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判范文10篇

摘要：作为文学批评名家，沈从文以自己的人性乌托邦重新修复着人文精神生态，他以对荚的诉求与守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思考着文学创作，探索着文学的未来走向，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人性；美与爱；经典重塑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生活感受、独特的审美体验、独特的精神气质，独步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的文学经典。同样地，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的文学批评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护，传承着五四新文学之精神，构建着文学之理想形态，参与着世界意义的创造。

一、人性乌托邦之美学构建

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率先竖立起了“人性”觉醒的鲜明旗帜。之后，“人的文学”成为贯穿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条思想主线。周作人以人道主义作为根基，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人性是兽性和神性的集合，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主张灵肉二重生活要一致，最终实现人性之解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像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淮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强调了“人性之约束”，“人性”成为文学批评之唯一标准。而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则申明：“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延展丰富了五四以来文学的人性学说，成为经典的自然人性论沈从文所崇尚的理想“人性”，一如其在湘西系列小说中所呈现于世人的那样，是基于人的原初状态之下的天人合一。“他认为：生命是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的本性，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抽象，是健康人生显示的一种完美而崇高的精神。”他在想象构建着自己的人性乌托邦：处身农耕文明社会，本于自然，顺其自然，归于自然，随遇而安，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真诚纯朴，充满关爱，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生活的自在状态，人性的自然释放，田园牧歌一般，恬淡而美好。

沈从文曾经满怀希望与欣喜地从原始乡村步入繁华都市，但现实却使他以对“自然人性”的偏爱，以“乡下人”之乡间文化立场来审视现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种弊端，批判都市人性的丑陋与萎缩。

摘要新历史主义是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它的产生具有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原因。新历史主义具有许多独特的新特点。福柯哲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多种理论都是斯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历史文本

新历史主义于1982年登上舞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它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历史文学转向中最主要的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之一。它把历史的纬度重新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作为一种文本分析形式，新历史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已渗透到了其它学科中去。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背景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主要受到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1．旧历史主义存在严重缺陷，旧历史观被唾弃

摘要：在当今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已经成为了我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语境中不断发展的同时，因其在应用过程中没有很好的结合我国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具体实际情况，显现出了一些局限和问题；因僵化的生搬硬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遭到了社会的误解与非议。女性主义批评日趋保守的状态使女性文学研究陷入了误区与困境。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传人中国。在历经20多年的理论研究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在此期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地被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源引、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论文摘要：60年代中期，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受到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对陶渊明的评价，借古讽今，嵇康的叛逆精神，历史背景。他的历史小说因为坚持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偏离了主流文学的要求而受到批判，这种政治化的批评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虽然他的个性化创作受到过批评，但在文学史上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推动了当时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而且其创作方法对后来的新历史小说创作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论文关键词：陈翔鹤；历史小说；陶渊明；嵇康；文学批评

陈翔鹤是五四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很有成就的个性独特而命运坎坷的老作家。他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虽然他的作品不算太多，但他却以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文学宝库增添进新的东西，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他在60年代停笔多年后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采用了一种有别于当时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以敏捷的才思创作了有较大影响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取得了成功，引发了六十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小高潮。然而在文学“一体化”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他的小说创作因为表现出个性化历史叙述的特点，曾经招致了许多误解和曲解，甚至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广陵散》似乎也成为了陈翔鹤自身的谶语，作家在“”中遭受迫害，似乎是《广陵散》的重演。历史的悲歌早已过去，但他的小说丰富的艺术技巧，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他的偏离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叙述方式，在文学史上仍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他这两篇堪称生命绝唱的历史小说依然对当代文学、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对陈翔鹤历史小说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其题材选择的探讨和人物形象思想性格的分析；二是对其小说的历史叙述方式进行分析；三是简单地分析陈翔鹤历史小说受批判的原因和在六十年代的历史命运；四是重新讨论这两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些研究很少涉及到陈翔鹤历史小说当时受到批评的文章，对批评的具体内容也很少做出客观辩证的分析。为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归纳出当时对陈翔鹤历史小说批判的焦点，深入地分析其历史小说受到批判的原因与危害，并进一步探析陈翔鹤这种个性化历史叙述的意义及其对当时作家和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

一、批判陈翔鹤历史小说的焦点

〔论文关键词〕价值理性文化哲学文化批判人文教育人文学者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建构“价值理性”文化理念的途径和方式，即通过文化批判、文化建构和文化教育来强化、确立和普及“价值理性”文化理念，以摆脱工具理性理念的独断控制，完善人类的文化理念。其中特别强调了人文学者的使命。

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实践是在一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进行的，但那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理念和“人类征服主义”的价值取向，它日益凸显、膨胀，以至排斥价值理性，并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渐使人类用控制自然的方式来控制社会和人自身，把技术的物化模式渗透到社会文化的生活层面，这必然使得文化世界、生活世界被技术化、“物化”、非人性化，导致“全球性问题”的姆发和人类的精神危机。因此，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实践要健康地发展并克服其异化效应，必须确立“价值理性”的合法地位，使“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

一、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

“生存世界是‘意义世界’的现实基础，哲学对‘意义’的追问应研究现实生存世界中的困境与矛盾，问题意识是哲学的本性，它引导人类有望找到超越生存困境的‘合理性”。哲学的方式”就是反思的方式，“哲学的立场”乃是批判和超越的立场.作为当代新的哲学范式的文化哲学就应当承担起反思和批判的使命，关注现实，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给以解答。

文化哲学的兴起与人类生存境遇有关。工业文明及其结果将人类带进一个全新的生存环境之中，使人的生存和生存基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类愈来愈生活在一种非自然的文化世界之中。随着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膨胀，物质财富的增长，发生了人的异化和反主体性后果。这使得人类对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以哲学的方式对文化和文化世界进行整体性地把握成为必要。文化哲学的兴起源于人类的生存境遇，对生存困境的关注导致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必然要对人类生存困境问题和危机作出回应。

一、李卜克内西、贺恩雷对表现主义的评论

表现主义既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学潮流。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研究如何评价和对待这股文学潮流，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会对现实斗争中的文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历史证明，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常常与如何解释和评价表现主义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这种解释和评价往往又涉及德国共产党人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在文化领域实行统一战线问题。因此，评价和对待表现主义，往往反映了德国共产党人在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政策成熟的程度。

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历来有重视文学运动的传统，除马克思、恩格斯之外，还出现过梅林、蔡特金等著名文学评论家。在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存在时期，德国工人运动的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就常常注意研究当代文学动向，并有意识地观察文学领域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为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同盟者的成长情况。特别是在1916－1918年之间，即使身处狱中，他仍不断研究文学艺术发展的动向和美学问题，并对表现主义文学潮流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这些意见虽然是针对弗利茨·封·翁卢的剧本《一代人》而说的，但它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对一部具体作品的评价。

翁卢是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和诗人，曾作为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于1916年创作了剧本《一代人》。剧本描写了战争的灾难，表达了作者对一个充满人类之爱的新时代的渴望和向往。针对这部剧作，李卜克内西曾于1918年8月写了这样的文字：“尽管这出戏有许多优点，这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内容方面，在思想和感情方面，尚停留在愤懑的地步，而不是澄清，是在描写谜，而不是解谜。人们可以称诗人为莱辛曾经称赞过的的那种世界智者的同类，他们只是努力制造云雾，而不是驱散云雾。还是让我们等待三部曲的其他部分描写什么吧。这第一部所提出的是“普遍人性”问题。翁卢对待这种绝对基本的方面，是非常认真的。但只是作为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抱怨命运的人，向着星空挥舞他们那攥紧的拳头，对着宇宙发出遣责，折磨自己，看不到出路，欲逃避却又做不到，陷入无为的绝望，而不是行动起来进行斗争，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第二位的问题掩盖了第一位的问题。他只看到后果，而不知其原因，不知道身旁恐怖事件的社会根源，也不知道能够铲除这种恐怖事件的力量。这部作品是那些摆脱了对自己的世界秩序抱着神圣幻想的资产阶级的戏剧。在那些非常凝炼而内容丰富的描写中，毕竟沸腾着革命的愤懑精神。让我们期待着，曙光过后是否会有白日到来。”①李卜克内西这些议论见于他被杀害后于1920年在柏林出版的《书信集》。德国文学史家克劳斯·肯德勒称这是“一份有趣的文献”，它表达了德国共产党人对待战争期间产生的那些具有反战内容的表现主义戏剧作品的态度。李卜克内西在这段文字中提到的翁卢的“三部曲”，包括《一代人》（1916）、《广场》（1920）和《狄特里希》（1936），后者创作于流亡期间，当时由于条件限制，未能出版。

李卜克内西关于这部剧作的议论，表现了这位“斯巴达克团”领袖对待文学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态度。首先，他肯定了翁卢在这部作品中所表达的反战的主观愿望。显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翁卢，也适用于许多表现主义作家，如盖奥尔格·凯泽、瓦尔特·哈森克雷沃、恩斯特·托勒、弗里德里希·沃尔夫、路德维希·鲁必纳等剧作家，他们在当时创作的反战作品中，大都像翁卢一样，表现了对战争的“愤懑精神”和竭力挣脱资产阶级出身的束缚的愿望。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些优点都是不容忽视的。在那战争的年代，帝国主义势力把人民拖到战场上去，为他们的侵略扩张行为卖命，给人民大众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种时候，文艺家们不受帝国主义宣传的盅惑，公开表现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们的呼声中可能夹杂着某些错误思想，但这呼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置身于反战前线的共产党人，必须把他们视为同盟者，视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他在指出作品的积极倾向，肯定作者主观愿望的同时，也指出这部作品在客观上与无产阶级所期盼的革命艺术还是有距离的，作家在思想上并未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他在对战争表达“愤懑”时，却不能指出如何才能结束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卜克内西认为作者只能制造云雾，而不能驱散云雾。李卜克内西指出，翁卢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普遍人性”问题，尽管非常认真，但实际上却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抱怨，对自己的折磨，最终将令自己和观众陷入绝望。作品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显然是由于作者意识形态的局限造成的，作者只能看到现象，而看不到造成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更不认识那些能够铲除这些现象的社会力量。所以这部剧作基本上尚属于资产阶级戏剧的范围，只不过创作这部剧作的作家，已经不再相信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世界秩序”的神圣性了。再次，尽管《一代人》仍属资产阶级戏剧范围，李卜克内西对待翁卢，当然还有那些与他类似的作家知识分子，绝对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更不拒绝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进行反对战争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对翁卢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局限，李卜克内西既不表示厌恶，亦不表示敌视，而是怀着真诚的兴趣，指出他的局限，给予积极引导。不论翁卢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同共产党人走多远，但在目前的斗争中，必须视他为同路人。李卜克内西对翁卢《一代人》的议论，表现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左派领导人，对表现主义文学潮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宽容胸襟。克劳斯·肯德勒称李?房四谖髡夥庑攀且环荨坝腥奈南住保蚁胨募壑稻驮谟冢怨私准墩持贫砜怂贾饕宓奈囊照撸两袢匀痪哂欣砺垡庖搴褪导庖濉?nbsp;

在李卜克内西议论《一代人》的得失时，表现主义文学运动在战争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随着1918年11月革命的爆发，表现主义的自由主义倾向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的和抽象社会主义倾向的崛起，是普遍向左派力量靠拢的倾向。针对德国知识分子这种左倾剧变，德国政治家埃德温·贺恩雷在一篇题为《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的文章里，提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下应该努力的方向。贺恩雷写道：“他们都想‘完善’无产阶级革命，把它由一个单纯经济政治运动建设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运动。他们却忘记了，经济政治的变革不仅是前提，而且恰恰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培育基地，人的精神革新不可能在经济变革之外独立进行，而是从经济变革中产生，又回到经济变革中去。我们很愿意承认这些意识形态专家的善良愿望，今天他们不顾蔑视和迫害，勇敢地表示拥护共产主义，但是，只有善良愿望，勇敢精神和理想动力，尚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求那些向我们走来的知识分子，放弃一切文化人的傲慢，严肃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辩证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来锻造自己的武器和铠甲，才能在阶级斗争实践中站稳脚跟。”②

论文关健词:出走；自我意识；文化；女权主义

论文摘要:“出走”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显示了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并自觉对束缚自我的“文化圈”突围，从而又完成了对文化的批判。从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一现象，以“出走”为镜子，可以折射出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转型的历史轨迹。

自1918年《新青年》上刊出“易卜生专号”，将《娜拉》带给中国文坛后，“娜拉的出走”便一直影响着中国作家的写作。呈现于文本显现为“出走”现象的普遍化、“出走”形象的多样化以及“出走”主题的深刻化。“出走”一直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由于这一现象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内质，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中国人精神的裂变史和文化批判史。

(一)

文化是民族结构中最厚重、最稳固的层次，这种特性使文化常常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的变动常常需要外力的批判与颠夜。文学必然是一定文化背景中的意识形态，它在承担一定的社会拯救功能的同时就不可能不承担一定的文化批判功能。因此文学价值的获取就更多地来自于批判所期待的自我与文化的和谐状态。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文化冲撞:一次新文化运动，一次改革开放。西方文化的传人，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中此消彼长，至今尚无结局。这中间文化的斗争表面看来水波不兴，其实内部已潜流暗长，斗争的激烈同样让人惊心动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严格地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一种文化批判，是用一种文化批判另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批判方式只是一种外部批判，极易成为浮于形式的改头换面，而不能深人血液与骨位去改变传统文化的疲疾。一方面，传统文化经历了致命的冲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自身的特性而使其又有些积重难返。因此，这种批判极易引起文化的混乱，历史的发展其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文化的混乱必然导致信仰的消隐，必然引起人们精神领域的迷茫与无主，带来价值失衡、道德失范的文化困顿。因此，只有从文化的主体介人，进行一种全新意义上的批判，即利用自我意识的突围对文化进行批判.这种批判重视人的本体作用，从事物的内部矛盾人手去解决问题，是对文化整体的改造和推动，因而也是一种更有力也更有效的批判。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出走”就部分承担了这种文化价值。出走，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反叛也是无奈。它显示了“出走者”自我意识的觉醒，并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我意识的突围，以期在突围中发现并确证新的自我意识，找到另一个自我，开辟全新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并由此推动文化和社会的车轮向前发展。

一、理性与文学理性

理性来自拉丁语，在希腊文献中能找到与“理性”意思相似的词。广义的理性，意指与感觉相对立的意识功能，除了清醒思考外，还有对思想作高度整合功能，以及支配行为功能，除了逻辑和推理外，还包括直觉。康德的理性指一种更高和以无条件综合为特征的思想功能，目标是上升到无限，以求最高统一和整体性，在实践的方面，理性成为一种以最高原则来规定和要求行为的内在绝对律令。广义的理性把人包容在他要理解的整体世界中，隶属于整个世界，不以世界主宰自居;狭义理性，把人和世界分开，以主体身份对世界。马尔库塞将理性的内涵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二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满足各种需要的能力;三是一种通过抽象来获得普遍规律的能力;四是自我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五是按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1］。这五个内涵事从“主体”和“人”出发，强调理性的主体性和工具性。文学理性从认知角度看，文学用特有方法行使其批判功能，这种批判常以幽默方式进行;文学提供局限的和具体的知识;文学理性的作用是随机地处理不可言说的冲动与语言操作之间微妙的创造性的关系。文学理性从道德实践角度看，作家通过提供有关道德理想，不是可操作的社会改革方案，道德理想深刻影响着人们现实行为。柏拉图认为，其所处时代的文学是感性的与肤浅的和堕落的，够不上理性而被逐出理想国［2］。亚里士多德沟通理念与实在，赋予诗歌以必然和可然，而使文学具有理性的尊严。雪莱指出诗人是人间未经承认的立法者。

二、高职语文教学呼唤文学理性

高职语文教学需要理性启蒙话语。高职生的特殊性在于直接面对就业，所学知识的工具性功利性较突出，必须要在短时间具备一定人文素养。文学的理性塑造要害之一是启蒙。高尔泰赋予文学以人的解放重任，认为历史上所有传世不朽伟大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人道主义作品，是以其人道主义力量来震撼人心的;文学之美的价值和艺术价值从属于更宏观价值，即以人的解放程度为标志之社会进步［3］。文学的非理性以合法性，抨击对个人感性生命压抑，“反封建”就是一个响亮口号，因为人们发现和反对对个人生命和情感蔑视及压制。赋予或重视文学情感性，是客观可接受的。文学中个人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成熟度高，主体的审美、艺术活动就越高，而个人心灵自由就是理性的自由。这种理性对高职生的感染和熏陶是无形和效果显著的。高职语文教学需要思辨理性。高职生如果单纯倾向于就业和打工，思辨能力与抽象能力必然缺失，语文教学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思辨理性是十八世纪以来认识论哲学的基本关注点。事实表明，思辨理性是近代以来提供思想合法性的有效途径。当代文学理性研究突出表现在于比过去更重视叙说圆满性;更重视对古希腊和先秦以来重要思想资料;更加注重对思辨理性的合理涉及。高职语文教学需要提升高职生的审美性。审美性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具有重要而热烈的作用。审美被现代人用于对生活的证明与叙述，甚至能代替宗教或道德。西方倡导审美优先，个人感觉被赋予合法性和基础性，个人可通过审美来寄托自己精神。审美或文学的审美性，确认文学的感性性质，为文学摆脱政治提供理由。有学者把文学的大类归结为审美性，如报告文学是否属于文学，在于它是否具有审美性，报告文学中是否表现出来理性的审美，审美性成为正面价值标志。审美性在语文教学中特别有号召力，在于它既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渊源，又与中国现代社会以来美育救国思想相共鸣。高职语文教学需要培养高职生的精神自律性和职业专业性。自主性(自律性)是当代学生是否具备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之一。人的精神世界解体，首先分解为科学、道德与艺术三个自律领域，随后又在每一领域逐项分类，形成无数专业领域，每一领域有其自律系统，并形成专家对文化权威。一般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对学生的作用在于，诗性出自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突出诗本身的材质(语音)可能性与专业性。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朦胧诗”，凸现诗歌自身审美价值，强调诗人个人直觉，以前所未有的言语结构组成新的形象和可作多种解释的情感方式。它使那一代的学生强烈意识到语言的作用和音节的作用，对依赖于再现对象的观念产生质疑，与诗的诗性相遭遇。文学对学生精神陶冶而言，不仅标志一种特性，而且也标志一种高级精神活动，这种精神能极大地满足学生今后成长的价值取向;尤其是今后学生步入社会后对自己领域以外的文化和政治无能为力时，如果有一个纯属文学的领域，属于学生学习和研究的自由领地，外人不至于干涉。

三、高职语文教学的文学理性塑造功能

高职语文教学的文学理性塑造在于培养高职生是一种深度思想功能和心灵感知能力。高职语文教学不是简单地教学活动或者是简单地赋予现象以名称，也不止在于建立起各种现象与文字之间的联系。学生的文学理性及人文精神具有一种看不见的性质，文学的理性美不是视觉所能见到，要用心灵而不凭感官去观照与判断。文学理性与其它理性一样，需要高职生通过推导和追踪，与文学现象背后的、更根本的精神世界建立起联系。这种思想功能的重要性，被法兰克福学派把它与批判性和超越性联系，认为工具理性是一种认可和承认现实的理性，工具理性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为它只把理性作为人征服或掠夺自然的工具手段而放弃了对现实的批判;真正的理性是批判理性，能够超越现实，提供符合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后现代主义则把理性的批判思想功能称为形而上学来源，对这一功能消抹差异，导致整体性、统一性和深度模式等作用进行剧烈攻击，宣称要摆脱深度和走向平面。高职生在文学理性的教学塑造过程中能够自然理解与接触各种最新思潮，体悟文学理性的思想功能。高职语文教学的文学理性塑造在于培养高职生一种自我批判的与反思的功能。高职生对自我的认知和战胜自我会伴随一生，文学理性的塑造在于能提供其强大而稳定的自我生存与发展能力。康德认为理性首先必须认清自身界限，在合法范围内起作用;包括文学理性在内的任何一种理性在内，理性的功能如越出自身界限而起作用，必然产生谬误或悖论。这种批判的与反思的功能延伸就是社会批判。文学理性的自我批判功能，是理性能够不断变更的涵义，是高职生思想境界自我否定和更新的源泉。培养高职生的文学理性首先培养有理的素质，标志一种心智潜能和一种基始状态，本身不包含能动因素;还要培养理智，理智是一种驱动和反映，是高职学生进入社会后各种愿望的原动力，能够指导思考并通过思考指导高职学生行动过程。高职语文教学的文学理性塑造在于培养高职生健康向上的情绪与情感。高职生处于成长关键时期，通过感官不仅收获认识外部世界材料，也会引起内在的情绪性反应，即情绪与情感，诸如快乐与愤怒，紧张与轻松，恐惧与痛苦。情感与情绪作为认识材料的感性不一样，具有主观性而不受理性控制。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用理性改变和制服人的情感但并未成功。情感是感性的主观性后果，知觉是感性的认识成果。一种色彩例如红色，既可作为认识对象被描绘，它从分类学上与各种非红色相区别，或与非色彩相区别，构成知识;也可作为情感引发点起作用，它令人兴奋激动，与相应情感联系在一起。高职生审美判断或鉴赏判断作为文学理性的运用，是文学活动所用的主要心意功能，是一种对情感的判断而非对感性的判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作为认识的感觉称为客观的感觉，把情感称为主观的感觉:即为避免继续误解的危险，应把始终纯粹主观的并且绝对不能形成一个客体表象的那种东西，用情感来称呼［4］。高职生崇高的愉悦是一种包含着惊叹或敬重愉悦，与理性有很深联系，尽管情感与情绪是感性的，审美情感并不都是感性所引起，理性是高职生情感与情绪的真正来源。高职语文教学的文学理性塑造在于培养高职生想象能力与抽象能力。对高职生而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