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品范文10篇

冷战的结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也使我们可以从这一全球化的角度理解西方与亚洲国家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冲突。我们知道，上海在20世纪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程度可以和巴黎、伦敦、东京相媲美。特别是在在1930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海十分发达的商业文化和十分成熟的欧洲生活方式论文。这个时期，欧洲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观念在文学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本文讨论比尔兹利与海派作家的颓废艺术观念，并进一步论述艺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比尔兹利绘画的传播和中国颓废主义产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艺术现象。唯美主义者将生活与艺术截然分开，把艺术理解为远离社会的乌托邦。这种唯美主义思想所掩盖的是商品文化的发展对于人的审美感性的塑造功能。海派作家对艺术的理解，特别是他们对女性人体的艺术观赏，是都市生活方式在文艺中的"症候式"反映。在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念之中隐藏着物化和商品文化的逻辑，这一点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论述中已经有所说明。但是上海都市生活中表现出的审美与资本的对立统一关系具有无意识性质，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解释的问题。本文将对文本无意识进行讨论，指出比尔兹利作为无意识"症候"体现了商品文化对审美的渗透。

一、比尔兹利在中国

英国颓废派画家比尔兹利以及他所担任绘画编辑的杂志《黄面志》是在1920年代初介绍到中国来的。当时创造社的两名主将郁达夫和田汉把比尔兹利与其他颓废派作家如道生、王尔德等等一起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不仅展示了他的绘画作品而且引进了他们具有颓废意味的唯美主义思想。郁达夫于1923年9月写了一篇介绍英国颓废派诗人、艺术家的文章，题为《集中于〈黄面志〉的人物》。郁达夫以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为背景介绍了比尔兹利的生平，称他为"天才画家"、"空前绝后"，而且"使《黄面志》的身价一时高贵"。郁达夫对于比尔兹利的高度评价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当事人的叶灵凤在谈到郁达夫这篇文章的影响时回忆到，"早年的我国新文艺爱好者能够有机会知道这个刊物和王尔德、比亚斯莱等人，乃是由于郁达夫先生的一篇介绍。这篇介绍文是刊在《创造周报》上的。自从他的这篇介绍文发表后，当时的新文艺爱好者才知道外国有这样的一个文艺刊物和这样的一些诗人、小说家和画家。"

图1《孔雀裙》。《莎乐美》插图。比尔兹利作。1894。莎乐美的激情体现在大弧度曲线构成的黑色长裙之上。

叶灵凤的评述显示出郁达夫在介绍和发扬光大颓废派文学艺术的功绩。其实1909年周作人已经把王尔德介绍给了中国读者，此后又有薛琪瑛、陈瑕、沈性仁、潘家洵、胡愈之、田汉等人翻译王尔德的作品。所以在1923年王尔德和唯美主义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田汉翻译的《莎乐美》在1923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附有比尔兹利的16幅插图，还有原作的封面。因此当时中国读者已经有幸目睹了比尔兹利的一部分最杰出的作品。所以较早介绍比尔兹利的要推田汉；田汉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和亡妻漱瑜创刊了一种名为《南国》的小型周报，……编排、校对都是我们经手，用道林纸精印，第一次介绍了Beardsley的《莎乐美》插画等。"正是由于田汉，中国读者在了解比尔兹利的生平和思想之前，已经鉴赏了他的作品。

一、文化商品消费的特殊性

传统的效用理论认为，效用是对人们满足程度、幸福或者快乐的度量单位。古典经济学家假设效用可以准确度量，并且用基数来表示，被称为基数效用轮。基数效用论的两个重要内容是：利用边际效用递减得到需求定律，不同的人的效用可以比较，加总个人效用可以得到社会福利。在说明边际效用递减时，基数效用论举了很多例子，最常见的就是吃包子：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吃第一个包子感觉到很满足，吃第二个包子的时候满足感降低，吃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满足感又变更低，到了吃第五个的时候，很可能效用为负，因为这时吃包子的人可能已经很饱了，多吃反而会不舒服。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这一假设得出了递减的边际效用曲线，并进一步推导出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但是，这一假设应用在文化商品上却并不绝对成立。典型文化产品的消费带给消费者的满足感很可能是递增的。例如，人们在第一次听到某首歌的时候可能并不觉得好听，但是经过反复收听之后就可能觉得琅琅上口并哼唱起来。这一现象可以由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来解释。所谓“文化资本”，是指欣赏和复制一种或一类文化产品的必要知识。由于“文化资本”的存在，人们的品味（及一般文化）可以内生地变化。此外，网络经济理论关于边际效用递增的假设也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网络经济理论认为，网络消费品的效用会随着新的消费者的加入而带来边际效用的增加。例如，只有一台电话被使用时无法产生效用，但当同一网络里的电话越来越多的时候，边际效用会递增。我们在消费某种文化商品时，例如看电影，就会发现当收看这部电影的人越多时，看这部电影得到的满足感也会越大。于是，我们在网上能看到电影公司发起的关于某部电影的讨论，很多电影公司也会在自己的网页上建立了电影论坛。但是，是不是所有文化商品的边际效用都是递增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文化商品中，处于需求层次下端或者知识含量较低的产品的边际效用仍然是递减的。对于边际效用递增的文化商品来说，其需求曲线向上倾斜，如图1所示。此外，文化商品的需求还具有随机性，即消费者对某种文化商品的消费偏好是随机和无法预测的。二、文化商品供给的特殊性

文化商品的供给更为复杂。对于一般商品来说，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意味着价格与供给量是同方向变化的。而对于文化商品来说，其短期供给曲线也是向上倾斜，长期供给曲线却可能是平坦的，如图2所示。对于大部分文化商品来说，其初期投入成本都很大，如电影、电视节目或唱片等，在制作时往往需要投入很大的财力物力，但是一旦被制作出来，再复制的边际成本却是固定不变的。另外，文化商品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其价格是基本上不变的，是非弹性的，而是刚性的。因为文化商品的生产周期很长，但演出周期很短。开始定的价格是策略价格，一旦实行就很难变动。因此，这部分文化商品的长期供给曲线通常来说是平坦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剧场表演来说，其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因为对于剧场表演的场地提供商来说，座位数量并不会随着票价的上升而增加。

此外，文化商品可以根据经济性质的不同分为以下几类：私人产品、准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书籍、杂志、唱片、录音带等属于私人产品，这类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中最成熟的商品形式，经大量制作后通过批发、零售渠道销售到个体消费者手中；而电影、剧场表演、音乐演奏会、现场演奏会等属于准私人产品，这类产品是在有既定座位数量的表演场所中被消费的，即便是公开的，某人购票入场后仍在效果上排除了另一个可能进入观赏同一表演的人。广播电视和电视台播送的各种节目则属于准公共产品。文化商品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其供给方式的不同，而供给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其产业性质的不同。美国经济学家皮卡德（RobertG.Picard）将美国的媒介产业划分为了四种产业。其中，电影、杂志产业介于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之间，录像带、唱片、图书产业大致上属于垄断竞争，而无线电视、报纸和有限电视则介于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之间。

文化商品在消费过程中也伴随着对文化商品的再生产，并且这种再生产在信息化时代下被扩大。当一个消费者存在正外部性的消费行为时，会增加其他该产品消费者的消费质量，等同于这个消费者在增加价值。因此，这个消费者也被认为参加了该文化商品的生产。在信息时代，电脑网络和通信网络的存在使得消费者参与再生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赫希（Hirsch）认为文化商品总是被过度地生产出来。

摘要：文化商品，因为其内容与形式的独特性使其具有了与一般商品不同的经济特性。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探析了文化商品的特性，并进一步提出了依靠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文化商品市场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文化商品文化产业

一、文化商品及其界定标准。

所谓文化商品,是指用于交换的文化劳动产品或文化劳动服务。我们一般把通过人类精神和物质生产劳动而生产的文化与其载体的结合体,称为文化劳动产品或文化劳动服务。文化劳动产品一般是以物质作为文化的载体体现的,表现为物态形式,而文化劳动服务则一般是以人的活动作为文化的载体体现的,表现为非物态的活动形式。如电影光盘可认为是一种文化劳动产品,而正在上演的舞台戏剧对消费者而言,则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劳动服务。

文化劳动产品和文化劳动服务能否成为文化商品,具有两条判别标准:第一,精神效用标准。一般物质产品的本质具有物质属性,主要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需要。而文化商品的效用主要不是取决于其物质载体的自然属性,而是决定于其精神或思想内容的属性;不是取决于对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而是决定于对人们精神的满足。虽然有些文化商品具有物质形态,但其物质形态只是人们所需求精神的物质载体,如人们购买光盘,需要的不是光盘本身,而是光盘中所包含的音像内容;人们购买书籍,也不是需要书籍本身的纸张,而是书籍中记录的内容。总之，作为文化劳动产品的文化商品,可能会有多种效用(包括物用效用),但精神效用却是文化商品的标志性效用,不具有精神效用或者精神效用不是该商品的最主要效用的商品,决不是文化商品。

第二,交换对象标准。文化劳动产品或文化劳动服务只有在作为人们的交换对象时才能成为文化商品。从劳动价值论来看,文化劳动产品和文化劳动服务本身具有作为等价交换的价值基础,能够作为商品进行等价交换。而从现实性来看,当人们以生理与生存为主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后,在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正是这种需求领域的发展趋势,为文化劳动产品和文化劳动服务奠定了现实的市场基础,从而使文化劳动产品和文化劳动服务成为文化商品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摘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摘要：文化商品，因为其内容与形式的独特性使其具有了与一般商品不同的经济特性。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探析了文化商品的特性，并进一步提出了依靠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文化商品市场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文化商品文化产业

一、文化商品及其界定标准。

所谓文化商品,是指用于交换的文化劳动产品或文化劳动服务。我们一般把通过人类精神和物质生产劳动而生产的文化与其载体的结合体,称为文化劳动产品或文化劳动服务。文化劳动产品一般是以物质作为文化的载体体现的,表现为物态形式,而文化劳动服务则一般是以人的活动作为文化的载体体现的,表现为非物态的活动形式。如电影光盘可认为是一种文化劳动产品,而正在上演的舞台戏剧对消费者而言,则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劳动服务。

文化劳动产品和文化劳动服务能否成为文化商品,具有两条判别标准:第一,精神效用标准。一般物质产品的本质具有物质属性,主要是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需要。而文化商品的效用主要不是取决于其物质载体的自然属性,而是决定于其精神或思想内容的属性;不是取决于对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而是决定于对人们精神的满足。虽然有些文化商品具有物质形态,但其物质形态只是人们所需求精神的物质载体,如人们购买光盘,需要的不是光盘本身,而是光盘中所包含的音像内容;人们购买书籍,也不是需要书籍本身的纸张,而是书籍中记录的内容。总之，作为文化劳动产品的文化商品,可能会有多种效用(包括物用效用),但精神效用却是文化商品的标志性效用,不具有精神效用或者精神效用不是该商品的最主要效用的商品,决不是文化商品。

第二,交换对象标准。文化劳动产品或文化劳动服务只有在作为人们的交换对象时才能成为文化商品。从劳动价值论来看,文化劳动产品和文化劳动服务本身具有作为等价交换的价值基础,能够作为商品进行等价交换。而从现实性来看,当人们以生理与生存为主的物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后,在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正是这种需求领域的发展趋势,为文化劳动产品和文化劳动服务奠定了现实的市场基础,从而使文化劳动产品和文化劳动服务成为文化商品由可能变成了现实。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对商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保证商品质量符合相关规定，还要提高商品包装设计的科学性，这就需要商品包装设计人员可以全面分析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并且积极应用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商品包装设计质量，增强商品包装的设计效果，为其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商品包装设计；中国传统文化；应用措施

在对商品包装设计的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必须要树立正确的设计理念，积极应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提高商品包装设计质量的同时，可以增强商品包装的应用价值，保证能够提高商品包装设计的经济效益，使其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商品包装设计概括

在商品包装设计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必须要全面遵循商品包装设计原则，并且掌握商品包装设计元素的构成技能，以便于提高商品包装设计质量与效率，达到良好的设计效果。在对商品包装进行设计的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必须要遵循的原则包括：首先，商品包装设计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从宏观角度上讲，商品包装设计人员要全面分析我国资源条件、政治情况与居民文化水平等之后开展设计工作，保证可以提高设计质量。其次，商品设计人员要全面考虑到消费者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相关设计人员可以积极了解我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设计出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商品包装图片，同时，还要根据对人们经济能力的分析，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最后，商品包装设计人员除了要考虑到美化商品外观之外，还要重视商品包装价值，从促销角度分析设计工作，保证可以获取一定的经济回报，提高其经济效益。只要商品包装设计人员遵循这几点设计原则，就可以有效开展设计工作，并且发挥商品包装在商品销售中的优势，使其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商品销售过程中，包装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视觉吸引力与销售力，在对其进行美化之后，不仅可以提高商品的知名度，还能有效提高商品的经济效益，达到良好的销售效果。商品包装是商品的“推销员”，在对其进行构造与设计过程中，可以有效向群众传达商品的信息。在商品包装设计人员执行工作期间，必须要保证商品包装的经济性，促进其受众效果得到提升1。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不断提升，对商品包装设计也越来越重视，然而，很多商品包装设计人员开始应用西方的设计元素开展设计工作，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减少，导致商品包装设计出现西方化现象。这就需要商品包装设计人员可以在设计中应用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应用效率与应用质量的情况下，为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保证可以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2。

二、商品包装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措施

一、湘西地区旅游商品设计的现状分析

随着旅游开发的逐步深入，经营者已经开始意识到旅游商品开发设计的重要性，并陆续加大了在这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但在湘西地区旅游商品的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旅游商品的价值认识依然局限、不足，缺乏文化元素的融入。旅游商品的设计生产大多来样加工和粗劣加工，而且市场上更多的是外来产品的待售，缺乏本土特色、文化内涵；政府部门、当地居民和旅游企业决策者们对旅游文化资源的价值认识不全面、不统一；产品开发中忽视地域文化的内涵发掘及赋予，产品设计拓展手法更多的流于表面形式等。这都直接导致旅游商品的开发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生命力不强。其次，在旅游商品的开发过程中，不注重消费者的感受，消费者参与程度和心理认同度不高。当代旅游者的消费心理已日趋成熟，那些传统的纯粹旁观式旅游商品形式正在失去魅力，旅游者不满足于被动的观光游览、购物，他们渴望在旅游观光、购物过程中获得更大程度文化感悟、民俗认知及参与。再次，旅游商品的营销力度不够，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缺乏品牌意识。认为旅游商品仅仅是一件有价格产品，而非一种有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实物体现和旅游特色、品牌的推广媒介。在旅游商品定位、塑造、提升、推广和保护等各个方面，既没有较强的工作力度，又没有统一的战略，影响了本地区旅游商品的市场形象。最后，宣传力度较弱，手段单一。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通常在宣传的过程中追求短期销售效果，却忽视了整体形象的塑造，其各自为战、恶性竞争，缺乏统一的协调和规划。这种情形下，再好的旅游商品也难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何谈市场上畅销和高附加值。

二、湘西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商品设计中的应用实践

湘西传统文化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商品经济的介入必然导致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引导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扩大文化交流的程度；二是进行民族文化创新。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源泉和灵魂，传统民族文化是传承的主要对象，如何处理好传承和吸纳的关系，创建出崭新的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新的文化体系，这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1.创意思维——将文化资源变成适合于产品创意设计的元素集群，以点带面、以“物”显“文”地域文化是一种个性，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染力和号召力，特别是当这种文化具备某种符号特征。对地域文化进行规模化利用，为设计注入文化天赋与基因，让设计不可复制，让文化演化为实质的竞争力，是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建立稳固基础并且走强的法宝。在湘西特色旅游商品设计中，如何去把握这种“文化基因”的引入和应用呢？本人认为，首先，必须完成“文化资源”到“设计元素”的蜕变，要依照产品开发主线确定元素的提取对象，“对象”必须是清晰的、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其次，圈定可用的设计元素“点”或“群”，通过设计思考对这些“点”“群”进行内涵上的深度挖掘，将它升华为文化元素的典型代表，以确保目标消费群体足够的心理认同；最后，找准适合元素表现的产品表现形式，以及与设计生产配套的特色材料、工艺、技法等，让产品设计具体化。

2.创意手法——将文化“先天基因”的独特融入产品设计，使其具备不可替代性和核心竞争力侗、苗作为湘西最主要的少数名族代表，其文化、历史悠久，民族文化特色显著。对其特色旅游商品的设计开发，重点就是要理清侗、苗民族典型特色文化元素的构成体系，提炼和分析出最能反映侗苗、民族文化特征的显性元素，通过现代设计原理进行设计元素的转换，然后再用到产品设计实践中去。案例一：《侗•情——茶具设计》（如图1）。在湘西侗族地区流传着这样几句俗语：“侗族有三宝——侗歌、鼓楼和花桥”；“有寨必有门，有河必有桥”；“芦笙歌舞侗家年，风雨桥上合拢宴”；“吃百家饭，联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前两句反映出“花桥”作为侗民族典型建筑样式，具备凸显民族文化特色的显性特征；后两句则反映出来“花桥”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及精神实质，即“人性”“和谐”与“分享”！这正与中国传统的“茶道文化”精髓不谋而合。因此设计的基本路径为：侗族文化元素——建筑——花桥（风雨桥）——功能作用——合拢宴的内涵及意义——“和谐”“人性”“分享”——通过陶瓷茶具的设计予以表现。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长白山区域旅游纪念品市场的现状，然后分析了长白山区域特色文化旅游纪念品市场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依据市场营销4P理论从旅游商品、旅游商品定价、旅游商品促销和旅游商品营销渠道4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长白山区域;特色文化;旅游商品营销

长白山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近年来旅游业获得了蓬勃发展，但是长白山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市场与旅游业的发展极不协调。作为长白山特色资源重要载体的特色文化旅游商品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长白山区域旅游业的发展。

一、长白山区域文化旅游商品市场现状

通过市场调查发现长白山区域旅游商品除了土特产品外主要是玉石、玻璃、玛瑙材质的首饰，桃木、杏木雕琢的辟邪小挂件，俄罗斯套娃和韩国的工艺品，根雕、木刻、树皮树叶粘贴画和浮石盆景，旅游纪念章、长白山纪念邮票、名信片、印有长白山图案的背心、手帕、关于长白山的书籍、音像制品等。这些旅游商品中基本没有体现长白山特色民俗文化的旅游纪念品，因此有必要研究长白山区域特色文化旅游商品。

二、长白山区域文化旅游商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旅游商品的重要性得到了业内外人们的高度关注，旅游商品作为旅游的伴生物也长盛不衰。但，商品并非只要摆上景点的销售台就一定能成为畅销的旅游商品。因为一种商品能否成为旅游商品，其中有许多的奥妙。作为经营者，无疑是把经济效益放在了第一位；作为消费者的旅游者，在作出购买决策的时候无疑要经过了审慎的挑选。挑选的标准无非是：特色、内涵、价值、便携性等。则，旅游商品本身必须符合旅游消费者心理才可以称得上是真真正正的旅游商品。这里，我们只来探讨旅游商品的历史文化资源内涵。

1、旅游商品与历史文化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文明古国，许多工艺品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包含了先民丰富的智慧和精神，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厚。现今的旅游商品涉及范围很广，衣食住用无所不包，几乎涉及所有商品门类并拥有很广的外延，充满了历史文化内涵。如我国四大名砚——黄河澄泥砚、广东端砚、安徽的歙砚和甘肃的洮砚，不论器形、图案还是制作工艺都有美丽的传说，尤其是端砚更与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官、铁面无私的包公拉上了关系，使其身价倍增，尽管当今人们更多使用电脑和键盘来书写，四大名砚依然是不可多得的珍品，旅游商品的典型代表。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旅游商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再如江苏宜兴紫砂壶，和中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素有不解之缘，紫砂壶的工艺成就和作为茶具的优越性使其成为旅游商品中的上上之品，驰名中外。还有，素称中国传统工艺品三绝的北京景泰蓝、福建脱胎漆器、江西景德镇瓷器又何尝不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呢？单就景德镇瓷器而言，从宋至今，声名远播，历时经久、工艺精湛，蕴含了无数能工巧匠的智慧和血汗，是中华民族献给全人类的一份厚礼。反过来说，假如某种商品缺乏历史文化内涵，纯粹现代科技的产品，流水线上走下来的物什，对于旅游者来说能有多大的吸引力是不成为问题的。可以说，具有生命力的旅游商品必然不能缺少历史文化内涵。

2、富于历史文化内涵是河南旅游商品的特色

众所周知，河南是中国文化的腹心，河南文化当仁不让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正根，中国许多的文化事象都与河南有着莫大的关系。河南旅游商品的最大特色无疑就是历史文化内涵的厚重。河南传统的旅游商品，如开封汴绣和木版年画、南阳玉器、钧瓷等都起源久远、工艺精湛，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开封汴绣源于北宋宫廷，木板年画起于号称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年画本身又契合了中国的年岁节庆和趋吉避凶的普遍文化心理。南阳独山以产玉闻名，南阳玉器与中国古代玉文化和中国“君子比德于玉”的尚玉传统息息相关，自古有“黄金有价玉无价”之说。钧瓷来自北宋的五大官窑制瓷工艺，“入窑一色，出窑千彩”的窑变控制技术体现了我国先民的超人智慧和不懈的进取精神。河南旅游商品除传统的陶瓷、刺绣、玉器、剪纸、年画、澄泥砚、奇石以及山货土特产以外，麦秸画、红色旅游商品、高档工艺品、青铜仿真器、泥塑等近两年的新的工艺形式的产品也成为中的“创新大军”。但这些新兴的旅游商品都未能完全离开河南历史文化，起码如濮阳麦秸秆画、固始编织、安阳洛阳的青铜器仿制等工艺制作就有传统工艺挥之不去的身影。洛阳的旅游商品“洛阳铲”虽说是古代盗墓贼的发明，却也是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毕竟洛阳北邙是古代富贵之家择穴下葬的“风水宝地”。纯手工制作的旅游商品如淮阳泥泥狗，五彩斑斓、造型夸张而形象出奇，制作古朴，价格不高但蕴含丰富，已有数千年历史，据说起源于太昊伏羲与女娲造人的传说，更是远古生殖崇拜的遗存，甚至今日太昊陵周边还有以泥泥狗求子的习俗。即便是土特产品如四大怀药、新郑红枣等，也和我国历史文化中人们重视机体营养、注重养生保健的民族偏好有关，而且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勤劳质朴和农耕的文化传统。河南旅游商品许多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文人才子、学者名流的记载或传说，更增添了其人文底蕴。

3、挖掘河南旅游商品历史文化内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