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范文10篇

内容摘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差异，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但与此同时，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这种文化差异的影响，英美文学评论领域也不例外。文章立足于英美文学评论视角，从文化内涵、文化发展载体以及文化历史三个方面，重点阐述了文化差异对英文文学评论造成的实质性影响。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美文学评论；文化内涵；文化载体；文化历史；影响

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其中要数文化差异的对文学评论影响大。文章针对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展开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英美文学的概述

在英美文学中，英语成为英美人民表达感情和思想的工具，其风格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英美文学包括的内容如下：小说、戏剧、诗歌等。英国文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在不同的阶段其具有不同的艺术特色。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国文学开始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与英国相比较，美国文学的起步较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文学始终模仿着英国文学。在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学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在世界文坛上与英国文学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时候美国文学开始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二、英美文学评论的概述

一、东西文化差异与东西方世界的英美文学鉴赏视角

1文化精神核心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东西文化在内容与结构上的差异，也使得两者在看待问题时的切入点各异。东西文化的差异作用于东西世界社会生活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故而同样也能体现在它们对各自文学及文学评论的影响上。其次，语言也是研究东西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工具与评判指标，因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在表现，语言的使用特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语言使用者的思维特点。以汉语为例，中国人在包括语言艺术在内的主要文化艺术系统里，最讲求的是“意境”二字。故而汉语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擅长于制造空间，营造意境。但是，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越精妙的汉语也越有一丝飘忽不定之意味，这既是它值得玩味之处，但也是它相对于以英语典型代表的西方语言来说略显得欠缺严谨性的地方。对比英语与汉语不难发现，语言对于其所处文化的文化精神内核的表现力是强大的。东方人讲求意境，西方人追求理性与科学的不同文化姿态一览无余。最后，具体到中西艺术差异来说，我国的艺术文化中主张“写意”，而西方国家的艺术作品则将“写实”之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在艺术创作中讲求的是一种心境，而后者发展艺术的默认前提则是一种视听上的求实理念；前者讲求的是与自己内心的沟通，而后者则关注自身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刻画能力，一个内敛，一个外向。再具体到文学艺术，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抒情内容笔墨浓重，像传统文化经典的唐诗，对于事件的叙述其篇幅往往非常少，而西方文学中，哪怕是最古老的诗歌，也有着丰富的叙事内容，像最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等，均属此列。2东西文学评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不同的东西文化特质使得两种文化在看待相同的作家或者文学作品时，其观察的立足点也不尽相同。我们以卡夫卡的名作《城堡》为例。纵观西方文学评论界，历来对于《城堡》的评价，牵涉其主题内涵的评论占主要篇幅，并且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类：一，《城堡》旨在于表现犹太人渴望在长期的漂泊中找到精神寄托；二，《城堡》旨在于表现人类对于上帝的追寻；三，《城堡》旨在于表现人类对真理及生命意义的追问。而在中国的文学评论界，人们对于《城堡》的评价情况却大为不同，不但对《城堡》的主题的探讨涉及得很少，大多数评论内容所关注的都是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艺术特点以及表达手法。可见，西方文化习惯于抛开艺术本身而去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以及内容中所牵涉的诸如社会、宗教、心理等科学讨论，以务实的精神去研究这种东西的客观规律；而东方文化则习惯于重点去研究某一具体文学作品的个体情况和它们的艺术性，故而两者所形成的评论作品不论是立足点、表达方式还是细节上的措辞都各不相同，有着鲜明的对比性。再以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为例。在美国本土的文学评论界，关于《老人与海》中主人公所体现出的“硬汉精神”，很多声音认为，它是一种象征性隐喻。通过这种隐喻，作者得以宣泄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不满，而在这种宣泄里《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表现出的硬汉品质实际上只是作者个人意愿的戏剧化与扩大化。从这样的评价里不难发现，西方文学评论界对于文学的评论是求实而谨慎的、不轻易升华的，文学作品由哪个单独的个人而来，便常常首先围绕着这一个人进行分析。再同时对比中国文学评论家们对《老人与海》的看法，他们当中的很多都曾经提及，小说主人公所表现出的刚强、勇敢的品质和敢于抗争、敢于面对失败的精神映射出的是当时美国社会和广大民众对于强悍人性的渴望与追求，故而它是民族性的。东西文学评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又再一次地印证与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精神内核。3东西文化差异对各自文学评价理念的导向作用在文学评论上，东西文化在对各自文学评论的引导上，其最大的差异影响在于二者对于评论体系的态度。纵观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评论，绝大多数都只注重单个作品本身的研究，除了注重对作品的艺术欣赏与和思想探讨，还习惯于以小见大，从文学中捕捉人的态度和人与社会的联系，将其中的精神文化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进行评价，并且这一点同样受用于形容中国文学评论界对于英美文学作品的评论态度。而反观西方文学鉴赏与评论，西方人理性、务实的精神使得他们得以以一种更加客观与现实的态度去看待与比较不同文化作品文之间的异同并针对这一点展开分析与分类，并最终形成自已独有的文学评论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学作品流派众多并且各流派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并形成了各自有代表性的理论。同时，不得不承认的是，与东方相较，西方社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分析手法多样、分类细致而思辨性较强的文学评论体系。这既是西方社会对于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但同时也意味着东方文学评论体系建立的急迫性与必要性。

二、英美文化内部差异及其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1英美文学的主要特点英美文学，顾名思义，其主要组成成分是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由于有着共同的语言基础，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同源文化。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变革，英语在英国与美国各自都经历了一定的流变过程被并都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也有了各自的土壤，但文化的同根性在英美文学中仍然许许多多体现之处。文学常常有着非常显著的时代特点，英国丰富的时代历程与社会变革过程在英国文学中有着深深的烙印。故而英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特点就是帝国叙事和乌托邦情结。英国文学的帝国叙事特点来源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文化，它随着英国历史的殖民历程发展壮大，也随着它的没落而逐渐消退。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常常体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统治愿望，故而战争文学、探险文学大行其道，甚至一度达到了铺天盖地的地步。而乌托邦文学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学，它起源和发展于数个世纪以前英国的特定时期的政治猜想热潮，并且包含“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文学”两大方面。尽管乌托邦文学最后也平息于历史的浪潮中，但它的出现与发展对于人们对极权统治的戒备与反省还是有着相当的正面推动作用。与英国文学相比，美国文学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没有太过厚重的历史沉积感，它如同世界文学的一道新鲜血液，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关注与讨论中。尽管起源于乡土主义，但发展到今天，美国文学的最大特点依然是现实主义。阶级矛盾与这种大矛盾背景下的世间百度一直是美国文学的主线。现实主义的美国文学擅长于对社会现实的冷静揭露与真实刻画，并通过这种揭露与刻画还原社会的本质。但同时，受特殊的历史发展因素影响，起源于英国文学的美国文学在创造性上较前者更加青出于蓝，部分范畴内的文学，像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2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的影响就像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最大的相类之处来源于英语语言一样，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巨大差异也源自于英语本身的发展与流变。但从本质上来看，英美差异其实是英语语言使用人群所选择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从英语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早期、形成期与现代期的三大典型发展阶段。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在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相同，但近代以后，美式英语在与北美印地安语的接触碰撞中发生变化，英语的英美分化也正是于此时正式脱胎形成。与英国悠久的历史与辗转复杂的社会变革历经不同，美国由从奴隶社会走到资本主义的过程几乎是跳跃的。这使得美国成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敢于创造、敢于打破规律的国度，在如此文化背景的影响下，美式英语也尽显其张扬活泼之个性，而这种个性同样也深深地扎根在了美国文学作品之中。3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对文化差异的讲解其实是对历史的讲解，所以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也离不开参照对历史的分析，英美文化与文学也是如此。以英国文学为例，英国文学及评论学古老而厚重，这既是它的优点与长处，但也导致它负重前行举步为艰，不得不在对历史的继承及时代的顺应中反复挣扎、犹豫不决。尽管近一百余年，新的思维已经在英国文学与评论范畴内产生且古老的英国文学及评论的踪影也在近代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文学评论理念就已经一改过往呼风唤雨的形象，进入了相对的蛰伏期。与英国文学作品及评论理论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从时间上来说，美国文学与文学评论的产生几乎是同时的。尽管学界对于美国文学与文学评论是起源于印第安土著文学还是英国文学这一问题争执不下，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文学与评论体系可以理解成源于美国本身。它内涵的种子成形于欧洲大陆，但无疑北美的土壤养育了它，并促使其发展了一个新鲜独立而具有一定创新性的体系。

从上文的评述不难发现，英国的文学评论在缓慢的自我革新中取得发展，新旧文学评论视角在文学鉴赏中交互出现，形成了横向与纵向的交织的文学评论轨迹。而就美国文学评论发展的视角来看，虽然当下利落与创新的现代主义风格与生命力洋溢在美国文学评论的视野中，但相对于英国文学而言，它仍然存在着文化底蕴欠缺所带来的不足的一面。英国文学深厚的文化底蕴，深远而广泛的文化影响力使得它仍然是文学作品解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文学评论的发展与影响也有其偶然的一面，造成英美文化及文学评论差异的因素也有着其不确定的一面。像评论家的个人阅历、视角喜好、知识专长等，也都属于此列。但总的来说，不管怎么样，英美的区域性文化差异对于英美文学评论的最终形成的影响与作用是显著而积极的，多元化文化视角的对接与碰撞更加有利于文学火花的迸发，这对于推动英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而积极的意义。

作者：缪胤单位：上海杉达学院外语学院

文学评论的写作是高中生写作训练的难点，为了使学生在升入高三后能顺利的找到写作文学评论的方向，我做了一点尝试。

我的收获首先来自于失败的教训。第一次带高三毕业班时，刚一开学，第一个单元的语文课就是文学评论，其中《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和《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和规律》还是重点讲读课，而且这一单元的作文训练就是文学评论的写作。在此之前，学生从未经历过这方面的写作训练，所以结合这个单元的写作要求我出了个作文题，给学生一词（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文（冰心《笑》），要学生任选一篇自选角度写一篇文学评论。三天后学生的作业交了上来，我发现大多数同学写成了读后感，于是我针对这一情况又专门指导了文学评论和读后感的写作区别，然后让学生改写，再一次呈交的作文倒是避免了上一次的毛病，但新问题出来了，学生为了显示鉴赏的高度和水平，都去翻看查找资料，大多数的文章如出一辙，泛泛而谈，缺乏个性化的角度和眼光，说心里话，我觉得这样指导后的文章还不如学生没改之前。文章是一个人思想的表现，最可怕的思想只是削足适履后的全无个性的思想，即便在多次的技术层面的指导之后学生写出了中规中矩的文章样式，但也仅仅是空壳而已。于是我发现，要想写好文学评论，必须事先做好充分的铺垫和准备。

一、利用课堂，学会鉴赏

其实，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基本上都是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活动，而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语言和艺术表现手法的把握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也是我们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如果能在平时的教学中有意引导学生了解作者的创作背景、思想倾向，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体味作者的爱憎情感，品评表达技巧等方面的精妙，也就把握住了文学鉴赏活动的一般规律，并能使学生在与作品的上述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从而培养审美能力，发展思维能力，综合提高鉴赏能力。而这便是写好文学评论的基础。

利用课堂的有限时间高效集中地对学生进行训练，使学生初步具备鉴赏的眼光。如在讲授朱自清的两篇散文《荷塘月色》和《绿》时可让学生结合两篇文章不同的创作背景，感受作者截然不同的心情，从而理解景物中所包含的人物情感，并结合具体的文章语句体会“外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地方，从而理解“一切景语皆情语”的道理。在学习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时，可让学生针对玛蒂尔德这一典型形象展开争鸣，持肯定和否定态度的同学都要讲出自己的道理。这样，在争鸣中玛蒂尔德这一形象越来越丰满，形成这一形象命运的社会根源越辩越分明，我们要达到的教学效果水到渠成，而学生的鉴赏眼光也得到了磨练。教师再从旁引导，有意落实鉴赏的规律，使学生学会鉴赏，懂得寻找自己有兴趣又能驾驭的鉴赏角度，并能持之有据的自圆其说，这实际上便已完成了在思想和口头上对文学评论的初步构思。

二、小处着眼，片断训练

在人类文学活动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轮子起着推动的作用，这两个轮子就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理论。这是知和行、理论与实践并肩前行的两个轮子，它们互为依存，相生相克，共同发展，不可或缺。然而在潮汕文学发展的千年历史程途中，我们却往往只见独轮车，少见双轮车。其景观犹如年少时在潮州城外崎岖小路上见到的“鸡公车”（一种独轮车）一样，蹒跚而行，叽叽呀呀，难以平衡。这既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学生态的基本“特色”，更是潮汕文学景观固有的“特色”。建国之后的潮汕文学，此种现象有所改观，开始有了文学批评的尝试。吴颖1955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和同年发表于《文艺月刊》的《评胡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就是这种尝试的代表之作。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学，这种独轮车现象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改观，有较多的作家参与文学批评，也有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学理论研究也有所开展。但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展及其取得的成果，主要还是仰仗于潮汕地区几所高校专家学者们的努力，这里不列入评述的范围。本文主要考察和评价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学批评的成果，总结经验，以利于潮汕文学批评的发展。以下分两个层面论述。

一、文学批评与争鸣

所谓文学批评，指的是批评家“根据一定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和文艺观点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文学批评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欣赏的深化与提高。文学批评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同时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学现象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常常上升为文学理论”[1]。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一种具体体现。建国以来的潮汕文坛，文学批评与争鸣比较活跃，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有过一些较有影响的批评与与争鸣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也比较活跃，尤其是汕头市作协在1995年成立了文学研究室以来，更有了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潮汕文坛历史以来文学发展的独轮车现象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综观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零星的鉴赏性批评，主要是个人行为。多为私下邀请，赞颂性评点，除一些作家结集成书之外，多零星刊发于本地各种报刊，一般不列入我们的考察范畴。其二是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和争鸣性的批评，它有相关的报刊作为载体，以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为主，也有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主要有：1.1954年，农民诗人李昌松的诗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对《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研讨。2.1954年，《工农兵》杂志开辟了“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栏目，发表了李心一的争鸣文章《必须改变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评。3.1957-1958年，所谓反右斗争期间，《工农兵》杂志刊发反右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蔡烨、丹木、沈吟、张华云、陈健、吴颖、刘庆英、谢海若、王奔腾、方乃钊，以及饶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张道济和普宁的杜绿波等潮汕地区的知名文艺工作者[2]597-598。虽然此举不完全属于文学批评范畴，但由于《工农兵》充当的是政治运动的工具，批判的对象又主要是比较知名的文学作者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开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恶劣影响，因此，我们也将之列入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范畴。4.1984年汕头市青年文学学会成立，出版会刊《青年文讯》，从1984年的第一期开始，便辟有“文学评论”的专栏，除了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批评之外，也着意刊发争鸣文章，如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的“朦胧性”的争鸣。5.1986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刊发了汕头市青年作家钟海帆的《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检讨和反思》一文之后，引发了潮汕文坛关于潮汕文学现状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关于“吾潮文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历时近四年，参与者有《汕头特区报》、《文化走廊》、《汕头日报》、《潮声》杂志，讨论的范畴涉及潮汕文学乃至潮汕文坛的方方面面，对潮汕文学的落后现状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讨不可谓不深不广。具体如下：1989年3月《汕头特区报》的副刊《龙泉》开辟了“吾潮文学”专栏，意在引发大家对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争鸣，6月28日刊发吴颖《承认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随后汕头市群众文化艺术馆主办的《文化走廊》为之呼应，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发了陈放的《潮汕文学乱弹》、11月的第50期刊发了吴颖的《当代文学“向内转”漫议》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发了黄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学创作》等文章。《汕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也刊发了鲁牛（王治功）的《关于潮汕地区文学现状的评估标准及其他》一文参与讨论。1992年初，《汕头日报》开辟了“我看潮汕文坛”的栏目，力图对“吾潮文学”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先后于2月3日刊发了李衍平的《给文坛注入创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发了黄景忠的《对创作现状的反思》等文章。《潮声》杂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发了潮州市陈耿之和《潮州日报》记者张松的对话录《我看潮汕文学》。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头特区报》又先后刊发了吴奕錡、翁奕波的《多一点“危机意识”》、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吴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护》、翁奕波、吴奕錡的《从记者、编辑与作家谈起》和翁奕波、吴奕錡的《一种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图进一步把“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思考”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7.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1993年1月1日，《汕头电视周报》开辟了“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专栏，先后刊发了公羽的《“不满于现状”与超前意识》（1月1日）、鲁澄南的《参与“崛起”的对话》（1月15日）、吴二持的《作家主体精神与文坛的崛起》（1月29日）、杨友爱的《不可忽略“忧患意识”》（2月12日）、鲁澄南的《充分张扬文学主体——与吴二持先生对话》（2月26日）、吴二持的《离开文学的“生产过程”，如何张扬文学主体——鲁澄南先生“对话”的对话》（3月19日）和公羽《呼唤真诚平等的学术争鸣》（4月16日）等文章，这次争鸣是潮汕文坛60年来首次真正意义的文学对话。8.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2004年2月《汕头作家》（总第51期）转载了王少辉在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新世纪文坛》2003年11月发表的《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引发了郑明标、林牧、肖涛声、许因才、公羽、彭妙艳、郑白涛、陈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头作家》从总第51期开始，先后刊发了郑明标的《喜听“争鸣吧”的警钟》（总第51期）、林牧的《讴歌农业文明有何不可》（总第52期）、肖涛声的《批评重要，而建设更重要——〈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读后》（总第52期）、许因才的《传承与扬弃——对〈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荐一言》（总第53期）、公羽的《汕头文学“逃入农业文明”了吗——与王少辉先生商榷》（总第54期）、揭阳作家协会彭妙艳的《无妨多一点宽容——参加〈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总第54期）、郑白涛的《潮汕人与潮人文学——兼谈〈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总第54期）以及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陈培浩的《关于潮汕文学的一点胡言乱语》（总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头作家协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学研究室以来，组织过一系列的潮汕文学研讨会。有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声》杂志、澄海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陈跃子作品研讨会；1999年7月3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阳市文联作协共同举办的蔡金才、陈致和文学作品研讨会等；也有专题的文学研讨会，主要专题文学研讨会有：1992年21月6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年现代诗研讨会。1993年11月28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年新诗创作研讨会。1994年10月15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散文创作研讨会。1997年5月1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讨会，等。

综观建国以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有明确主题的文学批评活动，其特点如下：其一，以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为主，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为辅。从以上列举的潮汕文学批评实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义的自发的争鸣性批评只有1993年借助《汕头电视周报》展开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一次。尽管这一次争鸣在总体上观点是一致的，争论的主要是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但毕竟是一次有正反两方通过几轮辩论的文学争鸣，其意义在潮汕文坛自然是非同凡响。至于2004年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貌似自发，其实后来与王少辉商榷的文章，还大多是有隐形推手在推动着的，其争鸣也呈一边倒的态势，并没引起真正的争鸣。尽管如此，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还是推动了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潮汕文坛就如十年一样，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学的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是功不可没的。其二，自发的争鸣性批评难以在潮汕文坛掀起波澜。从上列潮汕文坛60年来的文学批评与争鸣实例可见，在潮汕文坛是难以掀起真正的文学争鸣活动的。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潮汕地区的各阶层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学现状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紧迫感。因而，无论是谁组织发起的讨论，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讨，都想看到针锋相对的争鸣，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头大学教师吴奕錡、翁奕波在《汕头特区报》发表了《多一点“危机意识”》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进一步争论。没想到发表以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点波澜都不起。两位无法可施，只好商量着继续炮制文章，结果连发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争鸣，只好作罢。上列所有的文学批评实例，几乎都成了大家围绕一个主题，然后各说各话，即使有些另类，如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也只能落入一边倒的结局。颇为难得的有点争鸣意味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其实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参与争鸣的鲁澄南后来在遇见始作俑者公羽时说，当时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笔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可以想见，在潮汕文坛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学争鸣，谈何容易！为什么在潮汕文坛难得有真正的文学争鸣？这个问题恐怕要留待文化学者从潮汕人的俗语“大海虽阔，船头有时也会相碰”的文化内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各种先锋思潮难以进入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的视野。从上列潮汕文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坛历次的文学批评与争鸣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曾经引发热烈争鸣的各种文学思潮，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的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各种现代派文学思潮等，似乎并没有进入潮汕文坛文学探索文学争鸣的视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胧诗、朦胧散文似乎还引起一些关注，《青年文讯》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朦胧性”的争鸣，就是一个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没能引发热烈的探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历时四年断断续续的关于潮汕文学落后现状的讨论，本来应该关注到这些内容，但也还是擦肩而过。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对“突围”的重视与思考，却至今仍被一些文坛权威人士定性为“伪命题”[2]612。可见，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破茧难，各种先锋思潮的输入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尽管我们不难见到潮汕的某些评论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先锋派、意识流、黑色幽默、达达主义等等，等等。毋庸赘言，潮汕文学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评与争鸣的活动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发展到一个高潮。探讨了一些潮汕文学的现实问题，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识，更重要的是开了一种风气，改变了潮汕文坛长期以来缺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独轮车”现象，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学的批评与争鸣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改进，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作品

结合文学课文的阅读学写文学评论，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锻炼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同时，在帮助学生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上也很有作用。我曾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索，现就高中三、四册小说单元的教学为例谈点体会。

先让学生明确这是带着写作任务的研究性阅读，必须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品，为此必须掌握足够的资料；要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了解要评论的作品的写作背景，了解与此作品相关的其他作品，了解前人的评价，等等。学生除了调动先前学过的各种知识外，还得去查找、收集。教师要指点门径，还要提供一些资料，《教学参考书》也不妨交给学生，以利于学生知人论世，能更全面正确地把握作品。但由于学生初学写作文学评论，教学时间又不宽裕，资料要够用而精简，不必贪多务得，细大不捐。

接着要帮助学生利用资料，分析作品，比较前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好是独立的、新的观点，新的思想，但对中学生来说要求不能太高，只要有感悟，明确地提出某种看法即可。教师不要直接灌输，要避免把自己赞赏的某种观点直接塞到学生头脑里，然后由学生移到作文本上，形成千篇一律的“听课笔记”。

学生感悟的观点往往不止一个，要说的话似乎很多，但一时又无从下笔。这时，要告诉学生，我们对评论的对象固然要全面把握，无论人物、环境、情节、主题、结构、语言，等等，均应全面审视，并有整体的认识，但作为一篇短小的评论，不必也不应面面俱到，所以选题要小一些，角度要新一些。一般可以从阅读赏析过程中自己最感兴趣、触动最深的地方入手，也以可从整理前人的评价中自己最为赞赏或最想反驳的观点着眼，带着问题再去研究作品，分析寻觅，使自己的观点更集中、更准确、更鲜明。教师也可拟一些题目加以启发，我曾拟过一些，如：

震撼人心的发问

———濒死的祥林嫂

文学评论的写作大致有四个步骤：阅读??定题??评论??写作。

（一）阅读阅读对于文学评论来说，是占有材料、调查研究的过程。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1．阅读范围。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要求看，阅读既要做到点面结合，又要做到深浅结合。

所谓点面结合的“点”，是指作品。所谓“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这里，作品的阅读是最重要的，这是获得评论权的最重要的依据。只有阅读作品，才能使自己对评论的对象了如指掌，评论时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谓深浅结合，是指作品的阅读要深一点，钻得透一点，深到能产生真知灼见为止。为了深，就要多读几遍。恩格斯为了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本进行评论，先后将作品至少读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说：“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为了“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再如，列宁为了对小说《怎么办》进行评论，在一个夏天把这部小说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列宁论文学艺术》第897页）也说过，《红楼梦》要读五遍，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

这说明，浮光掠影、晴蜓点水式的阅读是不行的。对于被评论的对象，一定要研究得透彻一些，对作品象对人一样，要知心、知音。对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阅读不妨浅一点，浏览一遍，有一个直觉印象即可，否则，不能保证“点”的深。2．阅读方法。一般采取“总体??部分??总体”的步骤。一、总体，就是从头至尾通读。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二、部分，是要对重要部分仔细地读，分析研究，加深印象，发现特色（或发现问题），初步形成观点。三、总体，是要获得完整的本质的认识，对作品的倾向和艺术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在阅读过程中，要及时做好摘记工作。有一种“评点法”的评论，就是一手拿笔，一边阅读，一边评点的。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三国演义》。还要通过阅读培养复述节录作品内容的能力。这是因为评论中常要概述作品内容，以作评论的依据。

（二）定题所谓定题，就是在读书、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选择并确定评论的题旨（中心）。定题也称为“选题”。

初学写作文学评论的人在定题时常犯以下几种毛病：第一种，为评而评，无的放矢。评论者随便拿一篇作品，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未经过认真思考，就去评论。第二种，贪大求全，面面俱到。一开始就写《论×××的小说创作》这样大的题目，往往无从下笔而流于一般、平庸、肤浅。第三种，缺乏新意，老生常谈，步别人的后尘，拾人牙慧。应该怎样定题呢？首先要选准作品。应该选择什么人的哪一篇作品，这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

一、对沈从文文学作品批评的基本认识

沈从文出生在1902年，原名叫沈岳焕，笔名有很多，譬如甲辰、休芸芸、上官碧、璇若等一些大家比较常见到的，但是沈从文儿时的乳名叫茂林，字崇文，家乡在湖南的凤凰县，是苗族人。沈从文不仅是著名作家，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同样也是一名出色的历史文物研究家。无论是他的人生或者是文学作品，他都想尽力去将丑的东西进行完善，虽然，那些不全都是罪恶，但是，却能够让人感到很愉快，无法让人们预先就知道生命的庄重，并产生的高尚的情操。我只想建造一座希腊小庙……在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而我表现的确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形式”。这种世界大概根本没有，也不妨碍故事的真实。把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放在文学批评史上度量，他的批评是别具一格的，独特和与众不同是他的一贯风格。沈从文在对文学进行艺术创作时很现实地描绘出了他对梦想的渴望与追求，主观创造理论和客观反映现实这两个方面，并且把“生命”的本身性质和内涵融合到了一起。譬如，在《会明》中，就像屠格涅夫所说的“堂吉诃德式”的会明的形象那样，堂吉诃德自身所表达出的就是一种“某种永恒的”真理信念，他全身上下无不透露出他对理想的无限崇拜，为了自己崇高的梦想，他忍受着巨大的困难，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丢掉自己性命的危险。他完全凭借自己的直接感受对作品进行点评，而他诗一般地去揭示国民的每一种弊症，并且积极主动地去发现挖掘并且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法;但是，他主要强调的是通过人性美来实现对民族与国家的重建。沈从文的人性美的核心理念主要是通过真实美好的人性美来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公来表达的，对民族的品格进行重塑，并且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得到重新恢复。与“人性”相对应，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就是信仰“生命”，这同时又联系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理想，“经典重塑”“工具重塑”，通过文字来重塑民族的灵魂，从而进一步地提高民族竞争力。沈从文先生是一位好的批评家，更是一位好的作家。他用优美的评述传达着个人丰富的人生理想和意境。不但没有遗忘过去的一切，而且还独自创造出了一片“湘西的世界”，始终执著地探寻着人们心中的美好人性，歌颂纯朴而又顽强的人生，是一个具备文化热衷、独立人格的和艺术才情的优秀作家。“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以不变的执著与热忱进行着自己的文学实践。他特别注重作品的独创性。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详细地描述了“生命”的四种基本状态，即:原始的生命形态、自在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以及个体自为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其实就是个体自为的一种升华，就是“时刻把自身的微小力量，应用到整个民族的提升中去”。

二、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形成及个性创作

沈从文在1935年曾经给一位好友———巴金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沈从文连连声称巴金不会把自己的创作弄得太调控，并限制了其个人的情感。并且很明确地指出了“一个伟大的人，必需要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在人事中有种‘调和’的作用，并将哀乐憎恨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且可以不断地去分析并节制它”。沈从文的观点是，“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他要为现代的都市人呈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情。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要展现这种人生的境界，为民族灵魂的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方案。他常常说，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们需注意的是，沈从文所醉心的人性，与五四启蒙主义崇尚的人性是有区别的。沈从文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状态的人性;与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又主要不是心灵的自由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沈从文非常主张创造情感，他认为巴金在生活和创作上浪费了太多不应该浪费的时间。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在1934年创作，通过这些乡土气息的作品把自己的悲悯感从容不迫地渗透到风土人情中去，在对场景、故事情节、人物心理与细节的冷静刻画与分析中，深刻地融入进了属于自己真真切切的爱憎，将浓烈的情感放于淡泊的悠远意境中。沈从文作为读者的益友，他在文学批评时充满了道德感和现实感，以此引领读者认识和体会现代文学作品，在作品中，巴金青年式的热情显然和沈从文的诗意抒情是千差万别的。巴金的创作并不十分注重把握情感表达的“度”，这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念是相互违背的。沈从文的情感表达倾向于周作人的作品并善长对情感加以节制以达到一种和谐美。

三、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剖析

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用非常直接的情感内容对它的情感进行深刻的体验，而这些确实是他在潜意识中的情绪记忆。换句话来说，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很明显地就表现出了个人化的情绪，但也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印记。但中华民族的内倾情感型性格是“含蓄、静思、重了悟、贵感情”;“在审美上看重的则是欣赏幽怨、含蓄、凝重的‘中和之美’悲悯”。沈从文的这种女性化情感性格与东方民族的内倾情感型性格是十分接近的。但是他文学批评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自己的核心批评理论，没有严密的体系，中心不明确。所以，沈从文在文学的鉴赏中，他的作品内涵是东方民族情感同通常就会产生的情感体验。而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和这种民族内倾情感型性格都是相贯通的，都比较看重心灵体验、感悟而轻思辨。相反，这样就符合了内倾性格的沈从文的情感要求。在《论落花生》中，沈从文称赞作者在《空山灵雨》《命命鸟》中用“中国乐器”奏出“东方的，静谧的，略带厌世倾向的，轻柔忧郁的调子”。一个感性的批评家，由兴而起，以情而终，他的批评特色就注定了他的批评文章不可能精于逻辑、体系严密、中心精准。内倾情感型性格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而沈从文和其他作家相比，为什么他会非常的重视人格的塑造与批评的情感因素呢?这除了和他早年接受到的女性启蒙教育有关之外，还与他所受地域文化熏陶有密切联系。在我看来，沈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小学都没有读完，却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总而言之，沈从文将其真挚的情感作为其作品审美的重要因素，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他的情感性批评准确地阐述了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典型作品。

一、文学有没有标准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有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我觉得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不长，又是在与传统文学相背离的状态下产生的，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与传统文学都有很大的差别，其标准自然有其独立性，也只能在发展中逐渐确立。但是，这一标准的确立过程并不顺利。新中国成立前，新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乱中成长的，不可能有从容和全面进行规范建设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学术化和历史化的建设，新文学开始被有意识地历史化，其规范性和经典性初步确立。但由于政治的过多干预，“”前的文学史建设掺杂了太多的非文学因素，所建立的价值标准也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文学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也就是对之前的文学标准进行重新甄别和再度规范。不过，复杂的历史使这次“反正”依然充满坎坷和沉重。很快，时序进入到1990年代和21世纪，文学标准建设又受到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影响。其表现之一是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解构思潮盛行于世，解构文学标准也成为一时风潮。尽管解构并非不具备建构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是建构中的一部分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解构还没有顺利转化为建构；表现之二是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的相继来临，文学的外在环境和基本内涵都受到很大影响。商业文化使文学严重边缘化，游戏文学和消费文学成为创作主流。网络文学的兴起，则使文学范围无限制地扩大，传统的文学边界受到严峻的挑战，文学的评价标准面临直接的冲击；表现之三是不良学术体制促生的简单化学术风气盛行，个人意气和意识形态姿态盛行于文学评价中。文学批评中个人化、主观化色彩浓重。“杰作”、“巨著”、“大师”等各种不负责任的溢美之词四处泛滥，完全情绪化的、极端化的“酷评”也屡见报端。而在对“十七年文学”等政治环境比较复杂的文学历史的认识中，文学标准被严重搁置，政治倾向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今天的新文学规范和标准不止是没有进一步确立，相反是更趋混乱，反覆、对立、简单化充斥其中。什么是好的文学，甚至什么是文学，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共识。其二是这一标准的建立有非常迫切的需要。一方面，新文学距离现在是越来越远，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作为一种正在进入历史、正在形成自己发展传统的文学，经典化是它不可缺少的阶段，这就自然需要明确而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只有标准稳定了，才可望形成规范，确立经典，构造传统①；另一方面，从现实文学来看，评价标准的复杂混乱已经严重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从创作者来说，它促进作家们越来越远离新文学传统，也越来越远离本土生活。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追求的方向，什么是自己应该尊崇的珍品和值得仿效的经典，或者说感觉不到新文学的经典性，甚至是不明确什么是新文学的经典，于是很自然的，作家们纷纷以西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经典性是没有受到怀疑的，而且其传统也非常明确———为楷模，纷纷进入西方文学的范式之中②，其结果自然是与现实社会、与大众生活越来越疏离。从读者来说，评价文学的基本标准已经不复存在，赝品和真品难以辨析，珍珠和鱼目混为一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反感和厌弃当前的文学。最典型的是诗歌。随着诗歌观念在1990年代初的急剧分化，诗歌评价标准也走向极为混乱的局面，新诗传统和现有规范遭到广泛质疑，诗歌创作更普遍而彻底地西方化，包括诗歌理念、诗歌技巧，甚至最基本的诗歌意象，都成为西方文学的舶来品，诗歌创作和评论鱼目混珠，诗歌与读者的距离更是渐行渐远，几乎已经完全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也许有人会觉得文学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创造物，不应该以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评判，甚至说不存在完全统一的文学标准。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或者说，文学标准确实是复杂的，它存在着包括时代、国家、民族和个人在内的多重差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学评价是绝对的虚无化和相对化，完全无标准可寻。再个人化、再相对化，文学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基本规范，有区分优劣好坏的基本标准。我们只要承认文学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化样式，就应该承认它具有自己的独立标准。所以，我们既承认文学标准有相对性和个人性的特点，不主张将文学标准过于机械化、简单化，也坚持文学标准的存在，由此明确建立文学评价标准的充分必要性。俗话说，木以绳则正。只有拥有相对明晰的文学价值标准，我们才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我们的新文学传统，判别和鉴赏其中的经典，把握文学创作的规范和方向。没有价值标准的存在和发展，只能是瞎子摸象，既不得正确的方向，也难有真正的前途。

二、什么是文学的标准

文学评价的具体标准，一般而言，都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③。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区分方式太机械陈旧，但迄今为止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取代。就我看来，这种方式还是有其合理性，也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是我们对思想和艺术内涵的限定不能过于简单机械，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首先来看文学的思想内涵。文学的思想标准内涵复杂，争议也最大。很多人贬低文学，将文学思想的内涵限定在单纯审美层面，也有人将文学思想完全等同于哲学，忽略了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在我看来，文学思想的内涵是丰富和开放性的，它与哲学思想有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包括的层面大体有：

1.对人的关注。很多人都将人性揭示作为文学的首要标准，但我以为对人的关注才是更重要的基本。因为人是文学最基本的表现对象，也是其最终的目的。不成为政治、金钱、个人或其他利益的工具，而是立足于对人的关注，拥有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基本价值所在。只有具有了这一基础，文学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平等和公正意识，拥有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权的批判力，才能呈现出真正的悲悯和深远的关怀。在拥有关注人的前提上，才能涉及人性揭示这一标准。因为深入的人的关注，必然会深入到人性深处，揭示、剖析和思考人性的深刻和复杂面。这种揭示和思考既能够促进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呈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魅力，也是文学能够超越时代、民族，进入到更广阔时空的主要原因。

2.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注。人类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已经具有很普遍的共性，所面临的困境和命运都相互关联，因此，文学的深远关怀应该触及到整个人类，其主题能够在超越民族区域的范围内产生共鸣。深入来说，这一标准也不只是适应于当今文学，即使在人类文明不够发达、各民族文明缺乏交流之际，也有优秀的文学能够超越自身生存，在更深远的范围内进行思考。作家们也许主观上没有跨民族的人类意识，但客观上却体现了人类整体意识，具有了人类关怀精神。人类整体关怀意识，是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高度的重要因素和标准之一。

虽然英美两国文学有了彼此不同的发展土壤，但在英美文学的交融中仍然体现出了文化的同源性特征。文学具有民族和时代特征，英国的社会变革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文学中处处显露出时代变革的烙印。英国文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作品中存在乌托邦情结和帝国情结。帝国情结主要来源于英国的殖民文化和国家性质，它随着英国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同时也随着它的没落而消失。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体现出强烈的侵略意识和民族意识，因此战争文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乌托邦文学起源于几个世纪前英国的政治猜想热潮，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学，尽管这种文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消失，但是它的出现曾经推动了人们对强权的戒备和反省。相比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由于出现和发展的时间较短，缺乏历史沉淀，但是为世界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美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其最大特点就是对现实的剖析。美国文学作品善于描写和揭露社会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并通过对现实的揭露反映社会的本质。此外，由于受到社会历史的影响，美国文学的创造性较强，并朝着浪漫主义的方向发展。英美文化差异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影响，文学评论的差异同样离不开历史的影响。例如时代和继承历史的抉择中犹豫不前。尽管近代以来出现的新思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英国文学和文学评论，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文学评论还是进入了蛰伏期。与英国文学评论不同，美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这个文学体系的形成源于美国自身，它形成于欧洲大陆，然后在北美得以发展，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国的文学评论是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新旧文学交替出现形成了它独特的文学体系。美国的文学评论处处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创新精神，然而相比于英国文学，它在文化底蕴方面仍然存在一定欠缺。文学评论的发展具有偶然性，这使我们在研究英美文学评论时也可能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如评论家个人的喜好和专长等。

总体来看，英美两国的地域性差别对两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差异性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同时对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首先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语言差异的影响。语言作为文化的表现方式之一，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受到语言差异及各种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学评论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当语言接受一定程度的加工与再创造后，文学作品便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而形成文化差异。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一方面推动着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即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浓厚的历史感，最大程度地促进文学评论的顺利开展。英国文学评论的主要特点为保守、中规中矩，这与英国人思维及个性带有保守、低调的特点有关。除此之外，英语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且作为英国的母语，人们对其的尊重与敬仰也能极大地影响到文学评论。对于美国人而言，历史上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英语的运用方面受到了英国人的影响，但美国的发展历史中没有经历过封建时期，直接移植了欧洲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背景使美国文学评论中使用的语言具有先进性与创新性，常带有夸张语气，非常直接与大胆。再来看英美文学评论中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从英国文学评论方面来看，评论语言主要处于继承与摒弃之间。英国人思维的固守性，使英国文学评论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还是现代诙谐色彩的文学评论手法，都展现了英国文学评论领域渴望突破自我与探索新兴评论方式。从美国文学评论方面来说，其文学评论发展方向与美国文学趋同，不但没有历史厚重感，缺乏深层次的含义，而且缺少了历史文化的积淀，难以在世界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些情况都与美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美国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决定了美国文学评论语言上的直接与大胆，加之受到印第安土著文化及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文学评论的角度更为灵活与全面，因此美国文学评论在世界文学领域中的意义愈来愈重要。

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没有英国那样的历史包袱，因此在文学的发展中显然更富于创新性，这种文化差异对两国的文学评论影响深远。影响不同国家文学评论的因素很多，如社会背景以及评论家自身的喜好等，但是不难发现，民族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起着支配作用。美国文学评论在创新方面要胜过英国文学评论，而在历史积淀方面，英国文学评论则更有优势。

作者:肖莉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

《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有明一代文学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论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明代文学史。它善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握文学的发展流变，强调文人的独特创造，通过推源溯流、比较批评等有效批评方法，准确地概括明代文人的艺术风貌和特征，既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明代文人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也能从文学史的角度给文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总目》考辨精微，评价公允，体现了清代明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对现代明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目》著录的明代别集达到1120种，其中241部归于正目，879部归于存目。而明代以前各朝别集文献的总数才有760种，仅明代一朝的别集就远远超过了之前各个朝代文献数量的总和，这恰恰阐述了别集小序中所说的“有明以后，篇章弥繁”。对于如此众多的明代别集文献，《总目》如何“剪刈卮言”，又是如何“别裁伪体”，［1］这些都与《总目》对明代文学批评思想有直接关系。一、人品与学术《总目•凡例》云:“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这种人品与学术相结合的解题体例，“悉承圣断，亦古来之所未有也”。所谓“知人论世”，即提供著者的身世和社会历史背景材料，以把握该著者所有作品理解鉴赏的一种方法。该法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总目》非常注意把人品和文品结合起来:“该文章一道，关乎学术、性情;诗品、文品之高下，往往多随其人品。”一般而言，人品既高，格调自妙。如在明代刘麟《刘清惠集十二卷》的提要中指出，“万历丙午，湖州知府无锡陈幼学刊之长兴。朱凤翔为序，称其文出入秦汉，诗则骎骎韦、杜，固未免太过。至称其‘标格高入云霄，胸中无一毫芥蒂，故所发皆盎然天趣，读之足消鄙吝’，则得其实矣。是亦文章关乎人品之验也。”又如:《未轩文集十二卷补遗二卷附录一卷》:“明黄仲昭撰。……今观其集，虽尚沿当日平实之格，而人品既高，自无鄙语。颉颃于作者之间，正不以坦易为嫌矣。”《瀼溪草堂稿五十八卷》:“明孙承恩撰。……及官礼部时，斋宫设醮，承恩独不肯黄冠，遂乞致仕。较之严嵩诸人青词自媚者，人品卓乎不同。其文章亦纯正恬雅，有明初作者之遗。”《考功集十卷》:“明薛蕙撰。……人品之高，迥出流辈。其诗格蔚然孤秀，实有自来。是其所树立，又不在区区文字间也。”《薛荔园集四卷》:“明余翔撰。……然人品颇高，故诗有清致，不全为七子之肤廓，未可全斥之也。”

可见《总目》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是相当注重的。但《总目》清楚地认识到“文如其人”论存在着局限性，有时候，人品和文品是不相一致的，应该全面地分析，不能执于一端。在《总目•凡例》中已明确指出:“文章、德行，在孔门即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所以，在著录过程中，有的是“论人而不论其书”，有的则是“论书而不论其人”。在明代文学批评中，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如:《岘泉集四卷》:“明张宇初撰。……又称其尝受道法于长春真人刘渊然，后与渊然不协，互相诋诘。其人品颇不纯粹，然其文章乃斐然可观。……其言既合于理，宁可以异端之故，并斥其文乎。”《华泉集十四卷》:“明边贡撰。……今核其品格，实远逊有韵之词。盖才有偏长，物不两大。附诗以行，视为琬炎之藉可矣。”这些都是对其诗文评价极高，但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其人品的缺陷，诗文是不能完全用“礼法”来衡量的，其观点是通达的，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文品包括两个方面，一面是道德之品格，一面是审美之品格。人品决定文品，一是说人品决定了诗文的道德品格;二是说人品决定了文章的审美品格。文人的人品不仅决定诗歌的道德品格，也决定诗歌的审美品格，这是儒家伦理之大体。但《总目》没有简单地将二者划等号，对每一位作者进行具体分析之后，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文如其人，如黄仲昭、孙承恩、薛蕙、余翔等;一是文不类其人，如张宇初、边贡等。诚如钱钟书所云:“以文观人，自古所难……脱曰‘文可觇人’，亦须于言外行间遇之矣。‘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尟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2］二、因袭与创新《总目》解题在论述明代文学部分看似有极大的随意性，好像一盘散沙，实则有规律可循。明中叶以后，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斗争得非常激烈，由此产生了文学流派，如前七子、后七子、唐诗派、公安派、竟陵派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以模拟剽窃为能事，李梦阳的诗尤为典型:“公为诗不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混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徒徐其已陈，修饰成文。”后来，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次发起复古运动。万历间，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运动。同时而起的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反对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3］。

《总目》既反对前后七子只讲拟议不讲变化，也反对公安派、竟陵派只讲变化不讲拟议，提出了“拟议以成其变化”的文学理论。《总目》在分析高启时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於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後人诟病焉。”(《总目》卷一六九，《大全集》提要)《总目》即肯定了高启“工于摹古”的长处，也指出其缺少变化，未能自成一家。而对前后七子的批评也是以此切入:“(李梦阳)倡言复古，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持论甚高，足以竦当代之耳目。故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厥后摹拟剽贼，日就窠臼。论者追原本始，归狱梦阳，其受诟厉亦最深。……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而盛气矜心，矫枉过直……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总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王世贞)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佣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总目》卷一七二，《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王世贞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其负面影响尤巨。《总目》指明前后七子模仿汉唐而造成的流弊:“迨其末流，渐成伪体，涂泽字句，钩棘篇章，万喙一音，陈因生厌。”七子派的流弊在于拟袭古人风格，徒有其形而不得其神。《总目》也反对公安派，在《袁中郎集》提要有“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三袁者，乃至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总目》主张把学问和性灵结合起来。明代复古派提倡摹拟古人格调，但是对古人的学问，包括学识、人品、胸襟重视不够，以致产生肤廓之弊。公安派批评其肤廓，独标性灵，但是对于学问仍然不够重视，难免流入浅易。《总目》认为:“七子犹根于学问，三袁则惟恃聪明。”公安派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其弊反而超过七子派。《总目》对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的摹古也提出了批评意见:“(茅)坤刻意摹司马迁、欧阳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选《史记钞》、《八家文钞》、《欧阳史钞》，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拟有迹。秦、汉文之有窠臼，自李梦阳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则自坤始。”(《总目》卷一七七，《白华楼藏稿》提要)《总目》的态度是在因与创之间，过于因袭和过于创新均失中道。如《总目•谷城山馆诗集》肯定了于慎行:“其论古乐府曰:‘唐人不为古乐府，是知古乐府也，不效其体而特假其名以达所欲言。近世一二名家，至乃逐句形模，以追遗响，则唐人所吐弃矣。’其论五言古诗曰:‘魏晋之于五言，岂非神化，学之则迂矣。何者，意象空洞，朴而不敢雕。轨途整严，制而不敢骋。少则难变，多则易穷。若原本性灵，极命物态，洪纤明灭，毕究精蕴，唐讵无五言古诗哉。’其生平宗旨，可以概见。然其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又不似竟陵、公安之学，务反前规，横开旁径，逞聪明而偭古法。其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

《总目》主张“矫枉而不过直”，既反对一味摹古，又反对尽弃古法。讲究规矩，意主“酌中”，既反对“有拟议而无变化”，也反对“有变化而无拟议”。这种主张在《总目》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对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