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范文10篇

一、西方理念东来

西方的报业起步、成熟都早于中国，它的办报理念，曾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报纸，一者，传教士东来传播，二者，中国人西去取经。

前者，即要联系到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非常复杂的角色的西方传教士，一方面，是侵略者，一方面又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到中国后，为了实现其文化侵略目的，在中国在沿海通商城市进行大量的办报活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观念，影响了一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来说也有着开榛辟莱之功，对民国报业“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后世研究，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通都大邑的报纸大约有七十六种，其中教会创办的占十份之六。①传教士中办报取得成功的有马礼逊（RobertMorriosn）、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TimothyRichard）等人。

马礼逊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他倡导报纸的意义在于“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②他还曾在《论印刷自由》一文中声称，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人类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此文被中国新闻学界称作“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③马礼逊文中宣扬的观点，如天赋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尤其强调的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和压制，对几千年来臣服于皇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在传教士所办的诸报中影响尤大，发行量最高时达3.8万多份，创下了传教士在华报刊最高发行记录。创办人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后来又分别成为《上海新报》和《字林西报》的编辑。之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对《万国公报》着手改革，李提摩太希望能通过报纸来变革这个老大帝国。同样的，林乐知也希望通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进而影响中国自身的内部改革——洋务运动。④这个人群，在中国传播西方理念的同时，内心固然持有殖民的意愿，但历史的结局却背离了初衷：“他们都以虔诚的宗教家心理，希望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的新生。”⑤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许多观点、建议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有为1882年第一次接触被该报就被深深吸引，在万木草堂把《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进一步启迪了梁启超等弟子。可以这么认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的新闻观点本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诸多论说，梁启超的一些变法主张也能在《万国公报》中找到根源。

[内容提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伴随着皇权的禁锢、军阀的专横、敌寇的入侵，一批批民营报人从逆境中成长起来。他们始终保持着独立精神，坚守着争取民主自由、变革社会的报业传统。任何报人办报，总以一定的办报思想为指导。近代“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最大的特征就是政治色彩浓。他们大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较为注意民众的呼声。曾经提出，报纸应当反映民众的活动，应当成为民众的喉舌。他们的这些优良的政治素质，对于他们当时的政治作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世的报人，也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

[关键词]近代文人民营报刊政治

Abstract:Fromtheendof19centurytothefortiesof20century,facinguptotheadversities,accompaniedbythefettersofimperialpower,theperemptorinessofwarlordsandtheinvasionofenemytroops,abatchofprivatenewspaper-ownersgrewup.Theyalwaysupheldtheindependentspiritandstucktothejournalistictraditionthatstroveforthedemocraticfreedomandchangedthesociety.Everynewspaper-ownerwasguidedbythespecificjournalisiticthought.Thejournalisiticthoughtwhichthemodernscholarscommentedonpolitics

wasmostlycharacterizedbytheprofoundpoliticalmeaning.Theywerealmostpossessedofstrongerpoliticalabilityand

paidmoreattentiontothemassvoice.Theyonceraisedthatthenewspapersshouldhavereflectedthemassmovementandbecomethemassmouthpieces.Theirexcellentpoliticaltraits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ircurrentpoliticalbehaviourandmadeanexemplaryimpactonthedescendants.

Keywords:Scholar;Privatejournalism;politics

一、西方理念东来

西方的报业起步、成熟都早于中国，它的办报理念，曾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报纸，一者，传教士东来传播，二者，中国人西去取经。

前者，即要联系到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非常复杂的角色的西方传教士，一方面，是侵略者，一方面又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到中国后，为了实现其文化侵略目的，在中国在沿海通商城市进行大量的办报活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观念，影响了一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来说也有着开榛辟莱之功，对民国报业“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后世研究，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通都大邑的报纸大约有七十六种，其中教会创办的占十份之六。①传教士中办报取得成功的有马礼逊（RobertMorriosn）、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TimothyRichard）等人。

马礼逊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他倡导报纸的意义在于“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②他还曾在《论印刷自由》一文中声称，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人类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此文被中国新闻学界称作“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③马礼逊文中宣扬的观点，如天赋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尤其强调的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和压制，对几千年来臣服于皇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在传教士所办的诸报中影响尤大，发行量最高时达3.8万多份，创下了传教士在华报刊最高发行记录。创办人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后来又分别成为《上海新报》和《字林西报》的编辑。之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对《万国公报》着手改革，李提摩太希望能通过报纸来变革这个老大帝国。同样的，林乐知也希望通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进而影响中国自身的内部改革——洋务运动。④这个人群，在中国传播西方理念的同时，内心固然持有殖民的意愿，但历史的结局却背离了初衷：“他们都以虔诚的宗教家心理，希望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的新生。”⑤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许多观点、建议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有为1882年第一次接触被该报就被深深吸引，在万木草堂把《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进一步启迪了梁启超等弟子。可以这么认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的新闻观点本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诸多论说，梁启超的一些变法主张也能在《万国公报》中找到根源。

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彼此对峙而又不无交织的思潮：第一种思潮是由经济和社会改革之需要而出现的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自我转化；第二种思潮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哲学的重新诠释，可视为立足本土思想资源的传承对西方思潮的回应和批评；第三种思潮则表现为对西方思想的空前的热衷和引进，它不仅是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亦试图为解决当下社会政治问题寻找方案。这三种思潮自197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新的思想领域中构成一个“三角张力”，其消长之势稳步发展延续至今。⑴

担负起思想领域重任的，旧时称“文人”，现在称“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兼顾社会良心、智慧传播者与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的群体。他们在三角张力中不断被影响，却又力求突围。人文寻求就是他们手中的一支利箭。

林同奇③先生为人文寻求所指涉的涵义做出的解释是：永无止境的对人的关怀，它是人类自我反思和求索的永恒主题。⑵从人文寻求到明晰人文精神④在思想领域的指引地位，当代中国媒介话语与政治话语展开分分合合。按照斯诺的观点，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传媒文化。⑶

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alinteraction》一书中谈到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本文媒介话语主要指这一层面，涉及报刊、电视、广播、书籍，详细解释见注释）；⑤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其媒介如信件、笔记、备忘录，以及更多技术媒介如话筒、电话、电脑甚至英语、汉语，或说写和符号语言传播模式。⑷中国呈现出的社会思潮与媒介话语之间的关系凸显在其主体——传媒人身上，他们曾担负着文人论政或是政治家办报的社会职能，所以总是直接显示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今天的中国，经过种种变迁，思想界由绝对统一走向相对多元，而且传媒人的社会身分也早已由早期单纯的“文人”、“政治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受过一定程度的专业教育或经历过一定程度的专业实践，他们游走于体制与理想之间，他们表现在媒介上的话语，总是间接地表达其对社会与生活的看法——因为各个时期的官方话语表现不同，所以他们的言语或直白或晦涩。而此时作为新媒体的网络的发展与人际传播途径的长盛不衰，广义上的媒介话语显现出另一个层面上的兴盛，直接反映着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论域。

二

[摘要]苏洵虽然作为一位文学家而被世人所知，但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亦颇有建树。他在礼论上，吸取百家，融会贯通。使自己的思想别具一格，更现实、更实用；在兵论上，重视军事，并研究用兵之道，不盲从于社会上的“重文轻武”之风；在用人论上，针对时弊，提高相权，广用胥吏，这些都是他的政治思想中较有价值的部分。

[关键词]北宋；苏洵；政治思想

一

苏洵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文章为历代文人学士所推崇，并因文而扬名后世。然苏洵对自己的治国才能亦十分自信，他自言“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意，施之于今，无所不可”。于此可知他心中抱负。清人储欣亦云：“古来文人，深识治体，于国家数百年后安危存亡之几，烛照数算，大声疾呼而极言之，秦汉以来，洛阳贾傅(谊)而外，独老苏(苏洵)大苏(苏轼)两先生耳”，并且将苏洵誉为“宰相才也”，对他的治国主张、政治见解给予极高的评价。可见苏洵的政治思想是有着一定历史地位的。本文拟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探讨，以期看出他政治思想的特点。

二

苏洵的政治思想，有着许多的内容，有的是他根据历史与现实所作出的总结与归纳以及对前人思想的理解，因之形成的政治思想；有的则是根据北宋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各种政治危机，所提出的解决之道。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范式[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

Abstract:bycombingandanalyzingtoDagongPaper,thethesishasdrawnoutthreemodelsinChinesejournalismcommunicationwhichare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andnation-statemodel.Thethesisalsodiscussedthebackground,developingprocessandgeneralattitudeofthesethreemodels.

Keywords:RevolutionModel,ModernizationModel,Nation-stateModel,JournalismHistoryResearch

《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

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2]

从1949年到1952年底，我国初步完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新闻业转型，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的新闻业宏观体系格局，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做好了准备。在这一新体系建立的同时，私营传媒迅速消亡，其原因尚值得史界进一步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研究建国初期私营传媒改造的专文不多，仅见的几篇，都提到了当时私营传媒经营困难以及不适应新中国办报方式的问题，但有些看法不无可商榷之处。

孙旭培的一篇[1]侧重资料性，成文较早，文章第二部分小标题“关于新办的私营报纸”下，已经提到继续出版、恢复出版和新创办这三种私营报纸存在形式，但文中不知何故只谈及前两种，却没有提到“新创办”的。“新创办”和前两种形式有着质的区别，涉及对私营报业鼓励还是限制的政策问题。施喆的文章在谈到这类报纸经营困难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私营传媒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当时实行的一系列政策使私营报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逐渐演变为政府管制的计划体制，报业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逐步萎缩”[2]。这一看法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文中从内容分工、邮发合一及广告市场萎缩等方面分析了“制度环境演变”给私营报业带来的影响，但范围和深度似仍有拓展余地，落脚点还是放在了“经济来源”上。孙、施两文都有较多篇幅介绍当时私营报纸经营困难状况。曾宪明的一篇文章看到了私营报业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但走得更远一些，主旨是想说明我党“对允许出版的私营报纸表现了极大的关怀和扶持，我党有希望私营报业健康生存的主观愿望”，而私营报业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和“运作机制不适应新中国的管理体制”难以支撑，所以“私营报业走公私合营之路，体现了其自觉自愿和与政府配合协作的积极态度”。[3]这一看法从表层看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当时政策上的确给了私营报纸很多扶助，包括以贷款或转为公股的形式提供资金，以及供应印刷物资乃至提供采访条件、救济报人生活等，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究问，就会发现还不好简单得出这个结论。

例如，私营报纸在旧中国都是经过市场竞争洗礼的，比之党报更有经营经验，为什么先支撑不下去了呢？当时国民经济处于恢复阶段，国营报纸同样经营困难[4]，1949年12月新闻总署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国营报纸能度过难关呢？私营传媒在所有制上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属同一性质，但为什么没能像其他私营工商业那样，延续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甚至在1953年“一化三改”总路线提出之前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就不复存在了呢？建国初期国家经济最困难的阶段是1949年到1950年，当时据14个较大城市的统计，1950年1月到4月有2945家工厂倒闭；在16个较大城市中，属于半停业状态的商店达到9374家；到4月下旬，上海市倒闭工厂1000多家，停业商店2000多家。[5]1950年中央实行统一财经后，情况开始好转，到1952年国民经济渡过了恢复阶段，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旧中国历史最高水平，[6]所以也才有了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号召全国人民投入新的大规模建设。那么，为什么私营报纸挺过了最困难的阶段，却在国家经济状况好转的1952年底相继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呢？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用经营不善来解释。

倘若要看清这个问题，就需要把视野放宽一点，做些横向比较，以从中得到一些具有参照价值的启示。

〖《比较法研究》编者提按：这是一篇匠心独具、用心良苦、文心可鉴，严肃认真、科学负责的厚实之作。说匠心独具，是因为它与时下许多法治的呼啸与宣教不同，试图从更深的层面和更有覆盖面的纬度阐释中国法治的历史文化基础，指出了中国固有变法思想与近现代法治内涵的差异与关联，其华夷之辨说和变法法治之辨说，其法治之原理与"中体西用"之新说，其变道之治与守道之治的论说，颇见功底见地，品位与深度独到。说用心良苦，是说它既阐明了实现法治的大势与必然，但也发现了追寻法治的困顿与艰难；既要突破传统，又要顾看国情；既要追求理想，又要面对现实，并试图从历史的经验和文化的传统中探究症结所在，并发现一条在我们这里切实可行的新的体用结合的法治路径。说文心可鉴，是说它始终透露出文化人那种对民生国运的深切关怀和责任心，传承着自古以来中国士子文人心系天下安危国家盛衰的思想脉络。说它严肃认真，科学负责，是说它虽然大胆立论，但却思考缜密，史料充分，每每小心求证，一一论从史出。其主旨不在理想如何，而在如何理想；不在动之以情，而在晓之以理；不在夸夸其谈，而在切实可行。与时下许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谈阔论相比，显然意趣不同，赫然在更高境界。忧思关怀中国之命运，欲知中国法治何以飘忽，要想明辨变道治道或毁道守道之要义，当读此处所述之文。〗

引言

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清朝统治末期至中华民国成立初期，中国人的思想活跃程度，并不逊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以变法为主题，变法也贯穿于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并被赋予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意义。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应当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要变法？究竟什么是变法？要变的究竟是什么法？什么样的法只能守、只能坚持，而不能变；什么样的法不能守、不能坚持，而必须变？变法与法治是什么关系？变法为什么要提出关于法治的主张，法治又如何与变法的内容和模式相衔接？

在为"图强"而变法的意义上，这一时期的变法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思想是相同的。不过，与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变法的讨论相比，这一时期关于变法的讨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它较多地关注世界的潮流及其精神，而不是仅仅在祖宗之法及其可不可变一类的问题上做文章；较多地阐述政治法律制度的原理、原则和规则，致力于制度改革和施行，而少有关于天道、心性的从容之论和道德伦理的恢宏建构；较多地围绕政治法律制度的根本原则和结构的转变，而不是尚德与尚力、任人与任法、有为与无为之类的君王治术问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人文学术不仅包含较多的法学内容，而且中国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变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例如，在学术渊源方面，渐次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法学尤其是启蒙哲学的一系列为中国传统学术所未闻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了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驱除鞑虏"、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那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法律制度方面，先自19世纪70年代引进国际法、继之讨论议院制度并在20世纪之初由沈家本等人参酌西方法律改革清朝国内法制，后来，辛亥革命又开启大量移植西方宪法和法律之端。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方面的哪一种因素是最重要的，或者是可以单独起作用的，也很难说哪一个方面的哪一种因素是绝对积极的或消极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变法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乃至到如今。

一般说来，这里的变法所要变的"法"，不是本文所说的法治中的"法"，它指的是国家的根本纲纪、体制和政策，而不仅仅是国家的法律。但是，主要在下述三种意义上，变法与法治又有密切的关联：第一，变法维新的核心问题最后指向的是社会政治体制，也就是一个治理原则和治理方式问题，法治被作为西方政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变法的重要内容；第二，在法治概念里，用以为治的法，不是刑律，而是国家大法，这个国家大法，也就是变法中的欲变之法、欲立之法,就是要通过变法而确定下来的立国之基，为政之本；第三，这个国家大法，不是简单地修改秦代以来的法典，而是要确定根本原则的变易，最终制定作为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指南的宪法，所以，变法是要解决实行这种新的法治所面临的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问题[1]。因此，从法治的角度看变法思想，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启示，而且，有些启示还是我们预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