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院范文10篇

1、独生子女偏多，以自我为中心，心理素质偏差，依赖性强

云大旅院学子独生子女多，娇生惯养，不为生计忧愁，生活相对较富裕，没有过艰辛体验，缺少困难和挫折的磨炼。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显得无所适从，容易向消极方向发展。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迹象尤为突出，在为人处事方面以个人利益为重，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性，合作意识几乎得不到体现，甚至部分学生信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原则。惰性极强，做事情的时候缺乏耐心，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多跑几趟就嫌麻烦，只想坐享其成。最好是办什么事都让别人为其解决。

2、对网络文化缺乏正确的认识，缺乏耐心，急功近利

云大旅院学生家庭条件优越，有的学生抱着混文凭而来，他们漠视挂科，认为大部分科目学了没有用处，沉迷于网络游戏，去虚假的世界中寻找刺激，不把心思花在学习上，一到期末考试就变着法子的研究作弊的手段及方法。他们认为网络是万能的，没有了网络就像缺了一只胳膊似的。据调查，我院有电脑的同学占了60%，但是真正用电脑学习的却没有那么多。计算机考试挂科率较高，就足以证明学生缺乏学习热情，没有把计算机的用途落到实处。

3、自我认同感较低，自卑感严重，自信心不足

云大旅院属于三本院校，而三本学生在高考中成绩并不理想，使得他们中很多人来到学校后自卑感比较严重，自信心不足。很多学生认为来独立学院是高考失利后无奈的选择，在各方面总觉得不如公办院校的学生，容易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而且学生们往往把自身问题归咎于外部原因，结果导致目标迷茫，没有信念，自暴自弃，甚至对一生产生负面的影响。此外，有的用人单位对三本院校的学生有些排斥，他们在用工时，常常将三本学校的学生拒之门外。这就使部分学生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失去自信心，表现出一定的自卑感。

根据《*师范大学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和《历史文化学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结合本院实际，制定历史文化学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调研方案。

一、调研目的

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内涵，围绕“以学科建设为重点，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主题，院领导班子深入到师生员工中，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全院师生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吸取意见和建议，以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富有成效，促进学院全面发展。

二、调研课题

主要围绕我院学科建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党建工作开展调研，具体课题如下。

1．如何发挥和保持近现代史学科优势，带动相关二级学科发展。

党的十七大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根据中央、省委和云南大学党委的部署要求，从2009年3月开始，2009年8月基本完成。按照《云南省开展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指导意见》和《云南省高等学校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意见》的要求，为切实开展好我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深刻认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句让中国百姓感同身受的话正是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写照。改革开放30年来，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30年，是教育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的30年，是全党实施素质教育，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30年，是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显著加强，更多惠及困难群体的30年。

高等学校是思想、文化、科技资源的聚集地，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着重要骨干作用。高等学校的科学发展，直接关系到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现，关系到思想政治领域的和谐稳定。当前，我国高等学校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发展难题。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破解高等教育发展难题，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高校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推动我院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建院以来，学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学院的改革与发展，在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学院的创新发展，从2002年的首招600多学生到08年近9000学生，2009年的在校生规模将超过10000人。学院的改革发展坚持“安全稳定是基础，教学工作是中心，教学质量是生命，科学管理是关键，改革创新是动力，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保障”的治校方略，学院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的时期，新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挑战。2012年教育部对独立学院的评估关系到学院的存续与发展，我们必须明确目标、正确定位、理清思路、锐意进取，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积极探索独立学院的办学之路，深刻分析学院的发展的优势和不足，进一步找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保证学院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我院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组织开展“三对照、三查找”的活动。根据查找出来的问题，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以下整改措施：

一、进一步明确学院的发展目标。

站在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学院的高度明确学院的发展目标。把英文学院建设成学科建设先进，教学质量好，科研水平高，师资力量雄厚，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和谐学院。

二、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

1、建设好教学技术与评估和比较文化研究两个新增硕士点。

2、学院根据现有学科的分布，成立了五个研究中心。各研究中心制定相应的活动计划，并开展活动，申报与学院的学科建设有关的团队项目，争取多出成果，出高水平成果。

去年以来，市区域文化学会在市社科联、市民政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同煤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在煤炭职业技术学院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大力扶持下，在全院师生积极配合中，在全体会员和关注学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市区域文化学会在年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

年5月25日市区域文化学会在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了一届二次理事会，基本确定了学会组织结构，即由专家顾问智囊构成核心，教师、文史爱好者、导游和具备一定写作能力的社会人士、作协会员为基本成员。为了进一步完善了学会的组织机构，年9月18日，市区域文化学会又召开了一届三次理事会，确定年度常务理事，新增副会长、副秘书长，免去赵心瑞学会秘书长职务，由路碧霞副会长担任。本次会议还讨论了学会要办刊物的内容，办刊理念，进一步完善了学会章程。到年底，新增会员20余人，聘任顾问18人，确定专家学者22人。

二、学术讲座及科研成果初见成效

1、学术讲座见文化传播之功

年1月20日，管芙蓉会长在“平城讲坛”主讲诗集《莲之梦》。讲题为：《青衣不媚独傲苍穹》，近100位文学艺术爱好者聆听了讲座。年3月8日至10日，管芙蓉会长给国旅导游培训《平城时期的北魏王朝》等专题三天。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概述

湖南师范大学创建于1938年，位于历史文化名城长沙，是中国政府重点建设的百所“211工程”学校之一。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是湖南师范大学负责面向海外留学生进行汉语言和中国文化教育的机构，设有汉语言专业，来华留学生多在此学习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随着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近几年，来学院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按学历划分，有短期语言培训生与四年制学历生；按国别划分，有亚洲、北美、非洲等国家的留学生；按来源划分，有自费生、交换生以及各类奖学金生。在同等性质学院中，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的留学生人数处于湖南省各大院校的领先地位。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运行模式

彭庆红与李慧琳在《高校来华留学生事务现行管理模式分析与分层管理模式探索》一文中，通过实地考察、网络查询、电话询问等方式，对大陆地区30所高校的留学生事务管理机构设置与运行模式进行查询，综合考察后，认为可将我国大陆地区的高校留学生事务管理模式分为两类：一是综合学院模式。即学校设立集招生、教学、管理、服务于一体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国际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对外文化交流学院），全面负责学校各类外国留学生教育的对外宣传、咨询、招生、录取及留学生入学后的学籍管理、签证管理、教学教务及日常生活管理。二是隶属于或独立于学校国际交流合作处的留学生管理办公室与单独的汉语文化学院并列的模式。湖南师范大学对留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所采取模式的优势在于分工明确，职责的划分更到位；不足之处在于各部门之间经常存在沟通不到位的情况，处理事务的效果不佳。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的基本方法

1.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由此可见，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是吸引留学生并推进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现有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兼职教师30多人，均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学识渊博，熟谙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大多数教师拥有赴国外学习与执教的经历。课堂上，他们悉心指导，耐心讲解，课下还会热情地辅导水平较为薄弱的同学，正是他们的出色工作与无私的奉献精神，使得学院深受留学生的一致好评，促使留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

摘要：语言产生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不同语言对应的文化表达差异明显。外语学习中最关键的是学生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与把握，实现跨文化视域下的交际与表达。本文以日语教学为例，基于跨文化的视域探讨其与汉语的文化差异，以此深入探讨高校日语教学的跨文化教学策略。语言教学中加强文化导入，引导学生树立跨文化意识，才能推动并优化日语教学，使之取得理想的教学预期。

关键词：跨文化；高校日语教学；文化导入；教学策略

教学改革更趋深入，语言教学聚焦于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表达，语言教学中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成为教学的一大导向。语言的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学生置身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把握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消除跨文化学习障碍，才能实现语言的灵活表达与运用。日语作为热门语言，跨文化教学研究与探讨十分火热，人们开始基于跨文化视域探讨教学的新策略，跨文化教学理念在日语教学中得到充分渗透。

一、跨文化交际与日语学习的关系

日语与汉语来源于不同的语系环境，对应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学生在日语学习中往往因为对日语文化的片面理解表达不佳，日语教学迟迟没有取得理想预期。这是因为语言的教学中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的学习，文化导入不足，学生语言学习中的跨文化交际表达障碍更明显，限制语言的学习与运用。我国日语教学备受诟病，本质原因就是教学中日语文化的缺失。日本文化学习与日语教学割裂开来。在考核评价上以成绩作为评判学生日语学习能力的唯一指标，教学单方面地聚焦于日语语言知识点的学习如语法结构、词汇句型等，恰恰忽略了最为核心的文化学习与表达。学生的日语交际能力普遍较弱，对日语文化了解不多，日语语系把握不到位。除了教学理念的束缚，现有的日语教学策略也无法有效支撑学生的跨文化学习。学生日语学习更多的是被动地听与强制性的阅读。语言脱离文化环境，语言教学灌输为主，语言表达训练生搬硬套，也挫伤了学生日语学习的信心和积极性。文化是语言的承载体，语言是文化的表达元素，语言与文化紧密关联，不能割裂。日语学习不是机械化的工具学习，而是文化背景下的跨文化输入与输出。离开了文化，语言的学习也丧失了活力和价值。因此日语教学中必须重视文化的导入，基于跨文化视域推动当前日语教学的改革，创新思路和策略，让文化教学与日语学习同步。

二、日语与汉语表达中的文化差异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文化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23号文件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公办体育运动学校建设，将其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将文化教育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向公办体育运动学校选派优秀文化课教师，公办体育运动学校文化课教师工资待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公办体育运动学校要积极吸纳当地优质教育资源，通过联办、共建和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运动员文化教育质量。”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了相关的配套措施和制度来保障23号文件的实施。但是，时至今日，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仍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2016年3月，教育部《公办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专项督导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认识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完善、运动员文化教育质量有待提高等。因此，本文对我国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体制机制进行剖析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我国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

1.1制度培养目标不合理

1965年，我国已逐渐形成了一个从基层单位业余体校，到重点业余体校、中心业余体校和专业运动队的，有广泛的普及、层层衔接的运动员三级培养网络和体系。在举国体制下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目标定位，过于注重运动员这一层身份，单纯从运动员这一特殊身份出发，以竞技夺标为导向，培养成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人才。而且，长期以竞赛成绩、输送率来评价体校办学成效，使学校培养目标越来越集中在争金夺银上。其实，青少年运动员最重要的身份是青少年，在培养目标定位上，应实施全面的基础教育，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在青少年运动员培养过程中，却忽视了德育、智育等方面的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培养，要注重品行培养，激发学习兴趣，培育健康体魄，养成良好习惯。根据23号文件，要将公办体育运动学校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但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目标上并没有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培养目标完全契合，反而剥离并集中在竞赛成绩上。培养目标的不合理，给我国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带来严重的导向性错误。运动员攀登竞技体育的高峰需要以良好的综合素质为基础。当前，我国青少年运动员在培养目标上过于注重运动技能的培养，造成了片面发展的后果，阻碍了青少年运动员在竞技体育这条道路上健康持续地发展。高水平的综合性赛事是运动员综合素质的较量，不止于技能，更是智力、心理素质的综合比拼，所以，在培养目标上忽略文化教育，会对青少年运动员的成才产生不利影响。再者，在青少年阶段，培养目标偏离、文化教育缺失，导致运动员在退役后融入社会困难重重，不利于运动员终身发展。体操冠军张尚武街头卖艺谋生、举重冠军退役后从事搓澡工等事件折射出我国运动员培养目标的不合理。不能仅将青少年运动员培养工具化，更要将他们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

1.2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

理想的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应是一个既能有效促进运动员竞技水平的提高，又能切实保证其系统地而不是随意地进行文化学习的体系。在现实中，我国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制度人为地割裂了训练与学习的有机统一，造成一种横向的断裂；同时，对于青少年运动员各个阶段的学习也缺乏一种有效的衔接，导致一种纵向的不一致。在制度设计上，没有着眼于青少年运动员文化学习的特殊性，教练员只管训练，文化课教师只管文化学习，在训练与文化学习之间缺乏有机统一。再者，在金字塔的训练体系下，青少年运动员随着竞技水平的提升，不断往更高层次的训练队输送，在向上输送的过程中，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缺乏连贯性，无法进行系统全面地文化学习。教育部的督导报告显示，一些地方对国家推进运动员文化教育的战略部署与具体任务认识不深、了解不全面，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缺乏统筹规划、统一部署和工作合力。对于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制度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主体——文化课教师，一些地方并没有将体校文化课教师的选派、培训、职称晋升等纳入教育部门行政管理范畴。对于自办文化教育的体育运动学校，存在体校文化课教师流失严重、师资质量难以保证、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制度体系建设不完善主要在于制度主体的不明确，在制度设计时并没有从行为主体的实际情况出发，其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青少年运动员“学训矛盾”尖锐，文化教育质量难以提高。广东省作为我国竞技体育强省，由于对青少年运动员文化教育缺乏系统的统筹规划，导致体校生源萎缩；体育文化课教师明显不足，且极不稳定；文化课测试成绩偏低等问题，运动员文化教育不容乐观。运动员文化教育制度的制定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随着现代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由于体育生的特殊性使学校各科目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对他们持有一定的偏见。学校教育中存在着重视运动训练,轻视文化课学习即“重体轻读”的思想比较普遍。目前我国十分重视优秀运动员及后备人才的文化教育工作,但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在文化课达不到毕业要求,这不仅影响运动员对自身的技术提高,也对运动员以后的生活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还对国家运动员整体综合水平有很大的影响。如何使高校运动员的文化成绩和运动水平都稳步上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怎样提高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文化课程的成绩,已经逐渐成为各高校运动训练队急需解决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国内外研究现状

1.1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许多国家将运动员的课外训练和理论知识相结合,使两者相互促进发展。在美国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体系中,主要是依靠其相关的教育系统。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大、中、小学”为一体的体育后备人才体系。在美国大学运动员中,大多是来源于中学的运动员,许多大学都会设高额的奖学金来吸引有一定运动天赋的学生来进入本校学习。全美大学生体协对运动员的各科文化成绩有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达到所要求的分数才能成为大学运动员,并对运动员在后续的文化成绩和学习管理上都有相当严格的制度[1]。许多国外的学校认为学校开展课外训练不仅仅是有利于发展有天赋的学生运动员,也是有利于营造学校的校园文化和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学校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课外训练和组织各种运动竞赛,不仅能加强运动员的综合发展,还能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加入,能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的身体、心理的健康成长。与此同时,美国体育法对大学体育特长生的文化课的学习有明确而严厉的规定。

1.2国内研究现状

有研究人员以华南理工大学历届体育特长生校友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认为这些调查的体育特长生的文化成绩和普通生的文化成绩差距比较明显。由于文化基础差,学校对其教学管理也有一定的难度。基础差,学习起来困难,这对体育特长生的未来后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在调查中提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办学应在保障学生学习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相关研究人员分析了体育特长生因过多参加训练和比赛、课外学习时间少导致文化课基础差出现的学训矛盾[2]。综上所述,目前对国外体育后备人才的研究方面,更加注重课外训练和文化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而国内研究者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文化课学习的现状、学习与训练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