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范文10篇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一、大学"视觉文化"课程和专业

晚近以来，视觉文化课程在欧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层次上开设，有的学校开设了视觉文化专业。以下我们选择几所西方大学的视觉文化专业或课程设计，以期了解这一领域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一、大学"视觉文化"课程和专业

晚近以来，视觉文化课程在欧美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层次上开设，有的学校开设了视觉文化专业。以下我们选择几所西方大学的视觉文化专业或课程设计，以期了解这一领域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首先，这里的“框架”(fames)与“语境”(context)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语境”是事实的一种外在体现;“框架”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字面意义，它构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一种图式;因此，“框架”并不是“真实的”，就好似我们认识世界的图式并不是实际区域环境真实、完整的再现［3］(P34)。例如:“Ihateyou”从表层意义上来看，是说话者在表达对听者的厌恶之情，但是这句话的深层意义可以是“Iloveyou”;即表层意义“Ihateyou”是深层框架“Iloveyou”的戏谑之语，这种“框架”反映了表层意义(surfacemeaning)与深层意义(deepmeaning)之间的差距。除了对于真实世界的内在的心理再现，“框架”也包括人们心理预期的一种典型范例或原型(Prototype):它是人们自己理想化的、意中的一种具体形象，是抽象的具体化，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为了交际的进行，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的内在心理图式与真实场景中的事物进行一定形式的匹配。不同的文化对于同一事物或概念会有不同的理想原型，即使处在同一文化大背景下、不同民族和区域的群体和个人，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预期。例如:当提到“鸟”时，美国成年人首先会联想到“知更鸟(robin)”，但是十二岁左右的儿童则会想到“鹦鹉(Parrot)”，而我们中国人则想到“麻雀(sparrow)”。显然，这种“框架”是由文化决定的(cultur-allydetermined)，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框架”(culturalframes):即把文化视为一个框架体系，在这个框架内部，人们可以对外部事物进行理解和阐释;所以，框架对于文化具有阐释的辅助作用。Tannen［3］(P125)则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将其定义为“人们关于文本已有的知识、以及对该文本作出的概括和预期内容的集合体”。因此，文化翻译者要特别注意的是:意义并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不同的文化群体和个体经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而附加上去的;翻译是不能过于强调字面表层意义，也不能过于强调内涵深层意义。(从认知学出发，“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共有的、观察世界的心理模式或图式(mentalmodelormapoftheworld);文化就是认知;认知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同。文化心理图式是积淀着特定文化蕴涵的心理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它影响着在特定文化中生存群体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1.影响因素。Hofstede［3］(P88)列出了影响人类感知世界的“感知过滤器”(Perceptionfilters)———人类活动过程中特有的三个层次，从低层到高层依次是:人类本性(humannature)、文化(culture)和人格特征(Personality)。Katan［3］(P88－89)在此基础之上，加入了“语言”因素，从而总结出了四个影响人类心理感知的因素。首先是“生理因素”(Physiological)，这与Hofstede的“人类本性”是相对应的，属于最低层次。此时，我们与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解读自我感觉接收器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一方面，人类的感觉器官在进化领域内并不是最先进的，如我们的听觉和触觉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不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这种感官上的局限是无意识的。其次是“社会工程因素”(socialengineering)，即对应Hofstede的“文化”因素。人类通过神经能够感知、触及的世界是非常广泛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自我的“感觉性需求”(Perceivedneed)对听觉、视觉、触觉等不同方面进行选择这种。选择过程就是所谓的“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它不仅因文化而异，也因人而异。再者是“个体因素”(individual)，对应Hofst-ede的“人格”因素。这种因素不仅取决于先天性的、个体独有的基因结构，也受后天教化的影响。最高层次的就是“语言因素”(language)。在很大程度上与Sapir－Whorf假说相类似:一方面，语言影响着我们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语言在构建、反映事实的同时，也会有压制和曲解。2.实现工具。既然真实世界(realworld)与人们感知的文化心理图式不同，人们更倾向于文化心理图式;而“文化心理模式”正是通过“元模式”(meta－model)这一工具在语言中加以应用。和地理结构图式一样，文化图式也往往过于详尽和繁琐;为了提高其有效性，必须对真实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概括(generalize)、曲解(distort)或删减(delete)，使文化心理图式得以简化。这种起简化作用的模式就是“元模式”。“元模式”是文化的集合模式，不仅明确了意义简化模式的三种形式，也为我们的交际提供简略的表达方式。第一种是概括(generalization)，是预知世界的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概括能力。第二种是删减(deletion)，对于感知的事物，只能抓住其中重要的部分，不重要的内容就要有意删除;例如“鸡尾酒会现象”(cock－tailpar-ty)就是与会者有意删减不必要的东西，即使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下也能听见对方所讲话语。第三种是曲解(distortion)，它可以是有意、也可是无意的:有时为了更方便地把握事件内容，便会故意曲解，把明知不是的那些事物变作是的东西———这在翻译中时很普遍的，“意译”就是一种曲解;而有时曲解完全是由于人类经验的有限造成的。

传统的翻译方法采用的是“解码－编码”(decoding/encoding):先在源语内部对文本进行解码，从文本表层意义揭露其深层意义;然后通过语际转换成目的语的深层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在目的语内部编码成表层意义，最终形成目的语文本。但是这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翻译方法，无法解决不同文化框架内部、不同文化心理图式作用下的文化差异问题，无法对抗文化冲突。“解构”和“重构”作为一种文化对抗策略，已成为文化翻译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因素。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上本质(Westernmetaphysicalessence)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文本不能仅仅局限于被解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解读为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若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来相比较的话，也会发现源文本中有许多被压抑与忽视的观点。在语言文化差异甚至冲突不可避免的文化翻译过程中，若没有准确的语义文化诠释，就谈不上文本的解读［5］。因此，传统的语言层面上的文本解码已远远不能满足译者与目的语读者的期望和需求，这也就更加突显出译者“文化协调者”的身份与作用———在实际翻译活动开展之前，必须首先在源语文化框架内部，对源语文本实行“文化框架解构”，全面分析源文本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分布，为有效的文化翻译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解构”源语文化框架，充分掌握源语中的文化信息及其体现的文化心理图式，并输入到目的语大背景下，接下来“文化协调者”的另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在目的语文化中“重构”文化框架。“重构”(reconstruction)是指编码后在不更改代码的外部行为的前提下，通过更改代码的内部结构来改进代码的过程。顾名思义，广义上的“文化重构”(culturalreconstruction)就是文化的重新构建，它包含两个层次:低层次的是同一文化背景下自身的“重构”，即对于已有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于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例如对经典影视作品的翻拍、或者将某一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都属于重构;高层次的“重构”是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跨文化重构”(cross－culturalreconstruction)———即以保留再现源语文化功能为前提，在目的语文化框架内部对于某个已有的或缺省的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尽可能追求文化间的“留异存同”。在中国，“除夕”是农历新年的前一个夜晚，而西方的“平安夜”(ChristmasEve)同样也是西方新年“圣诞节”的前一夜;参照中西方在新年及新年前一夜这一文化现象上的共性，把中国的“除夕”译为“ChineseNewYear’sEve”，既实现了“存同”———“eve”，又达到了“留异”———“Chi-neseNewYear”。而文化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框架重构”显然隶属于“跨文化重构”。鉴于文化差异性，必须关照目的语文化心理图式，顺应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运用概括、删减或曲解等一系列策略对新输入的源语文化进行适当处理，以目的语读者熟悉、可接受的语言方式，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纵观整个文化翻译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文化框架解构、文化框架转换、文化框架重构。从操作内容来看，“文化框架解构”(decon-structionofsourcecultureframes)是在在源语文化框架内部全面分析源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及其分布，“文化框架转换”(shiftingfromsourcecultureframestotargetcultureframes)是采用适当的策略方法加工源语文化信息使其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语境，“文化框架重构”(reconstructionoftargetcultureframes)则是在目的语文化框架内依据其独特的文化心理图式创造新的文本并成功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从过程本质来看，“文化框架解构”和“文化框架重构”都属“语内转换”(intralingualtransformations)，“文化框架转换”则是“语际转换”(interlingualtransformations)。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活动，必然涉及到文化框架的转换，即从源文本解构后的框架到目的语文本重构前的框架，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熟知两种文化各自的本质特征(包括文化框架和文化心理图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总之，这一核心环节不仅是文化翻译者作为文化协调者与传统译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译者转换文化框架的能力更是决定译文成败的关键。具体来说，框架转换主要包括三种策略:归纳(generalization)、删减(deletion)和曲解(distortion)。特别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三种翻译策略虽然与元模式中的三种意义简化形式名称相同，但本质是不同的:在元模式中，这三者作为人们感知世界、认知世界的方法是抽象的、理论心理层面上的;而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处理文化异同现象的策略，是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物，常常会通过语言对事物现象进行范畴化，即归类:用某一上义词(superordinate)来统领众多的下义词(hyponyms)，类似于“原型(Prototype)”理论;或者用已有的文化意识和观念来引领对于未知事物和现象的观点看法。这种归纳分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受文化的影响、与文化密切相关，且通常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使同一文化大背景下的不同群体或个人，都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归纳方式;有时这种归纳是不准确、以偏概全的，有时又包含了正反两面观点。总之，任何一种归纳法都只适用于特定场合下的目标群体，而非所有场合、所有对象［6］。这里“归纳”作为文化翻译的一项策略，适用于文化不对等或文化缺省现象:即当源语文化框架中的某一文化现象，在目的语文化框架中不能够找到与之对等的或近似的语言词汇，就只能翻译成语义范畴上更广泛的词汇———上义词(superordi-nate)。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语文化中纷繁复杂的家族称谓词，如“爷爷”与“外公”，“奶奶”与“外婆”，“舅舅”、“伯父”、“姑父”、“叔叔”等等，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如此细化的上下义关系，因此可以归纳翻译为“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等汉语中对应的上义词。在某一文化框架内部，人们往往会把大众普遍认知的、已成惯例的文化信息省去，或者说这已经成为了该文化群体共享的文化心理图式，甚至是一种文化定势。这种隐藏在文本内部、看似缺损的文化信息，是可以通过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推导并重新获得的，对于文化翻译者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文化协调者”一方面要凭借自己的素养敏感地感知这些隐含信息(implicitinformation)，使之从文本中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必须采用一定的策略手段对这些信息加以处理，最后传递给目标读者。1.从隐性到显性:增译/补译。在一定场合下，如果目标读者缺乏源语读者特有的那部分文化信息知识，就无法准确地体会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或情感，更无法了解和体会外来文化，这就违背了文化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宗旨与意图。这时就需要采用“增译/补译”(addition)的方法，将原文本隐含的信息完整地呈现，即目标文化的读者(tar-getculturereader)也能感知源文化读者(sourcelanguagereader)享有的文化框架。例如:…WhenIshutthelastlunchboxandhadthehousetomyself…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家庭女性，从“shutthelastlunchbox”(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可以看出文中的具体时间是在为家人准备好午餐后，因此是中午以前，即早上;“hadthehousetomyself”是指“我一个人独居家中”，结合前半句“为家人准备午餐”及以此推断出的时间信息，可以进一步推测出这里隐含了“送走丈夫和孩子”的前提条件。若按照原文直接译成“在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后，我独居家中”，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准备好午餐后就一定是一个人在家呢?这里必须将作者隐含的其“家庭妇女”的身份信息加以交代:“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送走丈夫上班和孩子们上学后，独居家中时……”2.从隐性到删去:减译/删译。在其他场合下，隐含的信息不一定能增加目标读者对于源文化思维、处事方式的知识储备，反而会使目标读者在理解源文化框架核心内容的道路上南辕北辙。所以说，最捷径有效的方法就是删去隐含的信息不译，或者减译更多内容。例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里隐含的源文化框架信息就是历史人物诸葛亮，这在目标文化框架内是空缺的。如果直译为“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ChukehLiang”，英语读者根本不能明白这句谚语的内涵意义。但是，若将“诸葛亮”背后隐藏的信息补译出来，那么译句就会过于冗长，不像是谚语了。所以，完全可以大胆地采用“减译/删译”方法，删去“诸葛亮”和“臭皮匠”及其背后隐藏的信息，从而意译为“Two/Manyheadsarebetterthanonehead”，这样既短小精悍，又保留了原句所要传达的“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思想意图。除了上述的文化缺省和空缺，对于文化差异现象，可以采用“曲解”(distortion)策略。这里的“曲解”是属于中性词汇，它是译者把目标读者导向说话人或作者所认为的重要内容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翻译策略，目标读者仅仅聚焦于某些方面，而忽视了整个大背景下的其他部分。其具体方法主要是意译、替换等。1.词汇－语法重心转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会采用不同的词汇－语法形式来表述同一个深层次意义或概念:不同的主语、不同的重心、以及不同的强调内容。例如:Althoughtheproductionofsuchtransgenicstrainsofanimalscarryingforeigngenesisnowarela-tivelyroutinetechniqueinmanylaboratories…尽管目前在许多实验室里，培养这种携带异体基因的动物转基因株是一种较常规的技术英语是一种“名词优势于动词”(Preponder-anceofnounsoververbs)的语言，倾向于使用抽象名词来代替动词;汉语作为一种最缺乏屈折形态的语言，其语法结构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象似性(iconicity)，即汉语“以动词为中心”。英汉两种语言文化在名词化上表现的不同，又反映了两种语言在意念、结构上的差异2.前景化。在文本翻译中，译者特别注重某些语言要素或句子成分并对此做特殊的处理，就能“突显”(foregrounding)译者认为的文本中的关键信息，并引起读者的关注。例如:Ispentaninterruptedmorningwriting，whichIlove.我花了整个上午进行写作，无人打搅———我非常喜欢写作。译者把“interrupted”一词特别拎出来，放到译句的最后，特别强调“不受人打搅”这一关键信息，并把它一下子突显出来，瞬间抓住了目标读者的眼球。3.操控。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的这种“操控”(manipulation)是有意识的、故意为之的，目的就是强调那些他认为重要的文化信息。例如:TocarrycoalstoNewcastle.运煤到纽卡索，多此一举。纽卡索是英国的一个产煤中心地，如此煤矿丰富之地却还把煤运往那里，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但若是直接将之译成“运煤到纽卡索”可能会给读者造成相当的阅读困难，因为大部分中文读者并不了解这一背景预设，因此译者相应的增添了一条信息“多此一举”，从而更加强调原文的深层关系。4.替换法。有时译者为了加强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情感、语气，更加突出作者的目的、意图，译者将某些信息“替换”(translationshifts)为目的语文化中具有同等地位和作用的文化意象。例如:IfyouareexpectingthestorktovisityourhomethisyearandhehastocomebywayofRoycecit-y，hewillhavetobringacheck－booktopayhisbillbeforedelivery.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留产，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该句是德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位医生所登的一则广告，目的是为了预防经济大萧条年代的美国人产后赖帐。对原文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理解stork内涵。根据英国民间传说，婴孩是由鹤鹤stork带来的，因此“expectingthestork”的表达意图就是指“生孩子”，这是较正式的表达。在汉语文化中表达相同意义的正式说法就是“有喜”。因此，这种替换使得译文与原文一样符合特定的文本类型、具有相同的内涵作用。新形势下的译者必须重视文化翻译，即通过文化输入和文化建构，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因此，译者在文化翻译过程中，与其说是翻译者，不如说是一位“文化协调者”。不同的文化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图式，因而也构建出不同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译过程主要包含三个步骤:解构源文化框架，源文化与目的文化之间的框架转换，重构目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译的关键，一方面是全面、准确诠释源语语文化，因为有效的文化翻译，必须首先充分掌握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若没有准确的语义文化诠释，就谈不上对文本的解读，也就不会有成功的译本产生;另一方面就是框架转换，从源文化框架转换到目的文化框架，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归纳、删减和曲解这三种策略进行。综上所述，文化框架是文化翻译的充要条件。如果把跨文化交际比作一棵参天大树，文化翻译是主杆，那么文化框架就是肥沃的土壤;主干必须根植于土壤中，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充足的养料，从而输送到全树的各个分支丫节。总之，只有根植于文化框架理念、基于文化框架解构、转换和重构的文化翻译，才能真正传递文化信息，在目的语中再现原语的文化负载功能。

本文作者：张钧伟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同志们：

今天延边家庭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了，这是新时期妇联组织发挥家庭工作阵地，不断拓宽工作领域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入挖掘延边深厚的社会文化资源，推动和谐发展的有效载体。这是我州前所未有的工作探索，很有创意，非常符合延边实际。首先，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致力于延边家庭文化研究的会员们表示亲切的问候。借此机会，我就家庭文化研究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把握时代性与规律性，充分认识开展家庭文化研究

的重要意义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离不开家庭。当今社会体制机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出现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留守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单亲家庭孩子的人格培养、心理健康和能力发展问题，社会转型期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问题，等等。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应对不当，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家庭文化建设必不可少，家庭文化研究尤为重要。因此，希望广大教育、文化和社会工作者，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全面把握新时期家庭生活的规律和特点，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那些我们有能力研究、又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引导树立符合延边地区特色的家庭文化理念，为构建文明和谐新延边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突出针对性与实效性，准确定位不同时期家庭文化研究重点

摘要“自1994年6月劳动部李伯勇部长发表“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的指导性文章以来，安全文化研究进入高潮。劳动部主管部门多次组织安全文化研讨会；各主要安全报刊、杂志纷纷开辟版面，进行安全文化探讨。全国一些专家和学者积极开展安全文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到1996年12月底，共召开各类有关安全文化的研讨会20余次，发表有关的学术沦文400多篇，出版专著10多部。理论研究对安全文化的传播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1．全民安全文化现状

(1)“安全生产周”活动主题鲜明，安全文化普及有声有色。自1991年开始的一年一度“安全生产周”活动，主题鲜明．目的明确，得到了全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使全民的本质安全素质得到普通提高。

“安全生产周”活动的主题体现了“安全第一”的哲学思想。自1991年到1996年，“安全生产周”行动已连续举办了6次。第一次要求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树立‘安全就是效益”的思想；第二次的目的是“为国营大中型企业创建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和提高全社会的安全意识”；第三次的主题是遵章守纪、杜绝三违；第四次的主题是勿忘安全，珍惜生命；第五次的主题为治理隐患，保障安全，第六次的：主题为；遵章守纪，保障安全。“安全生产周”活动的主题都体现了安全文化的哲学思想。

“安全生产周”活动面向全国，重在提高全民的本质安全素质。以1996年5月13日至19口的第六次“安全生产周”活动为例．在活动举行的两个月后就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5个部门向领导和发起部门劳动部报送了总结。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新闻会、电视节目专题报导、专题宣传报导、座谈会，也有街头汇演、专场汇演。同时还进行安全文化学习和各项安全检查。活动尽量做到了人人皆知，人人参与，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第六次“安全生产周”活动情况体现在：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提升连云港文化软实力，是弘扬新时期连云港精神、发展先进文化的具体实践，是加快建设国际性海滨城市的题中之义，是实现连云港跨越发展、崛起腾飞的重要载体，具有重大而长远的战略意义。

一、我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特别是市委九届六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国际性海滨城市、现代化港口工业城市、山海相拥的知名旅游城市战略决策的实施，全市文化建设得到空前重视，文化建设投入大幅增加，文化设施大量出现，文化发展的大环境不断优化和改善，这些，无疑为我市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国际性海滨城市的文化建设框架初步拉开，适合创业人居的良好人文环境正在迅速形成

连云港处于中国万里海疆中部，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是我国中西部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局当中，承担不可替代的责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城市建设的迅速扩张，为建设一个具有鲜明滨海城市特征的文化连云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提供了持久、强大的动力和活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滨海城市文化建设，努力塑造具有鲜明时代气息、地域特色的一心三极城市文化形象。重视城市的规划设计工作，积极推进城市的环境绿化和生态建设，城雕、社区广场、旅游景点、城区绿化注重特色，充分体现人文内涵，城市品位、文化价值和文明程度切实提高，城市公共空间和居住环境的文化含量不断增加，连云城区和新海城区正在成为全市文化事业的示范和辐射源。

（二）新时期连云港精神已成为共同的精神认同和文化认同，发挥着其特有的凝聚力、亲和力作用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近日在京举行“和谐文化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和谐文化建设应注意把握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研讨。

关于和谐文化的性质和内容。与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与此相适应，和谐文化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状态相对应的一种文化状态。和谐文化既包括先进文化，也包括健康有益文化。倡导和谐文化，就是要把和谐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树立以非对抗的、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思维方式，形成诚信友爱的行为准则，营造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体谅、相互帮助的社会风气，培育坦诚、大度、宽容、开放的社会心理。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家认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前提，进一步提炼概括出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又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既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又包含社会主义荣辱观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会专家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述上，可以借鉴别国对价值观的阐述方式，力求做到内涵丰富、言简意赅，使广大人民群众乐于接受和践行。

关于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说，和谐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范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和谐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处于统领地位；和谐文化建设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二者一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

关于和谐文化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与会同志强调，和谐文化重在建设。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一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和谐文化不是没有矛盾的文化，建设和谐文化需要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推进，既要大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和进行文化建设的经验，又要充分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还应该正确引导宗教文化、非主流文化等，并发挥它们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1引言

阅读推广是促进阅读、传递价值理念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阅读推广工作，2014年以来，总理先后多次从国家层面倡导全民阅读，要求图书馆乃至全社会创造良好的阅读条件，提供优质的阅读内容，引导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进而实现传承文明、创新知识，提升中华民族综合文化素质的目标。作为阅读推广的重要分支，乡土文化阅读推广不但可以激活读者的阅读兴趣，唤醒乡土情感，还能促进价值认同，实现地方经济文化的有益互动[1]。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结合传播营销学原理，以泉州为例，探讨图书馆开展乡土文化阅读推广的路径。精心筛选泉州地方文化元素的精华部分，并根据各种文化元素载体形态的不同特点，创新表达方式，灵活采用纸质阅读、电子阅读、视听阅读和行走阅读等多种分类阅读模式，开展全方位、立体式的泉州乡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力图在中华文明的整体框架下系统梳理、解读并普及泉州地方文化知识，促进广大读者开阔眼界，感受浓郁的泉州地方文化气息，有序认知、了解泉州辉煌的历史、璀璨的地方文化和先辈们的“帆起共潮生”的开拓精神，进而唤起泉州民众心中的乡土情怀和对家乡的文化自豪感，共筑美好的精神家园。

2泉州乡土文化阅读推广的内容筛选

2.1乡土文化概述。关于“乡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乡土性的，是基层民众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2]。因此，“乡土”也成为区域族群和基层个体的终身精神支柱，在人格塑造与自我认同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而乡土文化则是指反映某一区域生态空间范围内的物产资源、经济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间艺术、宗教信仰、乡贤名人、名胜古迹的各种文献和物质载体，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文化承载力和教育功能。2.2泉州典型乡土文化元素的选取。泉州地处福建南部，是一个人文气息浓厚的城市，于2013年获评国内首个“东亚文化之都”。广受好评的央视读书节目《一路书香》的起始站就是泉州。笔者选取能充分展现泉州的风土人情，彰显和传递泉州传统文化本质精神的典型元素，即泉州“海丝”文化、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泉州历史名人、泉州传统戏曲、泉州特色服饰；结合现代阅读推广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开启倡导泉州乡土文化阅读的书香之旅。

3文史类泉州乡土文化的阅读推广

作为泉州社会变迁和泉州文化发展的历史缩影，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元素主要包括泉州“海丝”文化、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泉州历史名人。图书馆可将传统图书导读与动态行读模式相结合，为文化赋能，引导读者深入探索泉州文化发展的规律，在阅读中获得内心的充盈。3.1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元素概述。（1）泉州“海丝”文化。作为宋、元时期的“东方第一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古代泉州同世界60余个国家存在贸易关系，因此泉州存在大量具“海丝”文化特征的古建筑和史迹。如反映泉州古代瓷器生产与海外贸易的梅岭德化窑遗址；反映泉州海神崇拜的九日山祈风石刻、美山妈祖宫等，这些遗址经统计共有14处，共同构成泉州“海丝”文化重要历史资源。此外，围绕泉州“海丝”文化的古代诗词更是不胜枚举。如唐人张循之的《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云山白越路，还珠入贡频。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4]，反映了古代泉州“海丝”贸易环境下，各国商贾在泉州往来频繁的景象；又如唐人陆龟蒙的《引泉诗》：“凌风捩桂柁，隔雾驰犀船”[5]；宋人王十朋的《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垠”[6]等，生动地刻画了泉州人爱拼的商业冒险精神和敢于漂泊四海的英雄气魄……目前，泉州“海丝”研究论著有十几部，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中国航海学会的《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7]、李玉昆的《泉州海外交通史略》[8]、李大伟的《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9]、吴远鹏的《泉州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人物掠影》[10]等。这些研究论著从航海、造船、丝织、瓷器、贸易、天文、交通、海图、宗教、华人华侨和海交人物等方面，生动地描绘了泉州作为宋、元时期世界东西方的贸易中心，帆榷济济、梯航万国的繁华场景，展现了泉州“海洋文明”在峥嵘岁月里的兴衰交替及其在中国对外“海丝”贸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海丝”贸易背景下，大量外国商贾往来泉州，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随之在泉州播散，伊斯兰教、喇嘛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十几个世界各系宗教均在泉州留下印迹，泉州也因此成为多元宗教文化中心。至今，泉州仍有清真寺、草庵、圣墓等保存完整的宗教遗迹以及大量宗教石刻碑文。此外，泉州民间信仰亦是繁盛，除关公信仰、观音信仰外，还有清水祖师、玄天上帝、保生大帝等众多闽南民间信仰，相应的祭祀庙宇，如关帝庙、真武庙、天后宫等更是香火不断。其经典研究著作如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11]、吴幼雄的《泉州宗教文化》[12]对泉州的各种宗教碑刻做了详尽地分析，展现了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世界各系宗教的交汇中心，各系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泉州和谐共处、文明竞争的历史。（3）泉州历史名人。泉州比较出名的历史人物包括朱熹、李贽、李光地、郑成功、余光中等，他们对泉州乃至整个中国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1）朱熹（1130—1200），宋代著名儒学家、教育家，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读本》等，朱熹早年随父在泉州生活、讲学，其泉籍门人云集，统称“清源学派”。因此，泉州又称“二朱过化”之地。（2）郑成功（1624—1662），泉州南安人，中国民族英雄，作为南明大将军，郑成功率军击败荷兰侵略者，顺利收复台湾，有力地推动了祖国统一。（3）李光地（1642—1718），泉州安溪人，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康熙朝文渊阁大学士。一生清廉恤民，开创了儒家易学派，并著有《象数拾遗》《榕村文集》等数十部经典著作。（4）余光中（1928—2017），泉州永春人，现代爱国诗人、散文家。其作品《乡愁》入选中学课本，象征了两岸民众彼此牵挂、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感。3.2结合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元素的载体特点，灵活开展阅读推广。图书馆可围绕以上泉州文化元素，集中采购相关研究论著、泉州名人著作，并结合地方志、人物志、艺文志、宗教志和族谱等泉州地方乡邦文献，分类建立“泉州‘海丝’文化”“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泉州历史名人”专题书架。邀请专家来馆开展泉州文化专题讲座，组织读者开展读书沙龙活动，引导读者系统研读各类泉州文献并交流心得；营造品读泉州经典、重温中国传统文化的阅读氛围。在此基础上，图书馆还可根据各种泉州乡土文化元素的不同特点，灵活开展导读活动。（1）针对泉州“海丝”文化的阅读推广，图书馆可利用“海丝”国际文化艺术节，在馆内开辟朗读室，举办“泉州‘海丝’经典诗词诵读”大赛，让读者在吟诵中赏析和体味泉州人重义求利、勇于冒险的开拓精神；结合泉州“侨批记忆”，展示泉州海外华侨感人至深的回乡书信，感受海外泉州人甘于奉献、不忘初心、回馈桑梓的家乡情[13]；进而引导读者深入了解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激发读者奋发勇为的拼搏精神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2）针对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阅读推广，图书馆可围绕该主题开展摄影大赛，以图文的形式在图书馆开展摄影作品展览。展示泉州各大宗教庙宇的建筑风格及内部的楹联、书法、绘画等宗教艺术；引导读者了解不同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教义、教规、宗教仪式及其在泉州的传播过程；感受泉州的多元宗教文化。（3）针对泉州历史名人的阅读推广，图书馆应以延伸阅读的方式，引导读者系统了解泉州历史名人的生平功绩、经典著作、学术思想，培养学生希贤慕善之心。在此基础上，组织学生以话剧表演的形式，再现泉州历史名人在本地的逸闻轶事和重大历史事件，讲述泉州名人与其经典著作的故事。如表演朱熹在泉州传道授课、开启民智的故事；郑成功不畏艰险、力排众议，收复台湾的故事；李光地与康熙深层对话、著书立说的故事；余光中的童年往事与思念故乡的独白……通过这些活动传承和弘扬泉州伟大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和人生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在阅读推广的过程中，由于文史资料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馆员须对其适度加工，将学术性内容口语化、通俗化，并从现代认知格局的角度，客观反映泉州各种文化现象、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面貌，挖掘其中的深刻内涵。3.3行走阅读，实境体验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在中国人的文化观里，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为了给读者留下更鲜明、直观的知识印记，图书馆还可进一步组织读者开展行走阅读，实境体验泉州文史类乡土文化。走出去，在身临其境的泉州文化旅程中，以亲身所见所闻，与各种泉州文化元素亲密接触；在旷达的世界中，寻访泉州文化的脉络和韵味，感受其美感和情怀。引导读者围绕古老的泉州“海丝”文化印记，实地探访梅岭德化窑遗址、九日山祈风石刻、美山妈祖宫等历史遗迹，感受千年不衰的泉州“海丝”文化魅力。走进清真寺、草庵、圣墓、关帝庙、真武庙、天后宫等各种宗教庙宇，观看泉州各种民间信仰的迎神赛会、集体祈神、祝福仪式，体验泉州的多元宗教文化的情感和温度。徜徉于泉州名人故地，在朱熹讲学的“小山丛竹书院”，探寻朱熹父子“二朱过化”、启迪民智背后的动人故事；在李光地的安溪故居，打开李光地的文学地图，体会李光地廉洁高尚的执政理念和严爱有度的家风家训；到南安的“延平郡王祠”，感受郑成功的铮铮铁骨和乡亲对他爱戴与怀念；漫步于“新坂堂”的余光中故居，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浓厚意境中，重温余先生那道不完的浓浓乡愁……此外，图书馆还可进一步引导读者以“真人图书馆”的形式，走进一个个泉州寻常百姓家庭，与泉州的传统闽南人交流，倾听他们讲述祖辈的艰辛奋斗历程与人生感悟，分享他们与家中藏书的故事，从个体的角度“阅读”泉州的传统生活方式TUSHUGUANXUEKANNO.9，2019图书馆学刊2019年第9期与历史变迁；亲身体验泉州沿海民众养殖海蛎，与海为伴的生活，获取泉州山地民众地瓜采摘与保存技术；了解泉州的传统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这样，在一系列涤荡身心的行走阅读中，读者多角度深入体验泉州历史文化风貌，增强对泉州的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一、中华和谐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去揭示，为我们今天的和谐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但笼统地讲“中国人从‘和’而来”是不合适的

我读到过一些文章，有的是从宇宙之和（天地、阴阳、四时之和）、天人之和、人际之和、身心内外之和、内心之和等角度来阐述中华和谐文化的丰富内容的；关于人际之和，又可以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分别论述，具体表现为家庭和睦（父子、夫妻、兄弟之和、“家和万事兴”）、邻里和顺、上下和敬（君臣、君民、官民之和）、政通人和、协和万邦、天下和平等等，都是讲的“人和”问题。中国人做事情，经营工商业讲究“和气生财”，用兵之道讲究“内和而外威”，解决民族矛盾往往采取“和亲”政策，这些也是讲的“人和”问题。

有的学者是从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价值论角度来阐述中华和谐文化的政治学、伦理学、美学内容的。有的学者则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适中为和”的“中和”思想。

有的文章分别研究了儒家、道家、墨家、易学、佛教的和谐思想，还有分别对某一个人、某一本书或某一作品的和谐主题进行个案研究的。

总之，这些研究都有助于揭示中华和谐文化的内容和特征，我认为还可以研究得更深入细致一些，更加系统化一些，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

抽象地孤立地讲“中国人从‘和’而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反命题也可以成立，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从‘斗’而来”。不同大自然作斗争，不从事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包括原始中国人在内的人类能够产生吗？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老百姓进行农耕；他还尝百草，察咸苦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种植五谷，作宫室舟车，采铜铸鼎，制定天文历法，但仍“迁徙往来无常处”；因“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修德振兵”，“习用干戈”，曾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在炎黄始祖生活的时代，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生存不下来。说他们是从“和”而来，看不到他们艰苦奋斗的一面，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人从哪里来？光和不斗不行，光斗不和也不行。和谐与斗争是分不开的。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人的和谐思想、中华和谐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经验总结，包括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社会生活实践和科学艺术实践经验的总结，总结出来后又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以指导实践。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阐明和谐的本质内涵及其与差异、矛盾、斗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