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范文10篇

计量方法及理论模型

1.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农村文化消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与总结，我们认为能够对农村文化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归根结底来自供求两个层面。首先，农村文化消费受需求因素制约。一般来说，由文化教育程度、消费观念与习惯、收入水平、文化消费支出水平、消费结构和社会保障状况所决定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是制约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最为重要的需求因素。文化消费是精神层面的消费，其需求强度与认知程度、消费习惯、消费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文化程度高且已形成一定消费习惯的农村居民，其认知力、理解力越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就越多，需求意愿也就越旺盛。由于文化消费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且文化消费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表现在以前与现在的消费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未来文化消费水平是建立在当前消费水平基础之上，因而，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的大小不但受农村居民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预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村居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直接影响。其次，农村文化消费受供给因素制约。在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过程中，由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和文化消费价格所决定的供给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供给，而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必然影响到文化消费，文化消费价格的高低不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影响着文化产品供给者的供给积极性，是影响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2.数据选择与变量处理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均来源于1991-2010年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并且用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项文教支出除以1990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分类价格指数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用性，在不改变原有性质的前提下，对部分变量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代表价格因素；用居民消费支出中前三位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代表消费结构；用人均农村文化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文化基础设施；用人均农村社会福利救济费代表医疗和社会保障；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以居民消费倾向替代消费观念、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等无法具体量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居民消费倾向可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代表[5]。

3.模型建立在建立文化消费模型的过程中，为了有效消除异方差，并减少变量的波动，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可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1.序列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有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发生，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无法直接进行回归分析。而经过一阶差分后，这些新的时间序列均变成平稳序列，且单整阶数相同，均是一阶单整，可用于进行协整分析。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文化传承与发展意义重大，同时文化又一定程度上关系着人们的语言属性与语言习惯的变更，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文化差异因素影响下，各国的语言习惯存在很大的不同，于是商务英语的翻译也显得异常艰难。中国与英语国家无论在哪方面，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性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方面，正确理解并科学认识这些文化差异性，才是新时期商务英语翻译的新出路。

一、商务英语翻译中中英文化因素的差异性

1.风俗习惯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民族风俗习惯渗透着“尊卑贵贱”的儒家思想，这种文化观念与民族风俗使中国人较英语国家更为保守，“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思想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孩子起名时要忌讳，不可与父母重字，可以随便问人年龄等等。而这种文化风俗在英语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英语中没有名字忌讳现象，而在英语国家进行寒暄打招呼时，是特别忌讳问人年龄的，这是极大的不尊重。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双方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使商务英语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民俗习惯的差异性。2.颜色文化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与英语国家在对颜色的理解与运用上也不尽相同，这就是颜色文化差异。例如，英语国家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中国词语“红白喜事”中的“白”是什么意思看，于是他们在翻译时往往意译为“dingsandfuneral”，即婚礼和丧礼。相比之下，外国人在办喜事时往往穿上圣洁的婚纱，此时的“白”代表着纯洁、圣洁，与中国就大相径庭了。再如，在汉语中“黑black”是邪恶的，但在英语表达中“intheblack”寓意盈利。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应注重颜色文化的差异性。3.物质基础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物质生活基础较西方国家低下，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们崇尚心理，人们敬天、敬地，敬神，以期改变已有生活状态。中国的多神崇拜思想使其“以虎为神，以龙为神”，“dragon”在中国有“吉祥”“高贵”“神圣”的文化意义，但在西方“龙”是“邪恶”“凶狠”的象征。当然由于物质基础与生活环境的不同，中国人在语言表达上更为含蓄隐忍，而西方国家则更加大胆开放。中国人对一些不雅现象要避讳，或用稍微文雅的词代替，而英语国家在表达上则会直接呈现，毫不隐晦。另外，除了物质基础差异之外，还有心理特征差异，数字文化差异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二、基于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翻译有效策略

1.翻译中要探寻中英文化的契合点。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培养翻译者的跨文化翻译意识，促使其在翻译中探寻中英文化的契合点尤为重要。不同国家都存在一定的文化禁区，可能一些因素在一个国家呈现出美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另一个国家便成为完全相反意义，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把握好文化差异性，保持谨慎小心的状态，避免尴尬和歧义现象的出现。翻译要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双方文化的精神契合点，让两种文化在时尽可能接近，或者通过艺术手法使带有异域色彩与格调的词汇在翻译时在翻译作品中再现，而又使翻译作品内容、语言等方面不失和谐与优雅。例如，在对商标“zephyr”进行翻译时，译为“和风”，便是找准了中西方文化契合点。再如，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在征集英文商标时，经过反复的对比与考虑，将目标锁定了“GoBelieve”。“GoBelieve”这一翻译语不仅在声音上与“狗不理”相似，同时该商标也让英语国家民众产生一种依赖与美好的心理感觉。2.在文化融合背景下优化汉语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商务英语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如“T恤衫”等，这些词大多是通过音译、意译或半音半意、音译外加汉语链接等途径实现的，因此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要在文化融合背景下优化汉语文化，巧妙运用音译、音意译、英汉结合等翻译方法。当然，随着文化融合的不断加快，很多词汇被借用到英语中，如基于中国传统武术的“Kongfu”和基于太空科技的“taikonaut”。总之，多样化的新词汇在文化融合与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译者因此要时刻保持开放性的翻译心态，优化汉语词汇系统。在语音、语法与构词方面进汉语继续纯化与美化，使其在符合英语国家文化的前提下，不断满足中国人的审美、价值、伦理等方面的文化需求，同样使汉语更好地为商务英语翻译服务。

综上所述，影响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因素主要有风俗习惯差异、颜色文化差异、物质基础差异、心理特征差异、数字文化差异等，翻译者只有透彻了解中英文化差异性，在翻译中尽可能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歧义与错误现象，最大限度地使商务英语翻译成为促进双方商业与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为双方带来更多利益。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渠道冲突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很多，说明渠道冲突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向进行的，其中，内部因素也就是渠道成员内部相互间引发冲突的基本原因，如利益、权力等；而外部因素则是渠道所存在的外部宏观环境，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文化环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外部宏观环境的重要一面，营销渠道也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渠道渠道冲突文化环境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营销渠道管理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说法。

西方学者对营销渠道的理论研究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结构和渠道行为两个领域,而渠道冲突是行为领域的一重要研究对象，因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冲突。透过国外渠道冲突及其管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界定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内,或者植根于超级组织体内部来进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着对渠道系统进行研究时，只重点研究组织和成员自身的行为，包括竞争、冲突、合作以及关系等，而忽视了宏观环境（如经济、文件、政治、法律、社会价值观等）。有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营销渠道理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实上，营销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作，而这些外部环境又时时影响着营销渠道管理。这些环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环境。西方学者对于我国市场的具体环境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的研究人员自己来认真研究各环境因素。

1渠道冲突的内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员之间要进行合作，矛盾或冲突就难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说过渠道合作与渠道冲突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须认真研究渠道冲突。国外对渠道冲突的定义有很多，比较权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它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渠道冲突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很多，说明渠道冲突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向进行的，其中，内部因素也就是渠道成员内部相互间引发冲突的基本原因，如利益、权力等；而外部因素则是渠道所存在的外部宏观环境，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文化环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外部宏观环境的重要一面，营销渠道也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渠道渠道冲突文化环境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营销渠道管理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说法。

西方学者对营销渠道的理论研究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结构和渠道行为两个领域,而渠道冲突是行为领域的一重要研究对象，因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冲突。透过国外渠道冲突及其管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界定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内,或者植根于超级组织体内部来进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着对渠道系统进行研究时，只重点研究组织和成员自身的行为，包括竞争、冲突、合作以及关系等，而忽视了宏观环境（如经济、文件、政治、法律、社会价值观等）。有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营销渠道理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实上，营销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作，而这些外部环境又时时影响着营销渠道管理。这些环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环境。西方学者对于我国市场的具体环境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的研究人员自己来认真研究各环境因素。

1渠道冲突的内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员之间要进行合作，矛盾或冲突就难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说过渠道合作与渠道冲突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须认真研究渠道冲突。国外对渠道冲突的定义有很多，比较权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它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

关键词：语词文化语境跨文化

摘要:语词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是语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因此,一方面,译者应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原文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色彩,再现原文的异域情调,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程度,恰当地“归化”,以更好地译出原意。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词又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是语言中最能反映文化特征的部分。所谓语词就是指词和词组,词组的范围包括各种固定说法、习惯用语和习俗语。每一种语言都同特定民族的历史有着特殊的“血缘”关系,而语词就产生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环境之中,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风俗、认知特点和审美习惯等文化因素的折射和呈现。所以,语词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信息,浓缩了各民族的文化景观,反映出各民族的人文心态,代表着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具有鲜明、独特的民族特点。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精辟地指出“特定的社会的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因此,语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在广泛地、准确地了解他国文化中的观念、信仰、习俗、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同时,忠实传达本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真正做到跨文化交流。

二、文化语境———影响语词翻译的重要因素

文化语境属于非语言语境的范畴,这一概念最早由Mali-nowski(1923)提出,它是研究语言使用和功能的语用学研究的范畴之一,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它主要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近年来,随着语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文化语境的范围进一步拓宽。Samovara1.(1998)认为文化语境包括知识的贮存、经历、价值、行为、态度、宗教信仰、时间概念、空间关系、学科领域等诸多方面。ClaireKramsch(1998)进一步解释了文化语境这一概念。认为部落经济、社会组织、家庭模式、繁殖习俗、季节循环、时间和空间概念都是文化语境的主要要素。一方面,超地域的文化共同性相对保证了译文读者从本族文化角度出发也能从译文中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另一方面,因为各族文化的个性,要在异质中寻求对策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不同的文化观念会形成局部的交叉碰撞和冲突。对于外来文化,人们最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是外来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硬文化”部分。

［摘要］目的了解医院安全文化现状，统计并分析制约不同诊室医务人员医院安全文化的影响因素。针对影响因素的分析，为医院患者安全文化的科学性、精确性建设提供对策与依据。方法在普外科整群抽样，对81名在职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不同量表维度的分析。结果医护人员对于患者安全认知的总体水平良好，总体得分为(3．58±0．37)分，在各个感知维度中，科室内的安全认知得分最高为(3．90±0．51)分，其余维度按得分依次为:团队氛围、上级重视、心理安全、事故上报、学习改进、害怕犯错与交接班转科;以医护人员对于患者安全文化的感知总体均分为因变量因素，职业、工作年限、处理纠纷数量和学历四项指标为单因素分析后得到的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学指标。结论①医院管理者比较重视患者安全教育。另外，团队氛围、上级重视和心理安全维度上得分较高;而交接班与转科维度得分最低，反映科室在医疗风险潜在环节上存在不足。②职位、工作年限、学历和处理纠纷数量是普外科医护人员患者安全文化认知的影响因素。③根据医护人员对于患者安全文化的认知情况，医院管理部门应当注重科室的患者安全文化制度的建立，完善相关上报制度，增加人力资源引进比例，合理安排医护人员排班和休息，共同保障患者安全。

［关键词］医院管理;患者安全;安全文化;影响因素

医院普外科是医疗风险高发科室。基于查阅资料分析，上海市2015—2017年间医院普外科连续三年位列医疗纠纷涉及科室的第一位。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作为三甲医院，就诊量大，发生医疗事故的风险相对较高，研究其普外科医护人员的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情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医护人员为调查对象，对其进行整群抽样，共筛选出81名研究对象。对医院普外科全体医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为《医务人员的患者安全文化量表》，此问卷参考美国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公开发表的用于患者安全文化测量的测评工具:医院患者安全文化调查问卷(HSOP-SC)［1］，问卷的信效度较高。

2研究结果

一、引言

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何促进文化繁荣，推动文化建设是经济新常态下应该破解的重要问题，也是推动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当前文化建设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生至上、均衡优先为基本原则，提高文化建设水平，改善文化供给侧，拉动文化内需，改善文化民生，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促进并满足广大城乡人民群众文化教育需求。文化教育消费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积淀、社会文化氛围和国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文化教育消费的价值指向则是观察人们精神面貌和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人们总是在满足温饱或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会考虑较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是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扩大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提升中国居民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1]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2]包括文化娱乐消费和文化教育消费。文化娱乐消费包括进行艺术审美和文体活动、实现人际交流等类型的消费活动；文化教育消费包括接受知识传播、掌握技能方法等形式的消费活动。[3]鉴于文化娱乐消费与文化教育消费在消费属性、消费本质、消费目的等方面的不同，本文重点研究文化教育消费。文化教育消费是指居民对文化教育服务的消费，包括接受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岗前培训、技能培训、兴趣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也包括参与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学习活动。[4]按照消费层次，消费可以分为生存消费、享受消费与发展消费三大部分。生存消费是人们最基本的消费，人们优先满足生存消费；但是在生存消费满足的情况下，发展消费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消费活动，而发展消费的核心是文化消费，它是消费结构中发展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5]根据相关研究，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44%时，城乡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的18%；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为33%时，文化消费应占个人消费20%；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文化消费将高涨，超过6000美元，文化消费将出现井喷现象。[6]

二、文化教育消费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各项消费支出保持全面增长，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消费结构也正在向发展型和服务型消费升级。在中国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项目。[7]本文从1993年开始进行数据分析，是因为1993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文化教育消费增长更加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8]文化教育供给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文化教育结构的统计数据显示，教育、旅游、娱乐等要素中教育的比重越来越大，旅游所占比重始终偏低。在文化教育消费上，居民对自身以及子女的教育发展需求持续升温，居民教育支出居高不下，教育支出占文化消费支出的比重见图1。从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占文化消费比重来看，城镇居民教育消费比重呈“波浪式”变动，但总体变化平稳，从1993年的49%提高到2003年最高的55%，此后逐年下降到2012年的40.3%，2013年与2014年又缓慢上升到42%，虽然城镇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比重有所下降，但总体在40%以上，仍是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消费占文化消费的比重数据看，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一直都在50%以上，也是文化消费中最重要的部分。总体上，教育消费作为居民家庭基本消费，依然是文化消费的主体，因而考察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探求其作用机制，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不仅是促进文化教育消费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文化消费整体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文化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文化教育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是消费者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的必然衍生需求。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已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消费在内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将快速发展。根据已有研究，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消费观念、政府政策、教育供给、社会保障等，下面具体分析这些因素对文化教育消费的作用机制。第一，居民收入水平。在所有影响文化教育消费的因素中，收入是最根本的因素。葛继红通过对江苏省农民文化消费进行调查，对364份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1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4%，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为1535.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9.88%。[10]从数据可以看出，居民的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几乎与收入同比例增长。可见，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增加的经济基础。第二，居民消费观念。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诗书传家是每个家庭的期望，每个家庭都希望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尽可能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层次人才日益受到重视，高学历高技能成为社会竞争力的主要内容。投资子女的教育成为众多家庭消费的重头戏。根据相关调查，中国居民家庭储蓄的43.5%是为子女教育支出准备的。可见，中国居民教育消费观念是支撑文化教育消费不断增强的主观基础。第三，文化教育政策。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文化教育产业供给部门多数仍然作为事业单位，文化教育产品的供给受到政府政策的较大影响。20世纪末，开始实行教育改革，将原来单独有国家承担的教育成本改为国家和家庭共同承担，其中学杂费是比重最大的教育支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教育部门学杂费收入3737亿元，比1997年名义增长104.63%，教育支出呈快速上升，远远超过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均可支配收人的上升幅度。根据供求一般规律，商品(服务)价格上升，会导致需求下降，但是不同商品（服务）需求量对其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即需求弹性是不同的。经济学家将价格变动时，需求量不变的情况定义为需求弹性为零，将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小于价格变动的百分比的情况（即弹性系数小于l）定义为缺乏弹性。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弗森的研究结果，学费的变化对入学率有一定的影响，弹性系数约为0.3，属于缺乏弹性。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长期以来经济生活中的供不应求变为供过于求，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短缺经济时代基本结束。但教育市场仍处在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状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而学杂费支出的快速上涨并没有对入学率产生太大影响，教育产品的价格增加进而引起居民文化教育消费的增加。可见，文化教育政策是影响文化教育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居民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政策基础。第四，文化教育供给。文化教育供给从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影响居民的文化教育消费。1999年以来中国实行高校扩招，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为159.7万人，比上年增长47.32%，截止2014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数达到737.8万人。随着高等院校扩招，中小学机构数以及各类民办机构也逐年增长，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成为居民教育消费水平大幅上升的重要因素。随着文化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教育供给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生产的最终动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文化生产发展必须依靠文化教育消费来拉动。长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文化体制其实是一种“配给制”文化供给，与人民群众内生性的文化教育消费需求没有或缺乏直接联系。目前主要的文化教育消费供给集中在以升学为主线的学历教育，成人教育、技能教育、兴趣教育相对较少。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动因是升学和就业。教育产品供给种类的不均衡，限制了文化教育消费的进一步发展。教育供需的错位直接影响文化教育消费水平。所以，文化教育消费供给的提高和发展是中国文化教育消费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五，社会保障。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们会用自己一生的整体收入来平滑自己一生的消费水平，通过储蓄工作时多余的收入为退休以后提供保障。而社会保障制度为人们退休后的生活提供了资金支持，人们会倾向于将当前用于保障未来的储蓄适当减少而转化为当前消费的增加。[11]目前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居民能够将工作阶段的收入更多的投入到当期进行消费，客观上能够增加当期的文化教育消费。所以，社会保障是居民增加文化教育消费的保障基础。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际商务活动的日益频繁，越来越显示出对多元文化理解的必要性和跨文化谈判能力的重要性。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因素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无庸置疑，在跨文化的商务谈判中，除了基本的谈判技巧、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因素、认识文化差异外，还要采取相应的策略和不断调整自己的谈判风格，这样将对成功的商务谈判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因素；商务谈判

I.Introduction

WiththeemergenceofeconomicglobalizationandChina’sentryintoWTO,internationalbusinessbecomesincreasinglyintercultural.Asinternationalbusinessrelationsgrow,sodoesthefrequencyofbusinessnegotiationsamongpeoplefromdifferentcountriesandcultures.Andthatcancreateconsiderablechallengesforbusinessrepresentativesunfamiliarwiththeculturesofdifferentgroups.Sotheinterculturalapproachtointernationalbusinessnegotiationhasattractedincreasingacademicattention.Negotiationscaneasilybreakdownbecauseofalackofunderstandingoftheculturalcomponentinthenegotiationprocess.

Therefore,tothesuccessfulnegotiations,thetwosidesmustfirstunderstandtheculturaldifferences.Negotiatorswhotakethetimetounderstandtheapproachthattheotherpartiesarelikelytouseandtoadapttheirownstylestothatonearelikelytobemoreeffectivenegotiators.Thusinaninterculturalnegotiation,inadditiontothebasicnegotiationskills,itisimportanttounderstandtheculturaldifferences,andtomodifythenegotiationstyleaccordingly.

Thispaperfocusonthefourdimensionsofcultureanddifferentnegotiatingstylestoillustratetheimportanceoftheculturefactorsinbusinessnegotiation.

论文摘要：中介语的可变性是第二语言习得中一个重要而又颇具争议的话题。中介语具有可变性，这种可变性常表现为系统可变性和非系统可变性两种，其主要区别在于语言的变化是否有规律可循。由文化因素而引起的中介语变异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解释和预测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的学习风格和思维模式不同，容易导致习得规则和顺序的不同。研究中介语的系统可变性对语言教学具有指导意义。

论文关键词：中介语；系统可变性；文化思维模式；学习风格；跨文化意识

1中介语的系统可变性

中介语的可变性(variability)是第二语言习得中—个重要而又颇具争议的研究课题。中介语的可变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分为横向可变性和纵向可变性；系统可变性和非系统可变性。横向可变性是指学习者每一特定阶段的中介语体系并非是稳定不变的，学习者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与语言能力(competence)并非完全对等，学习者在其语言知识不变的前提下，在实际交际中会产生不同的表达。例如，对第三人称单数动词末尾加“S”这一语法规则，中国学生一般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掌握，且在书面语或演讲中能够正确使用和表达，但在平时用英语交谈时，却有可能忘记加“S”；纵向可变性是指尽管学习者能够遵循基本一致的语言习得过程，但每一位学习者的具体习得过程仍存在差异，例如：成人和儿童的习得顺序不同；不同学习方法、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的人其习得过程会有差异。系统可变性与非系统可变性的区别主要在于中介语的变化是否有规律可循。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前者一系统可变性。Euis对中介语的可变性进行了如下分类／／图1：

这里，Ellis将系统可变性分为语境可变性和个体差异可变性两种。其中，语境可变性是指学习者由于不同的任务、环境而产生不同形式的中介语变异，这种语境包括语言语境(1inguisticontext)和情景语境(situationalcontext)…。例如，上图中当主语是名词时，说话者往往会忽略“be”动词，而当主语是代词时，这种情况就少得多了。再如：

(1)Mr．SmithlivesinGloucester．

摘要：本文首先探讨文化在语言中的种种表现方式，以说明文化转化是译者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之一。接着对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作了简要评述，例证了这两种策略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文章借鉴歌德关于翻译的论述，主张应用歌德提出的文化融合法来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

关键词：文化；异化；归化；融合法

Abstract:First,thispaperdiscussesthewaysinwhichculturereflectsitselfinlanguageinordertoshowthatculturaltransferenceisoneofthemajorobstaclestranslatorsshouldovercome.Next,thepaperbrieflyanalyzesthetwostrategiesofforeignizationanddomestication,whicharefoundtobefarfromenoughtosolvetheproblemoftransferredculturalelementsintranslation.Then,thepaperappraisesthecommentsontranslationmadebyGoethe.Finally,thewriterpointsoutthatthestrategyofintegrationofculturalelementsadvancedbyGoetheispreferabletothedichotomyofforeignizaionanddomesticationintheprocessofhandlingculturalfactors.

Keywords:culture;foreignization;domestication;culturalintegration

本文为：英文论文

一、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