力量的驱使，即复苏通俗文化的欲望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他认为文学与文化研究不一定要存在矛盾，反过来将文学作为某种文化实践加以研究，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来，文学研究会更有所收获。在他看来文化研究不是摧毁了文学经典，而在某种意义上说造就了文学经典，新的阅读方法和研究角度给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

在书中的第三章作者针对文学和文化研究分两点进行了阐述。第一要明确的是什么是文学经典。诚然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被历来学者“冷落”的作品被挑选出来，作为某个分析流派认为的经典，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本?琼森，作品以讽刺见长，戏剧《福尔蓬奈》就被作为研究詹姆士一世统治的经典文本。那么传统的文学标准是不是不再适用？重新映入人们视野的作品是不是具有同《哈姆雷特》、《浮士德》这样的“杰出文学价值”？还是因为具有某种文化研究领域的表征呢？我们知道作家创作出来一部作品，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个文本，并不是文学艺术品，只有经过印刷传播、传递给读者、经过鉴赏分析才能具有艺术价值，整个过程才算作是文学活动，这样才使得一部作品具有成为经典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既包括了作者创作时的文本，又包括了读者对它的再创造、研究者对它深刻的挖掘，它本身具有丰富性和不定性，这也就难以框定出一个标准来评判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经典。只能说哪些作品具有“与众不同的错综性”使作品获得独立的生命价值，永远拥有读者。第二个争论在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以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派学者执著审美理想及其批评实践，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关注作品的文学性，以“对抗性批评”来贬低大众文化和文学研究。尽管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他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其本身蕴含的巨大阐释空间。在卡勒看来，文化研究对文学所做的解读实践，提供了新的解读方法，阐释了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和美学价值，尤其是对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被列为“经典”的作品的重新解读，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意义阐释空间，更加经久不衰。

二、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特殊精神文化现象，它的存在必然具有价值，所谓的价值就是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文学对人类显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的功能或者价值在中国古代就有“兴、观、群、怨”，在西方贺拉斯提出文学寓教于乐，都注意到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如果仅仅从审美功能上认定一个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的文学性，把作品当作作家一个人的成就，而不去考察它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不去深刻考察作品之所以“经典”、“伟大”产生的社会根源，便抹杀了文学作品多元性和厚重感。而考察这些必须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和福柯的"疯癫"哲学观，哈姆雷特的心理世界完全印证了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探析，又能够让我们有所借鉴，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才能超越自我，并在生活的困顿和迷惑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就指出“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一直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也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答案的发源地”。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文学作品不同形式的解读，比如各种改编经典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使得我们发现在文本确定意义之外，所展现出来的文本以外的东西，而这也正是吸引受众眼球之所在。传统的文学经典面对新一轮的解读，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受到挑战。一方面我们所谓的文学经典，是与在与各种通俗文化形式对比之下，显示其特殊性的一类文学艺术，比如在叙事技巧，主题价值，材料选取等方面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或者说更具有宏大叙事、人文关照，是放在整个文学史和人类历史的长河上来选取比较突出的作品，不可避免的同时期、同类作家会受到忽视。但另外一方面随着各种新潮理论的出现和解构思潮的影响下，涌现出大量新材料，这就使得各种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边缘文学”和其他相关的文化产品获得高度的关切，可能从它们中挖掘到某一领域的典范，这就使得它们跻身于“经典”之列。按照布鲁姆一派人的说法，不能用文化理论来阐释和挖掘他所谓的“经典”，这是对经典的亵渎和破坏，也就等同于这些经典凌驾于社会文化和理论之上，孤立起来，那这些经典又有什么意义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没有价值的作品，必将被人们所遗弃，取而代之的将是那些所谓的“边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