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范文10篇

Abstract:

America’shistoryofliteraturebeganwiththeswarminginofimmigrantswithdifferentbackgroundandcultures.Afterthat,AmericanliteraturehadbeengreatlyinfluencedbytheEuropeancultureforalongperiod.ItwasnotuntilAmerica’sindependence,didAmericansrealizedthattheyneednationalliteraturestrongly,andAmericanliteraturebegantodeveloped.TheCivilWarwasawatershedinthehistory,afterwhichAmericanliteratureenteredaperiodoffullblooming.Romantics,whichemphasizedindividualismandintuitionandTnscendentalismrepresentedbyEmersoncameoutintobeing.ThiswasanexcitingperiodinthehistoryofAmericanliterature.Liketheflowersofspring,thereweresuddenlymanydifferentkindsofwritingatthesametime.TheyhavegivendepthandstrengthtoAmericanliterature,andacceleratedtheformingofHighRomantics.ButduetotheinfluenceofCivilWar,theAmericansocietywasinaturbulentsituation.Thewritingsaboutlocallife,criticalrealismandunveilingthedarksideofthesocietywereincreased.AfterTheFirstWorldWar,Americanswereatalosspostwar,andtheModernAmericanliteraturebegan.

Mypieceofpaperiswritteninchronologicalorderastheseperiodsdevelopedinordertohaveaclearoutlineofitsprogress.

Keywords:NationalLiterature,Romanism,Transcendentalism,LocalColor,Realism,Modernliterature

摘要：从殖民地时期起，欧洲殖民者和清教徒翻开了美国文学史的第一页。这往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文学一直都受到欧洲文化的很大影响。一直到美国独立后，美国人强烈地感觉到了民族文学的需要，美国的民族文学开始发展。南北战争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个分水岭，战后美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产生了强调个性主义和直觉的早期浪漫主义，和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文学。爱默生的时代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文学变动时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他们突出地给予了当时美国文学以深度和力量，也促进了罗曼主义高潮的来临。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社会动荡不安，这时的作品更注重于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同时美国的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创作出许多带有本土色彩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一战后，美国人陷入战后的茫然，美国也开始进入了现代文学阶段。

我的论文随着这些时代的发展以时间顺序展开，以便对于美国文学史的产生和发展纲要能有一个清晰的条理。

一百年前，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中古时代的写卷，其中有数量不少的以“赋”为名的作品和虽不以“赋”名篇但其实是赋体的作品。这些赋作叙述故事，语言通俗，节奏铿锵，押大体相近的韵，风格诙谐，与传统文人赋迥然不同。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郑振铎、容肇祖、傅芸子先生分别把这类作品叫“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1]。程毅中先生写于1961年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2]，首次明确提出了“俗赋”这一概念。他说：“敦煌写卷中，除了变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叙事体的俗赋。”1963年出版的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俗赋》专节，从此，“俗赋”之名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文体概念，正式确立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敦煌俗赋问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文体，而是作为“变文”的一类，所以敦煌俗赋的主要作品，都收录在《敦煌变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赋”，人们只以为是敦煌俗赋，比如马积高先生在他的《赋史》中就说：“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3]这种观点，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接受。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完全一样。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评价王褒的《僮约》是西汉留下的白话赋，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中还推断西汉时期民间可能已有这种叙说故事、带有韵语以使人易听易记的赋体。《神乌赋》的出土，给郑先生的说法一个铁证，也给容先生的推断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赋的历史由点拉成了一条线，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说明在文人大赋蔚为大国的同时，俗赋作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潜行于地下，偶然也冲决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现它多采多姿的风貌。

对俗赋进行系统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可以充分证明赋这种文体本来就是从民间来的，它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等多种技艺相融合的产物；2、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3、早期的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它的主要风格特征。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赋的形式把它逐渐贵族化的同时，民间俗赋仍然发展着，并且影响着文人赋的发表，从而形成了赋的“雅”“俗”两条线索。由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由于“士”人整体上对“俗赋”的排斥，因此“俗赋”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着于其它文体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赋给后世的其它通俗文体以具大的影响，如戏剧、南朝以来形成的讲经文、变文、唐宋话本等。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拟从敦煌俗赋入手，并参照其它俗赋的情况，推论秦汉杂赋的有关情况。当然从子孙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孙身上带有祖宗的遗传因子，从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刘勰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数目为序，无作者姓名。关于前三类的分类标准和义例，章学诚、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4]。而杂赋一类，虽著录12家233篇赋作，但竟没有一篇保存下来，故学者或推测为“后世之总集”，或以为三种之外而无法归类者，悉入杂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5]现在我顺着顾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赋和其它俗赋作为参照物，从若干蛛丝马迹入手作些探测。

一、问题的提出: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事实

长期以来，在对文学史的一般印象与历史叙述中，相对于处于文学研究核心的中外创作文学而言，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民族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足够重视。正如以色列文论与译论家伊文•佐哈尔(Even－Zohar)所说的那样:“作为惯例，文学常常只在无法回避的时候才会提及翻译”(9－26)。伊文•佐哈尔所言主要是针对欧美文学的研究状况，但它也是世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更是如此。不过若在中国文学空间里往前追溯的话，情况却并非从来这样。从学术史演变角度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早期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就不约而同地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视野。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论述。但在之后的文学史著述中，就很少涉及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专门考察了。

80年代以后，再一次掀起外国文学的译介高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中外(特别是中西)之间的文学关系，也重新开始成为文学史叙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3－13)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的整体理论描述，还是《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等史著的问世，都表明对文学史的叙述，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化与文学资源的汲取与创造性转化。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话语实践的存在，仍迟迟没有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中，在中国本土学术的话语中，一般更多地把它与所谓“外国文学”，即在异域空间、以原语方式存在的他民族文学直接划上等号。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的断代方式，“近代文学”的划分虽然已经逼近了现代文学史之上溯下拓的挑战(当然还没有遭遇后来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①等叙述的整合)，但一些敏感的文学史研究者，基于对大量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存在，以及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的种种难以割舍的联系，已经开始认真对待汉语空间中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并尝试做出相关论述。比如，大型文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就有施蛰存主编的三卷“翻译文学集”，尽管施蛰存在导言附记中声明，翻译作品不是中国近代文学，不过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后者的关系密切，因此编选翻译作品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施蛰存1990年);由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编列了大量翻译文学书目。他在编辑过程中竭力主张把现代外国文学翻译书目编入其中，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创作书目并列，并在序文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作品是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在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贡献与创作具有同等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把创作与翻译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贾植芳3－4)。

这在事实上已经把翻译文学及其实践提升到与创作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了。这是否与他们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部分历史进程，同时又长期生活在上海这个近代以来的开放城市有关?这样看来，从近代文学研究到当代文学批评，学术界其实都已开始正视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独特部分的存在了，不过，试图对此现象存在从理论上给以界定和阐释，则是从比较文学领域开始的。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几乎与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反思与范式更新同步展开，它们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广泛的交叉地带，更共享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几十年来传统文学史模式和单一民族文化视野不断突破的时代思想资源。而比较文学传统中的法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正是在文学关系史研究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一种研究模式。从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中外文学关系领域也是参与者最多，也最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宋炳辉127－31)，因此对这一学派的理解最深，也最有可能从它的研究转换出新的方式来。如果说法国学派创始期的文学关系研究重在梳理法国文学外传及其影响的过程，因而被后来的美国学派代表韦勒克指责为“文学贸易”学(Wellek56)，带有浓厚的法国(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一学派的理论方法在现代中国，更多地被用来研究近代以来的外来思潮如何被中国文学所汲取，并催生出新的中国文学来。这种理论方法的扭转式运用，一开始与其说是经过有意识的理论反思，毋宁是基于近代以来的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学交流中明显的“入超”事实。因为事实上谁也无法回避百多年来汉语空间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翻译及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特定的经验事实，必定期待着一种历史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不过，承认事实的存在与从理论上对这一事实给予界定和说明之间，却仍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面对这一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存在，比较文学的跨界意识和思想方法，理所应当地承担起这一职责。结果，仍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中的流传学理论，借助于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现代文学与翻译学的结合点上，慢慢聚集起围绕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一系列问题域，并逐步提升出一种基于接受语文化、以文学的文化功能效应为核心的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这就是以谢天振为代表的基于翻译理论的新阐释和译介学概念的系统化论证，对文学翻译的文化定位和历史意义的确认。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9年《译介学》问世，谢天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从译介学命题的提出到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该书概括了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尴尬处境———它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当作外国文学，而国外文学视野中它又完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范畴———并在理论上分析了作为国别文学之独特存在的翻译文学的性质。明确提出，现代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国别文学的意义应该在比较文学、国别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予以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并率先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与“外国文学翻译史”进行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在翻译史领域进行独立的史述建构的尝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来自相邻学科的这一问题意识和学术反思具有别样的意义和启示，它不仅更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也进一步推动学科视野与理论方法的多元借鉴之势。同时，包括谢天振在内的一批来自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比较文学乃至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翻译文学史和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②一时间有关翻译文学的历史还原和文本勘疏，成为近二十年来文史学术界最为热闹的领域之一。

但文学翻译史的叙述与建构毕竟不能替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本身。因为，文学翻译史可以围绕这一相对独立的文类系统，在兼顾作为成因与效应的时代文化背景的条件下，进行文本生成和历史演变的系统描述与评价。而要将文学翻译纳入民族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推进。如何将翻译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存在及其持续性影响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完成对翻译文学的叙述与阐释，才能真正确立其在民族文学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但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翻译文学这一存在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在其重要性得到不断确认的同时，如何与原有的文学史叙述进行有机组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学者们不愿简单地重复当年陈子展、王哲甫和朱自清们的做法，他们虽说在文学史中将翻译文学独立成章，但与整体文学的历史叙述仍然存在明显的裂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对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有着明显的共识，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与翻译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翻译史相比，民族文学史中的翻译文学叙述，不仅需要在一般意义上确认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而且必须进一步解决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类的性质界定;必须在与本土创作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照中，区分翻译文学史叙述与在民族文学史中叙述翻译文学之间的不同;进一步还应该探讨这种叙述将如何展开?可以开辟出怎样的论述空间?有哪些需要并且值得重点展开的论题?对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格局有什么意义?如何在更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科际交叉整合，进而反思对文学的认知方式，拓展对文学历史的叙述空间，并激发当下文学与文学创造的可能性?等等。笔者愿意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在讨论展开之前，还是先就有关翻译文学的存在方式给以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对于这些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事实及其评价，是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前提，是本文提出这一论题的最原初的必要性体现。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空间里:1．翻译文本的存在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近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外国文学中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事实;2．文学翻译及与此相关的介绍、出版等实践活动，持续贯穿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史。3．在文学接受的层面上，翻译文学的阅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流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作家的接受与借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写作中，汲取和借鉴外来文学是一个广泛的不争事实，而除部分作家从原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外，更多是经过译本接受的;新时期作家更是大部分通过译本接受外来文学。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关联，不论是对外来文学的模仿、借鉴还是对话、独创，都体现了最深层次的中外文学关系。因此，在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如伊文•佐哈尔所言，“任何人，若不是采取作家或者读者的角度，是无法讨论文学的”(9－26)。5．中国作家的大量翻译实践，既是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体现，同时这些翻译文本借助于译者特殊的身份而大大强化了其影响力，因而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总之，近代以来大量外国文学翻译文本、连续不断的翻译实践、无处不在的中译本阅读的发生以及翻译文学与整个华语创作之间的广泛深入的关联，所有这些事实都提醒我们，必须在多元立体的文学史视域中，重新审视翻译文学这个庞大的文学实体。而要将翻译文学真正纳入文学史叙述，有两个前提必须在理论上给以辨析和论证。

二、前提之一:对文学权属观念的反思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外汉语专业、公关文秘专业的必修课,也是中文系教学课时最多、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门专业主干基础课。涉及古代作家、作品、文艺思想等诸方面内容,牵扯到古代汉语、古代文论、古代文化、古代艺术以及训诂学、考据学等多种领域的相关知识。学好这门课对于中文系学生打好专业基础非常关键,在培养中文系大学生文学素养和文明素质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进行本课程教学改革,是当代大学古代文学史任课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本课程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的历史。但在传统的古代文学史课中,有不少人习惯于把这门课看成是一门纯理论性的操作课。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教师偏重讲述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而对于“史”的要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有甚者,本课程的名称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大多数师生称其为“古代文学”课,从形式上省略了“史”字,从而在内容上也忽略了“史”的教与学。这种普遍存在的意识致使在课堂教学中传授知识、讲述艺术成为主要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文学史的肢解,使学生窥一斑而难见全豹。强调识记、理解、表述和分析,重视基础知识、基本能力的培养固然是一项重要手段,但还不足以替代整个课程的内涵。我们现实的课堂教学中应充分重视“古代文学史”课程中“史”的分量,使之真正成为文学史课,而非单纯的古代文学知识的罗列。史学家梁启超在他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其必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系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中的每一个环节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经济政策、文化背景甚至社会动乱、民生疾苦都多多少少存在某种联系。在历史的纵向面上,每一种文学现象总与前前后后的历史时期有所关联。讲授古代文学史课,就不能忽略这些因素。反之,如果在课堂教学中注意了“史”的性质,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简明叙述基础知识,着重分析,加强各个知识环节中的规律探寻,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进而提高学生思考人类社会、把握社会实践的能力。那么怎样做到借鉴“史”的教学思路呢?又怎样在文学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呢?这里以唐代文学史教学为例略作说明。

一、注重文学史的整体性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内容即是中国整个历史时期中的文学状况。教学过程就要以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为全局,将各章节的具体知识纳入到全局范围中予以考察。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各种文体的嬗变发展、作家作品、作家群体和文学流派、文学理论批评等内容都包括在内,组成了一个研究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我们以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来认识文学的演变,试图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从而把文学史教学的基本模式由传授知识的授课类型转变为发展思维的授课类型。例如,唐初五七言律诗的定型问题,就要从先秦时期的五七言诗句讲起,到两汉时的五七言民谣、文人诗,直到沈宋在其间所起的关键作用。同时可以举出相应的诗篇进行微观分析。再如讲述歌行体这一在唐诗发展史中极其重要的概念时,就必须明确歌行是一种开放性、流动性很强的文体,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受其他诗体的影响。

歌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行”为主的汉代歌行;以“篇”为主的魏晋乐府;“歌”、“行”并称的陈隋歌行以及唐代乐府七言歌行。由于历代文人在字法、句式、篇章结构以及声律方面不断丰富创新,歌行的体调在初盛唐发展到了极致。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可以帮助引导学生贯穿起不同时代的零散知识,并由此深入接触了诗歌特性、语言规律等深层次的问题。以整体观的文学史教学使学生经过历史的学习和探究,学会用历史的视野来认识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现象,以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学史中的问题。

摘要：2020年，大学课堂教学迎来了各种教学形式的革新。很多教育机关和教育工作者开始大胆尝试在线课堂，传统授课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这特殊时期，多种多样的课堂教学改革也成为各学科教学科研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以《日本文学史》课程为例，探讨该课程的在线课堂教学模式。考察《日本文学史》在线课堂的特征、展开形式，研究如何对以往的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性传承、如何有效地展开在线教学的教学内容。

关键词：日本文学史；教学模式；线上课堂；腾讯会议；学习通

2020年，随着“在线课程”时代的到来，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开展学习成为可能［1］，这种大规模、开放性［2］的学习模式给传统外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作为在线教学模式，慕课和微课早在几年前就已受到业界的高度重视。这些“在线学习资源”也给各级教学工作者带来极大的便利，将线上课程模式应用于高校日语课程，能够有效促进日语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整合优质的日语教学资源，改变传统的日语教学方式，促进日语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对于日语人才的高质量输出具有重要意义［3］。有学者认为，各类日语的在线课程，应发挥知名院校的影响力，集聚师资力量，打造优质课程［4］。但是，从传统的课堂一下子转为在线虚拟课堂，也极大地改变了教学工作者的思维模式。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在线虚拟课堂的挑战，教师们纷纷思考如何将在线课堂顺利地嫁接到传统的“教室课堂”，以期在遵循以往的课堂教学模式的同时，探索出适应在线科技教学软件和在线课堂的新模式。笔者所担任的《日本文学史》课程的在线教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展开了探索。

一、《日本文学史》的课程性质

《日本文学史》课程是日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也是日语文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基础素养课。本课程通过对日本从古至今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概况进行描述，对其从古至今的各种社会背景下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分析，使学生了解日本从古代到现代的各个时期的文学现象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从而了解文学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引导和启发学生多角度地认识和理解日本各个时期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能够对相关的文学现象和内容进行独立的思考，具有问题意识，并作出相应的分析。同时，引导学生分析和发现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想，对基本的文学理论有一定的积累。进而促使学生对日本的文学现象有一个全局性把握，并在与我国文学史进行比较的过程中体会中国文学史的博大深广性，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日本文学史》是日本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与本科阶段的《日本文学史》相比，研究生的《日本文学史》课程更加体现了上述的课程性质，更注重突出课程的“文学史”的比较和发现，更注重培养学生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把握《日本文学史》，培养学生用考据和考证的方法去挖掘日本文学“史”的源流等。培养学生去探索“日本文学史”中，成为“史”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过何种程度的继承，又努力作出何种程度的创新，从而形成日本独自的《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性质，是以往的《日本文学史》传统课堂的教师们一向高度关注的课题。这种培养学生寻找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课程，在数字化教学，在线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的冲击下，该如何实施，又该如何与时代接轨，寻找出符合新时代教学形式的线上课堂教学新模式，这是每个文学史课程的教师不得不面临的课题。换言之，新时期的《日本文学史》在线课程，不仅要遵循《日本文学史》这门课程本身的课程性质，同时，还要思考如何借助在线课程的形式，既满足以往传统的教室课堂的“培养综合能力”的课堂教学效果，又要实现《日本文学史》的线上教学的超越性。

二、《日本文学史》在线课程的达成与超越

自新时期“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展以来，文学史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史哲学、文学史学、文学史原理等著作纷然而出，大文学史观、中华民族文学史观、通史观、纯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综史观等争奇斗艳；从实践上来说，既有专家型、教学型、普及型等类型，也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模式；还有少数民族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专题文学史、比较文学史、接受文学史和交叉文学史，等等，更是各具特色。观念、方法与技术的改变，既开辟了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但也无意识地“树起”了文学史研究的诸多樊篱。为了进行突围，许多研究者殚精竭虑，立足于深厚的学术积累，别开生面地“启开”了文学史撰写与研究的奥秘，在特色中融入对文学史普遍性的深切思考，在实践中催化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在个性中展开对文学史的综合分析，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对此作了有意味的实践与探索。

一、家族视角

过去，由于学科的封闭性，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往往过多地关注于经典的作家与作品，这样固能易于理出文学发展的脉络，但是却不自觉地遮蔽了文学史本身的丰富与生动，甚至还“断裂”了文学史发展的连续性。今天，文学研究正在从传统学科走向新兴学科，从单一学科走向交叉学科，从学科方向细化走向学科综贯融合。在这个趋势中，文学家族学研究正在逐步形成学术气候。文学家族学旨在将家族学、地域学、文学贯通起来，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的多边互镜中重现文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力求揭示文学创作的基层活动状况，用家族写作的具体事实乃至细节，形成文学创作的动态过程，从而显示文学演变的真实轨迹，并寻求某种发展规律。（罗时进：《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孙海洋的《湖南近代文学家族研究》从多个方面表现了近年来文学家族学研究的实绩。首先，在湖南文学史的链条上，作者精心地选择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族作家群，并各具特色地凸显出了他们的诗文创作成就和艺术风格，他们是：湘阴李氏家族作家群、湘乡曾氏家族作家群、道州何氏家族作家群、湘阴左氏家族作家群、湘阴郭氏家族作家群、武冈邓氏家族作家群、龙阳易氏家族作家群、宁乡程氏家族作家群，等等。其次，作者以家族为单位，对每个家族成员的艺术创作特色进行精练的概括，并将之放在湖湘文化的底色上进行“显影”。由于家族成员不仅存在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还有着巨大的“榜样”效应和不可避免的相互影响，因之，许多家族成员的文学创作又不乏一定的类同性；还由于性格、遭遇、命运及其志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每个家族成员在个性化地显现自己的特色时，又会不自觉地进行“汇流”，错落有致地呈示出其家族的整体风貌。在迤逦的文学史长河中，孙著“浮现”出了湖南近代文学层次分明的“山峰”景观。再次，由于每个文学家族都是当时的政治望族，每个家族领袖的成功又吸引着更多的家族成员去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由于不同的家族之间还存在着联姻、求学、同僚等多种关系，所以，也使得各个文学家族的文学创作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充分地勾连起来。为此，该著对文学家族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关涉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藉此从内到外、从作家作品到整个社会、从审美到意识形态，促使文学史研究变得立体起来、生动起来、圆融起来，不但“独辟”了近代湖南文学研究之“蹊径”，而且还深刻地创新了文学史研究的未来。

二、辩证的研究方法

在近代湖南文学史上，大大小小的文学家族如繁星点点，数不胜数。如何对它们进行辩证地选择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呢？孙著以多个标准体系为参照，不断地释读了这些文学家族的文化意义。首先，这些文学家族是丰厚的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同时，它们的出现又深刻地推进了湖湘文化的建设。尤其是这些文学家族的领袖人物，如李星沅、曾国藩、何绍基、左宗棠、郭嵩焘、邓辅纶、易佩绅、程颂万等人，已经成了湖湘文化的符号与象征。他们不但以文治武功树起了湖湘文化的旗帜，而且还极大地丰富了湖湘文化的气派和作风，是湖湘文化的宝贵财富及其不可分割的内在构成。其次，这些文学家族不仅仅是属于湖南文学史的，他们还以丰厚的文学实绩顽强地锲进了中国文学史的躯体中。如作者在论述湘乡曾国藩家族时，就对曾国藩在文坛的成就作了综述：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既继承了桐城古文的传统而又有所发展。他继承了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者不可或缺的理论，又依据当时的学术风气另加“经济”一条，以纠正桐城派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倾向，后来又将“经济”一项归入“义理”一项，从而使义理具有充实的内容，加强了“道”的政治性。同时，他还大肆网罗人才，其门下聚集了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大批文人，他与友人及弟子的积极活动和文学创作实践，使桐城古文得以中兴，从而形成了桐城派的另一支派———湘乡派，由此促使湖南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另外，这些文学家族还显示了中国文学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既有忧国之文，又有归隐之志；既有对社会动荡的如实写照，又有对恬淡心情的欣赏；既有少年壮志，又有老来悲愁；既有生动活泼，又有老气横秋；既有落魄中的豪迈，又有巅峰时的悲凉。多个文学家族丰富地“缩略”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堪称一代“诗史”。再次，孙著还对各个家族成员的文学成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通过全面的阅读和比较，作者对每个家族及其成员的文学个性了然于心，并进行了建设性的概括与评价，如对湘阴李星沅家族，他这样评述道：心高志远，雄健慷慨的李星沅；观香村野，吟咏不掇的李星渔；气概宏伟，英华早谢的李杭；……群芳艳发，竞风争雅的李家闺秀，等等。这种评述融入了身世、遭遇、经验、气质、才学、个性等种种因素，从而契合了“以文见人，以人见文”的古典文论标准。然后，作者再遵循客观性原则，把各个文学家族作家群放在文学社会学的坐标系内，从美学的、历史的维度来评价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力图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考验。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那些光彩熠熠的领袖人物并不回避其缺陷，对某些“灰色”的家族成员，也会在可取的地方进行浓墨重彩地抒写和“拔擢”；作者还力避以往文学史写作的“中心”原则，遵循民主与平等的精神，对每个家族及其成员均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姿态，坚持在行文中“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三、对大文学史观的实践性探索与创新

[摘要]美国文学史是大学英语专业的必修课，但是因为大多数学生们认为的实用性不强而日趋边缘化。在现代技术应用到授课过程中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美国文学史授课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为了顺应时代要求，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对美国文学史课程的改革也迫在眉睫。该论文以慕课为理论指导，提出了美国文学史课程改革方案，以期在教学上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慕课视域；美国文学史；课程改革

1慕课理论与翻转课堂

慕课（MOOCs）在二十一世纪初具模型，随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2012年前后，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慕课平台，掀起了教育上的改革风暴。慕课的全称是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是指大型的开放性网络课程。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全面普及，计算机的大面积使用，网络课程成为了新的教学模式。受到国外慕课的影响，我国现在很多大学都纷纷推出搭建了慕课网络教学平台。在这种潮流的强大冲击下，美国文学史传统的“教”与“学”教学模式的改革迫在眉睫。传统教学模式是“先教后学”，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知识，学生需要课后完成作业，老师在课堂上处于主导地位；而慕课模式下的教学模式是“先学后教”，老师先布置视频学习，在课堂上老师组织进行讨论答疑，重点知识讲解。慕课的学习，是以学习者自己习惯和喜欢的方式进行的，是一种自觉、自愿、自控的学习。在慕课的大背景下，就出现了新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FlippedClassroom）。翻转课堂是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的颠倒，翻转了传统课堂的教学结构，即学生课前在家里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学习新知识，在课堂上做作业、交流、讨论、做项目和实验的一种教学形态。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教师的任务不再是传统教学模式中的主讲，而是创建教学短视频，安排学生提前观看，在上课时组织课堂活动。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是引导、协作、组织讨论和仲裁。在这个模式中，学生课下学知识，课上巩固知识，因此，课堂被翻转了。

2美国文学史课程改革方案

传统的“灌注式”教学模式极大地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抹杀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因此美国文学史课程改革势在必行。在慕课平台的大背景下，美国文学史课程的改革方案如下：

一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非历史倾向/历史定位

一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提法开始出现在大学教材和有关论述中。当时它的所指有三：一是文学的时段性，指1949年以来的文学；二是文学的政治性，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文学”，又叫“社会主义文学”；三是文学的地域性，仅限于大陆的文学。80年代以来出版的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虽然结构框架与价值判断各有不同，但大都延续着这一视角。

事实上，只要不是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而是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和阐述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应仅仅局限于大陆的文学，而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这三个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上述三个文学“板块”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同一性）来说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当中国文化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挑战而做出历史性的回应时，从国人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的交叉、起伏，文学的进退、得失，都可看出它们有着那种发自文化之根的相通之处。特别是1949年之后，大陆、台湾两地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在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上，在作家思维模式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上，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异，但却有着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另外，即使从非常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说，也难以将中国当代文学的三个“板块”完全割裂开来。例如，有不少作家在1917～1949年的现代文学史上都是有其历史的一席地位的，不能因为去了台湾就不算中国作家了。如果承认他们是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果当代文学只讲大陆，那么两者的文化同一性就难以说清。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一国文学三个“板块”的格局也不是1949年之后才从天而降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延续。人们不会忘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地域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由三个“板块”构成的：一块是以重庆、桂林、昆明为重要基地的所谓“国统区文学”；一块是北京、上海、南京、东北三省等“沦陷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外国势力统治区的文学；还有一块就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所谓“解放区文学”。1949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就是“解放区文学”的直接延续与发展。当年的所谓“国统区文学”，由于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而产生分化，一部分作家加入了“解放区文学”的队伍，一部分作家随国民党入台，形成了新一阶段的“国统区文学”即台湾文学。大陆的“沦陷区”1945年被收复，1949年被“解放”，但“沦陷区文学”的某些历史文化特征（如殖民地文化观念下的商业性、媚俗性以及爱国主义、民族情结文学表达的特殊性等）在港澳文学中得到延续。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就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应该摒弃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与解释文学史现象的原则，突破多年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学”一元的狭窄思路，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从而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的视野。

内容提要：吴应箕既是文学家，也是史学家，对诗文的源流本末有着很强的自信。在立足晚明现实的基础上，在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深入地思考之后，他提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学发展观与继承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诗学理论价值。

关键词：吴应箕；文学史观；发展观；继承观

一

文学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对以往的文学活动的根本看法和理性认识，是文学观与历史观的有机整合。可见，一个诗论家的文学史观，既要受其文学观的影响，也要受其历史观的影响。然而对于史学家的诗论家来说，受其历史观的影响就格外明显。吴应箕不仅是文学家、诗论家，也是史学家。所以我们在讨论吴应箕的文学史观之前，有必要对吴应箕的历史观作一简单的介绍。

作为史学家，吴应箕（1594—1645）不仅以自己的笔记录了明末至南明时期的历史，现传有《熹朝忠节传》二卷、《两朝剥复录》十卷、《东林始末》六卷等，还有具有史料价值的残本杂记《留都见闻录》二卷，并私修了《宋史》五十卷（已佚），更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还写了《廿一史史论》（已佚）、五十九篇史论和五篇史辩（两者见《楼山堂集》）。这些史学著作可以说是他的历史观演绎展开的结果，那么他的历史观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在下面的两篇序中，他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

史者，其人与事之得失为已然者也。夫第以为其人与事之得失已乎？前之不忘，后之师也。是故有国家者不可无史，乃论者又取其人与事之得失而是非系焉，此又何欤？盖是非不定，彼所为得失者乌在？其果得果失？而治乱倚伏之几，心迹晦明之数方，甲乙彼此之淆混，使后人但据其迹而师之，岂不贸其所趋而即？已然者为世患岂少哉？夫然史不可无论……使其所为倚伏晦明者，自吾论之不独其人与事为不爽，而举异事同计与异人同行者合千载上下而觏若观火，则文之力也。是故其人不好学深思与无天下大计而又好为畸识偏见者，皆不可与论史。（《楼山堂遗文》卷一《梅惠连萍庐史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