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范文10篇
时间:2024-03-26 14: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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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传统价值以及作用
在古今中外文学的大格局中,中国古代文学有其自身独特的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认为,与其讨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是否存在,不如讨论这一思想在现代世界和现代视域中的价值与意义。历经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传统,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我认为,与其讨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是否具有自身的体系,不如思考这一传统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境域之中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我们将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与现代的)视为一整套体系,并以之作为参照系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在传承与变异中原本就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存在,是一种历史传统,只是当我们借用西方文学思想的话语(如本体论、发表论、形式论、鉴赏论等等)时,往往无法恰当地解说它的内涵,甚至无法满意地勾勒它的轮廓。因此,面对几千年的文学传统,我们时时感到惶恐和困惑:我们能感性地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存在,却无法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一旦我们想要理性地把握它、描述它,它要么就像水银一样从我们的手指间无声无息地悄悄溜走,要么就如橡皮块一样被我们随心所欲地拿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这也许正如苏东坡所感叹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中国学人生于斯,长于斯,反而对中国文学传统难以言说,或者信口胡说。
这是中国传统文明步入20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最为深刻的文化困境。更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传统文明的困境,而是传统文明的承继者或阐释者的文化困境。例如中医药,在几千年历史中一直大行其道,成为疾病的克星,病人的福音,《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中藏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千金要方》等等,数千年来屡试不爽,不知治愈了多少病人,解决了多少病症。可是,20世纪以来,当人们将中医药纳入西方医学体系中之后,中医药就似乎不那么灵光了,至少是不能“独立行医”了。在一般的医院里,如果不采用“中西医兼治”之术,医生们几乎束手无策。
于是,“画眉深浅入时无”,成为中国传统文明扣击现代文明之门时经常发出的疑问。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前一阵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所谓“中国文学的失语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吗?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应对现代社会的严峻挑战,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外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适应现代社会,发掘文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实用性”:一种选择是坚守传统立场,发扬文学传统在文化传承中的“自足性”。章太炎在谈到传统学术研究时说:“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与王鸣鹤书》)也许有感于20世纪初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的严重困境,章太炎更强调传统学术研究的“自足性”,而我则宁可强调传统学术研究的双重选择。我同意魏源所说的:“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默觚·治篇五》)我认为,只有积极地适应现代社会,才能有效地改善古代文学研究的外部生态环境,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寻找更多、更好的契机;而只有积极地坚守传统立场,才能有效地激发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生存能力,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更强、更盛的活力。换句话说,古代文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凭借一整套生生不息的传统学术资源和传统学术规范,去应对现代社会挑战,确立自身精神价值,传播潜在文化意义的。
一方面,“传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之本,是古代文学研究自立于学术之林、自立于社会之中的根基。就其极端的意义而言,“传统”是拒斥现代化的,是不可能实现所谓“现代转换”的;如果谋求“传统”的“现代转换”,只会伤筋动骨,不能脱胎换骨。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正表现出对传统的尊重和珍视。今年年初我曾到意大利讲学,在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亲眼目睹了意大利人民对每一处古希腊或古罗马遗址的珍爱,对每一尊历史悠久的石雕,甚至每一块年代久远的石头的保护,这既激起我崇高的敬意,也引起我深切的慨叹。中国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损毁而现在仍在继续损毁的文化遗产是难以计数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化了对“传统”的珍视。50年前北京皇城城墙的拆毁,5年前北京平安大道的扩建,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对眼下二环路沿线建筑的大规模拆建,人们已显得“心平气和”了。损毁了的文化遗产是永远不可能重新修复的,哪怕是一部古籍,毁了一本,天地间就将少了一本。新修的北京大观园、武汉黄鹤楼等所谓“古迹”,固然精雕细刻,古色古香,但充其量只能是“假古董”。因此,古代文学研究不能斩断“传统”,必须永葆“传统”,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命所在。当然,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古代文学也不能置身世外,漠然处之。在“技”的层面,古代文学研究无疑需要接受现代化科技手段的洗礼。例如汉字信息的计算机处理等研究的深入发展,的确大大改变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手段、研究工具,为古代文学研究开拓出一片大有可为的崭新天地。而我更为看重的是在“道”的层面,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传统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积淀着中国人的智慧,昭示着中国人的心灵,它应该也完全可以为重塑中国人的形象贡献宝贵的文化资源。荀子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性恶》)陆贾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新语·术事》)古今对话,是传统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有自身独立精神文化传统。“传统”的意义,不仅指向过去,也指向现在,还指向将来,是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挣不断的红丝”,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真理与方法》)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走向,不是简单地汲取古代文学思想的精华,也不是简单地继承古代文学思想或宏扬古代文学思想,而是能动地选择和激活古代文学思想,从而积极地参与现代文学理念的建构,并且不断地重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传统。
戏曲家文学价值观
在《中国古代戏曲的诗乐教化传统》一文中,我们曾讨论了由《毛诗序》所奠定的“诗言志”的文学价值观以及“诗乐教化”传统对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古代戏曲的影响。我们认为《毛诗序》所确立的“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的诗教原则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规范决定了中国古典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戏曲的基本发展方向。本文想就《毛诗序》的诗乐教化观对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进一步展开讨论。因为正是中国古代戏曲家的文学价值观,决定着戏曲家的戏曲创作倾向。
一、中国古代戏曲家的社会地位与诗乐教化传统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与正统的诗文作家相比,戏曲作家,特别是一些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大多出身较低。这些人有的由于时代的原因,如元代戏曲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等;有的由于个人遭际,如明代的徐渭、清代的李渔、孔尚任、洪昇;有的是科举仕进无门,如冯梦龙、蒲松龄等;有的是官场失意急流勇退,如汤显祖、沈璟等。种种原因,促使这些文化精英把自己的卓越才华献身于当时被一些正统文人鄙弃的戏曲事业。这也许应了那句老话:“患难出诗人。”现实的遭际,特别是社会的黑暗,才造成有识之士的觉悟:“布衣中,问英雄,王图霸业成何用,禾黍高低六代宫,楸梧远远千官冢,一场恶梦!”只有这种觉醒,才使他们走出官场,出入瓦舍勾栏,甚至“躬践排场,面敷粉墨,偶倡优而不辞”。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熟悉社会人情以及对观众心理的了解,成就了他们的另一番事业:“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由于中国古代戏曲作家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得大多数戏曲作家在思想倾向上往往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是由于其出身较低,或是身处社会底层,使他们比较接近民众,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的呼声,使其作品具有一定的民主性或曰人民性的思想倾向。而且相对来说,越是身处底层,这种倾向就越为鲜明。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戏曲作家毕竟是读书人,属于士阶层。即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其出身属于市民阶层,如李卓吾等,其在经济上、政治上,仍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加之其思想上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永远也不能成为与封建政治根本对立的所谓“拆天派”,而是不折不扣的“补天派”。他们的“孤愤”与“牢骚”,只是因为“无才补天”的遗憾,是“不被见用”的愤懑:他们既使“身在山林”,却永远地“心存魏阙”。戏曲成了他们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代言”的工具。中国古代戏曲作家的这一双重身份恰与《毛诗序》所确立的诗教的双重意义相吻合。“上以风化下”,决定其为统治阶级服务,向民众进行政治教化;“下以风刺上”,表达其用文学批评政治,传达下层人民呼声的愿望。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作家的文学价值观,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在思想倾向上所体现的鲜明的两重性:一是利用戏曲鞭挞社会,讽刺现实;二是利用戏曲宣扬封建教化,为统治阶级张目。这二者还常常纠缠在一起,或互相融合,或互为表里,从而造成对中国古代戏曲思想评价上的困难和分歧,乃至见仁见智,或褒或贬,争论不休。周贻白先生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一书中曾多次强调提出:中国古代戏曲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斗争性”,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戏曲在当时深受人民欢迎,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价值所在。
但是,我们认为,在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戏曲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斗争性”的历史意义,从而对中国古代戏曲的思想倾向做出积极肯定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古代戏曲对黑暗政治的“揭发或暴露”,往往局限在一定尺度中。这个尺度就是《毛诗序》所规定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是“怨悱而不怒”。我们在《中国古代戏剧的诗乐教化传统》一文中曾经以关汉卿的戏曲对此做出说明。其实,汤显祖之《牡丹亭》亦是如此。在《牡丹亭》中,汤显祖把“情”上升到可以使人“死而复生”的高度,然而,汤显祖认为“情”的作用仍然是“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东夫妇之欢。”“情”还是为封建礼义服务的。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戏曲家在“揭发或暴露”社会黑暗或官场腐败时,往往别有怀抱,即希望“观民风者得之。”就如《国语·邵公谏弥谤》所说:“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决之使宣。”因此,对这种“揭发或暴露”评价过高,恐怕也失之偏颇。比如洪昇的《长生殿》即是如此。
《长生殿》之剧情,基本上是按《长恨歌》所叙之情节,写杨玉环之死,大体与白朴之《梧桐雨》相近似。但《长生殿》与上述作品之不同处乃在于它把当时人民的疾苦与杨氏一门的骄纵奢侈作对比。如《进果》一出,写进果之使者不择途径,踏坏田禾,甚至踹死行人,有力地揭露统治阶级虐害人民的罪行。再看《疑谶》一出,写郭子仪目睹了杨氏兄弟炙手可热,感慨外戚宠盛:“怪私家恁僭窃,竞豪奢,夸土木。一班儿公卿甘作折腰趋,争向权门如市附。再没有一个人呵,把舆情向九重分诉。可知他朱甍碧瓦,总是血膏涂!”这种揭露是深刻的,其批判也是无情的。洪昇的《长生殿》被推崇为清之杰作,其确有超越前人之处,但却不可对其反抗性评价过高。《长生殿》在清代宫廷中演出大受欢迎,其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能够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其艺术效果也充分说明这一点。
黄氏补注杜诗文学价值
黄希、黄鹤的《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又名《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杜诗补注》),以其编年之详细,考证之精而为后世许多注家所采用。作为集注本,其中还保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成为研究杜诗乃至其他知识的珍贵资料。黄氏注本的文学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文学价值
《黄氏补注杜诗》对杜诗从内容思想到艺术形式都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释。首先,揭示杜诗思想内容。如卷六《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两句,黄鹤笺曰:吴公以谏而黜,杜公同在言路,不能辨其屈,徒作诗以自责。异乎范文正公以谠直去国,而余襄公上疏论救亦贬。尹师鲁、欧阳公相继论说,又皆贬降。此亦见本朝养成士气,可使沉默偷安者为之愧死也。又如,卷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黄鹤笺曰:唐自天宝之乱,民不得其居处者甚多。公因茅屋为秋风所破,遂思广厦千万间之庇。其为忧国忧民之念至矣。再如,卷三十二《东屯月夜》“抱疾漂萍老,防边旧谷屯”句,黄希曰:公在羁旅中,犹能屯谷以防边,可见忧国之深矣。以上分析到了杜甫“一饭未敢忘君”的忠君思想和正直无私、仁民爱物的伟大人格。其次,揭示杜诗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杜甫诗艺精湛,各种艺术手法在杜甫手中都能运用得炉火纯青,其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最为后人所称道。《黄氏补注杜诗》也关注到杜诗中的比兴手法。如卷三十《八月十五夜月》:“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句中,黄希笺曰:公于诗中亦多用转蓬字,偶于此发,公自伤之意耳。杜甫晚年漂转巴蜀、荆湘间,故常有身世悲凉之感。又,卷三十五《登岳阳楼》一诗,黄鹤笺曰:唐子西云:“过岳阳楼观子美诗,不过四十字耳,气象闳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余谓一诗之中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一联尤为雄伟。虽不到洞庭者,读之可使胸次豁达。
短短几句话就对杜甫此诗的艺术性做了很精到的揭示。再次,鉴赏和点评相结合笺释诗意。《黄氏补注杜诗》在笺释诗意的同时,还对一些好词妙句进行品评。如卷十九《奉和》“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句,《黄氏注本》引余葵注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如此二句后寂寥无闻。’”又如,卷三十《十六夜玩月》“关山随地阔”句,黄希笺曰:“公于月诗多用‘关山’字,如曰‘关山空自寒’、‘关山同一照’与此是也。盖本乐府有《关山月》,又王褒诗‘关山夜月明’。”此外,《黄氏补注杜诗》注引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其中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内容包罗万象,有经史传记、百氏杂书、考古博物、山川风土、鱼虫草木、诗词评论、奇闻怪事、问卜星象等。并保存了大量的文学史料。首先,《黄氏补注杜诗》引用了许多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其中有许多的唐前文献已经在流传中散佚,即使存者也或多或少的有残讹,因此黄氏注本所引文献无论从辑佚,还是校勘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魏晋时期的其他文学总集逐渐亡佚,而《文选》的影响越来越大。早在隋代就有萧该为《文选》作注,发展到唐代李善注《文选》,成为集大成者。李善注一直为后世所关注,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在李善注《文选》的题解中称: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运赠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赠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济曰、向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①其下又引用了很多的例子证明李善注《文选》未曾有单行本,现流传的李善注本是从“六臣注”中析出整理而成。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宋代的各种书目,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文献均同时著录过李善注和“五臣注”,而无有“六臣注”。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六臣《文选》”,已经是李善注本流行后好几十年的事了。②其次,李善注和“五臣注”分别流行的例证还存在于宋代其他的文献中。黄氏注本中就分别引用到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内容。其次,《黄氏补注杜诗》保存了许多两宋时期的文学作品。如卷二十七《宴戎州杨使君东楼》“重碧拈春酒”句,洙曰:一作酤。苏曰:欧阳文忠公曰:“酤”当作“拈”。赵曰:“旧本作‘酤酒’,非也,善本作‘拈’……黄鲁直在戎州时,‘王公权家荔子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诗,‘试倾一杯重碧色,快擎千颗青红肌’。”“轻红擘荔枝”句,鹤曰:“山谷在戎州有《和任道食荔枝》诗云:‘六月连山柘枝红。’又有《廖致平送绿荔枝》诗云:‘能与同此绝滋味,唯有老杜东楼诗。’盖本此诗‘胜绝惊身老’之句也。”按,以上所引的诗句分别出自黄庭坚的《次韵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之二)与《廖致平送绿荔支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支绿酒亦为戎州第一》两首诗。《黄氏补注杜诗》还保存了许多两宋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思想。如卷十八《送蔡希曾还陇右寄高三十五书记都尉》“身轻一鸟过”句,引余注曰:“《欧公诗话》云:初,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过’字,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从此条资料不仅可以得知杜诗在宋代的流行状况,而且也能了解宋人校勘杜诗的情形。另外,《黄氏补注杜诗》引用了大量宋代诗话、笔记材料,如蔡启的《蔡宽夫诗话》、佚名的《漫叟诗话》、惠洪的《冷斋夜话》、马永卿的《懒真子》、黄朝英的《缃素杂记》、邵伯温的《邵氏见闻录》、严有翼的《艺苑雌黄》、程泰之的《演繁露》、吴虎臣《漫录》、胡元受《丛话》等,有些文献如吴虎臣《漫录》、胡元受《丛话》等均已散佚,即显得弥足珍贵。《黄氏补注杜诗》还保存了宋代其它文史资料。如卷二十《山寺》“鹦鹉啄金桃”句,黄鹤曰:“崇仁饶焯景仲与余言,尝见武林有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因知《东都事略》所记外国进金桃、银桃种,命植之御苑,即此也。”饶焯为何人,史无载,也无其它资料可考,但黄氏注本却保存了关于其人的材料。诸如此类的文人轶事、文坛掌故,在黄氏补注杜诗中还有不少,十分珍贵。
二、文献学价值
1.校勘、考订价值。黄氏父子对杜集诗歌作了许多校证工作,而且大多论据充分,考订精确。如卷七《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一诗,梁权道编在上元二年(675)成都时作,以为“成华”是成都、华阳两县。黄鹤以为梁权道所考有误:此二县,《唐志》故云此次赤,然诗云:“长安苦寒谁独悲。”又言“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皆长安京兆事,当是天宝间在长安作。今以“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弃掷与时异”之句,意是十年召试后送隶有司参选时作。疑是与咸阳、华源二县“,咸”误作“成”也。黄鹤根据诗中的赤县、长安、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等一系列有关长安的事物,确定成、华为咸阳、华源两县,而梁权道的成都、华阳之说有误,并考定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之长安。卷一《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象纬逼”一句中“阙”的校勘,黄氏补注本引入宋人校勘:王洙注曰:“一作阅”;伪苏注曰:“‘阅’字当作‘阙’或作‘阔’。蔡天启云古本作‘闚’,王介甫云当作‘天阅’。蔡絛云当用‘阙’。”黄希综合诸家,考订为“阙”,云:《广记》凡舆地有石者,皆以门名之,故彭州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门,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按龙门本阙塞山,又名伊阙山,则以龙门为天阙无疑矣。黄希的考证为后来注杜者接受,钱谦益《钱注杜诗》笺曰:“韦应物龙门游眺诗云:‘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又云‘:南山郁相对。’此即杜诗脚注也。宋人妄改,削之何疑。”③仇兆鳌《杜诗详注》也以阙为是,曰:附考:杜诗各本流传,多有字句舛讹,昔蔡伯世作《正异》,而未尽其详。朱子欲作考异,而未果成书。今遇彼此互异处,酌其当者书于本文。参见者分注句下,较钱注、朱注,多所辩证矣。如此诗“天阙”诸家聚讼约有八说:蔡兴宗《正异》依古本作“天窥”,有《庄子》“以管窥天”及鲍照诗“天窥茍平圆”可证。杨慎云:“天窥”“云卧”乃倒字法,言窥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蔡绦及《庚溪诗话》皆作“天阙”,引韦述《东都记》“龙门若天阙”为证,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云卧山而衣裳凉泠也。朱鹤龄从之。姜氏疑“天阙”既用实地,不应“云卧”又作虚对,欲改作“天开”,引《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证,则属对既工,而声韵不失。张綖谓“天阙”乃寺门观,“云卧”犹言云室。《杜臆》解“天阙”为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谓之“天阙”也。王介甫改作“天阅”。旧千家本或作“天阔”,或改“天门”,俱未安。④又如,卷二《丽人行》“珠压腰衱稳称身”句,明杨慎《升庵诗话》中载:松江陆三汀深语予:“杜诗《丽人行》,古本‘珠压腰衱称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渠罗袜穿镫银’二句,今本无之。”⑤仇兆鳌曰:“今按:两段各十句为界限,添此反赘。”⑥钱谦益也认为“编考宋刻本并无,知杨氏伪托也,今削正”⑦。可见由于宋元刻本去唐未远,更能够接近作者原文风貌,故在校勘中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解析诗歌的文学价值
诗歌的落寞,不光与时代的变化有关,也与人们心灵的变化有关。今天的中国,经济、金钱、物质,占据了政府和民间的议事日程,也占据了绝大多数人们的心灵空间,诗歌不可能不被边缘化。但是,就像久居闹市的人,偶然见到朝露与清泉,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灵莫名地悸动了一下,为了保持我们的心灵还有这种悸动一下的反应能力,诗歌,还是不应当忘却的。
其实,诗歌,是很难被排除出生活的,哪怕我们今天已不再“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诗歌对思维、语言的训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能够读懂诗歌,能够感受到那些排列整齐的文字内在的诗意和密码,标志着一个人获得了一种起基础作用的学习能力、感知能力、探索能力,包括联想、猜想、想象,分析、归纳、演绎,形象思维、抽象思想、逻辑推理等等。而这种能力,对一个读书人、文化人来说,是最基础的能力。很难想象,一个读不懂诗的人,能读懂哲学;一个理解诗的抽象性有困难的人,在理解数学与物理的抽象性时会没有困难。
所以,无论是考虑心灵的慰藉、人生的幸福,还是从训练脑力的实用工具出发,应该相信,人们会再次认识到诗歌的价值,诗歌不会OUT。
诗歌是表达人们内心激情最好的工具,这个工具深藏在人们的心头,随时随地就能够迸溅出璀璨的花朵,无论是在生活苦闷、内心郁闷的时候,还是在生活闲适,心情自在安逸的时候。诗歌,就像任何文艺一样,永远不会被边缘化,只是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她以适合于她的另一种形式出现罢了,比如网络等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有没有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伦理思想、道德等因素影响的“纯文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有没有纯粹的“文学性”的研究?答案依然还是否定的。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自身中已然包含了政治、伦理、哲学等诸多非文学因素,于是对“文学性”本身的寻求几乎就成为悲壮的代名词。我欣赏荣格的一句话:“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这盏灯就是“诗性”之灯。它使人类原本并无目的和意义的生存有了意义和目的,从而对虚无的人类构成了真正的慰藉,正像暗夜行路的孤独旅人从远方的一点灯火中感受到温暖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本体之所在。
其实,对文学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文学的其它属性的排斥。相反,文学本身其实就包含了权力和政治的维度,或者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政治性的概念。但是无论是权力还是政治都是内化在审美形式中的,没有脱离文学性的政治和权力,否则它就不是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的政治或权力表达都是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所以在对文学的解读上,读者不能完全越过“文学性”这一根本而直奔政治或其它目的,同样,在今天学界言必称之的各种西方文艺理论面前,必须考虑其对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和切身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夏志清先生坚持从文本出发,力图在文学性的视景中展开文学史写作的研究方法非常欣赏,如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张天翼、师陀等作家的评论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文学所要处理的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各种生存境遇。“文学性”所体现的正是对各种境遇化和经验化的东西的描述。“文学性”强调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最直接、最原初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不是从任何理念出发,也不可能被任何一种知识系统所收编,它以自己最真实而具体的生存方式来呈现它自己。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从这种真实而具体的经验出发来对它进行解读。
小议诗品的文学文献价值
论文摘要: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不仅开创了我国诗话之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还为我国文献宝库增添了新的样式。《诗品》异文则既为校勘相关文献提供了资据,也为正确理解钟嵘文学思想指引了线索。
论文关键词:《诗品》文学批评异文
南朝梁钟嵘所撰《诗品》三卷,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该书自问世以来,即以其“思深而意远”的理论特征和“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显优劣的批评方法为后人所称道。因此,研究者代不乏人。但综观各种研究成果,学者大多致力于评价《诗品》的得失、比较《诗品》与其前后相类著作的优劣、剖析《诗品》所涉文学理论的内涵等等,而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本文拟从文学文献学的角度探讨《诗品》的价值,以求取得《诗品》研究的深化。
一《诗品》开创诗话先河,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领域
《诗品》专论诗歌,且仅以五言诗作为对象,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属于全新的学术领域。五言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先秦时即有五言诗句,《诗品·序》说:“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复矣。夏歌日‘郁陶乎予心’,楚谣日‘名余日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诗经·召南·行露》中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因此,刘勰认为:“《召南·行露》,始肇半章。至汉代班固的《咏史》诗,五言诗进入有意识的创作阶段。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与发展,东汉末年,无名氏们的创作使得五言诗趋于成熟。《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可为其代表。刘勰评论这些作品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但古代包括刘勰在内的批评家们并未把诗歌尤其是五言诗作为观照作家创作水平和风格的专门文学样式看待,只有钟嵘才将五言诗作为特定对象加以分析,且使五言诗的创作特征、风格技巧、流变传承等方面体现出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特征。
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价值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中期,我国在西方现代哲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使得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用荒诞扭曲的手法,来以揭示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即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反传统的新型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中表现出‘重写文学史”、“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文学的转型”和“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等方面的问题讨论。新时期,我国社会从思想到现实的巨大变化,从创作、阅读领域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我国社会文学的进退、纯文学的潮涨潮落以及通俗文学的持续走红,使得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面临冲击和挑战,本文将讨论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
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2、我国文学民族生活价值。当前,对于当代的人们已不会很排斥,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类说词,来防御性的口号来为文化的多元存在的理由,更多的意识到世界文学存在。并不是一色的、单极的,同时需要构建全球化时代真正的世界文学,由于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形成的世界观念往往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均衡的,尤其是在各部分之间意义对等的存在,而在以西方文化视域为中心形成的是逐次向外扩展的放射状圆环。对于我国,在文学方面应充分理解,尤其是需要承认各民族文学文化生活自身的意义。那么,我们只有在冲破单一的文学史秩序,并且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需要在想象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才更深层的表现出真正文学的价值。
二、中国后现代文学的叙事价值
后现代文学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它全方位地批判现代文明发展的传统,主张反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束缚起来。后现代文学没有中心,对各种不同的标准都给予充分宽容,没有固定的作家或批评家群体,也不存在任何可以一呼百应的纲领和宣言,充分展现了其“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的特性,后现代文学注重个人的价值体现及其个性的发展。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始于八十年底末,基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解放,使中国的文学附上了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这个年代的作家,深受的影响,具备烙印下特有的被遗弃的孤独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质疑,对现实感到迷茫和困顿,代表人物有苏童、余华、陈染等作家,其作品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无中心主义、飘忽不定、多元化,他们主张没有限制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对文学创作产生制约的模式或规则。中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支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极度杂芜。中国后现代主义不但批判现实主义的旧传统,还反对现代主义的新规则,可谓将反传统推向了极致。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涵盖了地下文化,街头文化,广告语,消费常识,甚至是生活指南等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许多看似极其生活化,与文学价值联系不大的范围,被作家给予精心包装,得以登上文学艺术的殿堂。其审美价值和内涵许多读者自行思索归纳,作家只是对社会、人及客体作相应的展示,而没有强加预先设定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体现了现代出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相融,具有精深的哲理性。作家通过自我表白的话语欲望,对人物进行塑造,打破以人为中心讲述完整的故事,作品的情节内容也具有极为明显的虚构性与荒诞性,作家极为注重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创新,体现出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例如,王朔的消费小说体现了反理性主义思想,对世俗化的欲望加以放大,并大力提倡,在《千万别把我当人》、《浮出海面》等一系列作品中,王朔塑造了一批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属于真正独立但从社会体制角度看又是零余人的人物形象,他颠覆了传统的价值体系,解构传统的人的归属感。又如,在格非的名篇《青黄》体现了解构主义的为了文本放逐历史,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之说。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将传统的文学观念给予颠覆性地消解,使传统的文本、艺术品变为商品,使文学家创造的文化成为人人可以享用的日常消费品,其多样化的叙事视角使读者能纵观文学的全貌,其中涵盖的游戏、拼贴、不确定、主体性解构等叙事景观也给读者以全新的视野。
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价值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解放到文化反思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中期,我国在西方现代哲学,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使得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种用荒诞扭曲的手法,来以揭示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即非理性的潜意识的反传统的新型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中表现出‘重写文学史”、“文学的现代性”、“现代文学的转型”和“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等方面的问题讨论。新时期,我国社会从思想到现实的巨大变化,从创作、阅读领域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我国社会文学的进退、纯文学的潮涨潮落以及通俗文学的持续走红,使得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面临冲击和挑战,本文将讨论我国现代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价值。
一、我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1、文学的人文属性和文化价值。新时期,不论是在创作还是阅读的领域,纯文学的领地都在不断缩小。“纯文学”在“纯”方面就是我们常说的单色的丝织品;而“文”方面就是我们说的色彩交错、斑驳的器物或者是图案。“纯”与“文”两个字就是一对对立的定义。“纯文学”虽然属于文化方面,但是一方面体现出一个科学主义的口号,另一方面展现出一个很难摆脱其想象性的东西形式。我们已经将一种本属人文领域的东西强行纳入科学的体系,但是结果出现的是很难不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困境。假设我们用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文学性,我们能得到的将是对文学语言的极端重视。而如果文学活动一旦脱离生活价值的领域,那么就将变成纯粹的“语言游戏”,这样他的存在意义也就走到了尽头。文化价值其实就是一种关系,也就是能够满足一种文化需要的客体和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在文学理论和研究领域中,我们需要不断增强的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而且对正体现关于文学史的本体性追求的那种,并且采取以形式演化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我们也需要在适度释放了它的写作激情之后,但是最后慢慢的显出了它空洞与苍白的一面。人们在“纯文学”中认识到关于理论、实践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所以在以后,我们只有不再执着于那种科学的追求,而应该是从充分承认文学活动的人文性和文化价值,才能使得文学活动才能焕发出真正的活力。那么同时,对于新世纪以来,在文学研究或者是从文学转向文化研究,已经很极具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2、在全球化席卷中国之际,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作家队伍急需输入新鲜血液,当前,对于当代的人们已不会很排斥,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类说词,来防御性的口号来为文化的多元存在的理由,更多的意识到世界文学存在。并不是一色的、单极的,同时需要构建全球化时代真正的世界文学,由于近代以来,我国人民形成的世界观念往往并不是一个平面的、均衡的,尤其是在各部分之间意义对等的存在,而在以西方文化视域为中心形成的是逐次向外扩展的放射状圆环。对于我国,在文学方面应充分理解,尤其是需要承认各民族文学文化生活自身的意义。那么,我们只有在冲破单一的文学史秩序,并且对于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需要在想象之中才能形成一种全新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才更深层的表现出真正文学的价值。
二、中国后现代文学的叙事价值
后现代文学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它全方位地批判现代文明发展的传统,主张反理性主义,认为理性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束缚起来。后现代文学没有中心,对各种不同的标准都给予充分宽容,没有固定的作家或批评家群体,也不存在任何可以一呼百应的纲领和宣言,充分展现了其“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的特性,后现代文学注重个人的价值体现及其个性的发展。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始于八十年底末,基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解放,使中国的文学附上了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这个年代的作家,深受的影响,具备烙印下特有的被遗弃的孤独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质疑,对现实感到迷茫和困顿,代表人物有苏童、余华、陈染等作家,其作品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无中心主义、飘忽不定、多元化,他们主张没有限制的开放性、多样性和相对性,反对任何对文学创作产生制约的模式或规则。中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支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极度杂芜。中国后现代主义不但批判现实主义的旧传统,还反对现代主义的新规则,可谓将反传统推向了极致。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涵盖了地下文化,街头文化,广告语,消费常识,甚至是生活指南等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许多看似极其生活化,与文学价值联系不大的范围,被作家给予精心包装,得以登上文学艺术的殿堂。其审美价值和内涵许多读者自行思索归纳,作家只是对社会、人及客体作相应的展示,而没有强加预先设定的意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体现了现代出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相融,具有精深的哲理性。
英语文学翻译中美学价值与艺术特征
内容摘要:英语文学作品可以很好的反映出西方国家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状态,因此对英语文学进行翻译可以促使我们对西方文学进行更好的理解,促进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英语文学翻译;美学价值;艺术特征
英语文学翻译中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特征可以更好的丰富文学作品的内容,传递出文学作品的精髓,所以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时候,要着重注意翻译中的美学价值和艺术特征。
一.美学价值与艺术特征的含义
1.美学价值的含义。美学,就是对美进行研究,是一门关于美德学科,学科的主要内容是研究美的价值意义和本质特征。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评价观点和评价标准来对事物进行评价,这就是美学的形成基础。美学的研究对象时艺术,是通过个人角度和审美意识来对艺术进行判断的,通过人们的审美意识来对事物的价值进行衡量,这就是美学价值。
2.艺术特征的含义。艺术特征的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精神层面、活动过程层面以及结果层面,下面我们就来一一进行解释。精神层面主要是指从精神的角度来分析艺术,把艺术作为一中文学价值的表现形态。活动过程层面是指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家创作艺术的过程就是他对显示生活的模仿,是一种自我创造和自我展示的活动过程。最后结果层面就是说艺术创作的最终结果就是艺术品,是艺术的存在形式,可以供人们进行欣赏。
文学价值体系的结构及功能
摘要:文学批评应该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阐释,实现对文学创作者、接受者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引导的价值活动。中国文学批评要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因价值立场游移、价值标准模糊、价值取向偏颇等问题导致的功能衰弱、公信力下降等困境,成为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向全社会喻示精神指向的引领者,就应该将价值体系建构作为主要课题进行探讨。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指的是支撑、引导批评主体对文学现象做出价值判断的,由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等构成的文学评价指标体系。它的构成要素是多元的、有序的。多要素之间以主导与辅助关系的轴轮结构,或低层与高层关系的阶梯式结构存在。
关键词: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多要素;多层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在有力把握文学现象、有效引导创作和阅读等方面表现得差强人意。一些批评者要么随意表达自我、随便宣泄情绪,要么在所谓学理性的名义下模糊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要么在传媒或圈子等的左右下违心地说些恭维的套话。批评与创作、批评家与作家、批评者与读者之间缺乏有意义的交流。这种状况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价值标准的多元乃至混乱等有关。鉴于此,有识之士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建构新世纪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改变文学批评面貌、强化文学批评功能的观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探讨较多谈论应该建构,较少论述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本身的性质、内容和特点;有的探讨只抛出价值体系的几条固定标准,没能论及这种价值体系的开放性、涵盖性、面对作品的实际阐释力和各条标准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正是基于对以上一些问题的思考,尝试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基本理解阐释出来,以期对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内涵
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指的是支撑、引导批评主体对文学现象做出价值判断的,由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等构成的文学评价指标体系。价值判断,是批评主体对文学作品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等做出的回答。价值取向,是明确表达肯否、褒贬、扬抑等的取舍态度。价值标准,是做出价值判断、表明价值取向的依据。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等其实都根源于价值观念,是价值观念的种种体现。价值观念,是对价值是什么、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什么决定价值、人应该追求什么价值等问题的理解。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论,它既体现对价值的理解,也体现对价值的追求。价值观念不是个人的认识能力问题,而是复杂深刻的社会现象。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取决于他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一旦他接受一种价值观念,他不仅能做出一个事物有无价值的判断,而且还会做出追求什么价值的选择。也就是说,价值观念必然体现出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必然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作用。只是,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引导作用不是靠强制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阐释事物的价值进而为人指出应该追求的方向实现的。
文学批评中,批评主体正是通过对作品价值的阐释,实现了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是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的关键因素。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社会性。我们不能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理解为凭空产生的孤立之物或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心血来潮游戏玩耍的偶为之物。它是社会生活现实、文学现实、文学批评现实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于研究、从事批评的人并促使他们做出积极应答的结果。孔子提出以“思无邪”“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为核心旨归的“兴观群怨”[1]185价值体系,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所做的应答;柏拉图抛出以“善”为核心价值尺度的文学评价体系,是因为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制度都不能令他满意;梁启超之形成与传统的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观念相对立的,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新的文学价值观,是因为内忧外患、混乱不堪的中国近代社会让他认识到“新民”的重要性;而我国在“新世纪到来的十几年间,重建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的努力已经初见轮廓”,是因为社会极速发展过程中的分层现象和底层写作现象给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时代课题。强调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社会性,不等于不承认它的差异性。研究或从事批评的人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影响和制约,而是带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审美理想等能动地接受影响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学评价体系的。客观因素影响的角度、程度、方向和效果等都会因不同的建构主体有不同的理想和需要而不尽相同。
多媒体时代的文学形态与文化价值研究
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著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如莫言、陈忠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陈忠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作者:逄增玉工作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