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范文10篇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甚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做参考的数据：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甚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做参考的数据：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史学界往往把“文学革命”作为陈独秀、胡适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此说应有商榷之处。早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期，在梁启超的领导下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正如郭沫若所说：“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1］（P186-192）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为配合变法运动，更有效地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曾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新运动。梁启超勇敢地担负起创立新文化的使命，先后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全面而具体地阐述了文学革新的纲领和目标，为建立资产阶级新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开展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近代诗歌也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19世纪末，“诗运殆将绝”，诗的境界已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歌要想发展，必须另辟新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须由哥伦布之再发现新大陆。梁启超又指出，诗界要革新，也应向西方学习。他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2］（P58）明确提出诗歌要为改良运动和启蒙思想服务，表现新的生活和理想。其宗旨是“以旧风俗含新意境”，即“新意境”、“新语句”、“新风格”三长兼备。“新意境”即新的思想内容和描写对象。梁启超表示：“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他用诗歌热情地歌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歌颂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华盛顿、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出现在他的诗中并得到热情讴歌，大大开拓了近代诗歌表现的领域。如：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诗中忧国忧民、渴望为祖国的统一建立丰功伟绩的陆游的形象，正是作者人格的写照，字里行间，渗透着爱国者的满腔血泪。“新语句”即运用“欧洲语”、“新名词”，大胆地采用俚语和西方的语言，极力进行新的尝试和探索，改造和利用骚体诗，出现了诗歌通俗化的趋势，其形式逐渐向白话诗靠近。如：“悲歌不尽铜驼泪，魂梦从依敬业旗。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不愿金高北斗寿东海，但愿得见黄人捧日、崛起大地、而与彼族齐骋驰。”诗句伸缩自如，风格一泻千里，有不少散文化的句子。“古风格”即传统诗词中的韵味格律。梁启超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和“旧风格”谐和，避免不伦不类的状况。当时，部分留学生正在提倡音乐教育，歌词创作风行一时。在此影响下，黄遵宪写作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新体”诗。梁启超对《军歌》大为赞赏，认为其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他认为，有韵之文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清朝统治以来，这一传统中断，因而，文学对国民的影响也就因之隔绝。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进，“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总之，在近代文学史上，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与梁启超的提倡、推动和指导是分不开的。

二、小说界革命

清朝末年，随着西洋小说及理论的传入，小说巨大的社会作用开始被人们认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崛起后，维新派迫切需要一种有力而通俗的宣传工具。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新小说及其理论应运而生。新小说的突出特点是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无不与救亡图存、改良群治息息相关，从而刷新了中国小说的格局，揭开了小说史上新的一页。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以未来60年后的中国维新成功揭开序幕，昭示了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小说的主干部分则是记述改良派黄克强与革命派李去病关于革命与改良的一场大辩论，内容几乎囊括了本世纪初爱国志士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论争的基本要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梁启超本人流亡日本初期徘徊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内心矛盾的自我解剖。小说打破了古典小说以故事为基本构架的叙事模式，大规模地融入散文和诗的笔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20年梁启超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充分估价了小说的社会作用，鼓吹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3］（P81）梁启超认为，小说“汪而易解”、“乐而多趣”，有着很大的普及性，会在广大社会下层中得到大量的读者。梁启超进而认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神力”。即能潜移默化，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影响，移易性情；能够激起感情的波涛，如醉如痴；能够使人入化角色，陶冶性格。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对文学的特征、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文学的思想性等，都作了比较精到的论述。梁启超创作的小说，多采西洋史实材料，亦好掺用新名词、新语句。在他的影响下，翻译小说风靡一时。这对以后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先导和滥觞的作用。

三、文界革命

论文关键词:文学革命理论视界知识社会学进化论人道主义

论文摘要:文学革命作为历史事件已渐行渐远，但其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元话题”。如何认识其理论资源，话语方式，内在结构与历史效用……不仅成为我们解释历史的必需，而且是我们现时的“在”的敞开。在伴有近一个世纪的文学经验与文化资源的参照下，我们发现“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点、进化论的论证方式、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核，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构架。

文学革命作为历史事件已渐行渐远，但其已然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元话题”。在伴有近一个世纪的文学经验与文化资源的参照下，我们会发现试图用单向一元式思维去把握五四只会是无所适从。正如E，卡西勒所说:“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与追求、破坏与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自然，要真正了解“文学革命”的理论视界，只能将其还原为现象本身，在遵循其发展变化、破坏与建设的具体进程中才有可能实现。本文正是循着这样的一条思路，力图贴近“文学革命”的本身，去深人把握他的理论资源及其影响。

1917年远在美国的胡适“首举义旗”，发表了《文学改良当议》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次月，陈独秀以“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的激进和昂奋，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高竖“文学革命军”大旗，力倡“三大主义”。尔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人纷纷撰文予以响应，激荡鼓呼，一场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在以《新青年》为核心的阵地上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现在我们以阐释者的眼光进人《文学改良当议》、《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我之文学改良观》、《易卜生主义》、《再答胡适之》等策源文章时，可以直觉到发动者强烈的功利实用心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开篇就道出“文学革命”的目的，中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曾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尽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其目的是将文学革命的价值直接导引到政治道德领域，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钱玄同称:“要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须“驱除淘汰那陈腐的旧文学”。胡适受经验理性主义的熏陶，在《文学改良当议》中虽多从文学自身诸种因素置言，但也很快由“当议”转而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由平和而激进，在《易卜生主义》中也是高呼“……若要政治好，须先认识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娟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缝凝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现在许多论者在评价“文学革命”时往往以此为据，苛责其政治功利与实用理性的倾向。显然，此种言说只是停留在浅层的性质皮相。

近代以来，先进知识者“别求新声于异帮”，积极引进西学，旨在变革中国社会种种的腐朽破落，其作用并非在于政治一途，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伦理、教育、文学、宗教各个方面。民族式微、国势颓败引发的生存“大恐惧”让其种种努力都不可能限于纯粹学理的冷静，而是努力建构知识理论与社会变革以及政治新变之间的关系。用舍勒的观点来说，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知识类型与质料与社会结构与性质之间的互动关系。可见，在启蒙知识分子那里，其理论视界中最为重要的一维便是知识社会学。甚至可以说，整个新文化运动都带有鲜明的知识社会学色彩。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启蒙，则启蒙意味着:种种新型的(‘科学的’)社会知识具有直接的政治效能，社会知识成为一种社会行动—科学理念成为实在的政治力。社会制度安排须按科学的知识原理来构建，而不是按传统的(无论基督教还是儒家的价值理念)来修正(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在那种学说纷纭，思潮迭起语境中，文学自然也被融人这样的一种实践情境，至于追求其功利效用也就自然而然了。

一种个体言说在知识社会学视界内似乎天然的就具有一种由个体论述向主义话语转变的冲动。于是面对“当议”，陈独秀觉得缺少内在的力度，于是紧随其后张起“革命大旗”，用“写实”、“平民”、“社会”“三大主义”取代“八事”。“主义”与前面的“当议”不同，“当议”只是知识分子的个体话语，其目的是唤起注意，从而在共同的话语建构中寻求改良的可能。而主义话语是在寻求一种社会合法性的地位，于是他们的思维成了一种行动性思维，一种革命性意志。于是“易卜生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写实主义”等等口号纷纷出台。一旦主义话语形成，个体言说中的行动势能就会突破纯粹的理性领域实现释放的领地，并且会以一种近似如非理性的方式来固化自我言说的优越性和不可移易性。于是胡适被陈独秀的独断意志所征服，称自己“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于是孕育于传统中的白话与文言，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白话文学和文言文学、俗文学和高雅文学、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等等一系列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都被设置成一种偏至状态。在一种自我绝对化的致思路径中后者的命运自然堪忧，最终他们被置于一种敌对、异己的情境中。于是白话文/文言文被新文学/旧文学同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就与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境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对新文学的成长投入了满腔热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地积极开拓的元勋，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作家胡适先生。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关于胡适对白话文学的贡献，常戴着有色眼镜来评价这位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也很少对其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这既违背了史家“不掩恶，不溢美”的作史道德，也不符合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我们应当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一个全面的回顾，对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胡适先生重新认识和评价。

胡适对白话文学的贡献主要在诗歌和文学主张方面。早在1915年，二十四岁的胡适在留学美国时，就破天荒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当时与胡适一同去美国的青年，支持胡适的人寥寥无几，但胡适文学改革的意志异常坚定，可以说是义无反顾。当他的好友梅光迪反对他时，胡适写了一首诗进行反驳并自我鼓励：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褂，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胡适在这首如同大白话的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这一主张早于《新青年》三年，可以说，文学革命发轫于胡适一点都不夸张。与此同时，胡适更不顾在美国留学的同仁们的反对，自己尝试着用白话作文写诗、写剧本。他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尽管其诗歌写得幼稚且缺乏情趣，但诗集的开拓之功是不容磨灭的。他在1916年8月4日寄给好朋友任叔永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胡适极力主张废除文言文，改用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作诗、作文，他说：“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当他的好朋友都竭力劝他莫冒险提倡白话文学时，胡适的决心更大，他说：“吾志决矣。

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可见他在思想上做好了失败的打算，抱定了百折不回的决心。这些对文言痛加排斥，全盘否定而又不遗余力地实践新文学的观点为白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如此，胡适还在报纸上和给朋友的信中大肆宣传白话文学，主张人们都摒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他从中国文学史中梳理出白话文学的传统，指出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更从欧洲文学革命取得的经验中获得启发，断定以口语代替远离口语的毫无生气的古文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受到了复古派的围攻和喧嚣鼓噪，尽管他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但他始终毫不懈怠地为白话文学呐喊，文学革命的信念从来不曾动摇过。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在复古派看来非常荒唐而又离经叛道的文章，却为白话文学注入了一支强心剂，是一篇讨伐文言文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今天看来这八项主张并不算多么新颖惊人，可那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语。这八项主张实是对空洞无物的文言文彻底铲除，虽然有些观点并不是很完美，但它对僵死的文言文已构成摧枯拉朽的扫荡之势。这些文学主张的抛出奠定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大旗手的历史地位。

当然，胡适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诗人、文学理论家，他的思想感情同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他的文学革命主张也只能是在推翻古文学，提倡白话文学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它不可能构建一种内容充实，生动活泼，带有劳动人民感情，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崭新的文学形式。但是胡适在新文学诞生期，为新文学的滋生、培育，身体力行地亲身实践，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当我们回顾那段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无论如何，都应该肯定这位新文化运动先驱曾经立下的丰功伟绩。

现代诗人汪静之第一本新诗集《蕙的风》于1922年8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甫一问世，褒贬声纷至沓来。特别是三位知名的重量级人物———新诗的积极鼓吹及实践者胡适、朱自清、刘延陵———同时为之作序，为文学小弟汪静之“叫好”，更不啻给文坛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因此，很快在1922年11月5日的《时事新报•学灯》上就出现了署名陈校方的讥讽挖苦文章《仗着新偶像赚钱的著作家》，因《蕙的风》有胡适、朱自清、刘延陵三人作序，作者讽刺汪静之是“仗着新偶像们赚钱”的“小小的刮钱家”。今天看来，我们觉得这样的讥讽挖苦方式似乎显得很可笑，但也因此不免让人发出种种疑问：一是为什么一本诗集，汪静之居然要请三位大家作序？二是为什么胡适、朱自清、刘延陵都欣然应允为之作序呢？三是在当时文学论争的大背景下，作序者们所构建的话语空间到底发挥了怎样的战斗力量？

一、作序的缘由及过程

胡适在“五四”前夕指出：“社会的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1]作为“五四”运动基石的个性解放思想比较早的植入了少年汪静之的心，1919年还在屯溪上茶务学校的汪静之就开始学写新诗，1920年转赴杭州第一师范学习，并开始发表新诗作。汪静之邀请朱自清、刘延陵为《蕙的风》作序乃舟水之便。朱自清1920年5月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8月便偕妻武仲谦、子朱迈先赴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这是朱自清一生服务于教育界的开始。这一年，因脑疾在美国留学两年未完成学业的刘延陵也转道来到杭州一师执教英文，开始了与朱自清的至交生涯。汪静之也于1920年转入杭州一师学习，朱自清、刘延陵作为教师，汪静之作为学生，但他们年龄相差仅三四岁，刘延陵稍长，也不过相差七八岁，很容易沟通往来，结成兄弟般的师生情谊。朱自清浙江第一师范开始教师生涯，并在浙江第一师范刊物《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上陆续发表了短论《自治底意义》、小说《新年底故事》、杂感《奖券热》等，同时，也创作了多首新诗作品。刘延陵还给《浙江第一师范十日刊》专门写了发刊词。这些都不能不给还是学生的热爱新诗创作的汪静之留下深刻印象。1921年暑假，朱自清回扬州度假，就聘母校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教务主任，却只坚持了两个月就因故离开。当时，朱自清曾写信给好友俞平伯说：“我在八中因为太忙了，教员学生也都难融洽。几经周折，才脱身到此。现在在中国公学教国文，系刘延陵介绍。”[2]也就是在吴淞中国公学，1921年10月秋高气爽的美好日子，朱自清与刘延陵、俞平伯，以及新结识的叶圣陶，四个平均年龄才25岁的年轻人聚到一起，产生了他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一个足以影响、推动中国新诗发展的决定。这就是他们决定筹办中国现代诗坛第一本杂志《诗》月刊。

刘延陵对这一段美好往事曾回忆道：“我们初到此地的一个月里，几乎每天下午都同往海边去游逛一番。有时还一同踏上由巨石杂乱地铺垫而成，像一只手臂伸进海面的‘半岛’，然后一颠一拐地彳亍到它的极端，试寻美丽的贝壳，或者静听着比在岸上听得更清楚的神秘的涛声。有一天下午，我们从海边回学校时，云淡风清，不冷不热，显得比往日尤其秋高气爽。因此，我们一路上谈兴很浓；现在我已不记得怎么一来，我们便从学校里的国文课谈到新诗，谈到当时缺少专载它们的定期刊，并且主张由我们来试办一个。那时我们都才二十几岁，回到学校后，马上写了一封信寄给上海中华书局的经理，征求该书局我们计划中的刊物担任印刷与发行。几天后接到回信。邀我们于某一时刻，访问该书局编辑部的左（左舜生）先生，谈商一切。我们如约而往，谈了一小时就达成协议”[3]。也就在此时，还在浙江省一师读书的汪静之和潘漠华，带领魏金枝、柔石、冯雪峰等同学，以及其他几个中学的学生二三十人，发起成立了晨光文学社，并请朱自清、叶圣陶担任该社顾问。据冯雪峰后来回忆：“活动是常常在星期日到西湖西泠印社或三潭印月等处聚会，一边喝茶，一边相互观摩各人的习作，有时也讨论国内外的文学名著；出版过作为《浙江日报》的副刊之一的《晨光》文学周刊，发表的大都是社员的作品。”“尤其是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习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4]在这样的背景下，汪静之请朱自清和刘延陵给即将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作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汪静之请朱自清作序是在1921年的2月，当时朱自清在上海闲住，接到了汪静之的邀请信及10多首新诗，同年10月，汪又将编成集子的《蕙的风》寄去，共55首诗，朱自清于1922年2月1日将序写成。而最后收入《蕙的风》的诗歌作品却高达175首，外加一篇散文。可惜，朱自清在序完成之前没能看到《蕙的风》的全部作品。所以，朱自清《序》与胡适《序》在关于汪静之新诗作品到底“缠绵”与否的认定上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状况，两者观点甚至相左。也因此导致文学史编著者们引用和认定的混乱。汪静之邀请胡适为《蕙的风》作序，本来是很意外的事情。1921年10月至11月间，汪静之在请朱自清、刘延陵给他作序的同时，开始操心诗集的出版问题。原来他想请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工作的安徽绩溪老乡汪原放帮忙出版诗集，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功，很令汪静之失望。旋即，汪静之于1922年1月13日（即阴历1921年腊月十六）致信胡适说，“拙诗集起先也是直接寄给原放先生的”，但现在出版困难，所以在“本月十号寄上一信并拙诗集《蕙的风》一本”请胡适“做序”并请胡适“将诗集转寄介绍给汪原放先生”，而且“最好请亚东（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年内（阴历年内）赶快寄稿费来”[5]。由此说明，汪静之请胡适作序，纯粹因为出版遇到实际困难，姑且当作权宜之计，表示对胡适的尊重和感激。除此之外，汪静之实际还邀请了周作人为《蕙的风》作序，甚至比请朱自清更早。周作人应该是第一个受邀请为《蕙的风》作序的人，他早在1921年9月15日就为《蕙的风》写好了序。不过，到最后出版时汪静之却没有采用，而只是采用了周作人为他题写的书名。关于这一段历史，可以从相关资料中得到佐证。在鲁迅1921年7月13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有“我想汪公之诗，汝可略一动笔，由我寄还，以了一件事”记载，1921年9月15日周作人日记也有“作汪君诗序一篇”的记录。1922年7月22日汪静之给竹英的信里两次提及周作人给他做的序。也许是序言做得太早了，不能涵盖《蕙的风》全部的意思，所以汪静之没有采用。

二、三篇序言的基本内容

对于受邀为汪静之《蕙的风》作序，周作人、胡适、朱自清、刘延陵均表现出高度一致的欣喜和支持态度。虽然周作人序的具体内容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但《蕙的风》正式出版后，受到守旧势力猛烈抨击时，周作人则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他于1922年10月12日《晨报》副刊撰文说：“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的价值不一样，（如胡适序里所详说），但是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读汪静之君的《蕙的风》，便想到‘情诗’这一个题目。……静之因为年岁与境遇的关系，还未有热烈之作，但在他那缠绵委婉的情诗里，却尽有许多佳句。”周作人对于自己的序没有收入《蕙的风》不但没有表现出一点生气的意味，而且还尽说了汪静之不少好话，并且暗合了自己《序》的精神与胡适《序》的完全一致。至于胡适的序言，给予汪静之的肯定当然是足够的，“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胡适一方面指出了汪静之新诗最可称赞的可贵精神就是“解放”，这也是和“五四”时代精神完全吻合的；另一方面以伯乐的口吻认定汪静之是少年诗人中最有希望的一个，这会给少年汪静之增添新诗创作的自信和勇气。朱自清则在序言中称赞道：“静之的诗颇有些像康白情君。他有诗歌底天才；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但多是性灵底流露。他说自己‘是一个小孩子’；他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泼的小孩子。这一句自白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人格和作品。”“这才是孩子们洁白的心声，坦率的少年的气度！而表现法底简单，明瞭，少宏深，幽渺之致，也正显出作者底本色。他不用捶炼底工夫，所有无那精细的艺术。但若有了那精细的艺术，他还能保留孩子底心情么？”朱自清充分肯定了汪静之留在新诗里的那股天真的“小孩子气”，甚至认为宁可抛弃那种所谓的成人们拥有的作诗的“精细的艺术”，也要保住这股难能可贵的“小孩子气”。这在当时，也是需要一股评论的勇气的。刘延陵《序》相比较于胡适、朱自清《序》，则相对隐晦含蓄，他没有明里给汪静之多少溢美之词，但含蓄也含蓄得彻底。他说：“近来躁急的批评者遇到描写自然之作，就唤之为‘风云月露山光水色’之文章；看见叙述爱情之诗，即称之为‘春花秋月哥哥妹妹’之滥调。其实风云月露哥哥妹妹都没有得罪世人，我们只需问诗人唱的好歹，不必到处考他唱的什么。而且自然的景色与爱情的翱翔，谁能见之而不凝睇？可以做的事又未必不可以唱吧？”在躁急的批评者（如文学革命的折衷派与保守派）那里被批评的对象（如表现自然与爱情的新诗）实际就是刘延陵等新文学革命者所要称颂的对象，从大角度、宽场面来持论评批，不仅充分肯定了汪静之新诗的成功之处，更表达了对以汪静之为代表的少年新诗人们的褒扬和鼓励之意。胡适、朱自清、刘延陵甚至包括周作人四君同时褒扬还是学生的少年诗人汪静之，在当时的文坛诗界，可谓一大奇事盛事，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异口同声为汪静之辩护，忍耐他稚嫩、笨拙的诗歌创作技巧，赞扬汪静之歌咏自然和爱情的精神和勇气，让一颗诗园里的幼苗得到了及时的雨露滋润和精心呵护而得以茁壮成长。由此反观四位作序者，他们之所以能够给予汪静之及其诗集《蕙的风》如此厚待，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和新诗创作的努力实践者。20世纪20年代，是新诗尝试期。周作人不仅有理论家的观察，同时也兼具诗人的敏锐与情感。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论小诗》、《情诗》、《〈扬鞭集〉序》等文章中。《论小诗》分析了小诗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小诗艺术上的特色。这是当时对小诗考察最为详尽的理论文章。《情诗》一方面是他对汪静之在诗歌中吟咏爱情的赞赏，另一方面却也是对封建卫道士横加指责的反击，展示了他一贯的人本主义的“情爱观”。《〈扬鞭集〉•序》是周作人为诗人刘半农的诗集所写的序，文中不仅评点了当时的诗人，而且对诗歌艺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是对新诗艺术发展的评价。最为可贵的是周作人尝试创作的新诗《小河》被公认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6]“,融景入情，融情入理”[7]，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新诗坛无可动摇的地位。胡适对新诗的实践探索是开创性的，在其实践探索中，“发生重大变化的不仅仅是表意符号，更包括整个的表意系统和规则。更明确地说，是诗歌观念的深刻变化。”[8]在初期的实践中，胡适以倡导者、实验者和先行者的姿态引领着现代白话诗的发展，于1920年出版的白话诗集《尝试集》，是现代文坛最早出版的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显示了白话新诗从传统诗词中蜕变和新生的艰难过程，首先，胡适以“作诗如作文”作为目标逆向选择，借重中国诗歌传统中没有严格格律限制的“古风”以跨越近体诗严格的形式规约，追求诗歌的“散文化”。其次，胡适从对英文诗歌的翻译中受到启发，进一步追求“诗体的大解放”，进行诗歌彻底“白话化”的艺术表达。朱自清在成为中国现代散文作家和散文批评家之前，是以新诗闻名于世的，只是没有始终沿着新诗这条道路走下去，这主要是由于他写诗的“不自信”造成的。他是第一本《诗》月刊“四君子”之一，创作的近300行的新诗《毁灭》成为现代新诗坛第一首白话长诗。出版有新诗集《雪朝》和《踪迹》等，新诗理论集《新诗杂话》等。在谈到朱自清对中国新诗的贡献时，王瑶曾经说过：“初期的新诗，虽然标示着要靠‘语气的自然节奏’，但大都没有脱离旧诗词的影响；朱先生的诗却比较更多地摆脱了旧诗词的束缚，使新诗向前跨了一步。”[9]在新诗理论的探讨方面，朱自清强调“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认为“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明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丰厚些”[10]。他当时已经认识到新诗的发展需要走一条“现代化之路”，是很有先见的。《诗》月刊“四君子”另一重要人物刘延陵，虽然因为后半生在新加坡寂寞度过而不为国内多数人所知，但他在中国新诗坛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除了参与《诗》月刊的编辑外，更在新诗创作和新诗理论探索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积极的贡献。他创作的新诗虽然只有40多首，但如《琴声》、《水手》等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在新诗理论上，早在1922年，刘延陵就撰文强调：仅仅才几年的工夫，新诗改革已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诗的音调与形式已由沿袭旧词而变为与散文相近，新诗的意境也与旧词完全不同等。刘延陵曾专门参与探讨了新诗可否定型的问题。他说：“我觉得是相当地可以的。因为定型有它的好处，就是‘整齐’。整齐虽有束缚与呆板的缺点，但从又一个方面看，它却是宇宙间一种近乎普遍的现象和人类心上的一种自然的要求。”[11]除此，刘延陵还对新诗的修辞、技巧、意象等进行了探讨，以他独有的方式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80年代以来，我们毫不犹豫地将纯文学观念作为“现代”、“正确”的文学观念加以拥戴，不耐烦政治的纠缠，发誓要一刀切断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要挥手将政治的影响彻底打发掉。一句话，我们要让“文学回到自身”。与此同时，我们逐渐地建构了一个纯文学的知识制度。然而，实际上文学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纯文学的概念，它必须，并且也只有在一个知识的网络之中才能被表述出来。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分析和建构的过程，它是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之中被表述出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只有在科学、道德、艺术分治的现代知识图景之中才能建立和凸显出来。实际上，在这些区分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现代知识的建制。在纯文学的背后，包含了复杂的现代知识分化的过程。

文学的概念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文学的概念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移动。乔森纳·卡勒指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①他说：“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与那些被公认为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处反倒不多。”在西方，现代的纯文学观念实际上也是晚近才诞生的。直至19世纪，比如在阿诺德看来，文学仍然包括了广泛的著述范围。乔森纳·卡勒说：“如今我们称之为literature（著述）的是25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200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如今，在普通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或拉丁语课程中，被作为文学研读的作品过去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类型，而是被作为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学习的。……比如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我们把它作为文学来研究。而在1850年之前的学校里，对它的处理则截然不同。”②与审美主义的宣称相反，审美并不是文学的惟一目的。班纳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小说阅读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创造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卡勒说：“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呈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一种被赋予若干功能的、特殊的书面语言。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文学被作为一种说教课程，负有教育殖民地人民敬仰英国之强大的使命，并且要使他们心怀感激地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迪文明的事业的参与者。在国内，文学反对由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滋生出来的自私和物欲主义，为中产阶级和贵族提供替代的价值观，并且使工人在他们实际已经降到从属地位的文化中也得到一点利益。文学对教育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懂得感激，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一种伙伴兄弟的感觉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还起到了一种替代宗教的作用。”③

五四文学革命被称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实际上，文学革命包括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白话文运动，是与现代个人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这一主题相关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运动；另一方面是在科学、道德、艺术自治这一现代知识分化规范下的文学独立观念的确立。胡适等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以白话文为媒介，建立现代的国语文学／国民文学和“人的文学”，以现代民族国家／现代个人为坐标建立一种新的文学想象和价值空间。同时，他们（更主要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通过对“文以载道”观念的批判建立现代虚构的、想象性的和自律的纯文学观念。也就是说，在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对立和断裂过程中，五四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认识。这一文学革命是以“西化”的表达方式来完成的。朱希祖在《文学论》里说：“自欧学东渐，群惊其分析之繁赜……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皆有专著；……故建设学校，分立专科，不得不取材于欧美或取其治学之术以整理吾国之学……在吾国，则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在欧美则以文学离一切学科而独立；……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④相对于现代的纯文学观念来说，传统的文学观无疑是“混沌”的。然而，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它不仅是历史地生成的，而且它本身也处于一个特定的知识网络之中。王国维的纯文学观念是在一定的知识条件下才得以浮现出来，而黄远庸也正是从现代知识的分化中来谈论和“发明文学独立”的。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导致了传统文学观念和传统文学制度的崩溃。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是“文学的定义”，也就是对于文学“本质”的探求。在《文学旬刊》第1号上，郑振铎开宗明义发表了《文学的定义》一文，郑振铎从与科学的对立中来定义文学。茅盾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试图廓清传统对于文学的“误解”，并且重新寻找“正确”的文学定义和建立“正确”的文学认识。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不满中国传统的文学知识，用“正确”的现代西方文学的眼光看来，中国传统的文学知识是“混乱”的：“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灏、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它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评’、‘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这两种陌生的、不同的文学知识的相遇，使人想起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中中国关于事物分类的奇怪和荒唐。文学革命是传统文学知识的否定，是对于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认同。郑振铎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的作品，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发明，新的基础。”⑤文学革命是新的知识型的构造。新文学倡导者们通过对于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认同，建构了新的、现代的、“正确”的文学观念。

文学革命既是传统文学观念及其内在秩序的崩溃，同时也与整个社会建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相关。文学革命后，出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新的纯文学社团，出版了纯文学期刊，“文学创作”得到了凸现：“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⑥在现代合理化的规范下，文学成为了一种分业。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爆发，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转折，与此同时，否定了五四的文学资产阶级观念及其知识规划，提出了“重新来定义文学”的要求。一、“文化批判”

文学的重新定义并不是孤立地发生的，而是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整体变革的反映，是社会和文化变革的一个部分。正如文学革命的发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一样，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也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928年文学的重新定义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资产阶级文化合理性的批判。文学的重新定义是随着“文化批判”而发生的，文学的重新定义同时也是文化的重新定义。1928年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和30年代不同文学观念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我们才能够产生对于文学的正确认识，而不是执于某一“正确”的文学观念而遮断和否定其它的文学理解和认识。

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早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即在西方新思潮、新文学的启迪下，产生了改革文学以唤起民族觉醒的启蒙要求，在理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个领域进行了文学改良的初步尝试，为“五四”文学革命作了思想与文学的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新的民主势力──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在这样的经济、政治、思想背景下，触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突破口，“五四”文学革命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向封建旧文学展开了猛烈进攻，锋芒所及，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引起巨大的变革，开始了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个新的文学运动，发韧于北京、上海等少数文化发达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入全国各地；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和以后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地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地，也都发生了并且进行着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文学变革。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吸收外来文学营养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的过程。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这一文化背景下，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直接关系着现代文学的发展。现代文学在发展初期，为打破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的思想统治，进行文学的彻底革新，曾对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潮、文学流派，包括各种文学形式、表现手法，作了全面介绍与广泛吸收，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学遗产进行重新评价。这对打碎封建旧思想、旧文学的枷锁，促进思想与艺术的解放，促进文学的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曾经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他自己开始进行创作时所仰仗的也“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但由于中国现代作家自身与中国人民生活，特别是与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的天然联系，对民族心理、习俗、语言的熟悉，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的修养，外来文化必然经过有意识地借鉴、汲取、消化的过程，逐步实现民族化。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早期开拓者，无论是小说领域的鲁迅、郁达夫、叶圣陶，诗歌领域的郭沫若、闻一多，散文领域的朱自清、冰心，戏剧领域的田汉、洪深，他们的创作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现代化与民族化兼而有之的特征。与此同时，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曾经出现过对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都缺乏分析的形式主义偏向，一部分作家提出了在文化（包括文学）上“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一些创作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民族传统的“欧化”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积极的思想斗争中向前发展的现代中国面临一个动荡的大变革的时代，处于这样历史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不同阶级、不同趋向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纷然杂陈，彼此冲突而又互相影响与吸收的复杂面貌。这种情况决定了现代文学在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取得自身的辩证发展。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发轫期，新文学即是通过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在对封建传统文学的猛烈批判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此后，新文学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旧文学的顽强反抗。从20年代封建主义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文学，到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直至40年代的战国策派、“戡乱文学”，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文学，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逆流。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与上述形形色色的文学逆流的斗争，决定着新文学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性质，决定了其内部各种成分的文学之间，存在着既团结又斗争的关系。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文艺思想同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之间，展开过反复的讨论和斗争。从20年代的现代评论派，到30年代的新月派、“第三种人”、论语派，直至4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尽管政治倾向十分复杂，就其文艺观而言，则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通过这些讨论和斗争，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获得了更健康的发展，为文学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流；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首先是“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作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次论争都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曾经发生过否定或贬低小资产阶级作家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也有过混淆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性，放弃或削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右的偏差，这两种倾向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消极影响。正是在纠正上述错误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渐渐团结了大多数小资产阶级作家，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小资产阶级作家仍然作为可靠同盟军，与无产阶级作家一起组成了新中国的文艺大军。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同时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斗争呈现着更加复杂的情况：既有在历史转折时期由于对客观形势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革命战略、策略问题的争论，更有为克服因对马列主义掌握的偏差而产生的革命幼稚病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这种革命幼稚病在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以及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否定艺术规律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坚持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展开必要的内部思想斗争，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日益密切的结合。

教学目标

了解和掌握文艺复兴的扩展，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学巨匠的成就，近代科学的奠基，“天文学革命”，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利略对天文学的贡献，布鲁诺关于宇宙无限的理论，开普勒，哈维探明人体血液循环系统。

通过学习文艺复兴在欧洲各国的扩展和延伸到近代科学领域，使学生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文艺复兴运动的全貌，更加深刻地领会文艺复兴运动地性质及其影响。

通过学习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使学生认识到：新天文学的确立过程，说明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知识必然战胜愚昧，科学真理必然战胜封建迷信。同时，也要使学生认识到：知识战胜愚昧，科学真理战胜封建迷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教学建议

重点分析：

中国现代文学从倡导和诞生之日起，便与西方文学的各种思潮构成了紧密而稳定的参照关系，这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界面向西方思潮敞开门户的必然结果；惟其是在思潮意义上发现了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新文学之间相互参照的可能，“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被带入对各种主义的评价之中，于是人们既从积极意义上理解西方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的正面参照关系，也从消极方面评估西方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建设的逆向参照关系。

在逆向参照的对象中，自然主义还一度受到过正面的肯定，陈独秀、沈雁冰在新文学运动之初都曾赞赏甚至倡导过自然主义，而古典主义则在新文学倡导初期备受规避、批判和遗弃，只有到了通常被视为“新文学的反动”的学衡派文人那里，古典主义才得到了某种学理的肯定，后来在梁实秋的批评理论中得到了积极的阐发和利用。然而即便如此，古典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形迹仍不宜夸大。近些年来，也有研究者将古典主义视为与新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一种创作方法，然后从中艰难地寻找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艺术合法性与文化生存的价值。

也有学者根据古典主义的某些刻板的条规，试图将古典主义与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特定年代的文学原则之间建立过某种联系，例如认为样板戏意味着“古典主义的复活”，样板戏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等等。这种种努力都有相当的学术内涵和理论灼见，但似乎难以形成相应的说服力：即便是从古典主义的理论条规确实能够寻找到与样板戏或其他中国文学现象之间的全面对应，也仍然难以避免人们在面对这些文学现象之时对于其与古典主义联系的将信将疑。为什么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在理论框架上的哪怕完全的对应现象，最终无法打消人们对其间同一关系的怀疑？

原因盖在于，将古典主义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方法论，本身就体现为一种认知上的迷误；当古典主义作为新文学的逆向参照物时，它被无可置疑地理解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或者说一种创作倾向，然而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下并不真正体现一种价值形态，不适合当作价值理性去张扬抑或去批判，因而所有关于古典主义的价值批判都流于偏激，难以中肯剀綮，切中要害；古典主义其实更多地体现着一种理念的内涵，适合运用于文学与文化观念的申述与表达，而且仅仅就是申述与表达而已，形不成倡导的力量。这便是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最为切合实际的理解，也是他的古典主义论既精当中肯同时又未曾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缘由。

工具理性的克服古典主义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备受质疑与排斥，盖因为其名称既与新文化和新文学所忌恨和反对的旧文学诸多瓜葛，其内涵又被理解为对旧文学的眷恋、认同与倡导。那是一个以新与旧划分价值倾向并判断其对与错的时代，人们普遍习惯于这种两极化的认知，于是古典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学界的攻击和唾弃的对象。最先对古典主义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他不仅在战斗檄文式的《文学革命论》中借批判古典的文学否定古典主义，此前，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他已经从文学的进化观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