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韦岚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对文化认同有过系统的探讨，他指出，“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10］(P4)。但他主要是从文化认同最广泛的层面———文明认同来讨论。在关于文化认同的论述中，的确存在着不同层次上的界定。侧重于广义文化概念的观点，强调“文化认同是由共同的语言、民族血统、宗教信仰、价值观、伦理道德体系、历史地理、经济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是民族国家确立其存在正当性的重要依据……”［11］;侧重于狭义文化概念的观点，则突出其中的价值观念引导作用，认为“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选择的，即选择特定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12］。文化认同的两种层次是无法完全区分的，彰显文明认同的文化认同为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是彰显文明认同的文化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一)文化认同的力量来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文化的发展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文化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扮演了“载体”的角色，承载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内容。与此同时，通过渗透在实践活动中的文化发挥影响，使人们将思想道德观念等内化于自身的心理和人格结构中。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文化，都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创造物。涵盖社会实践所有方面的广义文化包括一切社会事物，社会发展的各行业进行的文化事业建设，各群体塑造的群体文化是文化全面影响的具体表现。主要表现为精神产品的狭义文化则更为明确地承担着文化自身特殊的“载体”性质，科学知识的认知程度是人们认识世界、采用技术，尤其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要理性依据;艺术作品以音乐、绘画、戏剧等形式培养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对价值观念的感性认识;价值观及其具体化的各类规范发挥着引导人们树立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的作用，指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力图营造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体系。意识形态的“观念”特性以及反映在道德、艺术等方面的思想观点与狭义文化的特性有无法分割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文化的价值观导向是意识形态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的重要依据。(二)文化认同的力量离不开文化运行的机制。文化传播的目的是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因为“文化的就是人的或社会的，所谓‘文化即人化’”［13］。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文化的各种途径与形式传播思想和知识，使人们掌握前人创造的成果，实现文化的传承与积累，完善个体人格、维系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实质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是社会以一定的价值标准培养和塑造社会成员的过程，人们通过学习、模仿、传承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知识，形成相应的行为模式，即接受文化传播中的价值观并予以践行。文化的传播伴随着文化选择的过程，人们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并非是对原有文化的完全照搬，而是包含了对文化的吸收与排斥，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既有对本民族文化某些内容的舍弃，也有对外来文化的某些汲取;文化选择的过程应以批判的方式完成，在主动、自觉地进行文化选择的前提下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价值吸收与批判改造，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合理借鉴与批判改造，引导人们在文化的交往与冲突中正确进行文化选择。文化传播与文化选择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再创造过程，文化传播的过程并非是简单、重复的传播，文化选择的过程是通过对文化进行整理与组合，再以更适合的内容与方式进行文化新一轮的传播，这即是文化的再创造。文化运行机制的各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服务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使文化更好地成为系统集合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体系的“载体”，从而有益于社会整合，维护社会团结。

马克思曾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过论述，他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4］(P539)统治阶级在观念上表达自身利益就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必须要“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7］(P100)。虽然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曾有过“虚假意识”和“颠倒意识”的阐述，但并未讳言意识形态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天然联系，以及文化认同的力量源泉与机制保障，为构建文化认同视阈，寻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推动力提供了可能路径。1．遵循文化自身规律，提升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首先文化有其自身所遵循的客观规律，依照规律开展文化建设，才能发挥其作用，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作为社会文明程度使用的广义文化还是具体表现为科学、艺术等形式的狭义文化，都首先是一种精神生产，是存在于人脑中的产物，由人作为主体进行文化的创造，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和传统。实践活动是人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意识的指导即是文化的指向性，一定的文化模式和传统为人们认识自然界与现实社会提供基本观点，设定从事实践活动的目的与任务，并根据普遍认可的风俗习惯与道德规范等价值标准进行实践结果的判断或评价。其次，文化受制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文化是由处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历史背景下的人们创造的，而人们在创造的过程又是在由前人创造的文化环境中进行，因而无法回避“文化背景”的烙印。文化的创造过程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利益以及规范等内容的转化过程，不同的民族或是国家试图“烙印”的文化很可能相距甚远。再次，文化反映时代精神。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社会关系、价值规范、成员形象等方面认可的文化内容，尽管有文化传承中较为稳定的一些共同之处，但各个时代强调的核心部分是与具体的时代要求相呼应的。坚持文化的时代精神，反映现时代要求，才能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最后，文化产品是双重属性的复合物。通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等载体生成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活动，例如书籍、音乐欣赏、电影观赏等，是体现价值观念、渗透意识形态与影响的途径，但同时这些文化产品或文化活动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成为某种商品，具有商品的属性。文化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就不得不考虑市场需求，考虑消费群体的文化层次以及价值选择取向等因素，追求价值的最大化实现。这一方面要求文化产品必须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一味地以市场为导向，追逐利益，进行有害人们身心健康的文化生产，干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作为存在于人脑中的产物决定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不是可触摸的实物，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的，将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要求渗透到文化影响中必须重视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占领文化生成过程的核心区域，自觉体现在人们的基本观点与评价标准中。文化离不开特定的文化发展背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将在文化发展中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观念完全地割裂与抛弃，而应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将其适当融入意识形态的内容，既保持人们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承袭，又在其中增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传统观念的新阐释。文化与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全球化时代对社会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挑战，西方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也逐渐被认可与肯定，知识经济的时代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资源，文化的内容开始呈现多元化，意识形态建设也要适应时代环境，既要巩固核心价值观念，也要合理地接纳与更新。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急速涌入我国，尤以电影、电视、音乐等文化产品的进入为主要方式，以此传播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应警惕由此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大力发展符合人们认识需求，反映人们现实生活的文化，以贴近民生的特点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2．发挥文化认同力量，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长期以来，认同及其相关的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关注中心，在这两个学科相互交叉中形成的社会心理学更是将认同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之一。”［15］Theodorson的现代社会学字典认为，“认同是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是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16］。认同研究的学者巴特勒则认为认同是由社会结构所建构并受其影响的，因而社会的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都对个体的认同产生影响。还有学者从个体、社会两方面来探讨认同，认为“认同，就个体指向而言，指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信任什么样的人，以及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共同体指向来说，指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17］。文化认同的探讨离不开对认同的基本认识，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12］。文化自身的特性是文化认同的力量来源，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文化，并在文化的共同辐射下重新投入实践活动，通过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文化圈”以及借助文化“载体”获得理性知识、感性认识和思想观念。文化运行的机制保障文化认同力量的发挥，个体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由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实现个体社会化，沿袭经过长期积累的社会文化，形成基本认同;文化选择的过程尽管有舍弃也有汲取，但是批判改造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本民族的文化形成更为客观与准确的认识，增强了认同感;文化的再创造以不断循环的方式丰富文化内容，更新文化发展，从而巩固了对文化的共同象征、共同意义的认同。个体按照文化发展中的价值标准与期望对自己应成为什么样的人进行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身对社会的归属感，获得个体行为的持久动力。文化认同的力量与认同对个体成长的意义密切相关，认同蕴含的价值标准、社会期望的同化与内化指向，对于个体具有内在的指导性，引导个体以符合认同要求的观念与行为方式自觉融入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中。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即是包含认同因素的过程，被一定的文化传统所肯定或认可的事物或行为，人们普遍对此加以赞许，从而进行实践;反之则持疑虑甚至否定的态度，与这类事物或行为作出界限的分割。文化的认同功能无疑有助于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使人们在文化的广泛影响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达成基本一致的价值观。无论是侧重彰显文明认同的文化认同，还是以价值认同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都特别强调对价值观、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共同确认。意识形态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占据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促进人们把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内化为自身的品格与素质。文化认同在塑造社会共同价值观上的力量应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重视，并合理运用，在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同时积极发展各项文化事业，以吸引人、教育人、鼓励人的文化建设有效地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要求与内容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使人们自觉、主动地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3．营造先进文化环境，保持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文化发展的环境在全球化时代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传播渗透到各个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中，另一方面我国正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原有的文化传统遭遇调整，甚至受到质疑，而新的文化体系又尚未完全形成。文化发展的环境面临的挑战是文化发展困境的体现，然而困境也是一种机遇，呼吁先进文化环境的营造，在文化发展的时代巨变中占领主导地位。党的一系列报告与决定已经注意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此进行深刻阐释。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搞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和谐文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先进文化环境，首先需要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以此为准则开展文化事业，提供文化产品以及文化服务，坚决抵御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侵入;其次是完善法律法规，规范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类市场行为，既要保证符合规范的文化发展得以顺利开展，又要惩治恶俗文化、腐朽文化，净化文化发展环境;最后是扩大先进文化的覆盖面，提高先进文化影响力，先进文化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参与才有可能上升为民族凝聚力、国家软实力，先进文化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中才能广泛、有效地对人们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先进文化的建设发展缓慢，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就难以达到相应目的，与先进文化的内涵相距甚远。先进文化环境的营造为掌握文化发展的领导权，从而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奠定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确保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标，发挥文化建设中的积极因素，增强先进文化的凝聚力;围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丰富文化的时代内容，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特征;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倡导先进文化，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使其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将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增强人们对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建设的信心，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的局面，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保持意识形态的旺盛生命力。四、结语文化的观念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观念特质使得从文化的双重含义来说，文化与意识形态都是密不可分的，当文化被专指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时，两者的关联就更为明确和清晰。文化具有的认同力量来源于文化自身的特性和文化运行的机制，通过文化认同推进的价值观引导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要求。因此，基于文化认同视阈的构建，通过遵循文化自身规律、发挥文化认同力量和营造先进文化环境等举措推进文化发展，就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题中之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决定正是在深入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局面下形成的深刻认识，从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一、当前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偏误

多年来，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存在偏失的，尤其是在“何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及怎样实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等问题上，人们的思维是偏误不清晰的，虽然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热切给予其关注，但毕竟普罗大众或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主体，他们关于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价值合理与否事关民族文化发展的兴衰走向。

1.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便利性”。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民族文化的“表”和“里”，所谓的“表”是指民族文化内容是多元丰富的，“有视觉形象的，有听觉形象的，也有听视觉结合的;有在空间中展开，有在时间中展开的”，诸如风景名胜、民族建筑、宗教场所、宗教信仰、民族节日、风俗习惯以及民族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歌谣、服饰、手工艺等;所谓的“里”是指由上述民族文化事项构成的“文化场”所孕育的“思维心理或价值精神”。当然，“表”“里”是“如一或统一”的，双方之间存在着互促共融的关系，如果民族“文化场”受到结构性破坏，则会使得民族文化精神无载体可依存，从而使其逐渐成为一种“记忆回想”。当然，民族文化精神或思维心理“变样了”也会带来人们对民族文化生态的迅速“瓦解”，就如同当下人们担忧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消逝。所以，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应该有着系统性思维，而不应像当前虽有着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形”，却无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实”，因为好多民族文化教育活动内容是“便利化”的，也即人们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是“过滤化”的，更多是从“观赏性、效率性、功利性”的角度来选择、组织和设计，可谓“一举多得”，既能够快速地搭建起民族文化保护“项目”，又能借助其来获取“政绩”，还能赢得经济“效益”。总之，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有着“便利化”倾向，人们“多快好省”地“选择”一些民族文化内容来完成“任务”或“钻营利益”。

2.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有限性”。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既然是民族社会成员，那么民族社会成员自然也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对象，唯有民族社会成员具有“自觉”的文化认同意识和实践，民族文化发展才有最坚实的“人力”基础。然而，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薄弱无力的，似乎只要提及“教育”则都被“学校教育”所“取代”，这在民族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中尤为“深重”。换言之，当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在形式上主要是学校教育为主，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生身上，往往进行的是诸如“舞蹈、手工、音乐”等内容，这使其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常常是断裂的，会受“行政、成绩”等因素影响而“中断”。因此，当前依靠学校教育来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是“偏狭”或“有限”的，毕竟学校教育的重心在于培养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加之其教学计划、教学形式等的相对“固型化”，很难让中小学生真正深入去“感知”民族文化。此外，民族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须要其形成合理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观念，这离不开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影响，使之形成在追赶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又能坚守自我民族文化精神个性。概言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走“学校化”道路是“有限”的，须要在形式上与“非学校化教育”形成互补协调，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受教育“启蒙觉悟”的转变，将教育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变为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组成部分，如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才是“强大”的，因为它成为一种习惯在影响着民族社会成员及其民族文化发展。

3.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简缩性”。民族文化认同是“活”的而非静态的“实体”，它通过民主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来“显现”，也即民族文化认同本质上是“实践化”的，其重点不在于要划清“楚河汉界”，一定要判别“认同什么”和“不认同什么”的“是非”界定，而是要看人们“做了什么”，这才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真实性”所在。然而，现实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却没有呈现出民族文化认同的“动态性”特征，其思维存在着“对象化”倾向，也就是人们将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当成一个“对象”来看待，从未真正使其走进人们的生命生活中，他们是“站在”教育之外来“办教育”，这表现在两大层面:其一，就行政部门和学术界来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书斋化”的，讨论虽然热烈却未形成对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推动，其价值可能真的只在“学术圈内”或“政绩”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民族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培育没有形成太大的推动作用;其二，就民间基层而言，许多社会成员对待教育的思维态度是“手段化或功利性”的，教育被他们当成要“算计”的事宜，如果没有得到教育的“甜头回报”则对教育“无动于衷”。因此，实践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收效甚微，许多社会成员往往只接受和感兴趣于“有利可图”或“娱乐感官”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而对须要其“用心”去“省思”的民族文化教育事项却加以“躲避”。总之，当前人们在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过程中存在着“简缩性”思维，将本是“活”的复杂动态之民族文化认同“简缩”为“死”的单一静态之民族文化“事物”，也即上述提及的人们以一种“作壁上观”的思维心态来对待民族文化认同教育。

二、“三位一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定位

一、引言

萨义德《东方主义》的面世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诞生。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发展、人道、高级的欧洲来说，反常、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想象和构建东方的模式，体现的是东西方书写与被书写的权利关系[1]。在后殖民语境下，无论是殖民地还是被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了学界争论和研究的热点。在《新关键词：文化研究词汇修订版》（2005）中，身份的定义是这样的：“身份关乎个人或社会团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境地中想象的共同性；关乎个人或团体能够持续地作为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存在”。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身份是一种关系，而身份的建构往往参照于他者。在后殖民语境下，殖民地人民对于身份的认同有着很多困惑，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对于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而感到迷惘、痛苦。事实上，后殖民主体在身份诉求中通常会经历逃离、模仿、混合以及流散的过程[2]。而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地都是混合或者杂交的并不断变化的动态身份。

二、《印度支那》中各主角的文化身份认同

电影《印度支那》是一部经典的后殖民题材影片，讲述了在法国占领越南的最后年代里，法国贵妇艾利安，一个拥有十万五千亩橡胶园的女人，爱上了年轻的法国海军军官让。在与让短暂的爱情结束后，艾利安的养女，越南的公主卡美，在与让偶遇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个年轻英俊的法国军官，卡美在新婚之夜逃婚出走追寻她的至爱让。当卡美投身于独立运动时，让也追随她而去。最后军官被杀，公主成了革命者，他们的孩子被贵妇带到法国抚养成人。电影《印度支那》中的三个主角艾利安，卡美和让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下法国与越南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三个主角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当然，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文化身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必然是双重的、混杂的文化身份。然而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较量中，必然会有特定的文化身份胜出，从而决定了其身份持有者的人生命运。

（一）法国贵妇艾利安

艾利安是一个法国贵妇，她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橡胶园，作为一个庄园主，她剥削着庄园里众多越南工人的劳动果实，过着奢华的生活并周旋在众多的追求者之中。很显然，她具有法国的文化身份。然而，作为一个法国人，她却是在越南出生的，且从未踏上过法国的土地，并且她还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越南公主，这又毫无疑问的说明她还具有另外一个文化身份，即被殖民地越南的文化身份。在艾利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两种文化身份的较量是势均力敌的。她与不同人物的关系中体现着不同的文化身份。当她面对养女卡美的时候，她所体现的是宗主国法国的文化身份，这也意喻着法国与越南这种宗主国与被殖民地的关系。在法国人看来，法国对越南正如一个母亲对她的养女，虽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却也包含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所有无私的情感。然而，虽然艾利安对于养女卡美的爱甚至高于她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但艾利安却也试图控制并改变着卡美，这也恰恰暗示了当时法国对于越南的统治关系。在艾利安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关系中，艾利安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却是作为被殖民地的越南文化身份。艾利安对于让的爱慕可以理解为殖民地人民对于宗主国文化的仰慕。而艾利安与让最终短暂的爱情也暗示着宗主国文化与殖民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矛盾。艾利安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她的人生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她既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越南人，而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层中，成为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人物。艾利安对于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三个主角中最为明显的，她对于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她悲剧的人生。

1．前言

英语作为使用最广的世界通用语，由于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当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资深教授卡曲儒（B．B．Kachru）。“接触文学”（ContactLiterature）这一概念最早便由卡曲儒提出，它指非本族语作家创作的英语文学。显而易见，它从“语言接触”（LanguageContact）引申而来。众所周知，当不同语言交际者密切接触时，各种语言的语音、句法、语义等都会随着频繁的接触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非常具有社会语言学的意义，引起了语言间的相互融合，激发了语言的创作力，但更多的是形成了语言的杂合。同理，当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作家用某种相同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时，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有可能带有多元语言和文化的烙印，带有使用者本土化的特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卡曲儒在研究印度小说家、哲学家RajaRao创作的英语小说Kanthapura时发现，当一个印度作家用英语讲述发生在印度、有关印度人的故事时，RajaRao使用了语义转借（calque）、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等手段把印度南方村落的语言传统融入到英语语言中（Kachru1987：125－140）。因而，当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便会有一种陌生的体验。它既不完全是英语的，也不完全是印度语的。它是印度语言和文化与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杂合。于是卡曲儒指出：“在本族语的语境里使用非本族语语言，可以更好地展现新的主题、人物和环境。这就好比将语言的语义和符号潜势重新定义，让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部分。这种尝试赋予了英语新的非洲或亚洲的认同感，使得接触文学的话语获得了额外的意义维度。而这一维度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依然是模糊的、神秘的”（Kachru1982／1992：316）。事实上，接触文学话语是研究英语变体特征的最好素材。首先，因为文学本身可以让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拥有最为广阔的创造空间。其次，接触文学话语必然涉及不止一种语言和文化。多元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会引起人们对诸如身份、语言、文化等认同问题的思考。我是谁？我应该说哪种语言？正是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本文作者开始对中国作家的英文作品发生兴趣。这些中国作家都有很好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背景，接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长期教育和熏陶，但他们都能用英文写作，有些甚至移居国外。根据Zhang（2002）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有20多位双语作家的44部作品畅销英美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比较流行的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MomentsinPeking1941）、叶君健的《山村》（TheMountainVillage1936）、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DestinationChungking1942）和《生死恋》（AMany－SplendouredThing1952）等。20世纪90年代后，比较知名的有张戎（JungChang）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Swan1991）、哈金（HaJin）的《在池塘里》（InthePond1998）、《等待》（Waiting1999）和《新娘》（TheBridegroom2000）等。本文主要选取张戎和哈金的小说作为语料，分析接触文学话语中的多元文化认同。分析基于两个假设：首先，由于这些作者本身带有对中国本土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热爱感，并以此为写作源泉，因而其创作产生的英语语言文学就具有明显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的认同感。其次，由于两种认同感（在语境中汉语化和英语化）的激烈碰撞，作者在挣扎、斗争中把握平衡。

2．主要语料

2．1张戎的《鸿》

《鸿》于1991年在伦敦首次发表，赢得了当年的NCR奖及1993年的英国年度图书奖。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以中国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三代中国女人（外祖母、母亲和我）的故事。这三代人见证了清王朝覆灭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小说揭示了三代中国女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命运遭遇。外祖母出生于1909年，经历了中国军阀混战的时期。她曾是军阀时期一名将军的小妾。将军死后，嫁给了一位医生。外祖母就是当时中国女人的典型代表。母亲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嫁给了一位当地的共产党干部，经历了战争和后来共产党政治运动的种种事件。小说中的“我”出生于1952年，经历和见证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曾当过红卫兵、赤脚医生、工人和大学生。后来，飞往英国，成为了“鸿”。三代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但对于爱的渴求、美的追求和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读小说《鸿》时，我们不仅为她们的故事所感动，同时，我们的心灵也会被这些历史所触动。

2．2哈金的《在池塘里》和《等待》

摘要：目的了解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情况，依据调查结果提出促进策略。方法运用自行编制的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问卷通过方便抽样对2018年9月—2018年11月云南某中医院校305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统计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评分，不同年级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评分，不同专业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评分。结果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330份，回收有效问卷30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42%。情感认同评分较高，认知认同和行为认同有待加强。不同年级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学校应提高教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从而促进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提高。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师素养；校园文化；课堂教学；调查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最深邃的智慧，包含中华民族最丰厚的精神食粮。文化认同就是对人与人之间或个人群体之间共同文化的确认[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是华夏儿女对自身文化根脉的认可和确定。青年兴则国家兴，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前我国大学生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思想意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坚定大学生的“四个自信”，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对文化的认同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前提。针对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针对调查结果提出提高文化认同的策略和建议具有积极的意义。笔者团队对云南省某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情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了促进策略和建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9月—2018年11月云南省某中医院校大学生共305名参与研究，其中男167名，女138名；年龄17～24岁，平均年龄（19.5±2.04）岁。

摘要:文化自信来源于对自身文化历史的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来源于对同宗文化的认可和遵循。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建立文化自信才能够在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形成更为广泛的认同，而只有形成共同体认同才能够在文化体系建设中更为自信。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积极作用和贡献毋容置疑，但在实践操作层面还需进一步寻找可行路径，江西省也在努力探索通过文化建设事业来推进本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方法，以期为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伟大事业提供“江西智慧”。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建设

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根基源于五千年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共同体则源于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理解与自信。事实上，区别民族特性的关键点更多时候并非血缘、语言、信仰等因素，而是对文化的认同。这一观点在我国历史发展尤其是近现代历史观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在其认同了中华文化之后才真正意义上地成为了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就是这一历史观与文化观的有效认证。从当代文化发展建设的角度来看，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体量，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对比现阶段的世界各国，国际话语权并不完全由人均GDP或其他人均指标所决定，更需要从工业体系完整度和经济总量等总体数据层面上来确立。而保持总体体量的先进性不仅仅从经济维度着手，文化维度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所以，必须要有效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形成行之有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从而长远地推进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进而提高国际地位，掌握话语权。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必要性表现在如下四个层面：一是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认同客体出现差异，个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逻辑上的冲突。这种逻辑上的冲突也会衍生现实的冲突，进而严重危胁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数千年来不断吸收愿意进入中华大家庭的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特性。因此，需要通过建构一种上位概念的共同体意识或认同，来兼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个共同体认同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二是整合国内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机制。整合各民族利益是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冲突问题的重要思路。民族利益的整合关键在于如何认知本民族的利益。只有在共同体认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达成共识。三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面临的风险，不仅要依靠物质利益手段，也需要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所谓“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心灵寄托、灵魂安顿之所和精神归宿，是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创造力的精神之源。四是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精神支撑。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任何人进入城市寻求美好生活，必须成为工业城市的一颗“螺丝钉”。在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城市生活存在一定差异。任何公民只有从政治上认同这个国家，接受国家的法制秩序，才会愿意以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采取反社会的行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进入城市，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意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距离。现阶段，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在科学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民族共同体认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可否认依旧存在一定的底层民族矛盾，这一矛盾在部分地区表现较为突出。如近年来的“台独”、“疆独”、“藏独”等活动频发便是表征之一。这其中虽然存在一定的境外势力的干预与鼓动，但是也同样需要我们从民族共同体认同层面上来找寻解决之道。建立更广泛文化认同与更坚定的文化自信是解决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紧迫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和路径。

二、文化自信对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文化认同；接近性；刻板印象；文化偏见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以来，"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之势进入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议程，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传统媒体中影响最大的电视，也席卷进了全球化的风暴之中。文章主要是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来分析电视全球化过程中也有稳定性的一面。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纪末期明显加快。电视传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样面临着全球化问题。电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风向标，对整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日益成为一种影响政治的社会公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4年美国新闻总署开办世界电视网，首次把电视节目推向全球以来,美国的三大广播网、英国BBC、德国官方的卫星电视台，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发展卫星电视的全球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发射和租用卫星，进行节目跨国乃至跨州覆盖。

而以我国为例，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顺利加入，电视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国的电视节目或受到外国电视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的下，国内的许多研究者们纷纷高呼"狼来了"，呼吁建构电视文化主权。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对外国的电视节目持完全排斥的观点，认为在这些节目面前，受众没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单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出发，来批判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of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

摘要：中国传统界画是一门独特的写实性创造艺术，界画构思创作过程与建筑工程图之间关系非常紧密，其绘制时使用的工具、绘制技法与古代建筑图样亦非常相似。自东晋以来界画秉承古建筑工程图样要求的严谨性，在创作注重写实的同时还要精通古建筑原理、分解结构、剖析几何原理与构思布置，绘画艺术与工艺技术兼备的同时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本文旨在通过探究传统界画，发掘界画背后的建筑美学思想与文化认同。

关键词：界画；建筑美学；文化认同

界画是建筑艺术与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在宋代达到了高峰。邓国祥《界画与中国古代建筑环境生态观》、潘怡《界画中的建筑意味与人文精神》、苏丹《界画于界线内超越限定》、董朝阳《从界画作品中解读古建筑的艺术特色》、方振宁《绘画和建筑在何处相逢？》、陈嘉全《建筑视野中的趣味绘画艺术形态》等一批专家学者的论著通过历时已久的深入研究，对界画及其相关领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爬梳了中国传统界画发展及其理念建树的起起伏伏。本文拟在众多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国传统界画中的建筑美学思想和文化认同进行进一步阐释。

一、传统界画的缘起与发展

（一）界画的缘起

要论述中国传统界画的建筑美学思想和文化认同，就首先要明晰界画的缘起与发展。界画最初应用于建筑图稿，后经众多画家的艺术实践发展成为画科，界画是一种绘画的技法，又被称为“楼观”或“屋木”，最早起源于东晋时期。顾恺之《论画》一书中有关于界画的记载描述：“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

企业最高层次的竞争已经不再是人、财、物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最先进的管理思想是用文化进行管理，因此，企业经营者越来越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和价值观的塑造，企业文化正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

大道无形，企业文化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少人都感觉“虚”，不知道文化建设从哪入手，重点在哪，所以也导致了很多企业把企业文化建设与混为一谈，口号标语满天飞，但企业的文化建设却总是不入门，在门外徘徊，根本无法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无法提升管理水平。

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咨询实践，我们认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要让文化经历从理念到行动、从抽象到具体、从口头到书面的过程，要得到员工的理解和认同，转化为员工的日常工作行为。

海尔总裁张瑞敏在谈到自己的角色时说：“第一是设计师，在企业发展中使组织结构适应企业发展；第二是牧师，不断地布道，使员工接受企业文化，把员工自身价值的体现和企业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可见，对于企业高层管理者来说，如何让员工认同公司的文化，并转化为自己的工作行为，是关系企业文化成败的关键。

让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

一、广泛征求意见

［摘要］基于新时代坚定和培育文化自信的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地位与发挥新媒体文化的正向功能共同作用下，创设引领课堂文化渗透、构建本土文化认同、拓展网络文化平台、倡导校园文化浸润的“四位一体”文化认同培养路径，借助思想政治理论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作用，帮助大学生理清文化脉络、激发价值认同、实现民族归属，构建系统、长效、协同的文化自信培育机制。

［关键词］思政课；文化自信；四位一体；文化认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文化自信，对现实两个一百年，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肩负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然则现阶段，高校教育存在文化育人与道德育人脱节的现状，如何在思政课上培育大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改变对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漠视、弱化、缺失现象，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我们势在必行而又艰巨的任务。

一、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一）文化自信

而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己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信任与自豪的心态、是积极、健康的民族心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头、以革命文化为基础、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的。近代以来，国人的文化心理便呈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短期的文化自卑和当代的文化自信重建三段式螺旋上升的变化。五千年的璀璨文明造就了国人“我行，你不行”的文化自负；近代百年落后挨打衍生了“你行，我不行”“西方中心说”“普世价值论”的文化自卑。