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发展范文10篇

摘要：牡丹作为中国原产的名贵花卉，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以牡丹文化为载体建立并发展的旅游业，具有地域分布明显、旅游形式单一的特点，目前还存在文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管理体制方面的诸多问题。积极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对现阶段牡丹文化旅游体制和相关产品进行完善与开发，有利于实现牡丹文化的放大效应，并能够为牡丹集中旅游区带来较大经济效益。

关键词：牡丹文化；旅游；生态牡丹

作为中国原产的名贵花卉，在中国有悠久的栽培历史。由于其独特的花形与花色与秉性，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与绘画、民俗深度融合，具有了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及特有的观赏价值。以牡丹文化为载体建立并发展的旅游业，吻合了人们欣赏园林、园艺及生态旅游的需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其地域分布的特色及季节性的局限，也使相关旅游业具有地域、季节性及形式单一的不足。进一步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对完善现阶段牡丹文化旅游体制和相关产品进行升级，为牡丹文化旅游地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生态审美特性及文化旅游价值

（一）牡丹文化的发展历程。牡丹是原产于中国的“花中之王”，“以色丹者为上，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其花红色，故谓丹”[1]。牡丹由之得名。中国人对牡丹的开发利用和观赏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牡丹文化的起源从《诗经》就开始了。诗经中对牡丹的赞美赋予了牡丹高贵的品格。“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1]（《诗经•溱洧》），反映了以牡丹寄托情感、企盼幸福的风俗。牡丹作为观赏性的园艺植物开始栽培的时间大约始于东晋。顾恺之在他的著名画作《洛神赋图》中就画到了牡丹。隋朝时，隋炀帝在洛阳辟地建西苑，牡丹开始被人工栽培进入皇家园林，成为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常用的花草之一。至唐代，以牡丹为吟咏对象的诗大量涌现，名诗佳句层出不穷，传唱不绝。至北宋，牡丹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形成了种植观赏牡丹的民俗。描写牡丹的诗词歌赋作品大量涌现，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丘浚的《牡丹荣辱志》等，中国独特的牡丹文化初具雏形；元人姚遂的《序牡丹》、明人高濂的《牡丹花谱》、清人汪灏的《广群芳谱》等，散见于历代种种杂著、文集中的牡丹诗词文斌，遍布民间花乡的牡丹传说故事，以及雕塑、雕刻、绘画、音乐、戏剧、服饰、起居、食品等方面的牡丹文化现象，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牡丹种植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园林园艺事业的发展及休闲旅游活动的开展，牡丹文化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大批牡丹研究工作者和专家。牡丹文化兼容多门科学，其构成非常广泛，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等所有文化领域。牡丹也被赋予新时代的精神和价值取向。牡丹药效的开发利用，也很早就有记载。早在东汉的医简中就有对牡丹治疗“血淤病”的处方记载。药学经典《神农百草经》中也描述说：“牡丹味辛寒，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1]牡丹在逐渐融入人们生活领域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人文文化。以牡丹为主体的多种产业兴起，在丰富牡丹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繁荣。（二）牡丹的生态审美特性。作为旅游观赏的植物，牡丹的形式美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形态美。牡丹的花型有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等等，每种花型都有不同轮的花瓣和不同枚数的花蕊，花姿或直上挺立的怒放，或雍容闲适的下垂，抑或侧向一面半开绽放，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姿态。对牡丹的形态美，古人有很多描述，舒元舆在《牡丹赋•有序》中写道：“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袅者如舞，侧者如跌。”[1]司马光描写牡丹盛开“谁道群花如锦绣，人将锦绣学群花”[2]。李白写牡丹“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3]。可见，牡丹的形态美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第二是牡丹的色彩美。牡丹的花色十分丰富，基本色分为九大色系，代表性品种有“白雪塔”、“豆绿”、“姚黄”、“赵粉”和“魏紫”等。每一种颜色有着深浅不一的变化，同一株牡丹的花瓣各部位颜色也有深浅之别。王建诗《同于汝锡赏白牡丹》中写道“月光裁不得，苏合点难胜。柔腻沾云叶，新鲜掩鹤膺。”[4]用月光、白云等意象比拟牡丹的白色。乾隆诗：“碧蕊青霞压众芳，檀心逐朵韫真香”，则是描写绿牡丹怒放的景象。第三是牡丹的嗅觉美。牡丹还拥有馥郁花香，享有“国色天香”的美誉。皮日休夸赞牡丹“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5]；李山甫咏牡丹“数苞仙葩火中出，一片异香天上来。”[5]更有人称赞牡丹的香为“冷香”、“狂香”、“清香”等，如薛能的牡丹诗句“浓艳冷香初盖后，好风乾雨正开时”[6]，张淮的牡丹诗句“芳兰气味海棠神，并作庭前锦样真。”[6]牡丹的幽静花香能让游人体验到心旷神怡、身心愉快的感觉。（三）牡丹的文化旅游价值。牡丹作为中国的国花，具有极高的生态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利用牡丹种植栽培与人文景观的相融性，提升牡丹景观的文化效应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实践活动，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并随着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逐渐成为改造现代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7]。“旅游业既是一种经济事业，也是一种文化事业。”[8]我国现阶段的牡丹文化旅游业是以牡丹文化内容为中心，以各种旅游形式为载体。其中，牡丹的审美文化旅游是最基本的形式。牡丹的艳丽色泽、雍容华贵的姿态和浓郁袭人的香气，本身的自然属性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是吸引游客和开发旅游资源的关键性因素。另外还有牡丹观赏园林、牡丹书画展览、牡丹花会集庆等为主的人文文化旅游形式，再有牡丹菜肴、牡丹糕点、牡丹茶等实用价值开发的饮食文化。河南省的洛阳市、山东省的菏泽市等地是历史悠久的牡丹种植区。在当地，与其相关的旅游产业也随着牡丹的栽培与种植逐渐兴起，走出了一条以牡丹文化旅游为特色的牡丹文化产业化之路，为当地的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二、我国牡丹文化旅游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中国动画电影的起步与发展

时期过后，我国动画事业开始走向复兴阶段，在历史上被称之为中国动画电影的白银时代，《哪吁闹海》这部经典巨作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期间出现了多种风格的动画电影呈现，比如说《三个和尚》、《阿凡提》、《南郭先生》等等，每部动画电影的风格表现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中所富含的寓意也有所区别。1985一1995年这十年可以说是我国动画电影事业的转折时期，在此期间我国出产了大量动具有特色的动画系列片，比如《葫芦兄弟》、《邀遏大王奇遇记》等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巨作，这一时期出现的《山水情》还在国内外得到了多项大奖，这种精工细作的动画电影给我国动画电影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机遇，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转变，一些中外合资的动画电影产业开始流入中国市场，给我国国产动画电影带来了一定的市场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发展，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制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我国深厚的文化生态底蕴下，我国一定会迎来动画电影事业的第二春。

二、文化生态与中国动画电影之间的联系

生态学是一门“超级显学”，生态学所涵盖的内容己经超出了科学范畴，生态学中具有多种生态类型，比如社会生态、市场生态及文化生态等等，文化生态是生态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动画电影事业发展的文化积淀，文化生态与其他生态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它具有开放性、普遍性与发展性等特点，文化生态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所呈现的文化生态也是不同的，因此要在中国动画电影中充分体现文化生态，需要对我国文化生态的衍变过程有一个清晰客观的了解，只有在全面了解文化生态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的将其融入到动画电影创作中，比如说《秦时明月》这一动画电影就体现了一定的历史背景及历史文化，将历史文化贯穿于整个动画电影中，能够增强动画电影的文化底蕴，赋予动画电影深刻的内涵，文化生态与动画电影相结合，在传承文化生态的同时大力发展我国动画电影产业，无论是对文化生态还是对动画电影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关注文化生态衍变过程，可以在文化生态中找到新颖的动画电影素材，充分展现我国动画电影史中的全面视野，文化生态可以说是一种无形资产，而动画电影是一种有形资产，文化生态需要通过动画电影这种有形资产表达其本身的内涵与价值。我国动画电影事业经历了起源、辉煌、低谷与复兴等阶段，这些都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动画电影创作中融入文化生态，能够使动画电影更加真实。

三、当今形势下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

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要在当今形势下大力发展我国动画电影产业，需要了解整个动画电影市场需求、新时代文化背景及人们对动画电影的需求等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动画电影，促进动画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动画电影是现今广泛开展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优秀的动画电影产品能够鼓舞观众，给观众一定的精神寄托，丰富动画电影文化内涵，能够为观众提供多重选择，实现动画电影的时效性，动画电影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一种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在贫瘩的情况下观众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在接受动画电影文化时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与勉强性，这种情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真正的动画电影产业发展是指观众从心理上喜爱动画。因此在动画电影创作中应适当加入一些文化生态理念，让动画电影产品丰富起来，如此一来我国动画电影产业就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不断推进，我国动画电影产业市场受到了国外诸多动画电影大片的冲击，逐渐开始与国外进行交流合作，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我国动画电影的萧条状态。近年来，我国从多个国家引进了诸多类型的动画电影，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动画电影市场，比如说《阿凡达》、《爱丽丝梦游仙境》、《玩具总动员》、《哈利拍特与死亡圣器》等这些影片的引进标志着我国动电影事业己经向全球化时代迈进，是我国电影与国际动画电影接轨的重要起点，也充分展现了我国动画电影事业的历史性转变，这些影片与我国传统动画电影截然不同，它们属于一种商业大片，这些影片在我国上映后掀起了一阵浪潮，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在这一利益驱使下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开始有了转变。我国引进诸多国外大片，大大提高了我国观众的品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本土动画电影的发展进程，制约了我国动画电影产品的生产与推行。面对这一状况，若我国动画电影不进行改革与创新，必然会被国外电影浪潮所覆盖，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国动画电影开始进行全面革新，完成了新时期的飞跃，国外电影产品的引入对我国动画电影产业而言有利有弊，一方面它阻碍了我国本土动画电影产业的发展，但是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讲，国外大片的引入给我国动画电影产业带来了一定机遇，极大地冲击了我国动画电影市场，启示我国在动画电影产业中不应固步自封，在创作中应吸收一些国内外创新元素，使动画电影创作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具备一定的时代气息及人文思想。总而言之要保证我国动画电影具备其独有的魅力，同时增强我国动画电影市场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合理化进程。动画电影在创作中能够融入多种文化元素，这也是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活跃的原因，现今的动画电影己经摆脱了传统动画电影创作中的年龄局限，具有一定的艺术性，虽然国外大片不断冲击我国动画电影市场，但是我国动画电影产业在这一冲击下一直在发展创新，《宝莲灯》这部动画电影标志着我国动画电影产业重新走上了发展创新道路，不再依附国外大片的市场效应，这部动画电影从整个筹备到拍摄发行都是我国导演吴贻弓全面操办的，是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伟大变革，在一定意义上鼓舞了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从事者与创作者。动画电影在创作中要结合艺术性与经济性两方面内容，艺术性可以体现我国特定时期的文化生态背景，而经济性则可以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有利于提升我国社会经济整体水平，使我国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动画电影产业中，这是一个良哇循环的过程，需要我国动画电影创作者以一种包容性的姿态在动画电影创作中融入不同的文化元素及动画风格特点等，积极面对新形势下动画电影的挑战与机遇，创造我国动画电影产业的辉煌。

一、概述。

县委、县政府和县旅游局领导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之初就充分认识到我县的铜鼓文化，壮族歌舞戏曲文化，苗、瑶、彝等民族风情等民族文化必将成为我县的主要优势旅游资源之一。结合我县实际，县委、县政府确立了“以开发奇特自然风光项目为支撑,挖掘、展示我县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为灵魂”的旅游发展战略；确定了我县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精品发展方向是：以莲城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以“世外桃源”坝美景区为龙头，沿西西线、邱广线和县境内衡昆高速公路两则重点打造和开发部分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寨，为将来的三省五地州旅游联合开发和州内旅游线路联合开发奠定基础。

二、开发现状。

经过近十年来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不断宣传与挖掘，不仅使古老纯朴的壮族文化内涵与奇特自然景观相结合使“世外桃源”坝美景区在极短的两三年内名闻全国，壮族三月花街节、壮乡礼乐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也逐步成为我县对外宣传的亮丽品牌。

到今年，我县已逐步开发和向上级申报的民族文化特色生态旅游村共有：坝美镇村坝美村、八宝镇三腊村、旧莫乡昔板生态村、旧莫乡的板榔村、莲城镇的法棚村、莲城镇冷水沟村、者兔乡的西牙村等7个景点。坝美村特色以壮族古老的水车灌溉、牛耕、民族服饰织染加工、藤竹木石生活用具展示等劳作文化展示为主，三腊村特色以瀑布景观、古驿道马帮遗存文化和壮族传统文化为主，法棚村特色以传统的壮族山歌、岜夯鸡、千层粑、粽子等风味食品展示及农家乐为主，昔板村特色以壮族的杆栏建筑和秀丽田园风光为主，板榔特色村以河流、泉水、瀑布等山水风光和斗鸡、斗牛行等民俗活动体验为主，西牙村特色以原始壮族杆栏民居和传统的铜鼓舞、牛头舞、手巾舞等传统文化为主，冷水沟村特色以新型壮族民居风格、河流及泉水风光为主。

三、宣传促销措施。

一、概述。

县委、县政府和县旅游局领导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之初就充分认识到我县的铜鼓文化，壮族歌舞戏曲文化，苗、瑶、彝等民族风情等民族文化必将成为我县的主要优势旅游资源之一。结合我县实际，县委、县政府确立了“以开发奇特自然风光项目为支撑,挖掘、展示我县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为灵魂”的旅游发展战略；确定了我县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精品发展方向是：以莲城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以“世外桃源”坝美景区为龙头，沿西西线、邱广线和县境内衡昆高速公路两则重点打造和开发部分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寨，为将来的三省五地州旅游联合开发和州内旅游线路联合开发奠定基础。

二、开发现状。

经过近十年来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不断宣传与挖掘，不仅使古老纯朴的壮族文化内涵与奇特自然景观相结合使“世外桃源”坝美景区在极短的两三年内名闻全国，壮族三月花街节、壮乡礼乐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也逐步成为我县对外宣传的亮丽品牌。

到今年，我县已逐步开发和向上级申报的民族文化特色生态旅游村共有：坝美镇村坝美村、八宝镇三腊村、旧莫乡昔板生态村、旧莫乡的板榔村、莲城镇的法棚村、莲城镇冷水沟村、者兔乡的西牙村等7个景点。坝美村特色以壮族古老的水车灌溉、牛耕、民族服饰织染加工、藤竹木石生活用具展示等劳作文化展示为主，三腊村特色以瀑布景观、古驿道马帮遗存文化和壮族传统文化为主，法棚村特色以传统的壮族山歌、岜夯鸡、千层粑、粽子等风味食品展示及农家乐为主，昔板村特色以壮族的杆栏建筑和秀丽田园风光为主，板榔特色村以河流、泉水、瀑布等山水风光和斗鸡、斗牛行等民俗活动体验为主，西牙村特色以原始壮族杆栏民居和传统的铜鼓舞、牛头舞、手巾舞等传统文化为主，冷水沟村特色以新型壮族民居风格、河流及泉水风光为主。

三、宣传促销措施。

一、概述。

县委、县政府和县旅游局领导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之初就充分认识到我县的铜鼓文化，壮族歌舞戏曲文化，苗、瑶、彝等民族风情等民族文化必将成为我县的主要优势旅游资源之一。结合我县实际，县委、县政府确立了“以开发奇特自然风光项目为支撑,挖掘、展示我县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为灵魂”的旅游发展战略；确定了我县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精品发展方向是：以莲城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以“世外桃源”坝美景区为龙头，沿西西线、邱广线和县境内衡昆高速公路两则重点打造和开发部分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寨，为将来的三省五地州旅游联合开发和州内旅游线路联合开发奠定基础。

二、开发现状。

经过近十年来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不断宣传与挖掘，不仅使古老纯朴的壮族文化内涵与奇特自然景观相结合使“世外桃源”坝美景区在极短的两三年内名闻全国，壮族三月花街节、壮乡礼乐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也逐步成为我县对外宣传的亮丽品牌。

到今年，我县已逐步开发和向上级申报的民族文化特色生态旅游村共有：坝美镇村坝美村、八宝镇三腊村、旧莫乡昔板生态村、旧莫乡的板榔村、莲城镇的法棚村、莲城镇冷水沟村、者兔乡的西牙村等7个景点。坝美村特色以壮族古老的水车灌溉、牛耕、民族服饰织染加工、藤竹木石生活用具展示等劳作文化展示为主，三腊村特色以瀑布景观、古驿道马帮遗存文化和壮族传统文化为主，法棚村特色以传统的壮族山歌、岜夯鸡、千层粑、粽子等风味食品展示及农家乐为主，昔板村特色以壮族的杆栏建筑和秀丽田园风光为主，板榔特色村以河流、泉水、瀑布等山水风光和斗鸡、斗牛行等民俗活动体验为主，西牙村特色以原始壮族杆栏民居和传统的铜鼓舞、牛头舞、手巾舞等传统文化为主，冷水沟村特色以新型壮族民居风格、河流及泉水风光为主。

三、宣传促销措施。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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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现状。

经过近十年来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不断宣传与挖掘，不仅使古老纯朴的壮族文化内涵与奇特自然景观相结合使“世外桃源”坝美景区在极短的两三年内名闻全国，壮族三月花街节、壮乡礼乐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也逐步成为我县对外宣传的亮丽品牌。

到今年，我县已逐步开发和向上级申报的民族文化特色生态旅游村共有：坝美镇村坝美村、八宝镇三腊村、旧莫乡昔板生态村、旧莫乡的板榔村、莲城镇的法棚村、莲城镇冷水沟村、者兔乡的西牙村等7个景点。坝美村特色以壮族古老的水车灌溉、牛耕、民族服饰织染加工、藤竹木石生活用具展示等劳作文化展示为主，三腊村特色以瀑布景观、古驿道马帮遗存文化和壮族传统文化为主，法棚村特色以传统的壮族山歌、岜夯鸡、千层粑、粽子等风味食品展示及农家乐为主，昔板村特色以壮族的杆栏建筑和秀丽田园风光为主，板榔特色村以河流、泉水、瀑布等山水风光和斗鸡、斗牛行等民俗活动体验为主，西牙村特色以原始壮族杆栏民居和传统的铜鼓舞、牛头舞、手巾舞等传统文化为主，冷水沟村特色以新型壮族民居风格、河流及泉水风光为主。

三、宣传促销措施。

一、概述。

县委、县政府和县旅游局领导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之初就充分认识到我县的铜鼓文化，壮族歌舞戏曲文化，苗、瑶、彝等民族风情等民族文化必将成为我县的主要优势旅游资源之一。结合我县实际，县委、县政府确立了“以开发奇特自然风光项目为支撑,挖掘、展示我县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为灵魂”的旅游发展战略；确定了我县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精品发展方向是：以莲城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心，以“世外桃源”坝美景区为龙头，沿西西线、邱广线和县境内衡昆高速公路两则重点打造和开发部分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村寨，为将来的三省五地州旅游联合开发和州内旅游线路联合开发奠定基础。

二、开发现状。

经过近十年来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不断宣传与挖掘，不仅使古老纯朴的壮族文化内涵与奇特自然景观相结合使“世外桃源”坝美景区在极短的两三年内名闻全国，壮族三月花街节、壮乡礼乐等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也逐步成为我县对外宣传的亮丽品牌。

到今年，我县已逐步开发和向上级申报的民族文化特色生态旅游村共有：坝美镇村坝美村、八宝镇三腊村、旧莫乡昔板生态村、旧莫乡的板榔村、莲城镇的法棚村、莲城镇冷水沟村、者兔乡的西牙村等7个景点。坝美村特色以壮族古老的水车灌溉、牛耕、民族服饰织染加工、藤竹木石生活用具展示等劳作文化展示为主，三腊村特色以瀑布景观、古驿道马帮遗存文化和壮族传统文化为主，法棚村特色以传统的壮族山歌、岜夯鸡、千层粑、粽子等风味食品展示及农家乐为主，昔板村特色以壮族的杆栏建筑和秀丽田园风光为主，板榔特色村以河流、泉水、瀑布等山水风光和斗鸡、斗牛行等民俗活动体验为主，西牙村特色以原始壮族杆栏民居和传统的铜鼓舞、牛头舞、手巾舞等传统文化为主，冷水沟村特色以新型壮族民居风格、河流及泉水风光为主。

三、宣传促销措施。

〔摘要〕师范教育向教师教育转型中出现传统师范文化消解和实践中新教师教育文化缺失及混乱的问题，本质上是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失衡所致。通过借鉴吸收不同学科的文化生态概念可得出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科学定义；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异化表现为历史时序下的冲突和空间现实内的失衡；最终要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重构，来促进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建设。

〔关键词〕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失衡

世纪之交，我国的教师培养开始从传统师范教育转向教师教育。十几年间，争论不断，源自此两种教育各自有其特定的言说方式和思考方式，影响和塑造了人们对其不同的理解和行动。[1]但是，现实中的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这一进程中，很多人对传统师范文化的消解存有顾虑，甚至存在一种“老中师情节”。这无外乎是对新的教师教育文化缺失及混乱的焦虑。在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的文化消解，以及在教师教育实践中出现的文化混乱，本质上是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失衡所致。因此，从文化生态的视角解读当前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成为一个急需被正视的学术课题，亦是一项教师教育文化建设的现实任务。其中一些关键的课题需要厘清：教师教育文化生态是什么？文化生态视野下，教师教育文化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哪里？教师教育文化生态该如何建设？

一、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提出：体系与定义

文化生态的问题不是刚刚产生的，而是以前就存在，并且将来还会存在。1998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学人类学研讨班上，方李莉首先提出文化生态失衡的问题。[2]当前，从文化角度研究教师教育的成果不少，但以教师教育文化生态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解析的研究尚未出现。这就需要借鉴不同学科的文化生态概念，结合教师教育体系的变化，认识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科学定义。（一）文化生态。早期文化生态研究主要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倡导。斯图尔德于1955年出版《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了文化适应理论。他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称为文化生态学。[3]当前，将文化研究同生态学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生态学及地理学等诸多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有学者认为，文化生态研究大致可分为侧重解释文化变迁的生态学研究和把文化类比为生态整体的文化研究。前者偏向于生态学，研究文化演变和生态的关系；后者侧重于研究文化同社会的关系。[4]方李莉认为，“人类所创造的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各种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类似食物链的文化链。它们互相联系成一张动态的生命之网，其作为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为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的完整性而发挥着自己的作用”。[5]可以说，文化生态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不同文化所形成的一张类生态网络。文化生态的研究需落脚在主体和关系上，文化生态的主体是人或人群，没有这一主体，文化生态也即消亡；同时，文化生态是社会性关系，它不仅是文化的问题，更是社会关系的问题；最后，文化生态是一个时空框架，历史时序和空间现实的不同会带来文化生态的差异。（二）教师教育体系的变化。我国传统的师范教育体系较为封闭。在专业追求上，注重教学专业技能人才培养的价值理念，无法适应学术研究水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培养环节上，较集中在职前环节，常忽视教师入职和职后环节；在体制上，形成了分工明确、层级严密的三级师范教育体制，保持了师范教育体系的相对独立性。虽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保证了师资，也让师范院校等级明显，出现体系封闭的问题。当然，以培育教学专业技能优良的职前师资为基本任务，可以保证教师教学技能，也逐步确立起师范性的典范价值，崇尚“师道”。最终，在这种封闭的师范教育体系内，发展出一些优良的传统师范教育文化，尤其体现在“师范典范性”和“培养优良师资”两方面。与此相对，开放性已逐渐渐成为国内外新兴教师教育的新趋势。主要受到专业上的综合化及人才培养上终身教育思想的影响，体现为教师教育大学化和一体化两大“运动”。“大学化”旨在解决教师教育学术性和教学专业性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基本消灭了师范院校，完全由大学承担教师教育职能；我国则通过将师范学院升格或并至师范大学、师范大学综合化、大学办教育学院等方式实现了教师教育大学化。“大学化”从根本上实现了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开放性，突破了封闭体制的垄断。而“一体化”则将教师教育置于职前、入职和职后这一连续的时间轴上，进一步促使教师教育突破高校的垄断。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多元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结合教师资格制度的探索，开放性愈加明显。有西方学者将我国教师教育模式称为西方世界之外的独特模式。[6]（三）教师教育文化生态。人类的文化生态系统中包含众多不同的分支系统，进而形成了文化生态的社会性关系。因此，教师教育文化生态是教育文化生态的一个子系统。每个次级系统内，存在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它们之间又构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态。当文化形式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时，文化生态表现出失衡状况，促使文化生态处于动态中，最终走向另一个平衡状态。此外，次级文化生态同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相联系。历史进程中整体文化生态发生变化，会对微观领域的文化生态造成冲击，最终使其发生进化。在定义上，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可理解为：参与教师教育活动的人所创造的各类与教师教育相关的文化形式，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开放生态网络。一方面，作为更大文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教师教育文化生态是教育文化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文化演进受整个社会教育文化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教师教育文化生态内部又形成了不同要素所构成的文化形式，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促使该文化生态变化。直观地说，教师教育文化生态表现为人、环境、内容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见图1），而围绕不同要素所形成的文化形式又和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塑造了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样貌。

二、教师教育文化生态的变异：冲突与失衡

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

1866年海克尔创立了生态学概念，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由于它的研究具有系统性、动态性的特点，其概念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思维方式。在此基础上，斯图尔德发展创立了文化生态学，其文化生态指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环境内一切相互作用的文化体及其环境组成的功能整体［2］。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高等学校是高校群体生存和发展所处的人文环境或人文空间［3］。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以及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共同组成了具有层次性、整体性、结构性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其中，高等学校内部各文化群体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础模块，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是文化生态系统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来源，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则是文化生态系统内部资源分配、结构组织、信息交流的方式及其蕴含的理念。高等学校内部的文化群体，包括管理群、学院群、机关群、教师群、学生群等，在这些群内又有工会、学生会等小群，这些群及其成员间共生共存、相互作用，形成了自己的类型和模式，并与高校外部的群相互作用，交织成高等学校文化生态系统的主体。高等学校内外部环境，包括学校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国际环境等。高等学校这一文化生态系统，既有完整的内部文化生态环境，又与外部环境进行着密切的互动和交流，并深受外部环境影响。高等学校管理文化，是高等学校管理生态环境背后的“场”，由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等多个因素所组成。在高等教育管理的文化生态结构层次中，管理哲学是最高范畴，引领着学校管理的建构方向，规定着管理理念、目标和模式，具有统摄作用。管理理念是次一级的范畴，是人们对高等学校管理中管理权力的分配和限制、权力资源的配置、不同权力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总的看法。任何理念都有其哲学基础，高校管理理念是管理哲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具体化。管理理念同时还规定着管理的目标、组织结构、制度规定和物资支持系统。管理目标、管理制度、管理行为则是第三层次的范畴，体现着管理生态文化的具体性和鲜活性，是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的外在表现。物质支持系统更多的则是受客观条件的牵制，如管理技术水平、人力、物力的投入等，位于从属地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系统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因素以及系统整体性的反应。各因素不仅在系统内表现出互动共生、有机关联的生态功能，系统外还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体现内部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契合。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的历史与现状

高等学校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其管理文化通常是历史形成的，可以看成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各国的大学都在历史传统和现实客观的相互作用中传承、形成和发扬独有的管理文化。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入世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在古代，“大学”自产生就被统治者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求学为官被世人认为是正途。到了近代，我国高等学校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学生权力主导或教师权力主导的办学模式，而是一开始就是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虽仿效西方大学设置，但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还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其行政性是先天赋予的。作为办学救国的工具，大学堂承载着沉重的社会使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尽管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为了贯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基本理念。但在后来的军阀统治和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权力与行政权力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和国家主义教育价值观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导思想，深刻体现在每所高等学校的管理文化之中。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管理，统一调配各种资源，其中高等学校作为国家管理的重要部门，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将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被政府行为高度强化。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多方面改革，从收费到扩招，从院校合并升格到大学城建设、教学评估等。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历来具有“行政化”的传统。高校的“行政化”倾向是一个多维因素合力长期形成的客观现实。高校“行政化”通常是指在高校管理中采用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模式，即把高校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4］。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现出高度的外部(政府)控制和内部集权。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既是对历来“官学一体”教育办学模式的传承，又是我国建国初期“赶超式”国家目标取向的需要。通过这样的管理文化生态体系，国家意志得到完整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和执行力。但是“行政化”的管理文化生态也存在着弊端。钟秉林指出，高等学校“行政化”表现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主要体现在政府将高校作为行政机构或其延伸部门来管理，严格控制，管办不分;“内部行政化”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分割和对立，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替代与压制［4］。具体而言，过度行政化办学体制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带来了4个方面的问题。

1．资源投入渠道的单一化。政府和学生是高等学校办学资金来源的主体。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9年的10年间，普通高等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占到经费来源的47．65%－60%，学杂费收入所占比重上升至33．49%，而社会捐资集资所占比重不到1%并逐年降低。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呈现出以财政预算内拨款和学杂费为主的二元格局［5］。这样的经费来源结构，使得高等学校高度依赖于政府投入和生源数量。在政府投入难以大幅提升而生源总体数量呈下降趋势的今天，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输入危机。

2．外部应变能力的滞后化。过度行政化的高等学校在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的同时，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不足。这使得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存在一定程度上封闭和保守的特点，无法因应社会和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内部调整，存在滞后性。同时，高度依赖政府投入，受到政府高度控制和保护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态也难以催生出主动寻求改变的内在动力。这也造成了高等教育与社会和市场的脱节，使得高等教育引领社会发展、培育合格人才的作用受到影响。

第一篇

一、民族文化生态的内涵

1955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态”(culturalecology)这一学术概念，并积极主张创立专门的“文化生态学”学科，他认为人类文化及其行为与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是互相作用的关系，文化如想生存发展，就必须保持自身内部的生态平衡。但随着地球环境的急剧恶化，人类文化表现出日益明显的不适应性，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逐渐失去平衡并形成尖锐的对立，这就促使国内外众多学者开始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一种新的科学合理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一思潮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重视，导致了其文化视野的转变，文化生态在此基础上便应运而生。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成果，文化生态和文化生态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认识到了文化与环境二者之间具有辩证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文化生态学的观点具有跨时代的重大意义，文化生态学理论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生态学者和人类学者所接受、探讨并传播。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是各民族智慧的高度结晶，反映出了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民族文化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共生的，一定的民族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并在其中得到延续和发展。民族文化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与民族文化的产生、延续和发展密切相关，体现出一个民族特有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民族文化生态的内涵表明人类社会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系统与其环境是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内部有着各种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同时系统整体又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因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生存智慧和策略，民族文化生态具有鲜明的可持续性、再生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民族文化生态做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拟以民族文化生态为背景，具体分析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振兴之路，以期在丰富民族文化生态理论的同时，寻找民族文化生态和东北少数民族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使二者比翼齐飞，共同促进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大繁荣。

二、民族文化生态与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

(一)以文化为依托的东北少数民族特色经济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悠久而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晶。东北地区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主要包括满族、朝鲜族、蒙古族、回族、达斡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等，东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华章中极具价值和富有特色的精美篇章，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其长期发展进程中，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伦理等方面的差异，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离不开生态环境的影响，东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与生态环境的因素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是人与周围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东北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世代生息繁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文化都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有本民族特色的生态文明观和伦理观。东北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至今仍延续着具有生态环保意识的民族生活模式和传统，其对自然的崇拜、图腾崇拜、宗教信仰、民族服饰以及很多民俗和民间禁忌中都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其背后都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这一凝聚的文化生态内涵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探索新的东北特色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