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范文10篇

**年底，中国电信提出了企业转型战略，即由传统基础网络运营商向现代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转变，这是中国电信发展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企业谋求长远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企业战略转型能否顺利实施，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在于企业的文化建设。因为在企业中，新的战略的确定与实施，都需要有新的文化与之配合和协调，从而推进企业战略实施的顺利进行。所以，中国电信于**年非常适时地导入了企业文化建设，广大电信员工也在当年第一次“邂逅”了中国电信企业文化；并于06年接触到了更加贴近中国电信企业战略转型、更具核心竞争力的“06版中国电信企业文化”。

我们知道，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一经形成，并为全体员工所掌握，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会因为企业产品、组织制度和经营战略的改变而立即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文化既可以成为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动力，也有可能变成阻力。所以，在企业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做好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并使其推动企业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更是企业战略转型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优秀的企业文化建设必将推动企业转型更好更快地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电信进行企业战略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明确技术和市场的发展走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实施精确管理，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放眼全球，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意义已经毋庸置疑，因为有助于激励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并协调指导员工行为方式的企业文化，在市场环境发生变革时，能够促进企业经营战略和行为方式实施有效的变革，并且推动企业经营业绩的不断提升。一个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一个重视企业文化因素特征（用户、股东、员工）的企业，其经营业绩会远远胜于那些不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我们都知道世界500强企业，可这些企业为什么会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为“世界500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公司善于给他们的企业文化注入活力，善于结合企业的实际发展和战略目标不断调整企业文化建设的步伐和方向，从而使企业文化与企业战略相匹配并推进企业战略的前进和发展。正如《财富》杂志评论员所言：“在大多数企业里，实际的企业文化同公司希望形成的企业文化力出入很大，但对那些杰出的公司来说，实际情况同理想的企业文化之间的关联却很强，他们对公司的核心准则、企业价值观遵循始终如一，这一理念可以说是世界最受推崇的公司得以成功的一大基石。”

其次，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充分挖掘人力资源的潜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企业转型的顺利实现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从而更好地推动企业转型。我们说，鼓励创新、支持变革，是一切优秀企业文化的鲜明特点。员工自我发挥、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只有在强大的企业文化环境中才能获得满足。当前，中国电信正处于企业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很多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举措都在冲击着我们的大脑。而且，企业进行转型，必然会涉及劳动、人事、分配等管理环节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也必然会牵涉到一部分员工、甚至绝大多数员工的当前利益，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改革所产生的“阵痛”。在这种情形下，如何使员工正确认识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从根本上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何使广大员工正确认识转型、变压力为动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工作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企业文化的“人本性”也由此显现，即要求企业管理者不能只见物而不见人，要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培养人，把企业文化的“人本性”贯穿于企业目标、企业民主、企业道德、企业制度、团体意识、文化活动、企业形象等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

第三、企业文化为企业战略实施提供行为导向。明确的企业发展方向、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对员工的引导功能及凝聚功能将推动企业转型的顺利实施。我们说，企业制定战略后，就需要全体成员积极有效地贯彻实施。而企业文化正是激发广大员工热情、统一意志的重要手段。无论哪一家企业，所有的员工都不可能在同样的时间内对企业新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做到完全领悟；如何齐心协力一同往前走，需要的就是企业文化的引导。企业文化以概括、精粹、富有哲理性的语言明示着企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这些语言经过长期的教育、潜移默化，早已铭记在广大员工心中。比如中国电信的企业使命是：让客户尽情享受信息新生活；比如中国电信的战略目标是：做世界级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再如中国电信的企业行为准则、员工行为准则等等；对员工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是员工共同行为的巨大诱因，使员工自觉地把行为统一到企业所期望的方向上去。

第四、企业文化的约束功能可以降低企业运行的费用，促使员工自动纠正错误行为，从而促进企业转型的顺利实施。传统的企业一直是通过制度建设来进行管理和约束，但制度往往存在缺陷和不足，很难做到非常完善，并且落实制度的监督成本也是很大。如何弥补制度上的不足，这就需要一种软的约束，即文化管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做到凡事都能规定到，而文化却可以时时处处对员工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作用，一方面影响和作用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另一方面，使员工在心理上产生共鸣，从而使员工的行为在思想上、行为上、情感上和企业保持相同的价值取向。这就好比一个国家，除了以法治国外，还需要以德治国。通过企业文化的软的约束功能，可以将企业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等进行内化，使员工在内心深处对其产生认同感并自觉遵从。

关键词：技术市场理念传媒文化转型

一、技术视阈

1、技术和关于“技术”的意识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相信英雄创造历史，两者的争执成为近现代意识斗争的重要内容。但是进入20世纪末，这两种关于历史的话语方式的冲突似乎是减弱了许多，而在关于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话语上则显得日趋一致，至少是表面上的一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具有某种代表性。某种角度说，也正是“技术”在当代社会的影响消解或弱化了这种历史观的冲突。

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发表的“四个现代化”宣言，对“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调是尤为值得关注。相对于工业、农业、国防三大领域的现代化而言，之所以单列科学技术一项，乃是由于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更具决定性、更具普遍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只承认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否定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反映了70年代的“现代化”理念的特点。不管当时关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政治话语是多么激进，对技术的重视反映了较为清醒的态度。

进入80年代，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被确定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基于这一要求，强调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是一个逻辑的结果，是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观的使然。在80年代，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由此确立了关于“科学技术”的权威的意识形态。90年代的“科教兴国”就是20世纪末中国关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发展和延续。[4]应该看到，邓小平之所以对科学技术如此重视，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到由于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社会主义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可能引发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他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5]而技术的开发、引进、运用将极大的促成社会发展并进而强化上层建筑的合法性。这正是邓小平深刻而又有远见的地方。

摘要：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是当代中国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小说创作，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当代社会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文化表现。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当代小说与文化研究之间有待挖掘的空白之地中，它是最值得开垦的一片沃土。

关键词：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社会转型；文化表现

股市的繁荣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当代中国股市从1986年诞生至今不过短短三十多年的历史，但现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万众瞩目的焦点。股市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晴雨表，牵动着十三亿人的脉搏和心跳，是中国当代社会一条敏感的神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资意识的觉醒，是当代中国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是在当代中国股市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之后才得以出世的。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作者大多数是“股市中人”，一般都有在股市中搏杀多年的经历。他们是在股市中“讨”了多年生活之后，在对中国股市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之后，在对自己的股市生活有了深刻的文化审美认识之后，才拿起手中的笔“宣泄”自己在股市中的苦和乐。这些作品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留下了一幅幅生动而鲜活的写真，荟萃了众多股市参与者真实的生命体验；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和价值颠覆与重构的现状，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时代血脉的收缩和贲张，使人性的善恶多了一个淋漓尽致挥洒的舞台。它是瞬息万变的中国股市留下的真实“痕迹”，是观察中国当代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原生态地保留中国股市文化的最丰富的矿藏，从小说这个角度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嬗变。股市监管者、上市公司、上市中介机构、券商、基金公司、散户、庄家、股评家、财经记者、投资顾问、投资银行家等“股市参与者”，在股市的“生存状态”和“赢利模式”，他们的角色特点和职业精神，他们作为胜利者的“炒股智慧”，他们作为失败者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当代股市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这些“人”的生活和观念有文化上的新意。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萌芽生长像任何生命一样，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从萌芽到成长、成熟乃至繁荣的历史不长，而且从数量来看，它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但它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与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部分，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与中国当代文化嬗变最相关的部分，是表现中国市场文化成长最充分的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文化模本”，是整个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文化模本。中国当代社会一切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影———市场。当证券市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炒股发财一时间成了股民们狂热的梦想，股市成为市场交易的顶级战场，股市生活则成为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最受青睐、最为集中的题材之一。

股市小说触及到了人类生存状态中本质性的一角，并由此生发开去描述时下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世相，有着独到的体验和发现；它所提供的种种生存表象基本涵盖了这个时代最本质的市场特征，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景观最具特色的一面。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研究处于萌芽状态，股市小说尚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把中国当代股市小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从中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研究中国文化的嬗变，这是一个国内外学术界刚刚起步的工作，具有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具有现实意义。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者中，邱绍雄是着力最早也是着力最多的。他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当代股市小说，对中国当代几乎所有的小说进行原始的“第一阅读”，找出所有“以股市参与者为主人公、以股市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作品，编成了《中国当代股市小说书目》。它以作品发表的时间先后为顺序，从整体上粗线条地表现了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全貌和发展脉络。邱绍雄从2008年开始发表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系列论文，2013年和2015年两项研究成果“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研究”“中国当代股市小说史”两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并顺利结题出版，标志着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已经获得社会和学术界一定的认可。邱绍雄的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聚焦了中国当代股市小说与中国文化嬗变的联系和历史，分析了小说中的“股市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文化精神，探索了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演变轨迹及其内部的互动关系，宏观地勾画出当代中国文化嬗变的基本轨迹，从而挖掘了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最重要的文化价值———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市场化转型而生长的文化特性。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敏锐地抓住了“股市小说”这一文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由此打开了一扇探讨当代社会、当代人心态的特别窗口，从中感悟时代风云变幻、市场波动与人性变迁的种种玄机，洞悉当代人文化品格的复杂与微妙，既丰富了我们对一种新文学浪潮、文学史的理解，又为研究当代生活、当代人心态提供了新的思考。对于共和国来说，股市是新生事物，关于股市的小说更是后起题材，远不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题材成熟，因此可以论述的空间较为宽泛，而可援用的研究成果又相对匮乏。通过股市小说来洞见因股市而引致的中国文化嬗变，广泛涉及到社会意识、价值观念、人格形成、性格取向、交往原则、契约精神等方面。对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中国当代股市小说又是与中国当代经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的创作。中国当代股市小说反映出当代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人面对的一种新的生活维度。股市生活是当代小说家自然的题材选择，也可以说是当代小说的时代使命。“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1]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源于中国当代社会市场化转型，同时也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市场化转型。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当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这种社会转型不是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型，更不是国家政权的更替，而是一种结构性转型。这种社会转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市场化转型。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市场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话语，市场化成为当今时代的表征并引领了文化层面的深刻变革。它不仅引起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与转型。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商品意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富裕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韩庆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2]一文中将中国的社会转型概括为十个方面：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由于市场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基础，而市场性思维则必将影响并渗透于社会的一切事物，因此，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市场交易高度发达的时代，是社会的市场化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社会世俗化趋势不可阻挡的时代。股市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市场课堂，是中国市场精神的培育基地。股市带给人们的不止是金钱和刺激、机会和风险，还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和新规则。中国当代股市小说表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思维对社会中一切事物的渗透和影响，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它所弘扬的市场精神正是时代所或缺、所提倡、所追寻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不断繁荣发展的股市是一块资本沃土，在买与卖之间不断培育和强化着当代中国人的交换意识，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中国当代股市小说表现证券交易活动，以启蒙的意识和审美的形式为股市生活写真，塑造金钱神话，进而诠释新市场精神，启发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其启蒙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有力挑战，其中的某些观念和原则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传统文化必须自觉“剔除”自身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以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糟粕性内容，“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核和精华，进而填充和融合符合时代要求、适应时代进步的市场文化。这种“剔除”———“挖掘”———“融合”的过程正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间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新的契机。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是具有一定观念文化的人去从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和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站在纵深几千年的传统和势不可挡的现实市场潮流的交汇点上，深深体味着这种发生在我们内心的巨大反差和冲撞，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自我市场化修炼，才能改变骨子里传统的观念、思维与行为习性，适应时展的需要。基于市场经济的市场文化有如滔天巨浪，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市场化新变。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积淀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类型要素，其中蕴含的文化意味更意味深长，为股市小说“炒股赚钱”书写找到了有效的、合目的性的伦理依据。既要弘扬优良的传统价值观念，又要根据时展的需要赋予新的内容；既要引进西方合理的价值观念，又要根据我国社会进步的实际对它们进行改造。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核心价值观的确定显得当然和必要，它不仅能为当前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提供有效的社会价值规范，而且还能引领社会转型期价值迷茫的人们走出价值冲突带来的阴影。通过对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和维护，可以增强社会的整合力、凝集力，从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一种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必将引起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必将引起人们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的重大转变。中国当代股市小说一方面深度挖掘潜藏于民族血液中的市场因子，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内容与想象空间，另一方面也从特定的视角揭示了一个民族市场精神密码的转换过程，其文化意义至为深广。

本文通过对张西平新著的评论来发挥作者本人有关中西文化传播与文化转型的见解。作者指出张著的最大特色在于使用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的眼光来描写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景图，并且指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交流的性质，由此可以对以往研究倾向起纠偏作用。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一、艺术文化的转型

20世纪是中国历史突变的时代。引起这场突变的因素有来自西方的冲激，也有来自传统自身的裂变。这种变化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种变化又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直指人们的心灵深处。中国古典艺术的终结和近代艺术萌发的新旧交替和转型就是这种变化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以诗书礼乐作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的文化理想。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中那些只有通过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见全集第二卷）中国当代有的美学家还不厌其烦、一论再论“美是和谐”的观点，可见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追求，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肯。古典和谐美作为古代艺术的理想，它要求把构成艺术的多种元素如再现与表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时间与空间等处理和组织为一个平衡、和谐、稳定、有序的统一体。古代艺术的实践实际上也基本上是用这种理想来规范和陶铸的。

中国古典艺术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进入到一个平淡而多彩的以表现世俗和人情为核心的广阔世界。小说和戏曲成为这个时代文艺的代表。明代资产阶级因素的萌芽和发展，使得下层的市民文艺和上层的浪漫思潮得以蓬勃展开，袁中朗、汤显祖、冯梦龙、吴承恩、李贽等风靡一时并连成一气。不料满族入主中原，强制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盘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从文体到内容，从题材到主题，都如此。”（李泽厚《美的历程·十》）于是浪漫变成了伤感，对朴实而充满朝气的市井生活的描绘变成了对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揭露。到晚清，伤感愈深甚至悲鸣，激愤愈烈甚至革命。所唱是《爱国歌》（康有为的一篇长诗），所见是《革命军》（邹容），所闻是《盛世危言》（郑观应）、是《警世钟》（陈天华）……古典主义的和谐完全被历史的巨轮所辗碎。石门锁不住，黄河入海流。近代的帷幕艰难地升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美术革命、还有文界革命、戏剧改良，一时间舞者如潮。

如同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有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心理逐渐深化的过程一样，近代艺术演变也有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合中西成新体的渐进过程。比如，诗界革命就未能突破旧风格，而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小说界革命也存在“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的矛盾，而美术革命也意识到要改良中国画，不能只限于模仿一点西洋画的技法，而必须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还有古文的衰微与新文体的诞生更是如此。如梁启超则以文章革新家的气度与胆识，在从古体文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无所顾忌地博采一切于己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本文字句法，打破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不名一家而自成一体，即所谓“新文体”。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样的归纳说明：“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这里除提及“外国语法”一点之外，其余都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联。特别是他能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又动之以情，且两方面都极度扩展，并行不悖，更是发扬了情理并重、一体圆融的古典艺术精神。因此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可以说近代艺术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内在发展。

中国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理性早熟的农业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其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为审美理想的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有进步则有过渡”，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这一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的艺术文化模式在酝酿，形成之中。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聚合。首先，它不能是无根的，它应该是传统的新发展。其次，它又面临着西方艺术文化的挑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作出回应，最后，它整合各方面因素，形成一种审美价值观，并树立一种典范，形成主流。由典范的传承、审美心理的积淀，就形成了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艺术文化传统，凝结成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

一、艺术文化的转型

20世纪是中国历史突变的时代。引起这场突变的因素有来自西方的冲激，也有来自传统自身的裂变。这种变化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种变化又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直指人们的心灵深处。中国古典艺术的终结和近代艺术萌发的新旧交替和转型就是这种变化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以诗书礼乐作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的文化理想。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中那些只有通过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见全集第二卷）中国当代有的美学家还不厌其烦、一论再论“美是和谐”的观点，可见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追求，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肯。古典和谐美作为古代艺术的理想，它要求把构成艺术的多种元素如再现与表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时间与空间等处理和组织为一个平衡、和谐、稳定、有序的统一体。古代艺术的实践实际上也基本上是用这种理想来规范和陶铸的。

中国古典艺术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进入到一个平淡而多彩的以表现世俗和人情为核心的广阔世界。小说和戏曲成为这个时代文艺的代表。明代资产阶级因素的萌芽和发展，使得下层的市民文艺和上层的浪漫思潮得以蓬勃展开，袁中朗、汤显祖、冯梦龙、吴承恩、李贽等风靡一时并连成一气。不料满族入主中原，强制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盘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从文体到内容，从题材到主题，都如此。”（李泽厚《美的历程·十》）于是浪漫变成了伤感，对朴实而充满朝气的市井生活的描绘变成了对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揭露。到晚清，伤感愈深甚至悲鸣，激愤愈烈甚至革命。所唱是《爱国歌》（康有为的一篇长诗），所见是《革命军》（邹容），所闻是《盛世危言》（郑观应）、是《警世钟》（陈天华）……古典主义的和谐完全被历史的巨轮所辗碎。石门锁不住，黄河入海流。近代的帷幕艰难地升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美术革命、还有文界革命、戏剧改良，一时间舞者如潮。

如同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有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心理逐渐深化的过程一样，近代艺术演变也有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合中西成新体的渐进过程。比如，诗界革命就未能突破旧风格，而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小说界革命也存在“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的矛盾，而美术革命也意识到要改良中国画，不能只限于模仿一点西洋画的技法，而必须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还有古文的衰微与新文体的诞生更是如此。如梁启超则以文章革新家的气度与胆识，在从古体文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无所顾忌地博采一切于己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本文字句法，打破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不名一家而自成一体，即所谓“新文体”。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样的归纳说明：“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这里除提及“外国语法”一点之外，其余都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联。特别是他能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又动之以情，且两方面都极度扩展，并行不悖，更是发扬了情理并重、一体圆融的古典艺术精神。因此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可以说近代艺术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内在发展。

中国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理性早熟的农业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其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为审美理想的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有进步则有过渡”，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这一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的艺术文化模式在酝酿，形成之中。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聚合。首先，它不能是无根的，它应该是传统的新发展。其次，它又面临着西方艺术文化的挑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作出回应，最后，它整合各方面因素，形成一种审美价值观，并树立一种典范，形成主流。由典范的传承、审美心理的积淀，就形成了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艺术文化传统，凝结成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

（一）

正确处理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为中国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存在两种基本理论主张或倾向：第一种是文化“进化论”或称为文化进化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一元的而且是呈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处在不同阶段的文化有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之分，而不同民族的文化必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中。这种观点看到了文化发展的统一性和时代性，却否认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全盘西化论”者把中国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就属于这一种观点。胡适就认为，中国文化发展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2]第二种是文化多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这种观点则认为不同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平等的，并不存在绝对的先进和落后、高级与低级的分别。这种观点肯定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却否认了文化的时代性，“东方文化派”明显的持这一观点。梁漱溟就认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各有其特殊性或民族性，他们各自处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当中，各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他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条基本思维走向，那就是学习西方，批判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正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1470而那时的外国主要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当历史的步伐迈进20世纪时，两件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选择方向。

其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使中国人深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病。其二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生长出一种新的文明即所谓的“第三新文明”，它给苦苦探寻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曙光。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潮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和分析，最终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上也存在着认识的偏差，主要表现在只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弱化文化的民族性。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文化本无东西之别，“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5]青年虽然也认识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和价值，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他所说的东方文明就是指中国文明。但在那个启蒙时代，他跟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主要是站在先进文化或者说文化的时代性角度，主张对民族传统文化弊端进行最激烈的批判，摧陷廓清，实现决裂，以解放国人的思想、道德。抗日战争爆发后，当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在文化上则十分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民族性之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民族性不仅有利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到抗日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体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开始自觉地处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关系问题。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他们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保证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先进性。正如所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4]1516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原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文化，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它都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必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认为，随着的发展，出现了两种形式主义即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和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形式主义向右是指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形式主义向“左”主要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向“左”和向右的共同特点是脱离中国实际，虽然他们旗号不同，形式各异，实质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无视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社会心理、历史传统、民情风俗等等，盲目崇拜外国的制度文化和经验模式，顶礼膜拜，照搬照抄。而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复古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又维护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从而为陷入文化迷失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严重挫伤的中国人重新找到了文化意义上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自我”。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有机融合。

（二）

把文化的民族化与文化的大众化相联系，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的启蒙往往收效甚微，除了后面所讲到的没有很好地把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有机相结合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没有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知识分子常常以启蒙者的身份高高在上，在启蒙的方式上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水平存在差距。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建设平民文学，力图使文学更好地走进大众。然而，诚如所指出的，事实上它并没有能够达到普遍化大众化的地步，“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6]在学校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农民一向“痛恨学校”，一向看不惯“洋学堂”，因为他们说的都是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深受郑观应、梁启超、陈独秀等众多启蒙思想家影响，青年也认为，几千年传统使国人的思想道德根深蒂固，他们思想保守僵化，愚昧落后，奴性十足。因此，唯有进行国民性的批判与重塑方能变革中国之社会，而要变革中国社会，则自然需要一批圣贤站出来“拯民救世”。认为，圣人得大本，贤人略得大本，愚人则不得大本。因此，必然出现“小人累君子”现象，但君子、圣人不应独善其身，而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由此不难看出，青年在文化发展的力量与源泉问题上，并没有很好地处理知识分子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但当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开始摈弃早期那种君子与小人的二元对立的划分法，开始把自己融入到民众之中。1922年11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评论，批判“长衣社会的先生们”以训诫的口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指点和教训民众。

一、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自19世纪中期，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近代文化转型阶段。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对外反抗西方列强侵略、对内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对自己几千年悠久的文化进行了由浅入深、由物质到精神的深刻反思。首先是实用技术的反思。从鸦片战争，中经1861年开始的洋务自强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经世致用”观念复活，富国强兵呼声高昂，从器物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觉得有必要于此舍己从人的时期。接着是政治制度层次的反思。从甲午战争失败，中经运动，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是怀疑一切成法，发挥创造精神，从制度上承认不如西方文明而勇于革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时期。最后是思想文化层次的反思。从辛亥革命，中经粉碎帝制复辟，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旧思想剧烈较量，东西文明全面比较，而从文化上进行反思的时期。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文化大转型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市场经济初步发展，小农经济解体，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形式上的共和国，打倒了封建社会的象征——王权；传统文化权威受到冲击，科学民主观念获得传播。但是，这一次文化转型并没有导致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根本转变，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专制和旧文化统治的落后国家。

2.现代文化转型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开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适应时代巨变而被重新阐释和评估，中国文化在思想批判和“武器批判”中交相前进，经历了问题与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科学与玄学、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真假三民主义之争等无数次论战和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文化体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立意味着近现代中国文化选择与重建获得了历史性成功，在民族独立与解放斗争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功能。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构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毕竟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本身，它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准备了历史条件，而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转型。

3.20年“闭关锁国”阶段。建国后，西方国家压迫我们，封锁我们，而我们又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孤立于世界之外，特别是“”的十年浩劫，造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断裂。在生产力极端落后（国民经济中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仍占相当大比重）的情况下，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必然难以避免封建文化糟粕的重新复活。可以说，建国后我们在文化建设上虽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由于“左”倾错误干扰和破坏，中国文化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反而出现了与现代文化发展方向截然相反的倒退。1976年“”被打倒，十年文化浩劫终于结束，中国人民又一次面临新的文化选择。

总之，中国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转型中，正值中国社会处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着乾坤旋转的大变动。但在历次文化转型中，由于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出路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许多困惑，使得中国文化向现代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

［摘要］两化融合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命题，做好两化融合与企业文化转型，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后发优势，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文章阐述了两化融合和企业文化转型的关系，对两化融合背景下企业文化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和实现转型的关键要素进行分析，给出相关措施建议，为新时代下工业企业进行两化融合文化转型提供借鉴。

［关键词］工业企业;两化融合;文化转型

1引言

两化融合，即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以信息化资源环境建设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与工业技术、工业基础设施、工业管理、工业装备、工业生产等工业企业的各个层面进行渗透和融合，形成创新的具有新型生产模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型工业构造，从而全面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工业化战略。两化融合发展是我国在工业化发展时期提出的特有道路选择，以信息化为支撑，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发展出一种具有长效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全体员工认同并自觉遵守的价值理念，成为代表企业形象的无形资产。优秀工业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根源就在于其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在工业发展阶段如何使工业企业的内在文化适应时展的需要，做好企业文化转型至关重要。

2两化融合与企业文化转型的关系

工业企业是社会生产的承担者，是两化融合的主体，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要将企业发展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而企业文化就是工业企业发展的支撑点。企业生产经营完成信息化升级的同时，也要将旧的产业模式下的传统企业文化进行改造转型，成为两化融合背景下具有创新性和连接性的新型企业文化，这是工业企业适应两化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企业文化促进推动两化融合在企业的纵深发展。两化融合注重工业化和信息化两者内在的有机联系，而企业就是最重要的纽带，在企业生产运营中可以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紧密结合。两化融合的方式需要工业企业提升信息化水平，在技术上通过两化融合形成企业工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现代信息化管理，在产品上增加自主创新能力，提高附加价值，在生产制造流程上优化配置有限资源，通过科技技术应用提升产业链效率，在企业发展战略上不偏离社会发展需要。这些都离不开企业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而优秀的企业文化能使企业在两化融合过程中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力量，对市场做出快速响应，推进行业发展。企业文化是探索工业发展新途径的必要支撑。我国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形成较多弊病，影响了工业企业的发展。两化融合形势下，需要工业企业转变思维和态度，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积极实践工业发展新模式。从企业文化入手，对落后的管理模式和陈旧思维进行改革，调整优化生产经营方式，将企业尽快调整为具有持续学习能力和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现代型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找到发展的动力源泉，激发企业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