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需求范文10篇

一、文化需求

人类有史以来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动力、方式和意义都是由人类的需要决定的。进入21世纪随着物质产品的极大充裕，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人类精神文化的需要与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之间的联系已越来越紧密。文化已成为新世纪需要的主流，并主导着新世纪的经济活动。人类需要的这一具有革命性的变化，使生产制造商不得不改变旧有的生产目的和产品，而生产文化附加值高的新产品；使营销商不得不放弃他们业已精通的销售方式，改而进行更富挑战性、竞争性的文化营销和文化服务；至少是在提供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产品中注入越来越多的文化含量，在销售方式、服务方式及其内涵中注入越来越浓、越来越符合消费者个性化的文化因素，以此来赢得“上帝”的芳心。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文化消费，而像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钱花在注入了文化意味、文化含量的物质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上。当然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即使在其物质产品消费中亦更加注重该产品或服务的文化含量和文化特色———符合其价值观、文化观、习俗、审美观、意味和精神追求的个性文化。无论是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还是注入了一定文化含量的物质产品，都要以人为本，以消费者个性文化需要为导向，以文化的某种方式去经营、去营销，以赢得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且日益感到文化需求饥渴的消费者的青睐，满足他们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文化需要。

21世纪是一个文化主导的经济时代，文化不再是经济的附加品，而是与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需求不仅改变了需要自身，也改变着整个经济。首先，文化需求超越实用需求（生存需求）而成为现代人们第一或主要需求；其二，在每一轮新的实用需求革命到来之前，文化需求的发生、递增及其多样化、个性化演变是拉动需求增长，扩大有效供给的主导力量；其三，发现、唤起文化需求，并在物品与服务中提高文化含量，是企业生产经济活动的核心任务；其四，文化不仅创造新需求，还不断地将非基本需求转化为基本需求。当一种文化普遍被社会所接受，它就能把某种需求转化为一种稳定需求。在身体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文化需求就成为消费者选择物品与服务的内在依据，文化需求调控着消费者的购买动机和行为。文化需求处于不断否定、不断更新的流变状态———一种文化需求被满足将随即被新的文化需求所替代。文化需求的多变性所决定的物品与服务中人文价值的创新，使商品的实用价值在相对静止的条件下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人们身体需求本质上是无差别的共性需求；文化需求则由于精神活动的自主性更多地表现为个性需求。文化需求的个性化，构成现代需求的基本特征，它使生产经营者因此而把握更多的超额利润的新机会；间接地改变了生产经营者同行之间的竞争模式，实现了互补性差异竞争，从而获得“双赢”效应。文化需求的这些特征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同时也为商家提出了新的并非能轻易应对的挑战———文化营销。

二、文化营销的内涵

一般认为，文化营销是商业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企业文化在整个营销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是企业向目标公众传播、展示本企业文化丰富内涵的集中表现形态。具体说，文化营销主要包括以消费者的差异性文化需求为导向的市场营销观念，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品格的营销策略组合与以文化观念为前提的营销手段和营销服务。它是与有序竞争相统一的经济运行的动力。在文化营销活动中通过商品交换和文化服务的不断进行，既体现着物质的交换，也体现着文化的交流；既反映江苏商论》!""#$%&着经济的发展变化，也反映着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变革。通过文化营销活动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沟通地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汇渗透，推动各方经济与文化的不断发展，创造着新的文化需求，也提升着人们的生活层面，扩展着人们的文化生活层面。关于文化营销的内涵，刘喜梅认为：文化营销实质上是指充分运用文化力量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市场营销活动。即在市场调研、环境预测、品牌的确定、市场细分、市场定位、产品研发、产品包装、定价、渠道选择、店堂布置、促销、提供服务等营销活动流程中均应主动进行文化渗透，注入符合目标公众所期望的文化附加值，以提高品牌、产品或服务的文化含量和附加值，以文化作媒介与目标消费者及社会公众构建全新的利益共同体、意味共同体关系。文化营销的含义有：其一，企业须借助于或适应于不同特色的环境文化开展营销活动；其二，企业在制定市场营销战略，须综合运用文化因素实施文化营销战略，而在不同文化国度、地区、民族的目标市场，其文化营销战略中所反映展示的文化内涵和特色是有差异的；其三，文化因素须渗透到市场营销的组合中，制定出具有文化特色且能为目标消费者欣然接受的市场营销组合；其四，企业应充分利用!"#战略和!#战略以及公共关系全面构建实施企业文化；其五，企业应充分挖掘自己所处地区的文化内涵，提升企业的商业文化的品位和特色。文化营销本质目的在于营建企业新型文化价值链，以文化亲和力将各种利益关系群体紧密维系在一体，发挥协同效应，以引起消费者的联想，产生美好的想象，激发消费者心底的情感，震撼其心灵，从而增强企业整体竞争优势。

三、文化营销的主要策略

摘要：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是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逻辑起点，当前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表达存在不愿表达、没有渠道表达、表达得不到及时回应等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居民欠缺权利意识，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没有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权。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的建构一是提高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二是应借助现代科技搭建更便捷的表达渠道，三是明确政府的反馈义务，多措并举，构建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

关键词：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社会公众的奋斗目标。如何有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该法明确公共文化服务应结合当地实际需求和公众意见，在公共财政支撑能力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提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公共文化服务。该法的颁布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政府如何挖掘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社会公众如何表达自身实际需求，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社区是现代社会公民的生活共同体，也是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载体。本文立足城市社区，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分析现阶段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表达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困境

笔者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实地走访了一些社区，与居委会主任等一线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座谈，笔者发现现阶段社区居民在表达需求存在不愿表达、无渠道表达、表达得不到反馈等问题。（一）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主体缺位。1.社区居民缺乏需求表达的主动意识。以《海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为例，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制定了详细的公共文化设施项目建设方案，并且规定了详细的时间节点。但是这整个过程中并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社区居民缺乏表达自身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主动意识。主动意识是居民表达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不足导致社区居民愈加忽视自己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忽视了自己的文化权利。2.代表社区居民利益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不够。根据政治学的相关研究，需求表达的有效性和表达主体的组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组织化程度越高，表达的力度就越大，效果越明显，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就越大；反之，需求表达的力度和有效性越小。我国的居民社区经历了从“单位”时代到“后单位时代”的转变，“单位”时代的社区作为单位的附属，具有很强的组织性，社区居民的很多需求可以通过单位的机构获得充分的表达，单位的机构也能够代表社区居民向政府表达相应的需求。“后单位时代”的社区组织化程度降低，社区居民因兴趣爱好成立的松散组织无法代表社区居民向政府有效表达相应的需求。（二）社区居民欠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渠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态中，社区居民表达意见的渠道多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如何操作、怎么操作、谁来操作等都不明确。表达渠道不畅，导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连接的桥梁。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根据笔者的调研，现阶段的居委会主要是协助基层政府完成相关的数据统计、信息收集、文件宣传等工作，换句话说，居委会在履行“下达”的职能。但是关于社区居民的需求是什么则较少收集，也很少及时向上反馈。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造成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三）社区居民的需求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回应。当社区居民向政府及相关部门表达需求时，不管政府是否采纳，都希望得到及时的回应和反馈。意见被采纳固然好，不被采纳，能够得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反馈并说明原因，也能够增进政府和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是参与型政府的基本内涵。但是根据笔者的调研，现阶段政府对于社区居民的需求很好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长时间大面积得不到及时的回应势必会挫伤社区居民表达需求的积极性。

二、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不畅的原因分析

[摘要]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消费能力都在稳步上升。但随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和文化消费能力的上升，农村文化产品和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的制约作用也日渐显现出来。要解决当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中的矛盾，需要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不断为农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血液。

[关键词]农村居民；文化需求；文化消费

为了解中部农村地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现状，2008年7月，笔者以湖南省石门县雁池乡为例进行了调研。雁池乡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村地区乡镇，位居湖南省石门县西北部，距县城80公里，1995年由原雁池乡、杨柳乡和苏家铺乡合并而成，现辖20个行政村，全乡总人口约3.4万。

一、雁池乡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现状调查

随着经济的发展，雁池乡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能力和文化消费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物质基础现状。2007年末，雁池全乡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645万元，比2002年增加82.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700元，农民人均收入达2531元，这一收入水平虽然远远落后于全国农民人均4427.5元的水平，也落后于湖南省农民人均4194.1元的水平，但这一水平在相对偏远的雁池来说，收入的变化却是相当可喜的。收入水平的上升带来了村民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村民们也在改善家庭的文化设施条件，全乡居民的电视普及率达90％以上，雁池村居民家庭电视普及率更是达100％，乡政府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已经全部实现有线电视入户，全乡非有线电视用户地面卫星接收装备普及率达到90％以上，VCD普及率接近100％。乡政府建设移动基站以后，3.4万居民中已经有了5000余部手机，部分家庭开始拥有电脑。

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当新生代农民工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时，其他方面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文化需求显得相当突出。

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现状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文化作为一种符号传递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由生存理性转变到社会理性，物质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样迫切。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农民文化消费能力不强；另外，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把农民工的需求排斥在外，其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调。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休闲娱乐方式主要停留在睡觉、听广播等较为原始、低级的娱乐方式上。即使有的农民工开始接触网络等较现代化的娱乐方式，他们也大多把网络作为打发时间的工具（聊天、看电影等），而没有有意识地利用网络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单调的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保守、落后的特征，大大不利于其市民化进程。

2.新生代农民工对专业技能的需求。学好一门过硬的技术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最强烈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传统农民工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即使有心摆脱出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个“坎”，就是求职过程中的技术门槛，他们普遍陷入一种“技术困境”。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的升级，城市现在紧缺技术工人，但求职农民工80%没有任何技能，远远满足不了市场要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了初步的学习意识，但由于学习成本较高以及收益的不稳定性，对于学什么、怎么学，却还存在着很多迷惘和认识上的误区。

3.新生代农民工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传统农民工文化水平有显著提高，但是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却远远低于城市从业人员，这种差距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要不断学习，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想顺利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必须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与之相匹配，他们的实践需要决定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另外，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遭受到了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带来的困惑和失望，有些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希望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原因分析

一、文化商品消费的特殊性

传统的效用理论认为，效用是对人们满足程度、幸福或者快乐的度量单位。古典经济学家假设效用可以准确度量，并且用基数来表示，被称为基数效用轮。基数效用论的两个重要内容是：利用边际效用递减得到需求定律，不同的人的效用可以比较，加总个人效用可以得到社会福利。在说明边际效用递减时，基数效用论举了很多例子，最常见的就是吃包子：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吃第一个包子感觉到很满足，吃第二个包子的时候满足感降低，吃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满足感又变更低，到了吃第五个的时候，很可能效用为负，因为这时吃包子的人可能已经很饱了，多吃反而会不舒服。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这一假设得出了递减的边际效用曲线，并进一步推导出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但是，这一假设应用在文化商品上却并不绝对成立。典型文化产品的消费带给消费者的满足感很可能是递增的。例如，人们在第一次听到某首歌的时候可能并不觉得好听，但是经过反复收听之后就可能觉得琅琅上口并哼唱起来。这一现象可以由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来解释。所谓“文化资本”，是指欣赏和复制一种或一类文化产品的必要知识。由于“文化资本”的存在，人们的品味（及一般文化）可以内生地变化。此外，网络经济理论关于边际效用递增的假设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网络经济理论认为，网络消费品的效用会随着新的消费者的加入而带来边际效用的增加。例如，只有一台电话被使用时无法产生效用，但当同一网络里的电话越来越多的时候，边际效用会递增。我们在消费某种文化商品时，例如看电影，就会发现当收看这部电影的人越多时，看这部电影得到的满足感也会越大。于是，我们在网上能看到电影公司发起的关于某部电影的讨论，很多电影公司也会在自己的网页上建立了电影论坛。但是，是不是所有文化商品的边际效用都是递增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文化商品中，处于需求层次下端或者知识含量较低的产品的边际效用仍然是递减的。对于边际效用递增的文化商品来说，其需求曲线向上倾斜，如图1所示。此外，文化商品的需求还具有随机性，即消费者对某种文化商品的消费偏好是随机和无法预测的。二、文化商品供给的特殊性

文化商品的供给更为复杂。对于一般商品来说，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意味着价格与供给量是同方向变化的。而对于文化商品来说，其短期供给曲线也是向上倾斜，长期供给曲线却可能是平坦的，如图2所示。对于大部分文化商品来说，其初期投入成本都很大，如电影、电视节目或唱片等，在制作时往往需要投入很大的财力物力，但是一旦被制作出来，再复制的边际成本却是固定不变的。另外，文化商品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其价格是基本上不变的，是非弹性的，而是刚性的。因为文化商品的生产周期很长，但演出周期很短。开始定的价格是策略价格，一旦实行就很难变动。因此，这部分文化商品的长期供给曲线通常来说是平坦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剧场表演来说，其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因为对于剧场表演的场地提供商来说，座位数量并不会随着票价的上升而增加。

此外，文化商品可以根据经济性质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类：私人产品、准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书籍、杂志、唱片、录音带等属于私人产品，这类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中最成熟的商品形式，经大量制作后通过批发、零售渠道销售到个体消费者手中；而电影、剧场表演、音乐演奏会、现场演奏会等属于准私人产品，这类产品是在有既定座位数量的表演场所中被消费的，即便是公开的，某人购票入场后仍在效果上排除了另一个可能进入观赏同一表演的人。广播电视和电视台播送的各种节目则属于准公共产品。文化商品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其供给方式的不同，而供给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产业性质的不同。美国经济学家皮卡德（RobertG.Picard）将美国的媒介产业划分为了四种产业。其中，电影、杂志产业介于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之间，录像带、唱片、图书产业大致上属于垄断竞争，而无线电视、报纸和有限电视则介于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之间。

文化商品在消费过程中也伴随着对文化商品的再生产，并且这种再生产在信息化时代下被扩大。当一个消费者存在正外部性的消费行为时，会增加其他该产品消费者的消费质量，等同于这个消费者在增加价值。因此，这个消费者也被认为参加了该文化商品的生产。在信息时代，电脑网络和通信网络的存在使得消费者参与再生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赫希（Hirsch）认为文化商品总是被过度地生产出来。

文化需求是社会人的一般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当新生代农民工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时，其他方面的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文化需求显得相当突出。

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现状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文化作为一种符号传递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由生存理性转变到社会理性，物质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他们的文化精神需求同样迫切。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农民文化消费能力不强；另外，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把农民工的需求排斥在外，其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调。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休闲娱乐方式主要停留在睡觉、听广播等较为原始、低级的娱乐方式上。即使有的农民工开始接触网络等较现代化的娱乐方式，他们也大多把网络作为打发时间的工具（聊天、看电影等），而没有有意识地利用网络在信息传递、文化提升、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新生代农民工相对单调的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保守、落后的特征，大大不利于其市民化进程。

2.新生代农民工对专业技能的需求。学好一门过硬的技术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最强烈的愿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传统农民工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即使有心摆脱出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个“坎”，就是求职过程中的技术门槛，他们普遍陷入一种“技术困境”。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的升级，城市现在紧缺技术工人，但求职农民工80%没有任何技能，远远满足不了市场要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了初步的学习意识，但由于学习成本较高以及收益的不稳定性，对于学什么、怎么学，却还存在着很多迷惘和认识上的误区。

3.新生代农民工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传统农民工文化水平有显著提高，但是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却远远低于城市从业人员，这种差距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就要不断学习，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变。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逐渐增强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想顺利地争取自己的权利，必须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与之相匹配，他们的实践需要决定了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另外，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遭受到了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带来的困惑和失望，有些把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希望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原因分析

本文作者：孙浩朱宜放工作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农民的文化需求表达呈现精英化、非制度化特征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一样都属于宪法赋予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人大、政协和党代会等正式组织是农民文化权利表达和行使的重要渠道，但这些主渠道表达方式正日益显示出精英化的特性，即在参与表达和投票的主体构成上，农民的比重和份额严重偏低，农民的呼声和吁求趋于衰弱，决策权和话语权正逐步被其他群体和阶层所掌握，农民的文化需求和权益很难满足和实现。一旦商政精英、文化精英和社会权贵阶层结成联盟时，他们就拥有了扭曲和改变公共文化政策的力量，使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向有利于利益联盟的方向发展，造成社会中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结构性断裂。身处弱势的农民群体不仅文化需求表达空间遭受严重挤压，而且在文化权益受损时，现有的渠道和框架体系不能有效地保护农民利益，导致权利人采取非常态、非制度化的方式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农村自治组织中的文化需求表达异化村委会的自治制度与结构，有效填补了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由严密的机械性组织化突然变成相互分离的原子式结构所带来的农村社区公共权力、公共物品与事务管理的真空。但这种自治性结构并未必然带来农民文化需求的有效表达。这是因为在现有的压力型管理体制下，基层政府总是把村委会作为自己的派出机构，视其为控制管理农村各项事务的工具。另一方面，农村实施税费改革后，村级财政的困难境地也使村委会更加依赖上级基层政府。结果是农民最具根本性的文化需求表达渠道成为上级政府的“传话筒”和“稳压器”，基层农民的文化权益不能得到保障。此外，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落实“五项民主”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程序性规定，这就使得在村级层面农民公共文化的需求表达缺乏可操作性，农民不再信赖自治组织对需求表达的保障，转而寻求制度外表达的帮助，反过来进一步纵容了现有自治结构的异化。

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不足的原因

需求是物品供给和生产的逻辑起点。从需求表达机制的环节和要素构成来看，制约农民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农民文化需求的偏好显示和加总存在困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物品的组成部分，同样会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虽然农村不同地域或村落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消费习惯，但在“大一统”的公共文化供给格局中，文化的地域特征越是突出和明显，其对共同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偏好表达就越是容易隐瞒。加之农村地域广阔，农户居住分散，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尤其是将农民的文化服务需要与其自身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挂钩时，农民更是会隐瞒或从低呈报自己的需求偏好，从而造成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确立农民文化需求偏好的投票机制存有先天不足为了解决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践中人们利用投票机制来显示需求者的偏好及强度。由“阿罗不可能定理”可知，将不同社会成员个人的偏好都予以满足是不可能的，通过投票机制是永远也不可能产生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方案，即使是强行通过的某个方案，也只是满足了少部分人的需求偏好，形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农村现有的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制度为农民的需求表达和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虽然连续多轮投票之后通过的方案可以用来反映农民对该公共物品的“集体偏好”或“公共偏好”，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涉及的内容形式广泛、受益范围也有大有小，确立一个能为各方所认可并能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投票规则并非易事。投票规则的确立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成本和精力，当村民的认知能力、掌握信息量的程度和决策水平不同时，指望通过这种多轮投票方式确定最优供给的方法是值得怀疑的。前置意识形态不当介入农民的文化需求表达意识形态前置是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引领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其“意识形态原则和价值诉求已经前置性内存于国家概念中”，因为“它符合中国当前所处历史时代的国家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属性和根本价值目标内在地制约着中国的公民社会进程和对国际公共生活空间的融入，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追求人类的普适价值和公共生活理想，另一方面我们的追求绝不能以放弃原则为代价”。［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有效性取决于前置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清醒而理性的自律。这种自律表现为它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和体制运转中拥有充分的前置选择权力，一旦文化服务体制和制度建立起来，它就应该最大限度地确保政府公共文化治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技术规范性，并极力地克制自己对文化服务体系和公民文化权利的干预。然而，现实中政府行政文化权力的行使、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都烙上了意识形态的属性印记，政府在更多时候把民众当作“受教育的对象”，而非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上级意志，突出了方针政策和时事政治的宣传功能，尤其是考虑到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的状况，在首长意志和政治形态意识的影响下，乡镇政府忽视农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成为一种必然。结果是造成文化资源浪费，供给了不受欢迎、没有多大实效的文化服务，加剧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之间的矛盾。农民文化需求表达具有主体分散性特征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作为身份的农民和作为职业的农民的角色开始分离，不同层级的农民文化需求也开始分化，他们对文化利益的表达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农民原子化的个体利益表达方式使得他们的文化利益表达更具分散性，农民个体的利益表达和需求成为整个政治系统的末梢环节，农民在需求表达中受教育程度、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缺乏组织性的松散参与，缺乏需求表达的话语权，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被表达”境地。农民缺乏竞争力的表达不仅不能有效地将农民阶层整体的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输入到政治系统里并最终转化为政治输出，也造成一旦农民的文化权益受损或与其他阶层发生冲突时，现有需求表达渠道“虚化”的弊端被暴露无遗，农民被迫选择制度外表达。

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重构

农民文化需求多样化和复杂化已成为文化消费的主要趋势，增强农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达的能力，拓宽需求表达的渠道，完善需求表达的机制是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的根本要求。强化农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决策中的中心地位传统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制中，农民主体地位的边缘化不仅增加了无效公共文化服务的数量，造成有限文化资源的浪费，更破坏了公共文化服务应有的信誉。强化农民在供给决策中的中心地位，就是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垄断管制型供给方式，形成多元共治格局；要针对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构，设计、提供理想的公共文化服务；要以服务的高效率和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满意度为考核标准；要鼓励农民积极表达意愿，创造条件让农民参与文化事务的管理。完善农民现有文化需求表达渠道的制度安排畅通有效的需求表达渠道能很好地聚集农民的需求表达并形成合力推动农民文化权益的实现。有效的需求表达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等表达渠道的功能，要增加农民代表在人大和政协国家权力运行机构中的人员比重，将各代表的责任与农民的需求表达和利益维护直接挂钩，通过影响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保障农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的实现，化解城乡文化供给失衡所带来的分歧和矛盾。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居委会和村委会作为自治组织渠道的需求表达功能，正确处理政府行政权力和农村居民自治权利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提高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文化需求表达和供给服务能力，一是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行政部门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权责范围，从源头上切断上级的不当干预。二是政府可以为村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供详细的资金扶助或奖励政策，包括文化项目建设资金的筹措、运营管理、配套和获取途径等内容。三是要推进村庄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四是推行村干部述职述廉、工作年度民主评议、接受村民询问质询以及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调动农民参与文化服务供给的积极性。提高农民文化需求表达的组织化程度农民想将自己的文化需求和权利诉求表达输入到民主社会的政治制度中，就只能靠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为提高农民公共文化需求表达的有效性，增强农民整体文化利益表达和博弈的能力，就必须建立和培育能代表农民文化利益的各种文化类组织，包括农村民办文化组织、农民自娱自乐组织以及各种非营利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反映农民整体的文化需求特性，积极主动与其他阶层交流协商，通过接触关键性人物或者参与关键性文化服务供给，影响农民文化服务供给政策的出台，保护农民的文化权益。提高农民文化需求表达的权利意识和能力农民文化需求表达权利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要靠后天外部的培育和灌输。表达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重在后天对农民文化常识和政治理念、技能的教育。一方面可以通过村文化室、村民代表会、农民夜校、宣传栏和橱窗、农村远程教育活动室，让农民了解并掌握依法表达需求和权利的知识，提高依法参与管理的能力和质量，增强依法履行应尽义务的自觉性；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广泛深入的村民自治活动，将决策权交给村民自己，让他们在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主人翁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推进农村由传统的“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换。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服务的*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医院作为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场所，理应是最有人情、最尊重人的地方。如何做到医疗服务*？我院以深化医疗服务为重点，树立“*”的服务理念，认真研究患者的医疗服务需要，不断转变服务观念，拓展医疗服务领域，在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同时，将充满人性的关爱带给每位病员。培育*服务理念社会在不断发展，群众对医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而过去许多医护操作要求更多体现在技术上，只强调标准化而忽视个性化和人文方面的内容。要改革在计划经济时代病人看病是有求于医院的心理偏见，树立起主动为病人服务意识，把倡导“*”服务作为改善医疗服务、提高医疗质量的切入点，培育职工的*服务理念，使一切医疗活动符合“以*为中心”的服务原则。以往，医院的许多工作流程只考虑到医护人员的方便，忽视了病人需求。要把病人看成是一个整体的人，从生理、心理、社会、精神等方面考虑病人的健康行为，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为病人提供最适宜的就医氛围。因此，挂号处、抽血处提前上班，减少病人候诊时间；全日制门诊制度开始实施，365天所有门诊、所有检查天天开放，中午不停诊。病区护理人员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上班，以免夜班护士过早执行常规护理而影响病员休息。病房床单、被褥一改过去单一的白色，变成了粉红、淡绿、浅蓝，病房的墙壁上挂上了油画，柜子上配置了电视机，有了空调、微波炉、淋浴设施，使病人住进医院有一种家的感觉。鲜花、盆景点缀着医院每一个角落，花坛、草坪美化了就医环境，展示着医院的精神风貌。“*”的服务理念是对“以疾病为中心”、“以*为中心”等传统理念的发展和创新。以“关怀式语言”接待病人，以“*服务”渗透于医疗，这种新的服务理念的引入，对医院服务模式的改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病人增加了对医务人员的信任程度，从而使医疗服务得以顺利进行。优化*服务流程随着医保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发展，患者就医途径增加，而病人流向则取决于医院的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医疗费用和就医环境，*的就医流程在于简单、方便、快捷。优化服务程序，通过在关键时刻和瞬间服务的管理，给病人留下亲切和深刻印象。因此，医院转变思想，及时树立市场经济观念，推行“全日制门诊制度”，门急诊充实高年资技术力量吸引病人，急救中心自成单元，各科急救绿色通道24小时畅通，保证抢救时间；手术室全天候开放，缩短了术前住院日；医院床位实行统一调配，解决了有些专科病人住院难的问题；成立了体检中心，各体检项目均在体检中心内完成，并免费供应早餐，以便体检者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各项检查。成立门诊服务中心，专门配置轮椅、担架、茶水桶及一次性水杯等；推行门诊导诊服务，由佩带“为您服务”胸牌的护士向所有需要帮助的病人伸出援助之手，并主动为年老体弱、残疾病员提供“四有”服务，即看病有人引，检查有人陪，配药有人拿，住院有人送。为缩短病人挂号、划价、收费的等候时间，采取了分楼层挂号、划价和收费。门诊及病区实行计算机网络化管理，每日为病人提供用费清单，既为病人优化了服务的流程，又增加了病人对医疗服务消费的信任度。突出*服务内容*服务不只是理念的更新，更需要落实在服务内容上。“*全程医疗服务”是医院对每一位住院病人开展的一项*服务项目。所谓“*全程医疗服务”，是指凡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出院时，由所在科室向患者发放一张印有科主任和护士长姓名、科室电话号码、医疗服务项目等内容的《健康联系卡》，重病患者出院后24小时内电话回访，一般患者48小时内回访，对有需要的患者可随时上门回访。在医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全程医疗服务”打破了旧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换上温馨的笑容主动走近病人，让患者便于随时联系、咨询，出院后还能得到医生在用药、饮食、康复等方面进一步指导。通过医生上门回访，使医患之间的关系由陌生到熟悉，由不信任到信任，减少了医患矛盾发生的同时，也为医院赢得了“*”。而“院长代表巡视制”的实行，进一步增强了医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忧患意识，密切了医院与患者的联系，为创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了基础。“院长代表巡视制”规定了各职能科室负责人作为院长代表，每天深入到临床一线，对新入院病员进行访视。通过访视，送上医院领导对的病员关心和问候；通过访视，及时了解病员及家属的服务需求；通过访视，检查各科室对新入院病员各项服务措施落实情况；通过访视，加强了医患沟通，缩短了医患间的距离，受到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赞誉。新的妇产科学认为，分娩是自然生理过程，一般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医疗干预，要保护、促进和支持自然分娩，减少不必要的医疗干预并让产妇分娩不再忍受疼痛。因此，产科推出了更尊重和满足产妇实际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导乐”服务。粉红色的床单、粉红色的被子、粉红色的护士服，使孕产妇们有了家一样温馨；每一位产妇专门有一名助产士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导乐服务；产妇与丈夫可以参与分娩方案的讨论和决策；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展分娩镇痛并尽可能实行自然分娩……“导乐”服务让产妇感受到充分的亲情关怀，对产妇和婴儿的身心健康都有很大帮助。“导乐”服务不仅让众多产妇克服了分娩的恐惧感，分娩过程也比想像的轻松和顺利得多。儿科病房里，儿童活动中心被装饰的像个游乐园。地上、墙上画满了色彩艳丽的卡通画，彩电播放着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动画片，使他们忘记了病痛。每张病床安置了护栏，使家长们不必担心孩子们会坠床。手术室工作人员实行“术前探视和术后访视制度”，与病人进行术前思想沟通和术后访视再次沟通，为病人提供人文关怀，增进了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建立起了*的医疗服务模式。门诊注射室分为男、女两室，分门而入，少了不少尴尬。春节，医院领导到病人床头问候，送上鲜花和贺卡，送上一份祝福。……一系列*亲情服务，融洽了医患关系，也吸引了病人，拓展了医疗业务，促进了医院的发展。拓展*服务领域现代社会，人与病人的界限已逐渐模糊，躯体健康不等于心理健康，心理健康不等于健康需求已经满足。因此，人类健康需求赋予医院的职能和任务已大大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治病救人”，医院应调动一切资源，为人的健康服务。根据这个理论，医疗市场可以被重新认识，重新引导和创新，医院功能和内涵可以进一步扩大，其无形资产及人、财、物等资源可以进一步盘活，其结果反过来也可刺激现代人的健康需求和健康消费市场的扩大。在这一理念下，医院面对的已不仅是传统认识中的病人，还要涵盖占人群90％～95％的亚健康和健康人群，这将使市场份额迅速扩大。开拓健康、亚健康人群的健康需求，可使医院形成一个新的经营领域，构筑新的健康服务模式，形成新的健康产业。在经济学中，产品是指能增加人们效用水平的东西。而健康显然能够增加人们的效用水平，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近两年来，医院以这一理念引导创新经营，冷静地思考健康消费市场，在保证服务、保证质量和档次的同时，塑造全新的医院形象，全力打造“*”。开设健康俱乐部，为老年人举办健康教育讲座，接受健康咨询；开放面积约500平方米的体检中心，采取“一站式”服务方式，开展多种类型、档次和形式的体检。对持有绿卡的外商投资者实行挂号、就诊、检查、交费、取药、治疗、复查、会诊、预防、保健、康复“一条龙”服务，为我县的经济腾飞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寻求外部发展机遇，实施“走出去办医”的战略，在县城四个人群密集地区筹建了统一品牌、统一管理、统一质量的社区卫生服务部，在“连锁”二字上做文章。医院引入现代的*服务理念，应对挑战和竞争，积极唱响“温馨、便捷、优质”主题曲，努力成为在全县医疗市场上为百姓提供优质服务的主角。近几年来，医院推出的各种方便病人的举措有近百项，将*服务理念逐渐引入到包括了各个服务环节的“服务链”。为病人提供*的服务，虽然只是一些细节的改变，却方便了患者，拉近了医生和患者的距离，这是医院和医务工作者观念的巨大转变。代表科学、严谨和紧张有序的医院，在救死扶伤的时候，不再忽视患者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医患双方的互相理解、尊重和支持，加速了*的建设进程。

〔摘要〕文章基于文献研究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特点，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通过问卷获取用户样本数据，并使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分析，对相关假设和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资源因素、主体因素、基础设施和服务效能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正向相关关系,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用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建议。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

1引言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与数字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以满足公众基本的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以资源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技术智能化、服务泛在化、管理实体化为形式，具有平等性、互动性、公众性、数字技术性等特点[1]。随着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数字农家书屋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等的持续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但是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利用率不高，满意度不高，利用过程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2-3]。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当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促进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利用。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准确把握公众需求，为改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高其供给能力和利用率提供参考。

2研究设计

2.1现有文献中涉及的影响因素。（1）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相关研究。汝萌与李岱在调查中发现公众的信息素养偏低导致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用难度增大，宣传推广不到位导致服务利用率不高以及数字资源建设针对性不强、易用性不高等问题[4]。王锰等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分为外部因素和主观建构性因素两个方面，从整体层面、战略层面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进行考量[5]。韦景竹等通过问卷调查民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认知、需求、使用、满意度等，提出要有效地推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民众使用满意度越高，需求度越高[2]41-46。钱丹与陈雅认为满足文化需求是效能提升的基础和前提，并把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维度划分为信息意识、信息技能、社会影响、使用意向、使用行为[6]。（2）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中的相关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范围较广，主要有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等，而数字图书馆服务中仅有以公共图书馆为主体的服务，属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由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少，而数字图书馆服务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着许多共性，仅在供给主体范围上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参考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中的相关研究。马梧桐与张世颖将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影响因素分为个人特质、系统感知及任务特征三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7]。肖会敏等提出信息资源服务（信息资源完备性、资源更新及时性、信息资源针对性）、技术服务（硬件稳定性、软件易用性、响应速度）、馆员服务（信息意识、专业素养、服务规范、服务态度）、服务方式（同一检索平台、馆内资源整合、馆际互借、用户培训）四个层次构成数字图书馆信息需求影响因素指标体系[8]。徐永丽与李秀英提出用户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获取能力直接影响信息需求，而外界因素包括网络环境状况、网络信息资源状况、图书馆网络服务的水平与质量等客观因素[9]。综上可以看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及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源、设施、网络、服务水平、个人特质等，这些因素能够为本文提供一定的参考。2.2研究假设。参考相关文献中的研究，结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特点，本文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确定为资源因素、基础设施、服务效能、主体因素4个因素。2.2.1资源因素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物质保障。公共文化机构要以开展公众需求调研为前提，建立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数字文化资源体系，唯有拥有丰富的资源量才能保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力。与此同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更新速度要与时展保持同步，新颖的资源更能吸引用户，也更能满足用户不断发展变化的数字文化需求特征。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应细分用户类型，建立相应的资源结构。资源结构可按不同学科门类划分，也可按级别层次划分（如研究级、阅读参考级、基础知识级等），只有资源结构与用户知识结构匹配才能为用户所用，并产生实际意义[10]。另外，资源适用性反映于公众能否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找到其所需信息，获得的信息是否与其需求相契合，这会影响用户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后续利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资源因素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1a：资源总量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1b：资源结构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1c：资源适用性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1d：资源更新速度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2.2基础设施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我国把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作为文化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但实际情况是不同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仍然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各地区公共服务场所、网络、配套设备的不平衡[11]。一些乡镇或经济落后地区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资金投入较少，致使当地公共服务场所的选址、网络接入、硬件设备的购置与维护等都受到限制。公共服务场所的选址应根据人口的流动性及实际分布情况而设点，以提高资源利用率、确立有效的服务基础[12]。用户对于硬件设备没有直观感受，只能通过计算机使用的流畅度、配套设备的完整度、网络的传输速度来体会，硬件设备、网络传输情况无疑会影响用户对资源的利用。公众对系统的感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系统便于用户使用的程度，二是系统对用户产生作用的程度，这两者程度越高，说明用户使用这个系统需要花的精力越少，系统操作简单[13]。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基础设施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a：公共服务场所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b：网络传输情况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c：硬件设备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d：系统感知有用性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e：系统感知易用性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2.3服务效能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等主要目标[14]。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指出虽然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其中包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与群众文化需求缺乏有效对接，服务效能不高[15]。可见，提升服务效能已经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新目标。一般来说，提升服务效能表现在服务能力、服务场所、个性化服务、推广方式与用户信息需求的有效对接。首先，重视数字文化服务营销推广，能够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知晓度，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增加用户后续利用[16]；其次，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整洁的环境,有助于用户提高检索效率,增强用户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好感,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另外，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也是影响服务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用户在遇到检索、技术方面的问题时是否能够及时获得服务人员的帮助，以及问题能否及时得到解决。用户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最直观的看法也受服务人员能力的影响。目前个性化服务主要以信息推送服务为主，其过程就是对用户预定的信息进行筛选，将最新信息推送给用户，为用户利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节省时间和精力[17]。以上所提到的因素都是影响用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服务效能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a：服务能力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b：宣传推广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c：服务环境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d：个性化服务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2.4主体因素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当今网络化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信息检索方式已经不适用于网络信息检索。公众拥有更强的信息意识和检索能力，才能在分布广、总量大的数字资源中获取需要的信息资源。信息意识是指用户对信息的认识和敏锐性，信息检索能力是指用户获取、选择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这两点能够激发潜在用户信息需求。学习兴趣也是影响用户信息需求的重要因素，它是特定情境中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18]。当人们对某一方面的知识感兴趣时，会积极获取更多这方面的信息，从而更愿意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取信息，产生更多的信息需求。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用户的自我效能表现在其使用过程中的行为，面对信息检索时遇到的问题，自我效能低的用户会选择放弃，自我效能高的用户会努力迎接挑战[19]，找到解决方法，从而提高信息获取效率，并进一步对用户需求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4：主体因素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4a：信息意识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4b：信息检索能力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4c：学习兴趣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4d：自我效能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3变量体系。表1构建了由资源因素、基础设施、服务效能、主体因素、用户信息需求5个潜在变量和19个观测变量，共同组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变量体系。2.4问卷设计与发放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为验证模型和假设，结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特性，确定问卷量表，并进行预调研；之后，对量表中的个别题项进行修正，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是否使用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等；第二部分为量表部分，采用李克特量表的5分计分法，将量表选项设计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完全同意”五个答案，分别记为1分、2分、3分、4分、5分，反映被调查者态度的强弱。笔者于2018年12月27日至29日通过问卷星平台在线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用户，共发放问卷302份，回收有效问卷273份，有效回收率为9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信息化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国家通过实施科技培训工程、发展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加强科普示范基地建设等手段，推动我国各地区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了解农民对科技文化知识的需求情况，从而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有效的科技信息服务，为“农家书屋”数字化工程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对保障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科教兴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1-3]。

1研究对象与方法

为进一步了解广大农民最真实的科学文化知识需求，全面考察农民信息化水平和条件，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中国科协农村专业技术服务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科普联盟、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国农科院信息所联合开展全国范围内针对农民科技文化知识需求的专题调研。

1.1研究对象2011年4—8月，项目组分赴海南、辽宁、陕西等地开展问卷调查，历时5个月，行程遍及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2个市和区县。抽样人群主要选取2种：一种是以创业为代表的农村精英农民，包括村官、种养大户、科普带头人、农技协带头人、创业农民；另一种是普通大众农民。其中精英农民是农村中科学文化水平较高、竞争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群体代表，具有承担深入开展农村科普工作、促进科技文化知识在农村地区应用推广的技术和能力，因而选取比例较高，达70%。

1.2研究方法调查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调查包括实地调查和个案访谈，定量分析则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对象取自1800个参与“三农”网络书屋建设与信息技术科普培训项目的人员，抽取约1/3的样本进行采访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共计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23份，回收率为89%。

2问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