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潮范文10篇

在世界近代史上，当一些落后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或宰制时，往往引发民族意识的觉醒并由此导致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这是为数颇多近代化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在中国，中体西用论的产生，乃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在自强的目的下，欲援引西学又不欲有背传统夷夏观的两难抉择中，既要对顽固派的抨击做出解释，又要使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信念保持平衡，所做出的一种文化辩解论式。正是在此两难抉择的左右辩解中，迎来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梁启超于维新之后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从而为光大宏扬传统文化而以“新史学”为代表，开始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探索。与之相前后有国粹派兴起，倡言“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也主要借助史学宏扬民族主义，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换。重新回顾在世界民族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自中体西用论以后为推动民族文化近代化的种种现象，于今日或可收温故知新之益。同时若能与欧洲19世纪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一比较，分析其异同，可使人们更加清楚近代中国民族文化思潮所表现出的历史特殊性。

一、近代世界的民族文化思潮

在近代世界史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对世界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诚如有的著作所言，从1830年到1914年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它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如果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除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上的共同联系是特别重要的；其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1](P136-137)。有的学者则专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一是“文化危机论”。即一个社会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必然会导致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受到外来文化入侵时更为加剧，由此造成文化危机，在此文化危机中产生民族主义。其二是“文化移入理论”。即某些特定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间断性的文化转移时期，这种文化转移的推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即依靠着“文化移入”，在此“文化移入”的过程中产生民族主义[2](P15)。总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应该视为某一地区特定社会群体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在文化上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多表现为对自己旧有文化的收集、整理与振兴宏扬，以形成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化理念，或者说为造就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所必需的文化建设准备。这往往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思潮的流行，与此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它在德国的表现最为典型。在进入到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政治上仍未统一，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处在封建高压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把对民族的希望表达于文化领域，试图在已经逝去的民族的伟大与光荣中找到鼓舞和自信。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战争极大刺激了德意志的民族自觉，为争取民族的复兴和统一，促使一些知识精英把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现实的启示和力量。德国学者赫得(J·G·vonHerder)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直接启迪者，他最早提出了“国民精神”的概念。由于“国民精神”的保有者是广大民众与乡民文化，诸如风习、民德、文学、音乐、语言等等所有方面，于是赫得及其他德国学者开始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与民谣。他们从整理的成果中见到了古代德国光辉史诗的持续，见到了作为“德国独有的”纯真而自发的传统的存在。在保存民族传承的精神之下，德国的历史研究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如现代职业史家的出现就在此时。日后“德国学派”的史学虽号称是“科学的”，但其意识性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来文化的宰制和影响，并表现出构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文化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义理是为了揭示自己的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和其他民族有同样价值，因而这种整理和发扬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现实地位。德国之外，文化民族主义在欧洲其他部分同样很普遍，特别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在爱尔兰、波兰、挪威、意大利，对振兴与研究民俗传统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出现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学传承的探索和同样的语言学研究[3](P23-26,35-36)。上述例证说明，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落后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要高涨起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潮，其表现主要是对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的是从文化上凝聚自己的民族和从文化上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在这种对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尤以史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具有代表性。19世纪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潮的高涨，促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史学家们利用史学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同时也推动“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4](P33)。总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文化思潮，构成近代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

在世界近代史上，当一些落后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或宰制时，往往引发民族意识的觉醒并由此导致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这是为数颇多近代化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在中国，中体西用论的产生，乃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在自强的目的下，欲援引西学又不欲有背传统夷夏观的两难抉择中，既要对顽固派的抨击做出解释，又要使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信念保持平衡，所做出的一种文化辩解论式。正是在此两难抉择的左右辩解中，迎来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梁启超于维新之后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从而为光大宏扬传统文化而以“新史学”为代表，开始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探索。与之相前后有国粹派兴起，倡言“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也主要借助史学宏扬民族主义，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换。重新回顾在世界民族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自中体西用论以后为推动民族文化近代化的种种现象，于今日或可收温故知新之益。同时若能与欧洲19世纪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一比较，分析其异同，可使人们更加清楚近代中国民族文化思潮所表现出的历史特殊性。

一、近代世界的民族文化思潮

在近代世界史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对世界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诚如有的著作所言，从1830年到1914年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它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如果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除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上的共同联系是特别重要的；其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1](P136-137)。有的学者则专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一是“文化危机论”。即一个社会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必然会导致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受到外来文化入侵时更为加剧，由此造成文化危机，在此文化危机中产生民族主义。其二是“文化移入理论”。即某些特定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间断性的文化转移时期，这种文化转移的推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即依靠着“文化移入”，在此“文化移入”的过程中产生民族主义[2](P15)。总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应该视为某一地区特定社会群体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在文化上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多表现为对自己旧有文化的收集、整理与振兴宏扬，以形成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化理念，或者说为造就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所必需的文化建设准备。这往往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思潮的流行，与此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它在德国的表现最为典型。在进入到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政治上仍未统一，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处在封建高压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把对民族的希望表达于文化领域，试图在已经逝去的民族的伟大与光荣中找到鼓舞和自信。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战争极大刺激了德意志的民族自觉，为争取民族的复兴和统一，促使一些知识精英把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现实的启示和力量。德国学者赫得(J·G·vonHerder)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直接启迪者，他最早提出了“国民精神”的概念。由于“国民精神”的保有者是广大民众与乡民文化，诸如风习、民德、文学、音乐、语言等等所有方面，于是赫得及其他德国学者开始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与民谣。他们从整理的成果中见到了古代德国光辉史诗的持续，见到了作为“德国独有的”纯真而自发的传统的存在。在保存民族传承的精神之下，德国的历史研究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如现代职业史家的出现就在此时。日后“德国学派”的史学虽号称是“科学的”，但其意识性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来文化的宰制和影响，并表现出构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文化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义理是为了揭示自己的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和其他民族有同样价值，因而这种整理和发扬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现实地位。德国之外，文化民族主义在欧洲其他部分同样很普遍，特别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在爱尔兰、波兰、挪威、意大利，对振兴与研究民俗传统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出现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学传承的探索和同样的语言学研究[3](P23-26,35-36)。上述例证说明，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落后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要高涨起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潮，其表现主要是对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的是从文化上凝聚自己的民族和从文化上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在这种对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尤以史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具有代表性。19世纪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潮的高涨，促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史学家们利用史学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同时也推动“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4](P33)。总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文化思潮，构成近代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

一、近代世界的民族文化思潮

在近代世界史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对世界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诚如有的著作所言，从1830年到1914年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它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如果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除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上的共同联系是特别重要的；其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1](P136-137)。有的学者则专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一是“文化危机论”。即一个社会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必然会导致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受到外来文化入侵时更为加剧，由此造成文化危机，在此文化危机中产生民族主义。其二是“文化移入理论”。即某些特定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间断性的文化转移时期，这种文化转移的推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即依靠着“文化移入”，在此“文化移入”的过程中产生民族主义[2](P15)。总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应该视为某一地区特定社会群体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在文化上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多表现为对自己旧有文化的收集、整理与振兴宏扬，以形成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化理念，或者说为造就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所必需的文化建设准备。这往往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思潮的流行，与此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它在德国的表现最为典型。在进入到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政治上仍未统一，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处在封建高压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把对民族的希望表达于文化领域，试图在已经逝去的民族的伟大与光荣中找到鼓舞和自信。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战争极大刺激了德意志的民族自觉，为争取民族的复兴和统一，促使一些知识精英把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现实的启示和力量。德国学者赫得(J·G·vonHerder)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直接启迪者，他最早提出了“国民精神”的概念。由于“国民精神”的保有者是广大民众与乡民文化，诸如风习、民德、文学、音乐、语言等等所有方面，于是赫得及其他德国学者开始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与民谣。他们从整理的成果中见到了古代德国光辉史诗的持续，见到了作为“德国独有的”纯真而自发的传统的存在。在保存民族传承的精神之下，德国的历史研究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如现代职业史家的出现就在此时。日后“德国学派”的史学虽号称是“科学的”，但其意识性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来文化的宰制和影响，并表现出构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文化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义理是为了揭示自己的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和其他民族有同样价值，因而这种整理和发扬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现实地位。德国之外，文化民族主义在欧洲其他部分同样很普遍，特别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在爱尔兰、波兰、挪威、意大利，对振兴与研究民俗传统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出现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学传承的探索和同样的语言学研究[3](P23-26,35-36)。上述例证说明，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落后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要高涨起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潮，其表现主要是对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的是从文化上凝聚自己的民族和从文化上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在这种对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尤以史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具有代表性。19世纪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潮的高涨，促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史学家们利用史学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同时也推动“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4](P33)。总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文化思潮，构成近代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

中国自古以来极重华夷之别，而华夷之别的根本在文化上，因而有“华夷之别，在于文野”之说，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始终以华夏文化为正统，并认为它是唯一最高文明范式的文化观。至于外裔四夷，在文化上皆无足取，至多不过对之存有一种“礼失而求诸野”的拾遗补缺心态。在此观念作用下，形成一种正统、自足的文化精神，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兼备无遗，不假外求。此精神发展至极，于是表现为对外来文化贬抑拒斥的虚骄自大心理。明末以来随着耶稣会士来华，出现西学东渐的局面。虽然如徐光启辈开明士大夫对西学表示出极大兴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视之为外夷异说而痛斥深拒之。如当时有人指斥欲开局翻译西学者“则亦不思古帝王大经大法所在，而不知彼之妖妄怪诞，所当深恶痛绝者，正在此也。”有人则跟随唱和道：“臣惟天地开辟以来，而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传心有要，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泄尽矣，无容以异说参矣。”[6](P155-156,160)在此贬斥西学的论调中，明显表现出华夏文化正统、自足的偏狭之见。至清初历案，杨光先坚拒采用西洋历法，并声言：“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7](P714)所言宗旨可归纳为器以存道，器亡则道亡之意，其实质仍不过以严夷夏之防、反对用夷变夏之类口实，做出卫护中华圣道的姿态。对于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由清代乾隆时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出了代表官方的总评价。如其中在试图比较中西学术的优劣时说道：“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8](P1080)即通过与儒家在治学宗旨上的比较，指出中西学术似有相近之处，但若从道器物理的角度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现西学在格物穷理方面不得要领，乃斥之为异学。又如在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加以评价时有谓：“案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千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8](P1081)所论虽对西方的科学技术表示了推崇之意，但由于对其思想学说不予认同，还是斥之为异端，因而对清政府仅取其技能而禁绝其学术的政策，深表理解赞同。可以说，直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由于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实质性冲击，固然表现出对自己文化的十足自信，但值得提出的却是那种严重的正统、自足的虚骄自大心理，乃至于对明末以来传入的西学，仍然本着严华夷之辩的古老信条，采取一种贬抑拒斥的态度。这就是19世纪后期中体西用说问世之前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世界近代史上，当一些落后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或宰制时，往往引发民族意识的觉醒并由此导致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这是为数颇多近代化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在中国，中体西用论的产生，乃是洋务派开明人士及早期维新派人士在自强的目的下，欲援引西学又不欲有背传统夷夏观的两难抉择中，既要对顽固派的抨击做出解释，又要使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信念保持平衡，所做出的一种文化辩解论式。正是在此两难抉择的左右辩解中，迎来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梁启超于维新之后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从而为光大宏扬传统文化而以“新史学”为代表，开始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探索。与之相前后有国粹派兴起，倡言“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宗旨，也主要借助史学宏扬民族主义，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换。重新回顾在世界民族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自中体西用论以后为推动民族文化近代化的种种现象，于今日或可收温故知新之益。同时若能与欧洲19世纪的文化民族主义作一比较，分析其异同，可使人们更加清楚近代中国民族文化思潮所表现出的历史特殊性。

一、近代世界的民族文化思潮

在近代世界史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近代民族主义蓬勃兴起。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又对世界历史产生极大影响。诚如有的著作所言，从1830年到1914年世界历史的特征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它成为影响西方世界历史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如果审视民族主义的兴起，除种族等方面的原因外，文化上的共同联系是特别重要的；其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以摆脱外来压迫和追求富强[1](P136-137)。有的学者则专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其一是“文化危机论”。即一个社会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必然会导致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在受到外来文化入侵时更为加剧，由此造成文化危机，在此文化危机中产生民族主义。其二是“文化移入理论”。即某些特定国家都要经历一个间断性的文化转移时期，这种文化转移的推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部，即依靠着“文化移入”，在此“文化移入”的过程中产生民族主义[2](P15)。总之，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应该视为某一地区特定社会群体在受到外来侵略时，在文化上做出的回应；这种回应更多表现为对自己旧有文化的收集、整理与振兴宏扬，以形成一种民族认同的文化理念，或者说为造就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所必需的文化建设准备。这往往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思潮的流行，与此有关的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它在德国的表现最为典型。在进入到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德意志仍然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政治上仍未统一，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处在封建高压下的资产阶级，只能逃遁于民族的过去，把对民族的希望表达于文化领域，试图在已经逝去的民族的伟大与光荣中找到鼓舞和自信。此外，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伦战争极大刺激了德意志的民族自觉，为争取民族的复兴和统一，促使一些知识精英把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现实的启示和力量。德国学者赫得(J·G·vonHerder)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直接启迪者，他最早提出了“国民精神”的概念。由于“国民精神”的保有者是广大民众与乡民文化，诸如风习、民德、文学、音乐、语言等等所有方面，于是赫得及其他德国学者开始收集整理民间传说与民谣。他们从整理的成果中见到了古代德国光辉史诗的持续，见到了作为“德国独有的”纯真而自发的传统的存在。在保存民族传承的精神之下，德国的历史研究也在这时开始出现，如现代职业史家的出现就在此时。日后“德国学派”的史学虽号称是“科学的”，但其意识性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德国知识分子们积极从事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整理和研究，其根本目的是抵御外来文化的宰制和影响，并表现出构建民族精神的强烈文化追求。这种民族精神义理是为了揭示自己的人民在历史上对人类有一定贡献，和其他民族有同样价值，因而这种整理和发扬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本民族的现实地位。德国之外，文化民族主义在欧洲其他部分同样很普遍，特别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在爱尔兰、波兰、挪威、意大利，对振兴与研究民俗传统产生了同样的兴趣，出现了同样的民族历史和文学传承的探索和同样的语言学研究[3](P23-26,35-36)。上述例证说明，在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一些落后地区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时，往往要高涨起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思潮，其表现主要是对自己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为的是从文化上凝聚自己的民族和从文化上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在这种对各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发扬中，尤以史学上的成就与影响更具有代表性。19世纪德意志民族文化思潮的高涨，促使德意志民族主义史学的发达。史学家们利用史学宣传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发扬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极大地推进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同时也推动“欧洲各国的历史研究逐渐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4](P33)。总之，以德意志为代表的高涨的民族文化思潮，构成近代欧洲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

欧洲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演为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对此，西方学者自己讲得极为清楚：“民族主义的必然产物，即幅员广大的和飞扬跋扈的帝国主义。”[1](P36)这是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发展由来的最好说明。其实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综观各国大势，莫不由民族主义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略地遍宇内，山陬海澨各有主人，乃东亚大陆尚有一瓯脱地在，于是万马齐蹄，千艘鼓轮，争向我大陆进发”[5]，即指出帝国主义乃由民族主义膨胀而来，而且随之便向外，尤其是向亚洲和中国侵略扩张。伴随着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上的扩张，是其文化上的扩张。帝国主义烈强的扩张，促使欧洲之外落后地区民族自觉与民族文化思潮的兴起，近代亚洲的日本和中国就是如此。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日本也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刺激，引发日本在1868年开始为追求富强而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明治维新的前20年，日本已出现全盘欧化的狂热思潮。做为对这种思潮的回应，1888年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国粹保存”运动，以抵制全盘欧化的消极影响。“国粹保存”运动的提倡者们多是些仰慕西方文化的人士，因而他们并不一般地排斥西方文化。但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因而其“国粹保存”思想乃是主张在保存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输入和吸纳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的“国粹保存”运动，乃是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的刺激，在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文化思潮的激荡。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日本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并取得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因而可以说，以“国粹保存”形式表现出发来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日本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日本的这段历史，对当日中国也曾起到很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按一般看法，西方19世纪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世界主义的回应。而日本近代的民族文化思潮，乃是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映。中国的情况与日本相似，只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思潮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不过大体上讲，应以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为端绪，以后陆续出现一批在民族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学者，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同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用来构建新型的、独立的近代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文化领域表达出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发展意识。

二、中体西用论与近代中国最初的民族文化反思

外界对苏联社会的印象通常是铺天盖地的标语、领袖的画像和雕塑、大小会议上的慷慨激昂的发言等等，并且认为这就是苏联社会的本质。他们据此得出结论：苏联社会是由一个固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且从1917年11月7日以来就是这样。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给刚稳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会政策辩护，也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国革命并非从刚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板着脸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事实上直到1929年，苏联知识界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自由。许多旧文人还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知识界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也跟国外一样，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宣扬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党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在不断滋长。列宁在1922年就批评国家机构跟沙俄官僚机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油彩。工人反对派受到批判，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1921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人们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1929至1932年

外界对苏联社会的印象通常是铺天盖地的标语、领袖的画像和雕塑、大小会议上的慷慨激昂的发言等等，并且认为这就是苏联社会的本质。他们据此得出结论：苏联社会是由一个固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且从1917年11月7日以来就是这样。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苏联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目标被抛弃，政权的实际目的，仅仅在于维持它的稳定和权威，在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为了给刚稳定的秩序以及它所需的社会政策辩护，也为了给已落空的革命希望一个说法，斯大林政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正。

1929年以前

俄国革命并非从刚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板着脸孔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事实上直到1929年，苏联知识界还保持着相当的活力与自由。许多旧文人还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知识界跟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保留着。苏联的艺术和科学总体上跟世界的其他地方齐驾并驱。现代主义也跟国外一样，活跃在俄国的舞台上。在社会科学方面，党的信条尽管占据主导地位却并不僵化。在社会政策方面党继续宣扬革命理想，尽管在实践上调子已经降低了。党对俄国的文化落后性有了更敏锐的认识。

同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官僚主义在不断滋长。列宁在1922年就批评国家机构跟沙俄官僚机构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涂了一层苏维埃油彩。工人反对派受到批判，工人们对工厂的控制早在1921年就受到了责难，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发展。人们努力保持革命理想，实行了以下一些措施：进步的教育，男女平等，反宗教运动，以及党的“最高定额”，即为党员所规定的最高收的限制等。

1929至1932年

中国电视剧在当下的繁荣景象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把学术研究目光投向这一领域，电视剧作品数量的积累也为电视剧批评提供了充足的文本。电视理论的研究队伍已经吸纳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精英。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交相辉映构成了当下电视剧的基本生态。尤其是当代大众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着中国电视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提出、澄清、解决已成为电视剧批评的中心。以曾庆瑞教授和尹鸿教授关于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及社会角色论争为代表，可谓惊心动魄。

一

尹教授对曾教授发表的《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见2000年2、4期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中有些观点提出异议，并撰文对中国电视剧进行文化学和政治经济学剖析(《意义、生产与消费》，见《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冲突与共谋》，见《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曾教授于2002年在《现代传播》第2、3两期作了数万言的回应，指出中国电视剧当下的社会角色既是艺术事业，又是文化产业，其经营并非企业化和商业化、市场化，同时表明自己非“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中国电视剧发展40多年来，电视剧的理论问题研究显示出严重的缺失，曾庆瑞教授较早介入这一领域，在电视剧的本质规律探讨上作了奠基工作。在过去的电视剧批评中，人们习惯于就作品进行随感式的分析，国外并无“电视剧”概念，因而无从借鉴。有限的理论资源大都从电影艺术挪移过来，再加上文艺学的某些理论，拓荒时代的电视理论工作者的确经历了一番煎熬。然而当下各学科的学术交融蔚为壮观，各种文化思潮几乎涉略每一个领域。电视剧出现的这种论争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代文化思潮反映在电视剧领域的重要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代文化思潮的最主要的表现之一。

应该说，这场论争的背景是“全球化语境”下衍生的当代大众文化思潮。中国经济转轨后，“市场”概念在文化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平台。“文化”被赋予了经济学意义，作为特殊的“物质”而非纯粹的“精神”。换言之，“文化”在工业时代具有了商业价值，它非但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还可以产生商业利润。当下各行各业大都贴上“文化”的标签，例如“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厕所文化”、“园林文化”……诸此种种具体的物质与文化交合的背后是企业的商业目的。这种“泛文化”现象在实际利益上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物质品格。然而文化概念的混乱与滥用引起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忧虑与不满，同时还有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将“泛文化”作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工具，以此呼应西方大众文化思潮，两者在文化反思的过程中确立了各自不同的立场。而时下流行的全球化语境就成为两种立场交锋的阵地，一方呼吁和西方交融，一方抵制或拒绝。“全球化”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领域概念，后来延伸到其他领域，在文化艺术界也成为热门话题。“全球化”在中国的热炒是建立在中国市场经济取得一定成效，物质文化取得较大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文化要在世界获得身份，而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面前又要奋起抵制和反抗。这是交融与抗争的文化较量。中国电视剧似乎历史地被推到了潮头，它以当下传播最广泛，受众最多的优势成为领军艺术样式。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与中国电视史相伴而生，40多年来，电视剧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契合的，经济的因素似乎天然地与电视剧有不解之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腾飞，电视剧又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这有充足的理由吸引人们去探究经济、商业与电视剧的存在关系。商业因素的介入给电视剧发展带来诸多好处，如电视剧风格、类型、题材、表现方法的多样多元；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人文精神的逐渐丧失，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格滑落。是继续保持电视剧艺术品格还是沿着世俗审美文化轨道前行?这是关系中国电视剧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论争的双方都将电视剧作为体现中国大众意志的最佳承载，焦点集中在电视剧是否已经是“大众文化”，“大众化”是否是电视剧发展的标尺，以及由此涉及的当下中国电视剧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尹教授认为中国电视剧已经“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位移”、“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结论。而曾教授将“官方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市民通俗文化”三者结盟来反对“大众文化”，这种文化联盟必须明确它们各自的立场之后才能确立，值得商榷。

二

邹广文、常晋芳对“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简单地说，当代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特征。”(注：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页。)在描述“大众文化”特征后，他们发现了隐藏其后的悖论，即大众文化表面上对其他处于中心意识形态的文化形态进行消解，实际却不能摆脱，“只是使之具有了更新的形态，并为对立面的互补与融合提供了新的挑战和契机。”(注：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页。)法兰克福学派很早就指出“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划一性对个性和人类创造性的扼杀，它同样也会成为一种控制力量而存在，进而消除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向度而极具欺骗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虚设的话语集团。“大众文化”的虚设者首先是部分精英知识分子，而后主流意识形态也认可并将“大众文化”作为亲和对象来与其他话语集团抗衡。

中国电视剧在当下的繁荣景象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把学术研究目光投向这一领域，电视剧作品数量的积累也为电视剧批评提供了充足的文本。电视理论的研究队伍已经吸纳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精英。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交相辉映构成了当下电视剧的基本生态。尤其是当代大众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着中国电视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提出、澄清、解决已成为电视剧批评的中心。以曾庆瑞教授和尹鸿教授关于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及社会角色论争为代表，可谓惊心动魄。

一

尹教授对曾教授发表的《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见2000年2、4期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中有些观点提出异议，并撰文对中国电视剧进行文化学和政治经济学剖析(《意义、生产与消费》，见《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冲突与共谋》，见《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曾教授于2002年在《现代传播》第2、3两期作了数万言的回应，指出中国电视剧当下的社会角色既是艺术事业，又是文化产业，其经营并非企业化和商业化、市场化，同时表明自己非“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中国电视剧发展40多年来，电视剧的理论问题研究显示出严重的缺失，曾庆瑞教授较早介入这一领域，在电视剧的本质规律探讨上作了奠基工作。在过去的电视剧批评中，人们习惯于就作品进行随感式的分析，国外并无“电视剧”概念，因而无从借鉴。有限的理论资源大都从电影艺术挪移过来，再加上文艺学的某些理论，拓荒时代的电视理论工作者的确经历了一番煎熬。然而当下各学科的学术交融蔚为壮观，各种文化思潮几乎涉略每一个领域。电视剧出现的这种论争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代文化思潮反映在电视剧领域的重要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代文化思潮的最主要的表现之一。

应该说，这场论争的背景是“全球化语境”下衍生的当代大众文化思潮。中国经济转轨后，“市场”概念在文化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平台。“文化”被赋予了经济学意义，作为特殊的“物质”而非纯粹的“精神”。换言之，“文化”在工业时代具有了商业价值，它非但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还可以产生商业利润。当下各行各业大都贴上“文化”的标签，例如“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厕所文化”、“园林文化”……诸此种种具体的物质与文化交合的背后是企业的商业目的。这种“泛文化”现象在实际利益上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物质品格。然而文化概念的混乱与滥用引起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忧虑与不满，同时还有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将“泛文化”作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工具，以此呼应西方大众文化思潮，两者在文化反思的过程中确立了各自不同的立场。而时下流行的全球化语境就成为两种立场交锋的阵地，一方呼吁和西方交融，一方抵制或拒绝。“全球化”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领域概念，后来延伸到其他领域，在文化艺术界也成为热门话题。“全球化”在中国的热炒是建立在中国市场经济取得一定成效，物质文化取得较大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文化要在世界获得身份，而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面前又要奋起抵制和反抗。这是交融与抗争的文化较量。中国电视剧似乎历史地被推到了潮头，它以当下传播最广泛，受众最多的优势成为领军艺术样式。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与中国电视史相伴而生，40多年来，电视剧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契合的，经济的因素似乎天然地与电视剧有不解之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腾飞，电视剧又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这有充足的理由吸引人们去探究经济、商业与电视剧的存在关系。商业因素的介入给电视剧发展带来诸多好处，如电视剧风格、类型、题材、表现方法的多样多元；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人文精神的逐渐丧失，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格滑落。是继续保持电视剧艺术品格还是沿着世俗审美文化轨道前行?这是关系中国电视剧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论争的双方都将电视剧作为体现中国大众意志的最佳承载，焦点集中在电视剧是否已经是“大众文化”，“大众化”是否是电视剧发展的标尺，以及由此涉及的当下中国电视剧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尹教授认为中国电视剧已经“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位移”、“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结论。而曾教授将“官方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市民通俗文化”三者结盟来反对“大众文化”，这种文化联盟必须明确它们各自的立场之后才能确立，值得商榷。

二

邹广文、常晋芳对“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简单地说，当代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特征。”(注：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页。)在描述“大众文化”特征后，他们发现了隐藏其后的悖论，即大众文化表面上对其他处于中心意识形态的文化形态进行消解，实际却不能摆脱，“只是使之具有了更新的形态，并为对立面的互补与融合提供了新的挑战和契机。”(注：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页。)法兰克福学派很早就指出“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划一性对个性和人类创造性的扼杀，它同样也会成为一种控制力量而存在，进而消除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向度而极具欺骗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虚设的话语集团。“大众文化”的虚设者首先是部分精英知识分子，而后主流意识形态也认可并将“大众文化”作为亲和对象来与其他话语集团抗衡。

中国电视剧在当下的繁荣景象吸引了众多知识分子把学术研究目光投向这一领域，电视剧作品数量的积累也为电视剧批评提供了充足的文本。电视理论的研究队伍已经吸纳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精英。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交相辉映构成了当下电视剧的基本生态。尤其是当代大众文化思潮直接影响着中国电视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提出、澄清、解决已成为电视剧批评的中心。以曾庆瑞教授和尹鸿教授关于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及社会角色论争为代表，可谓惊心动魄。

一

尹教授对曾教授发表的《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见2000年2、4期的《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中有些观点提出异议，并撰文对中国电视剧进行文化学和政治经济学剖析(《意义、生产与消费》，见《现代传播》2001年第4期；《冲突与共谋》，见《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曾教授于2002年在《现代传播》第2、3两期作了数万言的回应，指出中国电视剧当下的社会角色既是艺术事业，又是文化产业，其经营并非企业化和商业化、市场化，同时表明自己非“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中国电视剧发展40多年来，电视剧的理论问题研究显示出严重的缺失，曾庆瑞教授较早介入这一领域，在电视剧的本质规律探讨上作了奠基工作。在过去的电视剧批评中，人们习惯于就作品进行随感式的分析，国外并无“电视剧”概念，因而无从借鉴。有限的理论资源大都从电影艺术挪移过来，再加上文艺学的某些理论，拓荒时代的电视理论工作者的确经历了一番煎熬。然而当下各学科的学术交融蔚为壮观，各种文化思潮几乎涉略每一个领域。电视剧出现的这种论争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代文化思潮反映在电视剧领域的重要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代文化思潮的最主要的表现之一。

应该说，这场论争的背景是“全球化语境”下衍生的当代大众文化思潮。中国经济转轨后，“市场”概念在文化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平台。“文化”被赋予了经济学意义，作为特殊的“物质”而非纯粹的“精神”。换言之，“文化”在工业时代具有了商业价值，它非但能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还可以产生商业利润。当下各行各业大都贴上“文化”的标签，例如“酒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厕所文化”、“园林文化”……诸此种种具体的物质与文化交合的背后是企业的商业目的。这种“泛文化”现象在实际利益上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物质品格。然而文化概念的混乱与滥用引起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忧虑与不满，同时还有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将“泛文化”作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工具，以此呼应西方大众文化思潮，两者在文化反思的过程中确立了各自不同的立场。而时下流行的全球化语境就成为两种立场交锋的阵地，一方呼吁和西方交融，一方抵制或拒绝。“全球化”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领域概念，后来延伸到其他领域，在文化艺术界也成为热门话题。“全球化”在中国的热炒是建立在中国市场经济取得一定成效，物质文化取得较大发展的基础上；中国文化要在世界获得身份，而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面前又要奋起抵制和反抗。这是交融与抗争的文化较量。中国电视剧似乎历史地被推到了潮头，它以当下传播最广泛，受众最多的优势成为领军艺术样式。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与中国电视史相伴而生，40多年来，电视剧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契合的，经济的因素似乎天然地与电视剧有不解之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腾飞，电视剧又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这有充足的理由吸引人们去探究经济、商业与电视剧的存在关系。商业因素的介入给电视剧发展带来诸多好处，如电视剧风格、类型、题材、表现方法的多样多元；但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作品人文精神的逐渐丧失，大众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电视剧作为艺术的品格滑落。是继续保持电视剧艺术品格还是沿着世俗审美文化轨道前行?这是关系中国电视剧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论争的双方都将电视剧作为体现中国大众意志的最佳承载，焦点集中在电视剧是否已经是“大众文化”，“大众化”是否是电视剧发展的标尺，以及由此涉及的当下中国电视剧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尹教授认为中国电视剧已经“从教化工具到大众文化的位移”、“从宣传工具到大众文化的转变”、“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结论。而曾教授将“官方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市民通俗文化”三者结盟来反对“大众文化”，这种文化联盟必须明确它们各自的立场之后才能确立，值得商榷。

二

邹广文、常晋芳对“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界定：“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简单地说，当代大众文化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形象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特征。”(注：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页。)在描述“大众文化”特征后，他们发现了隐藏其后的悖论，即大众文化表面上对其他处于中心意识形态的文化形态进行消解，实际却不能摆脱，“只是使之具有了更新的形态，并为对立面的互补与融合提供了新的挑战和契机。”(注：邹文广、常晋芳：《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新华文摘》，2002年第2期，第132页。)法兰克福学派很早就指出“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划一性对个性和人类创造性的扼杀，它同样也会成为一种控制力量而存在，进而消除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向度而极具欺骗性。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虚设的话语集团。“大众文化”的虚设者首先是部分精英知识分子，而后主流意识形态也认可并将“大众文化”作为亲和对象来与其他话语集团抗衡。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反动，它孕育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母胎中，是秉有西方传统文化基因又在后工业化语境中变异而产生的“文化幽灵”对当代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并没有整齐清晰的模式和思想体系，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汇集着形形色色的流派、理论和假说。可以说，它是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全面反叛性的思潮，它一反传统文化的一元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超越性，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标举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彻底否认了传统文艺的美学追求、文化信念和叙事规则，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呈现出构理性、消解中小躲避崇高、零度叙事、表象拼贴、与大众文化和流的鲜明特点。

后现代主义虽然其风行的范围主要是在文学界、艺术界、文艺理论界，但影响很大。按照学术界比较认同的说法，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变体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八十年代后半期，后现代主义是与先在的中国现代主义交织为一体而悄然出场的。在当时，人们还未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形成清晰、明确的认识，大多将之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等量齐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一步渗入了大众传媒和日常文艺消费，激起了众声“喧哗”。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艺术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艺术精品的存在受到了消费者的挑战，出现了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甚至拼凑的艺术，无深度。平面化。增殖、拼贴、碎片等均成为后现代艺术的特征。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漫画《论语》，大话《西游》，戏说乾隆，“搞笑”诺贝尔奖金，“交配”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以及王朔的“痞子文学”和“无知无畏”的文学批判等等。尤其是孔子和他的思想，在古典社会被作为“万世师表”的“圣人”而顶礼膜拜，只有少数精英分于才对它有解释权；至现代社会，则被作为“孔老二”、“孔家店”而打倒，较多的“准精英”开始对它说三道四地进行批判；进而到了后现代的今天，竞成为大众调侃的“漫画”对象。这种现象，来自于现代艺术家杜尚的给《蒙娜丽莎》加上胡子并将小便池搬到展览会上作为艺术品展出，但不再具有杜尚的“先锋”、“前卫”意义，而是代之以大众时尚调侃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存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它之所以得以输入，自有其客观原因。一是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介绍了许多西方理论与学说。其中有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就引进了不少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著作（如福科、德里达、加达默尔、杰姆逊、丹尼尔·贝尔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出现有很大的合理性，其从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出发，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文化上的忧虑——正是这种“人文主义”的色彩，很容易诱惑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所以，即使在九十年代初，国内尚未出现全方位的世俗化市场社会，后现代主义就以一种学理层面上的人文忧思出现了。二是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化逻辑无限扩张，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后现代语境已经包围着中国人。在娱乐文化方面，后现代氛围日渐浓厚。流行音乐、排行榜、卡拉OK、通俗文学、畅销书、电视小品、连续剧甚至肥皂剧、武打片、言情片、VCD、录像带等等，消费文化市场已经形成，文化工业初具规模，艺术、理想、品德、情操、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已经悄然引退，高雅和通俗的界限正在打破，无论政治还是文化，诸多领域已经渗透着资本的逻辑，甚至理论也成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流行提供了温床。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从合理性方面看，它确实能让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机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物欲膨胀而导致的人文精神价值的失落等等。它的批判精神对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约束意义。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端，不仅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对于当下的社会文明，也已经带来不可漠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社会理想、人生意义、国家前途、传统道德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浸淫下变得相当模糊、淡化，这就难免导致文化生态的平衡和社会大众文化素养的低俗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导致“快餐文化”的泛滥，使千锤百炼、呕心沥血的文化力作、精品的出现，变得几乎没有可能。本杰明最早开始了这种批评，他指出，电影、电视、广播等电子传媒的出现，意味着不仅是对物质的复制也是对十精神的复制，“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的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的确，后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是可以复制在胶片、磁带、激光唱盘上的批量生产的商品，而且它的类型、风格、模式，甚至语音也是复制出来的。它日复一日地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丈化，如同满街的快餐，廉价而畅销。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人们当然会担心：在一个丧失了首创性和怀疑精神的社会中，我们的生存、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而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几件力作、精品的文化产品推出，那么，它的文化建设无疑是很不成功的。当前，社会舆论一再呼吁力作、精品，但无论在文学还是艺术的领域，力作、精品始终未曾出现，归根到底是与后现代主义的“复制性”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