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学范文10篇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但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至今尚未有大致统一的认识。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二个重要学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博约中》)。每一个学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质”，要以功力深之才能有所成就。

摘要：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输入宗教文化制度，进行文化侵略，宁波等五个通商口岸首当其冲。吴锦堂，作为早期海外宁波华商的侨领，不忘故国乡土，在日本发家致富后，积极投入到救国的运动中去。他先后在日本、宁波捐资创办华侨学校、锦堂学校等近代新式学校，在捐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本文就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实践，试其办学特色、动因及其。

关键词：近代中国吴锦堂办学思想办学实践

Abstract:InthemoderntimeofChina,thecapitalistcountriesexportedwesternreligionandcultureinstitutiontoChina,doingculturalaggression.SometradingportssuchasNingboencountereditfirst.AsaleaderofearlyNingbooverseasChinese,WujintangsetupaoverseasChineseschoolinJapanandJintangschoolinNingbo,takingpartinthemovementofrescuingChinawitheducationpositively,andformedhisownfeaturesofrunningaschoolintheprocessofinvestingeducation.ThisarticleisaimedatWujintang''''spracticeofinvestingineducationtostudyhisfeaturesofrunningaschool,thecauseofrunningaschoolandtheeffect.

Keywords:ModerntimeofChinaWuJintangIdeologyofrunningaschoolPracticeofrunningaschool

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纷纷在甬开办教会学校，进行文化的侵略。面对这种局面，宁波一批有识之士为谋求育才图强，抵御外来侵略，纷纷捐资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他们为近代宁波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近代新式学校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在国内最著名的有陈谦夫1、叶澄衷、“海上闻人”虞洽卿、巨子秦润卿等人；而在海外，最为积极的应首推旅日华商吴锦堂。

吴锦堂，原名吴作镆，1855年11月14日生于慈溪北乡一个宾海小村东山头张家村（今观城镇西房村）。吴锦堂早年家境贫困，后在上海做帮佣，1885年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因经营有道，资财达百万日元。吴锦堂作为海外宁波商人的侨领，先后在日本和宁波捐资办学，为中国近代教育四处奔走出钱出力。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国职业教育社”在评论中就把吴锦堂列为“办学三贤”之一，与陈嘉庚、聂云台齐名。本文就吴锦堂对中国近代教育作出的贡献，试分析其办学特色及其动因。

《文史通义》开卷的《易教》上、中、下三篇，是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基础；另外，在全书一些重要的章节中，章学诚以易理阐发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的见解，这些认识与见解也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从深层次上认识章学诚史学的特点，应当讨论章学诚的易学认识。

章学诚的易学见解

《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把中国两千余年的易学变化，概括为两派六宗。象数与义理两派经历一系列变化。古代易学到两汉，发生了变化，“一变而为京（房）焦（延寿），入于＠①详；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颐）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1]在这两派六宗中，李光、杨万里言易理参证史事，他的《诚斋易传》以史事言穷通变化，在易学诸家中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易》的形成，本来与古代史官的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易》的经与传的思想，与古代史家对自然、对社会认识，又是密切不可分的。因此，无论哪一派、哪一宗，在解《易》时，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历史的影子，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历史解《易》。即使从现象上看，宋学家程颐重经轻史，但他的《程氏易传》，言《易》理，谈社会变革问题，提出要“顺理而治”时，同样是与历史经验思考结合在一起，这是其一。其二，杨万里在易学史上的特点，是“参证史事”言《易》理，而真正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对历史盛衰变化提出精到的深邃认识，在西汉是司马迁，在明清之际是王夫之。不能把他们归之于象数派，但说他们是义理派也不很贴切。这不是两派六宗所能概括得了的。

章学诚提出他的史学观点往往与易理的阐释结合在一起，是他史学理论的重要特色。他提出很多重要的易学见解，在易学史上应当有一定的地位。

章学诚的易学见解，主要的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由于中国传统中本无“哲学”一词，“哲学”一词日本哲学家西周对philosophy一词的翻译而由我们加以引进，所以现代中国哲学家始终有对中国哲学身份的焦虑。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正是这种焦虑新的又一次体现。

在一般人看来，中西哲学的区别显而易见，根本不需特意加以区分。其实不然。由于中国人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对古代中国哲学开始研究的，自然而然会比照西方哲学的样子来理解和重塑中国哲学。明明知道中西哲学有重大的不同，中国哲学不是西方哲学，可是在实际研究时却往往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问题、形态、范畴和概念来论述和要求中国哲学，结果是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因为西方哲学以本体论（ontology，应译为“存在论”）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我们也要在中国哲学中找出本体论，却不知将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本身已经错了。Ontology是对“存在”的研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因此，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但由于首先将ontology误解为“本体论”，因而以为既然宋儒那里已经有了“本体”概念，中国哲学当然有本体论。殊不知传统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与西方哲学的存在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

再比如人们在谈论中国传统哲学时开口“主体”，闭口“主体性”，甚至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就是主体性。例如，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就说，中国哲学的特质“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1]劳思光认为哲学或归于主体性，或归于客体性。“中国哲学传统中，诚然有宇宙论，形上学等等，但儒学及中国佛学的基本旨趣，都在‘主体性’上，而不在‘客体性’上。”[2]这种对中国哲学特质的认定是成问题的。

“主体性”（subjectivity）并不像那些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哲学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非常西方的概念。并且，它在漫长的西方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主体性这个概念是从主体（subject）这个概念派生的。现代西文中Subject（主体）这个概念来自拉丁文subjectum，，而它又是希腊词hypokeimenon的拉丁文翻译，意思是“支撑者”，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这个词指属性的承载者。这个意义上的主体的意思近于Substance（实体）。因此，在逻辑推理当中，它又是一切谓语的主语（支撑者）。到了近代，从这里引申出灵魂或精神是一切意识状态的承载者或支撑者的意思。根据这种用法，主体是指意识的统一性，与“我”或“自我”基本同义。主体性概念就是建立在这个起源于17世纪的主体语义上，换言之，它建立在主体的一种特殊的（近代西方哲学）语义上。康德是这种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最后完成者（上述港台哲学史家心目中的主体性基本是康德意义上，也就是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使用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但正是从他们开始，主体和主体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开始了它们自己的去主体或结构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主体性的衰落早已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志性景观，论述主体性衰落或“主体性的黄昏”的著作汗牛充栋，不绝如缕。一个多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对主体性概念的批判，使得主体性哲学内在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使得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概念注定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的普遍原则。

近代西方哲学的这两个基本概念的产生不仅与西方哲学本身发展的理路有关，也与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关，饱含这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还与西方语言严格区分主谓语有关。而汉语由于“没有分明的动词，所以谓语不分明，而因为谓语不分明，遂致主语不发明。主语不分明，乃致思想上‘主体’（subject）与‘本体’（substance）的概念不发达。”[3]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可能有“主体”和“主体性”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中国哲学中没有的东西来表明中国哲学的特质。

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哲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会不强调或不承认中西哲学的根本不同。然而，这种承认的基本模式一直没有摆脱近代那种比较简单机械的做法，就是先指出西方哲学的特点，然后中国哲学一定与之相反。如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实践；西方哲学重知识，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真理，中国哲学追求的则是超知识的真理；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重直觉；西方哲学求客观世界的真相，中国哲学求内圣外王；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是自然，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生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彷佛上帝有意安排，中西哲学总是反向而行。这种独断机械的对中西哲学特征的对举概括，几乎没有一个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