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专横范文10篇

拜读了容若先生的大作：《也谈孙中山之五大罪——评袁伟时关于护法的‘翻案’文章》（《明报月刊》2001年十月号；以下凡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出处）后，感触良多。此文不仅涉及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表明一种曾经为祸多年的文化现象尚未消失。

（一）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拜读了容若先生的大作：《也谈孙中山之五大罪——评袁伟时关于护法的‘翻案’文章》（《明报月刊》2001年十月号；以下凡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出处）后，感触良多。此文不仅涉及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值得重视的是它表明一种曾经为祸多年的文化现象尚未消失。

（一）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一）文化专横的思维模式

容先生断定：“大陆史学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趋于公式化”。拙作“属于以B公式写的‘翻案’文章。”所谓“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为反面人物，例必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利益为依归，以此公式写的，一般以指桑骂槐为主。”

坦率地说，21世纪的香港仍有人这样提出问题，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学术不承认有永恒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它总是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逐渐向真实接近。“群言淆乱衷于圣”，以圣言和经典为是非标准，那是宗法专制的常规，有现代公民自觉的人士绝对无法认同。如果不准去伪存真，哥白尼以来的全部学术发展统统都要丢到粪坑中去！自然科学如此，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容先生说，“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通过决议，尊孙为‘国父’……发表《纪念孙中山》一文，承认孙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应有所非议了。换句话说，学术应该成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说过的，学者不容置喙！中国人已经吃够了这类文化专横的苦果，早就应该拒绝对权势献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顺便说说，有些好心的朋友总是觉得为顾全大局，不应戳穿孙文的假相。这也是笔者反复考虑，十多年来迟迟没有动笔的一大原因。我反复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国人最不应该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寻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长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术欺骗我们的人民。在这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下，总结孙文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无法避免的。

其次，容先生指责笔者“站在人物的对立面说话”，即“以该人物之敌人的意愿、观点及其所属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孙文被尊为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乃至“国父”，按照这样的逻辑，笔者依归的自然是反革命和卖国乃至叛国集团了。那么，谁是孙文的敌人呢？是陈炯明吗？在陈氏从政生涯中，除了1921年以后的几年，都与孙文或黄兴属于同一集团，是不是只要同孙文有不同政见，“集团的利益”立即180度大转弯，一跃而成了卖国贼呢？即使有人敢作这样的论断，无奈找不到陈氏出卖国家主权的任何记录；而研究孙文的史家则大都知道，孙文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记录却见不得人。孙文的敌人是军阀吗？可是，、段祺瑞之流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孙文生命的最后几年却偏偏与他们称兄道弟！华盛顿也被尊为国父，但人们依然毫不客气地揭露他养奴。可没有听说有人指责他们犯了什么天条，追究他们代表那个利益集团讲话。容先生搬弄的黑白对立利益分析法，1949年以降特别是中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而又深受其害、深恶痛绝。搬出这样的宝贝来作为立论根基，不知容先生是无知还是明知故犯？

前言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中的具体形态，凸现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两个文明变为三个文明，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境界。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包含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宪法作为政治理念文明，它的进步与发展极大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宪政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由宪法的启动，运行，评价等子系统构成，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宪政系统要顺利的进行，必须注意保持宪法与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对某子系统进行调整，就应当全面，充分考虑该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修宪也是一种必然，它是由时间维度决定的，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我国的修宪似乎有一种常规，即当改革开放，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后，我们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把改革开饭的经验和成果写入党的决议中，为了贯彻党的决议，必须把宪法中不符合党的决议的内容和脱离改革开放实际的有关条例进行修改，是党的一致变为国家的意志，因而就产生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的四次修宪活动。

一修宪简介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主要修改之处为，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前言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中的具体形态，凸现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两个文明变为三个文明，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境界。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包含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宪法作为政治理念文明，它的进步与发展极大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宪政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由宪法的启动，运行，评价等子系统构成，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宪政系统要顺利的进行，必须注意保持宪法与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对某子系统进行调整，就应当全面，充分考虑该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修宪也是一种必然，它是由时间维度决定的，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我国的修宪似乎有一种常规，即当改革开放，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后，我们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把改革开饭的经验和成果写入党的决议中，为了贯彻党的决议，必须把宪法中不符合党的决议的内容和脱离改革开放实际的有关条例进行修改，是党的一致变为国家的意志，因而就产生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的四次修宪活动。

一修宪简介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主要修改之处为，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设有司法部，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统管司法、法律事务，惟独英国情况特殊，有个司法大臣（或称法律大臣）办公室行使司法部职能。这个司法大臣同时还是上议院议长、英联邦首法官。各国司法部的职能因国情不同而有所不同，通常可以英美法与大陆法传统分类为视角进行分析。英美法国家常以美国司法部为典型。美国司法部是国家法律事务的总机关，也是最高检察机关、最高执法机关。司法部长同时是总检察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隶属于司法部长。也就是，除法院审判权外，其他司法权如检察权、侦查权、执行权以及法律事务管理权都由这个部门行使。加拿大、澳大利亚司法部与美国类似。这就是所谓大司法模式。大陆法国家以法国、德国司法部为典型。在职能上，与英美法国家特别是美国司法部相比，并不逊色多少。主要差别是司法部长不是总检察长。司法部不是最高检察机关；侦查权由政府其他部门，如内政部行使，司法部不是最高执法机关。但其实这是表面的、相对的。在这两个国家，检察机关虽然与司法部分立而设，但检察长是由司法部长提名任命的，要向司法部汇报工作。对重大敏感案件，司法部长有权过问。由于实行检察一体化原则，可以想象司法部长实际上可通过检察长指导、影响案件侦查权的运作。可见，两大法系国家司法部职能作用有所不同，但彼此差别不是很大，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司法部是大司法，法德司法部是小司法，这是不准确的，它们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特别之点。有的大陆法国家如摩洛哥，虽深受法国影响，但它的司法部在职能上与美国司法部基本相同。

俄罗斯、东欧国家近年来掀起司法改革的浪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建立健全司法部。以俄罗斯为例，从职能看，它的司法部与美、法、德的明显不同主要在于检察权、侦查权的配置上。司法部没有检察权，也没有侦查权，这点不同于美国；司法部对检察官没有提名任命、工作指导关系，这点不同于法、德，但司法行政以及各类法律事务由司法部统管。这方面与两大法系国家亦无二致。俄罗斯、东欧国家检察机关传统上是独立的，目前司法部不能干预检察权，实际上是尊重传统的结果。

说到这里，不妨对各国司法部的共同的表面特征作两点归纳：一是地位显要。美国司法部是国家机构中最庞大的机构，列在国务院、国防部之后，法、德司法部虽没有美国司法部庞大，但地位也很显要，列于外交、国防、内务之后，个别国家如摩洛哥司法部则属于内阁首位。总的看，大多数国家除了内阁，基本上是一外交、二国防、三司法（或四司法，主要是那些设内政部的国家）。二是职权宽泛又庞杂。大凡司法、法律事务，都在司法部视野里。宽泛得几乎无所不包，庞杂的难以准确分类，简言之，司法部的工作范围跨跃或涵盖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制工作部门。为什么司法部如此位高权重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成因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涉及司法部存在的价值和作用问题。

第一，这是实行法治的客观要求。实行法治就是依法治国，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都要在现实的法制轨道上运行。不论是国务院活动，还是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处于法律调控、规范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讲，法治国家的社会生活其实就是法律生活。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法律事务。老百姓有法律事务，企业有法律事务，社会有法律事务，政府有法律事务。这就需要国家有个权威部门来统管。这个权威部门就是司法部。

第二，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实际需要。司法公正的核心在于法院审判公正，在维护司法公正问题上，司法部功不可没。司法部虽然位高权重，但位高高不过法院，权重重不过审判权。很多国家的司法部对与司法活动有关的侦查权、检察权、执行权或直接掌控或间接指导，惟独对审判权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实际上突出了对审判权的高度尊重。为了让法院排除事务性干扰，专心致志地搞好审判工作，大多数国家包括大陆法国家和很多英美法国家都由司法部负责管理各类司法行政事务。如果说法院是法律王国的国王，那么司法部就像一个大管家，把审判业务以外的事都管了起来，而且要管好。法官们不必为办公大楼、经费开支、人事调整、裁判执行等一大堆琐事操心，他们只在如何适用法律公正判断问题上下功夫就行了，这样才能实现法官“只服从法律”，法官“没有上级”，干净、公平地断案就行了。司法部在维护司法公正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前言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提出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观的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文明中的具体形态，凸现了当代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由两个文明变为三个文明，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境界。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进步的成果，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包含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宪法作为政治理念文明，它的进步与发展极大推动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宪政是一个独立的体系，由宪法的启动，运行，评价等子系统构成，根据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宪政系统要顺利的进行，必须注意保持宪法与社会的一致性，必须要对某子系统进行调整，就应当全面，充分考虑该子系统与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此我国修宪也是一种必然，它是由时间维度决定的，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我国的修宪似乎有一种常规，即当改革开放，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后，我们党通过全国代表大会，把改革开饭的经验和成果写入党的决议中，为了贯彻党的决议，必须把宪法中不符合党的决议的内容和脱离改革开放实际的有关条例进行修改，是党的一致变为国家的意志，因而就产生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及2004年的四次修宪活动。

一修宪简介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第一次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主要修改之处为，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确定教师实施学校德育工作的主体地位。学校德育工作的成败，关键在于教师的自身道德建设。新时期的素质教育不仅是教育教学方法上的改变，更是教育教学理念的创新。教师不仅要具备渊博的文化知识、纯洁高尚的人格魅力，而且要在自身的教育教学活动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教育方法上采用激励法，对优等生在表扬过程中提出努力目标，对问题生在批评过程中多发掘闪光点。在教学上积极引导学生动脑、动口、动手，使之在学习上具备探究、合作和创新的能力，为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打下坚实基础。

（2）确立课堂教学作为提高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主阵地。将德育贯穿于各学科教学之中是学校德育工作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新时期学校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要求各学科教学应充分探究和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并与传授知识相结合，使学生在接受知识的同时能受到更好的思想教育，达到“以德促智，以智养德”的效果。如：思想品德课教学必须以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语文课教学应充分运用名章、名篇、名句等经典来展现汉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激起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史、地课教学应从国情、资源、人口等方面充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化生课教学应从新能源、新材料以及国家科技实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中国梦”的激励和唤醒教育。使课堂教学真正肩负起“教书、育人”双重使命。

（3）把高品位校园文化作为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媒介。高品位校园文化对学生素质发展的影响具有弥散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从而使学生自觉自愿而又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受其熏陶。新时期学校充分利用“三项活动”，在落实“一周一诗词、一日一名言”的基础上，要求班级撰写班训和班主任寄语，学校刷写校园标语，制作警语牌；利用教研、年级组和团委等部门组织开展“诗歌朗诵会”“百科知识竞赛”等活动；利用特定节日及事件开展自我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观念，充分让学生在自我实践中增强文明意识、竞争意识，做到“知行统一”。

（4）将净化社会环境作为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有力保证。将家庭、社会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是学校德育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学校应积极联络城管、工商等部门加大校园周边环境的整顿和治理。定期举办法制、安全和禁毒教育报告会，帮助学生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害，充分利用家长会做好对周边群众的宣传和引导工作，切实使家长认识到家庭对子女品德的陶冶、个性的形成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让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做到时时处处关心和引导，做到既不溺爱放任，也不粗暴专横。

总之，学校德育工作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我们应转变育人观念，使之更贴近学生生活，更贴近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克服功利主义倾向，以高度责任感去努力研究探索德育工作的新规律、新方法。

作者:李秀中单位: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董志初级中学

没有监督制衡的党内权力，必然导致党内权力走向专横和腐败，无产阶级政党毫不例外。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已经历史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这是关系共产党命运的重要课题。

没有监督制衡的党内权力，必然导致党内权力走向专横和腐败，无产阶级政党毫不例外。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已经历史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这是关系共产党命运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监督体制的产生与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内监督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其章程中就规定了上级对下级、组织对盟员通过“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盟员如果不能遵守这些条件即行开除”（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著作选读》第39页。）的纪律监督。盟员则通过代表大会的年会制、选举制和罢免制对上级领导成员进行民主监督。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监督思想是集中监督和民主监督相结合，奠定了民主监督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

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党内监督体制，是上下双向监督体制，没有党内专门监督这个第三支撑点。我们知道，三角形具有稳定性，这里的每一个支点都向两个方面用力，又都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力。三个支点形成耦合关系，每个支点都起到保护另两个支点的作用，从而保持党内监督体制的稳定。

一、依法治国的实质在以法治权、治官

一项政策、方针、口号的提出，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主义国家，往往可以立即得到一呼百应的效果。但是，要真正领会其含义，把握其精神实质，取得全党全体干部的共识，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往往在一哄而起时还可能出现偏离或误解原意、形似而质变的现象。

党的十五大报告已明确“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三个“管理”的对象，可以说是依法治国指向的客体。可是，在理解和贯彻执行这一治国方略时，一些地方往往把法治主体只限于政府，由政府制定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乡……的方案，所“治”的对象也大都是本地所“管”的行政、司法事务和经济、文化、社会事务。这样，就把“依法治国”的“国”这一客体，理解为只是一个空间或地域概念，按等级层层分管。“依法治国”演化为只是本地区依法办事，这就有失偏颇，而且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与价值目标相左。有的地方甚至推演为依法治村、治家，最后落实到依法治人，就更有悖“法治国家”的精神了。

前述十五大报告中讲的“三管”，是援引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三管”只是概括了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三个方面事务。如果只从字面意义上把它理解为依法“管事务”，而不问管理这些“事务”的关键所在和核心内容，那就会偏离法治精神。

其实，从法治观点看，“依法治国”中的“国”，应是指国家机器，“法治国家”是指法律至上的民主国家。这架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是源于人民而授予政府的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行政与司法以及军事等权力）。而操作这架机器，行使这些权力的则是遍及全国的政府的各部门、各地方的官员。在近现代，国家机器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一架庞大的官僚机器。民主的法治的要义，依法治国的精髓，就在于作为法治主体的人民以法治权，即人民通过人大以宪法和法律来授予并制约政府权力。政府则首先是作为法治的客体接受法的统治，依法用权，而政府官员是这些权力的载体，因此，以法治权又重在以法治官，澄清吏治。所谓吏治清则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前述的把“依法治国”推演为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乡……，并无不可，但如果忘记了首要的是要治好你那个省、市、县、乡的“国家机器”，即政府各权力机关及其官员，那就事倍功半，而且会偏离真正法治的轨道。记得在一次依法治国的讨论会上，北京市司法局一位负责同志介绍了他们“依法治市”的经验。他们的一些具体经验确实不错，在一段时期走在全国的前列。可是，他很惋惜地说，后来出了个陈希同、王宝森事件，就失去了光彩，好的经验也被淹没了。———其实，要害恐怕还在于他们抓“依法治市”没有抓住关键：以法治官，特别是以法治市长、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