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范文10篇

有人说高行健可以获诺贝尔奖，那么很多中国作家都有资格获得。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学的无知。亦或说是一种近于恶习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无知。说这话的一些人，连《灵山》都也没没读过呀。开口如此大言，不是“的可教化”的愚徒，就是别有用心者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情形呢？名声冠我中华的女（子）作家，写了一个《来来往往》（？）的什么小说，后来拍成了电视剧。就做了全国人大代表。经常有机会以国家名义游逛世界。高行健获奖后，她竟说了这一句话，真是很吓人，她说：“我去法国，也没见高行健。我听说法国人挺可怜他！”

古语言：知上者为上，的知上者为下。但大地混茫，上下秩乱。这样的野蛮者的言语，其个人素质，文化教养在什么地方，便不说自现了。想起三千年前的大师孔子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亦。”但是，在一块土地上，小人与女子持有威武挥鞭地权柄。文明就只好扫地了。在长江流域，就只能以“隐逸的方式”（高行健语）承载于永远沉默的文士之中和民间之中了。大师永远在民间，另一位中国优秀诗人于坚，也说过这一句话。

下面这个名单，是开出来的可以获诺贝尔奖的作家的前几位：李敖、巴金、北岛、王蒙、莫言、金庸、刘心武、韩少功。

这个单子列了二十个“当红”作家。最后还有一位诗人竟然是汪国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嘲讽。如果是嘲讽的话就不谈了。另一种就是以严肃的非嘲讽态度开出来的。若是后者，把汪国真也选入流，可见在文学判断上，只要有“不可教化”的愚顽无智者，就永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大街小巷里流行的色情小报小刊，对于很大一部份的欣赏水准之胃来说，远远比读一部《古拉格群岛》要舒适和满意得多。

巴金的作品不太好说，北岛的诗歌是振动了一代中国人。但这不是一种文学标准，只是一个时代变迁的感情之潮。在足球场上，自已一中的队伍嬴了，有人抱着体育馆的水泥台阶吻热亲吻，说亲爱的，我爱你！热泪盈眶起来。“幸运”的台阶哭笑不得成了承受者。北岛在冰封万里几十年的疯狂锁国和残忍接近边缘的身体和灵魂摧毁之后。以“诗”的形式呼唤“人”出来，呼唤一个个体的我出来。最站出来话出一声内心的话，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话，也是人最低的“说自已的话”（而不是表演和背领导指定的台词和毛语），敢以油印文字（《今天》）形式吼出“世界啊，我告诉你我不相信！”。（《回答》）这一声吼，是吼出了几亿人闷在心中几十年的话。这当然也会出现足球场上那种热泪盈眶。苏联为国战争胜利了，突然有人在清晨的莫斯科吼了声：“胜利啦！”（呜拉！）。全苏联人民通过广播都被一声“呜拉”震撼得眼泪滴满了苏联大地。这一声“呜拉！”就是诗歌了。

当然判断诗歌的价值，以上述方式的话。那可能我诗歌之路引入魔界。北岛的诗，在诗学上是艾略特的中国版。这需要在别处来写文佐证了。而艾略特已经在几十年前领过诺贝尔奖了。我相信，斯德歌尔摩的文学“贵族”们不至于看不见这种明显的实质。我确信。

什么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文学艺术的现实?它的基本的主导的方面是什么?它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它的当下语境是一个稳定的遵守既定规范的相对稳定的常规时期，还是一个处在激烈变化中的特定的变革转型时期?它是要回到一种一统的范式来统贯创作、欣赏、批评和教育的文学的时代，是一个建设以文本为中心的审美艺术时代，还是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在多样化的文化现实中共生并在的新的历史时期?

就像文学艺术研究并不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并不只是文学研究。实际上，我们所称的文化研究在伯明翰学派以来的特指意义上仍然具有广、狭两种含义。从广义来看，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甚至经济学、法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洗牌”——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如同当下文学艺术“本体”的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共展并存、多样共生极大丰富了文学自身的研究一样，文化作为各相关学科共同面对的巨大对象，自身也是多观相、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从狭义来看，文化研究是指继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中心论范式之后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主义、东方，后东方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一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等不同话语一起，构成了世纪之交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而“文化批评”则特指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中的一种批评话语。“批评”作为主词在这里为这一复合概念的含义作了定位：它是文学艺术的批评或相关于文学艺术的批评。它与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中心论范式和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范式下的众多批评话语一起共同构成了多元范式与多种话语共生并在的当下文学研究的态势或形态。它既不同于统贯为一的文学研究的大一统构架，也不同于以某一种批评方式(如新批评或结构主义)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模式，而是依照文学自身存在的丰富性、无限的可开掘性，推动文学研究的创造的多样性，在扬弃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悖论式困境中开辟更宽广的道路。

从文学艺术自身出发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各种相关要素间的组合是不同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文学的一种或几种要素因了社会和学科提出的主要问题而被作为主导凸现出来，构成当下主导性的问题趋向，影响我们对对象的基本估价。其余要素则进入背景，作为相关的制约的因素发挥作用。这样一种“突前——背景”、“主导——视野”的方式构成了我们把握对象的基本途径。而突前构素的凸现和各层次间构素的升沉、移位与交换，各构素与突前构素间的关系是依据文学内在本体的和社会变革的现实与历史而变化的。

关于文学，有人提出，“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身体文化，而文艺学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潮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以及身体文化。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

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寻找文学本体的努力是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指向和实践成果，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具体性和必然性。然而单纯专注于文学内部的语言、语义、言语、符号、形式、结构、韵律、节奏，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自律性，已无法容纳、涵盖当代文学文化急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20世纪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后，在相当丰富、充分地对文学本体自身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一探索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拓展，从局囿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当然，对于中国文艺学来说，文学的文本性、审美性与自律性作为其在中国本土发展不够充分的一部分，其存在与深入仍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是学科自身”内爆”的结果，是学科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

文学艺术要素中的每一要素都既可能是形式，又可能是内容。内容与形式是相对的，其确定不仅相对于二者自身，而且还相对于所处层级、相位，相对于何者，居于什么语境，处在什么历时时段。居于不同层级中的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的对象，从而生成不同的关系。每一要素在本质上都具有形式内容的直接同一性，只是在不同的相位中处于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的对象，从而生成不同的关系罢了。

摘要：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自从王小波逝世之后，他就被形塑成一种"自由/特立独行[1]"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使他超离了作家的身份而具有文化（消费）符号层面的意义，这一部分我没有把关注点设定在文学界和学术界[2]对王小波的论述上，而主要以《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都市文化报刊对王小波的评价与论述作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的关切点，具体操作是以它们对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的哀悼活动为解析的主要文本，重新坼解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体赋予了王小波"自由撰稿人"、"特立独行的人生哲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和"具有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这也大致构成了"王小波"作为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在都市文化当中的所指涵义或另一种能指的滑动，通过这些论述可以从一个向度呈现出90年代文化图景中关于"自由"、"独立"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的一种叙述，或者说这是一种为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展开除蔽/除魅的活动，使其获得一种澄清的表达。

引言“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王小波的"意外"逝世，成为这个文学越来越不具有轰动效应的时代里终于出现的一次"意外"，我想这份意外的出现，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不同层次的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震惊与"文本的愉悦"[3]，阅读其作品获得的是一种主体意义上的"快感"，而这份快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又由文本中所蕴涵的"欲望"构成[4]。当然，使其在文化层面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与他在报刊杂志上以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的大量杂文/随笔有关。

王小波属于那种身前平寂，身后"热闹"的作家，当然，所谓平寂，并非真正的泥沉大海无人知晓，而是只局于有限的知识圈/批判界/文坛[5]。王小波生前在大陆只出版过一本书《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1994年），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并且也是在"他两次荣获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第13届和第16届）"[6]和在香港已经公开出版《王二风流史》之后才出口转内销到大陆，使他的作品正式登陆于大陆文学界，这也充分说明人们对于王小波的理解和接受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试想要不是《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上连载并得奖，他的小说在大陆不会那么快就得以传播。不久，在由华夏出版社举办的一次关于王小波作品的讨论活动中，讨论者更多地把关注点集中在《黄金时代》的性描写上，也就是把该小说放置在色情与非色情的道德主义的论述空间中展开。虽然文学解冻（新时期文学）之后，有许多小说触及到一些性描写，但还没有像王小波这样大胆而毫不隐讳自己的性兴趣，并在小说中作性狂欢宣泄，这种对性器官、性行为、性快感的近乎白描式的展示在当时的文学界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似乎有点低级趣味[7]。

1底层文学的发展变化

“底层文学”主要就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这样一种文学，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表出他们的声音，是这样的一种文学的形式。具体说来，“底层文学”与“纯文学”不一样的是，“纯文学”是不描写现实生活或只描写中上层生活的，而“底层文学”描写的是底层生活；“底层文学”与通俗文学不一样的是，通俗文学是模式化的，主要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大众在幻想中逃避现实，而“底层文学”则是作家的独特创造，它不是要迎合而是要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之对真实的处境有所认识与反思；“底层文学”与主旋律文学不同的是，主旋律文学对现实秩序及其不公平之处加以粉饰，使之合理化，而“底层文学”则对现实有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希望引起大众对不公平、不合理之处的关注，以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底层文学作为近年来文学界讨论的热点文化现象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着真实世界里万物变迁的社会面貌，其实底层文学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所展现，在这个时期，我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分化的阶段，而以这种形式的分化主要是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宽广的思想路线。比如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部分文学分离了与社会同步的对应关系。但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合法性逐渐被承认，过去潜伏“地下”或“半地下”的流行文化迅猛地走向前台，几乎占据了消费文化的全部空间。现在被普遍认同的文学的“底层化”，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现实的。大部分底层文学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不能代表底层人说话，这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了，可能别人就说你跟底层人关系不大，但是另一方面在创作上，单纯从概念的层面来讨论底层文学比较困难，而且它还在发展中，像萨特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只有在“存在”中，在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发展中，才能创造出它的“本质”，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底层文学和跟它相对应的其他文学不太一样。

2叙事手段上的想象性表述

底层文学在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叙事手段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既有着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也在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是我所理解的底层文学，我觉得它基本上在整个文学界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就跟整个的底层在现实领域中所处的地位，大体差不多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它的发展的势头比较好。有人觉得底层文学是一种新的工具论，像以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样的文学一样，它不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专门注重它的工具性。还有的说现在这些作家，包括一些赞成底层文学的这些人，是在“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做一个道德的姿态。还有的说现在描写苦难成为了一种时髦，底层文学成为了一种时尚。底层文学是有很长远的发展前景的，现在最活跃、最有艺术性的，就是现在描写底层的这些作品。不仅如此，底层文学作品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整个文艺界也都是具有先锋性的。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中所展现的底层文学在叙事手段与影像表现上的想象空间，就给了我们一个鲜花的实例。贾樟柯的电影世界是一个“沉寂的中国”，不是“活的中国”，所以他是从外部、在高处来看这个世界，这样他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表情，或者说只有一个表情，那就是麻木、忍耐、逆来顺受这样的表情，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底层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所以这是一个精英的视点，我们优秀的底层文学已经超越了这一点。某些底层写作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将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或生活厄境照相式誊写、影印，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但他们疏忽了底层人民的精神需求。这种肤浅的认识导致底层写作一味地渲染贫穷、绝望，使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视觉的惊悚与感情的宣泄，忽视了对底层人民除经济的窘迫与社会地位的边缘以外的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探求与解析。某些作家可能认为底层人民缺房少车，于是人生一片黑暗，但他忘了，贫嘴张大民有忧愁亦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由于受传统底层文学写作手法的影响，现如今过于注重苦难生活与生存矛盾的写作手法仿佛成为底层文学的标签，但是在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超出现实主义的想象手法也在底层文学著作当中开始有做发展，但是我们的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展现这些“奇观”，以及展示“奇观”的种种套路和手段，作家的心灵必须穿越喧嚣，真实书写底层人们的心灵，同情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地和心灵世界，同他们一起感受，一同思考，真正地为他们而写作。底层文学拥有着真实生活赋予它的强大的生命力，艺术来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对于生活文化的二次加工就需要底层文学的创造者在叙事的想象性上发挥出能够贴有自身标签的文学价值。

翻译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最早应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佛典之翻译》（1920）和《翻译文学与佛典》（1921）等文中，介绍了佛典翻译的过程、特色，以及汉译佛典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时，首次提出了“翻译文学”这一概念。1938年，阿英发表《翻译史话》，内容讲的就是翻译文学。20～30年代出版的若干国文学史的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都有专门章节讲述翻译文学。

1998年，马祖毅出版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也有大量涉及翻译文学的内容。1989年，陈玉刚等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出版，这可以算作是第一部翻译文学的专著。1998年，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更加系统地介绍了近代的翻译文学。但这些著作都只是对翻译史的研究，并没有对翻译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理论阐述。1999年谢天振出版了《译介学》一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把翻译文学的定义、性质、归属等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来进行研究。自那以后，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展开了对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构建。王向远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将原作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的文本，所形成的新的作品文本。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状态和延伸方式。“翻译文学”作为一个行为过程，是“文学翻译”；作为最终结果，是“翻译文学”[1]。

佘协斌通过对比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分析了翻译文学的性质问题。他指出，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是两个关系密切但并不相同的概念，相同点是二者都与文学及翻译有关，都涉及原作者与译者；不同点是二者的定义与性质各异：文学翻译定性于原作的性质，即外国（或古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之相对照的是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翻译文学则是文学的一种存在形式，定性于译品的质量、水平与影响[2]。谢天振则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他还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的承载体—把外国文学“载运”（介绍）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区别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3]。尽管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翻译文学的性质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备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二是具备翻译作品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归属之争是近年来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的一大热点。关于这一问题，观点不外乎两种：一是认为翻译文学应被视为译出语文学的一部分，归属于外国文学；二是认为翻译文学应被视为译入语文学的一部分，归属于本国文学。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施蛰存，他在《翻译文学集》导言的附记中说过：“最初有人怀疑：翻译作品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吗？当然不是。”显然，施先生认为翻译文学不应属于译语文学也认为，不应将翻译文学定位在民族文学之中，其原因有四。

第一，译作本身所表现的思想内容、美学品格、价值取向、情感依归等等均未被全然民族化。

第二，这种观点无法妥善安顿原作者的位置。

第三，这种观点也不能妥善安顿翻译家的位置。

中国现代文学从倡导和诞生之日起，便与西方文学的各种思潮构成了紧密而稳定的参照关系，这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界面向西方思潮敞开门户的必然结果；惟其是在思潮意义上发现了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新文学之间相互参照的可能，“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被带入对各种主义的评价之中，于是人们既从积极意义上理解西方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的正面参照关系，也从消极方面评估西方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建设的逆向参照关系。

在逆向参照的对象中，自然主义还一度受到过正面的肯定，陈独秀、沈雁冰在新文学运动之初都曾赞赏甚至倡导过自然主义，而古典主义则在新文学倡导初期备受规避、批判和遗弃，只有到了通常被视为“新文学的反动”的学衡派文人那里，古典主义才得到了某种学理的肯定，后来在梁实秋的批评理论中得到了积极的阐发和利用。然而即便如此，古典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形迹仍不宜夸大。近些年来，也有研究者将古典主义视为与新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一种创作方法，然后从中艰难地寻找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艺术合法性与文化生存的价值。

也有学者根据古典主义的某些刻板的条规，试图将古典主义与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特定年代的文学原则之间建立过某种联系，例如认为样板戏意味着“古典主义的复活”，样板戏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等等。这种种努力都有相当的学术内涵和理论灼见，但似乎难以形成相应的说服力：即便是从古典主义的理论条规确实能够寻找到与样板戏或其他中国文学现象之间的全面对应，也仍然难以避免人们在面对这些文学现象之时对于其与古典主义联系的将信将疑。为什么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在理论框架上的哪怕完全的对应现象，最终无法打消人们对其间同一关系的怀疑？

原因盖在于，将古典主义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方法论，本身就体现为一种认知上的迷误；当古典主义作为新文学的逆向参照物时，它被无可置疑地理解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或者说一种创作倾向，然而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下并不真正体现一种价值形态，不适合当作价值理性去张扬抑或去批判，因而所有关于古典主义的价值批判都流于偏激，难以中肯剀綮，切中要害；古典主义其实更多地体现着一种理念的内涵，适合运用于文学与文化观念的申述与表达，而且仅仅就是申述与表达而已，形不成倡导的力量。这便是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最为切合实际的理解，也是他的古典主义论既精当中肯同时又未曾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缘由。

工具理性的克服古典主义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备受质疑与排斥，盖因为其名称既与新文化和新文学所忌恨和反对的旧文学诸多瓜葛，其内涵又被理解为对旧文学的眷恋、认同与倡导。那是一个以新与旧划分价值倾向并判断其对与错的时代，人们普遍习惯于这种两极化的认知，于是古典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学界的攻击和唾弃的对象。最先对古典主义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他不仅在战斗檄文式的《文学革命论》中借批判古典的文学否定古典主义，此前，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他已经从文学的进化观出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文坛上出现的重要文学派系之一的无赖派文学，对日本战后文学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赖派文学中的“无赖”一词，从其字面意思上来看，是指人的行为无章乱序，放荡不羁，有无赖，无用之意，但其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即有反叛，反抗，蔑视，反对传统之意思。而无赖派文学的作家有的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但是他们持有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特征均具有“无赖”的特点，因而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也正是由于以其独特的文学理念和文学手法，集中反映了当时二战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人文思想，体现了与“正统文学思潮”完全相反的文学理念，因此促进了日本战后文学的转型和发展。而日本无赖派文学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家是坂口安吾，太宰治，织田作之助，石川淳等。根据日本文学史家的划分，也将田中英光，檀一雄，伊藤整，高见顺，北原武夫，三好十郎列入无赖派文学作家的行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赖派文学作家要属太宰治，而太宰治的《斜阳》、《维扬的妻子》、《人的失格》是日本无赖派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作，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轰动，与日本国民产生了共鸣。因此，太宰治可以说是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无赖派文学作家，同时其与坂口安吾一起被日本文坛称为无赖派文学的两大泰斗。

一、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背景

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太宰治，于1909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曾担当国家贵族院议员，母亲长期多病静养，因此太宰治从小由保姆和姑母抚养长大，缺乏母爱。由于这种经历使其对他人有戒备感，对现实生活有着憎恶反感的思想倾向。1923年其父亲因病去世，对其影响颇深。1930年太宰治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科学习，后中途退学。在东京，曾拜井伏鳟二为师，并参与左翼运动;1930年的11月，太宰治与东京银座一个酒吧的女招待员相约殉情自杀，后其获救，而女招待员被水淹死;1931年与艺妓小山初代同居，并没有专心致力于创作;1932年发表了其处女作《回忆》，同年还发表了《鱼服记》;1935年因参加报社记者考试落第郁闷而上吊自杀未遂，同年其小说《逆行》被选为首届芥川文学奖候选人候选作品，开始引起日本文坛的注意，以此同时《丑角之花》也相继问世;1936年太宰治的第一部作品集《晚年》出现，同年发表了《虚构的春天》和《狂言之神》;1937年他与艺妓小山初代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没有成功，两人不久后便分手;1939年经老师井伏鳟二的介绍，太宰治与山梨县的教师石原美知子结婚。此后，太宰治便更加专心致力于文学的创作，不断有新作问世:1939年《富士山百景》、《女学生》、《皮肤与心》、《八十八夜》、《黄金风景》;1940年《快跑吧，梅罗斯!》和《女人的决斗》;1941年《新哈姆雷特》;1942年《正义和微笑》;1945年《潘多拉的盒子》;1946年《苦恼的年鉴》;1947年《维扬的妻子》、《斜阳》、《叮咚叮咚》;1948年《樱桃》和《人的失格》陆续发表出版。1948年6月，太宰治和一个名为山崎富荣的女人一起投河自杀。从日本文学史的习惯划分来看，将太宰治的文学创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32年至1938年期间，为其文学骚动，苦恼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在沮丧，生厌的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少许滑稽和欢快之事。第二时期:1939年至1944年期间，为其文学创作安定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描述对艰辛困境中的颓废经历，对新生的重新认识和追求，该时期是其文学艺术上的飞跃时期。第三时期:1945年至1948年期间。该时期是太宰治文学思想创作得到充分发挥的时期。其三大无赖派文学代表巨著《斜阳》、《维扬的妻子》、《人的失格》均在该时期创作并发表问世。从太宰治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文学创作过程均体现了颓废堕落的生活状态，都充满着悲观厌世的情绪，其现实的生活阅历是其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和潜在背景。此外，太宰治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其文学理念和文学手法具有“无赖派”特征，而且对于无赖派这一文学流派的树立，在日本文学史上也是有一定贡献的。关于“无赖派”一词，最早就是由太宰治提出的。1946年1月15日，太宰治在给当时的作家井伏鳟二的书信中提到:“因为我是无赖派，所以我要反抗战后的风气。”而且，太宰治又在《东西》杂志上论文强调其“无赖派”文学思想:“我是自由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我要嘲笑挂着一副得势面孔的人。”因此，日本文坛把太宰治的这些关于“无赖”的言论称为“无赖派宣言”，这一流派也就这样被称呼得名而来。简而言之，太宰治的生活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紧密相关，其早年丧父的深刻影响，以及堕落颓废的生活状态均构成了其无赖派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二、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内涵

作为日本战后出现的无赖派文学作家，太宰治是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派别中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其文学作品具有一定鲜明的特点。第一，反叛天皇制度的精神内涵是其文学作品的内在特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动了非正义的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大多数日本国民意识到战争是由日本天皇为核心的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在心理意识上极大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权威和日本天皇制度的神化。而日本战后在谈及政治的价值，伦理，权力等，均要涉及到日本天皇制度问题。当时日本文学界就战争责任问题的论争，其核心也在于继续维持或者完全否定绝对的天皇制度。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其文学作品均体现着反抗天皇制度和集权主义的思想和意识。第二，以颓废堕落的国民生活描写来对抗当时社会思想以追求思想的解放是太宰治文学的又一特点。在无赖派文学研究会编著的《无赖派文学》的第36页中就提到了太宰治的《自由人问答》一文，其中论述到:“自由思想的本来姿态，就是反抗精神，是破坏一切的思想，是作为压迫，束缚的一种反应，与此同时发生斗争性质的思想”［1］。但是旧有的天皇制和战后美军占领的社会体制下，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太宰治的反抗和呼吁却显得虚弱无力和无助，于是其就以颓废堕落的国民生活描写为创作主题，通过国民生活的颓废和堕落来衬托社会体制的堕落和颓废，以期进行抗争，以期求得自由和解放。第三，文学创作的手法以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的方式进行，这也是太宰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在太宰治文学作品中充满着颓废的人生哲学和虚无主义理念，通过抛弃道义和人情的虚伪面具，以期揭示人性在情感和肉体的阴暗面，在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中追求自我的“人性解放”。通过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的创作手法，来对战争时期的封建伦理，陈旧道德的反叛。太宰治的文学作品无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也无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是非标准，而以自我解嘲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其作品中均留下了作家自身颓废堕落的痕迹和映射。第四，对日本近代传统的反叛也是太宰治文学作品的一大重要特征。太宰治在文学创作理念上反对传统文学观念，以一种自我意识，随意性强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上，反对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反对日本的私小说，对原有的惯例和规则全然不顾，摒弃传统的文学理论和观念的约束，以自我的随意性为创作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理念上，将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创作割裂，塑造无赖派文学的“虚构世界”，极力反对日本传统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的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一致性的文学观念，采取反客观的描写方式和反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无赖派文学特点，“创作题材大多是和无业流浪汉，穷人，酒鬼，妓女联系在一起的。在写作手法上，他们反对传统的自我小说模式，问题简洁明快”［2］。其文学作品除了有上述具有的独特的文学特点，还具有其内在的各种文学思想意识，如“颓废堕落”意识，“自杀”意识，“罪”意识，“孤独”意识，“基督”意识等各种文学思想意识。

1．“颓废堕落”意识“颓废堕落”意识是无赖派文学的重要特征。作为无赖派文学泰斗的太宰治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满着无赖派文学思想的“颓废堕落”意识。例如在其小说《斜阳》中，描述了贵族家族的没落和主人公直治、和子的颓废堕落心态。主人公之一的直治从军队复员回来与入伍前认识的文学老师上原整天酗酒，并贪念于女色，极度放纵自己，吸毒，到处借债，无所事事，极端虚无，全面否定了日本的一切传统精神文明，对生活产生了虚无感。在小说《维扬的妻子》中，阐述了贵族出生的穷诗人大谷的落魄生活。大谷整天酗酒，并抢了酒馆子的钱，后被人追迫到家里。其妻子因此去酒馆当女招待替大谷还债，被客人奸污后还自甘堕落地说:“这算什么。现在我们只要活着就足够了”。显然，在该小说中深刻刻画了大谷和其妻子的颓废堕落的心理世界。中篇小说《人的失格》是带有作者青少年自传体色彩的重要之作，文中的主人公叶藏从小对周围的世界，对他人带有不信任感。其长大后，对自己身边和周围的一切更加不信任和不理解。生活的放荡不羁，参加左翼运动后的沮丧心理，妻子被奸污的无奈心态，沉溺于酒色的堕落心境等等都在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的研究对象，乃始自隋文帝杨坚建祚的开皇元年(581)二月、止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这一时段内，中国境内佛教信仰与文学现象的互动关系。之所以截至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乃因为是时南方割据诸国方才皆平也:是年四月，平海节度使陈洪进(914—985)献漳、泉二州于宋，南唐残存势力祛除;三月，吴越王钱俶(929—988)朝宋，五月更献地于宋，吴越国亡［1］。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隋唐五代佛教文学为其当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历史亦已有百馀年，成果斐然。

一、由敦煌学研究而肇启其端

上个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物文献的重现于世，敦煌学在海内外兴起［2］，而有关敦煌佛教通俗文学作品的摸索实乃国内现当代以来唐代佛教文学研究之滥觞。自192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采集、整理和研究敦煌通俗佛教文学。王国维将这类俗文学作品呼为“通俗诗”、“通俗小说”［3］，罗振玉则称为“佛曲”［4］，陈寅恪则认为“演义”更适合［5］，郑振铎主张用“变文”［6］，另有“俗文”、“唱文”等称呼。后来通行的还是“变文”，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多数学者将“变文”作为全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总称。向达《唐代俗讲考》［7］，全面探讨了“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俗讲文学之演变”。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8］将俗讲分为讲唱经文、变文和倡导文三大类，特别是关于讲唱的程序和职掌乃独到之论。解放前在敦煌佛教文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还有王重民。敦煌学界的这一倾向很快反映到文学研究领域，即在撰写文学史时，开始考虑佛教因素。胡适《白话文学史》乃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作，主要从写作用语“白话”的独特角度，考察了唐及之前的文学史，认为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乃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相互争斗、且白话文学日渐战胜文言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的“正统”、“正宗”乃白话文学;倡言汉武帝时“古文已死”，此后凡有价值的文学必为白话文学，而文言文学毫无价值，只是一些“死文学”。而佛教文学正是自汉朝民歌、散文以来的白话文学潮流的组成部分。佛教白话文学首开其端的为翻译文学;唐初白话诗的来源之一为佛教之“传教与说理”，和尚与打油诗有着莫大关联;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皆为著名的白话诗人，其诗作特点除通俗晓畅之外，还具有嘲讽和说理的风格。另外，还注意到了敦煌佛教文献，并纠正和补充了一些唐代白话诗人的生平及其诗歌断代等问题:“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以插图形式辅证文学史论述，颇具特色。中卷第十五章专论“佛教文学的输入”，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学”亦包括了白话诗人王梵志、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胡氏一样破除了传统纯文学史观念;第二十九章“传奇文的兴起”，特别提到唐代传奇吸引了印度养分，此即本产生于古印度婆罗痆斯国、为《大唐西域记》［11］576－578所载，后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门、李复言《玄怪续录》“杜子春”条、裴铏《传奇》(《古今说海》《太平广记》等并袭之)等所描述的、慎无语而突发声导致鼎破丹飞的故事，段氏曰:“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认为“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以《佛本生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以及《唐摭言》、《卢氏杂记》、《乐府杂录》等为例，表明僧徒俗讲在中晚唐时期非常流行;变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宋元以来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居、宝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有源之水”。郑氏的其他著述亦涉及唐代佛教文学，如《中国俗文学史》除第六章专论变文之外，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亦称，白居易的诗“实在不是通俗诗”，“像王梵志他们的诗才是真正的通俗诗，才是真正的民众所能懂，所能享用的通俗诗”;而且，“唐代的和尚诗人们，像寒山、拾得、丰干都是受他的影响的”;所举唐代俚曲中，《禅门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南宗赞一本》等皆属于佛教文学作品［12］95、96、104－109。此后，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多受胡、郑二氏影响，开始关注唐代佛教文学。解放后的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一是变文。如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周一良等《敦煌变文集》，周绍良《敦煌变文集补编》，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海外有关研究，还有美国Vic-torH．Mair的PaintingandPerformance，主张只有变相与变文是同一关系［13］。日本学者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14］、《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15］等，前者探讨了变文特有的韵散相兼的讲唱体的演变过程，认为敦煌讲唱体作品源于佛教讲经仪式，是将佛教通俗讲经仪式所用的文体加以拼接、融合而成的;后者着重文本的搜集、对照，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历史、体裁特征及其与佛教仪式的关系做了较深入探究，集中考释了故事略要本、讲唱体、通俗讲经、庄严文、押座文等变文文献。二是诗歌，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辞集》、《补全唐诗》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16］，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敦煌诗歌导论》、《王梵志诗校注》，任半塘、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敦煌赋汇》，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敦煌变文和诗歌方面，研究较为精深的为项楚，其有关王梵志、敦煌变文等专著和系列论文，纠正了校录和阐释中的许多讹谬，揭示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佛教文化深义。此外，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探讨了书札体式和典礼仪注方面的卷子，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涉及的是法事文学，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着眼于灵验记，皆颇有创获。有关敦煌文学概论性著作如张锡厚《敦煌文学》、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等，亦有相当篇幅涉及佛教文学。

二、“佛教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文学界的研究

最早提出“佛教文学”这一概论的，乃日本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该书认为，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以佛教精神为内容、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17］。唐代佛教文学分为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作为俗文学的佛教文学两类，前者的代表为玄觉、石头希迁、慧然、王维、寒山子、柳宗元、白居易等，后者的主体主要为变文、佛曲、佛讃等;能够呈现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诗偈，才是中国佛教文学中的核心。总体上论述佛教与文学关系者，还有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胡遂的《中国佛学与文学》、陈引驰《佛教文学》、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等。1978年，日本学者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18］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和唐代的讲唱文学与小说几个方面的问题，重考据，如白居易的释教碑、李白“金粟如来是后身”的语义、日本流传的“八相变”等。国内最早以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者，乃孙昌武先生，他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佛教与文学方面投入最大精力且收获颇丰的学者。孙先生曾在日本工作，故而或当借鉴过东瀛学术。自1980年代以来，孙氏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方面的几个问题，如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等。这些论文的结集《唐代文学与佛教》乃国内第一部研究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的著作［19］。《佛教与中国文学》更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佛教文学，但其重点乃在唐代:唐代佛教对文人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当时不重经术、统治者大力提倡、儒释道三教调和;唐代的文人普遍有习佛的倾向，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李华、独孤及、贾至等;佛教文献“名相辨析”的特点、佛经譬喻故事、佛典佛陀说话方式等，皆影响到唐代散文创作;偈颂对唐五代诗歌的影响，主要是从中唐以后开始，其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诗僧”这一特殊的团体;俗讲与变文在中唐五代流行甚广，韩愈《华山女》即有反映，文溆法师化迹表明“当时俗讲已进入慈恩、荐福等著名的大寺院”［20］。《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以维摩和观音两位菩萨在中国流传为线索，勾勒出了六朝至两宋期间中国文学中的佛教信仰［21］。《禅思与诗情》［22］重点考察了禅宗弘法和观念与唐宋诗人和诗作的关系。总之，孙氏几乎论及隋唐五代佛教与文学的主要问题，且多从宏观着眼，气魄宏大。上述及其他论著中的观点，在其新作、洋洋五大册的《中国佛教文化史》［23］中又有了新的表述和深化。国内系统研究隋唐佛教文学的，还有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4］，勾画出了较为完整的佛教文学图景，特别是在民间宗教诗歌和敦煌世俗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上着墨较多;然涉及的佛教宗派，只有禅宗。刘金柱《唐宋八大家与佛教》［25］认为，八大家在涉佛文体、佛经、方外之友、寺院之游、早年晚岁生迹等几个方面，皆与佛教有所牵扯，如韩愈“以文为诗”是受了佛教偈颂的影响，柳宗元的动物寓言汲取了佛经故事等。相较而言，陈允吉的研究更多以佛教文献和佛教史为基础，他与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26］即反映了注重原典特色。《古典文学溯源十论》［27］乃力图“探寻古代文学与佛教传播关系之作”，与唐代佛教有关的是中古七言诗与佛偈的关系，以及王维、韩愈、李贺、《长恨歌》和柳宗元寓言等个案研究。《唐音佛教辨思录》［28］等亦颇有深度。陈氏的主要成果，收录于《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29］中。大致而言，其研究特点为材料翔实、考证严密，往往发人所未发，能成一家之言［30］。项楚、张子开等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则在胡适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唐代白话诗的源流。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这个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31］唐代白话诗的萌芽，可追溯自唐前宝志、傅大士、释亡名、卫元嵩诸人之作;而在唐代最突出的代表，一为王梵志、寒山、庞居士，一为贯穿整个禅宗历史的诗僧们。从禅宗谱系的角度理清了唐代禅宗白话派的脉络，揭示出这个诗派发展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语言学、文献学和宗教学等方面，对禅宗诗偈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姚仪敏《盛唐诗与禅》［32］、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33］亦是面世更较早之作，只不过切入点更集中于禅宗角度。谢氏主要论述了禅宗与唐宋文学的关联，如对王维、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等的影响，禅宗与境象说、悟入说之关系，禅宗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等。继之而起者，尚有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34］、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35］等。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佛教对这一时段小说的影响［36］。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则着眼于“唐五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体制”、“唐五代白话小说的题材来源”、“唐五代白话小说的观念世界”几个方面［37］。孙洪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关注于佛经故事与唐代小说的关联［38］。释永祥《佛教文学与中国小说的影响》从转读、讃呗、倡导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唐代俗讲与转变的发展与流变的过程。诗僧研究主要集中于禅宗，除上举《唐代白话诗派》之外，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总结出十个诗僧亚群体，并分析其地理分布、群体特征、创作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认为，唐五代既是由贵族社会向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也是佛教宗派势力起伏波动的时期;诗僧群体计有七类，经历了从“诗为外时”、“诗禅并举”到“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日渐世俗化和文人化。另有高华平《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陆永峰《唐代诗僧概论》、普慧《走出空寂的殿堂———唐代诗僧的世俗化》。其实，其他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的学者，亦或多或少地论及佛教，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的中唐诗僧研究，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及所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40］、《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41］、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42］等。

三、史学、宗教学等维度的探索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人，已经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日本。1896年6月15日，13名学生作为首批官方派遣的留学生抵达日本，此后，大批青年东渡日本，中国出现学习日语、翻译日文书籍的热潮。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指出“从二十世纪初直到1949年，中国共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理论的有关论文集、专著等约有一百一十种。其中，欧美部分约三十五种，俄苏部分约三十二种，日本部分约四十一种，日本文论接近百分之四十。”中国新文学史上三大类留学生群体（欧美、俄苏、日本）也以日本留学生的群体规模最大，人数最多。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中国作家接触到日本文学，并通过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艺思潮，日本作为“中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就是借助日本了解西方丰富的文学资源，汲取日本文学的特殊养料。然而，日本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将西方文学思潮和理论传递给中国的作家，日本在引进西方文学思潮与理论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融入了本民族的特质，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质。

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而兴起和逐步得到发展的。它的发展可以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个人主义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义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开创了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根本方向，确定了整个二十世纪至今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尼采认为人和其他事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人的本质在于人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未定型性和无限可塑性，其个人主义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的个性的突现问题，他把个人的个性、自我价值和内在精神等看得高于一切。西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激起了日本理论家的强烈兴趣。“大正时代”的日本已经实现了“维新”的目标，这一时期，进行精神文化建设被视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理想主义的背景下重新得到发现。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西方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日本文化界广受欢迎，德国的“狂飙文学”、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现代文学思潮在日本文学界此起彼伏。日本文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的洪流时保持了他们惯有的清醒的头脑，依然高度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性，并根据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和民族个性，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各种现代文学思潮，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学流派，其中包括唯美派、白桦派等。1910年4月，《白桦》杂志创刊，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白桦派成员，通过文学创作来解析人性的善恶并希望以此引导个性健康发展。他们高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呼吁个性的自由发展，在日本文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文学家用创作实践重新诠释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使个性主义在途经日本的时候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从而推动了日本文学的发展。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日本文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其理论的影响，他们结合中国的现状，创造性地吸收了其思想中适合中国并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有益的成分，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中国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于二十世纪初开始涌动，与留学日本的中国新文化先驱们在日本受到个性主义思潮的熏陶有很大的关系。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书中指出“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早先被明治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以翻译西方自由派和国族主义理论上的individualism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介绍到中国来后，这个词很快变成了中国有关自我话语领域的特定标志。”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最先认识到个性主义思潮对重塑日本国民精神的重要作用。他提出“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若要使国家强盛，必须让所有的个人获得人格上的独立，将“新民”看作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梁启超对于个性问题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个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开了先河。在《新民说》一文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自由”、“自尊”、“自爱”等问题，论述了个人自尊与国家自尊的关系。在梁启超的积极努力下个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大规模展开。新文学先驱们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宣扬个性主义，追求个性解放。陈独秀、、胡适等以《新青年》为阵地，以高昂的热情宣传个性主义。《新青年》最初的六位编辑中，除胡适留美外，陈独秀、、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等五人均留学日本。日本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文学的先驱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的理论主张，在学习和接受的过程中又增加了自己的新发现。“新文化启蒙运动的终极目标，实际上还是对人的解放。而对人的解放，则与个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幸福意识的塑造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对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的追求，没有对个人幸福的需要和满足，‘五四’恐怕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可以说“五四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个性主义的文学。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论及时说：“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在这里“我”成为中心，成为一切的基础，没有“我”便没有其他一切。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中同样强调文学的个体认知。他所说的“个性”特别强调Individuality，即个人性，与传统观念所强调的站在世界的立场上去审视自我不同，他在这里所要求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去审视世界，体现了“个性解放”时代精神趋向。作为现代文学史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创造社提倡“自我表现”，把新文学创作的中心转入对个体的真实表现。郭沫若在《生命底文学》一文中提到：“生命底文学是必真、必善、必美的文学：纯是自主自律底必然的表示故真，永为人类底Energy底源泉故善，自见光明，谐乐，感激，温暖故美。真善美是生命底文学所必具之二次性。”在中国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周作人和鲁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均受到日本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并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地吸收。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让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核心概念，成为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纲领，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鲁迅最初留学日本是寄希望于用科学拯救中国，在日本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意识到科技的进步是无法医治愚弱的国民的，“改造国民性”才是救国的根本。他在日本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文章，都宣扬个性主义。”鲁迅留日期间，正值日本“尼采热”的高峰。鲁迅非常推崇尼采，把他视为鼓吹个性解放的典范。鲁迅和当时的日本文学界一样，把尼采视为与西欧近代文明相对立的“文明批评家”，并且根据尼采的思想归纳出诸如“严于自省，倨傲坚强”等理想人类的性格。鲁迅认为文学可以发现人性的光芒，能够让真的猛士自由地发出内心的“呐喊”，并且他相信文学艺术和科学、国家并不对立。“鲁迅则通过尼采，找到了东方所没有的、代表着近代西方精神特征的‘个人主义’，在其中看见了‘真的人’。”从深层上说，鲁迅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国家的贫弱源于国民人性的愚钝，提出通过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来引起疗救的希望。既然鲁迅已经认识到需要用文学来改造愚昧麻木的国民，他所需的是有强有力的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而白桦派所宣扬的改良人性的主张恰恰契合了当时鲁迅的思想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它如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让鲁迅在强烈的共鸣中看到了希望。此后，鲁迅翻译了大量白桦派作家的作品，其中最早翻译的一篇是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他认为这部作品的“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高度评价了其在思想上的一些优点。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应该说也是受到过白桦派理论主张的启发的。“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提出了‘利己又利他’的主张，既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以获得自己良心和道德上的满足为原则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也不同于否定自我欲望和自我发展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而是直接受到了日本的白桦派观点的影响。”结语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中日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近代以来，日本理论家在引入和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同时加入了日本的本土特色，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新的特质，日本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到的资源优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为。在分析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和流变时就不能忽视日本的“中间人”角色。与此同时，日本文学本身也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在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对当时留学日本的新文化先驱们具有深远的意义，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五四“个性主义文学思潮”，并对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对中国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情况做必要的梳理，分析其源起，有利于深入地理解其内涵，拓宽中日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对今日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传播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文学营销日益成为自觉自主的行为，以吸引社会注意力为主要目标的各种文学炒作行为成为文学营销的集中表现。文学营销与炒作是在新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传播方式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对文学营销进行深入探析，就会发现其具有复杂的内在机理和多样的客观效应。

一、何为“文学营销”

市场经济之前的传统社会中，文学传播目的并不具有十分强烈的经济利益色彩，创作者经常无偿地奉献自己的才智。在商品社会中，文学活动以一种特殊方式在运作:文学生产—文学产品—文学市场。文学产品可以被视为“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体，“艺术价值”要在接受活动中由接受者的鉴赏活动来实现，“经济价值”要在文学市场中由读者的文学消费活动来实现。正如其他商品走向市场要经过推广一样，文学产品也需要宣传推介活动，即文学营销。文学营销是整个文学生产活动系统中文学产品走向文学市场、实现经济价值的必要环节。文学营销中所流动的文学信息将三个行为主体，即作者、营销者和读者(受众)联系在一起。三个主体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主导整个文学营销，文学信息并非单向地流动，而是在三个主体间双向或多向传输，表现出明显的互动效应。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可知，文学营销是借助于大众媒体进行的宣传活动，在作品、作者、营销者和文学受众之间形成了多向互动的信息流动，其主要目的是实现文学作品的经济价值。如果在文学营销过程中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过分关注与文学联系并不密切的外围信息，如个人隐私、司法纠纷等，那么就可以将这种行为视为“文学炒作”，是文学营销中消极行为的集中展现。需要说明的是，在市场营销理论中，“文学营销”是一个专门术语，指借助于以文学为代表的文化资源开展营销活动的一种策略和方式，营销的对象主要是物质产品和服务体验，因此其确切的名称宜为“文化营销”。本文所论“文学营销”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这种精神产品，即对文学作品的营销。

二、文学营销产生的动因与条件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对物质的欲望较之以往更加恶性膨胀，文学艺术要想使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要获得并巩固加强对生活的干预作用，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单单依靠传统的“田园吟咏”式的传播方式已无以为继。因此文学就要借助市场化机制，在一片喧嚣中为自己争得注意力。只有被关注、被倾听、被思索、被接受，文学的终极关怀精神才能得到昭彰。文学营销在这种现实基础上应运而生，文学借助于各种营销策略与手段激越地呐喊，其内驱力正是文学对自我价值复归的渴望。在中外文学史上，每当社会处于转型期往往会有极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影响力的作品出现。但遗憾的是，这条规律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却迟迟难以复现。文学努力证明自身价值但又不能以有力的创作实绩来达到这一目的，于是采取了营销这种表面化的策略来获得关注。文坛虽然热闹，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终究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有的甚至更短。即使是获得过文学大奖的作品，也只是在当时红极一时，时过境迁后几乎无人再次提起。文坛的“艺术泡沫”不断产生崩裂。文学泡沫便是文学营销的直接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营销的过分重视正是文学创作衰弱的表现。文学营销所需要的条件首先是以娱乐为目的的读者群日益壮大。文学读者获取知识、接受教育以及获得审美享受的接受意图转变为娱乐消遣甚至追赶时尚的接受意图。读者平和沉稳的阅读心境已为外界纷繁丰富的生活欲望大大削弱。读者成为文学产品的消费者，阅读不再是思想历险而变成了寻求刺激的途径。文学营销恰恰最善于提供快餐式作品，适应了浅阅读成为文学主要接受方式的趋势。文学营销借助于技术发达且类型丰富的大众传播媒体获得了更快、更广、更专的效果。文学营销的重要阵地是解释型媒介———报刊。详细的介绍与评说对于文学营销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读者的接受过程带有反复性，报刊的深度特点与可保存性正与此相适合。广播与电视具有图文并茂、时效性强等特点，为文学营销炒作提供了巨大机会，在效果上具有纸媒难以比拟的优越性。网络的迅猛发展使文学营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媒介条件。文学信息在网上传播不仅兼具其他各种媒体的优点，而且三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大大增强了，网络受众的反馈信息可以及时传递给作者与营销者，进而影响整个创造与营销过程。

三、文学营销的主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