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影响范文10篇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各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与日俱增。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中国企业加快了海外“走出去”的步伐。根据贵州省对外贸易的情况,贵州企业“走出去”面临跨文化问题主要涉及:宗教信仰差异;价值观;名族个性差异;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等等。在国际企业的跨国营销战略中，这些跨文化问题都有所反映。文化因素是营销战略的关键因素，因此，贵州企业的营销人员在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时应该具备一些跨文化知识以便于克服文化障碍。

关键词:贵州民俗文化;跨文化营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由于地处中国西南部,东邻湖南,北邻重庆,南邻广西。因此,这里聚集了汉族、仡佬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水族等49个民族,其中苗族分布最广。由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在生活习惯、饮食方面、习俗节祭、文化艺术、思想文化等多方面都有着不同的风格。但这也为贵州现在所传承的多姿多彩的文化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源。

一、贵州民俗文化及其特点

关于贵州民俗文化,上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无人提及,同时也有人认为贵州没有自己的文化,因为贵州民俗文化一直以来都展现的是所谓中原文化,没有如同新疆内蒙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那样展现出自己文化特点。真正让人们关注贵州民俗文化,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当多声部伴奏合唱“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亮相，引起人们对贵州文化的关注。(一)原始性。由于特殊的地貌背景,贵州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落后的工业化使传统农村民间文化的原有风格保持完整。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孕育了民间文化的独创性、独特性、独特性和神秘性。由于贵州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山区,且贵州地处西南不发达地区,生产力等不发达的情况下,与北上广等地区的直接对外接触不一样,所以贵州在传统的、保守的、较落后的文化上还保留的较多。在鬼神等观念上都还尚存,很多人目前都还有出门察看“黄道吉日”等,这些都是旧的传统、落后的思想没有完全褪去的标志。(二)包容性。在秦汉阶段，夜郎文化带有浓重的原始宗教色彩。《华阳国志》记载夜郎是“好鬼巫，多禁忌”，这时期宗教在夜郎人精神生活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至嘉靖时期，随着汉族的迁入贵州已蜕变为“崇儒术，重气节”，“民务稼穑而鲜贸易，士敦诗书而多彬雅”。更是达到“诗书礼乐，不减中华”的地步。这一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在不断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已经逐渐将外来文化吸收并加以发展本民族文化。鸦片战争的爆发，救国思潮涌现在祖国大江南北，特别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了贵州传统文化一个有力的冲击。这时的《贵州官报》等报纸也极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贵州人民开始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和改造世界。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主义信仰深深扎根于贵州少数民族心中。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在这一时期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诚信与友善等价值观。(三)儒家文化。贵州少数民族在邻里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都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许多文字记载反映了那时候的人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思想。比如侗族谚语谈到：“远相怜，近相嫌”。苗族谚语说：“做人要象萤火虫发光，处事要像蜘蛛常结网”。布依族谚语：“人敬人才尊敬，人整人就低劣”。贵州现在有文字流传下来的乡规中，侗族张氏的《孝义传家训语》中说：“邻里无忿戾，泛爱众人”，就是邻里之间互相关爱。儒学以伦理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仁、义、礼、智、信这所谓“五常”。其中，“仁”则是核心，孔子常说：“仁者，爱人”。强调仁义的人,必须让别人先通达事理。这些观点与贵州少数民族的主张相似。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再如清嘉庆至同治年间，贵州黔西南者冲地方布依族《乡规碑》中可以看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昆弟、各守无伦，各尽人道。君尽道，臣尽忠，子尽孝，妇敬夫，弟敬兄，各尽其诚……”这种最开始只有中原才会有的三纲五常观念，足以看出儒家思想在贵州的影响。也从侧面可以看出，贵州吸收中原文化之快。(四)集体主义与权力距离。由于贵州民族从古至今多处于艰苦的自然条件下，为了生存与发展，在原始公社时期,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山上打猎,在河里钓鱼,一起工作,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因此,贵州少数民族始终把个人的命运与全民族的集体利益联系在一起,认为集体利益比自己的生命更加宝贵。每个人都有意识地保护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原则在苗族《议榔词》得到体现：“我们走一条路，我们过一座桥，头靠在一起，手甩在一边，脚步整齐才能跳舞，手指一致才能吹芦笙。”尤其是到了在近代，为了和地主作斗争,贵州人民更多的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布依族民歌这样写：“只要大家团结紧、只要大家拧成绳，穷人才有好日子过，穷人才能得翻身。”贵州民俗文化受夜郎文化、土司文化、屯堡文化的影响，加之儒家文化的传入，“忠君”等思想更显突出，反映出较高权利距离。(五)重视人际关系。贵州少数民族在将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丰富本民族思想文化后，它已经形成了重视人际关系,崇尚道德和团结和谐的观念。贵州人民相信,为了进入死后的幸福世界,他们必须关心他人,拯救生命。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之下，能够约束自己，同时影响他人，并将这种观念与实际行动相结合。从而使得贵州少数民族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关系十分融洽。

二、贵州民俗文化对跨文化营销的影响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任何文化的形成都无法脱离其存在的时代与社会条件，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样的，不同文化之间也在相互影响与相互吸收。校园文化也是如此。

一、校园文化的内涵

笔者认为，校园文化覆盖的主体人群是学生，其内涵与外延都非常广泛。就内涵而言，校园文化主要包括学校的制度、活动、课程、环境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价值理念、情感取向等。校园文化建设是以学生为建设主体，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涵盖教职工在内的一种群体文化建设。校园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其他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校园文化中积极部分的影响。

二、积极校园文化与消极校园文化

需要明确的是，校园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们要建设的当然是积极校园文化。目前研究者对积极校园文化有不同的表述，如优良校园文化、良性校园文化、高品位校园文化、和谐校园文化、廉洁校园文化，等等。“积极”，在词典上的释义是正面的、促进发展的、努力进取的。从更广的范围讲，“积极”涵盖了向上、向美、向善、向真、自律、自制、自省、自觉、朝气、锐气、大气、正气、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概念。笔者认为，我们可以用积极校园文化来表示合乎社会要求和时代精神的真的、美的、善的、向上的、正面的校园文化，用消极校园文化来表示丑的、恶的、旧的、低俗的、负面的所谓校园文化。消极校园文化对学生个人发展以及整个学校发展是存在极大危害的。目前，其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空心文化”，表现为学生价值观缺失，发展目标不清晰，学习和生活态度消极。二是“舞弊文化”，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毕业推荐弄虚作假。三是“享乐文化”，部分学生借着学生的身份，成为社会消费的积极分子，过度关注吃穿用玩，学习上无动力，一味追求感官的享受。四是“网络文化”，每天沉迷于网络之中，荒废学业，疏远朋友，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交障碍。五是“恋爱文化”，热衷于花前月下，把心思花在两人世界。当然，除以上五种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形式。我们仅从其表现形式就可以发现，消极校园文化会导致学生缺乏理想、拒绝奋斗、贪图享受、不辨是非等。而要改变这种现象，需要营造积极的校园文化，改善整个校园的文化生态，继而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落细。

三、积极校园文化的功能

本文作者：詹坚固工作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光绪《嘉应州志》卷七曾提到客家人分布区域是“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今五华）、平远、镇平（今蕉岭）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今紫金）、龙川、河源、连平、长宁（今新丰）、和平、归善（今惠阳）、博罗一州七县。”当然，这里提到的分布状况是片面的，当时粤北、粤西也有不少客家人分布。其后民国《赤溪县志》①卷八《赤溪开县事纪》提到客家人分布时，较光绪《嘉应州志》更全面了，除讲到上述州县有客家人分布外，还提到“北江南韶连所属区域”②、“广属番禺、东莞、香山（今中山）、增城、新安（今深圳宝安）、花县、清远、龙门、从化、三水、新宁（今台山），肇属之高要、广宁、新兴、四会、鹤山、高明、开平、阳春，以至阳（江）、罗（定）、高（州）、雷（州）诸属州县”。《赤溪县志》所记载的广东客家分布状况虽未尽细致，但已经初步描绘出今天广东客家分布的轮廓。客家学开创者罗香林教授在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中首次将广东客家人的分布区域分为纯客住县和非纯客住县，并对非纯客住县的人口进行分级，作出初步人口估计。他首创的这种研究方法，为后来研究者广泛采用。罗先生根据当时的人口报告，对各县客家人的数量进行了统计。纯客住县人数由于有政府的统计数据，且统计方法相对简单，故统计准确性较高，1933年约有375.6万人。非纯客住县人数则是作者的粗略估计，约有363.7万人。当时广东客家人口总计约有700万左右。①在文章中，罗先生一再强调，要准确探悉客家分布地域及其人口，必须从实地调查入手。但限于当时条件，作者只进行一小部分的实地调查。文中所述内容，仅是粗略说法，这也是作者深感遗憾之处。正是由于实地调查不够，文中出现一些错误也在所难免，如把丰顺、英德纳入纯客住县，但这二县只是客家人占多数而已；非纯客县的统计也有不少遗漏。罗先生这种实地调查广东客家分布状况的心愿，直到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80年代末才初步得偿所愿，1988年前后，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侯国隆趁大规模编修地方志的机会，通过市县方志部门，对各地客家人分布状况作了调查统计，取得相对准确数字，调查结果为研究广东客家的学者争相引用。当时调查了全省79个县区市，有客家人居住的县区共70个，客家人约1640万人，占总人口5294万（1987年统计数字，不含海南岛）的30.97%。客家人口占99％以上的县有梅县、大埔、蕉岭、五华、平远、和平、龙川、连平、陆河、翁源、新丰等11个县，此外，兴宁占98.52％，南雄占97.61％，始兴占96.8％，紫金占98.07％。这些客家人超过95％的县应归属纯客家县，共15个。没有客家住的县9个：顺德、南澳、澄海、徐闻、吴川、遂溪、高州、罗定、番禺。其余各县市则有不同比例的客家人口分布。②侯国隆的调查统计是对罗香林先生客家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他对纯客县的定义是“客家人超过95％”，这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由于该调查是通过各县区市政府部门之一的方志办来进行的，调查结果基本可信，但也有一些错误，如文章认为高州、徐闻、遂溪、罗定、番禺无客家人聚居村落，实际上这些县市都有数目不等的客家村落。经过重新调查，按照传统的粤东、粤中、粤北、粤西四大区域，广东省客家人的具体分布状况如下：粤东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梅州市及邻近的潮汕地区一带，包括梅江区、梅县、蕉岭、平远、兴宁、大埔、五华、丰顺、揭西、揭东、普宁、惠来、饶平、潮安、汕头、陆河、陆丰、海丰等县市，其中梅江区、梅县、蕉岭、平远、兴宁、大埔、五华、陆河为纯客住县（区）③。丰顺、揭西、揭东、普宁、惠来、饶平、潮安、汕头、陆河、陆丰、海丰等地客家人所操语言是受到潮汕话影响的客家话，与标准的梅县客家话语音语调上都有区别，他们被称为“半山客”。粤中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河源、惠州两市的和平、连平、龙川、东源、紫金及源城区，惠东、惠阳、博罗及惠城区。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县市也有分布。其中和平、连平、龙川、东源、紫金及源城区为纯客住县（区）。粤北是客家人基本住地之一，主要分布在韶关、清远市区及所属各县（市），其中始兴、翁源、新丰是纯客住县，曲江（现为韶关曲江区）、乐昌、南雄、仁化、乳源、英德、连州、连南、连山、阳山、佛冈、清新各县市大部分或一部分地区也有分布。粤西客家人分布在云浮、湛江、茂名、阳江四市所属市县，包括新兴、郁南、罗定、廉江、遂溪、徐闻、雷州、化州、信宜、高州、电白、阳西、阳东、阳春各县市的一部分地区。各地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从分布表上我们可以看出，粤东北的梅州、粤北的韶关、粤中的河源、惠州等市是广东客家人分布的主要地区。目前，广东纯客住县市（区）有18个：梅江区、梅县、蕉岭、平远、兴宁、大埔、五华、陆河、始兴、翁源、新丰、仁化、和平、连平、龙川、东源、紫金及源城区，除陆河外，它们基本上分布在梅州、韶关、河源三个地级市的所属县区，呈连片分布。在潮汕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及粤西地区，客家人的分布区域更多地呈点状分布，象散落在棋盘上的棋子，成为潮汕人或广府人传统分布区域的一个个移民据点。没有客家人分布的有潮州市区、揭阳市区、汕尾市区、阳江市区及顺德区、南澳县、澄海区、吴川市。④其他县市（区）均有不同比例的客家人分布。形成这种分布格局是客家人在长期的移民过程形成的。从宋代开始，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中原移民大量进入赣南闽西粤东地区，客家民系形成。经过宋元几百年的繁衍生息，粤东梅州及其相连区域成为广东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此后的广东客家人大迁徙，都是在这个聚居地形成后发生。元末明初，粤北客家由闽西粤东迁入，繁衍生息至今。粤中及粤西沿海地区的客家人则主要是清初“迁海”复界之后迁入该地区，填补“迁海”后带来的巨大空白带。客家人大量进入粤中、粤西沿海地区，由于与当地土著争斗生存资源，长期积累的矛盾在咸丰同治年间爆发，引起长达几十年“土客大械斗”，造成几十万人死伤的惨祸。其中，尤以新会、开平、台山、恩平等“四邑”地区的土客冲突最惨烈。为避难，粤中、粤西部分客家人被迫向冲突较缓和的相邻山区转移，部分则向更远的海南、广西及海外地区移民。现今广东客家人的这种分布格局在清末基本固定下来。2009年广东客家人口约230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8366万的27.5%。各地区客家人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为：粤东地区35.4%、粤北地区55.8%，粤中地区25%，粤西地区17.5%。根据侯国隆上世纪80年代末调查的数据，依照上述四大区域进行统计，各地区客家人约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为：粤东地区41.7%、粤北地区55.6%，粤中地区24.7%，粤西地区15.9%。当时全省有客家人164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5294万(1987年统计数，不计海南岛)的30.97%。两相比较，两者的比例数大体相似，数据上微小的差异乃是当时部分地区统计数据不准确的结果。

如上所述，广东客家人的分布状况必然深远影响广东客家文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确定，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客家人集中在粤东北、粤北、粤中梅州、河源、惠州地区这种大的分布趋势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而在粤东、粤西等处于潮汕人、广府人包围下的一些客家分布点，在强势的潮汕、广府文化压迫之下，这些分布点会逐渐缩小，有些甚至消失，同化为潮汕人或广府人。广东客家人分布状况对客家文化的影响，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察。（一）纯客区和客家人占大多数区域内的客家文化，将在一段时期内按照既有的发展轨迹与时俱进地发展。由于粤东北、粤北这些地区客家人在当地人口占绝对优势，客家人具有很强的族群认同，文化上也很强势，其他外来文化无法同化他们，客家人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维持这种文化状态。客家文化价值观的维持主要依靠这些地区，它们是客家文化的大本营、根据地。正是这些地区保持着传统的客家文化，并源源不断地通过外出客家人输送客家文化。也正由于这类地区的存在，才奠定客家文化在岭南文化中占据三分天下的局面。作为客家文化重要载体的客家方言在本区域内将长时间继续维持，成为客家人与广府人、潮汕人族群区别的最直观要素。处在这一文化区内的非客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分布在区内的一个个文化板块，它们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深受客家文化的影响，如处于这一区内的少数民族大都操双语，有的甚至以客家话为通用语言，文化上也向当地客家文化假借很多，因此，该非客家汉语和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可以视为客家文化区。应该看到，该区域内的客家文化，由于在各地发生时间的不同，在共同文化特质的前提下，又存在地域差别。今梅州地区是客家人最集中之地，也是广东客家文化最早发生地，成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区，是客家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很强的客家文化对外辐射功能。粤北、粤中、粤西等地不少客家人都是从此辗转迁移出去。随着移民浪潮，客家文化也在向外扩散。今东江流域龙川、河源、紫金、惠州、博罗等地，宋元以前，瑶、畲等土著居民或境外来的少数民族是当地居民的主体，宋元之际，客家人才逐渐在当地占优势，客家文化逐渐占上风。东江流域的客家文化与核心区的客家文化大致相同，又因离梅州地区的客家文化策源地有一段距离，又与强势的广府文化区相邻，同时也受到福佬文化的影响，其文化景观与核心区又有小差异，形成东江客家文化亚区，以客家文化为主，兼具广府文化和福佬文化某些特质。今北江流域南雄、始兴、翁源、仁化、乐昌、曲江、韶关、英德、乳源、新丰等地，在客家人迁入之前，少数民族文化占有一定地位，明清时期，客家文化在当地才逐渐占上风，但其文化已夹杂不少少数民族文化，与客家文化核心区和东江客家文化亚区又有小的区别，成为粤北客家文化亚区。③（二）在粤东饶平、潮安、丰顺、汕头、揭东、揭西、普宁、惠来、陆河、陆丰、海丰等客家文化与福佬文化的交界处，存在一条狭长的客家亚文化区，即“半山客”文化区。这一区域内的客家人与讲闽南话的潮汕福佬人有着密切接触，文化上与福佬文化相互影响、彼此交融，文化与兴梅客家文化核心区有一定的区别。“半山客”区内，客家人的分布比例不大，除陆河、揭西外，大约都在20%以内。其中又只有陆河、揭西及饶平北部客家人是连片居住，其他地方客家人都处在潮汕福老人的包围之内。在潮客两个族群聚居地的交界处，双方存在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当地居民大都使用双语，使得原来作为两个族群区别标志的语言和礼俗文化互相交融。在潮汕地区，福佬族群无论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比较强势，处于交界地带和福老人包围圈内的半山客，语言及文化都受到较大的影响。如半山客方言一方面保留了客家话的特征词，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来自福佬话的词，语音语调也与梅县客家话不同，在一些双语片区，半山客所操语言已经是“二句福佬三句客”的交混状态。他们的风俗文化，既源于客家却又具有某些福佬文化的特点，成为间于客潮两大系的客属分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半福客”二元文化状态，造成潮客之间的互相转化。半山客家家族迁入福佬人占多数的区域，他们使用潮汕方言，吸收福佬文化，在心理上认同为潮汕福佬人。如普宁泥沟村张姓人、大南山十石洋的蔡姓人，祖上分别是揭西河婆坪上的客家人，现在已不会讲客方言，变成潮州人。这种情况在潮汕地区不在少数。反之亦然。但由于潮汕福佬人大多地处平原，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优势，造成双方交界地带的半山客逐渐认同潮汕福佬人的情况较多。如果半山客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在当地社会中没有大的改变，这一趋势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延续。同时，由于半山客区背靠兴梅客家核心文化区，双方距离不算太远，核心文化区的客家文化又源源不断对半山客区产生影响，故除交界地带外，半山客区其他地方的文化将继续维持“半福客”二元文化状态。（三）粤中、粤西地区基本上是操粤语方言的广府人的分布区。客家人大规模迁入这一区域与清初的“迁海复界”关系密切。他们星星点点地安插在广府人人口薄弱区域，主要是占据这些地区的山区丘陵地带。客家人进入该地区，挤占了当地广府人的生存资源，为此，双方时有冲突，最终酿成咸同年间惨烈的“土客大械斗”，造成双方大量人员及财产损失，一些客家人不得不向更偏远的山区迁徙，从而造成今天客家人在当地分布分散，人口不多的状况。这种分布状况对粤中、粤西客家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客家人与广府人的交界地带或与其他族群杂居的地区，一直存在一种操客粤双语的现象，这种双语现象逐渐导致双重认同，进而认同另一族群文化，客家人就逐渐转变为广府人。在这些杂居或交界地带，粤语区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占优势，在语言、人口上也占优势。而且，客家人所处区域大都在偏远山区，在经济上相对沿海地区还是比较落后，他们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经常需要与非客家群体打交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操其他族群的语言，在对外交往时使用粤语，在群体内部使用客家话。由于他们使用粤语能获得现实的好处，一些客家人慢慢地改用粤语，进而认同自己是广府人。这种情况下，一些原为客家人分布的区域被同化而成为非客家人分布区，这种现象在粤西地区最为明显。现今，粤西地区存在不少客家方言岛，在若干年后，这些方言岛会进一步缩小，直至消失。作为客家文化重要载体的客家方言一旦消失，该区域内的客家人必定转化为广府人，当地原有的客家文化也更多地被广府文化所吸纳。

总之，文化的产生及发展都是受制于外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坏境，客家文化的发展也不例外。客家人分布甚多的兴梅地区、北江地区、东江地区，他们在分布区域及政治经济上都占优势，因此该区域内的其他非客家文化在强势客家文化的同化下，也逐渐演变为客家文化区。粤东半山客区文化的形成则是典型的文化交融的例子。该区文化既保存客家文化因子，又受到福佬文化的强烈影响，才形成有别于兴梅核心文化区的亚文化区。粤中及粤西地区，客家人分散分布在强势的广府文化区内，该区域客家文化受到广府文化的压迫，发展空间小，很多地方都同化为广府文化区。

当今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信息传递的迅捷及与此相关的信息量的巨大。这既为高等学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又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面对和运用日益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开展高校德育工作，已经成为十分突出的德育课题。电影、电视，特别是电视，以其声像并茂、视听结合的优势，溶即时、纪实、直观和现场感等于一身，成为当今最具优势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是高校学生易于接受和喜爱的一种信息传播形式，对高校学生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了研究影视文化对高校学生德育的影响，笔者曾利用1994年暑假前后的时间在北京、成都、福州、广州、烟台、南昌等地的六所院校，做了一次调查.这六所院校中有五所为师范院校，一所为综合性大学.调查共发出问卷315份，回收有效间卷297份，有效率为94%。而后，在北京、成者两地召开了学生座谈会，走访了有关教师。最后，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数据处理和分析研究.现将调查情况和调查分析及建议报告如下:

一、调查的基本情况

1.调查问卷的设计思想根据信息、系统、控制的观点，学校教育过程是学生思想行为系统和知识系统接收并消化信息的过程。根据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来自于环境的各种信息，被学生所接受，并通过学生自己的主观过程，影响并形成他们的思想行为，通过学生的不同行动反馈于社会.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在设计“影视文化与大学生调查问卷”时主要是从信息途径、接收手段、信息强度、对信息接收的选择性、对学生系统的影响等方面考虑的.由于调查的目的偏重于研究影视文化对高校德育的影响，问卷的设计也有所偏重。具体内容包括:影视媒介与其他传播媒介的比较、学生收看电视的动机、学生对电视内容的选择性接收情况、影视媒价对学生世界观、道德观及其它观念和专业知识的影响与帮助、影视在学生娱乐中的地位、娱乐对学生情绪的影响、学校影视活动的现状等。

2.样本数的检验根据我们的调查，大学生喜欢和比较喜欢电视的超过80%。(见表1)，取置信系数为。.95，最大误差不超过10%，根据公式.计算，只要样本数大于或等于64，即能反映样本总体.本文的调查共发出问卷315份，收回有效问卷297份，远大于64。可以认为调查结果对大学生总体有良好的代表性。

3.样本基本情况为了使样本所反映的情况尽可能全面，根据我国不同地区信息环境的差异，调查对象选择了位于我国东、南、西、北、中不同地区的学校.调查对象包括各年级、多种专业的男、女学生。调查以北京师范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为主，侧重代表东部开放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这两地的样本数均超过64，可以作为独立的样本进行讨论和做分析比较.其它四所院校分别是:烟台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福州大学.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2、表3.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计量方法及理论模型

1.农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对农村文化消费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与总结，我们认为能够对农村文化消费产生影响的因素归根结底来自供求两个层面。首先，农村文化消费受需求因素制约。一般来说，由文化教育程度、消费观念与习惯、收入水平、文化消费支出水平、消费结构和社会保障状况所决定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能力是制约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最为重要的需求因素。文化消费是精神层面的消费，其需求强度与认知程度、消费习惯、消费观念有很大的关系。文化程度高且已形成一定消费习惯的农村居民，其认知力、理解力越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就越多，需求意愿也就越旺盛。由于文化消费是一种心理层面的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且文化消费的发展变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表现在以前与现在的消费水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未来文化消费水平是建立在当前消费水平基础之上，因而，农村居民对文化消费的大小不但受农村居民当前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预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村居民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的直接影响。其次，农村文化消费受供给因素制约。在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过程中，由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投入和文化消费价格所决定的供给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基础设施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供给，而文化产品的供给水平必然影响到文化消费，文化消费价格的高低不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而且影响着文化产品供给者的供给积极性，是影响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

2.数据选择与变量处理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均来源于1991-2010年历年《河南统计年鉴》。并且用各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各项文教支出除以1990年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分类价格指数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实用性，在不改变原有性质的前提下，对部分变量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历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代表价格因素；用居民消费支出中前三位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代表消费结构；用人均农村文化教育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文化基础设施；用人均农村社会福利救济费代表医疗和社会保障；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成果，以居民消费倾向替代消费观念、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等无法具体量化的影响因素，其中，居民消费倾向可用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比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代表[5]。

3.模型建立在建立文化消费模型的过程中，为了有效消除异方差，并减少变量的波动，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可对各经济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1.序列平稳性检验对时间序列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有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发生，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必须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时间序列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序列，无法直接进行回归分析。而经过一阶差分后，这些新的时间序列均变成平稳序列，且单整阶数相同，均是一阶单整，可用于进行协整分析。

本文作者：李长安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

英语中的culture源自拉丁语cultura，具有多种含义，如耕种、训练、驯化、栽培、加工等，但其基本含义是指人们对作为自然之物的土地进行耕作，改良和开发等。后来文化一词在使用中被人们引申并出现了转义。最早的当属古罗马思想家Cecerro所说的culturamentis（耕耘智慧）。使之有了改造、完善人的内在世界的意义。18世纪末，德国学者赫尔德（Herder）开始使用文化一词的现代用法。从19世纪中叶起，人类学家的文化概念不仅包括了习俗、工艺和技巧，还具有了和平和战争时期的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宗教、科学和技术等内容。文化作为学术用语，最早见于英国人Taylor在1865年所著的《文明的早期历史与发展之研究》一书。1871年他又在《原始文化》中做了系统的阐释：“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民族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活动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美国文化学家Kroeber等人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论》一书，在归纳自Taylor之后西方出现的160余种文化定义后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文化由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得并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傅铿，1990）应该说该定义的完整性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认可，此后，无论是文化学还是人类学著作中给出的“文化”定义大都在此框架之内。[3]我国学者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精神文化，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人们在关注和参与文化问题的讨论中又对文化定义给予了多种界说，其中引人注目和提法新颖的是文化“人化”说。（刘守华，1992；丁恒杰，1994）其理论依据是：无论是社会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包括其成果），都是人类文化创造力的体现，即“人化”的结果。“人化”的概念不仅包括人化自然的过程，同时也包括自然“化人”或被人化的过程，“人化”即“人的文化”。

当代语言学家多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认为研究语言离不开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文化性也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词的文化内涵所呈现的文化背景知识，具体体现在其背景意义、伴随意义、联想意义和情感意义等各方面。它们是词语中最具有“民族性”的要素。由于不同民族的发展历史、地理环境、生活习俗以及心理状态等存在差异，使得每一个民族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理解及概括的方法等不尽相同，从而也决定了词语意义的民族性要素。形成所谓的“语言的世界图景”。[4]拿词汇意义来说，它的形成无不受到民族传统、宗教信仰以及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的制约。按照Saussuer的观点，词义是“被命名的事物或概念与名称本身的关系”（索绪尔，1980），而这种关系的形成无不浸透着人对现实的感受及经验。词的多义性就在于它是世界的象征符号，体现着人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认识。词义的社会性表现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则体现为民族性，所以词义的民族性，实质上就是社会性的一种具体表现，社会群体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性，也必然在词义的约定上显现出来。某种语言的词义是使用该语言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言语交际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特定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政治气候、时代背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均会对词义的形成施加影响，使其具有社会性。如：龙（dragon）是中西方文化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中文里吉祥尊贵的“龙”与英文里邪恶凶残的dragon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文化中，龙象征着吉祥、权威、高贵和繁荣。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在封建社会，龙是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把自己称作“真龙天子”。时至今日，龙在中国人民心中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把自己的国家称作“东方巨龙”，龙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汉语中有大量的关于龙的成语，诸如龙腾虎跃、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生龙活虎等，都展现了龙在汉文化中的文化内涵。然而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却认为dragon是邪恶的代表，是一种狰狞的怪兽，是恶魔的化身。中英文化的差异使同一动物词有不同的内涵，给人带来截然不同的联想。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因此，在我们审视作为文化的基础和能指符号的语言时，除了要认清语言的实践功能，还必须看到文化对语言的生成、发展及运用中巨大的影响。所以，语言与文化的关心是一种相互“交织”、“纠缠”的“共变关系”。在这种共变关系中，作为语言创造的动力和表达内容，文化理所当然地起着主导作用，影响并制约着语言的发展，从而是语言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摘要】本文在通过分析利益分化对当前政治文化建设和变革所产生影响的基础上，尝试探索如何创建我国主流政治文化和丰富政治文化新内容，使之成为利益调节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利益分化；政治文化；影响；对策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从整体上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的政治基本上是稳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处于可控制的限度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分化也越来越深刻、复杂，如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趋势等利益矛盾已成了改革继续前进的瓶颈，且各种潜在性的利益矛盾越来越尖锐和显性化。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利益差别、利益矛盾和冲突范围更广，协调更加趋向复杂。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使得一种既定的利益关系发生重组，并进而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①i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具有利益平衡被打破、博弈再平衡的特征，并表现出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利益分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适当的利益分化是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之一，它鼓励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益过度分化又会在特定条件下，造成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不稳定，甚至是历史性的倒退，例如被宗教黑暗统治的中世纪。利益分化把稳定因素和变革因素同时变成了人类社会的内在属性。

1．新时期政治文化变革的紧迫性

一个政府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和现实依据是一个历史过程。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全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或者统治手段的强度是不能长久的，因为经济绩效具有时效性和峰谷的客观性存在特征，而统治手段过强则容易陷入恐怖政府的泥沼。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因素很多，但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主张先进性与否则直接会影响到该政治体系的政治稳定。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与民主》一书中主张文化的冲突是社会不稳定的深层动因，虽有些片面但也不乏借鉴之处。我国当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政治文化的发展一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深，政治文化领域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激烈的碰撞催生着政治思潮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巩固和发展也面临着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两大课题。如何构建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显得尤为紧迫，使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仅仅是理论界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

2.利益分化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本文探讨的中国政治文化，特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的总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政治文化，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既不是“公民文化”或“臣属文化”，也不是“人民文化”或“群众文化”，甚至也不宜一般地称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实际上，它是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其非主导政治文化的复合体。因此，其内容丰富而独特，可谓同质与异质共存，传统与现代相杂，且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渊源，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则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中共也应该把他们中间“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纳到党内来(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1页。)。这很有助于满足这些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缓解了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

一、微博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微博文化是以电脑或手机登录终端为载体，以互联网作为媒介，以文化信息为核心，在微博上自由地实现多样文化信息交流并影响和改变现实中个体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新型媒介文化。［2］微博文化深刻改变了大学生群体的社交生活、思想道德和价值导向，它正引发一场“微革命”。立足于健康的微博文化建设，将其与思政教育管理工作紧密结合，已成为当前思政教育管理领域的热门话题。

（一）微博文化有利于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理念创新

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不但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大学生是接受新鲜事物最快的群体，对他们来说，网络文化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和冲击力。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在网络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变化，这无疑给高校的思政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传统的高校思政教育管理工作理念，侧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单一化灌输，过分强调理论武装和统一思想，把大学生看作被教育和被改造的对象，却忽视了其个体特征和个体诉求，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过于机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居高临下地说教与灌输，事实上并没有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强大功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充分发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念与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在信息化的大趋势中，高校思政教育管理工作要想继续发挥优势、赢得主动，就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不断进行理念创新，而微博文化的迅猛发展，为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理念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通过微博，者以其简洁的文字，搭配图片、声音和视频等，可以快速地在网络世界进行传播。3G智能手机的出现更是为受众提供了即时微博、享受即时资讯的功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把微博作为开展思想宣传和学习教育等工作的重要阵地，不仅可以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时效性，增强其影响的辐射力。

（二）微博文化有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沟通渠道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模式，一般采取学校主导和说教式的方式方法，由于某些工作手段和方法的落后，不够与时俱进，常常会给大学生一种“僵化陈旧”的误解，导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在现实中难以发挥强有力的效果。当今的大学生群体比较强调个性的独立和自我诉求的表达，他们对于制式化和教条化的宣讲不再简单盲从。如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无法及时有效地捕捉他们的思想动态和价值取向，势必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高校大学生目前是使用微博的主力军，通过微博平台，他们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想法、意见和建议，比较自由地表达各种诉求。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在制定各项有关大学生学习、生活和思想动态的决策时，可以充分利用微博的特征与优势，倾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广泛征求各种不同的意见，凝聚力量，扩大共识，从而使相关决策更加科学与民主。针对大学生在思想方面所出现的危险和错误倾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也可以利用微博与他们进行充分地沟通与交流，消弥他们内心的某些偏见与误解，解决他们在思想上的困惑。通过微博平台进一步拓宽高校思想政治管理者同学生之间的联系渠道，有利于推进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也有利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际效果。

[摘要]海峡两岸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必然现象，她发源于福建湄洲，又随着移民来到台湾并在台湾生根开花结果。从妈祖信仰到妈祖文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妈祖文化内涵丰富并在今天的海峡两岸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文化优势，成为增进两岸民族感情、增强两岸文化交流和促进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关键词]妈祖文化；海峡两岸；民间信仰；湄洲祖庙

一、海峡两岸妈祖民间信仰的产生

妈祖信仰从神话传说到民间信仰再到妈祖文化，经历了整整1000多年，作为民间信仰，它延续之久、传播之广、影响之深，是其他民间信仰所未曾有过的。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妈祖庙5000座，妈祖信众2亿人。

(一)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的必然现象。妈祖民间信仰发源于福建莆田湄洲岛，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妈祖在短暂的生命中，热心扶危济困、救助海难、治病救灾等善行为乡邻感念，“人行善事，死后为神”，民众视她升天为神，称其为“女神”。乡邻感念她的恩德，在湄洲她“升化”的地方建立庙宇，进行祭祀。妈祖民间信仰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经过了许多岁月的累积，中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体现了中国文明海洋性的一面”。妈祖信仰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海洋历史发展的渊源，是海洋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因为海洋生存环境的风云变化，“大海无情，商海也无情”使得民众需要精神寄托，妈祖是海洋族群的精神寄托和保护神。从妈祖传说故事可以看到，妈祖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充满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海上女神，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和祭拜。在南宋时期，妈祖信仰已在海事活动最活跃的福建、广东和浙江等沿海各省传播。

(二)妈祖信仰在台湾的传承。明清时期闽粤沿海人民掀起移居台湾的高潮，移民把祖籍地的妈祖等民间信仰也带到了新的移民地。这种民间信仰的移植象征两种意义，一是可以视为闽文化在移居地的延续与发展。二是妈祖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有神的保护，它可以使不安的心灵得到缓解。因为移民在百般艰难的环境中离乡背井、漂洋过海迁徙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求生活，移民迁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历程，特别是东渡台湾海峡移居台湾，迁徙途中充满各种生命危险，海峡茫茫，随时有船覆人亡的危险。移民在海上经历九死一生之后，即使顺利到达目的地，登上台湾岛，移民们在新的环境中还会遇到更加严峻的生存与发展的考验。台湾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加上早期台湾尚未开发，荒野无边，猛兽当道，瘴气横溢，瘟疫流行，以及水土不服、缺医少药等情况严重威胁着移民的生命。而且，开垦荒地、海上作业、从事贸易等都时有不测风云。因此，需要借助神明的力量来摆脱各种恐惧和不安。渡海移民者只能祈求和依靠神灵的护佑，来确保航海与垦殖的平安。妈祖是闽粤的海上女神，当然就成为闽粤移民移居新环境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