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范文10篇

摘要：语言文化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综合性学科，具体言语交际过程、语言表达与人的意识模式之间的联系是该学科关注的重点之一，其中包括主体的言语行为与非言语行为。《小公务员之死》是世界级短篇小说大师、俄国杰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成名作之一。小说以幽默辛辣的笔触刻画了一个饱受折磨、卑微入骨的小人物形象，表达了作者对其奴性心理的讽刺批判。本文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小说台词、情节，欣赏契诃夫笔下的讽刺艺术。

一、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看《小公务员之死》

语言文化学作为一门研究表现在活生生的民族语言中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人文学科，研究内容是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即语言中的文化语义。“定型”是语言文化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是由民族文化决定的对事物、现象、情境总体特征的固定观念。（彭文钊、赵亮，2006）定型一般可以分为思维定型和行为定型，其中行为定型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交际主体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将《小公务员之死》放在语言文化学的框架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大量对主人公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描写，背后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小公务员之死》中，普通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维奇·契尔维亚科夫在剧院看戏时，因为打喷嚏不小心把唾沫星子溅到了交通部三等文职将军卜里兹查洛夫的秃顶上，从此便思虑重重，契尔维亚科夫接连拜访道歉后惹得将军不耐烦，最终因其一声怒吼而吓得魂飞魄散，一命呜呼。《小公务员之死》的故事情节简单明了，没有一波三折的起伏和动魄惊心的反转，却能引人深思，意义深刻。究其原因是因为契诃夫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为其作品注入了灵魂——反映并批判社会现实，揭示底层人物的悲哀命运。悲剧的力量往往直抵人心，能够比喜剧更让人印象深刻，令人难以忘怀，极致的痛苦能让人从中得到深刻的自我反思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契诃夫用喜剧的方式来表现悲剧，这种强烈的反讽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对比，所以才能让读者回味无穷。在《小公务员之死》中，契诃夫用简洁精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看似荒诞不经却发人深省的悲剧故事，小说中存在许多语言、心理描写，传神地刻画了契尔维亚科夫的内心状态，从这些丰富的言语、非言语行为中我们可以欣赏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手法的精华。

二、《小公务员之死》中的言语行为分析

契诃夫用精练直白的语言描写，使卑微懦弱的小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通过对主人公言语行为的刻画，暗讽了当时官员们阿谀奉承、夸张无度的荒唐行径。小说开头，契尔维亚科夫注意到将军被他的唾沫溅到，在用手绢擦头和脖子，便凑到将军耳边低声说：“对不起，大人！我打喷嚏溅到您了…我不是故意的……”将军没有将注意力放在这件小事上，随口回应：“没事……”礼节性的对话原本可以到此结束，但契尔维亚科夫仍絮叨：“感谢上帝，对不起！我……我也不想的！”将军只想专心看戏，被打扰已有些不耐烦，却也礼貌回复：“请坐吧！让我好好听戏！”这一番对话，体现出契尔维亚科夫的不安和担忧。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却觉得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将军平淡的回答让他觉得需要再次道歉，于是他在剧院表演中场休息时跟着将军，鼓起勇气对他说：“我打喷嚏溅到了您，大人！请宽恕我，我……我不是……”没等他说完，将军便急不可耐：“啊！够了，我都忘了，您还说个不停！”将军的指责并未结束这场闹剧，反而催生了小公务员内心深处的奴性。契尔维亚科夫在第二天穿上新的文官制服，剪了头发，亲自去将军府上请求原谅：“昨天在阿尔卡季娅剧院，如果大人您还记得，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溅到……对……”这次得到的却是对方厌恶的训斥：“我当是什么事呢！天知道！”契尔维亚科夫没有就此罢休，等将军处理完所有的公务，又凑上前嘟囔：“大人！如果说我敢打扰您，那绝对是出于一种悔恨之情！我不是故意打喷嚏的，那是不受控制的……”将军愈发觉得不可理喻，愤愤地说：“您简直是在跟我开玩笑！”这句话使契尔维亚科夫的内心情绪由担忧上升为惊惧，他认为将军一定因此生气，于是又过了一天再次登门“谢罪”：“我昨天已经来叨扰过您，大人，当然不是为了开玩笑，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为了我的……喷嚏而道歉……我哪敢开玩笑？如果那样，我们这种小人物对大人物的尊敬之情……就不复存在了……”将军忍无可忍，怒目而视大吼：“滚出去！”这一声怒吼直接震碎了契尔维亚科夫的弱小自卑的心灵，把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小说用以上大量的语言描写，清晰叙述了契尔维亚科夫与将军之间层层递进的对话，这种重复深入的写作手法对人物性格的精心塑造与对其内心世界的深刻挖掘，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吴芳，2002）通过分析言语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契尔维亚科夫每句话，每个字都是断断续续地说出，从他那胆怯的、低声下气的语调可以想象他那害怕的心情，从他那千篇一律的、贫乏的道歉辞可以看出这个飞来横祸完全盘据了这个可怜虫的心理，他没有能力再思考别的事。从他小心谨慎的语言可以看出他那被压扁了的性格。（杨宗建，1988）这就是契诃夫塑造的一个胆小如鼠、敏感多疑的奴性小人物形象，前后六次道歉，一次比一次谨小慎微，悲切凄惨，直至最后惊吓过度而死。契尔维亚科夫是契诃夫笔下一个具有鲜明代表性的悲剧人物，他悲惨的宿命能够引起广大读者的怜悯和同情。契尔维亚科夫想得过多，过分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关注他人的目光，留心他人的看法，总是以自卑的心态看待事物。契尔维亚科夫受到阶级思想观念的强烈荼毒，从骨子里就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不能在比他官阶大的其他人面前抬起头来，永远卑躬屈膝，点头哈腰。契尔维亚科夫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无比，一件在普通人看来轻如鸿毛、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却被他认为重于泰山，事态严峻，这完全可以说是自找烦恼。深陷于阴影之中无法自拔，他最终在度日如年的精神折磨中自掘坟墓，走上了心态崩塌、精神崩溃的亡命深渊，小公务员的死亡结局是小说讽刺艺术的核心体现。契诃夫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示了最残酷的真相：一个喷嚏，在契尔维亚科夫看来重如泰山，无奈成为了毁灭自己的利器。这个喷嚏背后，隐藏的是惨无人道的压迫剥削。语言行为描写背后显现出的是世界大师级讽刺艺术：暴露对象的缺点和可笑之处，常采用夸张的方式，从而产生幽默的效果。契诃夫将小人物身上自卑敏感的缺点夸张放大，以塑造成丧失独立人格与自尊心，面对强权压迫一味屈服的极端形象。

三、《小公务员之死》中的非言语行为分析

[摘要]本文主要是在科学主义的片面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困境的背景下,谈教育文化学产生的必要性和它的主要观点,并初步分析了目前语文教育存在的弊端以及教育文化学给语文教育带来的一些重要启示。

[关键词]科学主义教育文化学生命

20世纪的一个时期曾是科学主宰一切的时代,因为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类主宰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人们开始对科学顶礼膜拜,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迅速按照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以科技至上、工具理性等占有性为主导的个人主体思维方式。同样,长期以来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我们的语文教育也按照科学的体系和方法来建构自己,它和人类的生存手段相联系,偏重技能教育,重视教育的工具价值和效率,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伦理道德知识的传授与人文精神的培养。

那么这种教育思维是否正确,或者说能否指引着人类走向理想的彼岸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从人类本身来看,人不仅有物质生存的需要,同时更是“文化的动物”[1]P146“智慧的物种”,人在改造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寻自己: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他要关注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追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人作为人的本质需求。“正是基于这种要求,人才有超生命的需要。”[2]P146也就是说人类不仅有物质需要,在其灵魂深处更需要有精神支撑和归属感,要有其安身立命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这是人生命的底色。一个人只有有了人生信仰和精神追求,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充实状态,否则就会感到一切都空虚而没有意义,甚至会误入歧途。因此让人们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树立一种积极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建造人们的精神家园,是教育的本质任务之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人类也只有在物质和精神世界都能满足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感到幸福。但是很显然在科学主义思维模式影响下的教育,虽然能够增强人们征服世界,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并没有解决人的精神追求问题。单纯在这种思维指导下,只能“使教育局限于知识的授受与技能、习惯的训导”,“降低教育的意义与层次,使教育应有的善善教化、人格的陶冶得不到彰显”。[3]P5很显然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获得必要的生存技能的同时,却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是一种片面发展的人。

其次,从科学本身来看,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解放、给社会创造了物质繁荣,但同时缺乏正确价值观引导的科学也给人带来了异化和灾难:不绝于耳的战争、自然生态的失衡、人的异化,似乎越是发展,人面临的困惑就越多。可以说人类在无限追求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同时渐渐迷失了自己:灵魂越来越没有了归属感、精神无处寄托,人与人之间共同认可的信念、道德标准,相守的精神家园越来越少,只剩下效率、功用、可行性等冷冰冰的科学标尺和相互利用的关系。也就是说目前物质文明的增进与人们的精神愉悦并不成正比,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们幸福感的全面增长,精神家园的迷失已经成为现代人痛苦的根源。

因此,在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至上思维所导致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开始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原来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的发展需要积极价值观的支撑。精神家园的长期失落,已经使整个人类陷入了困境,人与文化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了影响人类前途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人们开始重新追寻被自己忽视了几个世纪的文化精神,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人与文化的问题上,希望以此来解决人们普遍面临的道德、信仰、社会和生态的危机。于是人与文化的问题,开始成为当今哲学研究的主题,应时代的需求,教育文化学也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

任何一种经济政治制度的产生、存在、发展，都有相应的文化形态作为条件；同时，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有相应的、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的历史形态作出基础。不过，文化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规律不同，因为，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中的精髓——价值因素，不会由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消失而同时消失。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文化历史形态，由于它与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处在特殊的矛盾之中，最后，这种特殊历史形态的文化，便与其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同归于尽了。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给我们提供了深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新领域——文化学上的思考。

在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原来的苏联哲学、苏联政治学、苏联经济学、苏联社会学等等，即所谓苏联文化也终结了。这就意味着，对于前苏联各族人民的思想和精神来说，这种“苏联文化”还是外在的东西，始终没有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道德观，没有成为该社会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苏联存在的历史时期，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这样，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本质规律，就使它与特定的政治制度始终处在尖锐地对立之中。所以这种政治制度与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的解决，便成为这种政治制度解体的文化原因；而那种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也就只能随着它附着之上的政权的解体而一起终结了。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终结的同时性，特定历史形态的文化与相应的政治制度的这种特殊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个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则会使我们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原因，有更深刻的文化学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原因的文化学思考，这对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肯定会是有益处的。

以下，我们对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苏联社会中文化发展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尖锐对立现象，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学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探讨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解体的历史原因。

1.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的尖锐对立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它的后期，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日益尖锐，而政治体制本身的各种弊端，又使它无法解决这样的矛盾。因此，政治和文化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就成为导致政治体制本身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苏联产生到解体的过程中，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这样突出，并且最后变得不能相容了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本质与政治体制高度集权性之间的尖锐对立。

礼产生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形态，是调解社会共同体的约定俗成的简单秩序及一些礼节形式，后经社会制度化与规范化而确立。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技击礼成为社会礼文化的折射与反应。拳击比赛中，双方目视对方，并用碰拳的形式来开始比赛。这是因为，英国人用眼睛进行交流，表示诚意，用握手表示初次见面的礼节。但在中国，抱拳礼则要求上体前倾，避免一直直视对方。因为，目光下垂，双手在胸前相抱表示恭敬，也是人们初次见面表示礼貌的一种形式，而且抱拳礼来源于社会上的“作揖”。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系统中，技击礼简练而富有内涵，简简单单的形式却是社会礼文化核心的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总是与人类自我本能的束缚力度成正比，也就是说，文明社会要求人类摆脱自然野蛮的状态，约束本能的欲望，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有礼。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发展方式采用螺旋式，这就说明二者之间的矛盾统一体必然不能达成均衡，因而需要以其他方式手段的介入来维护安定。礼学的出现恰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社会的合理性。人们发现，让礼成为生活哲学胜过用法来威慑。技击术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技击法规便产生了。法规的出现，是强制性规定，技击礼却是技击文化含蓄而内敛的要求与体现。如果把技击与规则相比，就好比两个钢制的铁球，时间久了就会发生内在的爆发，需要一种物质来抵消两者的对抗，化干戈为玉帛，技击礼便油然而生。任何一种运动，如果没有内在文化的支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所以为了实现技击文化的繁荣，礼的出现是必不可少的。

技击与“礼”的博弈

从技击起源上来讲，其目的是保存自我。拳击第一次登上古代奥运会舞台的时候，仅仅用长条皮革缠绕在拳手们拳上来做护具，直到有一个拳手倒下或认输，比赛才能结束。可想而知，那场面是何等的激烈，甚至有些残忍，被打倒者经常是血肉模糊，胜利者也是伤痕累累。后来，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也开始渗透于拳击中。18世纪初，拳击比赛在新规则制定后重现历史舞台，而且还取消了踢击、摔法、反关节等技术，只有基本的拳法保留下来。这也就说明，技击最初保存自我的本质，在人类本能的原始释放中，是无法在高度社会文明中立足的，这就需要规范技击，就需要礼制的出现。技击与“礼”的融合不仅推动了技击术的发展，也是技击文明的要求与体现。技击与礼的博弈始于两者的本质对立。礼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礼的本质是“诚”，有敬重、友好、谦恭、关心、体贴之意，是人们社会交际中的行为准则［2］。在礼仪之邦的中国，礼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把“礼”看成是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基础。他要求人们用礼的规范来约束自己，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荀子把“礼”作为人生哲学思想的核心，认为“礼者，人道之极也”，“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3］与礼相对，技击则表现得赤裸而直白，不断提高技击术的难度、力度、准度，提高杀手锏，在对垒中可以制胜对手。史上的柔道名家、拳王、跆拳道高手无一不重视力量的训练，中国武术也强调“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注重强身健体后增强对抗实力。我们经常说的点到为止，其实并非真正意义的比赛格斗，对于技击比赛来讲，就要先礼后兵，礼与技独立相对，也是技击文化的特质反映。技击的发展变化是技击的本质与文化对立统一的结果，这也是技击文化发展的条件。在这一矛盾共同体中，首先，技击与技击礼是技击文化的组成部分。技击与文化犹如一柔一刚，保持矛盾体的完整与平衡;其次，技击与礼的共生使技击文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二者不断的积累能量，然后根据社会的发展，成为技击文化发展的一种因素。技击的本质裸露与文化的含蓄内敛，一张一弛，保持着技击的社会适应能力;再次，技击与礼的共生，提供了双方相互融合的桥梁。如跆拳道运动极其重视礼仪，它要求练习者在学习与训练中一定要严格遵守礼仪，要学会敬礼，但是在比赛中却要准、狠、快。人类随遇而安的社会性，与自我本性的冲突，需要一种新元素的补给，也就是说要有刺激物的出现来消除疲劳，满足欲望与现实的平衡，于是出现了新的技击比赛形式。

技击礼的表征特点

我们通常讲的技击礼其实是指技击比赛中的礼仪，包括礼貌、礼节。技击礼的“形”是交往的双方表现出的一种外形语言，即肢体表达，而行礼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是人们社会交际中的行为准则。跆拳道的敬礼，要求身体面向对方，并步直立，两臂自然置于身体两侧，上体前倾15度，头部前倾45度，目视地面稍停后，还原成直立姿势，行礼完毕;［4］中国抱拳礼要求并步站立，左掌四指并拢伸直，拇指内扣于虎口处，右手五指握拳，拇指压于中指、食指之上，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两臂撑圆，拳、掌与胸间间隔为20至30厘米［5］。技击礼的形，即外在表现形式，构成技击礼显性文化的一部分。技击礼的“貌”，指一种精神状态，表现在技击双方的交往过程中。它通过仪态仪表及言谈举止来表示对交往对象的尊重程度，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风尚与道德水准，体现了人们的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跆拳道在敬礼时要求精神饱满，眼神不能恍惚不定，而且在敬礼时还要喊“taekwon”，要提醒自己是在修炼跆拳道，要遵守跆拳道精神:礼义，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4］抱拳礼要求练习者精神饱满，表现出谦和与真诚。技击不仅仅是在修炼提高拳打脚踢的技术，更主要的是提高自己的修养，以礼始以礼终。技击礼的“意”是一种技击内在品质的显现，意的显现需要形与貌的表达。敬礼时的快与慢，动作幅度的大与小，目光的凝聚程度，基本形式的规范度等等，不同的环节传递给他人的信号是完全不同的。技击礼的核心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中写到:“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他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和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技击礼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技击礼文化的核心。跆拳道中的敬礼，表示尊重、礼貌、友好、谦虚和感谢，是一种内心思想的外在的表达方式;中国技击抱拳礼中，左掌四指并拢伸直暗示德、智、体、美“四育”具备。拇指内扣于虎口暗示不骄不躁、不自得。右手握拳暗示勇猛习武。左掌掩右拳相抱，暗示束缚、控制勇武的意思。左掌右拳在胸前相抱两臂撑圆，暗示五湖四海，全国武林是一家，谦逊团结，以武会友。左掌为文，右拳为武，暗示文武兼学，恭候师友、先辈指教。［5］行礼也是练武之人的必修课。

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技击礼，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技击礼是技击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技击交流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礼节，它包括形、貌、意三部分。技击礼是社会价值核心的体现。受海洋文化的影响，西方人独立意识强，崇尚个人的力量，其技击礼的表达也较直接实用。如拳击手之间的碰拳。而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无法替代的地位。而技击也要求“不曾学艺先学礼，不曾习武先习德”，技击第一课就要进修抱拳礼。技击礼的规范与内涵的发展，随着社会的需求而不断丰富与完善，但是不同技击术的核心价值与文化是保持该文化源远流长的必要条件，而且不同时代给予技击文化的要求不同，我们既要与时俱进，弘扬民族文化，还要完成文化的更迭与创新。

各位朋友：

这次研讨会由县人民政府和中国先秦史学会联合举办，晚上好！倍受各界关注的全国首届鬼谷子文化学术研讨会将于明天在正式召开。这既是中国先秦史学界的一次盛会，也是县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喜事。此，谨以大会组委会的名义，并代表中共县委、县人民政府对新闻界各位朋友莅临表示热烈欢迎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以便各位朋友对我县，下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下有关情况。对这次会议的准备及会议安排有一个基础的解。

一、县情简介

汉水上游。全县总面积1525平方公里，位于陕西南部。总人口18．3万人。境内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其中以生物、旅游、水力。矿产四大资源最为突出。全县森林覆盖率达67％，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65平方公里，各种珍贵树种30余种，农产品以蚕茧、茶叶。黄姜、烤烟、中药等为主，其中蚕桑面积已达10万亩，并具有雄厚的制种、烘茧、缓丝、织绸及蚕副产品加工能力，人均蚕茧产量居西北地区各县之首。旅游资源北有集原始森林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云雾山鬼谷岭省级森林公园，并留有战国时期鬼谷子隐居、讲学的多处遗迹，极具旅游开发价值；南有婉蜒于群山之间的汉江以及高峡湖的烟波湖库区。此外，县境内还有西北地区最大的溶洞燕子洞、全国最大的禹王宫古建筑群等旅游景点。水力资源以汉江干流及其它主要支流为主，水力蕴藏可开发利用量43．4万千瓦，已建成的装机22．5万千瓦的水电站，投资13．8亿元、装机18万千瓦的喜河水电站正在建设之中。矿产资源主要以石灰石、大理石、石英石、钒钛磁铁矿、金矿为主。其中大理石、石英石、石灰石资源开发初具规模。交通便利。阳安铁路横贯东西，210316国道在县城交汇，至西安、汉中、安康的半日经济圈”正在形成。

县确立了两区两带”经济发展战略。其具体内容是县境北区以鬼谷子文化研究为内涵，今后五年。加快云雾山独特的绿色生态和人文旅游资源开发，逐步建成“云雾山生态旅游开发区”同时，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大云雾山鬼谷子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开发和宣传力度，不时扩大对外影响，努力把云雾山旅游开发区建成独具特色的陕南一流人文风景旅游区；南区依托汉江电站和喜河水电站开发的综合效应，着力构筑融生态建设、山水旅游为一体的汉江生态经济建设区”县境内交通、通信相对便当，农业、工商业基础较好的国道沿线。东西走廊，建设“高效农业示范带”和“民营经济发展带”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观光生态农业，着力构筑民营经济发展平台。力争通过五年努力，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0亿元、工业增加值1亿元、地方财政收入60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人2500元的目标。

一造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文字本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仅作为一种交际的工具。唯有汉字，“交际”只是其价值系统的一个方面。它既是史前文明的高度结晶，又随文明进化而进化，并成为进化的内动力。通过它可以译解史前文明之谜。同时，充分发掘和利用其多维文化价值，将使中华民族不断创造辉煌。

（一）造字法与方法论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汉字为最古老，生命力最强。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随着文化的进化而湮没无传。汉字所以能历尽沧桑犹青春依旧，主要在其独特的造字参照系，造字原则，造字方法；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法；书写参照系，书写原则，书写技法，书写个性等。

汉字最大的特点是象形，具有鲜明的“绘画性”，但它和绘画——非逻辑的个体的以形寓意的艺术有质的区别。就结果看，绘画重在“形”，汉字重在“象”。是忠实于对象的本来面目，通过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对象的典型特征，约定俗成地赋予对象特定的“含义”。字形上既有现实的“形似”，又带浪漫的“神如”。从总的哲学方法而言，汉字遵循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具体地说，“象形”、“指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会意”、“形声”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机溶入浪漫主义的方法。这两大方法相结合的创造方法，通过漫长的文字进化，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维价值取向的汉文化，或者说，汉字创造所蕴含的这一方法论成为汉民族的集体元意识，使传统艺术——美的创造明显带着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同时辅之以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字以现实主义为方法形象地描绘对象，这个“对象系统”即是‘造’字参照系”。它决定着汉字的本质特征。许慎说：“古者庖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并据此推断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3］说“八卦”先于汉字产生，汉字为仓颉所造，都欠科学。若将二说有机综合以论汉字，便可得到汉字的造字参照系：（附图略）

1构字法之文化学价值

构字法指的是具体建构汉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个子系统，由构字参照系、构字原则、构字技巧三个有机关联的层次组成。

（一）构字参照系的文化学价值

构字参照系是汉字具体的线条构建的技巧之师法体系。造字方法的参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质态与精神态的自在客体，师法其“然”，是客体在一定时空背景中某一条件下的存在态或特征。构字法参照系是对象的这种存在态或特征的构成逻辑或规律，即师法其“所以然”。

在系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师法其“所以然”的参照系。

西方哲学及其他科学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诸有关著述；中国哲学及其他科学的早期特征即使无书可考，也能从文字的构造中窥探其灵魂。因为汉字界定对象是主观见诸客观的精神活动，它能呈现“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三维价值意义。

【内容提要】

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此艺术研究不能缺乏文化视角，对现代影视艺术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根据影视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探讨其特定文化属性，从其大众文化属性出发揭示其创作机制和发展规律，及其与精英—雅文化和经典艺术的关系，并联系我国影视艺术创作的实际，试图为国内影视业找到一条走出低谷的有效途径。本文为笔者关于影视艺术的文化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键词】影视艺术/大众文化/读者性文本

一

当我们试图深入影视艺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和批评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遇到它的文化属性问题。因为艺术是文化的特定表现，它“双重地归属于文化：一方面，作为文化所产生的并且在文化中发展的艺术活动方式，作为由艺术创造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艺术形象掌握的方式归属于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化中对象化的、固定的、得到储存的具有艺术价值的艺术活动成果归属于文化”。（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114页。）实际上，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以文化为表现对象。那么，何为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古已有之却又长期争论的概念。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之多。从词义学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西方主要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在汉语中，“文”是一个象形字，它的原始形象是表示许多装饰花纹相互交叉，富丽而不单调。《说文解字》即是这样解释的：“文，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下》也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中则有这样的句子：“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是一个会意字，从“人”从“匕”，“匕”乃回首从人之意，表示引导从善；也可解释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文化实际上被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动作，这个动作既指涉人有意识地作用自然世界的活动，又包含了原有的自然物根据人的活动改变面貌和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成为属人的，从自然物变为文化物，从自然秩序变为文化秩序的过程。”（注：丁亚平《艺术文化学》，文化艺术出版社，第31—32页。）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演进，不断地扩展，由人对自然的改变性活动和自然的人化到人的社会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组织、制度、思想与各种意识形态结构都成为文化的表述对象。正如萨姆瓦所说：“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赋义方法、社会阶层的结构、宗教、时间观念、社会角色、空间关系观念、宇宙观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注：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第28页。）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显然，文化的范域是极其宽泛的，其所有构成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艺术层次。“物质生产的产品和方式属于文化，以‘天然’向‘文化’的转化正是在物质水平上开始为限。而至于精神生产，它则形成精神文化的层次。只是必须预先说明，不应该在那种涵义上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仿佛前者是某种纯物质的和只限于物质的东西，后者则是某种纯精神的和只限于精神的东西。而应该理解为：在文化的这些层次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相互关系正相反——物质文化根据自己的内容和发挥功用的方式是物质的，精神文化在这些决定性的方面是精神的，然而它的所有产品是被物化的，否则，这些产品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而物质文化的全部过程表现精神的目的、计划和模式。”（注：［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88页。）人类全部的艺术创作及其作品构成文化的艺术层次或称艺术文化。艺术文化在人类总体文化中处于一种特殊地带，它介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既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又分别延射、渗透于物质和精神文化，以“边缘艺术”的形态与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交叉、交融，如建筑艺术、工业品艺术设计、演说艺术及艺术政论作品等。实际上，即使是处于独立空间的纯粹的艺术创作，也与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无论多么纯粹的艺术创作都离不开以特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主体的生成和生存环境，并且不可能不表现和反映特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状态和内涵。由此可见，艺术不仅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而且成为文化的一种生动而有意味的表达。

正是由于艺术既是文化的表现，也表现文化，所以文化便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的性质与特征。苏珊·朗格指出：“常说的艺术基本统一性，并非在于各类艺术形成要素的相同和技术的相似，而主要在于它们特有含义的唯一性，即在于全部艺术‘意味’的意义。‘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3页。）这里的“有意味的形式”即是情感的形式，或称人类情感的符号，它是“一种情感的描绘性表现，它反映着难于言表从而无法确认的感觉形式。有意味的形式概念，起码为上述要求提供了出发点。所有的描绘方式都是复杂的、准确的和微妙的。符号的制造，就像制造一个便当的碗，一支顺手的桨那样，要求着高明的技术。表达的技术是比自卫技能更为重要的社会传统。……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注：［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50—51页。）作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无疑是为人类情感的表达需要而诞生的，同时也会随着这种表达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而无论人类情感抑或这种情感的表达，都在文化的范畴，且既为其它文化形式所影响和制约，也影响、制约着其它文化形式。因此，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代，由于这一区域、时代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及生成于斯的人类的特定情感的决定，艺术便诞生了它的特定风格。当然，这种风格不仅表现在艺术家身上和艺术作品中，同时也表现在艺术符号-形式方面。如所周知，东方写意的文化土壤诞生了以虚拟、程式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传统戏曲，而写实的话剧只能由与之相适应的西方文化所孕育：至于话剧在中国的移植，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西风东渐”。所以，不仅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的出现与一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一种艺术样式，也可以看作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难从艺术符号上找到其特定的文化信息；反过来，我们研究一种艺术样式，显然也必须首先考虑其文化属性。只有把握了文化属性，或者说，只有搞清楚了这种艺术样式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才有可能找到接近它、了解它、并深入研究它的有效路径，才有可能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确切评价。对影视艺术的研究、批评便是如此。

邀请那么多专家到中学来，总之。对于学生的成才，教师的成长，学校的发展，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不同的时段，一所学校的发展抓手很多。不同的校长有不同的突破口，年8月，调任中学校长一职。这样一所平稳发展的完中任职，作为后任突破点如何选择，还是颇费心思的想到文化，想到倚靠专家的引领。

这就是请那么多专家学者来中学的一个初衷

办学目标、办学特色和办学效益等方面，中学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学校由于位置偏僻且处农村，周边四星级学校激烈的教育竞争中，政府区域规划调整的压力下，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

寻求新的发展，如何面对现实。成为我走进中学伊始主要思考的内容。席勒说过：走出空间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空间。对学校发展而言非常适用。从校长的角度来讲，认为管理有三重境界，一重境界是人治，靠权威管理；二重境界是科学管理，靠制度；三重境界是文化管理，靠熏陶。

通过先进理念，就思考着把学校管理的着力点放到文化”二字上。通过行为传递，改变师生员工的观念，改变师生员工言行网止，建设一种新的学校行为规范、人际关系、公共关系等学校文化，并在这种文化重建中树立学校品牌、赢得社会声誉、获得学校发展。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党中央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廉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创举，是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的一次伟大创新。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载体，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能为反腐倡廉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作为担负着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任务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建立健全惩防体系的过程中，应把工商廉政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工商部门作为执法队伍，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对其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工商廉政文化是工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言自明，对工商干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社会也会产生示范作用。因此，工商部门应该在构建惩防体系过程中，推进工商廉政文化建设。这既是工商部门反腐倡廉工作实践的需要，也是建立健全惩防体系的内在要求。

一、工商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功能分析

工商廉政文化是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组成部分，具备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一般属性，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通俗的讲，工商廉政文化是工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廉政”为主题，以先进的廉政理论为统领，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先进的廉政文学艺术为载体，围绕“廉政”开展的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目的在于引导工商干部做到廉洁执法。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工商廉政文化以引导、塑造、弘扬忠诚的价值理念为己任，目的是铸造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忠诚红盾；就其重要作用而言，工商干部始终处在执法第一线，执法活动高度分散，经常接触社会阴暗面，易受到腐朽思想的侵袭，易受到腐败“病菌”的传染，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高免疫力。

通过对工商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本质属性分析，其重要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熏陶功能。工商廉政文化通过对干部潜移默化的引导，使干部产生相同或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外在行为，逐步形成共同理念。也就是在认知、情感、思想和行动上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精神生活的满足中受到教育，形成崇廉共识，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二是监督功能。工商廉政文化以其无形、无声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来营造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唤起人们的监督意识，特别是通过工商廉政文化的传播，增强干部主动监督和接受监督的意识，使干部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识不断得到加强。三是实践功能。工商廉政文化建设目的在于弘扬廉政精神和理念，引导干部不断规范执法执勤行为。推进工商廉政文化建设不仅可以加深干部对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解，使工商部门反腐倡廉工作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和更深厚的道德文化基础，而且可以产生强大的辐射效应，使干部自觉提升自身政治素质和工商业务素养。四是约束功能。工商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没有刚性的约束，但可通过一系列价值观念来约束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五是批判功能。工商廉政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也是一种价值尺度。工商队伍的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朽文化的支撑，腐朽没落的官本位意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作祟。而廉政文化正是从根基上摧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以廉荣贪耻的浓厚氛围，给腐败行为以抨击和批判，并给其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压力，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惩治腐败现象。

二、工商廉政文化建设在构建惩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