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范文10篇

摘要：墨子受孔子思想影响，其文学观念中有与孔子文学观念相近的内涵。然而，由于其所处阶级立场不同，核心价值观念有别，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以及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憧憬很不一样，因而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也就有颇大的差异。墨子在形式上保留了孔子所揭橥的文学概念，却抽掉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将文学变成“出言谈”的手段或工具，大大压缩了孔子文学观念的内涵，但同时增加个人言论创造作为文学的新内容，又使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墨子的文学观念不强调情感和审美，也与孔子的文学观念区别开来。

关键词：墨子；孔子；文学观念

Abstract:UndertheinfluenceofConfucius''''sliteraryview,MoZitookasimilarviewofliteraturetotheformer.Nevertheless,thetwomastersdifferedgreatlyintheirunderstandingofnatureandfunctionofliteraturebecausetheirdifferencesinstandpoint,keyideology,understandingofsocialrealityandexpectationofanidealsocialorder.AlthoughMoZireservedtheconceptofliteratureintroducedbyConfucius,heremovedthesystemandcultureofceremonyandmusic,thekeycontentoftheconcept.BygreatlyreducingtheconnotationofConfucius''''sviewofliterature,heturnedliteratureintoameansandinstrumentto“expressingthemind”andaddedproductionofpersonalspeechaspartofliterature,greatlyextendingthedomainofdevelopmentofliterature.

KeyWords:MoZi;Confucius;viewofliterature

墨子是继孔子而起的又一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他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国[注:墨子籍贯尚有宋人说、鲁阳说等，这里用孙诒让说。]，比孔子生活年代略晚。据《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1］他主张兼爱、非攻、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尚贤、尚同、天志、明鬼，创立了墨家学说。和孔子一样，墨子招生授徒，游说诸侯，希望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众多追随者。所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2］《吕氏春秋·尊师》。而他的学说的影响，贯串了整个战国时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2］《吕氏春秋·当染》。以致战国中期的孟子愤愤而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3］《孟子·滕文公下》直到战国末年，墨学与儒学仍然是世之显学。作为显学的儒学和墨学，对“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自然也受到儒学和墨学的濡染。

韩非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4］《韩非子·显学》孔丘和墨翟也被现代学者视为“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5］131。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不能不首先探讨孔子和墨子的文学观念，即探讨他们对于“文学是什么”和“文学做什么”的基本认识。关于孔子的文学观念，笔者已进行过初步探讨[注:见拙作《论孔子的文学观念》（《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游夏文学发微》（《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孔子、子夏诗论之比较——兼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之命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及《从〈民之父母〉看孔子诗教》。以上文章收入拙著《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而关于墨子的文学观念，尚无人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做一清理，以就教于方家。

摘要：作为一门课程，语文是学习者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传授着语言文字和口语、文章和知识的任务，学好语文对于学习者深入理解其他的学科有一定的帮助。语文教育与文学思潮息息相关，文学思潮是在适应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而产生的，它又能反作用于社会思潮及其变革，其中就包括语文教育思想和变革。本文主要探讨了我国现代文学观念对语文教育的各方面影响，并进行语文教育反思。

关键词：现代文学;文学观念;语文教育;教育反思

现代文学产生于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历史变迁的发展中逐步盛行的，是由于广泛受到外国文学的变化影响而形成的；致使其具有外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同时也发展变化具有中国自己特色文学的特征。现代文学观念作为一种科学的、系统化的教育思想无时不刻的影响着我国的语文教育变革，其反应的教育思潮逐渐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教育是国之根本，人们的成长离不开教育，我国的语文教育在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如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是当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应该面对的巨大挑战[1]。

一.现代文学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现代文学思潮逐步出现现代文学并随之民族化，使其成为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并现代化的主流思想。20世纪初期，许多国人抱着实现民族独立的政治理想抱负，掀起一阵民族独立的文艺思潮，努力打破陷入僵局的社会局面。这一时期，现代文学广泛吸收西方各个时期的文化思想、以及文学流派，其中包括全面学习了西方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创作方法等，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以及当下社会环境的特点，对学习到的文学思潮进行了重组和弘扬创作。鲁迅先生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到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且介亭杂文集》。”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影响，中国的现代文学与中国人们的自身生活切实相关，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的真实环境，为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鲁迅、郁达夫、周作人、冰心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早期开拓者，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突出了现代化与民族化相融合的特征，从根本上来讲，服务于人民。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解放的顺利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在这过程当中，通过一步一步贯彻党的文学方针，出现了老舍的《茶馆》以及贺敬之、郭小川等的诗歌，巴金、杨朔等的散文，现代文学的发展逐步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潮[2]。同时，历史的发展要求文学界从思想上一步一步废弃旧事物、旧思想，不断推动发展新事物、新思想，弘扬传统文化并勇敢创新创作新的文化。但有的事物并不会始终向着正确的方法发展，在这发展过程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这样一来，片面性、绝对化的观点会严重影响到现代文学的正确发展方向。文学的发展要求从实际出发，避免扩大化，一边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一边深化文化发展的思想教育，有利于社会思想向着客观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

摘要：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的确立，使得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然也存在着研究资料整理欠缺、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方法趋于单一、研究成果多数重复等问题亟待解决。未来的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需立足文献，撰写唐宋总集分类叙录；拓宽研究对象，众体总集之外，注重单体总集的体类细化研究；确立总集“异体”分类与“同体”分类两个维度的“分体”内涵，将视野延伸到多样化的“分类”方式上，注重“体”“类”相兼，关注总集体类设置对于其他文化典籍编纂体例借鉴；最后，在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的结合中，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推进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

关键词：唐宋总集;异体与同体;分体与分类;文学观念

一、引言

唐宋总集的编撰与出版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的热点。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学者更加重视总集作品的去取方式与原则、序跋对编纂宗旨的标榜宣扬，以及诗文评点中趣味的玩赏等方面的研究，而于总集编纂体例的关注则相对不足[1]。总集的体类设置，集中反映出编撰者对文学作品主题类别、功能价值、技艺层次以及文体特性的认识水平。总集的体类设置，集中反映出编撰者对文学作品主题类别、功能价值、技艺层次以及文体特性的认识水平。而总集文体类目名称的变迁，一方面可以见出文体创作的盛衰趋势，反映文体观念的新变，同时也是编纂者分类思想、文学观念的体现。唐宋总集在承继前人分类观念与分类实践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总集分类方式和分类层次。唐宋总集多样化编次体例与分类方式既是编者的分类思维和文学（文体）观念体现，同时也是时代特点、文化倾向的影响。因此，通过爬梳唐宋总集体类设置研究总集分类体例，探究唐宋总集分类观念，这既是建构中国古代总集分类学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凸显总集分类观念的民族和地域色彩的重要保障。

二、从文献描述趋于理论探究——唐宋总集分类体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从编纂实践层面来看，总集汇聚不同作者诗文作品成集，因此如何运用合理的分类体例来实现一部总集的编纂目的和实用功能是编者最先考虑的重要问题。受时代、受众、选入作品特质以及诸多因素影响，不同的总集分类方式各异，从而产生不同的类目、序列与分类体系。合理的分类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总集编者表达文学与文体观念，实现编纂宗旨和目的，便于读者取资检索；同时还能在编纂体例上为后出总集分类提供范式借鉴。而从分类批评上看，后人在衡量评价总集体例时，必以考量其体类命名、类目排序是否合理为前提。苏轼曾就《文选》的选文分类，提出“编次无法，去取失当”[2]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明文海》“分类殊为繁碎，又颇错互不伦”[3]，认为《文章类选》“标目冗碎，义例舛陋”[4]之处不可枚举，而《元诗体要》分类方式存在“或以体分，或以题分，体例颇不画一”[5]等弊病。此外又言《荆溪外纪》虽“采摭颇为详赡”，然“诗以绝句居律体前，律体居古风前，稍失次；又四言亦谓之绝句，而七言古诗之外又别出歌行为二门，亦非体例”[6]。总集分类体例是否合理，不仅体现在其文体分类标准以及文体类目名称设置上，文体类目的排序亦是重要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从具有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传统的文体分类学科体系介入中国古代总集体类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总集类目划分存在趋细趋繁、标准不一、不成体系等问题。这种忽略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区域性、民族性特点的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总集体类研究的深入发展。1981年，郭绍虞先生于《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中呼吁建立文体分类学[7]。文体分类学的正式提出，是学科内部的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具体说来，唐宋总集体类设置与文学观念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新世纪为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34年，薛凤昌《文体论》（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系列丛书之一）第一章“历代辨别文体的著作”，通过简单梳理《唐文粹》《文苑英华》《宋文鉴》《文章正宗》等总集的体类名目来分析文体流变情况[8]。金振邦《文章体裁辞典》介绍《河岳英灵集》《乐府诗集》《文章正宗》《唐文粹》《宋文鉴》《古文苑》等总集体类名目[9]。曾枣庄先生曾在《古籍整理中的总集编纂》系统地回顾和检讨历代总集的编纂体例得失时指出：中国古代总集（特别是大型总集）具有“分类锁屑，类目不清”“体例不纯，标准不一”[10]的通病，唐宋总集如《才调集》《文苑英华》《成都文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在体类设置上多少存在一些问题。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90年的增订本附录《古代文体分类》详细列出《文选》《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文粹》《宋文鉴》等总集的文体分类条目，为后学总集文体分类研究提供参考[11]。钱仓水《文体分类学》第三章“文体分类学的意义”指出文体分类对于总集编纂的重要意义，并分析《文选》“类聚区分”的文体分类体例对于历代总集编纂的影响[12]。至此，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成为新兴的学科门类，向学者敞开。新世纪以来，古代文体学研究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热点之一。2005年，吴承学先生明确指出古代文体分类学与文体类型学研究是文体学史研究的重点[13]。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推进和文献数字化的发展，唐宋总集体类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新时期，学者关注唐宋总集体类研究，多集中论述唐宋某一部总集的文体分类成就。巩本栋先生《〈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及意义》指出《文苑英华》分体反映出宋代文体和文学发展的若干消息，文体之下又按题材内容分类，既可见出文体演变的痕迹，还能充分展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反映出时人对事物的普遍认识水平[14]。郭洪丽《〈文苑英华〉赋类目研究》、孟婷《〈文苑英华〉散文类目研究》、高娟《〈文苑英华〉诗歌类目分类体系研究》三篇鲁东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开始关注总集文体内部细目分类问题。任竞泽《〈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史地位》体认真德秀“四分法”是融合功用性分类、功能性分类和形态性分类的分类方式，其实暗合现代文学分类法[15]。汪雯雯《初唐总集编纂的大国气象与文化输出——以〈文馆词林〉版本环流与分类结构为中心》关注到《文馆词林》“部”“类”统摄体类结构所彰显的新兴王朝囊括宇宙的霸气和生命力[16]。蒋旅佳《〈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指出《文馆词林》扩展《文选》二次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更具体系，为后世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和体类结构提供示范之本。[17]朱我芯《郭茂倩〈乐府诗集〉关于唐乐府分类之商榷》(《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S1期）针对《乐府诗集》中唐代乐府诗歌的分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研究成果多是针对唐宋时期较为熟悉或是在分类实践上有突出建树的总集进行单一研究。第二，一些研究者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圈定同种总集展开类型研究，并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在个案差异的基础上，关注共性趋同。郭英德先生选取唐宋时期《文选》类总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文苑英华》《宋文鉴》《唐文粹》等总集文体分类的方式与体类排序规则，挖掘唐宋总集二级分类的基本体式及其分类原则与分类实践，研究其与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因缘关系[18]。汪超《论〈文选〉对两宋总集编纂的影响》从总集编纂的技术指出《文选》“分体次文的原则”对宋代总集编纂产生直接的影响[19]。第三，选取某一具体时期总集编纂体例加以考察，通过众多总集分类体例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体例共性，进而探究该时期的总集文体分类观念及意义。这一类研究，以吴承学先生《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为代表。该文从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分类所反映的新、旧文体的衍生和变迁研究宋代文体与文学发展的新态势，总结出宋人文章总集大致有“以体叙次、以人叙次、以类叙次和以技叙次”几种类型，体现出宋人实用的文体观念[20]，文章为后学从事总集分类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指导，具有学术开拓之意义。蒋旅佳《科考视野下南宋总集分类的文章学意义》得益于吴承学先生《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的启示，分别探讨南宋时期的文章总集“以人叙次”“按时编排”“分体编录”“以技叙次”“依格编次”“按类四分”等体例所反映编纂者独特的关注视角和分类观念，这些分类方式统观在以古文为时文的科考视野下，具有重要的文章学意义。[21]王晓鹃《〈古文苑〉与〈文选〉赋体分类管窥》(《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将唐宋时期具体的某一部总集分类体例与《文选》加以比较，从而论述该部总集分类体例何以在承袭的基础上建构，这也是另外一种研究思路。第四，少数研究者注意到唐宋类编总集和地域总集分类体例的特殊性。张巍《论唐宋时期的类编诗文集及其与类书的关系》，将唐宋时期类编诗文集与类书联系起来，通过考察类编诗文集形成的过程，发现其在体例设置上借鉴类书的分类方式。[22]宋代地域总集编纂兴起，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宋代地域总集的分类体例与特色。蒋旅佳《南宋方志与地域总集编纂关系论——以李兼台州、宣城地域文化建树为中心》指出，李兼在长期的方志与地域总集的文献整理与编纂实践中，发现二者在辑录诗文文献史料上具有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2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地方观念在宋代逐步形成和强化，形成一种地志文学[24]。宋代地方志的人文化特点使其兼有地理志和地域总集的双重性质，而趋于定型的类目体例以及多样化的诗文编录方式，为宋代地域总集的编纂体例提供了借鉴。蒋旅佳《论宋代地域总集编纂分类的地志化倾向》指出《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取资地方志设置类目名称，《宣城总集》《吴都文粹》《赤城集》则仿效地方志类目体例编排作品[25]。

尽管任何朝代的帝王都有性选择与宣泄的“泛爱”权利，但是无论生活如何糜烂，在诗文创作中、在皇族生活与宫廷文化中都是耻于言说而矜于雅正的。虽然魏晋已降，诗歌曲调就已受到风谣影响，然而其影响都不若齐梁时代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因为无论是风谣曲调的流靡，还是狎伎娱情的轻艳，在萧氏帝王主政后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并张扬于皇族文化与宫廷生活中。由于这种个体家族的喜好，转变了皇族生活与宫廷文化的传统观念，且萧氏家族对文学的偏爱又使这种喜好扩张到诗文创作的领域中，进而引发了齐梁时代诗文创作从形式到内容雅中见俗、俗情雅化的诗风转向。萧氏家族对皇族生活与宫廷文化的这种决断性影响，正是通过齐梁年间几个影响较大的萧氏文学集团来实现的。

一、萧氏文学集团的风谣喜好与引谣入诗

自魏晋至隋，西曲民谣逐步传入歌诗曲调之中，一改传统歌诗雅言正声的特点。《乐书》云：“由魏抵隋，上下数百年间，偏方互据，析为南北。郊庙之外，民谣杂出。非哀思淫靡之音，则离析怨旷之曲也。故江左虽衰而章曲可传声西曲是也。”［1］而在民谣传入歌诗的过程中，帝王文学集团对风谣之喜好，则无过于齐梁萧氏文学集团；齐梁时代也比魏晋已还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调风谣对诗文创作的新变作用。因此，无论“永明体”还是“宫体”文学都带有明显引谣入诗的特征。从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开始，这个家族钟爱民间风谣的喜好便在皇族生活与宫廷文化中张扬。“帝幸乐游宴集，谓俭曰：‘卿好音乐，孰与朕同？’俭曰：‘沐浴唐风，事兼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后幸华林宴集，使各效技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2］593这里《子夜来》即是吴声十曲之一［3］640，因齐高帝萧道成好音乐，所以群臣弹琵琶、弹琴，且歌且舞，将吴歌西曲带入宫廷与君同乐。上之喜好对于国风来说无疑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倡导，萧道成素以恭俭闻名尚且如此，到武帝就不只是听听看看吴歌西曲便罢了。《乐府诗集》中载“：《古今乐录》曰：‘《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常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犹行于世。宝月又上两曲，帝数乘龙舟，游五城江中放观，以红越布为帆，绿丝为帆纤，钅俞石为篙足。篙榜者悉著郁林布，作淡黄袴，列开，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犹在。齐舞十六人，梁八人。’《唐书•乐志》曰：‘梁改其名为《商旅行》。’”［3］699这里记载齐武帝萧赜喜欢作西曲，所作之《估客乐》和谐、哀婉、感忆，“犹行于世”，并且被后人记载于《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之西曲歌里。流传到梁的时候，又被梁人改为《商旅行》，继续了它的传承。齐武帝的儿子郁林王萧昭业在父亲萧赜去世后“大殓始毕，乃悉呼武帝诸伎，备奏众乐”“，及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辒辌车未出端门，便称疾还内。裁入阁，即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震响内外”。［2］136而东昏侯萧宝卷在被斩杀前还曾“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2］157。

齐朝高帝赏西曲于宫中，武帝制曲并游作娱乐于宫外江渚上，郁林王与东昏侯迷恋西曲歌伎则不分时间、地点与场合。而尚歌西曲之群臣皆为士族文人，这样风谣西曲的韵调不仅由乡间闾里进入宫廷文化中，还进入到士族文化圈中，并由于永明年间南齐萧氏文学集团成员的倡导与实践，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萧子良文学集团主将周颙“著《四声切韵》行于时”［2］895，沈约“撰《四声谱》”［4］而形成“声律论”，倡于永明年间，因之而成“永明体”。我们知道“永明体”新体诗文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所以周颙、沈约等人是永明诗体新变的重要人物。钟嵘说沈约的诗“见重闾里，诵咏成音”［5］76而被乡间闾里喜欢，一方面说明沈约诗歌韵律别致上口，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所提倡的运用声律进行诗文创作与民风民谣密切相关。尤其是钟嵘所说的“蜂腰鹤膝，闾里已具”［5］28，更能为引谣韵入诗做有力证明，因为“蜂腰鹤膝”是沈约总结之“八病”中的两病，说“闾里已具”，恰恰证明沈约八病出处乃来自民谣。至此，经过萧齐帝王与萧子良文学集团的倡导、借鉴与发展，在南齐诗文创作中开始以引用民谣语言声、调、韵的形式，进行诗体新变的创作。也就是说，其引谣入诗是从声调、节奏和韵味三方面入手来追求民间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创新。到萧梁一朝，萧衍父子喜欢民谣西曲则更有名。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之西曲歌中至今还有梁武帝萧衍根据民谣编作的《襄阳踏铜蹄》、简文帝萧纲所作的《乌棲曲》四首、元帝萧绎所作的《同前》六首，以及沈约、萧子显、徐陵、庾信等人的西曲歌作品。这说明梁代萧氏帝王文学集团在声韵方面继续引谣入诗，承续了萧齐一朝的新变遗风。但与萧齐一朝不同的是，萧梁文学集团不仅从民谣语言声、调、韵的形式方面继续引入，更将民谣的咏情风俗与美人情结以及以此为诗歌内容的风尚也借鉴过来。这一点我们从梁武帝纵容宗室与士族在家豢养歌舞艺伎，每逢宴饮游作便有家伎侍陪，以及萧氏父子在“宫体”新变中的咏美人题材便可看出。如萧衍的《子夜歌》二首：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朝日照绮窗。光风动纨罗。巧笑蒨两犀。美目扬双蛾。［6］1516萧纲的《咏美人看画诗》：殿上图神女。宫里出佳人。可怜俱是画。谁能辨伪真。分明净眉眼。一种细腰身。所可持为异。长有好精神。

庾肩吾的《咏美人看画诗》：绛树及西施。俱是好容仪。非关能结束。本自细腰肢。镜前难并照。相将映渌池。看妆畏水动。敛袖避风吹。转手齐裾乱。横簪历鬓垂。曲中人未取。谁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识。唯听使君知。［6］1993从以上美人题材的诗歌兼及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来看，萧氏文学集团喜欢同题作诗，如上面的萧纲和庾肩吾之《咏美人看画诗》，有着有意倡导吟咏同一题材的作诗倾向与和诗氛围。同时，相对于画家以画笔来赞颂美人之美而言，萧氏文学集团所带领的文人群体是用诗笔来吟咏美人，具有以语藻雕绘美人模态之美的特点。如果说萧衍文学集团对风谣的借鉴还处于语言形式美向内容题材的过渡阶段，那么从萧纲开始，已经大量借鉴风谣歌咏女色表现怜情的诗歌题材，从最初的引谣韵入诗发展为引谣情入诗。也正因如此，才形成了齐梁诗歌音韵流畅、语调哀婉、声色俱佳、不雅不俗之特点，“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7］，被后人评为缺少气骨与精神。不过这很正常，因为齐梁诗歌与弘扬气骨精神的诗歌走的是两条艺术道路：一条是形式唯美之路，一条是功利审美之路。而艺术赏鉴之路本来就应是多元而不该是一元绝对化的，可惜有些人实在是过于模式化、过于原则化，以致于走上审美的偏狭之路。

二、萧氏文学集团的市井原性与雅俗兼美

诚如著名法学家苏力先生所言，法律与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①。一定时期的法律与文学都是对该时代社会民生的反映，二者相辅形成，共同记录着一定时期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理念。在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文学家尝试用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法律故事来印证史书的记载，如《史记》、《礼记》、《吕氏春秋》、《包公案》等等。透过这些“文史互证”的文学作品，我们将不难把握各种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理念。

1法治理念

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萌生于春秋时期。进入春秋时代以后，礼崩乐坏，封建制开始解体，天下混战，国无定则。法家思想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其基本理念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记载于《史记·商君列传》②的典故“作法自毙”中，即使是曾经受封商地十五邑的变法重臣也难逃国法制约，落得车裂而死的悲惨下场，法治理念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既商鞅之后，韩非子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例如，记载于《商君书》中的寓言：“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③，就是对法律“定纷止争”作用的生动阐释。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这则寓言通过浅显易懂的小故事启示统治者，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法律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也不乏许多反映法治理念的精彩章节，其中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就反映了宋朝“民不可私杀牛”的相关法律。据有关学者统计，《水浒传》中颇多杀牛宰马的情节，加上吃食的情节，总共有14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指明是牛肉。中国人早先是吃牛肉的，但到春秋战国，牛成了战略物资，用来耕地，不许杀来吃。秦朝时，杀牛是罪，少说也判一年半，牛老了必须交给官府，官府说能杀才可以杀。对于私自杀牛，官府还鼓励检举揭发。这条法律在封建时期一直维护得很好。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水浒传》中会如此频繁地出现杀牛吃牛肉的情节了：吃牛肉代表了造反精神。有身份的人不轻易吃牛肉，一般屠夫不杀牛，镇关西也不杀牛，只有极像强盗的人才杀牛，比如史进在家里杀牛，母大虫顾大嫂的黑店门口挂牛肉。由此可见，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人们的法律理念。

2无讼理念

同样是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除了崇尚法治的法家学派外，一个对中国文化影响更为深远的学术流派就是儒家。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同时也是“无讼”论的奠定人和倡导者，例如在《礼记·大学篇》中就记载着他的无讼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④儒家在正面宣扬无讼的益处和美好的情景的同时，也制造了为讼以害的反面舆论。例如：“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记载于《吕氏春秋·离谓》中的“邓析事件”就是中国最早的贱讼证据之一。

【论文摘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的萌生发展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特点的、不断流动变化的过程。中国女性文学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发现和女性意识的觉醒而走进文学史的。同时，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作家作品的引介也开阔了作家的视野，它们共同催生中国第一个女作家群体，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在此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前行中日趋成熟。

【论文关键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批评

在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引入无疑是唤起现代女性意识觉醒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但是，它为中国当代社会对女性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消化和理解提供了许多经验。中国当代文学向女性精神与心灵的深处拓展，体现强烈的女性价值感与女性主体性更是得益于西方较为成熟的女性文学观念。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观的形成是带有本土特色、具有阶段性特点、流动变化的过程。

一、女性主义文学观念的产生

女性主义提倡打破男性话语权，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女性主义文学观的产生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密切相连的。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产生，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并迅速在全社会扩展开来。l9世纪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妇女向本阶级男性统治者要求参政、就业、受教育等具体的平等权利，是仅停留于表面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实际上并未触及父权文化自身。少有的女作家的创作还不能受到社会正视，女性文学批评当然没有形成气候。

20世纪60年代以后，女权运动再度掀起高潮，广大女性真正对父权制思想文化本身提出质疑，才有了理论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应地出现大量女权主义的论著，为妇女言论提供了阵地。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陛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形成。尤其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肖沃尔特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她主张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撰写的第一部英国女性小说史《她们自己的文学》于1977年问世，她明确提出女性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发掘出大量被父权制文学史湮埋的女作家，对一些有影响的女作家也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论文关键词]“新写实”现实主义典型化嬗变

[论文摘要]“新写实”小说是2O世纪8O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学思潮，它以世俗化的新“写实主义”，疏离政治，视点下移，使现实主义文学从崇高跌落到世俗，以凡俗众生为叙述主体，选择下层百姓的世俗生活作为表现对象，展示人们的琐碎生活和生存烦恼，还原了生活原生态。“新写实”小说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社会转型期的嬗变，表现出从典型化转向世俗化价值取向，以作家主观情感的隐匿，颠覆了被长期奉为经典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在“新写实”小说出现之前，现实主义作家一直注重现实政治、社会历史及时代变迁，表现人生命运与精神理想，充满使命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池莉、方方等“新写实”小说作家虽然举起的仍是“写实”的旗帜，但是，“当他们操持着各自的话语方式来对现实和历史作出‘如实’刻画的同时，竞集体地溢出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轨道’，f。

一、从反映本质真实到描写生活真实

在20世纪8O年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文学浪潮中，“新写实”小说无疑最引人注目。它出现于1987年，以池莉的《烦恼人生》和方方的《风景》为开端。其后，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作品相继面世，渐渐形成了新的创作群体。“新写实”小说作家并没有像“寻根文学”那样提出明确的理论主张，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什么是“新写实”，只能“含而糊之地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_2]。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都是“写实”的文学。传统现实主义要求反映生活本质，塑造典型形象，这就需要对已有生活进行选择、加工和提炼。什么是本质真实，现实主义似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中，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理解：所谓本质真实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时代面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具有典型性的社会生活。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塑造英雄典型，批判腐朽落后，推动社会进步，因而常常选择那些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重大题材，展示时代风云：我们通过鲁迅的小说，深刻认识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看到了五四新思潮影响下觉醒了的青年一代对封建专制者的反抗和斗争；茅盾的小说《子夜》，则以旧上海畸形繁荣的资本主义大都市为背景，描写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死搏斗，为我们展示出上世纪2O年代末3O年代初从城市到农村乡镇广阔的社会生活。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学大师的创作，一直被奉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

主观意识领域的社会价值观念对社会生活形态的反映，如何正确地反作用于当代的文学创作，使当代文学学科和文学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同时又通过文学作品来反映实际、影响实际及社会价值观念是当前文学创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中，笔者从文学创作与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出发，并回顾了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的主流指导思想演变的过程，来探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的当代文学创作，企图找到答案，望与读者产生共鸣。

一、文学创作与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从科学的角度全面地阐明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它认为主观与客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客观决定主观，主观是客观的反映，客观不依赖主观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主观能动地反映客观并对客观事物的发展产生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是对文学作品的反映，同时也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发展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社会组织、分配关系等日趋多元化;政治上，表现为行政公开化、参政议政形式多样化;文化价值形态上，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开放文化与西方文化包容并存;思想观念上，既有积极向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如平等意识、创新精神、开放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助人为乐意识)，同时也有消极落后的思想意识(如利己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主义、极端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能否认，我国公民当前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正从单一走向多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先进，其中有对优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对西方国家先进思想的吸收，也有一些外来的糟粕，但文化的多元化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永恒价值，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对当前中国客观发展在思想层次的反映。而文学作品也属于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因此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是对文学作品的反映。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文学作品的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或妨碍作用文学作品属于客观的物质层面，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方面，主观反映客观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反作用在当今社会也多有体现。如，当前社会价值体系中重视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增长，于是市面上有许多类似于股票投资的书籍热卖;当前国人价值观中的急功近利，使得类似《杜拉拉升职记》《如何成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等书籍的流行;当前国人的道德沦陷使得类似张悟本等人大行其道，其所作书籍也被追捧。当前网络的流行也使得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文学形式得以发展，网络文学的勃起，是对传统文化格局的根本性颠覆，怀揣文学梦想的每一个人都能将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网络展现在公众面前。正因为网络文学创作的准入机制取消和门槛低，使得网络文学创作中存在大量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还有当前公众的审美疲劳导致类似芙蓉姐姐、凤姐等人物的流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也各式各样，等等。由此可见，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文学作品的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或妨碍作用。

二、当代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

摘要：文学批评应该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阐释，实现对文学创作者、接受者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引导的价值活动。中国文学批评要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因价值立场游移、价值标准模糊、价值取向偏颇等问题导致的功能衰弱、公信力下降等困境，成为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向全社会喻示精神指向的引领者，就应该将价值体系建构作为主要课题进行探讨。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指的是支撑、引导批评主体对文学现象做出价值判断的，由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等构成的文学评价指标体系。它的构成要素是多元的、有序的。多要素之间以主导与辅助关系的轴轮结构，或低层与高层关系的阶梯式结构存在。

关键词：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多要素；多层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在有力把握文学现象、有效引导创作和阅读等方面表现得差强人意。一些批评者要么随意表达自我、随便宣泄情绪，要么在所谓学理性的名义下模糊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要么在传媒或圈子等的左右下违心地说些恭维的套话。批评与创作、批评家与作家、批评者与读者之间缺乏有意义的交流。这种状况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价值标准的多元乃至混乱等有关。鉴于此，有识之士纷纷从不同角度提出建构新世纪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改变文学批评面貌、强化文学批评功能的观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探讨较多谈论应该建构，较少论述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本身的性质、内容和特点；有的探讨只抛出价值体系的几条固定标准，没能论及这种价值体系的开放性、涵盖性、面对作品的实际阐释力和各条标准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正是基于对以上一些问题的思考，尝试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基本理解阐释出来，以期对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建构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内涵

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指的是支撑、引导批评主体对文学现象做出价值判断的，由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等构成的文学评价指标体系。价值判断，是批评主体对文学作品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等做出的回答。价值取向，是明确表达肯否、褒贬、扬抑等的取舍态度。价值标准，是做出价值判断、表明价值取向的依据。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标准等其实都根源于价值观念，是价值观念的种种体现。价值观念，是对价值是什么、什么有价值、什么没价值、什么决定价值、人应该追求什么价值等问题的理解。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套抽象的理论，它既体现对价值的理解，也体现对价值的追求。价值观念不是个人的认识能力问题，而是复杂深刻的社会现象。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取决于他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一旦他接受一种价值观念，他不仅能做出一个事物有无价值的判断，而且还会做出追求什么价值的选择。也就是说，价值观念必然体现出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必然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作用。只是，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引导作用不是靠强制命令的方式，而是通过阐释事物的价值进而为人指出应该追求的方向实现的。

文学批评中，批评主体正是通过对作品价值的阐释，实现了价值观念的引导作用。批评主体的价值观念是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构成的关键因素。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决定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社会性。我们不能将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理解为凭空产生的孤立之物或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心血来潮游戏玩耍的偶为之物。它是社会生活现实、文学现实、文学批评现实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作用于研究、从事批评的人并促使他们做出积极应答的结果。孔子提出以“思无邪”“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为核心旨归的“兴观群怨”[1]185价值体系，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所做的应答；柏拉图抛出以“善”为核心价值尺度的文学评价体系，是因为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制度都不能令他满意；梁启超之形成与传统的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观念相对立的，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新的文学价值观，是因为内忧外患、混乱不堪的中国近代社会让他认识到“新民”的重要性；而我国在“新世纪到来的十几年间，重建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的努力已经初见轮廓”，是因为社会极速发展过程中的分层现象和底层写作现象给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时代课题。强调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社会性，不等于不承认它的差异性。研究或从事批评的人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影响和制约，而是带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学观、审美理想等能动地接受影响从而建构自己的文学评价体系的。客观因素影响的角度、程度、方向和效果等都会因不同的建构主体有不同的理想和需要而不尽相同。

一、语言学转向前后的语言观：“工具论”和“本体论”

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学观念的变革中，内在地包含着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从变化的总趋向看：是由过去的语言“工具论”到语言“本体论”。二者之间的学术界限是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前，语言是“工具”、“手段”、“形式”、“载体”、“媒介”。在词典中的经典表述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小说中，语言只是一种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自身并无价值可言；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要素，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

工具论意义上的“语言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成为创作的信条。无论是作家，还是理论家抑或是批评家，都将语言视为表达思想、交流信息的“工具”，语言不过是创作的副产品，小说语言的选择只不过是工具性的选择，而不是小说存在方式的选择。

但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所定义的“语言”区别于上述语言观。海德格尔有一个著名的命题：“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说明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一切认识离不开语言。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认为：“最好的词汇的最好的排列就是诗”。正像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语言也是诗的存在方式，而且，语言按最好的排列方式组合起来，才成为诗。从语言的自然存在到语言的最佳排列，存在一定的审美法则，这决定了构成诗的语言不可能是简单的工具。按雅各布森的说法，“语词在诗歌中的作用不只是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实实在在的客体，是自主的、具体的实体……词和词的排列、词的意义、词的外部和内部形式具有自身的分量和价值”在这儿，语言是本体，是文学的元素，语言在文学中不再只是“表现”生活，塑造形象的“工具”，语言本身也是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是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组成部分，语言本身就是艺术、就有美。这里虽然谈的是诗歌语言、文学语言，但涵盖了小说语言。

受西方这一理论的影响，我国的小说语言观念也从“工具论”逐渐转向“本体论”。1980年代后小说语言观念的转变在创作和理论中已经若隐若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